英雄太多，英雄的故事更多。
在诸多英雄中，最值得我去揣摩的，便是曹操了。
以前比较喜欢看三国，相当地敬佩刘关张。
这可能是受到《三国演义》和众人的影响。
而曹操，在众人眼里，从头到脚，到处充满了奸诈和血腥，似乎是经过奸诈培训后的董卓。
只不过，前一个是奸雄，后一个则是奸贼了。
一点不错，奸是他们共有的特性。
但奸雄，终究谱写了一段英雄史诗；而奸贼，最终落入自掘的坟墓，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奸，就可以给曹操随便扣帽子。
在当时，奸，十分普遍，一点不奸，怎能成就大业。
刘备、孙权之流，表面上都打折恢复汉室的幌子，个个都心怀不轨。
特别是刘备，有了一点政治本钱后，就开始以皇叔自居，四处招摇，满口仁义，笼络了不少仁人志士。
很多事情就这样，说的人多了，听的人多了，便自认为是这么回事，不再能坐下来冷静地审视自己，失去了自我判断能力。
于是乎，别人的观点成了自己的观点，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指鹿为马也就成了不足为奇的冤案了。
恐怕连刘备自己，也都会被自己的仁义蒙骗了。
自己也就当仁不让地接受了，并且受之无愧，受之坦然。
这难道就没有奸诈的因子？只不过是别人，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出他的奸诈而已。
大奸似忠，奸诈到这份上了，也就到了一定的境界了。
我说得可能玄了点，过了点头。
不过，我的这种观点，赞同的人多了，我自己也会飘飘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成为不刊之论，也会被这样，被那样。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这位刘皇叔的仁义，有点被的成分。
很多道德情操高尚，或自认为如此的人，除非隐姓埋名，甘于寂寞。
当然，这样的话，当时的人和后人也就无从知晓了。
那些被称为高士的人，为什么会被后人知晓，一定是靠自己的文章，或他人的赞誉。
要不就先大干一番，然后激流勇退，博一个功成身退的好名声。
茫茫人海中，若要有所建树，要不放下臭架子，在权贵中讨一杯羹；要不揭竿而起，另起炉灶。
当然，自立门户也需要本钱，或祖上的政治遗产，或是先依傍他人，到了羽翼丰满之时，再取而代之；或装神弄鬼，招摇蒙骗，蒙蔽一帮信徒、愚民莽夫；或搜寻帝皇之遗胄，或网罗先贤之遗脉，依靠别人的威望，做自己的勾当；或干脆找一个傀儡，用金镀一下，来个华丽转身；或直接认一个名人做祖宗，或称自己是某某大仙转世。
诸如此类，林林总总。
大凡为谋一己之私利，在乱世中浑水摸鱼，或迫于世事，不得已而为之，也实属无奈之举。
只要在总体上，做一点有益的事，就算是仁义了。
只要老百姓受益，就不必拘泥于礼法，特别是在乱世中，礼法，就是害人的陷阱，经常损人害己，耽误大事。
许多恶人，就是利用他人的礼法，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别人的放弃，就是自己的机会；别人的循规蹈矩，就是自己功成名就的垫脚石。
成功以后，就掌握了发言权，谁还敢说半个不字？有本事你来啊。
看来，在乱世中，讲究仁义和礼法，只会害了更多的人。
不害人，会让更多的人被害；不杀人，会让更多的人被杀。
历史本身就这么残酷和可笑。
不仁不义，在历史上算什么？谁拯救了历史，谁就是仁义，谁就是大仁大义。
以暴制暴，是历史的必然。
没有不流血的战争，没有共同的仁义。
在所有人渴求别人给自己仁义的时候，自己给别人什么了。
谁能给所有的人以仁义？恐怕连圣人也不行。
一不留神，仁义就会被假仁假义，就会被不仁不义。
曹操被称为英雄也好，奸雄也罢。
曹操就是他自己，别人的看法，改变不了他所开创的一个时代。
仁义不仁义，只不过是别人的注释罢了。
我想，以曹操的大度，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历史的公道，是因人而异的，没有绝对的尺寸。
说了这些，并不是我在极力宣扬什么，或崇拜什么。
我不是追星族，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每个人都会有自身的弱点，崇拜什么，都是一种偏执。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样就怎样；还人物于历史，正面目于本来，才是公平公正。
这，才是我的愿望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