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堂也不一般，不是团场那些长木板钉的凳子，而是一张张漂亮的单人靠背椅子，排成排，两边的落地大玻璃窗户，挂着金丝绒落地大窗帘，大白天亮着大荷花灯，把会堂搞得就象富贵人家的同房，富丽堂皇。
悅耳动听的轻音乐，在洞房似的会议室里萦萦回响，我坐在会堂里，听着轻音乐，就觉得自己身临仙境，就觉得自己飘飘欲仙了。
也许就是在这次师新间学习班上，因为自参加师部举办的首届新闻学习班之后，我又多次参加同类学习班，记不清楚是那一次师新闻学习班上和老耿抬杠在一起。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俩是不打不相识。
我俩抬杠是由文责自负引起的。
那是分组讨伦的是时候。
当时我说，我潘哥儿采写的新闻稿件，出不了问题。
我不须要担当文责自负的责任。
我不同意潘哥儿同志的说法。
我们通讯员采鸟的每一篇稿子都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也要对我们自己负责。
我寻声望去，只见坐在我对面一张椅子上的，一个肤色黑红，冬瓜脸型的男子，他一对鲤鱼眼睛闪闪有光，微红的准头下两片薄薄的嘴唇，剪刀似的叭哒叭哒说得起劲儿。
我采写的每一篇新闻稿子，都要经过被报道单位，本人通过，连队签字，团政治处签字盖章，寄到报社、电台，又有编辑把关。
一篇稿子从采访写作到发表见报，经过了一道道关卡。
象过筛子一样一道道筛过来的，象过滤器一样一道通过滤过来的的稿子，见报之后我还有什么文责自负可言。
如此两头保险的稿子，我还怕什么？我的一番话之后，老耿好象还说了些什么，好象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当时是怎样辩驳的，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猜想，当时老耿很可能说我太没有主见了，太没有思想了，完全是一架写字的机器！当时老耿如果真的说我写稿机器，那他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啊！对了，我俩的争论，大家都在看热闹。
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也没有人付合老耿但是，据我当时察言观色，赞成老耿的人颇多。
有人问我：老潘，你如果有文化，有个一官半职，也许你就不会拼着命写稿子了？有可能。
我不加思索的回答。
问的人是什么意思？我回答又是什么意思？如今明白了，却不想辨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