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粗砺苍茫的西部风景:《狼祸》》雪漠小说精选《狼祸》及作者简介这是一组沉重的、直现人生的作品。
这是有奇特的大漠风光、呼这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丰厚的生活底蕴;有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
小说告诉你,曾经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
简介:雪漠,原名陈开红,男,甘肃凉州人,生于1963年,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鲁院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首届高研班学员。
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被授予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
为创作出好作品,雪漠历时十多年,跑遍了整个凉州,多次前往草原和大漠,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农民、猎人和牧人,收集了大量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创作素材。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均是中国文坛其他作家很少涉猎的。
正如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的雪漠评语称: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
雪漠发表作品及获奖情况简介1991年,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飞天》1988年第8期)荣获甘肃省第三届优秀作品奖。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江湖内幕黑话考》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三等奖。1999年,小说《新疆爷》获华浦杯甘肃作家小说大奖赛二等奖。2000年,《大漠祭》获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0年度优秀图书奖。2001年9月,《大漠祭》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00年度中国最优秀的五部长篇小说之一,荣登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同年8月,《大漠祭》成为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
同年11月,《大漠祭》荣获第十四届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文艺图书一等奖。
2002年,《大漠祭》荣获1999-2001年度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2003年《大漠祭》入选中国文学年鉴,荣获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荣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敦煌文艺奖一等奖,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甘肃省委宣传部联合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大漠缘》。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上百家媒体进行评介,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2002年4月,雪漠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2003年,被授予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
同年,小说《掘坟》入选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短篇小说》。
2003年,长篇小说《猎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首印三万册,被评为2003年北京市重点项目,《文学报》、《文艺报》、《文汇读书报》等媒体进行了评价,《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生等专家给予了很高评价,同《大漠祭》一起,多次荣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的专家推荐排行榜。同年,散文《凉州与凉州人》在《收获》(2003年第2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2003年第6期)转载,荣获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好百年全国散文大奖;中篇小说《莹儿的轮回》在《中国作家》发表,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专号)转载;小说《老顺和偷鹰的‘疤鸡’们》、《鼠神》等发表在《芙蓉》、《上海文学》等刊物上,获得好评。
2004年,长篇小说《猪肚井里的狼祸》在《中国作家》2004年第2期发表,《小说选刊》进行了评价;同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雪漠小说精选:狼祸》,引起反响。此外,还多次荣获省级以上文学奖。目录谈作家的人格修炼(代序) 狼祸 莹儿的轮回 长烟落日处 黄昏 新疆爷 丈夫 掘坟 文学:流淌的灵魂(代跋)  谈作家的人格修炼(代 序)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
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
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
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锁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
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
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
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
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寻找意义,但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
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
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
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
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是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
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
这意义,便是那精神。
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
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
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
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
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
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
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
为了实践我的感悟,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进入文坛。
但我可悲地发现,时下的文学,早已丧失了我所向往的意义。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
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
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是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
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
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你的作品被人恶意糟踏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
复归到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的说法,我显然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
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
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
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上也不少。
但无异,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
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识?哪是恶友?但我吃惊地发现,当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
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
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
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地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这风气运行的潜规则。
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300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除非,你遇到了能发出巨大声音的善知识。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
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
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脱了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但同时,我发现,千千万万个人仍在拚命地涌向那个被佛子们视为恶友的所在。
我很可惜一些作家,花费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制造大量的垃圾,浪费自己生命,浪费别人的生命。
有好些人,在他的肉体消失之前,作品便已消亡。
更有甚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宣扬一种罪恶。
这世上,没有他(她)的书,比有他(她)的书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婊子(人格意义上的),仅仅是一个婊子,而有才华的婊子,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婊子气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有本小书,叫《艺术的未来》,书中写道:当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他们是鄙视公众的。
反过来,公众则以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
由此造成的真空便由江湖骗子似的冒牌艺术家做了填充。
信然。
时下的文学杂志、网络或是图书市场,除偶现寥若晨星般的艺术外,大多只写了两个字——无聊。
名作家写着有名的无聊,无名者也不敢落后,绞尽脑汁地炮制无聊。
生活的惨白,人格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思想的缺少钙质,使本该塑造灵魂的文学,堕落为颓废者的自慰。
我常常私自发问:我们这个民族,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混混群体?难道他们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只配用来炮制垃圾?每念及,便不由得扼腕长叹。
无异,这虚假的文学繁荣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哀。
我曾参加过一次文学聚会,当作家们津津乐道地编织蛋白质女孩和巧克力男孩之类的爱情时,窗外有个老太婆正在痛哭,因为她当民工的儿子才死在建筑工地上。
作家们懒得去安慰她,他们甚至嫌那哭声打断了自己的文思。
这画面,充满象征意味,几乎可以看成中国当代文坛的缩影。
在另一次会议上,作家们纷纷抱怨时代对自己的挤压,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自己已沦为边缘人,其慷慨激昂,充满了文天祥似的正气。
发牢骚时,作家们正免费住着高级宾馆,腹内盛着国家供给的山珍海味。
而同一时刻,西部还有许多人饿着肚子牛一样劳作,还有许多哭泣的失学儿童,还有无数贫病交加的农民。
最该关注的他们,却很少有人关注。
无数的作家和所谓作家们边发牢骚,边编织连自己也不信的惨白故事,以填充网络和杂志。
他们散发出迷醉的萎靡之气,并将这萎靡传递给更年轻一代,影响或污染着他们的灵魂。
大家一齐制造喧嚣,创造繁荣,营造颓废。
试问,在这样一个气场中,谁又爱听弱势者的哭声?谁又爱看农民们的愁脸?谁又会把那种叫忧患的意识,塞入自己心中? 作家们背对着大千世界,背对着应该关注的弱势群体,无视一个民族可悲的颓废和无聊,浸淫在自我营造的氛围之中,自我宣泄,自我陶醉,自我堕落,除了浪费生命,图财害命之外,并无丝毫益处。
在这样一个萎靡颓废的群体中,诞生出的,一定是颓废的个体。
这群体,像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思想,吞噬着灵魂,吞噬着人的主体性,不知不觉间,人的个性就消失了,变成一个庸碌的细胞。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应该拒绝虚假,拒绝起哄,拒绝鼓噪。
文学应该需要一种品格,需要一份真诚,更需要生命的投入。
一群老鼠,只能生下老鼠。
无论它们如何鼓噪,如何叫喊,如何自命不凡,如何制造繁荣的虚假,都改变不了其老鼠的本质。
而欲生下狮子,作家母体必须首先变成狮子,再和另一个异性狮子——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
试想,俄罗斯大地上为何能产生那么多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有肥沃的土壤,有适宜的气候,有干净的空气,有奋发向上的群体,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一言概括之:他们有伟大的文学传统。
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一个侏儒,也会在巨人的熏陶下逐渐高大起来。
而时下,我们面对的,是满天的浮躁,遍地的颓废,啸卷的懒散和无聊。
在所谓的文学中,我们很难发现一点高贵的,能守住自己灵魂净土的文字。
文学赝品泛滥成灾,所谓文学遍布市场,数以万计者以肉欲文字自愉、自慰、自恋、终而自阉。
他们已经失去了投身理想的执着,不见了灵魂塑造的谨严,看不到自我完善的道德,大气和高贵了无踪迹。
触目皆见的,是被贪欲烧红的面孔。
他们像发情的袋鼠一样,翕动着鼻翼,瞪圆了因久视而发涩的眼睛,搜寻或炮制着所谓文学。
试问,这样的土壤里,能诞生巨人吗?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人格修炼。
如果不使自己的心灵,像这个世界一样丰富和博大,而仅仅是进行文学本身的训练的话,他不会成大气候。
不少作家充当了一种卖水的角色:从生活之海中要来一瓢水,就吆喝个不停,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兜售的货色。
——这样的作家,已经是真作家了——但却忘了,作家更应该注重的,是灵魂的修炼。
当心灵的丰富和博大成为一个世界的时候,写出的东西自然会有一种大气。
托尔斯泰无论大作品和小作品,都有他独有的大气。
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一些很小的随笔,都有一种浓浓的托尔斯泰味道。
那味道,别的作家没有,也模仿不来。
那是隐在文字背后的作家人格的体现。
他必须经过灵魂的历炼,达到大真大善大美时,才可能有那种大气。
托尔斯泰经历了无数次的精神危机和自我超越。
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的痛苦是时代的痛苦。
他的人格,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被称为十九世纪的良心。
所以,他才能傲立于世界文学的顶端。
人格,决定了他的成就。
文学训练是必要的,但这种训练不难完成。
最难的,是人格修炼。
如果他是大海的话,即使绽出一小朵浪花,也会有大海的气息。
要是他是个猴子的话,无论他翻出多少个叫人眼花缭乱的跟头,并赢得了千万人叫好,但他仍然是个猴子。
所以,一个作家,要是不注重人格修炼,仅仅在文学技巧上玩弄花样,无论他玩得多么出色,他仍然掩饰不住人格的小气和卑琐。
老百姓对这样的作家很反感。
这也是文学受到冷落的真正原因。
一部作品,最终是作家人格的反映。
艺术手法,仅仅是手段而已。
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做到的不多。
像张承志、杨显惠等,就这样做了。
我没有迷过他们的作品,但我喜欢隐在文字背后作家的人格,这是一个作家最难得的东西。
托尔斯泰的那种大气,其实是利众气,即悲天悯人。
这与他的宗教修养有关。
作家虽然不一定要迷信哪一种宗教,但应该有相应的智信,应信仰并且实践他所认为的真理。
他不仅仅是学者,更应该是行者。
宗教中的好多东西对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如佛教的灵魂重塑和心灵实践。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
佛教要求人要破除我执,不要总以自我为中心,争名逐利,利己损人。
要破除小我,融入大我。
有了大我,就可能体现人类精神大真大善,艺术也会相应地大美。
我老劝文友,多想想死亡,并以此为参照,来想想自己该做些什么? 但时下,一个可怕现实是:高贵者或向往高贵者,常常会受到嘲讽。
而卑劣者则可以大言不惭地展示自己的卑劣,反倒引起别人的认同甚至赞许,认为他是真诚的。
但却忘了,真诚的卑鄙也是卑鄙。
一个人不在于他有多么高尚,而在于他是否有颗向上的心。
只要有向上的心,不管他能飞多高,都值得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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