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民心里想：唉！早知如此，还不如死在高粱庵子算了，起码没有侮辱国家的罪名。
尽管朋友之间通信，与叛国风马牛不相及，他们还是被扣上这顶大帽子。
他们很早就有爱国之志，叛国是他一生最为痛恨的行为。
唉！爱国成了叛国，这天大的冤枉，该如何申诉呢？他们被关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与同学交往，断绝一切书信联系。
没有人来提审，更没有过堂，每次上厕所，都有两名卫兵押送，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像是对待死刑犯。
他知道活命无望，不免想起父母家人，还有刚刚定婚的未婚妻，以及在流浪岁月里，那些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的朋友们，今生都难以相见了。
他们为什么被关呢？原来，1948年9月下旬，报纸传来消息，国军从济南转进（撤退），也就是说解放军已占领济南，不知佩兰及其家人是转进还是被俘？大家私下讨论国军战败的原因。
同学们暗暗传说：国军对待民众的态度不好，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正民更担心佩兰的命运，那种牵肠挂肚的相思，很不是滋味。
杨正民与维新的通信，邮路一直畅通，于是就给他去信，打听佩兰的信息。
信中把国军从济南转进，及佩兰下落不明的消息告诉他。
而且还把自己回乡途中，为了好管闲事，几乎命丧黄泉，还有国军将老百姓视作共党，任意集中关押，欺诈骚扰，及虐待民众之事，也统统写在信中，作为战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竟落在台湾政工人员手里，作为罪证被转回四川通校，以此发生被关的惊人事件。
两个纯洁无瑕的青年，同时蒙受不白之冤。
情知危险，绝望无助，正民想到死：既然要枪毙，何必两人都去送死呢？不如让一人顶着算了。
他想自己在信上说得多，猜想自己的罪也重。
木已成舟，后悔不及。
于是，他大义凛然地对鉴民说：等将来审问时，就说你寄的那封信，也是我授意写的，罪名都加在我头上算了。
少死一个人，总比两个人都死强。
常言说慷慨捐生易，从容就死难。
鉴民听了，大哭起来，正民也流泪了。
主意既定，生死由命，反而不像以前那样烦躁。
他委托鉴民，将来如有机会，一定到他家看看，告诉父母，他决不是叛国贼。
再转告维新，通知佩兰，澄清他的冤枉，叫佩兰别再等他了，让她去另找个男朋友吧！在那危急时刻，乘着看押的卫兵不注意，利用送饭之机，鉴民托同学寄了一封信，邮给他哥哥崔纪贤，介绍事情经过，申告不白之冤。
他哥毕业于黄埔十二期，通过同学关系，委婉陈述，向通校领导说明他俩的冤情。
两个月以后，方校长由台湾归来，他亲自审问这个案子。
那天早晨，两人被卫兵押到校长室。
校长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等简单情况，打开卷宗，将他俩写给维新的信拿出来，仔细地看了一遍。
然后，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小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乱发牢骚，你们脑袋搬了家，还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去吧！说罢，跟警卫人员简要交代，他们就被押了出去。
猜想着下场可悲，可能要到刑场枪毙了。
谁料走出门，却把脚镣手铐除掉了，交给中队长，让他俩回到学生中间，又可以上课了。
不久，队长对正民说：你跟崔鉴民，坐第一批飞机去台湾。
正民想，大概要押解到台湾去，说不定是到了那里，再收拾他们。
飞到武汉转机时，有位史仁隽同学，家住机场附近，热情洋溢地邀请他俩，去史家做客。
在路上，正民跟鉴民约好，伺机逃跑。
心想，即使当叫花子，沿街要饭，也比到台湾受刑强。
然而，有人跟着，苦无机会。
抵达台湾岗山后，同学们都跟他俩疏远了。
因为，知道他俩思想有问题。
戴上这顶大帽子的人，就像得了瘟疫，好多同伴不敢接近他们。
每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值星官一定到他们床前，检查一番，手电筒照了又照，有时还用手摸来摸去，等触摸着身体，确实知道他俩睡在床上时，才放心回去。
就这样，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杨正民于1949年完成学业，被分派到屏东，在通讯电子工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