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卧室，已经十一点了，佩兰还在收拾散碎东西。
看着孩子熟睡的样子，不禁想到，马上要去万里之外、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去谋生，有没有把握将孩子们扶养成人呢？心里胆怯，一片茫然。
第二天一早，预借的汽车就到门口。
在邻居的帮助下，七手八脚，把这批木箱很快装上卡车。
正民以前的服务单位，有很多人来送行。
佩兰的工作医院，救济院的各部同事，以及院民都来了。
都来为杨家送行，送到很远还不肯离去。
还有的坐上汽车，送到基隆海港，等着开船，他们被那种深情厚谊所感动，热泪盈眶。
上午十时，他们到达基隆码头。
由于时间尚早，海关检查人员还未上班，他们便利用这段时间，跟朋友话别。
一时离愁别绪，涌向心头。
从此天各一方，真不知何时才能重逢。
多年的朋友，亲密的感情，真是难分难舍。
下午一时许，海关人员陆续到来。
正民立即请求检验行李。
他们悠闲自得地看看手表，在杨家的行李周围走了一圈。
说：时间还早啦！检查起来是很快的，不必着急。
正民听后很放心。
验关的目的，是严禁违禁物品进出口岸，尤其是进口要求比较严。
他这样拖家带眷的，一堆破行李，哪有什么私货可查的呢！又等了个把钟头，验关人员仍无动静。
再去催问，又回答说，不必急。
下午5点开船，到了四点多，旅客都上船了，佩兰及孩子也爬上了船，别人的行李也都装上船，只有杨家的行李仍堆在原地。
海关人员优哉游哉，抽烟谈笑，像没事人一样。
正民开始焦急起来，又去催问。
这次验关人员的语气完全变了，装腔作势地说什么：那么多的行李，如何检查呢？你拉回去吧！下一趟带走。
从台湾到巴西旅行，坐轮船来回一趟必须半年，哪能再来呢？这不是故意玩人吗？正民说：什么？这不是开玩笑吧，我们住的房子已经退给公家了。
如果拉回去，东西存于何处呢？他们说：总该有个朋友吧！哪里不可以存放呢？正民急不可奈，骑虎难下，三番两次恳求他们，他们仍不答应，不知如何是好。
他手中无钱，要是全家空手到巴西，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该怎么办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该如何是好呢？又急又愁。
时机难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送行的人中，有一位修女，她是佩兰小学的老师。
她看到这种情况，想起她的一位学生，在海关工作，或可帮忙，就打电话给他。
那位学生立即赶来，前去跟那些验关人员协商，形势急转直下，就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内，把杨家的行李全部检查通过了。
正民才顺利地上了船。
当他走进船舱，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因紧张过度，两腿酸软无力，像虚脱一样，坐在床铺上时，再也站不起来了。
后来，其他乘客怪他太不通气，说验关人员胃口也不大，多少打发一点钱就可以了。
天啊！原来如此，不知他们有受贿的习惯，堂堂的海关验关人员，怎能如此刁难呢？当时，正民真想上书总统，告诉他一个小民出国的经历。
当时，正民以为，上了船便可以直达巴西了。
谁知到了香港，还得停下，还得换乘大船。
所有的行李都得卸下来，三天后开船。
不得不在香港暂住。
带着100美元移民，哪里想到，船行途中，还有另外的开销。
正民和情之为了省钱，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要了一个小房间，房中只有一张双人床，八个孩子睡床，四个大人睡地。
那时，台湾流行一首歌谣，一家八口，一张床。
把当时住房的拥挤，描绘得淋漓尽致。
而到香港，他们两家十二口，却是一张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孩子在床上勉强能够躺卧，大人只能席地而坐。
就这样凑合三夜。
行李箱都堆放在走廊上。
一日三餐，问题不小。
为了省钱，当然不能下饭馆。
他口袋里只有100美元，任怎么数，都多不出一张来。
只好打最经济的算盘。
买了十几条白面包，然后向旅馆要开水。
孩子们开始吃得津津有味。
由于平时在家吃馒头，除了三餐以外，很少吃零食，面包当然是珍品。
可是白面包吃多了，很快就讨厌。
吃到后来，直到肚子很饿，才不得不吃点，用开水把它冲下去，以应付最低的生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