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以后，正民才知老家发生重大的变化。
1961年父亲已病故。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前夕，岳父随部队仓促撤退，家属离散，随即没有消息。
岳母带领儿子跃华，回到老家山东菏泽探花刘楼，娶了儿媳，有了孙女。
生活艰难，儿子跃华由城市转入农村，生活不习惯，得了神经病，自己去找他父亲，不幸走失。
儿媳改嫁，只剩下孙女如锦，与岳母相依为命。
岳母因岳父没有音讯，婚姻的不幸，儿子的失踪，儿媳的改嫁，女儿佩兰没有消息，文革冲击，使她的神经受到过大的刺激，得了老年痴呆症。
接信以后，佩兰忧心如焚，感念而泣，很为父母揪心。
悠悠岁月，茫茫大海，两地遥遥数万里之间隔，并没有阻断母子之情，母亲在盼望着儿子归来，儿子也在想方设法与母亲相会。
正民说：每思及母亲，自己都有锥心刺骨的疼痛，每每泪下，不能控制。
她的音容笑貌虽已模糊，但她的处世箴言犹如指路明灯，却不敢忘记。
每当我面临生死存亡，是非善恶的重大抉择时，她给我信心和勇气；在脆弱无助、贫病交加、困顿难耐的苦涩岁月里，她给我意志和力量；在我出生入死、命悬一线的危险时刻，她给我毅力和胆量。
虽然听取教诲，只有十几个年头，然而美好的记忆受用无穷，却使他一生丰饶富足。
1966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弟弟来信说老人受到冲击。
正民心里很是不安。
他不安于眼前平稳安逸的生活，不满足于定期汇款给大陆亲人的日子。
常常望洋兴叹，渴望去大陆探亲，去看一看老人。
在巴西，他的薪俸收入虽然比台湾多，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生活开支、学费也在成倍增加，剩不下钱，没有旅费，回大陆探亲的愿望就难以实现。
按当时的积累水平计算，即使再拼干十个春夏秋冬，也难于筹足往返路费。
这3650个日夜怎么熬呀！他们高龄体弱的母亲，已到风烛残年，是万万等不得的。
如果不能与母亲团聚，多年的愿望化为泡影，那将是终生的遗憾，死不瞑目。
如何筹钱呢？20两年致富华侨携儿带女，闯荡巴西，多是两手空空，起步艰难。
他们不得不选择简易的谋生之路，做提包生意。
有的人被税务员抄了家，货物被没收；有的被毒打，致使终身残废。
加上语言不通，更是投诉无门。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正民回国探亲，增加收入的念头，日夜萦绕于脑际，千思百虑，日夜寻思。
他请教过许多挚友，别人认为他的工程师职业，已经令人羡慕。
如果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有失身份，得不偿失。
或者开个商店，一要有流动资金，二要有空闲时间，三要懂经营之道。
这些条件，当时的他一件也不具备。
朋友们也热心地为他策划，始终没有商议出一个好主意来。
那段时间，他整天陷入沉思之中，吃饭无味，彻夜难眠。
后来听说，巴西有一个航空研究院，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有位德高望重的冯教授，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他便专程登门求教，自我介绍后，冯沉思良久，说：我倒想出一个主意，就怕你不能接受。
正民急忙说：再难再累的事，我都愿意去做，以前许多苦事，我都干过了。
冯说：这不是吃大苦，也不是出大力的事，而是你能否接受那样的屈辱。
因为，你要赚大钱，多而快，只有一条路，就是做提包生意。
可是，这种生意要拉下脸皮，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低声下气，劝人购买。
你是有身份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个工程师，也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怎能屈辱地去做这种买卖呢？冯教授知识渊博，是工程界名望很高的专家，为巴西奉献一生，社会上很多名流工程师，都是他的高徒。
他说出的话，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正民心想，不管什么工作，只要能赚大钱，能回家看亲人，解决想家之苦就干，什么面子都不比这重要。
他立即表示：只要不犯法，能赚大钱就行，我现在还有什么架子呢？为实现探望父母，孝敬老人的愿望，我愿意去做，而且一定下决心做好。
冯教授这个办法，指明了发财的方向，改变了正民的命运，使他奠定了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
冯教授去世以后，研究院为他塑立了铜像，专业研究室并以他的名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