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里，他高兴地说：你来了，太好了！你就首先争取联队部工作人员向我们靠拢，成为‘自己人’，这对咱们开展斗争十分重要！我表示一定尽办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又问了目前营内咱们的地下组织情况。
他告诉我现在尚无统一的地下斗争组织，有一些自发的地下党团支部和爱国群众组织，因时间短，还未全部联系上。
目前我们采取了地下和公开相结合，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
比如四大队的赵明智、时占魁他们组织了秘密的党支部，又把戴玉书的‘弟兄会’争取了过来。
‘弟兄会’则用‘患难与共、不忘祖宗’的口号，团结了上百名坚持回国的难友。
变节者们对这种类似于袍哥和青红帮的组织，一时还未弄清它的政治面目。
他们也在发展‘反共抗俄同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但完全自愿又敢于公开参加那个反动组织的人并不多。
当前营场内双方斗争尚未分胜负，大多数难友尚在观望之中。
张城垣最后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正好抓紧时机发展爱国力量，咱们要争取把战俘营内部控制权从变节者手中完全夺过来。
听了这些情况，我十分激动，为即将来临的这场斗争而跃跃欲试。
我先到医务室去看望金光铣大夫，用英语向他转达了崔成哲对他的问候。
金大夫却用中文回答我说：崔成哲是我的患难兄弟，我也很高兴结识了你。
今后有需要帮忙时，尽管来找我好了。
看见我脸上对他会讲中文的惊讶表情，他又说：我小时候是在延边长大的，朝鲜光复后才到平壤读医科大学。
我们的双手便同时伸出来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4.争取联队部另外两个翻译官我开始了争取联队部成员的工作。
我们联队部成员单独居住一个帐篷，比一般战俘住得宽敞多了，半个帐篷作为库房，堆了些旧军毯、旧军服、牙刷、肥皂、手巾和没有牌子的香烟等杂物，半个帐篷住我们六、七个人，垫的、盖的都比一般战俘厚些。
我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先我而来的两个翻译官，高化龙、安宝元身上，努力观察他们。
好些天我从他们那一本正经的只谈具体事务绝对不谈国事的外表下，很难看出他们真实的内心活动。
看来，他们对我也怀着戒心，不知我是干什么的，我只好主动出击。
于是，当早晚大家都在帐篷内休息的时候，我故意不经心地在他们跟前哼几句歌曲的旋律，如：《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走,跟着毛泽东走》等等在部队流行的歌曲，好看看他们的反应。
但既没有人来应和，更没有人偷偷来请我唱下去。
显然，这里的环境要比釜山第10收容所复杂得多。
用老办法不行了，我只好找机会个别交谈。
我本想既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又要摸清对方的真实想法，可谈了两次都碰了钉子。
我有些着急了，一天晚上熄灯后，我抱着毯子躺在高翻译身边，开始了下面的谈话:老高，关于停战谈判的事你听说了吧！史密斯上尉跟我说过。
老高说。
但愿早日谈判成功，这场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你说呢？我试探着说。
打不打下去，对我是无所谓了！老高漫不经心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不，早一天停战，咱们就可以早一天恢复自由。
你还想老在这里受罪呀？谁知今后会怎么样？我是过一天算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