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张了几次嘴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脑子一片空白,我扶着桌子停了一会儿, 低头撞出门去, 背后传来几声耻笑,我感到脊梁骨突发一阵颤栗......十几年后，我们师的组织干事韩子建因为他所在单位的上级党委以其被俘问题不批准他重新入党的申请，他跑到东北军区政治部上访，要求部队给他做个证明，证明他在战俘营的突出表现，（他曾是1952年10月1日那场震惊世界的济洲岛中国战俘升起十面五星红旗并为保卫国旗伤亡200多名难友的爱国斗争的直接指挥者。
）一位政治部干事将他当年在归管处写的自我交代材料的复写件翻出来让他再看一遍，并请他根据自己的交待去自我评定能否重新入党，他读完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抱住脑袋无话可说。
回去后不久就传来他的死讯。
尽管当时我们不少人已经意识到那样的结论和处理将带给我们十分艰难的岁月，却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它将给我们留下的全部后果！因此，虽然大家都委屈，痛苦，却又都接受了这种不公正处理。
不少战友以这不过是我们当儿女的遭母亲错打了一巴掌！来自我安慰。
我甚至想：跌倒了再爬起来吧，我要重打锣鼓另开张，要继续革命，重新入党！7.再见了，我的生死与共的难友们！1954年７月５日，我在辽宁省昌图县金家镇大四家子村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教导三团的全团大会，听取了上级对我们的安排决定：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作为复员军人由当地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安置，开除军籍者资遣回乡，给予出路由各地政府安排。
会后，团里将我留下，团政委告诉我：归来人员中你们四川籍贯的最多，共有两千多人，现已决定集体送你们回去，估计一周内从昌图坐火车动身。
组织上决定由你和黎子颖协助我们归管处派出的带队干部以加强部队的沿途管理工作。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回去做好准备。
有什么要准备的呢？行李简单的很：一床被子，一条毯子，一身棉军衣，两套单军衣， 再加一个军用挎包。
挎包里面一个塘瓷缸，一双碗筷，一个笔记本，一本相片册。
还有发给我的170元复员费。
挎包里最贵重的是我至今还珍藏着的那个32开的红色硬皮笔记本和那本贴满了难友们像片的黑色相册。
文革中抄家，我和妻子的结婚证书，订婚金戒子等等都被红卫兵抄跑了， 但那个笔记本和相册却被我视如生命尽力保存下来。
在金家镇的最后几天，大家最忙的是互相留下通讯地址，留下几句祝福的话。
这些连同我那时记的日记,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小的日记本.许多年来,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总打开这个小本子读一读战友们的留言：泽石战友,在我心目中你是最有才华最富感情的兄长,相信你今后仍将为党为祖国做出非凡的贡献, 而你深厚的战友情谊将永远鼓舞我前进! 小Z泽石老弟，从此我们将天各一方。
别忘了我们在战俘营生死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友谊！C......。
我也常打开相册看看战友们的留影.如今那相册上已经大都永远离开我了!使我终身忘却不了的是那时和难友们告别的情景。
临离开大四家子的前一天,我特别去跟被开除军籍的71的翻译张济良和86的书记长郭乃坚告别。
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被扣上了为敌服务的罪名，但如果他们不曾是黄埔军校学生，是不会遭到如此沉重的处分的！ 他们已经换上了蓝色的平民服装,特别刺眼.我们长久地紧握着手,我们在苦难岁月中共同经历的血火画面无声地从我的眼前掠过, 千言万语尽在沉默之中!那时, 我不知道这就是与张济良的永别。
他在三年之后死于劳改队里. 而我和郭乃坚的再见竟然是在30年之后......。
我又到金家镇去看小杨。
小学校已放暑假,她一人在女教师宿舍,暂时还不走。
我告诉她我们即将动身回四川,特来向她告别。
她的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我强笑着说:等你回成都咱们肯定还能见面的。
她默默地拿出一张她刚照的一寸小照片, 用她那秀丽的笔体在背面写下她在温江县的家庭地址后交给我。
我回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也在背面写上重庆市我父母的住址。
我真以为不久会见面的,却不料再次见面已是25年之后,她的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到了昌图县,我们又去招待所跟集中营的领导同志们告别,大家在招待所门前合了影,那是我非常珍视的一张相片。
我们集中营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斗争骨干差不多都照上了。
我特别请赵政委和孙振冠在我的小本本上写上几句临别赠言。
他们勉励我要准备承受另一种也许比战俘营更为艰巨的考验。
我听说他们也都被开除了党籍,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也知道他们内心肯定比我更为痛苦。
在昌图我们还去看望了病中的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见到他那形消骸露的样子,我们心痛不已!我们已经听说他不只是党籍,甚至军籍也未保住! 他可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红军啊!1954年7月10日,我们千余名四川籍归来人员在昌图坐上火车复员还乡。
没有鲜花旗帜、没有欢送人群。
列车起动了,我心里默念着: 别了我的军营,别了我的战友，别了,我25岁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