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实证明了这种改正确实并非彻底平反。
首先是当年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宣称：反右运动并未搞错，只是扩大化了。
其次是我们这些改正右派仍然暗中受歧视。
我的职务安排就是明证。
石景山区职工大学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但只能当副校长，调到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后，我实际上负责一个部门的业务，仍然只能是个副主任，而我的行政级别直到我离休也只能是个副处级。
后来才知道中央有秘密规定：改正右派不得担任一把手！然而在当时，我对自己能得到改正已经很满足了。
我的一些亲朋好友知道我得到改正的喜讯，在表示祝贺之后，为我未能补发从取消工资到恢复工资这22年中所少给的上万元工资而愤愤不平。
还说，为何对文革中挨整的走资派老干部工资全部补发，对同样挨整的右派知识分子就分文不补！？我总是笑着说∶咱们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那时我真的认为能恢复我的政治名誉就很不错了，何况那时国家刚从十年浩劫中缓过气来，百废待兴呢。
而且对我来说政治名誉也只恢复了一半，我还得为另一半奔走。
2.中央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发布了1980第74号文件1980年７月赵佐端政委从本溪回山西老家，路过北京，我陪他去总政保卫部了解对我们落实政策的进展情况，保卫部的孙洪照干事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告诉赵政委他们已经向中央呈送了一份为我们落实政策的文件送审稿，并附了一个上报中央的较为详尽的调查报告。
在我们的请求下，他对我们介绍了那个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１）肯定我们的被俘情节并非右倾怕死更非叛变投敌。
（２）肯定我们在战俘集中营跟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争取回归祖国的斗争。
（３）肯定原东北军区归管处对我们的审查结论定性过重与处理偏严。
（４）肯定因此给我们及亲属子女带来了严重后果。
（５）肯定对我们的被俘历史问题进行复查处理的必要性。
我们听了十分高兴， 再三对他表示感谢，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一个调查组做了一年多的调研工作，其中也包括阅读、整理、核实你们送来的那么多申诉材料。
他送我们下楼时说估计两三个月内能发布一个为你们落实政策的文件。
事后，赵政委嘱咐我以他的名义给孙干事再写封信，对落实政策提出两点希望。
一是明确归管处对待我们不是定性过重、处理偏严，而是黑白颠倒、诬陷忠良，应予彻底平反昭雪的问题；二是要做出具体规定和措施，解决难友们的生活困难。
在我寄出信后不几天，孙干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和车处长研究了赵政委的建议，他们理解赵政委的想法，但目前只能分步走，先争取文件能通得过，和先从政治上解决问题。
请我转告赵政委。
1980年10月中旬，我的一位清华校友打电话叫我立即到他任党委书记的那个单位去见他，说有好消息！我赶去，他正在办公室等着我。
见我进去，指着在沙发前茶几上放的那份红头文件说∶泽石，你们苦苦盼了多少年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快看吧！我大步跨过去，捧起了那即将改变我们六千人以及我们数万名亲属子女命运的几张薄薄的16开纸。
在台头正中是六个红色大字：中共中央文件，右上角印着（秘密）字样，左侧是中发（1980）74号几个字。
题目和前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