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总政孙干事将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后，我们决定给予配合：发动各地难友尽快将74号文件内容转告自己所联系的难友去主动提出申诉、和尽力寻找已失去联系的难友。
我们以吴成德主任为中心、以原战俘营一些斗争骨干为地区联系人，组成了一个难友联络网。
重点地区联系人是：山西张城垣、成都钟骏骅、重庆何平谷、武汉李喜尔、辽宁顾则圣。
三个月后，各地区联系人汇总到吴主任那里的《难友通讯录》仅有五百余人。
它说明自从1954年分手后的26年来，难友们天各一方承受磨难、大都不敢相互联系。
如今寻找踪迹，才发现有的已经故去，有的被迫背井离乡：如时占魁带领全家逃往内蒙，吕杰流亡到黑龙江军马场，郝安生、罗大犹、王洪度等四川难友随盲流远走新疆。
……这让大家心痛不已。
我将此情况反映给孙干事，他表扬了我们的努力，表示将督促各大军区保卫部门主动推动74号文件的落实。
5.多数负责落实政策的主管部门不积极到了1981年夏，根据各地难友们来信反映：只有少数地区说该县武装部主动找到难友们复查落实了政策，有的地区主管部门确实相当热情地给我们的难友落实了政策，可惜这样的地方不多，大多数地方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不主动、不热情、甚至厌烦我们的难友去一次次找他们，其中有的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更多的是思想上抵触。
四川一位难友来信请我转告总政，该县武装部长竟斥责他说：你在战场上当了俘虏不知羞耻，还有脸来要求给你恢复什么名誉！；有的难友反映由于他们在公安部门的个人档案找不到了，武装部不给复查；有的难友说虽然恢复了军籍却不能解决因被俘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开除了的公职；有的难友曾到军分区、省军区上访遭到冷遇，要我请求总政直接指示有关地区武装部门解决问题；有的难友则又前来北京上访，我只好领他们去总政信访室，取得一封建议当地武装部门认真复查的公函回去。
有一次薛三娃难友从山西运城来北京找我，他曾经是我们538团宣传队指导员，在战俘营斗争中非常出色。
那时我已经落实政策调任石景山职工大学副校长。
他由于穿得破烂，被门卫拦在外面等了半天，直到我开完会门卫才请我出去和他见面。
他说∶我以为你当上大学校长不愿见我了！弄得我很难过，我太了解难友们的自卑心了。
我跟门卫明确说：以后再有人来找我，请你务必立即通知我。
在我的宿舍里，薛三娃告诉我他被开除党籍复员回到在山区农村的家中，实在活不下去了，跑到运城大街上摆摊修理自行车。
他们那个县的武装部一直不给他落实政策，他才跟吴成德主任讨了些路费来北京找我。
第二天我领他去了总政，见了孙干事，他申述完自己的冤屈后，请求允许他唱一次《十月一的红旗》那首歌，好让首长知道我们当年是如何跟美国鬼子斗争的。
我正想劝阻，孙干事向我摆摆手笑着请山娃唱。
结果三娃唱了一半就哭得唱不下去了。
孙干事给运城军分区写了封公函，交给三娃带走。
一个月后，他恢复了党籍、军籍。
可是我的六千多难友绝大多数在农村，要是个个都像三娃这样来解决问题就太难了！1982年春天，我接到吴成德主任一封厚厚的信。
信中说，他终于在一个生物学杂志上寻找到一篇报道：人的大脑神经如果遭受微波的强烈刺激会使人神经错乱，头发大量脱落。
这足以证明他当年在战俘营监狱里遭受美军那种微波电刑的后果。
请我把他的申诉连同那篇文章一起面交孙干事，以便加速落实他的政策。
孙干事看了信要我邀请吴主任尽快来北京。
吴主任到京后，车处长和孙干事专程去宾馆看望吴主任，听取了他的详细申诉。
三个月后，太原军区派了专人到吴主任家，送去给他恢复党籍、军籍，享受老红军待遇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