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众多的战争中，以色列的整个社会文化都以国家安全文化为主，安全第一。
安全永远比经济、个人考虑或其他政府事务更重要，不安全感往往造成以色列领导人更替。
甚至在以色列的社会生活中，都能深刻地体现出那种不安全感。
以色列人不安全感是乐观和宿命的奇妙结合。
以色列人是天生的乐天派，否则也不能在经历那么多磨难之后还能生存下来；但同时又是极端的宿命论者，他们有一句口头禅：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剩下的就是天意和命运了。
乐观主义和宿命论的奇妙结合，让以色列人有一种独特的玩命心理。
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出了名能干的民族，除了聪明之外，犹太人最出名的品质可能就是能干了。
这是一个相信奇迹的民族，他们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任何事情似乎都难不倒他们。
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他们没有电焊工具，竟然硬是用手修理好了缴获的萨姆导弹的电路板。
以色列的建国者本·古里安给以色列人留下一句名言：任何不相信奇迹的人，都不是现实主义者。
以色列的乐观和宿命态度表现在他们的消费狂热之中。
在以色列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进口高档消费品，看到他们大街小巷穿梭的汽车，你可能会为他们生活的幸福和惬意而感叹，而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是严重失衡的，多数人是通过银行借贷和透支在盲目地生活。
他们在拥挤的大街上也会驾车亡命狂奔，那种视死如归的劲头甚是骇人。
这些奇怪的现象其实都是由于不安全导致的，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自杀性爆炸事件？还是火箭弹的袭击？甚至是战争？没有人能够预料。
人们只能用消费、用玩命赛车来消解心底深处挥之不去的恐惧和不安。
这是美国人所无法理解的，他们在文化上有着根本差异。
在这个不安全的心态下，安全处于以色列的中心地位，是一个根本问题。
以色列将大量的人力和社会资本投入到军队建设中，以色列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制度性利益与和平环境下的民主国家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作为一个安全第一的国家，尚武是它唯一的选择，这使得以色列的民间和军队没有明确的界限。
因此以色列许多政治家就是原来的将军，他们往往将安全决策作为最高层次的政治议题。
比如，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的政策目标就是阻止巴勒斯坦自杀性炸弹袭击对其内部的侵害，以色列此举却带来了整个世界的广泛关注。
尽管如此，以色列仍对隔离墙阻止巴勒斯坦暴力袭击事件的功效赞赏有加。
虽然世人难以理解，但国家的生存的确在以色列心目中占据着首要位置。
以色列不止一遍地向它的西方盟友解释过自己对于安全的渴求。
西方表示了理解，但是同时它们认为，以色列现在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应感到安全，西方的理由是：以色列与埃及、约旦签署了和约；自1973年以来，戈兰高地一直非常平静；2007年9月，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核综合体时，也没遭受报复；伊拉克曾是以色列的主要威胁，但是现在萨达姆早已被赶下台，这一威胁已经自动解除；黎巴嫩强硬派真主党组织自2006年后不再发射火箭弹，即便是在最近的加沙之战中，哈马斯也只能象征性地请求北方或盟友的援助；加沙一战后，由哈马斯支持的抵抗组织再也没有向以色列本土发射火箭弹。
至少从短期来看，以色列已经控制住了自杀性袭击活动。
以色列已经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还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