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进城是在五月底。
日日阴霾的梅雨季节那天忽然放了晴, 响了十几天的大炮声终于寂静下来。
不知哪个胆子壮的出门去探风声，回来说，国军早已经不见踪影, 穿黄军装摇太阳旗的日本军正成群结队地从清波门外涌来。
消息一传十, 十传百, 片刻就传遍石板巷上下，谁都不敢出门，家家户户关门闭户, 铺子也通通挂上门板。
从阁楼的窗口望去, 再也看不到远处天水大街上的行人, 一时间万人空巷, 鸦雀无声。
然后传来远处隐隐绰绰的人声，由远及近，开始听不出在讲什么，渐渐才听清是士兵的呐喊, 喊一种奇怪而陌生的语言, 一声紧似一声, 直到最终可以看见四排耸动的人头, 队伍长得没有尽头，全部戴着草黄色的军帽, 间或夹杂头顶飘扬的膏药旗, 伴随皮靴踩在石板路上整齐划一的咔嚓声，在雨过天晴的天水街上浩浩荡荡走过。
没人敢出门, 生计却要继续。
家里储存的咸肉早就告罄，渐渐的连米饭也变成了稀粥。
阿花饿得嗷嗷叫, 还要在饭桌底下遭舅母的飞腿。
金花过来串门, 偷偷告诉我：今天我家吃红烧肉了。
你上过街了？我震惊。
金花摇头, 神神秘秘地附在我耳边：家里的猫今早叼了一只老鼠来，大得吓人，我就……我差一点没把中午喝的稀粥也呕出来。
终究挨不过去，金花挂着香烟担子出了门。
我在门口喊了她一声，叫她等我一起，却被舅舅一把从门口拉回来。
舅母看见嗤了一声：别人家的女儿都去得，只有你外甥女精贵，十指沾不得阳春水，要当祖宗一样供起来。
从没见舅舅发过那样大的火，我关上房门还听得见他在客堂里拍桌子的声音：我胡仁良再是没用，也不会在这种时候把外甥女往火坑里推！舅母向来是寸土不让的性子，声音比舅舅更高：那大家一起饿死好了，还是你要我把你那只死猫宰了来吃？我抱着阿花躲进阁楼，心里下定决心，再过一天，明天，一定要出去找点活计。
总好过在家里听舅母的指桑骂槐，连阿花也有生命危险。
外面即使不太平，也不见得真如火坑一样可怕，早去早回就好。
下午有人来敲门，是傅博延打发来的人，送来一袋大米，一篮子青菜，还有几块咸肉。
来人传话说，到处是日本兵设的关卡，东湖边的公馆别墅已经被抢了个空，城南一片被烧成灰烬，叫我们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特别要嘱咐惠贞，千万不要踏出家门一步。
舅母点头哈腰地答应，才算消停。
阿花总算躲过一劫。
战战兢兢过了数日，有自称自治会的人拿着大喇叭在天水大街上喊话，告知邻里，银行邮局都已经开业，学校也要复课，皇军要求，学生必须回去上课，有差事的必须回去办差，有铺子的都必须开业，否则后果自负。
舅舅又打开裁缝铺子，虽说整天也不会有一个客人。
金花却一直没有回来。
金花的母亲来敲门，问我知不知道金花的下落。
她已到处去找过，鑫鑫饭店门口没有，平海大戏院门口也没有。
整整十天过去，自从那天金花挂着香烟担子出门，再也没有回来过。
即使我足不出户，渐渐也听到了街头巷尾一些邻居大婶们的议论。
据说鑫鑫饭店已被皇军改成了一个娱乐场所，至于是什么样的娱乐场所，那些向来爱嚼舌根的大婶们又都语焉不详，只是各自心照不宣地摇头叹气，特别是一看见我这样的小姑娘，就立刻截断话题，噤声不语。
又据说，隔三岔五总有年轻姑娘莫名地失踪。
金花回来已经是二十几天之后。
有人在夜里把人扔在了石板巷口。
清早巷口的布庄老板开门，过去仔细辨认，才一声惊呼：这不是金花吗？！邻居听到这一声吆喝，纷纷奔走相告，涌去巷口看个究竟。
我赶到时巷口已经围了一大圈人，里三层外三层，我只远远听见金花母亲在人群中央的嚎哭声，一声长，一声短，撕心扯肺。
我挤进人群才看到，金花的母亲跪坐在沥青石板路的中央，头发散乱，满脸泪痕，怀里抱着金花。
若不是大家都说那是金花，我恐怕根本认不出她来。
那具身体不着片缕，在清晨的微雨里看起来很冷。
记忆里金花有苗条妖娆的身段，现在入目的却是嶙峋瘦骨和遍体鳞伤。
血痕和污渍让她的脸也难以辨认，只有那一根大辫子，依稀还有点金花的样子。
我还记得最后见到金花的情景，她告诉我家里没东西吃，所以想出去碰碰运气。
我在她背后喊她：等我一等。
那时清早刚刚天亮，石板巷口还笼着一层薄纱般的晨雾，天水大街那头的高楼在雾里若隐若现。
金花已经走出去十几步，听见我叫她，回过头来，朝我嫣然一笑。
舅舅拉住我不让我去，她朝我吐舌头：有人疼你，你还是乖乖等在家里。
说罢回头走远，大辫子甩在背后，每走一步就晃一下。
样样都比我能干的金花，常常羡慕我命比她好的金花，连老鼠都敢捉来吃的金花，最后躺在冰冷潮湿的石板路上，化作一堆枯骨。
布庄老板扯了一块白布，盖在金花身上，低头对金花母亲说：人已经走了，莫要难过。
人群也纷纷附和。
金花母亲的哭声转为抽泣，像被人抽干了空气，一声声的抽痛。
不知为何，我也随着那哭声抽噎，仿佛喘不过气来。
背后的人群向我推搡，我眼前一黑，跌倒在地上。
再睁眼时是在一条阴暗的走廊里。
我躺在一张便利军床上，手上插着针管。
头顶是一面雪白的墙，只墙角爬了几道黑色的裂痕。
有白衣白帽的护士从我身边急急忙忙走过，我才认出这是教会医院。
有人紧紧握住我的手：醒了？我抬头，看见的果然是傅博延的浓眉大眼，心里暗叹，确实，舅母断然不会舍得将我送进医院，最多是掐一掐人中，再掐一掐虎口，如果不醒，那就只好听天由命。
我想把手从他手掌里抽出来，不料却被攥得更紧。
他挑眉笑了笑：医生说你营养不良。
现在看来，应该也没什么大事，至少力气还不小。
医院里人声嘈杂，到处是穿黄狗皮军装，包着头或拄着拐杖的日本伤兵。
有几个军官模样的人站在走廊上高谈阔论，咿咿呀呀说我听不懂的日本话，忽然有一刻齐齐朝我们的方向瞟了几眼，爆发出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
傅博延侧了侧身，用背脊挡住我的脸，俯下身低低苦笑：床位全被日本人占了，只好委屈你在走廊里。
不过这里也不好久留，我看还是快点出院。
幸好我只是连日吃得太少，又一时气血攻心才会晕厥，并不是什么大病，否则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节，只好坐在家里等死。
傅博延迅速帮我办好出院，送我回家去。
梅雨季一过，紧接着是沉闷的酷暑。
阁楼上不通风，只有一扇朝西的小窗，聚集的潮湿暑气无法发散，躺在狭小的床铺上，感觉仿佛背上就要生出霉来。
非常时期，生计愈发艰难，只傅博延隔几天就上门来，带来一些大米和咸肉。
每次舅母都把他关进我的小阁楼里。
他倒很有耐心，大剌剌坐在我床上，摇着扇子似笑非笑地打量我的阁楼：这里也可以住人？放一屉小笼包进来，过一刻钟保证蒸熟了。
我有这样的栖身之所已经很满足：我喜欢这里安静，不必被旁人打扰。
他丝毫不把自己当旁人，目光灼灼地看我，伸出两只手指捏住我的下巴，皱起眉头：给你舅母送了这许多吃食，怎么还不见胖？难道都被她拿去喂了猫？我挣脱他的手指怒目瞪他：请三少爷不要再送了，我确实不需要，所以也不会见你的情。
他又忽然正经起来：当下的时局，银行的职位我早就辞掉了。
父亲写信催了我几次，要我回南岛去，若不是放心不下你，我大概已经走了。
我明白这时候绝对不可以心软，所以说：傅老先生顾虑你的安全，你应该听从他的话。
他不介意地笑了笑，还是那句话：总会等到你心甘情愿的那一天。
幸好是小阁楼里太热，他也耐不住那一刻钟，坐了少许，急速扇几下扇子，站起来打开门，告辞下楼去。
不一刻听到楼下的舅母笑着送他出门，我几乎可以想见舅母卑躬屈膝的谄媚模样。
砰的一声大门关上，舅母又在楼下大骂阿花：你这只死猫，老鼠不捉，天天在家里吃闲饭倒也罢了，给你好吃好喝你还嫌弃！怎样？等我喂你山珍海味？饿死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