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经过几周的搜索，国际组织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那位曾一度死去的法国艺术家。
他已经和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结了婚，她不仅给了他安身之所，而且还努力使他的名字被世界所熟悉。
让·里多被找到后，丝毫没有对媒体透露自己消失的原因，但是媒体仍然穷追不舍。
里约郊区的那间小棚屋曾是他用来躲避全世界的地方，现在却挤满了记者和调查人员。
没过多久，这里又进驻了士兵以维持秩序。
让和妻子又在那里勉强待了近一周，其间一直被警戒线隔离着，外面的人群则每天都在不断增多。
但是，警察的人数太少，而人群的数量却越来越多，于是那位著名的法国艺术家和妻子只好被带出了城去。
就在那天，城里发生了骚乱，死亡人数几乎赶上了复生者的数量。
人们都因为让·里多的魅力和他的死亡艺术气息而慕名前来。
如果新闻报道可信的话，里约城外骚乱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几百人，大多是在逃离警察的枪口时被人群踩踏而死，还有些则直接死在了警察的枪下。
待风波平息之后，让·里多夫妇在法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被带回了法国。
他们的前途一片迷茫，因为在骚乱中，让的妻子头部遭到重击，还没有从昏迷中醒来。
而此时，全世界还叫嚣着，要求她和丈夫做些前所未闻的事出来，要求他们承担无人能完成的任务，要求他通过艺术揭示出死亡世界的秘密。
然而让想做的却只有一件事：和自己珍爱的女人在一起。
牧师和他小巧玲珑的妻子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两人之间的距离足以再坐下一名成年人。
他小口喝着咖啡，偶尔用勺子搅一下，只为了听听勺子碰到瓷杯时发出的叮当声。
他的妻子把两只小脚蜷在身下，双手放在大腿上，背挺得直直的，看上去就像只姿态优雅的小猫。
她不时伸出手来拨弄两下头发，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电视上，某位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正在向一位教长和一名科学家同时发问。
这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一直没有说清楚过，只知道复生者刚刚出现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并且因此而一举成名。
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主持人问，虽然看不出她究竟在问哪一位嘉宾。
或许是出于谦虚，或许是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也毫无头绪——至少彼得斯牧师是这么认为的——那位教长没有作声。
很快。
科学家回答。
他的名字在屏幕下方出现，但是彼得斯牧师懒得去记。
然后科学家就不说话了，似乎这一个词就足够了。
但是人们希望得到更准确的回答，对此您有什么话要说吗？主持人又问。
她转头看了看演播室中的观众，然后又看向摄像机，意思是她就代表着大家。
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科学家说，简单说吧，能够复生的人，数量是有限的。
亏他说得出这种蠢话，牧师的妻子指着屏幕说，他怎么知道有多少人会死而复生？然后她的手又焦躁地放回到了腿上，他怎么能这样不懂装懂呢？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管做什么，都不必告诉我们原因。
牧师只是坐着看电视，他妻子转头看了看他，但是他没有什么反应。
太荒谬了。
她最后说道。
电视上，教长终于加入了对话，但是出言谨慎。
我觉得大家最好还是保持耐心，都别以为自己了解什么情况，这样会非常危险。
阿门。
牧师的妻子说。
教士的意思是说，科学家又开口了，边说边整了整自己的领带，这一系列事件超出了宗教的范畴。
过去我们仍然相信鬼魂和幽灵的时候，这些都是教堂的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复生者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人，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而不是什么魂灵。
我们能摸到他们，和他们交谈，他们也能摸到我们，回应我们的话。
他摇摇头，坐回到椅子上，看起来十分自信，好像一切尽在掌握，这是个科学事件。
牧师的妻子在沙发一角坐得更直了。
他这是在煽动民众。
她的丈夫说。
没错，他就是这么做的，她回应丈夫的话，真不明白怎么会让这样的人上电视。
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教士？主持人问。
她现在已经坐在观众席中，一手举着麦克风，一手拿着一沓粉蓝色的索引卡。
她旁边是一位高大结实的先生，穿着看起来就像刚刚从某个寒冷困苦的国家长途跋涉来到演播室一样。
就这次事件，教长平静地说，我有些不同想法。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一切，最终都植根于精神之中。
上帝和超自然的力量才是整个物质世界的根源，尽管科学不断进步，尽管科学有很多研究领域和理论，有很多了不起的现代技术，但一些最关键的问题，比如宇宙的起源、人类的终极目标和命运，仍然存在，而且科学无法解答。
那么，上帝怎么解释眼下这一切呢？那个壮汉没等到观众为牧师的话鼓掌，就用一只肉乎乎的大手把住了主持人的手，将麦克风抢到自己跟前，大声吼道，如果你说那些笨蛋科学家什么也不懂，那么你懂什么，教士？彼得斯牧师叹了口气，举起一只手揉了揉太阳穴，说：他这可真是自找麻烦，两个人都是。
什么意思？他妻子问。
说话间，她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
电视上，整个演播室突然变得嘈杂躁动。
那个壮汉干脆从主持人手里夺过麦克风，大声地质问教长和著名的科学家，指责他们承诺过会给出明确的回答，却又没说出个所以然，因此两人都一钱不值。
等真的出事了，他吼道，你们两个人屁用都没有。
观众当中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呼声，作为回应，那个男人也突然开始了一段长篇大论，意思是事态已经失控了，无论是科学家、神职人员或者官员都没指望了。
真正的活人将最终淹没在复生者的汪洋大海中。
他们就那么大模大样地坐着，让我们跟孩子一样傻等，而那些活死人正把我们一个个拽到坟墓里去！把电视关上。
彼得斯牧师说。
为什么？妻子问。
那就随你吧。
他站起身，我得去书房了，还有一篇布道词要写。
我以为你已经写完了呢。
一篇写好，总还有另一篇等着。
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妻子说着，关上电视，我也不是非看不可，还不如去帮你。
牧师把咖啡收拾起来，擦了擦桌子，然后以一贯的精准动作慢慢地挪动他庞大的身躯。
他的妻子站着把最后一点咖啡喝完，这个节目倒是让我对你的布道词有了个想法，你可以谈谈人们不要被错误的预言引入歧途。
牧师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什么。
我想大家都需要明白，眼下的情况并不是意外。
他们需要明白，这一切都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经过规划的。
要是他们问我这个计划是什么，怎么办？牧师反问，但是并没有看他的妻子。
他安静地走进厨房，她跟在后面。
你要跟他们讲实话：你也不知道计划是什么，但是知道计划的确存在。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人们需要知道的。
人们已经厌倦了等待。
这个问题是每一位牧师、教长、布道者、萨满僧人、伏都巫师或者其他类似的人都要面对的。
人们不喜欢别人总是跟他们说有个计划，却不告诉他们计划具体是什么。
他转身看着她说道。
她突然看起来更弱小了，小而且百无一用。
她简直是个失败品，他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声音。
这个想法让他猛地僵住了，脑中的思绪也被打断，只是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她也站着没有说话。
自从复生者出现之后，她丈夫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了。
特别是这些日子，似乎有什么东西横亘在两人之间，那是某个他不愿告诉她，也不敢放在布道词中的东西。
我得去写了。
说着，他作势准备离开厨房。
她一步跨到他面前，就像高山面前立着一朵鲜花。
高山停住了脚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你还爱我吗？她问。
他握住她的手，弯下身去轻轻吻了她一下，然后将她的小脸捧在手中，拇指轻轻滑过她的双唇，又吻了她一下，一个深深的、长长的吻。
我当然爱你。
他温柔地说。
他说的是实话。
然后他怀着无限的温柔和爱意，将她举起来，放在了一边。
天太热，什么也干不了，但是哈罗德却十分确信，今天这样的天气适合死亡，不管死亡到如今还有什么意义。
他坐在自己的床上，两脚蜷在身前，嘴里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额头上已经涌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外面走廊上虽然有电扇嗡嗡作响，但送进来的气流只够偶尔吹动一张纸片。
雅各布就快从卫生间里出来了，然后哈罗德才能进去，因为他们的床必须有人看着。
人已经多到几乎没有地方睡觉。
如果有谁离开自己的床，哪怕只有一小会儿，等他回来就会发现，今晚只能顶着星星，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过夜了。
每个人都一无所有，只好牢牢抓住手边的一切。
哈罗德还算幸运，有个老婆经常来看他，还能给他带些替换衣服和充饥的食物。
但是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士兵收紧了探视时间，理由是人太多了。
他们已经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无论原生者还是复生者。
不仅如此，他们还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混进学校，煽动骚乱，犹他州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
直到现在，那些人还困守在沙漠中，举着枪呼喊着自由。
但政府依然未能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人，只能派兵看守他们，士兵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一小股叛乱者能突破的范围。
双方已经僵持了一周，士兵至今没有轻举妄动，完全是出于对罗切斯特事件的回忆，以及对媒体报道的顾忌。
于是，这些持枪的叛乱者只能每天趁士兵分发食物时出来，替复生者们吆喝两声自由平等的口号，随后便退回到隔离栏之后，回到全世界和他们自己铸就的牢狱之中。
相比罗切斯特发生的一切，以及那几个德国士兵和犹太人一家的死，总体的局势还算平稳。
但尽管如此，调查局为避免事态失控，还是全面提高了安保等级，并实行了铁腕政策，因此，露西尔现在一星期只能来看哈罗德和儿子一次。
然而涌入学校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地方最初也并不是为关押囚犯而设计的，营地里已经有传言说，政府正计划为每个人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
这也就意味着，不少人要被送到别的地方去。
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哈罗德不由得感到担心。
阿卡迪亚的供水虽然还没有完全枯竭，但已经出现了短缺。
一切物资都开始实行配给制，食物配给已经够糟了，而定量供水则堪称严苛。
目前还没有人因脱水而死亡，而且很幸运，他们每隔三四天还能冲个澡。
但是大家都学会了尽量不弄脏衣服。
开始的时候，这些看上去都是小事，甚至还挺有趣。
人们吃饭时面带微笑，翘着小指头，还不忘把餐巾塞在领口围成一圈。
当菜汁飞溅出来，他们就煞有介事地擦干净，生怕自己的举止不够得体，担心因眼下的遭遇而失态。
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体面，仿佛目前的境况随时都会结束，然后他们晚上就能回家，舒舒服服地歪在沙发上，看他们一直喜欢的电视真人秀节目。
但是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已经不止了——没有一个人能回家在沙发上看电视。
第一个月过去的时候，年纪最大的犯人已经认清事实，他们回不了家了，而且情况会一天比一天更糟。
从那时起，他们一步步抛弃了仪态，也不再顾忌旁人的眼光。
面对如此多的人，尽管调查局还能控制好食物和水的配给，但已经无力收拾其他烂摊子。
学校西侧的抽水马桶因为过度使用而堵塞，但人们还是照去不误，因为有些人觉得哪怕马桶坏了，只要还能忍受，有马桶用总比没有强。
其他人则干脆什么都不在乎了，只要没人看见，他们就随地大小便，更有些人，连被人看到也无所谓。
沮丧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
复生者跟其他人一样不喜欢被关着。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期盼中度过，希望能回到所爱的人身边，或者至少能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虽然有些人还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去哪里，但是起码不愿意这样被关在阿卡迪亚。
整个集中营的复生者们都开始低声抱怨，渐渐失去了耐心。
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些结局已经无可避免。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每天清晨五点刚过，阿卡迪亚镇上的六七个人就会接到弗雷德·格林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也没有为一大早吵醒他们而表达的歉意，弗雷德直接用他生硬粗糙的嗓音喊道：一个小时后去老地方集合，带上足够一天的食物，阿卡迪亚需要我们！在抗议的最初几天，弗雷德和他的人马尽量远离那些士兵，远离关押复生者的学校大门。
他们那时还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抓狂：是政府，还是复生者？的确，复生者们是可怕的、非自然的产物，但是政府不也一样吗？毕竟，是政府负责接管了阿卡迪亚，那些士兵、公务员、建筑工人和其他所有人，也都是政府派来的。
抗议是个辛苦活儿，比他们想象的要辛苦得多。
他们渐渐变得疲惫不堪，嗓子也疼痛难耐。
不过，每当有载满复生者的汽车吱吱嘎嘎地经过小镇的大街，向学校驶去时，弗雷德他们就感到浑身又有劲了。
他们举起标语，努力提高嘶哑的嗓门，同时还摇晃着标语，挥舞拳头。
汽车开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标语高举到车窗外面，个个都气势汹汹。
回家去！他们大喊，这里不欢迎你们！滚出阿卡迪亚！日子一天天过去，弗雷德和他那一伙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高喊口号，于是站到了汽车的必经之路上。
当然，他们还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表达自己的言论自由，他们想告诉全世界，当一切快要崩溃的时候，还有一些正直、高尚的人不愿意袖手旁观。
但他们也不想闹过了头，把自己赔进去。
所以，他们一直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每次有卡车在学校门口停下，等待放行，再开往收容中心的时候，他们就会高举标语，快速穿过马路，每个人都愤怒地呐喊着，挥舞着拳头。
甚至有人曾经抓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
不过，他们扔石头的时候仍然非常谨慎，避免真的伤到人。
但是他们的行动一天比一天更大胆。
到第二个星期，弗雷德和他的一班人发现，大门口的警卫已经从一名士兵增加到了四名。
他们笔直地站着，手放在背后，面容冷峻，毫无表情。
他们始终注视着抗议者，但没做任何挑衅动作。
当载有复生者的卡车开过来时，士兵们就会从警卫室里走出来排成一排，站在抗议者前面。
面对这样的威权，弗雷德·格林他们表现出了十足的尊重。
他们在士兵面前高喊着口号和各种诅咒，但绝不去威胁警卫——标准的非暴力抵抗。
就在那意义不凡的一天，早上刚过六点，当弗雷德·格林把车停在马文家的车道上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又是新一天了。
约翰·怀特金斯喊道。
他正坐在自己的卡车里，车门敞着，他的一条腿在车门外面晃荡。
收音机开着，破旧的音响里传出尖细而扭曲的音乐声，歌里正描述一个一无是处的前妻。
我错过了几辆车？弗雷德问道，声音冷酷而尖刻。
他跳下卡车，手里抓着示威标语。
又是一夜没合眼，因此他一早就气不顺。
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如果心里有疙瘩解不开，就要把这股无名火发在所有人身上，而弗雷德正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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