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70年1月18日和19日，苏格兰冒险家詹姆斯·布鲁斯悄悄参观了阿克苏姆城的主显节庆典。
我在本书第七章已经说过，他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地从近处观看约柜。
正好在220年之后，在1990年1月18日和19日，我参观了塔纳湖以北贡德尔城的主显节。
不仅如此，尽管我的真实感觉与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及施麦利斯·马赞加并不相同，我还是把这次旅行看作考察的一个关键。
我沉浸在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中，这个谜把约柜和埃塞俄比亚联系在了一起。
我已经很清楚一点：或早或迟，或好或歹，我都会重返阿克苏姆城。
我曾经打算在1990年1月去做那场冒险旅行，还打算必要时努力去取得反政府军的支持，以完成那次考察。
所以，我把贡德尔之行看作一次至关重要的演习——在政府依然控制的区域里，贡德尔是离阿克苏姆城最近的地方。
像阿克苏姆一样，贡德尔以前也曾经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是重要的历史古迹，是宗教研修中心。
我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我应当做好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去应付即将面临的真正考验，去深入了解那些古老仪式的方方面面（布鲁斯在公元1770年目睹的，想必就是这些仪式），去尽力搜集这些情报，以加速我考察的进展。
不过，我心中还不止这一种声音。
我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坚定的想法，我还能预见到可能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例如，如果我在贡德尔发现了某种情况，它对埃塞俄比亚是约柜的最后安放地的传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那么，我是否要心安理得地放弃1991年去阿克苏姆城的计划呢？这个念头虽然使我心烦意乱，却挥之不去。
随着贡德尔之行的日期临近，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这个念头所吸引。
不过，这次参观曾一度出现了问题——实际上，直到1990年1月8日我才收到施麦利斯最后发来的传真，确认已经从军管当局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批准。
待解之谜我知道，我将看到主显节仪式的核心场景就是把塔波特抬到仪式上。
塔波特是约柜的象征或复制品，埃塞俄比亚每个教堂的内殿里通常都保存着它。
当然，我在贡德尔见不到埃塞俄比亚人所说的那个真正的约柜（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在贡德尔）。
不过，我将看到的事件，毕竟被看作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日历上最重大的节日。
我早就知道，埃塞俄比亚人说的提姆卡特（timkat）意思就是主显节，西方教会把这个圣日和基督向异教徒显身联系在一起。
但在东方基督教徒眼里，主显节的意义却迥然不同，他们认为主显节是为了纪念基督受洗。
我已经证实，埃塞俄比亚人像其余的东方教会一样，完全赞同对主显节的后一种解释，不过，对于届时举行什么样的仪式，他们却和其他国家的教徒有很大分歧。
具体地说，只有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徒才使用塔波特，而其他文化中却绝无此例，甚至埃及亚历山大的埃及基督教长老会也不承认这种做法（从公元331年阿克苏姆王国皈依基督教开始，该长老会一直就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主教，直到1959年该国教会自治为止）。
根据这样的背景，我认为近距离观察主显节仪式以及塔波特在其中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我对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做出解释——它早就被我看作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核心矛盾，那就是：一件基督诞生前的圣物居然会渗透到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中，其实是在主宰着这种宗教，而那件圣物就是约柜。
不过，我贡德尔之行的目的还不单在此。
到了那里以后，我还打算去采访住在城郊的法拉沙人。
我已经对施麦利斯谈到了我这个打算，他并没有反对，其理由很简单：我1983年那次访问之后，该地区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时，我们从贡德尔向北驱车，进入希缅山区，而官方的政策却使我们几乎无法在这些黑种犹太人中进行任何认真的工作——他们的村子已经极为破落，我们既没有机会目睹他们的风俗，也无法进行正常的采访。
1989年，这种压制被扫除了。
那年，经过长达16年的间断，亚的斯亚贝巴和耶路撒冷恢复了外交关系。
复交协议的核心内容里包括埃塞俄比亚方面的一个承诺，即同意法拉沙人（全体法拉沙人）移民以色列。
当时，法拉沙人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大概至多有15000人。
到1990年1月，这些移民行动已经使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数量急剧减少了。
埃以复交后的三个月当中，就有大约3000名法拉沙人离开了埃塞俄比亚。
更多的人离开自己的村子，纷纷涌到亚的斯亚贝巴，希望尽早登上出国的飞机。
这场现代大逃亡既坚决又无法遏止，发展得越来越快。
可以预见，埃塞俄比亚国内很快就会连一个法拉沙人也不剩了。
此后，我还是有可能到以色列去采访他们，去研究他们的民俗和传统。
不过，有机会目睹法拉沙人在其传统环境中过传统生活的场景，1990年却很可能是最后一年。
我决心不放过这个机会。
埃塞俄比亚腹地何以存在着犹太人（真正的黑种犹太人）？这个谜团和约柜之谜密切相关。
我感到，揭开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迎刃而解。
我对贡德尔地区的兴趣，并不仅仅在法拉沙人这个种族上。
离开英国前的一个星期，我曾做过一些研究，偶然发现了对该地区另一个民族的有趣记述。
那个民族叫盖芒特人，在关于他们的惟一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中，作者把他们称为希伯来人的异教徒。
这篇论文发表于1969年，作者是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伽姆斯特。
这篇不为人注意的论文里说：盖芒特人的这种希伯来信仰，其形式极为古老，并没有受到过去2000年中希伯来人宗教变化的影响。
在法拉沙人的宗教中，这种希伯来信仰占主导地位；法拉沙人是盖芒特人的邻居……有时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盖芒特人，因此，伽姆斯特说他们的宗教里包含着古老的希伯来人的因素；这就激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我觉得，这个情况显然进一步说明值得对盖芒特人做深入考察，因为它可能有助于解释犹太教对埃塞俄比亚的影响何以如此古老，何以如此普遍。
惟一的神与神树林姆斯特在他研究盖芒特人的论文中说，他曾经和一位宗教领袖交上了朋友，在他60年代对盖芒特人的实地考察中，此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我知道，这位高僧名叫穆鲁纳·马沙，其头衔是wambar，在盖芒特语中的意思是大祭司。
我的时间很有限，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位高僧（伽姆斯特获得的消息绝大部分都是他提供的），并就盖芒特人的宗教信仰采访他。
只是我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后是否还活着。
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依然恪守传统希伯来异教徒信仰的盖芒特人，因为在枷姆斯特考察的时期，他们的人数已经不足500了。
1月17日，星期三，我一到贡德尔城，就把我的这个担心告诉了到机场接我的当地官员。
他们说，还有很少的盖芒特人（大多为老年人）依然恪守着古代宗教。
接着，他们便四处联系，用无线电通知一些偏远地区的工人党干部，打听那位高僧的消息。
到了18日，星期四，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位大祭司还活着。
他住的村子显然不通公路，但据说有可能说服他到一个中间站去和我们见面。
那地方叫埃凯尔，从贡德尔城往西开车，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可以到达。
不仅如此，他们还几乎可以肯定这段路是安全的——经过最近几场战斗，反政府军已经被赶了回去，据说我们将要去的西部地区在白天是安全的。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天剩下的时间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主显节仪式上（本章的后面将做叙述）。
1月20日，星期六，正午刚过，我终于有了时间，坐着工人党为我提供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动身去埃凯尔村了。
除了司机以外，和我同行的还有一位热情的年轻官员雷杰斯·戴斯塔，他是我的翻译。
此外还有两个脸色冷峻的士兵，都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
我们在凸凹不平、路面倾斜的公路上颠簸前行，穿过一片片耀目的田野和一座座金黄色的小山。
我仔细查看着非洲之角的《米歇兰地图册》——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把它带在身边。
我饶有兴味地发现，我们的目的地离阿特巴拉河的源头不远。
那条河起源于塔纳湖西北大约50英里的地方，从那里流入苏丹，然后与特克泽河汇合，最后在第五瀑布前汇入尼罗河。
特克泽河从距离塔纳·奇克斯岛很近的地方流过，而《国王的光荣》也特别提到了这条河，因此我依然认为，约柜最有可能是沿着这条河的路线进入埃塞俄比亚的。
不过，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出：旅行者如果沿着阿特巴拉河走，也能到达同一片广大的地区。
我思忖着其中的含义，然后在笔记本上写道：这些河流就是沙漠中的路。
在埃塞俄比亚，所有这些路，无论是特克泽河，或者阿特巴拉河，还是青尼罗河，似乎全都通向塔纳湖。
法拉沙人（以及他们的亲戚，即希伯来人的异教徒盖芒特人）一向都恰好居住在这个区域，并且全都是真正的埃塞俄比亚人，是该国本土的居民。
他们信奉的犹太教（或者像伽姆斯特所说的希伯来人的宗教）在该国文化中属于外来因素，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论：这种宗教必定是沿着这些河流被输入埃塞俄比亚的。
我们进入埃凯尔村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一群工人党的当地官员。
他们告诉我们，大祭司穆鲁纳·马沙已经到了一会儿，正在等着我们。
我们被领进了一座很大的圆形棚屋里。
屋顶很高，呈蜂房形，屋中十分凉爽，光线幽暗。
阳光的细束透过树条泥巴的缝隙，射进屋里，照亮了悬在空气里的尘埃。
地面刚刚清理出来，散发出沃土的味道，其中还混合着淡淡的檀香。
不出所料，这位大祭司的年岁已经很大了。
看来，他为这次会面特别换了衣服，因为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包头，穿着白色的仪式长袍，外面是一袭漂亮的黑色斗篷。
棚屋四周的墙前摆着几把椅子，他端坐在一把椅子上。
我们进来时，大祭司态度和蔼地站了起来。
一番必要的介绍之后，他和我热情地握手。
然后，他马上通过翻译问我：你是伽姆斯特先生的同事吗？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
不过，我说，我读过他写的关于你们民族的书。
所以我才到这儿来。
我很有兴趣了解你们的宗教。
大祭司苦笑了一下。
这时我注意到他的一颗牙齿长得出奇，从嘴的左上角突了出来，朝下后弯着，如同大象的鼻子那样。
我们的宗教，他说，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了。
今天几乎没有人再信它了。
盖芒特人现在是基督教徒。
可是，你本人不是基督教徒吧？我不是。
我是大祭司，我还守着老规矩。
还有其他人像你这样吗？已经所剩无几了。
他又苦笑了一下。
接着，他狡黠而困惑地说：即使那些自称基督教徒的人，也没有彻底放弃自己从前的信仰。
我们的圣林还有人照管着……我们还举行燔祭。
他停下来想了想，然后摇了摇花白的头发，叹了一口气：可是，毕竟事过境迁了……一切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你所说的圣林，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的圣事活动本来应当在露天举行。
不过，我们喜欢在树林里做圣事。
为此，我们就特地种了一片树林，把它叫作degegna。
我就此又提了几个问题，弄清了盖芒特人其实有两种圣林。
有的圣林（即degegna）用于一年当中的各种仪式，是远古时代种的。
当时，盖芒特人的宗教创始人在梦中获得神启，知道了种植圣林的位置。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小得多的圣所，名叫qole，通常只有一棵树，人们相信树里住着格外强大的精灵。
这些qole一般都种在高地上。
大祭司说，埃凯尔村外就有一棵，我们如果愿意，可以去看看。
接着，我问他法拉沙人是否也崇拜圣林。
不，他答道，他们不。
是否可以说，他们的宗教和你们的相似呢？大祭司睿智地点了点头：是的，我们有不少共同之处。
不等我问，他又补充说：盖芒特人的宗教创始人叫阿那耶尔。
他很久以前就来到了埃塞俄比亚。
他的国家离这里很远，遭了七年的饥荒，他就带着妻子儿女来了这里。
在路上，他遇到了法拉沙人的宗教创始人，后者也带着妻子儿女来这里。
这两群人曾商议过结亲，但没有成功。
阿那耶尔和法拉沙人的宗教创始人来自同一个国家吗？是。
但他们各自独立，他们没有结亲。
尽管是这样，他们仍然出生在同一个国家吗？不错。
那个国家在哪里？很远……在中东。
你知道这个国家的名字吗？是迦南地。
阿那耶尔是迦南的孙子，迦南是含的儿子，含是挪亚的儿子。
这个族谱，这种对来自中东的先辈移民的朦胧记忆，使我兴味盎然。
这种记忆还意味着一点：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的宗教发源于同一个地点。
至于大祭司提到的迦南地是否就是《圣经》里说的那块上帝恩许之地，我却无法让他证实。
的确，他虽然很熟悉诸如含（ham）和挪亚（noah）这些名字，却还是自称从没读过《圣经》。
我相信他没有读过《圣经》，但同时也毫不怀疑，他刚才那番话必有某种经卷为依据。
例如，他的话里似乎有以色列酋长亚伯兰和妻子撒莱经历的那场艰苦跋涉的影子，他们逃到了迦南，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因为那地遭遇饥荒（《旧约·创世记》第12章第9、10节）。
当时，像《创世记》里的埃及一样，阿那耶尔所来的那个国家也在遭受七年的饥荒（那个国家指埃及，参见《创世记》第41章第27节约瑟为法老解梦——译者注）。
请再给我讲讲你们的宗教吧，我对大祭司说，刚才你提到了精灵，住在树里的精灵。
可是上帝呢？你们信奉惟一的上帝，还是信奉许多的神？我们信奉一个上帝，惟一的上帝。
不过，还有许多天使在支持他。
大祭司列出了一系列天使的名字：迦卡兰提、奇伯瓦、阿德莱奇、齐迪斯提、梅兹加尼、谢玛尼、安扎塔特拉。
他说，天使在乡间都各有明确的地方。
在我们宗教的鼎盛时期，所有盖芒特人都到这些地方去向天使祈祷，请天使为他们充当和上帝之间的中介。
最受尊敬的天使是迦卡兰提，然后是梅兹加尼和安扎塔特拉。
上帝呢？我问，盖芒特人的上帝呢？他有名字吗？当然有。
他叫耶阿达拉（teadara）。
他住在哪儿？他无处不在。
这么说，盖芒特人信奉惟一的上帝，一个无处不在的上帝。
我已经开始懂得为什么伽姆斯特称盖芒特人为希伯来人的异教徒了。
我和大祭司在埃凯尔村的长时间讨论中，他所说的几乎全都强化了我这个印象。
我详细记录了这次讨论，回到亚的斯亚贝巴以后，又仔细研究了他的那些答话，把它们与《圣经》逐一对照。
做完这番吃力的对照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盖芒特人宗教中的犹太教色彩是何等强烈，何等古老。
例如，那位大祭司告诉我，盖芒特人禁止吃一切非偶蹄动物，并且不吃反刍动物。
他还说，除此之外，骆驼和猪被看作不洁净的动物，严禁食用。
这些戒条和《旧约·利未记》第11章给犹太人规定的戒律完全一样。
大祭司还说，在盖芒特人当中，如果没经过正当的宰杀，就连洁净的动物也不许吃。
他解释道：必须先割断这些动物的喉咙，等血流净。
他又补充说，出于同样的理由，一切自然死亡的动物也在禁止食用之列。
我发现，这两条规定和《犹太法典》的规定完全一致。
还是关于食物这个话题，大祭司告诉我说：盖芒特宗教允许在进餐时同时食用肉类和奶制品。
但他又补充说，食用以动物的奶烹饪的同一动物的肉，这被视为可惜之举。
我知道，正统的犹太教徒禁止同一道菜里混合肉和奶。
然而，研究犹太教这个特殊的洁食戒条的背景时，我却发现它的权威性来自《旧约》的《出埃及记》和《申命记》，因为它们都宣布：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出埃及记》第23章第19节，《申命记》第14章第对节）这也是盖芒特人大致遵守的戒条。
我们集中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安息日（sabbath）。
盖芒特人也像犹太人一样，在星期六过安息日。
大祭司告诉我：那天禁止工作。
星期六禁止点火。
一块田地如果在安息日偶然失火，我们以后就不再用它。
这些戒条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戒条，全部符合《圣经》的规定。
这使我越来越坚信，盖芒特人宗教的基础中，的确铺垫着真正古老的犹太教深层土壤。
不过，最终使我确信这一点的，却是那位大祭司向我描述的一种活动。
它听上去丝毫不像犹太教的活动，那就是对圣林的崇拜。
我采访大祭司时，他曾告诉我埃凯尔村外有一棵qole，里面住着一个强大的精灵，还说我可以去看看。
我真的去看了。
原来，那是一棵巨大的洋槐，枝繁叶茂。
我站在村西的一小块高地上了望；地面向远方逐渐下降，延伸到数百英里以外，然后突然下斜，伸向苏丹边界。
午后的微风，带着远方森林的浓香，从我脚下黄褐色的深谷中吹过来，在沟壑和丘陵间盘旋，又吹向悬崖峭壁的最高处。
这棵洋槐盘根错节，粗壮魁伟，非常古老，很容易使人相信：它至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数百年，也许甚至矗立了数千年。
它周围有一圈围墙，其间的场地上摆着各种供品，有一罐油、一堆小米、一小堆烤熟的咖啡豆，还有一只已经绑好的鸡，用于潘祭。
这些祭品都以各自的方式强化了这个地方的特点：它们都十分神秘怪诞，虽然绝不可怖，但同样令人感到奇异。
这棵大树高约六英尺，每个树枝上都系着编织的流苏和五颜六色的布条。
这些编织短绳和彩带在风中飒飒作响，仿佛在悄声低语，仿佛正要透露什么信息。
记得我当时还想，若能懂得那个信息，我就能揭开许多隐秘的事情了。
这个景象使这里的非尘世效果倍增，使盖芒特人的这个圣林之地，与我以往旅行中见到的其他圣所格外不同。
我怀着一种迷信般的心理，触摸着这棵有生命的古木，感受着它的年龄，然后回到我的同伴那里去，他们正在山脚下等我。
后来，回到亚的斯亚贝巴以后，我比较对照了盖芒特人宗教和《旧约》中犹太教的另外一些相似点，又照例查对了《圣经》和《圣经》考古学的著作，想从中找到有关圣林的记述。
我本来没有指望能找到。
但使我惊讶的是，我竟发现其中有记载说，在犹太教发展的最初阶段，的确曾有过按照神意而专门种植的圣林。
我也证实了另外一点：这些圣林的确曾被用作当时的圣所。
例如，《旧约·创世记》第21章就说：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这些圣林如何使用，它们是什么样子，在圣林中举行什么仪式，人们在那里摆什么供品，对这一切的记载却非常少。
其原因就是：后来《圣经》时代的高级僧侣非常反对这一切活动，伐倒并烧毁了这些圣树，也推翻了那些masseboth（短柱式祭坛——译者注）。
编辑和修订《圣经》的也正是这些僧侣，因此，他们没给我们留下任何有关圣林功用和状貌的清晰记载，这就毫不奇怪了。
何况，惟一能唤起几分想象的那段记载，还被研究《圣经》的学者们看成了一个奥秘。
那段记载见于《旧约·列王纪下》，它讲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妇女为圣林织流苏的屋子。
我读这句话时，头脑中还对那个景象记忆犹新：埃凯尔村外那棵神树的每个枝头都悬挂着布条编织的彩穗。
当时在我看来（现在我也认为如此），《列王纪》里的这句话毫不神秘。
不过，非洲心脏地区的盖芒特人何以能获得与这棵神树一样古老的犹太国迦南人的传统，这依然有待做出解释。
阿斯旺和莫罗盖芒特宗教虽然带着强烈的犹太教色彩，却从没有人说过盖芒特人其实就是犹太人——他们身上的异教和泛灵论色彩太浓，因而无法被认为是犹太人。
然而，法拉沙人就大不相同了。
从19世纪初开始，他们就被普遍看作了真正的犹太人，但直到1973年，耶路撒冷的大拉比瑟法迪才正式承认他们是犹太人。
两年以后，大拉比阿什肯纳吉也承认了法拉沙人，从而开辟了一条通道，使以色列内政部宣布：根据《回归法》的条款，法拉沙人有资格自动成为以色列公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色列的大拉比迟迟不承认法拉沙人是犹太人，其主要原因是：法拉沙人宗教具有明显的《旧约》特征，它根本不被包括在《犹太法典》（公元前200年到公元500年间犹太律法和习俗的权威文本）里，也不涉及《犹太法典》。
这就使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许多犹太人对法拉沙人颇为疏远。
但学者们后来认为，法拉沙宗教不合《犹太法典》律条，这个现象只能说明一点：犹太教信仰在埃塞俄比亚的这一支，必定在很早很早以前就被割断了与世界犹太教演化主体之间的联系。
这种孤立隔绝的状态，也使法拉沙人一直格守着那些早已被拉比们禁止的祭祀仪式，尤其是燔祭仪式（见本书第六章）。
20世纪70年代，法拉沙人终于被正式承认为犹太人以后，有个重点问题便显得更加重要了，那就是：法拉沙人的社会及宗教活动完全符合（《旧约》）《首五卷经》（torah）的教义，这一点是非常清楚、毫不含糊的。
不仅如此，法拉沙人还像《犹太法典》形成前的犹太人（他们拥有真正古老的宗教信仰）那样，对《首五卷经》中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表现出了最大的尊重。
《摩西五经》被正统学者认为是摩西亲著，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法拉沙人宗教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典型表现，是他们严格遵守《利未记》和《申命记》里列举的那些净食规则，以及他们绝不吃由异教徒宰杀的任何动物，无论洁净与否。
我还知道，法拉沙人还烙守《摩西律法》关于洁净和贞洁的律条。
例如，他们给那些被认为暂时不洁而不宜参加祭礼的族人建造了特殊的草屋，其中包括行经期的女人。
按照《利未记》的戒条，行经期的女人要被隔离七日。
法拉沙人的割礼仪式也同样符合传统，在男婴出生后第八天举行，严格遵守着《摩西五经》里的规定。
同样，他们在安息日的活动内容也极为正统：星期五日落前熄灭所有的火，安息日当天不做任何工作，不汲水，不点火，不煮咖啡，只吃冷食，但允许喝水。
1990年1月我访问贡德尔城期间，去过法拉沙人的几个定居点，目睹了以上的一切。
我的目的是接触一些宗教领袖，向他们核实几个问题。
由于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大量移民以色列，我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完成——很多法拉沙人遗弃了家园，家具杂物全被带走，屋门都没上栓，屋里的人都走光了。
尽管如此，在离贡德尔大约20英里的乡下，我还是找到了一个似乎还有人烟的村子。
这个叫安波博尔的村落，分散在绵延起伏的山区的一个山坡上，村里几乎只有女人和小孩，绝大多数男人都已经离开那里，去了以色列。
法拉沙人既没有犹太会堂，也没有拉比。
他们的圣所叫作mesgid，他们的宗教官员叫作kahenat（其单数是kahen，意为神甫）。
我和我的翻译雷杰斯·戴斯塔沿着山坡朝这个村子走，身后很快就引来了一群淘气的孩子，并且越来越多。
我们朝村里的圣所走，它的标志是屋顶上的大卫之星。
我非常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他们的本堂神甫。
这一次我没有失望。
那座寒酸的建筑里，一位清癯的老翁正坐在一张做工粗劣的木桌旁，研读一本《首五卷经》（它上面的杰泽文很美观，书页是熟羊皮纸的）。
雷杰斯先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又问老僧人愿不愿意回答我的几个问题。
老僧人和他争执了好一阵，才答应了这个请求，并自我介绍说叫所罗门·阿莱姆。
他说自己已经78岁了。
从差不多30年前开始，他一直就是安波博尔村的本堂神甫。
以后的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谈论法拉沙人信仰和宗教仪式的许多方面。
所罗门神甫的所有回答都证明了他们的宗教具备纯粹的《旧约》特征，并且大都和我在考察中了解到的情况相符。
在这种情况下，我极力怂恿他讲一讲燔祭仪式，以弄清法拉沙人为什么还在格守这种仪式，而世界上其他的犹太人早在2000年前就放弃它了。
他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相信上帝在他的宝座上注视着这些仪式，并且非常快慰。
这句话和《利未记》描写燔祭的经文非常相近，所罗门神甫也许知道这一点，也许并不知道，那段经文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利未记》第1章第9节）自然，所罗门神甫看来非常智慧，博览群书。
不过，我夸奖他的学问时，他却强调说（话里丝毫没有虚伪的谦虚），他对法拉沙人犹太教传统的理解远远不及他的父亲。
他说，他父亲这方面的知识又远远不及他的祖父，后者也当过安波博尔村的本堂神甫。
他悲切地说：我们正在忘记自己的过去。
我们正一天天地忘记自己的历史。
我接过这个话头，问所罗门是否知道犹太人在埃塞俄比亚有多少个世纪的历史。
他回答道：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就来到埃塞俄比亚了……在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以前很久。
基督教徒和我0湘比要晚近得多。
接着，他给我讲了那个我已经熟知的示巴女王、门涅利克和约柜被拐的故事。
他说，犹太教信仰就是这样到达埃塞俄比亚的。
我顺便问了一句：你知道门涅利克一行是沿着哪条路线回埃塞俄比亚的吗？他回答说：根据我们的传说，他们当年是从耶路撒冷经埃及和苏丹，最后到达埃塞俄比亚的。
这个回答虽然当时使我吃惊，但我现在却颇为得意地接受了它。
我又不厌其烦地追问说：他们的大部分旅程，也许都是沿着尼罗河走的吧？老僧人点点头：是的，我们的传说就是这么说的。
接着，他还补充了两个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细节。
在路上，他说，他们曾在阿斯旺和莫罗休息。
我知道，阿斯旺在上埃及（离现代的阿斯旺水坝很近），在法老时代是个重地，因为建造金字塔的花岗石就来自那里。
莫罗是努比亚国的古都，坐落在南边更远的地方，在今天的苏丹共和国境内。
我兴味盎然，鼓励所罗门神甫再讲一些和这两个地方有关的法拉沙人传说。
然而，他却始终说他只知道这么多。
他喟叹着说：我是从祖父讲的故事里听说这两个地名的。
他很有智慧……可是他已经去世了……我们不久都会告别人世。
仪式上的柜子我逗留贡德尔期间了解到的所有情况，都进一步证实了我的一个见解：在古代，犹太人的信仰被带进埃塞俄比亚后，最先到达的就是这个地区。
法拉沙人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而这里正是他们的家园。
他们的近邻盖芒特人也显示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标志，表明他们也受到了古老而根深蒂固的犹太教影响。
这种影响不单单局限于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
相反，在贡德尔，在整个埃塞俄比亚，被看作东正教徒的基督教徒的不少习俗和信仰，无疑也源于犹太教。
我知道，他们也像法拉沙人一样，在男婴出生后第八天为他行割礼，这完全符合《利未记》的规定——在全世界各国，现在还遵守这个规定的，只有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人。
同样，在20世纪，埃塞俄比亚的几百万基督教徒仍然在过犹太人的安息日，但不是用它替代其他国家基督教徒一直烙守的星期日安息日，而是作为星期日安息日的补充。
这是所谓宗教汇合现象的一个突出实例。
还有一些节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基督教的，但分明也都源于犹太教。
例如，我了解到，埃塞俄比亚人的新年节（enkutatsh）很像犹太人的新年节（roth ha-shanah）。
它们都在9月份，都连着几个星期后的另一个节（在埃塞俄比亚被称为maskal，在以色列被称为kippur）。
不仅如此，在这两种文化中，过完第二个节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赎罪期，还连上了过新年。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徒还严格遵守《摩西五经》里关于洁净和贞洁的律条，例如：男子和妻子性交后不得进入教堂；接触任何圣洁的东西之前不得性交；斋戒期间不得性交；不得与行经期的女子性交。
基督教传统并没有规定这些严格戒律，但《摩西五经》却做了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
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徒还有个类似的做法：他们遵守《旧约》里规定的食物戒律，严格避免食用不洁净的鸟肉和哺乳动物肉（尤其禁食猪肉），甚至严格遵守这些戒律的细枝末节，例如《创世记》第32章里规定禁食的大腿窝的筋（第32节）。
我可以证实，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基督教徒都不吃大腿窝的筋，它在杰泽古语里被称作禁食之肌。
研究这个题目时，我还发现了另一个使我很感兴趣的情况：埃塞俄比亚僧侣的法衣似乎是古代以色列祭司那种特定服饰的翻版。
他们的腰带（kenat）如同以色列大祭司的束腰；他们的筒帽（koba）很像后者的主教法冠；他们的坎肩（askema）则酷似后者的胸牌——《出埃及记》第28章第4节里说得很清楚，这种胸牌上镶有12颗宝石，缀成4行，每行3颗。
总之，我因此很难不赞同大卫·麦修斯大主教的观点，因为他在1974年曾说：埃塞俄比亚的全套宗教表现方式都十分古老，都符合仪礼，并且蕴藏着犹太教仪礼的潜流。
不过，直到1990年1月18日和19日我参观了基督教的主显节，才真正领略了这种潜流是何等压倒一切，何等强大有力。
1月18日，星期四，下午三四点钟，我穿过那些万分激动的人群，走上台阶，来到了梅德哈尼·阿莱姆（意思是世界救星）教堂外廊里。
这时，主显节的准备活动早已经开始了。
教堂位于贡德尔城里最古老的地区，是座巨大的圆形建筑，具有传统的布局结构（如果俯视它，它的布局很像个圆环靶心），其内殿（makdas）外面环绕着一层又一层同心圆回廊。
我已经知道，这种具有鲜明的埃塞俄比亚特征的布局，不但在圆形教堂建筑中使用，在长方形和椭圆形教堂建筑中也使用，只是略有变化。
学者们认为，这种布局来自希伯来圣殿的三重分割法式。
伦敦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的首席教授爱德华·乌伦多夫曾说：阿比西尼亚教堂同心圆三重厅堂的外廊叫作kene mahlet，意即唱诗之地，相当于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的ulam（外廊）。
第二圈厅堂叫作keddest（外围圣所），是会众领圣餐的地方。
最里面的部分叫作makdas（内殿），里面放着塔波特，只有祭司才能进去……阿比西尼亚的所有教堂都具有这种三重厅堂的建筑结构，即使最小的教堂也是如此。
因此，阿比西尼亚人显然选中了希伯来人圣所的形式为样本去建造教堂，并没有采用古罗马的长方形会堂做样本，而后者却为其他国家的早期基督教徒所接受。
阿比西尼亚人为什么要选择一种基督教诞生以前的样本，去建造他们的基督教堂呢？乌伦多夫教授没有对此做出推测。
然而，当我走进梅德哈尼·阿莱姆教堂的第一重回廊时，这个问题的答案便似乎很明显了：叙利亚的传教者弗鲁门提乌斯曾使阿克苏姆王国皈依基督教，并在公元331年被亚历山大城的埃及基督教长老会委任为驻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大主教。
他想必是有意让作为新信仰的基督教制度，去适应这个国家以前已经存在的犹太教传统。
不仅如此，乌伦多夫教授还承认：很显然，公元4世纪基督教传入阿比西尼亚以前很久，这些传统以及其他一些传说，尤其是约柜就在阿克苏姆城的传说，必定早已成了阿比西尼亚民族遗产的组成部分，因为一个最近刚放弃异教信仰、改信基督教的民族（使他们改变信仰的不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而是叙利亚的传教士弗鲁门提乌斯），后来居然会自诩为犹太教的后裔，并开始坚持以色列人的风俗和制度，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脱了鞋，穿着袜子走在外廊里（在埃塞俄比亚的所有教堂里穿鞋，都被视为读神）。
我在那里走了一圈，仔细观看墙上那些褪了色的圣徒和圣者的画像。
我正在一幅描绘示巴女王去耶路撒冷的画前沉思，忽然听到了一阵徐缓低沉的鼓声。
那鼓名叫科比罗（kebero），是一种椭圆形的大鼓，用母牛皮绷在木框上做成。
那鼓声的特点很像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堂里的音乐。
在这串蛮野的鼓声里，现在又加进了杰泽语赞美诗的合唱声，接着是一阵塞斯特拉铃神秘的叮当响声。
我感到很好奇，便在回廊里走了一圈。
终于，在通向里面外围圣所的过道里，我看见了正围在鼓手周围的一群僧侣和执事。
那鼓手盘腿坐在地上，身子弯向科比罗大鼓。
这个场景非常奇特，也十分古老，其中没有任何属于现代世界的东西。
我望着它，感到自己正乘着这种音乐的奇异节奏，穿越时间，回到了遥远的古代。
听上去，这种音乐既不是非洲的，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另外某个地方的音乐，并且属于一种比基督教古老得多的信仰。
教堂执事们身穿传统袍服和黑白两色的短披风，手拄长长的祷杖，摇摆着身体，口唱赞美歌，沉浸在舞蹈的第一节音乐里。
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哗朗棒般的银制乐器。
鼓点间歇时，他们上下摇动那种乐器，它便哗啦啦地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赞美歌是轮唱形式的，一组歌者唱出一段后，另一组便来应和，歌词与合唱的对话在歌者之间来回传递，使赞美歌不断重复，越来越响亮。
我知道，在《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礼拜仪式中曾很盛行这种唱法。
我正在思索这个巧合，忽然从外围圣所敞开的门里冒出了一团焚香的浓烟。
我凑到前边，朝外围圣所里看，只见一个人正在里面旋转着跳舞。
他身上的绿袍绣着金丝线。
此人像梦里的人物一样，既像巫师，又像祭司，闭着眼睛，不停地旋转着。
他周围还有一群人，服装和他近似，每人都用一条漂亮的银链提着冒烟的香炉。
我瞪大眼睛，透过烟雾和幽暗，竭力朝这些人后面望。
我依稀地看到：外围圣所正中就是内殿的人口，外面挂着一道帘幕。
我知道，那道厚厚的市幕后面就放着约柜的象征——塔波特，它既备受崇敬又神秘莫测，被迷信守护着，被秘密隐藏在它的圣所里。
我想起来，在古代的以色列，大祭司必须先焚烧大量焚香，待浓烟完全遮没约柜后，才能接近约柜。
据说，要保护大祭司的性命，浓烟是不可或缺的，必须确保这一点，正如《利未记》里那句颇为令人胆寒的经文所说，免得他死亡。
（第16章第13节）我迈进内殿，想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几乎马上就被赶回到外围圣所里。
这时，执事们的歌声停了，鼓声也停了，教堂里突然出现了片刻的寂静。
我感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紧迫气氛，就像闪电的巨大能量正在雨云中酝酿。
众人骚动起来，纷纷向四外散开。
这时，一个神甫微笑着抓住了我的胳膊，动作虽轻，但很坚决，把我领出外围圣所，穿过外廊，一直带到教堂的大门口。
下午的灿烂阳光使我睁不开眼。
我站在门口，对这种似乎打乱了仪式进程的情绪突变感到吃惊。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人了，而现在的人数已经成倍增加。
梅德哈尼·阿莱姆教堂前的宽阔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人群一直延伸到我眼前公路的尽头。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残疾人，病势沉重的人，濒临死亡的人，欢乐的健康人，仿佛埃塞俄比亚的一半人口全都聚到了这里。
许多人紧攥着各式各样的乐器：铙钹，喇叭，笛子，提琴，七弦琴，还有《圣经》上说的那种竖琴。
我从教堂出来不久，一群身穿华丽长袍的神甫也出来了。
他们就是刚才内殿帘幕前浓烟里的那些人，不过，其中一个的头上却顶着塔波特，它外面裹着昂贵的红色和金色锦缎。
这个头顶塔波特的神甫身材细长，留着胡须，面容俊雅，两眼深陷。
人群里立即爆发出狂热的叫喊声和跺脚声。
女人们尖叫着，发出一连串热烈的颤音。
我知道，不止一位学者都证明，这种颤音是模仿古希伯来人祭祀时发出的乐音（希伯来语称为hallel，埃塞俄比亚语称为elel）……这种颤音的样式就是把el－lel这个声音反复多次，即发出ellellellellellell的声音……而哈利路亚（halleluyah）的确切意思，大概就是向耶和华高唱hallel或ellel。
神甫们在教堂门口站了几分钟，万分激动的人群不断增加。
接着，神甫们转身绕着外廊走了一周，然后走下台阶，来到了广场上。
他们的脚刚落到广场的地面上，人群便在他们前面分开，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高喊声，尖叫声，喇叭声，笛子的呼哨声，七弦琴的刮奏声，小铃鼓的哗啦声，混合成了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嚣，令人惊诧不已。
我壮着胆子，尽量紧跟着那群神甫，感受着人们的激越和喧嚣。
我两边各有上百个人，其中许多或者陶醉于米酒，或者陶醉于喧嚣。
我不断被人挤撞，不止一次几乎跌倒。
尽管如此，我却没有感到片刻的畏惧和惊恐。
我们在古城里游行，时而在狭窄的小巷里穿行，时而在空地上散开成大块方阵，时而不知原由地停下来，时而快步前进，时而缓慢蠕动，一路奏乐欢歌。
我始终竭力紧盯着那个裹着塔波特的红色和金色锦缎包，此刻它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
一支新的狂欢者队伍从旁边的大街上汇入了我们的队伍，我有片刻完全看不见了那个神圣的锦缎包。
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找到了目标，便急忙追上去。
我决心再也不让它离开我的视线，便爬上了一面长满青草的河岸，在上面飞跑起来，超过了一个二三千人的方队，又超过了那些神甫，再从河岸上慢慢走下来，回到路上，站在了人群前二十码左右的地方。
在这里，我找到了人群奇怪地走走停停、时快时慢的原因。
原来，在塔波特前面的空间里已经自动聚起了几支即兴舞蹈队，其中一些有男有女，一些只有男人，另一些只有女人。
有的舞者穿着日常的衣服，有的穿着上教堂的衣服。
每个舞蹈队中央都有个鼓手。
鼓手们把科比罗大鼓挂在脖子上，敲出古老而疯狂的鼓点，旋转着，蹦跳着，扭动着，喊叫着。
周围的人也精力勃发，高声大喊，不停地转动身子，拼命鼓掌，敲着小铃鼓和铙钹，飞快地蹦跳旋转，大汗淋漓。
现在，在喇叭声、喊声、十弦琴的刮奏声以及一支牧笛的难忘曲调声的催促下，一个身穿传统自棉布袍的年轻男子跳起了疯狂的独舞。
神甫们原地站定，阻挡着身后急切的人群，还把神圣的塔波特高高顶在头上。
那青年身体灵活矫健，舞姿优美，用全力展示高超的技巧，仿佛陷入了狂喜境界。
众人都在盯着他，他围着一面正在敲击的科比罗大鼓，用脚尖旋转，摆动身体，还耸动双肩，上下摆头，忘情于自己内心的节奏，用肢体的每个部分，用自己的每一分气力，用身体的每个细胞，赞美着上帝。
我当时想，想必这就像3000年前耶路撒冷城门外的情景一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旧约·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5节和14节）狂舞正酣，那青年突然倒在了地上，昏了过去。
几个旁观者把他扶起来，抬到路边歇息。
然后，游行的人群又像方才那样涌上前去，新舞者不断地替换着那些精疲力竭的舞者。
情况不久便发生了变化。
游行的人群穿过最后一条小街后，便在一个露天广场上散开了。
我看见，另外三个方向也各有一支游行队伍正涌进广场，每支队伍的人数都和我们这支差不多，每支队伍中央都有一群抬着塔波特的神甫，游行者仿佛都沉浸在同样的狂喜迷醉当中。
此刻，这四支队伍就像四条河流，汇合在了一起。
从梅德哈尼·阿莱姆教堂抬出塔波特的那个神甫（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忠实地跟随着他），和来自贡德尔另外三个主要教堂的抬塔波特的神甫站成了一排。
这排最神圣的队列后面是更多的神甫和执事，他们后面是聚集起来的群众，人数众多，不下万人。
四支游行队伍刚汇合在一起，人群马上又开始移动，涌出广场，上了一条又陡又宽的公路，那几只塔波特仍在众人前方。
不时有几个孩子被挤到我身边，怯生生地拉起我的手，跟着我走上一会儿，然后才松开手……一个老婆子凑到我面前，用阿姆哈拉语说了一大段话，她笑的时候，我看到她嘴里的牙已经全掉光了……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咯咯地笑着，带着几分紧张，怀着幻想般的好奇，用手碰了一下我的金发，然后跑开了……就这样，我完全被游行的欢悦和力量所陶醉，听任自己被周围的人挤来挤去，忘掉了那个下午的时光流逝。
公路转了个弯，出现了一片绿草茵茵的树林。
我们突然看见林间有一片带围墙的建筑群，像是从传说故事里出来的那样。
我隐约看见，围墙后面显出了一座巨大城堡上的几个塔楼——它们很高，气势威严地排列着。
在我的埃塞俄比亚之旅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我想到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笔下那座奇迹般的圣杯圣堂了。
他描述圣杯圣堂时写道，它是一座攻不破的要塞，尖塔林立，宫殿众多，矗立在munsalvaesche（拯救之山）地区的一个神秘的湖畔。
那圈围墙中央有条带窄拱门的通道，我前面的人群现在开始沿着通道，向拱门里面涌去。
我也身不由己，被裹挟过去。
这股人流力量无比，无法抗拒，我们仿佛手足无措地正被卷进漩涡里。
我被挤到了拱门下面，人们的身体胡乱地挤撞着我。
我被挤到了粗糙的石头上，手表也挤掉了。
我身后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几乎马上就把表从地上捡了起来，交到我手里。
我来不及道谢，来不及问他的名字，就被挤过了那个瓶颈般的拱门，来到了建筑群内的一个大草坪上。
我的头微微有些晕眩。
此刻，我心中巨大的拘束感和压迫感突然消失了，我体验到了一种微妙的自由感……这个建筑群呈长方形排列，占地面积有四个街区那么大。
大草坪中央还有一道围墙，直径大约是第一道围墙的三分之一。
第二道围墙里有座带塔楼的高大城堡，方才我在远处已经朦胧地见到了它。
城堡后面是一个人工湖，湖里有一半的水。
这座城堡是法悉里达斯皇帝在公元17世纪建造的。
看样子，只有通过架在一道深堑壕上的窄石桥，才能进入城堡。
石桥直通城堡正面一个巨大的木头门廊。
我注意到，众人还在涌进我刚刚被挤进的那道窄拱门。
人们在草坪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兴高采烈地吵嚷着，敦厚地彼此致意。
在我右前方，一大群神甫和执事已经聚在了城堡前，我看见他们一共抬了七个塔波特。
我由此推断：下午在城里那个主要广场汇合的四支游行队伍到这里来的路上，肯定还有贡德尔城另外三个教堂的游行队伍加入了进来。
头顶裹着锦缎的塔波特的神甫并肩站成了一行。
他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神甫，举着色彩鲜艳的仪式华盖，华盖上挂着流苏，还绣着十字、星星、太阳、新月和其他一些奇异的东西。
左边五米以外还站着两行神甫，脸对着脸，手持长祷杖和银制塞斯特拉铃。
两行神甫之间的地面上坐着一名鼓手，正把身子弯向科比罗大鼓。
我凑到前面，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两行脸对脸的神甫开始在塔波特前面缓缓摆动身子，跳起了舞。
这舞蹈合着一种催眠般的节奏，合着一支赞美轮唱的节奏，我刚才在梅德哈尼·阿莱姆教堂听到的，就是这支轮唱曲。
过了一会儿，舞蹈戛然而止，像它开始时一样突然。
舞蹈者散开来，顶着七只塔波特的神甫们神态庄严，走上了堑壕上那座通向城堡的石桥。
他们在桥上停了一会儿，落日的温暖光线照在他们身上。
人群中的女人发出了更响亮的颤音尖叫。
接着，城堡的沉重木门（合页已经上了油）无声地敞开了。
我隐隐约约地望见了城堡幽暗的内部，塔波特被抬进了大门里。
聚集在草坪上的几千人纷纷坐在了园子周围，动作都很轻。
有些人带着毯子，还有些人带着棉布披巾以及更厚一点的斗篷。
然而，所有的人却都像是整个主显节期间都打算在这里露营，都显得心情泰然。
经过令人筋疲力尽的游行和喧嚣，人们现在已经平静下来，正在准备当晚的守夜。
晚上9点钟，人们点起了许多簧火。
围着跳动的火苗，人们裹着披巾和毯子，蜷身坐着，悄声交谈。
他们用埃塞俄比亚的古代闪米特语言说话，呼出的气体形成了冷雾。
置身于非洲寒冷的高山空气中，我的心情非常畅快。
我坐在草地上，又躺了下来，双手枕在脑后，仰望夜空，欣然地望着天上密集的星星。
我任思绪漫游了片刻，忽然听到湖上传来一阵持续的溅水声，那个湖高我坐的地方很近。
几乎与此同时，从古堡里传来了柔和的合唱声和鼓声。
这歌声非常和谐，令人心生敬畏，心跳停止，它最初十分微弱，使我几乎不能听清。
我站了起来，走到离石桥更近的地方。
我并不打算过桥（我想我不会被允许过桥），而只想找个更有利的地方，把那支古老乐曲听得更清楚些。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发觉有不少只手把我推向前去——推得虽轻，但很坚决。
不一会儿，我就不知不觉站在了石桥上。
桥上的一个孩子把我领到城堡门口，推开大门，然后笑着示意我进去。
我相当胆怯，迈过门槛，走进了一间屋子里。
这个方形大厅的穹顶很高，弥漫着焚香的气味，粗糙石墙的壁龛里点着十几支蜡烛。
我关上了背后的门，一股冷风从门底的缝隙钻了进来。
寒冷的气流穿过石头大厅四处的缝隙涌进来，使小小的烛焰淌着蜡滴，光亮变暗。
光线若明若暗，十分可怕，我看见有大约五十个穿长袍、戴头巾的人站成了两圈。
这个圆圈只是在我站的门口才有个缺口。
尽管很难，我还是看出这些人全都是男人，其中大多数或者是神甫，或者是执事，因为他们都在唱杰泽语的赞美诗，其旋律令人感伤，使我后颈的汗毛耸立，不觉地站直了身子。
在我正前方有个石墩，铺着一块刚刚切割出来的玻璃板，上面坐着一个戴着白披巾的鼓手，在绷紧的科比罗鼓面上轻轻敲出持续的鼓点。
此刻，合唱者中有几个人向我点头，但没有打乱唱诗的速度。
我觉得自己被推进了他们的圈子，被亲切地接纳，成了圈子的一部分。
我的右手里被塞进了一个哗朗棒，左手里被塞进了一柄祷杖。
唱诗在继续，歌者们左右摇摆着身体，动作非常轻缓。
我也情不自禁地随着节奏摆动起身体来了。
我紧盯着其他人，摆脱了所有的自我意识，在鼓点间歇时，上下晃动手中的哗朗棒，那件古代乐器上的小金属圆片发出没有音调的哗啦声。
据我目前所知，这种难以抗拒的奇特响声比所罗门圣殿还要古老，甚至比金字塔还要古老，因为此类塞斯特拉铃最早是在前王朝时期的古埃及就被使用，从那里经过法老时代的祭司，传到了以色列的礼拜仪式上。
这种庄严的仪式非常奇特，而更奇特的是：我竟然被允许参与其中，就在这里，就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腹地，就在这个圣湖旁边。
我突然意识到，我周围展开的场景里绝对没有属于20世纪的东西，半点也没有。
想到这一点，我激动地战栗了一下。
我很容易把自己当成公元10世纪这个古老仪式的一个见证人，目睹上帝的约柜被所罗门放在内殿的浓重黑暗里，同时，那些祭司们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
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旧约·历代志下》第5章第12、13节，参见《旧约·列王纪上》第8章前11节）此刻，埃塞俄比亚的神甫们（我也站在他们当中），难道不是正以同样的方式赞美耶和华吗？他们不是也以同样的狂热和信念感谢耶和华的慈爱，赞颂他不可言说的名吗？他们唱道：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桓同入安息之所。
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