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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不懈的探寻

2025-04-02 05:00:27

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6世纪,埃塞俄比亚北方以阿克苏姆为中心的那个帝国,完全可以被列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

它的地位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相等,能把它的船队派到遥远的埃及、印度、锡兰和中国。

它的建筑成就和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它是基督教在非洲亚撒哈拉地区的第一个堡垒。

早在公元4世纪初,这个帝国就皈依了基督教,将这种新信仰作为国教(这差不多就是君士坦丁堡大帝奇迹般地皈依基督教的那个时期)。

然而,到了公元7世纪,阿克苏姆帝国的光芒便开始暗淡了。

它派驻国外的使节已经寥寥无几,它曾一度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也分明在衰落。

这个显著变化最终导致了该国的彻底孤立,其原因主要与伊斯兰教敌对力量的增长和阿比西尼亚基督教的包围有关。

这个变化出现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生前和死后的时期。

爱德华·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写道:埃塞俄比亚人被他们宗教的敌人所包围,沉睡了将近1000年,忘记了世界,也被世界忘记了。

这位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提到的这1000年,大致是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6世纪。

公平地说,在这1000年期间,埃塞俄比亚从世人的记忆里消失了。

遥远的非洲高原上的这个基督教国家以前曾闻名世界,也有许多游客曾到该国旅行,现在却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神话和魔法的神秘国度,人们以为那里还生活着龙和其他怪物。

它成了一块terra incognit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译者注),谁都不敢(或者不想)到那里去冒险。

人们想必很容易做出一个假定:在阿比西尼亚人的这段历史黑洞时期,他们又退到了野蛮或停滞状态。

但我的研究,却让我看到历史真相恰恰相反——正像那些非凡的拉利贝拉独石教堂证明的那样。

在这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保留了一种既丰富又特殊的文化。

尽管这种文化是自我封闭的,并且有人怀疑它的种种主题曾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但它还是原封未动地存在下来,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

12世纪下半期,拉利贝拉王子本人曾流亡耶路撒冷25年。

他也是从耶路撒冷重返埃塞俄比亚,当了国王,建造了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些独石教堂。

在本书第五章,我已经做了简要介绍:我的发现使我相信,1185年拉利贝拉离开圣城耶路撒冷回国赢得王位时,和他同行的可能还有圣殿骑士教的一支小分队。

我相信,这些骑士的首要动机就是渴望到埃塞俄比亚去找到约柜。

除了这个目的之外,我们还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非常愿意协助这位王子达到政治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有理由指望自己能对拉利贝拉国王产生重大影响了。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后来听到了一个埃塞俄比亚传说,说有一些神秘的白人参与了拉利贝拉教堂的建造。

这个传说十分古老。

的确,16世纪初葡萄牙的弗兰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把这个传说第一次记载下来时,它就已经非常古老了。

我知道圣殿骑士们都是出色的建设者和建筑师,因此我很难否定一个结论,即他们可能就是参与建造那些独石教堂的白人。

何况,由于那些教堂花了24年时间才建成,这就意味着这些骑士至少在埃塞俄比亚生活过很长时期,甚至曾可能打算在更长的时期内介入该国事务。

随着研究的进展,我越来越认为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

为了解释何以如此,首先就必须让读者了解14世纪初圣殿骑士教遭到残酷镇压以及其后那些骑士的遭遇。

将他们的遭遇和同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一些事件加以对照,这也很有必要。

黑暗时期圣殿骑士教创建于公元1119年,于1128年在特罗耶教会会议上获得教会的正式承认,此后迅速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教派,在世界各国都拥有巨大的势力、财富和声望。

然而,这种地位也注定使他们在不到两个世纪内被毁灭。

这个教派灾难性崩溃的历史,在其他的书籍里已经有了太多的详细叙述,因此这里无需详细重复,只要做一个简要介绍即可:公元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住在法国的所有圣殿骑士突然都遭到了逮捕。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逮捕。

那天黎明,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派遣的查抄官和执行官们同时袭击了圣殿骑士的数百处寓所。

入夜时,已经有15000人遭到逮捕。

在公众的想象中,13日星期五也赢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位置,成了日历上最倒运、最不吉利的日期。

圣殿骑士们突然遭到了充满羞辱的逮捕,而加给他们的罪名既耸人听闻,又毫无根据。

例如,他们的一条罪名是否认基督,向基督像吐口水;此外还有彼此下流地接吻,按照该教的亵渎仪式,羞辱人类尊严。

据说,新教友人教时,其肛门、肚脐和嘴都要被吻。

还有一条同样严重的罪名是:他们向偶像膜拜。

这个时期(一直到1377年),教皇官邸设在法国普罗旺斯省的阿维农。

这里无需解释教皇不住在梵蒂冈的原因。

但是,罗马教廷迁到如此邻近法国的地点,这显然使菲利普国王对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克莱门特五世1305年在里昂加冕时,法王菲利普也出席了加冕式)。

这个影响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圣殿骑士教。

菲利普决定不仅要消灭全法国的圣殿骑士教,而且要在所有存在该教派的国家消灭他们。

为此,这位法国君主向克莱门特五世施加压力,最终使教皇签署了一道敕令(即1307年11月22日教皇敕令),命令逮捕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圣殿骑士教徒。

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塞浦路斯都开始了大逮捕。

1312年,这位傀儡教皇又发布了一道敕令,宣布正式取缔圣殿骑士教。

与此同时,数千名圣殿骑士教徒遭到了最恐怖的刑讯。

后来,其中许多人都被以火刑处死,包括该教大师雅各·德·莫雷和诺曼底教区主教杰福洛伊·德·沙奈。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叙述圣殿骑士教遭到的迫害、审讯以及被摧毁的始末。

我之所以对这些事件产生兴趣,完全是因为一点,即我找到的证据表明圣殿骑士们可能曾在12世纪末期到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

证实了1185年曾有一队骑士陪同拉利贝拉离开耶路撒冷以后,我自然就想弄清后来发生的事情。

这个好奇心促使我去寻找有关圣殿骑士教后来历史的线索。

那段历史当然十分短暂:拉利贝拉夺回埃塞俄比亚王位后不到130年,圣殿骑士教就遭到了围捕、刑讯和火刑。

他们的不动产和金钱被欧洲的各个王室瓜分;他们的教派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美名被泼上了鸡奸、读神和膜拜偶像等罪名的污水。

在有关该教派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情况的文献中,我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实该教派曾到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

问世纪初期之后,寻找约柜的活动渐渐冷却了下来。

从那时直到1307年的大逮捕,其间这个教派似乎只热衷于在近东作战,只关心积蓄自己的力量和财富。

在哪里能找到我所需要的信息呢?我曾经做过几次尝试,想按年代顺序列出我关心的这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事件。

但我也知道,詹姆斯·布鲁斯18世纪曾对埃塞俄比亚做过长期访问,尽力搜集并记录了那里的古代传说。

因此,我便去阅读他的《游记》,它现在经常被放在我的案头。

如我所料,我在第一卷末尾看到了几页叙述拉利贝拉王朝的文字。

遗憾的是,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写下来的东西,大多和我的考察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有个具体细节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布鲁斯根据埃塞俄比亚被认为是最真实的历史文献及传说记载道,拉利贝拉曾经制定过一个计划,以减少从埃塞俄比亚流入尼罗河水系的水流量,其目的在于给埃及造成饥荒。

扎格维王朝的这位杰出君主经过严格的勘察计算,似乎弄清了以下的情况:(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有几条河流,可以通过开渠的方法阻断它们,把河水引向南部的低地地区,而不是增加它们的流量,使它们流向北方而汇入尼罗河。

他认为,这样便能减少尼罗河流量,使它永远达不到能满足埃及人耕作需要的水位。

我不得不认为,这个计划想必完全符合圣殿骑士们的抱负。

拉利贝拉王朝结束时(公元1211年),圣殿骑士们的抱负已经集中在了征服埃及上。

在这个时期,尼罗河沿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战斗,圣殿骑士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围困尼罗河三角洲达米埃塔城(埃及东北部城市——译者注)的阿拉伯人要塞。

因此,他们无疑很愿意看到一个饥谨的、被削弱的埃及。

结果,这个使河流转向的计划却永远没能完成,死亡,一切此类巨大工程的夙敌,阻碍了这个计划,使拉利贝拉的这个工程停了下来。

接着,布鲁斯对扎格维王朝的最后两位国王做出了以下评论:说到拉利贝拉的继承者伊姆拉哈纳·克里斯托司,他除了是拉利贝拉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纳库托·拉布这样一个儿子的父亲之外,没有任何出众之处。

拉利贝拉和拉布都以非凡的业绩而闻名,只是各自业绩的种类不同而已。

对拉利贝拉,我已经做了简要介绍,其业绩是巨大的人力工程;而拉布的业绩则是战胜自己,这更为困难——他战胜了自己的野心,情愿放弃了自己的王位。

我已经很熟悉其后的历史。

1270年,扎格维王朝的末代国王纳库托·拉布把王位让给了一个名叫耶库诺·阿姆拉克的人,此人自称是所罗门的后裔。

读者或许还记得,这位国王曾隐居偏远的绍阿省。

在那里,那位逃脱了10世纪犹太女王古迪特起义的王子的后代,把所罗门世系保留了下来。

关于耶库诺·阿姆拉克本人,布鲁斯几乎没有什么评论。

对他的两个继承者亚戈巴·锡安(1285-1294年在位)和维德姆·阿拉阿德(他一直统治到1314年),也是如此。

看来,这位苏格兰旅行家所喜欢的研究方法通常都很严苛,所以,他没能获得有关拉利贝拉1211年去世后的一个世纪的信息。

他抱怨说:这个时期全都陷入了一团黑暗。

我们可以去猜测,但由于我们只能猜测,所以这些努力也只能一无所获。

我已经知道,拉利贝拉成为国王以前的那个时期,同样笼罩在类似的黑暗里。

因此,一大堆尚未回答的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到目前为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和约柜有关。

我必须弄清,在所罗门王朝中断的大约三百年时间里(从10世纪到13世纪),约柜究竟有过什么经历。

我还要弄清,如果像我假设的那样,拉利贝拉在位时,圣殿骑士们在埃塞俄比亚的确站住了脚,他们是否被获准去直接接触约柜。

我又给住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历史学家贝莱·戈代打了电话,看他是否能用他在埃塞俄比亚传说方面的知识为我指点迷津。

他告诉我:在10世纪,我们埃塞俄比亚人都说,祭司们和其他人把约柜送出了阿克苏姆城,以免它落到古迪特女王手里。

我们说,约柜被送到了济瓦伊湖上的一个岛上……你说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南边的里伏特谷吗?正是。

那里离阿克苏姆实在是太远了。

不错,但要确保约柜的安全,这是最近的距离了。

你知道,古迪特是犹太人。

她想在埃塞俄比亚全国确立法拉沙人的宗教,她想摧毁基督教。

她焚烧和洗劫了阿克苏姆的那些教堂。

所以,祭司们就送走了约柜,不让它落到古迪特之手。

他们把约柜送到了很远的地方,一直送到了济瓦伊湖!他们相信古迪特不会到那里去。

你知道约柜在那个岛上放了多长时间吗?我们的传说里说,它在那里存放了70年,后来才被送回阿克苏姆。

我对戈代的帮助表示感谢,挂上了电话。

他告诉我的情况,和我一直在连缀的埃塞俄比亚中世纪历史的画面大致相符。

我知道,古迪特女王推翻所罗门世系王朝以后,曾经做过几年埃塞俄比亚国王。

我还知道,她的继位者就是扎格维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其本人就可能是犹太人。

然而,后来(肯定是在拉利贝拉在位以前很久)扎格维王朝的国王们却改信了基督教。

因此,他们很可能同意了把约柜平安地送回阿克苏姆的传统安放地。

据说,拉利贝拉做了国王的时候,约柜依然在阿克苏姆。

与此显然有关的,还有一个证明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目击实录,其作者是亚美尼亚地理学家阿布·萨利赫,而那段实录在他写的《埃及和几个邻国的教堂及修道院》里面。

根据有关的版本证据(即这部重要著作的译者兼编者在序言里的解释),这本著作显然写于13世纪初期。

这就是说,它成书于拉利贝拉国王在位时期。

阿布·萨利赫虽然只字未提他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哪座城市见到约柜的,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理由认为那座城市不是阿克苏姆。

何况,重新阅读有关段落时,我还发现了一段以前被我忽略的文字。

那段文字描述了一些仪式上运送约柜的情景。

这位地理学家注意到,守护和搬运约柜的那些男人脸色粉红,头发为红色。

我着实大吃了一惊。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是第二则纯粹的早期目击证言,它证明拉利贝拉国王时期,埃塞俄比亚国内确实有一些神秘的白人。

同一段文字的另一个译本把红头发译成了金黄头发,这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阿尔瓦雷兹已经使我注意到了那个古老的传说,即白人曾参与建造那些惊人的独石教堂。

那个传说很符合我对圣殿骑士们先进的建筑技能的了解。

就像要证实我这个不断形成的理论一样,现在我看到,阿布·萨利赫又在他写于七个世纪以前的著作里,把一个惊人消息告诉给了我:与约枢密切相关、和它直接接触的那些男人面色粉红,头发为红色甚至金黄色。

换句话说,他们听上去很像是北欧人。

认为这些人就是圣殿骑士,这个推断虽然非常诱人,但它还是把我的调查局限在了13世纪早期,而那些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

如果阿布·萨利赫见到的那些北欧人果真是圣殿骑士,那么,他们难道会仅仅满足于偶尔抬一抬约柜么?他们是否尝试过把约柜带出埃塞俄比亚,把它带回欧洲呢?如果他们尝试过,他们是否成功了呢?我不得不承认,由于绝对缺少历史资料,对以上所有问题的回答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圣殿骑士们的活动无疑都异常机密,因此,我并不奇怪他们自己的文件和记载所透露的信息是那么少。

从埃塞俄比亚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很令人不满。

我仔细阅读了各方面的大量资料以后,不得不承认一点:拉利贝拉国王去世后的一个世纪确实是个陷入了一团黑暗的时期,正像詹姆斯·布鲁斯指出的那样,我们几乎不知道那段时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我对能否解开研究中的这个死结感到极为悲观。

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打了电话,问他哪里能找到哪怕一丁点记载,它能表明那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人和欧洲人有过任何接触。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1300年以前的记载。

他答道。

那么,1300年以后呢?我想,关于埃塞俄比亚和欧洲的接触,最早的文字记载是1520年葡萄牙使节到埃塞俄比亚吧?不完全是这样。

在那以前,曾有一小批使臣做过方向相反的旅行。

我的意思是,他们从埃塞俄比亚去了欧洲。

实际上,这些使臣的头一批,是在拉利贝拉死后不到一个世纪时派往欧洲的。

所以说,这件事情也属于你感兴趣的那个时期。

我在椅子上探出身子:你是否知道确切的日期?知道,理查德答道,那是在1306年。

那个使团的人数也相当多。

派遣这个使团的是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

我相信,使团的人数大约是30个。

你还记得这个使团的使命是什么吗?我不能绝对肯定。

你必须去查一查有关的资料。

不过我确实知道,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法国南部的阿维农。

是最后措施吗?理查德还不知道自己刚刚投下的是一枚小型炸弹。

阿维农当时是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官邸所在地。

他于1305年在里昂加冕时,法国国王菲利普也出席了。

不仅如此,正如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正是克莱门特五世在1307年下令逮捕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圣殿骑士教徒。

现在我已经知道,1306年,埃塞俄比亚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阿维农(这是该国派往欧洲的第一个代表团)。

一年之后,对圣殿骑士教徒的大规模逮捕就开始了。

这些日期和事件难道是偶然聚集在一起的吗?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因果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就必须去证实:这些阿比西尼亚使节访欧期间是否真的见到了教皇?如果他们见到了,那么,我还必须弄清他们彼此谈了些什么。

记载1306年使团访欧的原始资料的人,是热那亚的一位地图测绘师,名叫乔万尼·卡里格拿诺,此人在1291到1329年间曾积极从事地图测绘工作。

我满怀兴趣地发现,就是同一个卡里格拿诺,曾大大地转变了欧洲人对埃塞俄比亚的观念——欧洲人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混淆(见本书第四章的讨论)之后,他成了第一位权威人士,毫不含混地指出: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家在非洲,而不在印度。

卡里格拿诺见到了埃塞俄比亚使团的几位成员,那是在1306年该使团从阿维农回国,途经热那亚的时候。

由于风向逆转,他们在这个意大利港口逗留了多日。

在那里,这位地图测绘师问到了他们的祭礼仪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遗憾的是,卡里格拿诺在当时的一篇论文里记录了那些埃塞俄比亚人讲给他的所有信息,但那篇文章后来却遗失了。

今天它所剩的,只有保留在15世纪晚期贝加摩(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人的一部编年史里的简单摘要,其作者名叫亚克坡·菲利坡·佛莱斯提。

我终于设法弄到了这段摘要的英译本。

它只有一段话,佛莱斯提在其中称赞并概括了卡里格拿诺的那篇论文:其中谈到了那个国家(埃塞俄比亚)的许多事情……据说,他们的皇帝十分信仰基督教,还有74位国王和几乎不计其数的王子效忠于他……人们知道,在公元1306年,这位皇帝派遣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使团……他们在阿维农的教皇克莱门特五世面前,表现得十分虔敬。

此外,还有一些夸赞之辞以及关于祭司王约翰的说法(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

对于第一个派往欧洲的埃塞俄比亚使团,我们只知道这些。

不过,尽管资料不足,它还是证实了我的猜测,即那些使节可能见到了克莱门特五世教皇。

仅仅一年以后,教皇就下令对圣殿骑士教徒进行大搜捕。

关于这次会见的实质内容,我找不到任何信息。

我也没发现任何解释能说明,1306年这位埃塞俄比亚皇帝为什么如此急于去接触教皇克莱门特五世。

不过,如果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却派遣了如此一个大型使团长途跋涉,去做那次史无前例的欧洲之旅,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对他的动机做出自由的推测了。

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了以下的断想、推测和假设:暂且假定,1185年圣殿骑士们的确跟着拉利贝拉王子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埃塞俄比亚。

假定他们的确把拉利贝拉推上了王位。

假定传说里建造拉利贝拉教堂的那些白人,其实就是圣殿骑士。

再假定,13世纪初被看见在埃塞俄比亚抬约柜的那些白人也是同一批圣殿骑士。

这就意味着,这个教派成功地赢得了权力和信任,能对拉利贝拉国王及其所属的扎格维王朝施加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合理地假定:扎格维王朝的最后两位国王(伊姆拉哈纳·克里斯托司和纳库托·拉布)和圣殿骑士的关系也很融洽,因而使后者继续享有接近约柜的特权。

假定以上就是历史真相,假定拉利贝拉1121年去世后的60年中,圣殿骑士被允许接近约柜,但当然不许他们把它带出埃塞俄比亚。

也许,他们已经计划好要带走约柜,只是在等待时机,等最佳的机会自动出现。

同时,由于最初来到埃塞俄比亚的骑士们已经年老,这个教派还会从耶路撒冷派其他成员来替换他们。

没有必要急不可待。

其实,把约柜留在埃塞俄比亚,他们对此已经颇为满足了。

然而,这样的局面在1270年便发生了剧烈变化,因为那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纳库托·拉布被说服而放弃了王位,由耶库诺·阿姆拉克取而代之,后者自称所罗门的后裔。

和扎格维王朝的国王们不同,所罗门世系这个身份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和约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和一种观念密切相关,即在所罗门本人在位期间,门涅利克一世(扎格维王朝的创建者)把约柜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在这个背景下,值得记住的一点就是:《国王的光荣》的第一个文字版本,是由耶库诺·阿姆拉克下令编撰的。

这就是说,这个传说的口头形式那时虽然已经非常古老,但耶库诺·阿姆拉克还是要用文字把它正式记载下来。

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做可以使他的王权合法化,并使他的权力获得荣耀。

由此可见,一群圣殿骑士这样的武装的、尚武的(并掌握着先进技术的)外国人出现在他的国家里,这当然会使耶库诺·阿姆拉克感到恐惧。

这些外国人能从近东的数千名同教派成员那里随时获得支援;这些外国人显然对约柜怀有特殊的兴趣,或许正在谋划把它偷走。

然而,假定耶库诺·阿姆拉克(他刚刚上台,王位未稳)起初曾打算安抚这些强大而危险的白人,也许还曾想使他们以为,他愿意像扎格维王朝的其他国王那样与他们合作。

这个计策非常合理(特别是由于据说这位皇帝的军队很少)。

因此,他在位时期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这样一来,如何摆脱圣殿骑士并保住约柜,寻找最后解决这个难题办法的使命就落在了他的继承人头上。

耶库诺·阿姆拉克的儿子(亚戈巴·锡安,1285-1294年在位)在军事上比他的父亲还要虚弱。

可是,亚戈巴·锡安的继承人维德姆·阿拉阿德的性格却坚强得多,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314年。

值得注意的是,1306年派那个大型使团去见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正是这位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

那个使团的目的就是要给圣殿骑士制造麻烦,也许是要为教皇和法王(菲利普四世)提供一个紧迫动机,使他们下决心摧毁圣殿骑士教。

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吗?他们可以说圣殿骑士正打算把约柜带到法国,这就是个这样的动机。

那个时期,深深的迷信毕竟还主宰着大众的想象。

圣殿骑士们掌握着如此神圣而强有力的圣物,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必然会对法国的世俗及宗教权威构成挑战。

因此,那些掌权者必定要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产生这样的局面。

把以上理论放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大肆搜捕圣殿骑士教的背景上,它就变得更加令人信服了。

这些搜捕全都发生在1307年,即那个埃塞俄比亚使团离开阿维农大约一年以后。

这与法王菲利普四世的行为完全相符:有证据表明,实施大逮捕的大约一年前(1306年),他已经开始计划消灭圣殿骑士教了;还有证据表明,那一年,他曾经几次和教皇克莱门特讨论他这个计划。

认为圣殿骑士教的毁灭单单是由那些埃塞俄比亚使节的游说造成的,这当然是愚蠢的。

菲利普四世的恶意和贪婪也发挥了作用——这位国王曾几次受到该教派的故意冷落,因此心生恶意;而毫无疑问,他也觊觎着全法国圣殿骑士教金库里的大宗钱财,因此心怀贪婪。

不过,以相同的思路去想象1306年去阿维农的那个埃塞俄比亚使团与1307年发生的事件毫无瓜葛,这也是愚蠢的。

恰恰相反,我坚信其中很可能存在一个牵连,那就是约柜。

葡萄牙人和苏格兰人的牵连圣殿骑士教是由武僧组成的国际性兄弟会组织,非常富有,势力强大。

作为这样一个教派,尽管菲利普四世国王和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做出了最大努力,最终还是证明他们无法轻易摧毁这个教派。

法国的镇压进行得最有效、最彻底。

但即使在法国,一些教徒也逃脱了逮捕,因为大逮捕那天早晨,圣殿骑士教的整整一个船队悄悄离开了大西洋沿岸的港口拉罗谢尔。

其他国家的搜捕和审讯,其力度远远不及法国。

尽管如此,英国(它拖延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开始实施镇压)、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塞浦路斯等国还是对该教派教徒进行了拷打、监禁、判处死刑、剥夺财产,乃至最终解散该教派。

然而,在葡萄牙和苏格兰,圣殿骑士教徒却似乎几乎全都逃脱了迫害。

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环境十分有利于圣殿骑士,因此,他们在不同的伪装下生存了下来。

公元1307年11月,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下令逮捕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圣殿骑士教徒时,苏格兰正在为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的殖民野心而进行激烈斗争。

这场斗争的领导人是一位最著名的苏格兰君主——罗伯特一世(robert the bruce,1274-1329,苏格兰国王,1306-1329年在位——译者注)。

1314年,罗伯特一世在班诺博恩战役中粉碎了英国的进攻,保证了苏格兰此后几个世纪的自由。

罗伯特一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这场战争上,因此对执行教皇镇压圣殿骑士教的敕令毫无兴趣。

他只是做了做镇压的表面文章:只逮捕了两名圣殿骑士,而对其余圣殿骑士的最高要求,也仅仅是要他们保持低调状态。

这位苏格兰王还采取了一些措施。

全部证据都表明,他不仅为苏格兰的圣殿骑士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天堂,而且为从其他国家逃到苏格兰的该教派成员提供了庇护。

他采取这种宽大政策,并不是由于他天性博爱,而似乎是要鼓励逃亡的圣殿骑士们加入他的军队。

何况还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班诺博恩战役中,的确有一支圣殿骑士部队为罗伯特一世作战。

这一点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因为据记载说,在那次著名的战役中,获胜的苏格兰人跟在一个约柜模样的小圣物箱后面前进。

罗伯特一世对圣殿骑士教的庇护,使英国的许多圣殿骑士都幸免于逮捕(因为那里推迟了实施教皇敕令的时间),这一切都使该教派得以在英伦三岛转入地下。

换句话说,他们秘密地幸存了下来,并没有被彻底消灭。

有传言说,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该教派都以共济会(freemasonry)的形式而秘密存在。

共济会的一个特别传说支持了这个说法:班诺博恩战役后,罗伯特一世为了收容从法国逃到苏格兰的圣殿骑士,建立了最老的共济会分会(契尔文宁分会)。

在18世纪,苏格兰著名共济会员、历史学家安德鲁·雷姆塞写了一部著作,论述共济会和圣殿骑士教的关联,其中的很多篇幅都为这个传说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大约也在同一时期,著名的德国共济会员卡尔·冯·洪德男爵也宣布:共济会来自圣殿骑士教,因此,每个共济会员也都是圣殿骑士。

这种直言不讳的宣告居然出在18世纪(而不是出在其他世纪),这并不奇怪——共济会在18世纪终于走出了密室,开始公开谈论自己及其历史。

结果,新的开放精神鼓励了深入的研究,人们便逐渐弄清了一个事实:圣殿骑士的理想始终就是共济会思想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研究成果,连同许多以前没有披露的材料,最近已经被写进了一部翔实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它列举了共济会形成的许多途径,也详细论述了逃亡的圣殿骑士对共济会的影响(参见约翰·j·罗宾森《在血中诞生》)。

这个争论无疑十分热烈,令人困扰,并且极为专业化,因此我并不想在这里参与其中。

我要指出的一点只是,共济会体系的确继承了所罗门圣殿骑士教许多最核心的传统,这种传承最早发生在1307-1314年的英伦三岛,其传播者就是因为当时苏格兰的特殊宽松环境而幸免于教皇迫害的圣殿骑士们。

我已经提到过,苏格兰并不是不迫害圣殿骑士的惟一国家。

在葡萄牙,圣殿骑士虽然受到审讯,却被宣布无罪,因此既没有受到拷打,也没有被监禁。

当然,葡萄牙国王丹尼斯一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无法完全忽视教皇敕令:于是,他对这些指令采取了口头服从的对策,在1312年宣布正式解散圣殿骑士教。

然而,仅仅六年以后,圣殿骑士们就以新的名称复活了。

那个新名称是耶稣基督武士,也称作基督骑士教或者更简单地称作基督圣教。

这种变相的转变,不仅使葡萄牙的圣殿骑士们逃过了1307年-1314年的宗教审判之火,而且使他们在1318年像凤凰那样从灰烬中复活了。

从那以后,他们的生意似乎已经大多恢复到了迫害前的水平。

圣殿骑士教在葡萄牙的所有财产和资金,连同所有个人财产,都原封未动地转到了基督圣教名下。

不仅如此,1319年3月14日,这个新生的教派还得到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批准和承认(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已死)。

总之,尽管法国及其他几个国家残酷迫害圣殿骑士教,葡萄牙的基督圣教和英国的(尤其是苏格兰的)共济会,却都成了保留和发扬圣殿骑士教传统的工具。

这些传统一直被保留到了遥远的未来——或许甚至被保留到了当代。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弄清了一点:这些以此种方式而永存的传统之一,就是对约柜的追寻。

狼一般地战斗,雄狮一般地杀戮……我知道,即使关于圣殿骑士教曾在埃塞俄比亚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也无法证实欧洲1307年的迫害发生后,圣殿骑士在埃塞俄比亚的境遇如何。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有关维德姆·阿拉阿德王朝的历史记载。

但据我推测,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向阿维农派出那个使团以后,他可能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听到了圣殿骑士教被摧毁的消息。

现在,这位皇帝确实知道了不再会有圣殿骑士被派来惹他烦恼,于是,他便着手去剪除那些还留在埃塞俄比亚的圣殿骑士,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或者把他们消灭干净——而很可能是后者。

这毕竟是一个我认为能说得通的假设。

如果我后来没有了解到一个事实,我很可能已经不打算在这个方面做进一步调查了。

那个事实就是,以基督圣教为代表的葡萄牙人的牵连。

你看,除了两个无关紧要的例外,已知的埃塞俄比亚早期访问者全是葡萄牙人。

不仅如此,葡萄牙人对这个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度的兴趣,在圣殿骑士教被摧毁后不到一个世纪就公开表现了出来,并且,基督圣教从一开始就是探访埃塞俄比亚的先锋。

在探访埃塞俄比亚方面,有确凿证据支持的最早、最积极的人物就是航海家亨利亲王。

他是基督圣教的大师,其传记作者说他意志坚定,思维敏锐,出类拔萃……在成就高尚而伟大的事业上无与伦比,雄心勃勃。

亨利亲王生于1394年,1415年时曾经积极从事航海活动。

他自己说,他的最大抱负就是去了解祭司工约翰的国家。

与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把自己杰出生涯里的绝大部分时光都用在了实现这个目标上。

但是,他的所有业绩依然笼罩着一团神秘莫测、错综复杂的气氛。

伦敦大学已故的葡萄牙语言文学及历史教授埃德加·普莱斯塔奇曾经写道:我们对亨利航海业绩的了解非常有限,这大都由于他当时采取的保密政策,其中包括删除事实,严禁出版历史著作……严禁出版供航海家使用的指南、海图、指导手册以及他们的航海报告。

亨利时代的确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政策,甚至透露各种航海探险结果的消息都将被判处死罪。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知道:这位亲王非常沉迷于一个想法,即亲自去埃塞俄比亚。

为此,他曾做过环绕非洲的航行(当时,穿过地中海、经埃及进入红海的航线虽然要短一些,却被敌对的穆斯林军队封锁着)。

至于这位葡萄牙亲王的真正目的何在,我们只能做一番推测了。

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一名出色的十字军骑士,他的意图是和那位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皇帝结成反伊斯兰联盟。

他也许真是如此。

可是,亨利诞生前一个多世纪,所有为基督教王国赢得圣土的宏伟计划已经都被放弃了,因此我很难拒绝一个想法:亨利亲王必定还有其他的动机,还有某种隐秘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也许既能说明他采取保密政策的原因,又能说明他迷恋祭司王约翰的理由。

我进一步研究了这位大航海家的生平,越来越感到,这个动机来自于他的身份,即基督圣教的大师。

这个身份使他继承了所罗门圣殿骑士教的所有神秘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亨利亲王一生沉迷于研究数学及宇宙学,研究天体运行的过程和星象学,他周围时常有一些犹太博士和天文学家,这些人很像沃尔夫拉姆笔下的那个弗莱格塔尼斯,他能洞见星座所包含的秘密,并宣布世上有件名叫圣杯的东西,他根据星象,毫不费力地叫出了它的这个名字。

使我认为这位葡萄牙亲王深受圣殿骑士教传统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他终身未娶。

基督骑士教徒并不像其前身圣殿骑士教徒那样,受独身这条严格戒律的约束。

尽管如此,亨利亲王还是像他以前的圣殿骑士教大师一样,终生未娶,保持着最大的贞洁,至死一直为童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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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shuotxt.c o m第二部 圣柜与圣杯-6×小×说×t××xt×天×堂同样,我也不仅想弄清一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选择在1460年10月13日这个日子立下遗嘱,这是否纯属偶然?因为,这个日期恰好就是法国逮捕圣殿骑士教徒的153周年纪念日(那场大逮捕发生在1307年10月13日)。

亨利在1460年立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

直到20世纪初,记载他生命最后十年的秘密档案才被公开。

在这些档案里,人们发现了一则简要注释,上面写着:亨利去世前八年,祭司王约翰的大使访问了里斯本。

那位大使的使命是什么?亨利亲王和这位埃塞俄比亚人讨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尽管如此,两年以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授权基督圣教管辖在埃塞俄比亚的宗教事务,由此可见那次会见绝非偶然。

普莱斯塔奇教授承认:对葡萄牙国王授予这个特权的动机,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航海家亨利亲王1460年去世后,葡萄牙南部的锡尼什海港诞生了一位合适的继承者。

这位继承者也是基督圣教的成员,名叫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译者注),此人将在1497年开辟从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

值得注意的是,达·伽马做这次著名的航海探险时,随身带了两样东西:一面白色的丝旗,上面绣着基督圣教的红十字;此外,还有写给祭司王约翰的几封荐书。

不仅如此,这位葡萄牙船队队长的目的地虽然的确是印度,但他还是用了很多时间去非洲探险。

据说他的船队到达莫桑比克时,他听说祭司王约翰就住在北边很远的内陆,不禁高兴万分。

他从同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这位埃塞俄比亚皇帝占据着沿岸的许多城市。

这个说法虽然并不正确,但达·你马后来还是让船队在马林迪、蒙巴萨、布拉瓦(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灯塔,至今还在)和摩加迪沙做了停泊。

他这么做,部分地是因为他始终渴望见到祭司王约翰。

与此同时,在1487年(达·伽马动身航海前10年),基督圣教还组织了另外一次去埃塞俄比亚的尝试。

那一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当时为该教的大师)派他信任的助手毕洛·德·科维汉做了一次充满危险的旅行,经地中海、埃及和红海,到祭司王约翰的宫廷去。

科维汉化装成商人,经过亚历山大和开罗,来到萨瓦金(苏丹东北部临红海的港市——译者注)。

1488年,他在萨瓦金登上了一条阿拉伯人的三桅船,去亚丁湾的耶梅尼港。

此后,他遇到了种种险阻,大大延误了行程,直到1493年才终于进入了阿比西尼亚。

他一到那里,就马上去了皇宫。

他先是受到了欢迎,但后来却被舒舒服服地软禁了起来。

至于他遭到软禁的原因,我们只能做出猜测了。

不过,据说科维汉是个出名的间谍(他以前曾在西班牙做过特务),因此我很难不做出这样一种推测:基督圣教可能是派他去搜集约柜下落的情报。

他也许由于四处打听那件圣物的消息而引起了怀疑,也许不是如此。

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都是被拘禁在了埃塞俄比亚,一直到死。

1520年,葡萄牙派往祭司王约翰宫廷的第一个官方使团到达马萨瓦港(埃塞俄比亚北部今厄立特里亚临红海的港市——译者注)时,科维汉还活着。

这个使团上岸后,就去见1508年即位的所罗门世系皇帝莱布纳·邓格尔。

使团的成员之一,就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

读者可能还记得,正是这位阿尔瓦雷兹听到了当地祭司们讲的那个古老传说,即拉利贝拉的独石教堂是白人建造的。

现在,我又开始研读阿尔瓦雷兹那部长篇记述的英译本,那部书是他1526年离开埃塞俄比亚以后写的。

重新阅读有关拉利贝拉的章节,我惊异地看到了他对圣乔治教堂的描述。

他说,在这座宏伟的独石建筑上,刻着一个双十字,即一个十字里套着另一个十字,其状就像基督圣教的十字。

我已经知道,拉利贝拉的那些教堂当然建于圣殿骑士时代,即远远早于步其后尘的基督圣教建立的年代。

不过,似乎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定:基督圣教的十字来自于一种图案,那种图案曾对圣殿骑士教很有意义。

因此,我了解到这个十字被用在了圣乔治教堂上,便感到很有兴趣了。

毫无疑问,圣乔治教堂是拉利贝拉建造的第一座教堂。

我回想自己在1983年参观那里的情景,却不记得曾看到过那位双十字图案。

不过,我还是满怀兴趣地查看了我那次参观拍摄的照片。

那些照片表明,阿尔瓦雷兹当年对圣乔治教堂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照片上有那个双十字。

16世纪30年代中期,当那位葡萄牙大使还在莱布纳·邓格尔的皇宫里时,埃塞俄比亚不久即将遭到穆斯林军队的进攻,这个局势已经很明显了。

当时,穆斯林军队正集结在非洲之角东部的哈拉尔酋长国。

这些军队的首领是个能力非凡的可怕军阀,名叫阿赫迈德·伊本·伊卜拉辛·埃尔·哈兹,绰号格拉金(意思是左撇子)。

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格拉金终于在1528年宣布发动圣战,率领大批索马里军队(在阿拉伯雇佣军和土耳其火枪队的支援下)闯进了这个信仰基督教的高原国家。

这场战争并不是速战速决,而成了一场年复一年的持久战,其间毫无缓和。

在埃塞俄比亚全国,城镇和村庄被烧毁,教堂被破坏,无价的珍宝被掠夺,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戮。

对待那些葡萄牙人,莱布纳·邓格尔一直多少有几分冷淡。

葡萄牙使团在埃塞俄比亚的六年间(1520-152年),他经常强调自己能自力更生,说尽管面临穆斯林军队的威胁(到1526年,这种威胁已经十分昭然),他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和外国势力结盟。

我认为,他这种奇怪的漠然态度大概是出于对这些欧洲来访者真正动机的担心,尤其是对约柜安全的担心。

然而,无论这位皇帝害怕的是什么,他还是逐渐地领悟了一点:格拉金的威胁比那些白人要大得多。

格拉金不仅威胁着约柜的安全,而且威胁着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存在。

1535年,穆斯林军队攻占了阿克苏姆城,把古代最神圣的的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夷为平地(在本章后面我将讲到:祭司们已经把约柜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保平安)。

也是在1535年,并且并非出于巧合,莱布纳·邓格尔终于克服了对和外国结盟的反感,派了一位使臣去见葡萄牙国王,向他请求紧急军事援助。

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和欧洲之间的交通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因为土耳其人控制了非洲之角的大部分沿岸地区,也占领了红海的许多港口。

这位皇帝的求救特使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葡萄牙。

结果,直到1541年,一个由450名葡萄牙人组成的火枪营才在马萨瓦登陆,去援助阿比西尼亚军队。

那时,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已经完全被击溃了,几乎不复存在。

莱布纳·邓格尔皇帝经过几年的战争,已经死于衰竭,其王位由他儿子克劳迪乌斯继承,当时才十几岁。

葡萄牙人的部队装备着火枪、短枪和几门重炮,因此,人们的大部分希望就维系在了他们的干预上。

埃塞俄比亚1541年的皇家年表上说到葡萄牙人满怀信心地从海岸向高原地区进军时,赞扬他们勇猛无畏,像狼一般渴望战斗,像雄狮一般渴望杀戮。

对这支葡萄牙部队的素质,这个赞誉也毫不过分——他们人数虽少,作战却十分英勇,并取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胜利。

后来,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只用了九个英文单词就概括了他们取得的成就:ethiopia was saved by four hundred and fifty portuguese(450个葡萄牙人拯救了埃塞俄比亚)。

我认为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这支救援部队的司令官不是别人,而正是著名的瓦斯科·达·伽马的儿子——堂·克利斯托弗·达·伽马。

像父亲一样,堂·克利斯托弗也是基督圣教成员。

詹姆斯·布鲁斯对这个年轻冒险家的性格分外感兴趣,对他做了以下的描述:他的勇敢几乎发展成了一种缺点。

他做事卤莽,性情激烈。

他非常渴望取得他认为的那些战功,顽固坚持自己的决断……(然而,)他虽然具有许许多多明显的优点,却毫不具备耐心这种长处,而作为军事长官,这种长处是不可或缺的。

我相信,身为基督圣教骑士的堂·克利斯托弗在埃塞俄比亚的活动,很可能出自一个隐秘的目的:他首先是要击溃穆斯林,然后是要寻找约柜。

然而,他的卤莽和缺乏耐心,将使他在没有达到这两个目的以前就付出生命的代价。

尽管以寡敌众,他还是多次与阿赫迈德·格拉金的军队交战(有时候,葡萄牙部队被阿比西尼亚人抛弃,他们不得不面对敌方的10000名长矛手,并且打垮了敌人)。

这种靠蛮勇而获得的战绩当中充满了危险。

1542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人狱。

一个目击者曾描述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前不久,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右膝,他还在用左臂挥剑作战,因为他的右臂已经被另一颗子弹打断了。

这位葡萄牙司令官先是受到严刑拷打,后来,根据布鲁斯对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记述说:他被带到摩尔人的统帅格拉金面前。

格拉金大骂堂·克利斯托弗,堂·克利斯托弗也回以痛骂。

这摩尔人大怒,抽出宝剑,亲手砍下了堂·克利斯托弗的头。

但是,不到一年以后,这位穆斯林首领也被杀死了。

1543年2月10日,在塔纳湖畔的一次战斗中,格拉金被一个名叫彼得·列昂的人击杀:此人出身低微,但作战积极而勇敢,是堂·克利斯托弗的侍从……摩尔人军队一失去司令官,便立即陷入大乱,溃不成军。

葡萄牙人和阿比西尼亚人乘胜追击,痛杀摩尔人,直到傍晚。

就是这样,经过15年的空前破坏和暴力,穆斯林征服基督教帝国埃塞俄比亚的企图被粉碎了。

葡萄牙援军损失惨重: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堂·克利斯托弗一样,火枪营的450名葡萄牙士兵中,有半数以上牺牲在了战场上。

阿比西尼亚人的损失当然要更惨重得多(有数万人死于战斗)。

文化方面的损失也是如此:被烧毁的手稿、雕像和油画,被夷为平地的教堂,被掠夺的珍宝,在此后数百年中在这块高原上的文明上投下了阴影。

不过,珍宝中的珍宝——约柜却幸免于战祸。

1535年阿克苏姆城被焚毁前几天,约柜被祭司们送到了塔纳湖上的一个岛上修道院里。

它在那里藏了很长一段时期,直到格拉金死去。

后来到了17世纪中期,法悉里达斯皇帝(布鲁斯把他描述为阿比西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在原教堂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新的锡安山圣玛利大教堂。

经过一个庄严的仪式,神圣的约柜又被重新放回了教堂,恢复了昔日的荣耀。

法悉里达斯还做了一件事情。

尽管他的国家本应当十分感激葡萄牙人(抗击格拉金的战争结束后,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长),他却还是致力于把所有葡萄牙人都赶出自己的国家。

看来,他确实在怀疑葡萄牙人的意图,以至于和马萨瓦的土耳其人做了一笔交易:所有到达那个港口并企图进入埃塞俄比亚的葡萄牙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砍头,法悉里达斯将为每颗人头支付数量可观的金子。

奥秘的源头堂·克利斯托弗·达·伽马死后,基督圣教对埃塞俄比亚的那种强烈而集中的兴趣便似乎终止了。

法悉里达斯王朝时期以后,任何葡萄牙人也都不再有机会去满足这种兴趣了。

然而,正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基督圣教并不是使圣殿骑士教传统永存的惟一载体。

苏格兰的共济会也继承了所罗门圣殿的部分神秘传说。

这个传说的核心角色就是约柜。

我认为,很有必要对访问过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最大胆而坚毅的外国人的活动进行更严密的考察,此人就是金纳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即前文中的詹姆斯·布鲁斯——译者注),因为他和苏格兰有关,因为他自称是14世纪为逃亡的圣殿骑士提供庇护的那位苏格兰王的后裔。

布鲁斯身高至少6英尺4英寸(约1.95米——译者注),体格魁伟,堪称巨人——他同时代的一个人说他是你不花钱就能见到的最高的人。

他也非常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布鲁斯1730年生于苏格兰低地的金纳德家族宅邸,12岁时被送到哈罗公学(英国著名的男童学校,建于1571年——译者注)上学。

他几门古代语言的学习成绩被老师评为优秀。

后来,他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学业。

布鲁斯后来生了病。

病好以后,他去了伦敦,打算应聘为东印度公司工作。

可是,他一到伦敦就热恋上了一位名叫阿德莱妮·艾伦的美女,和她在1753年结了婚。

不久以后,他成了岳父葡萄酒生意的合伙人。

悲剧随后而来。

1754年,阿德莱妮突然死于去法国的旅行中。

布鲁斯虽然不久以后就再婚,并有了几个孩子,但他似乎用了很长时间才从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他感到不安和绝望,便开始了几乎接连不断的旅行,每到一地都以非凡的才能去学习新的语言。

他先游历了欧洲,曾在比利时和人决斗,曾泛舟莱茵河,曾在意大利瞻仰古罗马遗迹,也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研究阿拉伯文古代手稿。

后来,英国政府承认了他的语言才能以后,他就被派到了英国驻阿尔及尔的领事馆做外交工作。

后来,他从阿尔及尔沿着北非海岸做了广泛的旅行,参观了迎太基遗迹后,去了圣地耶路撒冷,在那里探察了另外几处古迹。

他还抽时间回苏格兰去料理家族财产。

现在他成了地主,因为父亲已经在1758年去世了。

在这个时期,这位苏格兰青年成了一个类似天文学家的人物,并弄到了两架望远镜,后来带着它们到世界各地旅行。

他还掌握了测量和航海的技能,这对他的几次阿比西尼亚之旅都价值无比。

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想做最后一次埃塞俄比亚探险的,这不得而知,但有证据表明,他这个打算已经由来已久。

例如,据说早在1759年,他就开始学习埃塞俄比亚古代语言——杰泽语了。

1768年,布鲁斯到达开罗、开始他那次划时代的旅行时,他为探险做的准备(包括仔细阅读所有到过埃塞俄比亚的旅行家的著作),已经使他积累了关于该国的大量知识。

激励布鲁斯去埃塞俄比亚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到了自己的动机:他冒着无数的危险和困苦,若没有上帝一贯的仁慈和护佑,其中最小的危险与困苦也会把我压倒,这全是为了去寻找尼罗河的源头。

布鲁斯后来写了一部长篇著作,名叫(1768年、1769年、1770年、1771年、1772年和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

他刻意地用这个长长的书名概括了他这个抱负,以免有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

然而,这里面却有个奥秘,不止一位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但没有找到任何答案)。

那奥秘就是:在动身去埃塞俄比亚以前很久,詹姆斯·布鲁斯就已经知道,曾有两个欧洲人探访并彻底考察过青尼罗河的源头。

那两个人是彼得罗·帕耶兹和杰罗尼莫·洛波,他们都是葡萄牙神甫,门世纪法悉里达斯皇帝上台前,他们都曾住在埃塞俄比亚。

1989年,在我考察约柜下落的过程中,布鲁斯埃塞俄比亚之行目的的奥秘越来越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那五卷厚厚的著作《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已经成了我的基本参考书,因为它们描绘了埃塞俄比亚文化的一幅独一无二的画卷。

那时的埃塞俄比亚文化还没有与其古代源头分离得太远。

不仅如此,我还了解到,这位苏格兰探险家还是一位值得重视的学者。

他观察的缜密和准确,他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见解所包含的总体价值,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还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不总是喜欢夸张和曲解。

我不得不问自己:从他的许多自述看,他显然仔细阅读过帕耶兹和洛波的著作。

尽管如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这两个人的成就,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我完全赞成历史后来做出的裁决(即布鲁斯绝非写传奇故事的人,而是一位可靠的向导),因此,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明显的不诚实态度便越来越使我困惑了。

这种不诚实的表现是,他公然强调没有一个葡萄牙人……曾经见到过(甚至自称见到过)尼罗河的源头。

我不久便发现,布鲁斯不止在这一个问题撒了谎。

他对约柜这个问题的描述更是闪烁其辞,频频扯谎。

描述对圣城阿克苏姆的访问时,他先叙述了阿赫迈德·格拉金焚毁第一座锡安山圣玛利教堂的经过,然后如实地说,在教堂原址上现在建起了一座新的教堂:据说它将安放约柜……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离奇传说里说,门涅利克回埃塞俄比亚时,从他父王所罗门那里偷来了约柜……我确信这座教堂里曾藏有《旧约》的一个古代版本……但无论这座教堂里藏的是什么,它反正是被格拉金毁掉了,只是佯装教堂里还保存着它罢了。

我是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个说法的。

总之,布鲁斯似乎想说,约柜从未被带到阿克苏姆城(因为他认为门涅利克和所罗门的故事只不过是个离奇传说)。

因此,那件曾一度被藏在这座教堂里的圣物,其实只是《旧约》的一个古代版本,并且连它也已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被格拉金毁掉了。

他还强调,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国王本人,以此作为依据。

如果没有他最后这个说法,我本来可能会满意地相信:布鲁斯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约柜如何在与穆斯林的战争中幸免于难,以及重建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后它如何重返阿克苏姆城。

然而,说国王本人证实圣物被毁,这却分明是谎言。

1690年,格拉金战争已经结束很久,又是布鲁斯亲自访问埃塞俄比亚的80年前,曾有一位埃塞俄比亚君主进入过新的圣玛利教堂内殿,并且确实见到了约柜(由此证实了它的存在)。

这里所说的那位君主就是伊亚苏大帝,他既是国王,又是祭司。

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被允许看到这件圣物,还被允许打开它看里面的东西。

布鲁斯时代的那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居然没听说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著名事件,这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位苏格兰旅行家再一次地缩减了事实真相。

我了解到,与以上引用的布鲁斯本人的说法相反,他其实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人关于门涅利克、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故事看作离奇传说。

这就更加深了我这个信念:恰恰相反,他极度看重那个传说。

在布鲁斯《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的第一卷里,在他叙述访问阿克苏姆城的几千页以前,他以很长的篇幅叙述了《旧约》时代早期,埃塞俄比亚与耶路撒冷之间密切的文化及商业联系。

他叙述了许多方面的联系,其中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一个见解:示巴女王在历史上真有其人,而不是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她的确访问过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的宫廷(她无疑进行过那次探险);最重要的是,她来自埃塞俄比亚,而不是来自任何其他国家。

(有些人)可能以为这位女王是阿拉伯人,他做出结论说,但是,有许多理由使我坚信她是埃塞俄比亚人。

接着他又说,《国王的光荣》里描述的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的恋情,以及后来门涅利克的诞生,这个故事绝非不可能。

按照相同的思路,他复述了门涅利克亲访耶路撒冷,最后带着一群犹太人回到埃塞俄比亚,其中有不少摩西律法的博士。

布鲁斯得出结论说,这些事件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君主制度的建立,使犹太部族的王权延续至今……最初是犹太人做国王,后来……他们又皈依了基督教。

这段话不多不少,恰恰是对《国王的光荣》一段内容直截了当的摘要。

而那段文字则使这段话具有了重大的分量和历史真实性。

然而,奇怪的是,布鲁斯虽然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每一个重要细节,却只字未提约柜。

这个忽略只能是有意而为,因为在《国王的光荣》这部埃塞俄比亚民族史诗里,约柜这件圣物发挥着核心的、压倒一切的作用。

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得出结论说:在约柜问题上,这位苏格兰旅行家是在存心误导读者。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动机又何在呢?我产生了好奇,于是仔细研读他对阿克苏姆城的描述。

我偶然发现了一个以前被我完全忽略的细节——他访问阿克苏姆城的日期是1770年1月18日和19日两天。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日期安排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这两天,他才能目睹主显节的庆祝活动,那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最重要的节日。

正像我在1983年和那位护卫僧交谈时证实的那样:只有在这个节日上,而不是在其他任何时间,约柜才会遵照传统惯例被包在华美的锦缎里(为使外人免受它的伤害),抬出内殿,被用在仪式上。

因此,布鲁斯选择了一年当中的这个时机去阿克苏姆。

作为会众,届时他将很可能有合理的机会从近处观看那件圣物。

现在,我真的开始想弄清一个问题了:吸引这位苏格兰旅行家去埃塞俄比亚的,是否始终就是约柜呢?他自称去那里为的是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这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带有一种混淆视听的浓厚色彩,意在掩盖他那次探寻的真正目的。

不仅如此,惟有他对约柜怀有特殊兴趣,他谈到约柜时的闪烁其辞才具有特殊作用,因为他不想让人们知道他的这种兴趣。

不久,我又了解到了另外一些事情,更加深了我这个怀疑。

例如,我发现布鲁斯精通占希伯来语。

他没有理由去学习这种已经死去的语言,除非他打算深入研究《圣经》的一些早期版本。

何况,他无疑做过这样的研究:他的《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几乎每一页都显示出他对《旧约》的了解。

一位研究《圣经》的专家曾说,布鲁斯在这方面的知识堪称出色。

布鲁斯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博学,这并不仅有以上一个实例。

我已经知道,对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的文化及历史,他还做过缜密而独创性的研究。

他说过:调查这个奇异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当中一些因最博学而受到尊敬的人一起友好相处,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有多少困难。

他的这些努力,使他在研究法拉沙人社会方面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如同他的其他许多贡献一样,这个贡献并非与他对地理考察的专业热忱相符,却与对约柜的探寻完全一致。

我打电话给亚的斯亚贝巴的历史学家贝莱·戈代,问他对布鲁斯去埃塞俄比亚的动机有何见解。

他的回答使我吃惊:其实,我们埃塞俄比亚人都说,詹姆斯·布鲁斯先生当年到我国来并不是为了探察尼罗河源头。

我们认为,他只是以此为幌子而已。

我们说他另有目的。

我说:请详细地讲讲。

如果他的目标并不是尼罗河,你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到我国的真正原因是想盗窃我们的珍宝,戈代忿忿地说,我们的文化宝藏。

他把许多珍贵手稿带回了欧洲。

例如《以诺书》(以诺,enoch,《旧约》人物,亚当的第七代后裔——译者注)。

他还从贡德尔的皇家收藏库里拿走了《国王的光荣》的一个古代抄本。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但如果它是真的,那就非常令人激动。

我做了进一步的调查,证明了戈代说的绝对正确。

布鲁斯当年离开埃塞俄比亚时,确实带走了《国王的光荣》,但并不仅仅是皇家收藏库里的那部出色抄本,而是还有那个抄本的一个抄写本,那是他亲自抄写的(因为他对埃塞俄比亚古代语言杰泽语的知识几近完美)。

很久以后,他把这两个抄本都交给了英国牛津的鲍德雷图书馆(1602年由托马斯·鲍德雷爵士建立的图书馆——译者注),它们一直被保存至今(编目为布鲁斯93号和布鲁斯97号)。

这还不是布鲁斯的全部贡献。

18世纪以前的学者都认为《以诺书》已经遗失,不可复得——该书成书于基督诞生前很久,被看作犹太教经卷中最重要的篇章,只能从其他经卷的片断和引用中去了解它的内容。

詹姆斯·布鲁斯提供了这部遗失著作的几个抄本,它们是他在埃塞俄比亚逗留期间抄写下来的,此举彻底改变了上述的局面。

他的这些抄本,是欧洲人见到的《以诺书》的第一批完整版本。

发现布鲁斯曾把《国王的光荣》带回了欧洲,并且不畏艰辛、亲手抄写了这部浩繁巨著,我当然对此也很感兴趣。

这样一来,他概括这部巨著时居然只字未提约柜,便使我产生了比最初更多的怀疑。

不过,怀疑并不等于事实。

因此,我只是在了解了《以诺书》的全部历史,了解了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以后,才最后确认了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我了解到,共济会一直非常重视《以诺书》。

在布鲁斯时代,共济会的一些仪式把先知以诺等同于埃塞俄比亚的智慧之神索斯(thoth)。

接着,我还在《皇家共济会百科全书》里发现了一个长篇词条,其中记载了共济会的其他一些有关传说。

例如,以诺发明了书面文字:他教给人们建筑的艺术;在大洪水以前,他担心那些真正的秘密会遗失,便把《最高秘密》刻在了一块白色的原始斑岩上,并把它埋人了地下。

《百科全书》的这个词条总结说:据说,《以诺书》自远古就存在,教会的神甫们不断地5!用它。

布鲁斯从阿比西尼亚带回了该书的三个抄本。

这个词条提到布鲁斯时非常简明,语气亲切。

此外,布鲁斯带回欧洲的《以诺书》不是一个抄本,而竟然是三个,这一切都表明,布鲁斯本人就很可能是个共济会员。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闪烁其辞和掩人耳目的做法造成的困惑就有了解释。

我相信,他对约柜怀有特殊的兴趣,但他决心掩盖这种兴趣。

现在我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种兴趣的来由,以及他为什么想隐瞒这种兴趣了。

作为共济会员,并且是苏格兰的共济会员,他很可能完全了解圣殿骑士教有关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那些传说。

不过,布鲁斯到底是不是共济会员呢?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绝非易事。

在他长达3000多页的《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里面,没有任何线索能使我获得有关信息。

布鲁斯的两本翔实的长篇传记(第一本发表于1836年,第二本发表于1962年),也没有提供任何启示。

一直到199o年8月,我终于去了苏格兰,去拜访布鲁斯家族的宅邸。

我希望在那里获得一些决定性的信息。

在拉博特市的法尔契克郊区外围,我找到了金纳德宅邸。

它坐落在离大路很远的地方,占地广阔,相对封闭,是一座很壮观的灰色石头大厦。

宅邸现在的主人约翰·芬德莱·罗塞尔先生听说我的来意,起初有几分合理的踌躇,后来才请我进门,带我参观宅邸。

不过,根据许多建筑细节判断,这座大厦却并不属于布鲁斯时代。

芬德莱·罗塞尔说:这完全正确。

1895年,金纳德宅邸就不再属于布鲁斯家族了。

它的新主人罗伯特·奥尔博士拆掉了它。

他在1897年建造了现在的这座大厦。

我们来到一条宽敞的走廊里,走廊两边镶着墙板,正对着一段宽大的石头楼梯。

芬德莱·罗塞尔指着楼梯,自豪地说:它们是保留下来的原来宅邸的惟一部分。

奥尔博士把它们留在了原处,并且围绕它们建造了自己的屋子。

你知道,它们很有历史意义。

哦,真的吗?为什么呢?因为詹姆斯·布鲁斯就死在这些台阶上啊。

那是在1794年,他在楼上的房间里招待客人吃饭,然后陪他们下楼。

他被绊倒了,磕破了头。

他就这样死了,这实在是个悲剧。

离开以前,我问芬德莱·罗塞尔:布鲁斯是不是共济会员?他说:不知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当然对他非常感兴趣,但我毕竟不是专家啊。

我点了点头,感到失望。

不过,我正要出门时,却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布鲁斯埋在哪里吗?拉博特市的老教堂。

不过,你必须仔细寻找他的墓地。

原先那里有一座高大的铁方尖碑,但几年前被推倒了,因为它生了锈。

这被认为可能危及公众的安全。

我只用了十分钟就开车到了那座教堂。

不过,找到苏格兰这位最伟大的探险家的墓地,我却花了更长的时间。

那个下午的天气很差,下着雨。

我在一排排墓碑之间反复搜寻着,心中越来越感到失望。

布鲁斯的为人无疑有许多缺点,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个强烈的感觉:这位神秘的勇敢者理应有个永久的纪念碑,但他竟然被遗弃在一块毫无标记的墓地上,这实在是个耻辱。

我搜遍了主要墓地,一无所获。

后来,我发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小墓地,周围有一圈石头矮墙,墙上有个小门。

我打开小门,踏上了一段只有三级的台阶,它通向……一个垃圾堆。

一堆堆旧衣服、被丢弃的鞋子、罐头筒和零散的破家具,散落在长满刺人的蓖麻和荆棘的墓地上。

几棵大树的树枝交织在我头上,树叶交错,形成了一个绿色的滴水凉棚,几乎透不进任何光线。

我一边诅咒着向我飞扑过来的大群蚊子和黄蜂,一边尽量朝植物丛的深处走去。

我也曾四处环顾,但意识到最好还是在这里寻找。

然而,当我几乎放弃了希望时,却突然看见墓地中央有几块坚实的石板,上面长满了青苔和野蓖麻。

我怀着尊崇(但也有几分恼怒),尽量清除了石板上的东西,然后俯身查看。

石板上没有说它们就是布鲁斯的墓碑,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确实感到它们就是。

我的喉咙不觉有些硬咽。

这里安息着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他在我以前去过埃塞俄比亚。

不仅如此,如果他果真像我推测的那样,是位共济会员,那就几乎毫无疑问:他到那个遥远国度就是为了寻找失踪的约柜。

但现在看来,我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了。

惟一能确定的是,布鲁斯使自己被遗忘了——被他出生的土地遗忘了。

我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心中十分郁闷。

然后,我离开了那块墓地,但不是从进来的那个小门出去的,而是翻过围墙,来到了外面的一块空地上。

我几乎立即就在那里看见了一件使我感兴趣的东西:离我站的地方不远的地面上,放着一座巨大的金属方尖碑。

我走了过去,发现上面刻着詹姆斯·布鲁斯的名字,此外还有几行铭文:他毕生从事有益的壮举,他探索过许多遥远的地域,他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

他是位温情的丈夫,是位溺爱的父亲,他是位热忱的爱国者,人类异口同声,将他的英名列入那些以天才、英勇与美德著称的人物。

这座方尖碑上最使我激动的一点是:它完好无损,既没有生锈,也没有破损,它上面还涂着新的红色底漆。

显然,有个人还在对这位探险家感兴趣,这使他恢复了这座方尖碑的本来面貌,只是没有把它重新竖立在布鲁斯的墓旁。

那天傍晚,我采访了教堂的几位主管,了解到了这位神秘施主的身份。

他们说,几年前,这座方尖碑曾被抬走修复,我到拉博特市的前一天才被送回来。

组织并资助修复工作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苏格兰布鲁斯家族的名誉族长——俄尔金及金纳德伯爵,他本人就是共济会的大师。

这是个很有希望的线索。

我沿着它,一直追踪到布鲁姆府,它是弗斯湾(苏格兰东部临北海的港湾——译者注)北部的一座宅邸,俄尔金伯爵就住在那里。

我先往那里打了电话(布鲁姆府的电话号码就在电话簿上),约定8月4日星期六上午去见俄尔金伯爵。

伯爵事先在电话里说:我只能给你15分钟。

我回答说:15分钟已经足够了。

届时,我见到了俄尔金伯爵。

他身材矮胖,已经上了年纪,并且一条腿分明有些破(那显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到的伤害)。

他没有做过分的寒暄,就我把领进了一个华丽的客厅,客厅里挂着一些家族成员的肖像。

伯爵让我直陈来意。

到目前为止,他的举止一直有些生硬。

然而,我们一谈到布鲁斯,他的态度便温和起来。

从他对布鲁斯生平细节的广泛了解,我渐渐领悟到,他曾经仔细研究过这位苏格兰探险家的一生。

在一个楼层上,他把我带进了另一个房间,让我看几个书架。

书架上都是用各种不同语言写成的珍贵古书。

他解释说:这些都是布鲁斯私人书房的藏书。

他这个人的兴趣非常广泛……我这里还有他的望远镜、四分仪和罗盘呢……你想看的话,我就给你找出来。

我们参观这一切时,伯爵原先答应给我的15分钟已经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

我虽然被俄尔金伯爵的热情所感染,但还是打算提出一个问题——驱使我拜访布鲁姆府的,正是这个问题。

此刻,他突然看了看手表,说道:糟糕,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恐怕你得走了。

我还有事……今天下午我要去高原地区。

以后你还可以再来。

哦……好吧,我非常愿意再来拜访。

听了我的话,伯爵优雅地微笑着,站起身来。

我也站起来,和他握手。

我觉得自己很蠢,但还是下了个决心——不满足我的好奇就绝不离开这里。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件事情。

它和我正在考虑的一个理论有关,涉及布鲁斯到埃塞俄比亚探险的动机。

您是否碰巧知道……我是说,是否有一种可能,哪怕一丁点儿可能,布鲁斯曾是个共济会员?俄尔金伯爵似乎有些吃惊:老弟,他当然是共济会员啦。

那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部分嘛!?www。

xiaoshuotxt.c o m第三部 迷宫-1小.说.t|xt.天+堂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

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