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拜访俄尔金伯爵在苏格兰的宅邸时，他证实了我对詹姆斯·布鲁斯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探险家的确是共济会员（爱丁堡城共济会本宗契尔文宁第二分会会员）。
俄尔金还告诉我，布鲁斯曾广泛参与共济会的思辨性活动。
换句话说，他可能对共济会的神秘及预测传统深感兴趣，其中包括圣殿骑士教的理想，而现代的共济会员对它或者一无所知，或者不屑一顾。
对此，我还应当补充一句：我从来就不认为所有的共济会员都知道圣殿骑士教的这份遗产，恰恰相反，我有理由假定，从古至今只有极少数会员才能了解它。
不过，布鲁斯却似乎就是这些有特权的极少数会员之一。
他对《圣经》具有渊博的知识，对《以诺书》这样的神秘经卷怀有学者般的关注，并热衷于共济会思想体系中思辨性的侧面，因此，他显然会去深入考察圣殿骑士教有关约柜最后下落的那些传说。
所以，拜访了俄尔金伯爵以后，我就更有把握地认清了一点：诱使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在1768年去埃塞俄比亚的始终就是约柜，而不是尼罗河。
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撒谎，这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他通常都十分诚实），现在我却弄清了他这么做的意义，他闪烁其辞和秘而不宣的做法也得到了解释。
至于他在阿比西尼亚高原上度过的那么多年间究竟发现了什么奥秘，我现在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不过，我现在至少可能弄清了他的动机。
我最初想弄清布鲁斯是不是共济会员，那是在1989年夏天，但直到1990年8月我才和俄尔金伯爵探讨了此事。
同时，正像我在本书前一章里讲述过的那样，我还追踪考察了葡萄牙人的牵连，其代表就是基督圣教的成员，他们曾在15世纪和16世纪去过埃塞俄比亚。
我找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一直有人在寻找约柜——这种秘密的探险曾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众多旅行家吸引到了这个高尚而持久的目标上。
不仅如此，如果以往几个世纪里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今天难道就不会依然如此吗？难道不会还有人像我这样，也正在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吗？在后来的考察中，我一边随时准备应付这种情况，一边不断寻找詹姆斯·布鲁斯和克利斯托弗·达·伽马这样的人，把他们列入调查档案。
不过，即使没有反证的刺激，我在1989年夏天的发现也已经足以使我坚信：已经到了去埃塞俄比亚的最佳时刻，以便做详细的实地探险和调查，为我目前的考察增添材料，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考察大多还只是一种思维上的运作。
艰难时世早在1989年6月我就决定去埃塞俄比亚了，但我最终成行却是在几个月以后。
原因何在呢？因为在1989年5月19日，亚的斯亚贝巴发生了一次武装政变，使整个埃塞俄比亚陷入了动乱。
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的政府虽然幸免于政变，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政变被平定以后，有176名参与叛乱的军官被捕，包括至少24名将军，其中有陆军总司令兼总执行官。
武装部队首脑和空军司令因不愿被捕受审而自杀，还有11名将领在战斗中阵亡，国防部长被叛军击毙。
这次丑恶的血腥政变的阴影，长期笼罩着门格斯图及其政府——军官团几乎不复存在，军事决断能力几乎降到了零。
这种局势很快演变为战局的逆转。
实际上，在政变后的几个月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遭到了一系列粉碎性的失败，完全被赶出了提格雷省（该省被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宣布为解放区），也被赶出了厄立特里亚省的大部分地区（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经开始实施该省独立的步骤）。
战斗还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地区，包括东北部的沃洛省，1989年9月，该省的古城拉利贝拉被反政府军攻陷，而首府贡德尔城被围困。
至少从我自私的角度看，最大的不利就是政府已经不再能够控制阿克苏姆城。
其实，正像我在本书第三章里提到的那样，1988年底，即那场政变爆发前的几个月，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已经包围了这座圣城。
起初我还希望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但是，1989年下半年的局势急剧恶化，使我不得不想到一种可能，即反政府游击队可能会永久占据阿克苏姆城。
这当然使我想到去接触tplf在伦敦的组织，以赢得他们的合作，让他们允许我进入他们现在控制的地区考察。
不过，我并没有立即实行这个想法。
我曾和埃塞俄比亚政府长期合作，而这意味着解放阵线会以强烈的怀疑去分析我的所有意图。
实际上，我如果不能巧妙周旋，他们便可能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考察的要求。
但坦率地说，如果他们真的同意把我带进阿克苏姆城，我倒是更担心我自己是否安全，因为人们都知道我是那个可恨的门格斯图政府的朋友。
在我去提格雷省漫长的危险旅途中，当地的反政府游击队军官们难道不会把我当成密探而枪毙吗？即使tplf的伦敦办公室已经澄清了我此行的意图，那些游击队司令官们难道不会不予理睬，照样把我当作密探处决吗？在政变以后的环境当中，你根本无法预料埃塞俄比亚会发生什么事情。
任何计划都无法得到确保，你更无法预测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理论上说，任何戏剧性的变化都是可能的——门格斯图甚至可能倒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联合部队也许会大获全胜。
因此，我决定暂时集中精力去研究其他一些方面的事情，等埃塞俄比亚的局势明朗后再说。
就这样，一直到了1989年11月，我才去了埃塞俄比亚。
是秘密的隐藏地吗？促使我重返埃塞俄比亚的消息，是里恰·伯哈纳特·所罗门·加布雷·塞拉西长老告诉我的。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极长的人，是在1989年6月12日的伦敦。
见面时，我看见他的灰白胡须也很长。
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目光烁烁，身穿一袭华丽的仪礼长袍，脖子上挂着一个精雕的木十字架。
他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锡安山圣玛利大教堂的大主教，其实是驻英国的宗教特使。
几年前，他被亚的斯亚贝巴长老会派到英国，以传播有关东正教的消息。
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说服了一些皈依者，其中大多是从西印度群岛来伦敦的年轻人。
我们见面时，他还带了几个这样的青年。
我安排那次会面，是为了向他打听有关约柜的消息。
在我眼里，所罗门大主教完全就像《旧约》里的族长。
令人肃然起敬的长髯，睿智而略带狡黠的举止，真正谦逊所造就的非凡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一种深刻信仰的绝对虔诚，这些都使我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谈时，我很快就看清了一点：他怀着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相信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
他很有智慧，显然受过高等的教育，能很有把握地引述《圣经》经文，这种自信源于他对《圣经》的毕生钻研。
他以此表达他这个信念，而根本不肯承认它可能有误。
他加重语气，重申了这个观点：在西奈山麓做出的那个约柜，为的是装载写有十诫的两块石头诫板，而这个真真正正的约柜现在就在阿克苏姆城。
我把他这番话详细地记在了我面前的一张纸上。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说它依然具有威力，这完全归于上帝的恩惠。
他还说，全体提格雷人民都在捍卫着它。
他最后说：今天，约柜仍然平安地保存在教堂和基督教会众的手中，在教堂四周时常可以见到这些会众。
大主教离开之前，我在纸上写下了我想请他详细回答的15个问题。
不过，一直到6月中旬，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答复才送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去了埃及。
过了几个星期，我回到家里后，马上就开始浏览他寄来的十页答复，那些纸上的文字既有手写的，也有打字的。
当时我正忙于分析整理收集到的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材料，连给大主教写张便条致谢的时间都没有。
11月初我才有了暂时的空闲，于是便开始研读大主教的答复。
三个多月以前，我把这份文件放进了办公桌上待处理文件的文件筐里。
我看到，这份答复逐一回答了我提出的全部问题。
不仅如此，其中一些答复还非常引人入胜，富于启迪。
例如，我的一个问题是：埃塞俄比亚的国君们可曾借助约柜的所谓超自然神力赢得战争的胜利？《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在古代以色列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因此，如果约柜真在埃塞俄比亚，难道不能合理地认为这种传统仍在被维持吗？所罗门大主教的答复是：在我们教会的教义里，上帝是宇宙间惟一的力量。
他创造了一切现存的生命，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生命。
上帝本身是永恒之光，不是被创造的，那永恒之光给我们光明。
力量和恩惠。
不过，我们却能从一个能被感知的维度，去理解上帝与约柜之间的关系，因为约柜里装着十诫的词句，那是上帝写的，所以，其中装载的上帝之神力不会被减少。
因此，直到今天，上帝的恩惠依然留在约柜里。
所以，以上帝之名的约柜是无比神圣的，具有重大而非凡的意义。
大主教在答复里继续说，埃塞俄比亚以前的君主们懂得这一点。
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捍卫自己的东正教信仰。
在以往几个世纪里的许多次战争中，他们时常借助约柜，把它看作抗击侵略的精神力量之源……国王召集民众去参加战斗，祭司们也来到战场上，就像昔日约书亚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那样。
同样，我们的祭司也抬着约柜，高唱圣歌，投入战斗，去宏扬上帝的荣耀。
所罗门大主教说，把约柜座作为战争护佑神，这种做法并不仅仅发生在遥远的古代。
相反，近在1896年，王中之王门涅利克二世在提格雷省的阿杜瓦战役中抗击意大利侵略军时，祭司们也曾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对付入侵者。
结果，门涅利克二世取得了很大胜利，满载荣誉地回到了亚的斯亚贝巴。
我满怀兴趣地重读了这段话，因为我知道，门涅利克二世的确在1896年取得了很大胜利。
那一年，巴拉提耶里将军指挥的17700名意大利士兵，装备着重炮和最新式的武器，从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峡向阿比西尼亚高原进军，企图占领整个国家。
门涅利克的军队仓促应战，且装备不良。
但3月1日清晨在与意大利侵略军的阿杜瓦遭遇战中，他们只用了不到六个小时，便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那次胜利后来被誉为汉尼拔（公元前246-公元前182年，古代迦太基将军，曾在公元前216年击败罗马人——译者注）时代以后，非洲人打败欧洲人的一次最著名的胜利。
1896年，伦敦《观察家报》也用同样的口吻评论说：意大利人遭到了重创……他们遭到的是白人在非洲前所未有的惨败。
阿杜瓦战役中曾使用过约柜，这个情况使我兴趣倍增，我甚至做出了一个半是认真的假设：今天依然有人在使用约柜——使用者也许就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他们现在已经控制了阿克苏姆城，他们也像门涅利克二世那样，的确在最近数月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
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关注http://www.bttxt.com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关注http://www.bttxt.com不过，所罗门大主教的书面答复里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问他，目前，政府与叛军正在激战，藏在阿克苏姆圣堂礼拜堂的的柜是否安全？他的答复却完全和以前不同。
6月份我和他谈话时，当时他还似乎充满信心，说约柜还在它通常的安放地，全体提格雷人民都在捍卫着它。
而现在，他的答复中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
他写道：在发生剧烈冲突的大动荡时期，曾有极少几次，那位终生日夜护卫约柜的僧人不得不将约柜裹起来，送出阿克苏姆城，以保安全。
例如，我们知道，16世纪时，提格雷省曾遭到阿赫迈德·格拉金的穆斯林军队的侵略，阿克苏姆城大部被毁，约柜就被送出了城。
护卫僧将它送到了达伽·斯台方诺岛修道院去了，那个岛在塔纳湖上。
约柜被藏在了岛上一个秘密的地方。
这位大主教的结论，使我坐直了身子，分外关注。
他说，考虑到目前的战局和提格雷省的混乱，那位护卫僧很可能把约柜再度送出了阿克苏姆城。
两个湖，两个岛1989年11月14日，星期二，我飞回了亚的斯亚贝巴，于11月15日星期三上午到达。
埃塞俄比亚北部几乎所有地区都一直有战斗，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很清楚我此行的目的。
我想，如果所罗门大主教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被看作约柜的那件圣物，难道此刻不就在达伽·斯台方诺岛修道院，就在16世纪时隐藏它的同一个秘密的地方吗？何况，那里也并非隐藏它的惟一地点。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我和贝莱·戈代博士通长途电话时，他曾给我讲了一个更早的传说，即10世纪时约柜幸免于古迪特女王起义的经过。
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学家解释说，当时，约柜被送到了塔纳湖的一个岛上。
因此，我去埃塞俄比亚的目的，就是考察塔纳湖和济瓦伊湖——前者位于战乱的北方，但目前仍处于政府的控制区以内；后者所在的位置更安全一些，从亚的斯亚贝巴向南开车两个小时，便可到达。
刚到埃塞俄比亚首都的头几天，我一直怀着强烈的紧迫感。
读过所罗门大主教给我的书面答复以后不到一星期，我就离开了英国。
我如此急迫，其原因很简单：济瓦伊湖虽然很安全（至少目前时如此），但绝对不能保证政府还能控制塔纳湖多长时间。
我知道，反政府军已经包围了要塞城市贡德尔，它就在广阔的塔纳湖以北30英里左右。
同时，塔纳湖南岸的巴赫达尔码头也正受到零星游击队的不断袭扰。
要去达伽·斯台方诺岛，巴赫达尔码头是必经之路，因此我必须抓紧时机。
通过正常的官僚渠道弄一张国内通行证，这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的老友理查德·潘克赫斯特为了帮我，特地从埃塞俄比亚研究所请了几天假。
因此，在他的陪伴下，我去见了我所认识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施麦利斯·马赞加，掌权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政治局资深委员兼意识形态首脑。
施麦利斯身材颀长，40多岁，英语讲得很流利，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政治局委员当中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的一个，他在政府中的权力很大。
我还知道，他对自己国家的古代历史怀有真正的热忱。
因此，我希望能说服他运用自己的影响，支持我去进行考察——事实表明，他没有让我失望。
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我的考察计划，他表示赞成我去考察塔纳湖和兹怀湖，但惟一的条件是：我必须尽量缩短在塔纳湖逗留的时间。
他问我说：您有具体的日程安排吗？我拿出日志翻了一下，决定在20日星期一动身去塔纳湖：我想先到巴赫达尔码头，向军方租一艘汽艇去达伽·斯台方诺岛，然后在……22日星期三返回亚的斯亚贝巴。
那段时间已经足够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准备在23日星期四开车去兹怀湖。
施麦利斯转身问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您也一起去吗？哦，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很乐意去。
这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施麦利斯便给亚的斯亚贝巴的国家安全总部打电话，用阿姆哈拉语对负责人很快地说了几句话。
他挂上电话，对我们说，当天下午我们就可以拿到通行证了。
他说：你们从塔纳湖和济瓦伊湖回来以后，下个星期五来见我。
你们可以和我的秘书约定一个时间。
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工人党总部大楼。
出门时，我对理查德说：真没想到这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