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成几乎没再做什么工作，就让夏玉莲同意了他的建议。
也就是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市电台和省电视台的记者就已经做好了现场报道和现场直播的一切准备。
几乎是同时，省委书记万永年的电话也已经接通，杨诚在楼下天窗口同万书记的讲话声李高成听得清清楚楚。
杨诚的话还没有讲完，似乎就让万永年给打断了，紧接着便听得杨诚向上喊道：万书记说了，秘书已经给他汇报了这件事，只要能保证那个女工的安全，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他已经备好了车，五分钟以后就可以出发，只要不出事，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中纺！现在他就可以同夏玉莲直接对话！用什么方式都可以！李高成的泪水一下子又涌了出来。
谢谢你，万书记！一分钟以后，省委书记万永年的声音便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同时通过中纺的高音喇叭和现场的扩音器，清晰而又高亢地传了出来：……我是省委书记万永年，现在我通过市电台和省电视台直接同中纺的工人对话，直接同全省和全市人民对话，直接和夏玉莲同志对话！夏大姐，请允许我这样叫你！虽然我的年纪可能会比你大，但我还是想这样叫你！因为李高成市长是这样叫你的，杨诚书记是这样叫你的，中纺的大部分工人也都是这么叫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么叫你！你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地为中纺，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这个政府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和心血，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打心底里永远感谢你！所以你也永远都是我们的大姐！夏大姐，听说李市长的两个孩子也是你给奶大的，所以我今天也就特别想说一句，你不仅是孩子的奶妈，你和那些千千万万的工人一样，也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奶妈！没有你们心血的抚育，也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的今天！听李高成市长和杨诚书记说，你身体并不好，而且一直有病。
尤其是在你有病，在你退休了好多年的情况下，还一直在为生活奔波，还一直在含辛茹苦地工作。
李高成市长找你的时候，竟然是在一个条件极差，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找到你的！我听到这件事时，心里非常难过，我当时就掉了眼泪！夏大姐，不只是李高成市长觉得对不住你，觉得对不住工人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我这个省委书记的责任最大！我们都对不住你……李高成一边默默地听着，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原来万书记什么也知道，到中纺找夏玉莲的事情他几乎没有给任何人说过，却没想到万书记竟知道得这样清楚！昨天晚上，省委已经做了决定，万永年继续说道，在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去中纺看望工人们，有一句话我本想见了大家再说，但既然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我现在就给大家说出来。
类似中纺的问题，今后绝不允许再发生了！我们将尽快制定出新的规章制度，坚决杜绝出现任何损害和剥夺工人群众权益的事情！夏大姐，我知道你的情况，我想我也知道你心里现在想的是什么。
你看不见我，但我在这儿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你！全省全市的人也都会清清楚楚地看到你！夏大姐！我知道你会问我什么问题，我现在就当着全省全市人民的面，如实地给你作出回答！首先我要告诉给你，也告诉给大家的是，中纺的问题，省委市委是下了决心的！省委和市委对中纺的问题绝不会撒手不管！对那些有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绝不会撒手不管！对中纺目前的困境和前途绝不会撒手不管！对中纺工人群众的困难和要求更不会撒手不管！第二个我要告诉你和大家的是，昨天晚上，省委和市委已经在中纺的问题上采取了有力的行动！根据目前的初步情况，现在我已经能够明确地给大家宣布，中纺广大职工干部近时期以来一直在揭发和反映的问题，完全是正确的！这也完全证明了一点，我们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只有这样，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才会更彻底，更有力！对中纺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省委现在向你们所有的人保证，他们绝不会逃脱党纪国法的严厉惩罚！第三个我要告诉你和大家的是，昨天晚上的行动，我们还查出了一些与中纺问题有关的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省委也一样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今天一早就已经把行动的初步结果报告给了党中央！现在我就再宣布一个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决定立案，对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的问题进行严肃审查！还有一点，也同样是你和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通过昨天晚上的行动，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和查清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深受大家拥护和欢迎的李高成同志！我现在完全放心地告给大家，李高成确确实实是一个好市长！他是一个经受了考验，也是经受得住考验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万永年撼人心魄的讲话声中，李高成突然感到有人轻轻地在他身上碰了碰，他回过头去时，只见魏所长向他身后指了两下。
梅梅和明明！两个孩子像是被惊呆了一样，脸色煞白，失魂落魄地听着和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他有些下意识地想把两个孩子拉近自己身旁，但看着孩子吃惊的模样和孩子身边站着的魏所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省委书记万永年此时的讲话，也许比任何举动和言辞都更有说服力。
所有的人此时都在静静地听着。
……所谓的30万元收受贿款问题，所谓的包庇妻子犯罪问题，所谓的和某些腐败分子沆瀣一气的问题，还有那个所谓的作为证据的录音带，全都是莫须有的栽赃和诬陷！就在昨天晚上，我们在李高成妻子办公室里的一个保险柜里，也发现了一盘录音带，在这个录音带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腐败分子的卑鄙和无耻，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光明正大和浩然正气！夏大姐！我替你感到骄傲！你所想保护的，此时正站在你身后的市长李高成，他过去是一个好书记、好厂长，现在也同样是一个好市长！夏大姐！时间太长了，我想我该说的也都给你说了。
车已经开来了，我准备马上赶过去。
下边我想把这盘我刚刚听过的录音带也让你和大家都听一听，这盘录音带是李市长的妻子当时为了保护自己，让他家的小保姆给偷偷录下来的。
这盘录音带才是最为真实的！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小保姆不仅录下了那些用巨款进行贿赂的无耻行径，而且还录下了李高成和他的妻子为此事而进行的争吵和斗争！夏大姐！当我让电台和电视台给大家播放这盘录音时，我希望你能听话，希望你能听从我们的好市长李高成对你苦苦相劝的那些话，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那会让大家心里难过！还有，夏大姐！你此时看看你身后，你从小奶大的两个孩子这会儿都泪流满面地在看着你，你忍心让他们为你而伤心一辈子吗……也就在此时，万书记的讲话声突然被一阵惊呼给压住了。
一直默默站着的夏玉莲，像是不由自主地往后转了一下身子，但正是这么一转，也许是由于时间太久了，夏玉莲就像支撑不住了似地在那一道栏台上踉跄了起来！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几乎就要栽下去！奶妈——两个孩子几乎同时声嘶力竭地喊道。
夏大姐——李高成也撕心裂肺般地号了一声。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李高成看到了夏玉莲的手正向他和孩子伸过来……李高成猛然像疯了一般扑了过去，紧接着便噗通一声跪倒在那里，一把抱住了正在倒下的几乎已经昏迷了的夏玉莲。
也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身后的孩子和几乎所有的人都像被吓倒了似的跪下了。
……奶妈！他听到了两个孩子的哭声。
他好像还听到了四周一阵阵排山倒海般的哭喊声。
当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夏玉莲从楼上抬下来，一直抬进救护车里时，李高成才发现整个中纺的几万工人都静静地围在他们身旁。
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倾听着，所有的人都在激动地流着眼泪……他们正在倾听着那盘录音！杨诚对他说，这盘录音带是那天晚上钞万山他们给他送来30万现金时，他的妻子吴爱珍让保姆小莲偷偷录下的。
他们虽然好像是一伙的，但双方都偷偷地录了音！原来他们谁也在提防着谁，谁也不信任谁！看来肮脏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永远都只会那么肮脏，也永远都只能见不得人！有意思的是，小保姆不仅录下了整个送钱的过程，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居然把他们两个当时争吵的话也一并给录了下来。
极有可能是小保姆当时因为什么而忘了录音的事情，于是在无意之中把后来他们之间的那些话全都录了下来……奇怪的是，不知道妻子为什么却没有把后边的这一段给销掉。
也许，妻子在为了保护自己的同时，说不定也想到了会有今天！如果真要是到了今天这个结局，真要到了谁也保不住自己的时候，若能保住自己的丈夫，也就等于保住了孩子，保住了自己的家庭。
所以那天她才会在医院里说出那样的话来：能救了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一种多么畸形的说不清的心态。
社会太复杂了，人也实在太复杂了。
录音的效果是那样的清晰，自己的声音如今听来，竟是那样的铿锵有力和震撼人心：……我真不明白，你们要这么多钱究竟要干什么！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比比老百姓，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好好到农村去走走，好好到工厂里去走走，你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又坐的什么！老百姓又吃的什么，住的什么，穿的什么！别说你对得起老百姓了，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对得起你自己，对得起孩子们吗！有朝一日，当你面对着老百姓必须作出回答时，你能说你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这几个钱吗！你当初的理想，当初的志向，当初的热情，当初的宣誓，也都只是为了这几个钱吗！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不仅会毁了我们这个国家，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而且还会毁了我们全家的幸福和前程！这里头也包括你们自己！你和你们这些人，由于你们的罪恶和贪婪，将千秋万代地被人民踩在脚下！将会被永生永世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不会放过你们……李高成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段话几乎就是为今天这个场合而准备的。
是的，毫无疑问，面对着市场和改革，所有的人都将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都将面临着一次重新抉择！在他的四周突然爆发出一阵阵山崩地裂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他知道，他的录音已经结束，他也知道，这些掌声和欢呼声都是冲他而来的。
他发现自己的两个孩子此时也都在泪水满面地默默地注视着自己。
爸爸，这些事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们说？儿子似乎在为自己昨天晚上的话而感到伤心。
……爸爸，那录音里的事情都是真的吗？梅梅凄楚而又茫然地问。
李高成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轻轻地把孩子揽在了怀里。
梅梅止不住地啜泣起来：爸爸，这都是为什么？爸爸，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是的，这都是为什么！又怎么会这样！他无法回答梅梅，也无法回答自己。
这一切来得实在太快太猛了，尤其是在我们还缺乏免疫力的时候……《抉择》尾声一个月后，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现场会在中纺召开。
三个月后，有关中纺问题的调查有了初步结果。
中纺流失在外的国有资产，包括投资在外已经形成的固定资产，包括这些年腐败分子的非法盈利所得，包括搜查和清查出来的现金、实物，总计数字约在两亿七千万以上！其中现金约有六千多万！五个月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联合作出决定，并征得省直机关，市直机关所有干部的同意，鉴于当初改建省委大楼和市政大楼时，曾向中纺集资过巨额款项，因此凡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每人捐出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中纺的启动资金。
六个月后，中纺公司新的领导班子经市委和中纺的新党委认真考察后，在全体职工干部的选举下正式产生。
七个月后，中纺所有的在职和离退休职工干部，在新班子的带动下，总共集资4256.8万元人民币！九个月后，中纺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加上省市干部的捐款，加上清查所得款项，再加上中纺职工干部的集资，总共获得了一亿七千万人民币的启动和技改资金！国家银行经过慎重考察，也准备继续贷款三千万人民币！十个月后，中纺正式开工。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工人们一起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
是日，已住院数月的夏玉莲，在她的一再恳求下，被工人们抬到了开工现场。
当隆隆的机器声轰然响起时，早已处于弥留状态的夏玉莲竟坚持站了起来，并让工人们把她扶到了机器旁，由她亲手捧起了一团棉花。
工人们说，那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省里市里的领导，几乎都哭出了声音，哭声比机器声还响。
有关中纺一案的清查和审理工作，仍在继续之中……1997年，中纺的股份制技改新项目，在国际市场上一直热销的玻璃纤维工程上马时，引来了中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合资伙伴：东欧×国的一家热力管道公司。
×国方的考察代表是一个中国人，然而这个中国人的秘书竟是原东欧共产党国家×国国家劳动部的部长！这位原部长叫巴柏恩，在双方达成合资意向后，李高成特意款待了一次巴柏恩先生。
吃饭时，李高成问了巴柏恩几个问题。
李高成：巴柏恩先生，我绝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只是想问问你，你曾是×国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如今却做了一家私营企业的秘书，在这方面，你肯定会有特别深刻而又刻骨铭心的体会和感想，是不是？巴柏恩：是的。
李高成：你能谈谈么？巴柏恩：我想你应该体会得到的。
李高成：我想听听具体的。
巴柏恩：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平静了，如果在当时你这样提问，我想我会受不了的。
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在一夜之间，你突然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真正成了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想想那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你原来住的房子被没收了，所有的资金财产也全都被冻结了，生活来源全被切断了，而且你没了工作，没了工资，没了任何可以养家饣胡口的经济来源，尤其让你感到可怕的是，你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存能力和生存手段。
你几乎丧失了一切，连自己也无法养活自己。
李高成：那后来呢？巴柏恩：没办法，我只好去找临时工干，我当过搬运工，装卸工，清洁工，即便是这样的活儿，我也常常干不好。
但这并不是最让我难过的事情，干不好我可以慢慢学，扛不了重的我可以扛轻的，挣不了多的我就少挣点。
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些跟我一起干活的同事和工人，一旦认出我来，便乐得哈哈大笑，说以前你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整天光知道开会和夸夸其谈，现在也跟我们一样了。
我们总算可以平起平坐，你也知道当工人是什么滋味了。
李高成：我想你确实非常难过。
巴柏恩：我难过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替我们过去的行为而感到难过。
我们执政那么多年，换来的却是人民的嘲笑和讥讽，这真是太让人感到痛心了。
李高成：你分析过没有，国家成了这样，最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巴柏恩：我想你是很清楚的，不过我还是想给你谈谈我的看法。
李高成：谢谢，我真的很想听。
巴柏恩：第一，这是人所共知的原因，原苏联的影响太重太大，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按他们的模式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第二，没想到原苏联会解体得那么快，当它不存在了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不存在了……李高成：但如果你们当时下定决心进行改革，下定决心挣脱原苏联僵化的模式，也许还来得及……巴柏恩：不，其实那时已经来不及了。
李高成：为什么？巴柏恩：国家的机制已经坏死了，它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也已经没有这个实力了。
一句话，国家太穷了，国力已经被耗尽了。
李高成：但人民的信心并没有失去，人民的热情并没有熄灭，你们还有人民的支持……巴柏恩：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李高成：为什么？巴相思：我们让人民期待得太久了，我们的人民实在太穷了……一阵沉默。
良久，李高成才慢慢地说道：我想我们不会这样。
我想也是。
巴柏恩若有所思地说，让我们为这个干杯。
干杯！……（完）《抉择》永生永世为老百姓而写作——代后记张平在北京因《天网》和《法撼汾西》这两本书打官司时，几个临汾的老农民千里迢迢地赶来声援我。
七月的北京，像火炉子一样。
他们挤着公共汽车好不容易问清地址赶到丰台法院时，法院的公开审理已经结束两天了。
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听到群众出版社并找到我的住处的。
当我第一眼见到他们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他们的衣着是那样的不入时，脸色是那样的黧黑，满脸的皱纹流露着深深的关切和焦急，浑身的汗渍浸透着一种赤诚和真挚。
他们一见了我就忙不迭地问输了还是赢了，法院是向着他们还是向着咱们，然后便问他们能帮点什么忙。
他们说他们已经给丰台法院的人说了，他们村的人本来都要来的，因为不知道情况，所以就让他们先来探探消息，要是法院把作家张平判输了，宣判那天，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来北京当众给作家挂匾！咱老百姓就看它法律怎么判！我们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咱们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你张平这样的作家！后来他们就死了活了地要请我吃饭给我压惊。
在一个很普通的小饭馆里，他们很奢侈地点了八个菜。
有一个大概是第一次来北京的老农民，竟然为我点了两份过油肉！说是让我好好补补身子，攥足了劲跟他们好好打！一瓶二锅头把大家喝得都满脸通红。
吃到后来，他们把那个时时抱在胸前已不知是哪个年月的人造革提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油纸袋，然后从油纸袋里抽出一沓钞票来，说这是大伙临时凑下的500块钱，你先拿着用，你一个穷作家，为我们老百姓写书也挣不下几个钱。
人家都是当官的，你耗得过人家？如今打官司没钱可不行，不过你放心，咱们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卖牛卖马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一时间，我又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看着这由十块五块凑在一起的厚厚的一沓钱，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就这样几个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老百姓，就这样几个贫困山区尚未脱贫的老农民，他们用他们的善良和真诚，在那样的日子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也给了时时催我奋进的激情和信心。
让我感到温暖，让我感到踏实，让我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
每当我想起这些时，总是止不住地再一次地湿润了眼睛。
其实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时时在发生着。
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我吃官司的消息后，尤其是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您早栏目里对那场官司进行了专题报道后，竟有那么多的人能在人群里认出我来。
我到饭馆里去吃饭，老板娘把我看了又看，后来终于忍不住地问我，你就是那个被人告了的作家？我点点头说是。
老板娘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去没多久便端出两大盘子菜来，说这两盘子菜是她亲手炒出来的，你就消消停停在这儿吃，今天的饭，不用你掏钱！日后你就天天来这儿吃，一律免费！那些日子，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
那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宿舍院。
打官司前，门房老头对我这个外地口音的陌生面孔总也是很凶。
有时候，打电话忘了付费，他便会对我大声怒喝：回来！缴钱！你连说对不起他也绝不会给你一个好模样。
没想到那一天我去打电话时，他默默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慈祥和温和。
当我打完电话，他说敢情你就是那个被告作家呀，还真没看出来。
小伙子，你听着，我一个老头子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日后这电话你随时随便打，不收你的钱！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靠过来悄悄对我说，我在山西插过队，那儿的情况我了解。
你放心，中国的老百姓都会支持你。
有一次去公园，有几个正在打牌的老人竟也认出了我。
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说，你肯定输不了，北京人心里明镜似的，啥事不清楚？要是让你这样的作家输了，北京人的脸还往哪儿搁？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究竟出现过多少次，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天网》、《法撼汾西》，从发表到打完官司，前前后后收到过近两千封读者来信。
尤其是在打官司期间，电话和来信源源不断。
新疆、四川、广东、黑龙江、云南……我真不清楚这些读者是怎样得到我的住址和电话的。
10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收到过4封！5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前后收到过12封！有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到：张平作家，你一点儿也用不着回避，即便是你输了，那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我们老百姓心里，你将会是永远的赢家……激动之余，我常常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你一个区区写了几本薄书的小作家，何以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就是因为在你的作品里，描写了一些深受老百姓拥戴的领导干部，关注了一些老百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多多少少地为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所以自己也就常常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庆幸，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庆幸。
在自己的创作生涯里，假如没有《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这些作品，时至今日的你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所写的作品都是花前月下，杯水风波的感受和体验，都是象牙塔里的纯而又纯的阳春白雪，都是舞场歌厅，酒宴饭桌，堆金积玉，惹草沾花的豪华奢靡和恣行无忌，都是拿读者当试验品的云遮雾罩般的技巧翻新和新潮卖弄，这些老百姓读得懂你吗？又能记得住你吗？他们还会像今天这样关心和支持你？有什么样的作品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反过来，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有什么样的作品。
阳春白雪有人需要，下里巴人也一样有人需要。
作为一个作家，你的生活属性必然决定着你作品的用性，你对什么样的生活熟悉，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也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作品。
你对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生活非常熟悉，你就会写出十分逼真的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环境和氛围；对男男女女的事情情有独钟，你就会写出十分真实的男女之间的体验和感受；你要是常年生活在一个极其孤独的小天地里，那你就不可能写出轰轰烈烈，情绪饱满，黄钟大吕似的史诗般的时代文学；而如果你要是时时关注着社会的变迁和老百姓的生活，那你同样不可能一直只写那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消闲和游戏之作。
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本身、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优劣，决定作品优劣的东西应该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理解。
我们总是埋怨读者的水平太低，埋怨读者的不成熟，埋怨知音难觅，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个世纪供人们去研究。
下笔之前，我们总是想着应该如何更新，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如何让专家们耳目一新，如何让同事们心服口服，如何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解构，颠覆，破坏，摧毁……文本是游戏，语言是牢笼，终极无意义，阅读即误读……甚至反意义，反解释，反形式，反体裁，反美学……我们注视的是这些，研究的是这些，攀比的也是这些。
这种既有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成为我们的下意识，时时刻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写作。
面对着自己以往的作品和想往，连我自己也感到说不出的震惊。
为什么生活在千千万万精神和物质世界尚还贫乏的老百姓之间，却会渐渐地对他们视而不见？为什么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自己，会把自己的眼光时时盯在别处？什么时候自己对老百姓的呼求和评判竟会变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又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对自己以往的责任、理想和忧患意识放弃得如此彻底而又不屑一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又是什么促使自己变成了这样？与此相反，我们却似乎很少去想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文盲，还有数以亿计的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半文盲，还有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
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去做：我这一部作品就是要写给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看，写给这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看。
面对着市场和金钱的诱惑，我们的承受能力竟也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
或者只盯着大款的钱包；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职责；或者把世界看得如此虚无和破碎；或者除了无尽的愤懑和浮躁外，只把写作作为一场文字游戏……写作如果变成这样的一种倾向，那么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处处都有生活，处处都有素材，处处都能产生语言游戏的欢欣和情欲，时代和生活也就没了任何意义。
于是我们的作品高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读者群也越来越小。
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又拿出边缘化、多极化的理论，以印证文学的倍受冷落和读者群的减少势在必然。
面对着人们的呼吁、批评和不满，我们却还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讨论着文学作品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理想、责任、良知、正义和崇高。
面对着国家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变迁，无动于衷，冷静得出奇的一些作家们却仍然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依然故我地做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学梦。
或者一览众山小地显示着自己的清高，或者把自己贬为微不足道的码字匠。
也许这才是文学跌入底谷元以自拔的最致命的原因。
我们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但我们的时代决不需要那些充满钢锈和私欲的伪文字和伪文学。
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
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一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道理：文学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会热爱文学？在创作《抉择》这部作品前，我曾在省内外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
一个极为令人深思的现象，使我从另一面对文学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越是那些厂长、经理、老板、大款、董事长以及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工、总工和领导干部，越是不看文学，他们甚至连电视剧也不看。
他们没有时间。
太忙，太累，应酬太多。
在作家们眼里几乎是不入流的文艺作品：流行歌曲，他们却非常熟悉。
老歌新歌最时髦的歌他们几乎都能唱，而且唱得非常到位。
与此相反，偏是那些最基层最普通的工人，对文学艺术却接触得最多、最广。
电影、电视、戏剧、小说、散文，最真诚最忠实的观众和读者群仍然是他们！在广大的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让一些作家最为鄙视最看不上眼的作品，如像《包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农民们依然一字一句看得津津有味。
甚至给他们孩子的启蒙读物也依然是这些作品。
对我们当代文学来说，这岂不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和莫大的讽刺？我们以为最不会流传的作品仍然在广泛流传，而我们觉得最应该流传的，却几乎以每三年、五年一茬的淘汰率被淘汰掉……还用再问一句为什么吗？更新观念和技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步到位地更新我们的基础；超越自我和文本，也不是说就可以不管不顾地随意超越我们的时代。
我绝不相信一部连本国人民也不认可的作品，会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我绝不相信一个作家的作品在生前没有任何影响，在身后却会成为久盛不衰的经典；我也绝不相信在当代没有读者的作品，会在将来拥有大批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绝不是我的追求和愿望。
《抉择》这部作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去年我和几位同仁在采访国有大中型企业时，根本没有想到工人们对我们的采访反应会那样强烈。
这同那些似乎早已被采访腻了的厂长经理们根本不同，工人们一听说我们要采访他们，而且是要他们实话实说，情绪激动的他们竟然蜂拥而至，需要采访什么，他们就会满足你什么。
他们说了，这么多年，已经很少有人来采访他们工人了。
有时候来些采访的人，大都是想在企业里弄点钱的，或者是那种属于广告性质的象征性的采访。
找几个厂长经理信任而又能说会道的，坐在一起把厂里领导的光辉业绩夸上一通，把厂里的美好前景毫不负责地宣扬一通，然后再照照相，吃吃饭，于是皆大欢喜，拍拍屁股走人。
从来也没有人真正问过我们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在想什么。
好多人一遍一遍地问着我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写写我们工人呢？那么多的编剧，导演，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厂长经理和大款们身上？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吗？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给忘记了抛弃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写一些反映我们工人让我们工人看的作品？惭愧和内疚之余，我无以应对。
我能说我对你们的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吗？不熟悉，不了解，那就到我们这儿多走走，多看看不就熟悉了解了吗？那些给厂长经理领导干部树碑立传的作品，难道那些作者们对他们就很熟悉很了解吗？听说你们作家有不少人都在深入生活，有的还下去挂职锻炼，那为什么就不能到我们这儿来深入，到我们这儿来挂职？莫非你们这些作家们也一样是嫌贫爱富，只拣有钱有权的肥窝富窝跑吗？我真的无言以答。
1995年跟随北影的导演和编剧一块儿去平遥采访时，我们在一个偏远山区老农的炕头上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黑发卷，残破不全的《天网》。
这位老农让我在书上签名时，我几乎找不到一个能落笔的地方。
我想象不出这本书有多少人传看过，我也实在不知道应该在这样的书上写些什么。
末了，我只写了一句话：谢谢您，老大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深情厚意！我当时的感觉非常真诚，这也是我当时唯一的感觉。
真的，我打心底里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努力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我以前说过，我现在还要再说一遍，我只盯着现实，现实比一切都更有说服力。
如果别人卖的是人参，那我就心甘情愿地卖我的胡萝卜。
只要能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民主、自由，对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对全体人民生活的幸福、提高，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积极有意义的影响，即便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我的作品就没人再读了，那我也一样心甘情愿，心满意足了。
一句话，我认了！如果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写给谁看的，那我现在则已经真正想过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抉择》揭示社会关系的深层存在——评长篇小说《抉择》张德祥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只关注自己身边的那点生活或私生活，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会走进象牙之塔。
仍然有作家关注着普通民众的生活，关注着广阔时代背影上的社会现象。
张平的长篇新作《抉择》（率先刊载于《啄木鸟》1886年第2、3、4期）所展现的生活画面、所揭示的矛盾冲突，都包含了某种艰难的阵痛，触及到了社会现实的真实，可谓多年来少见的一部描写时代现实的深刻之作。
一、睁眼看现实文学要不要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一个老问题了。
虽然有些人早就抛弃了文学的反映论、镜子说，但文学又毕竟不能天马行空地超现实。
于是有人提出要直面世俗，要写人的俗生活。
文学也就世俗了许多，也势利了许多。
聪明的作家不是写风月，就是写风流，媚时媚势的媚世之态可掬，直把渐渐富起来的人看得心满意足、心猿意马——真是天下太平，何不去风月风流呢？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阵痛也就被轻轻地掩饰过去了，承受阵痛的人们的沉重感也就被消解得烟消云散了。
于是，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于是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不，应当是放心喝酒，游玩大吉，历史毕竟进步了许多。
文学也就变成了消闲的把戏。
但是，读过《抉择》之后，才知道这个社会中除了发财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并没有发财的人，还有艰难、还有沉重，还有生死攸关的抉择——不仅仅是普通工人的抉择，也有市长的抉择。
很显然，《抉择》不是闭眼文学，而是睁眼看现实的文学。
记得黄秋耘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大概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难道还有什么疾苦吗？是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很难从文学中看到什么疾苦，而今却从《抉择》中看到了人民的疾苦——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普通工人的疾苦。
当一个企业已经瘫痪、停工、濒临倒闭之时，与这个企业共命运了几十年的职工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写出他们的命运不仅需要艺术勇气，而且更需要良心——文学为什么就不能关注他们的命运呢？我之所以看重《抉择》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部作品是继《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几近20年之后再次关注国有企业及工人命运的作品，重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正面地表现了新的现实关系！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敢正面地触及这种新的现实关系。
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变化不仅仅是人们衣着服饰及衣食住行的变化，不仅仅是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更深层的变化是现实关系的变化，即经济关系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抉择》与《沉重的翅膀》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切都已大异其趣了。
这个企业里的领导者不是当年的改革者吗？但这里的工人依然就是工人，而且变成了无工可做的工人。
这里的领导者形成了一个权利阶层，国有资产通过权力变成了资本，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90年代有一个流行词叫工薪阶层，但媒体讳言与工薪阶层相对应的那个阶层是什么阶层。
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不反映现实关系的这种不动声色而又触目惊心的变化。
理由是那样堂而皇之，手法却是如此暗渡陈仓，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提供的。
揭示的关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比一切职业政治家、道德家、经济学家所提供的东西还要多得多、深刻得多，因而马克思称狄更斯、萨克雷等作家为杰出的小说家，称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几乎可以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看到勺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
张平的《抉择》通过市长的视线，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上上下下的生动描写，可以说，揭示了这个企业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破产的边缘，揭示了现实关系在这里发生的深刻变化。
如果把《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与这部《抉择》联系起来看，也许破产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重要的还有曾经在人们心灵中坚守的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抉择》无疑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对这十多年现实变化的一种历史描写，或者说，描写了历史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侧面，又是文学多年来讳莫如深的一个侧面。
长篇小说《抉择》恰恰是通过市长而不是别人目睹了这个侧面，这是市长难以想象而又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侧面。
如果说改革是激流，是荡涤腐朽的激流，那么也不能不看到这汹涌澎湃的激流中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不能不看到这激流中的暗礁与漩涡。
正是这漩涡差点把市长也卷了进去，而且已经把许多人卷了进去，把国家的财产、工人的血汗也卷了进去，卷入了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
多少年来，我们的文学总是在直面现实的边缘徘徊，甚至直面现实被直面世俗取而代之，世俗代替了现实，以世俗的喧嚣掩盖现实关系的秘密变化，掩盖鼠窃狗盗之徒的猖獗行为。
还有人大唱宽容的高调，要人们宽容什么呢？市长李高成终于认定了一个事实：摧毁和颠覆着改革的，把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全部变为对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这一群人！纵容和放过他们，都将是万劫不复的历史罪人！这是亲眼目睹了漩涡黑洞之后的市长李高成的清醒，正是这种清醒促使了他痛苦而坚决的抉择。
现实不只是世俗的熙熙攘攘，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关系。
不敢揭示世俗红尘掩盖下的这种现实关系，文学就只能停留在现实的世俗表层上粉饰现实，就会离开现实主义。
如果说，近两年来文学创作上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冲击波，那么，应当说，张平的这部《抉择》无疑是这个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
从《年底》、《大厂》、《穷人》、《破产》、《分享艰难》、《苍天在上》、《人间正道》、《车间主任》到《抉择》，可以看出这个冲击波的特征首先是睁眼看现实，看破世俗掩盖下的现实关系。
二、在良心的天平上阅读《抉择》时，不知道遇到了多少个疑问句、反问句，触目即是。
叙事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事态的追问。
这是作家张平，也是市长李高成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一幕幕触目惊心之事的追问，这一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
那么，作家究竟要追问什么？为什么还没有学得聪明或学会糊涂？在人们变得聪明了许多的今天，还有谁愿意问为什么呢？还能问出什么青红皂白呢？不是说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么？钱不就是最大的理么？不是说有理没钱莫进来么？不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么？不是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么？这正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郭中姚及其小集团信奉的逻辑，他们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肆无忌惮地侵吞了国家的财产和工人的血汗，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利用手中的职权化公为私，把自己由国家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贪污者，变为腰缠万贯的资产者，变为鱼肉人民的恶霸。
仅仅十几年时间，为什么会滋生出这么一个阶层？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的逻辑吗？他们究竟是改革者还是改革的蛀虫？他们耀武扬威、花天酒地、为所欲为，难道对他们的逻辑与行为就不该问一个为什么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理所当然的吗？也许人们已经司空见贯，懒得再去问为什么；也许人们学得聪明了，学会了那难得的糊涂，大彻大悟了，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何必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呢？也许人们觉得已经难以问出结果，问也白问，倒不如不问。
总之，在我们的文学家的笔下，再很少看到70年代末期文学中那种执着的为什么了。
文学似乎一夜之间接受了存在即合理的说法，放弃了对现实的针砭与追问，而更愿意躲进自我的天地与世无争。
从认同存在到屈从的叙事姿态，可以看出文学淡化了对现实的热情与激情；从拥抱现实到疏离乃至逃避现实，可以看出文学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理性穿透能力。
对现实的逃避与放弃为什么的追问，构成了90年代后期文学整体上缺乏精神力量的颓废景观对现实的淡漠与对良知的淡漠，互为表里，说明了文学立场的后撤，撤退到旁观者的看客立场上，睁只眼、闭只眼，醉眼中的朦胧，有什么过不去呢？得过且过，麻木不仁，似乎是呐喊、启蒙、呼唤、干预了一个世纪的文学的最后的恍然大悟？但是，只要把现实状况放到良心的天平上，有良心的人仍然无法心如止水或心如死灰，仍然无法完全平静。
就比如抉择的主人公李高成市长，当他真正了解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情况之后，了解了工人的处境及公司官僚阶层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吃惊了，他愤怒了，他无法平静了。
他犹豫、他徘徊，他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但一颗没有泯灭的良心在促使他思考、追问，这一切是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吗？一边是国有企业的停产与破产，一边是寄生在这些国有企业上的私人公司的火热火爆；一边是大批工人的下岗与生活艰窘，一边是那个阶层的暴利与暴富，就仅仅只因为一个姓公，一个姓私？既然包袱太沉，何以又会生出这么多的更大更沉的\'寄生物\'来？摊子太大，怎么在这摊子之外又能多出这么多新摊子？管得太死，又怎么会乱成这样？权力太小，如何会干出这么多胆大包天的事端来？……为什么却一个要死，一个能活？对这一切你又能做何解释？你解释得了吗？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完全可以把这一切都推委给社会。
推委于客观，像郭中姚一样，推得干干净净。
但能这样推委吗？这样推委能向眼巴巴望着他的几万工人交代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市之长，因为他心里还想着几万职工的生存问题，想着社会的稳定，想着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无法像郭中姚之流一样，无法像省委副书记严阵那样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或者干脆包庇这些鼠窃狗盗之徒，赶快让这个国有企业破产而不了了之。
他无法做到让国家和工人蒙受巨大损失而问心无愧、无动于衷。
因为他还有一颗良心，还有作为一个市长、作为一个人无法跨越的是非原则、善恶界限，因此，他不能同污合流。
相反，这一切激起了他的爱憎，促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工人利益一边，站在了国家利益一边，站在了正义与法律一边。
是的，对现实中发生的种种现象进行一种理性追问，是以良心为动力的。
一个人要丧失了良心，也就丧失了是非原则，甚至会同流合污。
历史在发展变化，人们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作出评价之外，也应当从道德良心上对历史作出评判。
如果承认我们处在现实之中，承认我们的现实并非通体光明，那么，文学就不能放弃对现实的责任，就不能放弃精神灯火对现实的照耀。
光明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来自于人的良知良能，来自于人的良心。
把现实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美是丑、是善是恶，让它们显示一下自己的重量和价值，让丑恶、邪恶、卑鄙在这个天平上无地自容。
一个人，一个作家，敢不敢对现实作出一种理性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考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平在《抉择》中塑造了一个市长，通过他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个慰藉——面对现实，问心无愧，他作出了自己的良心的回答和选择。
坚守自己的良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在一个处处都有着利诱的现实环境中。
事实上，《抉择》中的那个阶层，不是一个个都把良心拍卖了吗？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现实中，竟存在着一种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的观念。
坚守良心的人常常被视做傻瓜，相反敢于卖身卖心而不择手段地掘取金钱的人常常趾高气扬，正如郭中姚之流一样寡廉鲜耻反而如鱼得水。
这种没有良心的人恰恰是瓦解国家资产的、损人利己的一先锋，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英雄，正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邪气嚣张。
作家终于让这伙人落入法网，也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不容也。
如果把这些贪污腐化分子们放在金钱的天平上，他们一个个脑满肠肥，财大气粗，可谓大款、大腕，重得不行。
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用金钱的天平来衡量人的价值，但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放在良心的天平上称一称？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还有一点人味吗？难道文学不应当守护人类的良心，不应当揭破这些鼠窃狗盗之徒的罪恶，而应当为这些蛀虫脸上贴金么？把他们描写成谁发财谁英雄的时代英雄么？很显然，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罪人，或者像市长李高成说的那样，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而真正的英雄恰恰是与他们进行斗争的人——李高成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工人们。
无疑地，如果说近两年文坛出现了一个现实主义冲击波，那么，《抉择》的出现，便是这个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
其意义在于正面地揭示了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在于把社会现实放在良心的天平上进行价值追问。
这两点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性质。
虽然这部作品在叙事上、在人物塑造上还嫌不足，在艺术的打磨上还有很多欠缺，但这些遗憾都不足以掩盖作品本身散发出来的直面现实的艺术勇气及理性精神的透视，这一点在当前的文学中恰恰是最难能可贵的，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