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
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旧制度的病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离？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旧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个是新制度里边，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保证新人不会泄气而变成旧人。
这方面，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
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可是用人不当，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盘剥商旅，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打死绅董的事情，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
这个事件，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
郭嵩焘谈及此事，长叹一声，说道：真正是‘请君入瓮’！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是难堪繁剧，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不适合做政务官。
这个评价，关卓凡认为，只说对了一半。
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
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清理积弊、整顿政务，都是立竿见影。
而郭嵩焘的问题，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总要清理积弊、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东，和文煜不和；在广东，和瑞麟不搭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在旧体制中，确实难堪繁剧。
在新体制中呢？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
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
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焘于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郭嵩焘，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
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桩差使，是筹办奉恩基金。
关卓凡打的算盘，除了赎买宗室对新政的支持外，他还要通过奉恩基金，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控制所有新政的企业的财务。
因为奉恩基金的来源，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说，要盘你的帐。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
关卓凡决定，新办企业，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就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那一套。
原时空的洋务，办的不伦不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数目字管理，多少资源的浪费，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