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和慈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慈禧本人，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关卓凡考诸于史，有这么个看法：原时空的御姐，再怎么能干，说到底并没有真正具备完整的改革意识。
这不是慈禧一个人的问题。
改革的前提，是真心实意的承认自己落后了，并且是全方位的落后。
原时空，同光中兴的数十年，清朝的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人才辈出，但几乎没有人，肯真正戳破这层窗户纸，不论是在台面上，还是在私底下。
甚至，静夜独处，以口问心之时，大约亦如是。
因此，就弄出了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说法，最多是承认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可是，尺再短，寸再长，尺不也比寸长吗？这个说法，是保守派能够接受的极限，于是，改革派就只能在寸有所长上下功夫，顾不上自己尺有所短了。
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就只能在新旧两派的夹缝间，勉强蹒跚前进。
关卓凡并无意苛责前人。
以中国体量之巨，文明制度惯性之大，在没有任何成功模板——指的是老大农业国成功蜕变为近现代工业国——可以学习的前提下，慢慢摸索前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没有可能不支付不断试错的代价。
不然，即便大方向走对了，可如果步子迈得太急、太大，不但会扯着蛋、撕着胯，会摔跤、翻车，甚至会一个收掣不及，滚下悬崖，粉身碎骨，再无翻身之日。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历史现实，不要太多。
关卓凡发现，二十一世纪，多少在网上痛斥晚清统治者丧权辱国的愤青，骨子里其实保守得可怕。
不要说改革制度了，就是一个称谓、口号的变化，都能够引起他们铺天盖地的反对。
理由嘛，说到底，无非我泱泱中华，文明器物，啥没有啊？为什么要求诸野蛮腥膻之外夷？恶心！这种口吻，和不可变乱祖宗成法，有任何区别吗？这种人，如果生在晚清，百分百会成为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对者，成为他们痛心疾首的丧权辱国的真正始作俑者。
嗯，混得好的话，拿来做清流，可能是好材料啊。
改革？真心难！略略走题了，回到慈禧身上。
在缺乏真正的改革意识的同时，慈禧也缺乏基本的工业化概念。
基本的工业化概念，大约比真正的改革意识还要难，关于工业化的许多概念，大多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并不十分明确。
近现代工业这个东东，在晚清统治阶层的脑海中，由始至终，没有完全脱出奇技淫巧这个路子。
曾国藩曾经跟关卓凡说过：今视洋务，有事有权，权则操之总署，事则不离口岸，而口岸之中，则又以上海为重。
话里的意思，跟关卓凡当时所想，完全一样——京城保守势力强大，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真正推动洋务的发展，还要靠地方上的自强。
但是，那是他当时的想法，现在的局面，和当时已经大不相同。
一方面，他已经领袖中央机枢，掌握了洋务的领导权；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发展，洋务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保守派的，也有了初步的变化。
洋务不可能永远只在几个沿海窗口发展，欲进一步推动洋务，使之深入发展，并行之于全国，大脑——最高统治者的观念的转变，这个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不容继续回避了。
那么，如何帮助最高统治者——慈禧转变观念呢？一言以蔽之：走出深宫，睁眼看世界！用最直接、最强烈的视觉、听觉之感官刺激，叫御姐明白：人家在哪里？咱们在哪里？距离有多大？理想如何丰满？现实又如何骨感？可不可以闭上眼睛不承认落后？可不可以不改弦更张奋起直追？乃有太后阅兵天津之行。
关卓凡相信，在冠军号巍峨庞大的钢铁身躯面前，最保守、最卫道的人，也无法免于震撼，也不能对着这灭国之威，说：这只是奇技淫巧。
何况，圣母皇太后本来就天资聪颖，本来就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人士之一？原时空，慈禧晚年的昏聩，实在是：本来就读书少、见识少，又长期幽居深宫、耳目闭塞——再聪明的人，不学习，不和外界接触，时间长了，也必然要和时代脱节；年纪大了后，脑子也必然会变成一团浆糊的。
慈禧的的反应，比关卓凡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好：小站阅兵、演炮，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慈禧和冠军号第一次邂逅，在关卓凡未做任何实质引导的情况下，御姐就萌生了最朴素的工业化概念——她本能地开始计算、思考钢铁产量和国力、军力之间的关系了。
之后，关卓凡向慈禧介绍橡树于成就英国海上霸权之重大意义时，由橡木而转钢铁，慈禧的思路随之变化，毫无滞碍，自然而然，进一步加强了钢铁立国、钢铁强军的观念。
等到冠军号舰艏一百一十磅阿姆斯特朗后装线膛炮一声怒吼，御姐整个人，都被卷入了工业革命的炽热硝烟，一刹那间为之窒息的她，恢复了呼吸之后，便再也无法从这条钢铁大道上后退了。
另外，近现代生活方式的享受，也对慈禧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
每一种生产力对应着一种生产关系，同时，也对应着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
进入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人，本能地会支持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关卓凡以为，论生活质量的绝对值，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小白领，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一位十九世纪中叶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