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复颖蒋介石蒋介石叱咤一生，雄踞中国政坛几十年，然而他退出大陆政治舞台时留下了什么？惟有破碎的山河、行将崩溃的经济、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郁结于人民心头的怨愤而已。
蒋介石一生当中明煤正娶的老婆就有4个，除开第一夫人宋美龄婚前有约，不愿生养孩子之外，其余三位夫人总共只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这千亩良田一根苗，就是蒋介石的大公子。
曾在台湾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的蒋经国。
世所共知，蒋介石名下有两个儿子，长为经国，次为纬国。
但纬国的身世至今仍是难解之谜，官方身份，他是蒋介石的二公子，但私下里，蒋纬国却又自称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长戴传贤之子，真正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洲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只是他的义父。
依据这个说法，所以只能说蒋介石有一个儿子--蒋经国。
据1988年1月14日香港《大公报》的新闻资料，蒋经国的生平概略如下：蒋经国乳名建丰，1910年4月27日生，浙江省奉化县人。
蒋经国为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
小学、中学阶段分别在奉化、上海、北京三地完成。
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
在苏联期间，曾加入共青团、共产党。
1935年在苏联结婚，妻原名芬娜，后经蒋介石改名为方良，俄罗斯人。
蒋于1937年返国，此后数年一直在江西省活动。
1937年 8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
1938年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
1939年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
1940年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自任主任，并兼任赣县县长。
1943年底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
1945年曾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年底出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
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
蒋经国到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委。
1950年到1954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1952年至1973年6月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
1954年至1967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1956年至1964年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8年至1969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964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1965年1月升任国防部部长。
1967年2月兼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8月兼任行政院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1972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
1978年5月起任总统，并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
在国民党内，蒋经国于1950年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
自1952年七大起，他一直当选历届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在 28日举行的十届中委临时全会上，通过由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大当上国民党主席。
《大公报》的这个生平概略的确也略得太多了些，甚至把他1978年2月当寻总统的事也略去了。
其实，蒋经国一生无论做了多少事，建立过何等丰功伟业，也都比不上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宝座那般辉煌灿烂。
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地位和意义不可轻忽；从家族遗脉的角度上说，他登上总统宝座，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父业子承，使蒋家王朝的香火得以延续。
蒋介石若是在天之灵有知，得知此讯也该瞑目了，因为他的长公子终于不违父愿，成功地复制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1910年春季的一天，江南大地一片柳绿花红。
在溪口丰镐房蒋家祖宅内，降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蒋介石与其发妻毛福梅所生的蒋家嫡传之子--蒋经国。
蒋经国出世时，蒋介石还在日本，丰镐房内只有蒋介石的高堂老母和发妻毛福梅，婆媳二人形影相吊，每日以诵经礼佛打发岁月，蒋经国的出生，自然使婆媳俩欣喜欲狂。
从此，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这个延续蒋家香火的命根子。
蒋经国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悉心照料下，平安而又幸福地度过了懵懂无知的童年，1916年3月，他6岁时，始人奉化武山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的第一位开蒙老师是当地的乡贤周东。
1917年，蒋介石延请自己幼年时代的老师顾清廉为经国授业，正式拜顾清廉为业师。
顾清廉后来对蒋经国的评语是：天资虽然不高，然颇好诵读。
就在蒋经国入学开蒙的那一年，他忽然又有了一个弟弟，这就是蒋纬国。
蒋纬国乳名建镐，与乃兄的乳名建丰搭配，正是蒋氏祖室丰镐房的名称，这丰镐的称谓源于西周时期两个皇帝的都城：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由此可知，蒋介石对这两个儿子是寄予了厚望的。
至于经国、纬国则更深有寓意。
许敬宗的《宗庙乐仪》中说：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
蒋介石以经、纬二字命名其子，寄望于他们将来成为经天纬地的杰出人才，其望子成龙之心昭然于世。
既是经文纬武，前贤之言不可不遵，蒋介石在培养两个儿子时，也是刻意遵循着一文一武的路线的。
生子肖父这是每个为人父者本能的愿望。
蒋介石自也未能免俗。
蒋经国幼时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乃父当年的翻版，甚至连所读书目都大抵相同。
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中曾说：蒋先生当年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
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
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
’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蒋经国本人也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
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
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
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录提示出来。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塑造蒋经国的方面的确用心良苦，他要求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中国之政治家。
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蒋介石脑子里的嫡传思想在无形中左右着他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方式和培养方向，对于嫡传亲子的蒋经国，他要将其培养成政治家，也就是项羽所说的万人敌式的人物；而对蒋纬国，显见因为并非嫡出，则只须将他培养成一人敌式的人物可也。
所谓文治武功，最终还是要以文。
以政治手段治天下的。
1921年，蒋经国转入奉化县锦溪学校就读。
当时他只有8岁，其母毛福梅放心不下，曾特意搬到县城陪儿子读书。
转年，蒋介石又不顾毛氏的激烈反对，把经国接到上海，先人万竹小学，后又考入浦东中学。
至此，蒋经国算是结束了旧式的传统国学熏陶，开始接受新的正规学校教育，逐步走出传统教育模式的巢臼。
这时，蒋介石因为在广州干革命，所以只好委托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负起经国在上海的临护与督导之责。
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经国的培养，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经国写去的信中偶尔出现的错别字也要评点纠正，其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除了经常修书示儿之外，蒋介石还要求蒋经国勤于写信，他在给经国的信中叮嘱：你每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
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也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走出课堂，参加上海全市各阶层人的反帝示威游行，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
同年6月，蒋介石把他送到北京吴稚晖主持的外语学校补习。
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2周。
蒋经国结束了旧式传统文化教育的培养，进入上海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各种新思潮冲击着人们封闭、禁锢着的旧传统、旧道德；而正处于求知欲十分旺盛。
思想可塑极强时期的少年蒋经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他两次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大游行，虽然不能说明他已具备了先进的革命思想，但至少可以说他是追求进步、向往新生活的。
蒋介石对儿子的不轨行为并未加以训斥，相反，他心里认为儿子是对的。
蒋介石自己在求学时期也曾闹过学潮，曾被同学们称为红脸将军。
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蒋介石还曾当堂反驳日本教官，这种行为，在蒋介石求学的那个年代也是一种被视为不轨的行为。
因此，蒋经国的过激行为，非但不是不逆不道，相反倒是对乃父的一种继承，是蒋介石青少年时期的原版复制。
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处在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为了对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表示纪念，特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为国共两党培养青年革命干部，在大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当时的进步学生无不以赴苏留学为荣。
蒋经国自然也不例外，他被父亲送往北京学习俄语，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留学苏联。
蒋经国从北京警察局释放后，来到广州，向父亲提出了赴苏留学的要求。
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任校长，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关系密切，他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对儿子赴苏学习的请求自然不便拒绝，他只能同意让蒋经国与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学习锻炼了。
1925年10月19日，一艘载着22名中国留学生的苏联巨型客轮驶离广州黄埔港，从此，蒋经国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
这批总计22名的留学生中，有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还有冯玉祥的公子冯洪国、女儿冯丽芬等。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和另外21名同学编成了一个班。
学校为每一位中国留学生取了一个俄罗斯姓名，蒋经国被命名为尼古拉。
当时的课程设置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冻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此外还有经济地理、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科学等。
苏联在莫斯科开办的中山大学，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的共产党干部培养基地。
因此，这所大学与一般高等学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劝会议第一、授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的教学方法，主要的课目不是文化科技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及思想改造--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
蒋经国一入校，立即和其他同学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按实际年龄计算，这时的蒋经国只有15周岁，还是个孩子。
启程赴苏后，因轮船在上海有几天的停留时间，蒋经国曾抽空赶回溪口与母亲毛氏作别。
毛福梅见小小年纪的经国就要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去学习，自然流了不少眼泪。
蒋经国对她百般安慰，同时表示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回国报效国家，也好侍母尽孝。
在第一期的学生中，蒋经国的年龄最轻，对共产主义学说接受较快。
开会发言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常常写文章、出墙报，长篇大论地谈革命道理。
所以，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的第8个星期，便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
一年多后又正式参加了共产党。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他一起的中国同学，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共两党的要人。
如在国民党中任职的谷正纲、邓文仪、皮以书、白瑜、韦永成、卜道明等；在共产党中任职的有廖承志、杨尚昆、乌兰夫等。
此外还有生前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屈武。
和蒋经国同坐一张凳子的同学是乌兰夫。
正当蒋经国狂热地投入学习、不断地追求进步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发生了！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情哗然，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在学校发起的声讨大会上，蒋经国慷慨陈词：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
并义正辞严地宣布：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
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
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塔斯社当时曾将声明全文予以发表，传达到世界各地。
蒋经国的声明原文如下：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
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
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
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晓喻天下后，他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如是说：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那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
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
不久，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留学生离境。
然而，苏联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因蒋经国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而迁怒于他，反而安排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
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被拒绝，他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
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
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
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
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
蒋经国此行，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
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
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
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
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
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给母亲的信》，于1935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亲爱的母亲：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
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
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
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像并不相同。
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
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
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
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
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
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
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已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
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
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
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
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
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
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
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以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
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
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
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从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
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
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但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能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
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
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人饿死的事吗？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从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
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
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的人民的血染红了。
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
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
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
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
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作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
在这10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地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工人和集体农庄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的改善了数十倍。
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
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4万名工人工作着。
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
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220卢布，今年增加到310卢布。
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
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
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
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
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权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
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
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
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
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
苏联是我们的祖国。
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记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
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敌人。
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
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
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
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
假如您能出国，不管那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祝您您的儿子蒋经国1935年1月23日这封公开信曾被苏联的媒体广为传播，轰动一时。
此后，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曾转发或摘发了这封公开信。
蒋氏父子从断绝关系到反目成仇，表明了这10年间父子二人所走的完全是两条路。
蒋经国写了这封公开信，抒发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父亲的仇恨，在世人面前树起了一个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形象。
可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表，都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相反，他在工厂里担任的副厂长职务被解除了，党员的资格也被莫名其妙的取消。
在反蒋公开信发表之后，蒋经国又曾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可是，有关部门却未予答复。
蒋经国感到沮丧，更觉得难堪--为了无产阶级的立潮，公开把生身之父臭骂了一顿，结果好心没得好报，反而遭到无产阶级当局的冷遇。
然而，对这封公开信最感难堪的还是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曾对蒋经国和蒋纬国这小哥俩有过评语，谓日：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寄予了无限希望。
结果，正是这个被赞为可教的经儿居然公开写信与乃父绝裂，而且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从政治立场到人品道德，把生身之父说得一无是处，这怎能不令为人父的蒋介石难堪！当然，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跌扑翻滚了近20年的蒋介石也明白儿子这封信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并不一定代表儿子的真情实感。
他更明白的是，经国毕竟是自己的骨血，当年把他送到苏联，为的是让他学点本领回来辅佐自己的革命大业。
虽然儿子已经娶了个苏联老婆，而且有了孩子，但他的根在中国，他必须得回来，回到自己的身边。
2．夫人·情人·后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仍然留在苏联。
6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助理指导。
蒋经国初到列宁格勒时，还曾有过一个巧遇：邂逅了苏联作家、大文豪高尔基。
那是192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蒋经国独自一个人在涅瓦河畔散步，正当他一边散步一边低头想心事的时候，冷不防撞在一位老人身上，老人一个趔趄，蒋经国慌忙伸手扶祝他抬起头来正准备道歉，却一下子愣住了，这老人清瘦儒雅，又有几分威严，个子高高的，背有些驼，颔下一部大胡子，这不是高尔基吗！大概高尔基刚才也是在一边踱步一边构思作品，没有看见低头行走的蒋经国，两个人才撞了个满怀。
蒋经国读过不少高尔基的作品，对这位无产阶级的大作家。
列宁的好朋友，充满了钦敬之情。
他局促不安地望着高尔基，用流利的俄语向他表示歉意。
高尔基地笑着，安慰蒋经国：不要紧，不要紧！又亲切地问他：看来你似乎有什么心事，需要我帮忙吗？蒋经国当时正是满腹心事，在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面前，他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
于是，他把老人扶到路旁一张石凳上坐下，把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隐藏在心底从未示人的肺腑之言尽数向高尔基倾吐了一番。
说到动情处，他情不自禁地落了泪。
高尔基一边听一边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像个的长辈，又像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他热情地鼓励蒋经国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并且充满信心地告诉蒋经国，中国的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
这一老一小谈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高尔基才起身离去。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9年，他曾在回忆录《留苏十三年》中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
这也是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931年，斯大林开始全国清党，政治形势一度十分紧张。
加上农业歉收，苏联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各地灾荒十分严重。
在这种情势下，蒋经国也受到影响，过了一段下放劳动的苦日子。
这期间，他当过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一个小火车站当过搬运工人，还曾到阿尔塔金矿厂当过一阵子矿工。
1933年，他又回到那个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由于他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积极肯干，不久便被提升为技师，并代表工厂领导参与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还担任过支部书记。
1934年，蒋经国被提升为副厂长，并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1934年春的一天夜里，蒋经国因为加班，忙到夜里门点多才下班。
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去路，图谋不轨。
蒋经国见此情景，即上前阻拦，救出了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同尼古拉同志缔结姻缘并白头到老的蒋方良女士。
蒋经国英雄救美人，一下子得到这位异国少女的青睐。
从此以后，蒋经国与这位俄国少女的感情日渐深厚。
由于两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又同是共青团员，加上志趣相投，双方很快就一同坠入了爱河。
蒋方良女士原名芬娜，是个孤儿。
他父亲原是俄国的有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变成了小康之家，靠劳动收人维持生活。
芬娜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使蒋经国为之倾倒。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一对异国情侣结下了白首之盟。
证婚人是后来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新衡。
芬娜与蒋经国结婚以后，在苏联的两年中，夫妇二人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那时蒋经国的月收入为700卢布，算是上中等水平。
同年年底，他们生下长子，俄名爱伦，（即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个女儿，俄名爱理（即蒋孝章）。
那时的芬娜小姐，是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的。
就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这一事变，可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夫妇的个人生活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蒋经国赴苏已十余年，除开始两年还给家里写过几次信之外，自1927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国内联系过。
遭蒋介石遗弃但离婚不离家的毛福梅曾多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探儿子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出什么结果来。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曾与蒋介石共叙同事之宜。
闲谈问，蒋介石流露出念子之情，说经儿赴苏十余年，现在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早日回家。
唉！12年不见面了！父子之情，非干政治，周恩来基于人道主义，当时就答应尽力帮助打听经国的下落。
力争促成他回国与家人团聚。
另外西安事变之前，即1936年初，蒋廷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当时蒋介石也曾委托宋美龄转告这位新任大使，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时隔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
斯大林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遂接见了蒋经国，并同意放他回国。
1937年3月，蒋经国27岁生日的前几天，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延敝突然会见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已决定把蒋经国夫妇送回中国，并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宴会。
几天以后，3月25日，蒋经国带着自己的妻子踏上了归途。
12年半的异国生活，从此结束了。
1925年到1937年，12年的时间，蒋经国在异国他邦度过了人生最绚丽的青春年华。
往事历历如昨，不堪回首。
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之情油然而生。
想到父亲当时在国内的地位，隐然间，太子的美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几许快慰、几许依恋、几分憧憬、几分苦涩与甘甜……蒋经国百感交集、五内沸腾，他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祖国，我终于要回来了！对于蒋经国的妻子芬娜来说，中国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土地，出于对丈夫至诚的爱意，她是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踏上去国离乡的旅途的。
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一路所见所闻，芬娜无不感到新奇。
这位俄罗斯女人初次离国，一心只憧憬一个新的天地，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语言和习俗都有许多障碍，在宗教方面难处更多。
俄罗斯民族大都信仰东正教，在礼拜仪式和信仰心态上都与基督教不同，而蒋家信仰的正是基督教。
为了宗教问题，芬娜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逐渐调整过来。
更不习惯的是饮食。
上海、浙江一带的中国厨师，善于做腊味很重的江浙菜，芬娜嫌菜的味道太成，常常吩咐煮淡一点。
在苏联国内，吃乳酪、夹一片黑麦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够了。
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有时筵席一桌竟上来几十道菜。
也许是由于这诸多方面的原因，芬娜来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直到蒋经国就任总统，芬娜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内第一夫人，民众对她仍相当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国人外，其他所知甚少。
而她也很少抛头露面，是一位相当神秘的女人。
1937年4月28日，是蒋经国还乡省亲的日子，奉化溪口镇的主要街道挂满了横幅标语：热烈迎接蒋经国先生还乡！离家时，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少年，如今却是携妻眷、带家小的青壮年了。
一念及此，蒋经国怎不感慨万端！当蒋经国一家乘坐的汽车驶进溪口镇时，手执彩旗的武岭学校师生一拥而上，鞭炮声、欢笑声把溪口古镇都震动了。
车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敏捷地跳下了汽车，向迎候在门口的亲朋好友依次行礼，并将爱妻及孩子介绍给大家。
然而在欢笑的人群中，独不见朝思暮想的母亲，蒋经国的笑容渐渐凝住：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妈妈？莫非是她老人家生气了？毛福梅的确有几分气。
她认为，儿子回来应当先看看娘。
一别12载，娘想儿都想出病来了，哪怕早一分钟见到也是好的啊！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到了上海都不急着回乡，而是住在那里忙着与那些不相干的人周旋，害得老娘熬了星星又熬月亮地苦等。
其时，毛氏有所不知，蒋经国也是身不由己。
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乘船抵达上海后，才知道父亲已另娶了宋美龄为妻。
他一下船，立即陷入了父亲精心布置的包围圈。
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杜月笙等人轮番给这位太子做思想工作，劝他说认下蒋介石这个父亲，再认下宋美龄这个妈妈，然后再回溪口去探望生身之母。
在众人的劝说下，蒋经国总算想通了，他决定先去向10年来一直被自己视为敌人的父亲请安、告罪、赔情。
他之所以如此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骨肉亲情的考虑。
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决定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被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所掩盖，呈现转变的迹象。
父亲可以变，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变呢？于是，蒋经国决定求得父亲对自己的宽容，他以先行开口称呼宋美龄为妈妈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宽容。
父子相认之后，蒋经国表示愿意在国内工业建设上略尽绵保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先到溪口去补习国文，其他的事放一放再说。
这样，蒋经国才如蒙大赦，急忙打点行装，奔回家乡来看望阔别12载的高堂老母。
毛福梅的心里埋怨儿子失礼，不由得犯起了女人家的小性子，她想考验一下儿子，看看他究竟还认不认得亲娘。
于是，她事先把她的亲姐妹、义姐妹、兄嫂、小姑、大姑等等都请到佛堂里来，团团坐下，只等经国过来，要考较他还认不认识亲娘。
可惜，她设计得挺好，到头来却是白费了心思，因为当她一眼见到门外那个方面大耳、被自己朝思幕想的亲骨肉时，她心中的怨愤、气恼，所有的精神防线立即就崩溃了。
当下毛福梅热泪如泉，蒙住了双眼，只觉得一个热呼呼的人影扑了上来，跪倒在自己膝前，并听见一声便噎着喊出的娘--旋即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一时举座皆啼泣有声，屋子里溢满了浓浓的亲情。
芬娜与经国长相厮守，已经学会了不少常用汉语，遂泪眼上前盈盈一拜，叫了声婆母，又代儿子叫了声：拜见阿娘。
毛福梅这才止住了哭声，慌忙把跪在地上的芬娜母子拉了起来问：这孩子叫啥名字？经国在一旁答道：在国外叫爱伦，阿爹说，回到祖国要按中国的习惯取名，阿爹替他取名叫孝文。
毛氏又问儿媳名字，经国代答：她在苏联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方良，蒋方良。
毛福梅熬了12年，终于苦尽甘来，把宝贝儿子盼了回来。
按奉化风俗，游子携卷来归，必须补办婚礼，否则族众不承认这桩婚姻，子孙就没法进宗谱了。
蒋经国为讨母亲欢悦，欣然同意补办喜宴、重做新郎。
于是择定黄道吉日，经国与方良按中国传统习俗补行婚礼仪式，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愿。
经国携妻挚子返回溪口，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住进了武岭崖侧的一幢名为小洋房的别墅式建筑。
这是蒋介石为了清除经国旅苏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而替他安排的修身养性之所，老蒋不论初衷，他要按照自己既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够子承父业，替他们蒋家王朝坐江山。
蒋介石聘请徐道邻做经国补习国文的教师，并把当年顾清廉亲自圈点过又送给自己的一套《曾文正公集》和朱子《通鉴纲目》、《阳明全书》等送给经国，让他潜心研读。
此外又请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专门负责教授蒋方良学习中文。
小洋房周围环境极为幽雅，依山傍水，古木参天，的确是一处上好的修身养性之所。
蒋经国读书之余，常常偕妻子游山玩水，领略家乡的大好河山。
有时还骑马到葛竹、萧王庙和岩头等地去拜望长辈。
奉化溪口以南十五公里的岩头友称岩溪，千载古村，钟灵流秀。
旧有岩溪书屋四字的门额，款署晦庵，是南宗朱熹（号晦庵）为浙东儒学提举出巡过境时所题。
宋元间隐居邻村榆林的著名文学家戴表元诗云：已扫轩前壁如练，待宾醉墨照岩溪。
林首的西峰寺，是创建于唐代的十方禅刹，明代名士罗抱灵曾在此隐居讲学。
村口有狮象守门的形胜，狮山、象山分峙左右。
晚清时善作的大字、名冠两浙（翰林孙镪的评话）的书法家毛玉佩所作石泉两个大字，凿于象山临溪的石壁上，笔锋苍劲。
由此而人，便是蒋经国的外婆家--毛姓世居的岩头。
岩头是在山峦重叠间的一个长谷，一弯溪水，岩上奔流，破村而出。
居民分居两岸，村首到村口，石版砌成的平桥有三，拱桥有一，往来便利；上村的街道在溪之东，下村的街道在溪之西。
昔时就有钱庄、南北杂货、绸布、粮食、糕饼、中药、鱼、肉、烟、酒等大小店铺二三十家，是附近数十个山村的供销集镇。
货物运输，全靠肩挑和竹筏载运。
岩头和附近的石门等山村的居民，毛姓居多，都是同宗。
宋时迁自江山石门乡，后裔繁衍，秀士名宦，代不乏人，有一父子登科的扁额，至今犹悬于岁时祭祖先合族共有的大厅堂上。
出身于此地毛氏族内的近代人物有：毛思诚，是蒋介石十六岁在岩头读书时的塾师，在蒋介石得势后，历任至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撰有《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卜书。
毛景除毛景彪昆仲，都毕业于陆军大学。
毛景麟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军长和军参谋长；毛景彪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
毛邦初、毛流初昆季，毛邦初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曾任杭州览桥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副总司令；毛流初，毕业于金陵大学、船空军校二期、美国空军参谋大学，曾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长、空军第四军区副司令，去台后任空军作战署署长，空军学校校长、国防大学教育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联勤副总司令，现任民航局局长。
毛景彪的长子毛高文，也在台湾，现任台湾教育部长。
他们都是蒋经国外婆家的同宗本家。
蒋经国初回家乡，就常常到岩头去与这些亲旧们叙谈。
同他的父亲一样，蒋经国的乡土观念和亲情观念也很重，回国后，他每次回到溪口都不忘到岩头去走访一遭，有时还带着妻子蒋方良一起前往，以示重视。
蒋方良初到中国，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
她跟随丈夫拜见公爹蒋介石的时候，内心是十分忐忑不安的，生怕因为语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视。
蒋介石初见这位异国儿媳时，也对她的高大身材，金发碧眼的相貌感到别扭，但相处几个月后，蒋介石才发现这位外国儿媳的性情十分温柔婉约，又很会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儿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标准。
于是，老蒋心满意足，为儿媳赐名方良，对她所生的两个孩子，老蒋也允准认祖归宗，分别取名蒋孝文、蒋孝章。
由于有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加上聪颖好学，蒋方良的中文学习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年之后，她就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国语同人交谈了。
蒋方良来到中国后的另一大难关就是对中国的气候不适应。
尤其是1949年随夫迁到台湾后，因为台湾属于亚热带，四季不分，使自幼在苏联长大的蒋方良感到极为不适。
但是，每当她感到与丈夫的恩恩爱爱，想起丈夫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所曾承受的冻馁和熬煎，就觉得自己眼下的处境实在是算不上什么。
善良的蒋方良就是这样一个人，善于为别人着想，会体贴别人的苦楚，从不给丈夫制造麻烦。
在蒋经国任职赣南专员期间，蒋方良因为没去随任，夫妻间相见的机会很少，但她都绝不因此而对夫君提什么要求，而是默默地承爱着孤独寂寞的折磨。
除了每日孝敬婆母外，她还开始学习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艺术，用以排遣孤寂、打发时日。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举家从重庆迁到上海，夫妻二人相聚的时间才多了起来，这一时期，蒋方良又为蒋经国生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
1948年，蒋家王朝崩溃在即，军事上连连失利，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也濒于彻底崩溃的边缘。
上海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物价飞涨，蒋经国这时正在打老虎，试图挽救行将崩溃的经济形势，为了以身作则，他的家庭生活一度也很清苦，蒋方良这时已怀了孕，一日三餐不丰，身体大受影响。
分娩时，因失血过多，蒋方良一度昏迷不醒，后经输血才抢救过来。
这个诞生于王朝末日的蒋氏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就是蒋孝勇。
据说，蒋家王朝败走台湾之后，在蒋孝勇10岁生日的那天，蒋经国曾特意买了一个三层大蛋糕送给这位三公子，说：这是我对你的一种补偿。
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蒋方良随丈夫初到台湾时，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房子并不算宽敞，是一幢旧式建筑，住家附近都是些寻常百姓。
到了6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有了起色，他们才搬到一处比较宽敞的别墅里。
在台湾的几十年，可说是蒋方良嫁给经国之后所度过的最平和安定的时期。
所谓平和安定，非特指政治方面和国事，而是指他们夫妇间情感的危机而言的。
蒋经国在赣南任职期间曾移情别恋，这一风流韵事被当时居住在陪都重庆的方良知晓后，对爱情一向执著专一的蒋方良气得几乎晕过去，她不敢以这种私情琐事去搅扰担负着党国大任的公公蒋介石，只好去见宋美龄，向她哭诉自己相夫教子、贤良淑慧却换来如此报应的委屈，并表示要亲赴赣南同蒋经国理论一番。
宋美龄当即劝止她说：一切我都知道了，我一定代你转告，自有处理。
蒋方良当然不敢不听，她也不敢把这件事扩大到满城风雨的地步，只好默默而退。
这场感情的风波使经国与方良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赴台后，这裂隙才逐渐弥合。
蒋方良平时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家里却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的事业，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夫妻俩风雨同舟数十载，老来岁月，感情却是愈见深厚了。
有一件事，足见方良对蒋经国的感情之诚挚与深厚。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蒋方良突然被卫士从睡梦中唤醒，卫士惶急地报告说：刚接到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蒋经国在访美途中，在纽约普莱兹大饭店门前遇刺，所幸子弹射偏，打中了饭店大堂的玻璃旋转门。
蒋方良闻言，立即向纽约打电话，对饱受惊吓的丈夫进行慰问，并再三嘱他今后要特别小心，还表示：等丈夫结束访问返回台湾时，她一定要亲赴机场迎接。
不久，蒋经国归来，蒋方良果然不负前约，亲往欢迎，在欢迎的人潮中，她上前与蒋经国热烈拥抱。
据当时在场的人估计，两人拥抱的时间至少长达20秒钟！人们曾把蒋氏两代夫人作过比较，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
媳妇比婆婆可喜得多。
因为蒋老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的确，蒋方良虽为异国妇女，都处处表现出传统的中国妇女的贤淑美德，相夫教子，淳良和善，从不张扬自己的夫人身份，却由此而得到人们的尊重。
尽管方良不惯于社交场合的往还，更不愿卷入政治风浪的漩涡，但她晚年已贵为总统夫人，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她不得不出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配合丈夫进行各种各样必须的表演。
作为一个母亲，蒋方良对膝下三儿一女也是极尽了爱护与养育之责的。
女儿蒋孝章是经国夫妇的掌上明珠，深得他们的喜爱。
1960年，23岁的蒋孝章出嫁，结婚那天，蒋方良紧紧抱着蒋孝章，母女俩相拥而泣，哭成了一团。
长子蒋孝文长年卧病，则是蒋方良的一块心玻如果说蒋方良也有愁眉深锁的时候，那么她一定是在为孝文而发愁了。
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来时选曾对方良作如此评价：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1988年，蒋经国病重期间，蒋方良随侍照拂，不离左右。
由于紧张和劳累过度，致使她心脏病发作。
1988年1月13日下午，与方良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的蒋经国与世长辞，那一时刻，蒋方良却因为心脏不好，正在隔壁房间内吸氧，因此未能与丈夫诀别。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都无法从哀痛中解脱出来。
她常常独自前往慈湖，在丈夫灵前孤坐哀悼，以寻求心灵的慰藉。
1989年和1991年，方良的两个爱子蒋孝文、蒋孝武又相继病逝，蒋方良尚未从亡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却又一次再次地陷入了亡子之痛的巨大悲哀之中。
然而，蒋方良这位来自异域的标准的中国妇女却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巨大的感情创伤所击倒。
也许，正是俄罗斯民族的坚强与中华民族的坚韧给了她双倍于普通妇女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她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蒋氏豪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994年11月14日，正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台湾海基会董事。
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因脑溢血被送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救。
其正在美国的胞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接到从台湾打去的电话，闻知此讯悲痛欲绝，即与各方联系，终于获得个案处理的待遇，于11月16日飞抵北京，赶赴医院探望。
章孝严望着昏迷中的弟弟，轻声呼唤着孝慈的名字，然而孝慈却安卧病榻，没有丝毫反应。
章孝严心里十分难过，他们兄弟俩的出生时间仅相隔几分钟，可以说是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这一对孪生兄弟自幼命运坎坷，几十年来一直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挚，如今，弟弟却倒下了，章孝严怎能不悲痛莫名，思绪万千。
11月18日，章孝严抽空离开弟弟的病榻，飞赴桂林，来到其生母章亚若墓前。
他献上花圈，点燃了九柱香，以表他与孝慈两家共计九口人的心意。
随后，章孝严鞠躬如仪，焚烧纸钱。
这时，一直竭力控制感情的章孝严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倒在母亲章亚若的墓前叩首连连，边哭边诉：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弟弟孝慈平安度过难关。
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思念！章孝严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上苍为之动容，山河为之饮泣，墓地长风忽起，被焚化了的纸钱随风飘舞，漫天挥洒，消失在山石树木之间。
望首那飘忽远去的纸灰，如烟往事又浮现在章孝严的心头。
1942年农历正月27日晨，一对男婴降生在广西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
这两个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生下来时体形十分瘦弱。
这一对双胞胎的生身之母就是章亚若，而他们的父亲便是蒋经国。
关于章亚若生子的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妇产科专家李瑞麟曾以接生婆的身份予以详述。
李瑞麟早在30年代即以医名显于一时，她所著《我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一九四二年初，时任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李瑞麟，接待了一位手持蒋经国名片、自我介绍为新闻记者、操着江西口音的青年孕妇。
她来自江西赣州，表示要在省立医院生产。
经李瑞麟检查为双胞胎后，她就不时到医院来作检查。
孕妇自称在江西已与蒋经国结婚，但她从不夸耀，很朴实也很节俭。
约三星期后，她在省立医院产下了不足月的双胎男孩。
因她客居桂林狸狮路，故为孩子分别取乳名狸和狮事隔几十年，李教授对孕妇的姓名已毫无印象，但对狸、狮这双胎男孩却是记挂心中。
因为出院后一个多月，该孕妇曾带着两个孩子来作过检查，这也就是李教授与狸、狮的最后一面。
孩子的妈妈当年秋季因发烧入院不久即去世。
以后在衡阳、上海等地，李教授与蒋经国多有接触，但始终没有听到过蒋经国谈起此事。
那当年在广西省立医院的孕妇难道就是章亚若？狸、狮就是当今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章孝慈吗？我追根寻源，访问了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式工房中的74岁老人桂辉女士。
操一口江西普通语、身体健朗的桂辉老人，谈起狸狮兄弟俩，不禁老泪纵横，心情激动。
她说，当年那持名片求医的女子，正是由她陪同前往的义妹章亚若。
她们由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亲如姐妹。
以后到了江西，在蒋经国办的三青团干训班一期时，又为同期同队同室的知交。
章亚若这然而逝时，桂辉相伴在侧。
蒋经国在接到噩耗的电报后，迅即委派了时任职于盐务处的王制刚协同桂辉料理后事。
事毕后，狸狮二儿即由桂辉及章亚若胞妹章亚梅送到江西万安的外婆家。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官邻里，蒋经国正因持续的高烧而昏迷沉睡，他的家人和国府要员们陪侍在侧，眼看着蒋经国被病痛折磨，只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紧张忙碌着的医务人员们。
突然，蒋经国的嘴唇蠕动着，吐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字句，人们趋前俯身敛声屏气侧耳细听，渐渐分辨出他是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
凡是听清了这个字眼的人，无不相顾失色，心中暗暗称奇。
想不到时隔近半个世纪，这位民国总统居然还惦记着那位早已香销玉殒的南国佳人！提到这位南国佳人--章亚若，不得不先交待一下蒋经国赴行南昌的经过。
蒋经国携妻挚子归国之初，蒋介石安排他在溪口小洋房读书洗脑。
然而时隔不久，抗战烽火燃起，正在蒋介石思谋着如何安排儿子的职务时，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的政学系首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电请示：委座与中共五年净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正是三伏天送来个凉西瓜，熊式辉这一下马屁正好拍到了点子上。
不久，蒋经国就以太子身份步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
他特意写了个报告向父亲表示：我有很先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
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1937年8月，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最初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不久，熊式辉又任命蒋经国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后又让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
1939年，蒋经国又被委任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赣州县长。
他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很高，薛汕曾专门撰文介绍了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工作片断：这个时期，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越范--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人物，像许德暧、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
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
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
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
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
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
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
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做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先约好说妥的。
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
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
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
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
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
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
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
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悻悻地出来。
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
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
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
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
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
还没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
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我也要去，时间到了，快走！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
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
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
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嚷着：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这个会没有批准！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了，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
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抗日救国，人人有份！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
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
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
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
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
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说：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现。
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出去！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
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
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从容不迫地说着：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
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地鼓掌声。
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在台上写上了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普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头：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踏上抗敌的战抄…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
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
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把腰上的风纪带也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时间不早了，开会吧！黄澄澄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
四周，能够反肖的玻璃窗，闪着闪着。
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破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从这段回忆文章不难看出，当时的蒋经国不但工作热情高，而且很愿意同青年学生们交往，对青年们的激进、大胆、热情也很理解并且尽力支持。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态度，蒋经国在江西开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
在这个青干班上，满腔热情，精力旺盛的蒋经国在工作之余，演出了一场短暂而又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爱情悲剧。
所悲者，因为这场恋爱的女主角章亚若实在是红颜薄命，在产下一对爱情的结晶--蒋（章）孝严兄弟俩之后--即香魂一缕归天去留下了一笔感情的孽债，竟使蒋经国这个男主角在昏迷之中仍念兹在兹。
章亚若是当时青干班中的一名女学员，关于她的身世，有必要交待一下。
章亚若原应姓黄。
她的祖父黄伯昌原籍浙江。
太平太国起义时，黄伯昌尚在雄褓之中就随父母加人起义军。
义军转战至江西南昌时，黄伯昌的父母病故，幼小的黄伯昌遂被关城镇间家村的一户章姓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当地陶氏女儿为妻，生子，名章贡涛，即亚若的父亲。
章亚若生于1913年，幼时乖巧伶俐，活泼可爱，从三四岁起，就随父亲习诗练字，乃至上中学时，已成为当时南昌女中出名的才女。
亚若中学毕业后，遵父母之命，亲上作亲，嫁给了远房表哥唐英刚，这一年，亚若只有15岁。
亚若的确是红颜薄命，这一点从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就不难看出。
丈夫唐英刚是一个守旧思想极为浓郁的青年，在当时风雷激荡的大环境中，固守传统儒生风范，沉迷诗画砚墨。
而章亚若是个接受过现代教育原想趋于激进的女性，个性上的严重歧异，使小夫妻间的感情日渐疏远，甚至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的唐英刚终于以自杀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章亚若23岁，就成了一位未亡人。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
亚若此时孀居娘家，她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瀚若及子侄们逃亡南下到了赣州。
为了生计，她决定在赣州谋职。
当时，蒋经国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他手下的保安副司令吴驻与章亚若有姻亲关系（亚若大弟媳的哥哥），经吴驻介绍，亚若进入专员公署工作。
亚若参加工作，是以未婚女青年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这倒不是她有着隐瞒什么，而是她的母亲认为，一位寡居的青年女性在外奔波会有诸多不便。
章亚若担任公职后，工作态度非常积极，经常参加义务救护队，帮助救护因日军空袭受伤的民众。
对于她的这种表现，蒋经国曾在会上专门予以表扬。
蒋经国在赣南一方面致力于地方政治，一面也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班底。
1940年，他在赣州西郊赤殊岭办起了干训班，计有学员150余人。
这一批学员中，除章亚若之外，还有一位大名人--王升。
王升为了报效蒋经国，在青年学员中结交了10位比较贴心知己的朋友，并在赤殊岭的松林里为盟、祭拜天地，结为金兰之好。
这结拜的10名兄弟中，年龄居长、被称为大哥的居然是一位红粉佳人--章亚若。
女人当大哥，原也是遵从蒋经国的教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
因此，当时的训练班学员中，男女同学彼此间都称兄道弟。
王升与蒋经国交厚，与章亚若又有结拜之情，为了讨蒋经国的欢心，遂处处制造机会，让章亚若与蒋经国接近以便从中撮合。
章亚若自从认识了蒋经国，便从心底产生了爱慕之情，可说是一见倾心。
而此时的蒋经国虽已有妻室，但毕竟离家几年，内心里时常感到孤独寂寞。
章亚若的出现，恰好使他如久旱逢甘霖，因此两人很快坠人情网。
章亚若固然算不上倾城倾国的美人，但她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年龄又与蒋经国差不多，正处在一个女人最具魁力的年龄段，加上她生性大方，冰肌玉肤，正是蒋经国这种有权有势的男子所需要的女伴。
所以，在王升的一力成全下，两个人很快就难舍难分了。
关于蒋、章的这一段恋情，亚若的初中同学、后又与她同事过的桂辉曾回忆说：在赤殊岭受训期间的某一天黄昏，亚若曾失魂落魄地向她诉说：她担心自己的日记已被一些同学偷阅，怕她与蒋专员的恋情被这些不知深浅的同学公开。
青干班结业后，章亚若被分配到专员公署担任秘书从此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如影随形地随侍在他身边。
蒋经国有一个时期经常到辖下各地去出差，名曰探察民间隐情，章亚若则每每以秘书身份随他到各地察访，两人日夜相处，几成公开的秘密。
章亚若是当时的专员公署里唱戏唱得好的几位女士之一，她的京戏功底虽不能与科班出身的名伶们相双，但一出《玉堂春》也常常令人击手称赞。
据说，蒋经国的夫人方良还时常向亚若请教，亚若也一度认真地当过蒋方良的京剧家庭教师。
章亚若以她的多才多艺博得了蒋经国的青睐，尤其以她的温柔聪慧、善解人意一步步占领了蒋经国的感情世界。
蒋经国沉醉于亚若的柔情之中，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捧给这位温婉可人的佳丽。
他将自己世袭珍藏、从来不曾示人的留苏日记手稿交给亚若阅览，让自己的心上人步入他昔日的苦难世界，分尝他所经历过的人生百味。
当蒋经国的生母不幸遇难后，他又将毛夫人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
其用心之良苦，是令章亚若为之心醉的。
蒋、章之间的恋情迅速发展，超越了师生界线和上下级的界线，两人以慧风、慧云的呢称取代了彼此的呼名唤姓。
不久，爱情的种子发了芽，章亚若怀上了蒋家的后代。
至此，蒋、章恋情完全公开，专员公署上上下下到处传扬，以至远在重庆的蒋方良及蒋介石夫妇也得到了这一喜讯。
蒋方良以夫人之尊，自然不依不饶，曾去找宋美龄哭诉，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醋海波涛。
蒋介石闻讯后，虽然没对儿子严加训斥--毕竟儿子肖父，这小蒋的风流较之老蒋的风流还差得远呢--但也发了一封密电，限蒋经国立即处理此事。
老蒋令小蒋限期处理这桩风流公案，实在也是为小蒋的前程考虑。
毕竟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无名无份，若是传扬开去，势必授蒋经国的政敌以口实。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树敌过多，积怨不浅，若是因此事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势必直接累及蒋经国的形象与政治前程。
蒋经国接到父训之后，也早想通了这一节，他考虑到章亚若在此次风流案中最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甚至连她的安全都成问题。
于是，他决定将章亚若送到环境相对安定的大后方去待产。
章亚若对此时分手极不情愿，怎奈蒋经国苦口婆心一番规劝，遂勉强答应了。
1941年底，蒋经国假座张万顺酒店设宴为章亚若饯行，陪席的有章亚若在青干班的结拜兄弟王升、倪豪、桂辉等，此外还有桂辉的哥哥、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同事桂昌宗。
据桂昌宗回忆，当时同席者是否都明白此次宴会的目的，他不太了解，但他和妹妹桂辉是完全知情的。
因为早在1941年8--9月间，亚若即来找桂昌宗，告知已怀有专员后代的秘密，并央求昌宗尽快找到其妹桂辉，请桂辉陪她一起到桂林去待产。
亚若还透露；公署里有刻意拉关系的人主动表示愿意同行，但亚若怕这些人靠不住，均未予同意。
桂辉接到哥哥的电话后，立即回到赣州，准备陪亚若同赴桂林。
蒋经国让亚若到桂林生产，除了考虑桂林天然岩洞较多，躲避日军空袭较为方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尚未沦入日军铁蹄之下的地区中，只有省立桂林医院的设备最好，水平最高，对亚若母子的安全能有保障。
可惜造化弄人，章亚若恰恰就是在这有保障的地方魂归天国的。
章亚若一行到了桂林后，由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出面，代她们租下了狸狮路的一幢房。
在章亚若隐居桂林待产期间，蒋经国多次以公事出差为由，到桂林去探望。
章亚若生下一对双胞胎后，他更来得勤了，为了力求保密，蒋经国还曾利用化妆手法改变容颜，以掩饰自己的身份。
章亚若的双生子是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大约两个月左右。
据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回忆说，1942年春节后的一天，她从赣州专程赶到桂林，一到狸狮路，即听说姐姐已住进医院，于是章亚梅立即赶往医院，照料产后的三姐。
章亚梅说：两个小侄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保温箱中。
章亚梅称蒋经国为阿哥，此后一直延用这个称呼。
章亚梅还清楚地记得，当三姐亚若出院时，蒋经国专程来到桂林，在狸狮路等待着亚若母子三人回家。
当时，亚若还叮嘱妹妹不要告诉阿哥哪个孩子是老大，说是让他猜一猜。
这阿哥居然经住了考验，他满面笑容地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之后，立即毫无差错地指出了谁大谁校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喜爱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当时一边开玩笑地指着婴儿的小脑瓜说：看你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猫咪？蒋经国笑了起来，他低头对怀中的两个儿子喊道：大猫！小猫！从此，蒋（章）孝严、孝慈两兄弟的乳名就唤作大毛、小毛。
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满月时，蒋经国又一次赶到桂林，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孝严、孝慈。
蒋经国不仅依从蒋家第三代的孝字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亚若，虽然没有正式的婚姻，但儿子仍应姓蒋。
据章孝严于90年代撰文回忆，直到他们兄弟俩的生母章亚若去世后，这对小兄弟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到他们3岁多人托儿所前，才改为章姓，而且这改姓之举是在争得了蒋经国的同意后施行的。
据说，当时达成的协议是：一旦形势安定后，再将孝严与孝慈兄弟俩的姓氏还原的。
章亚若生子后，章亚梅及桂辉一直在她身边照护。
章亚若死前的几个月时间中，蒋经国频频来探望，表现了他对章亚若及两个儿子的一往情深。
桂辉回忆说：有一次大伙在门外纳凉，章亚若双手环抱着两个儿子，无限神往地述说着他们长大后的各种计划与安排，脸上充满了期待与憧憬。
然而直到这时，章亚若在蒋家的地位与身份问题一直未能明朗化，亚若对两个儿子的名份问题尤其关心，她开始趁蒋经国来桂林的机会，用柔情和泪水催促他了。
她要尽早使两人的关系合法化，以保证儿子们的地位的合法化。
她不肯长期躲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
也就是这一时期，蒋经国的政敌们开始频繁向老蒋告状，经国在私生活和官场上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突然死亡。
章亚梅和桂辉在这突然的变故面前茫然无措，至感困惑。
她们全都记得，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还活蹦乱跳，浑身充满了活力。
头一天的傍晚，她应邀赴了一场晚宴，至深夜回家后，感觉腹痛难忍，第二天早上进入医院治疗，却从此一去不复返，死在了医院里。
章亚梅和桂辉都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她们怀疑她是遭人谋害致死的。
章亚梅说，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桂辉来了，两人聊了一会儿天，章亚若告诉亚梅，说她要去朋友家赴宴，嘱咐章亚梅照看好大毛和小毛，然后就走了。
直到夜很深了，章亚梅才听见三姊章亚若回家的声音。
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
章亚若面色苍白且东摇西晃，连说话都非常困难，她勉强挣扎着走进房屋，躺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大姊和章亚梅急忙找急救的药品，要章亚若服用。
折腾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章亚若又痛得双手抽筋，紧抓着床单。
章亚梅忙前忙后地照料双胞胎，不记得章亚若是怎么被送往医院的。
桂辉证实，章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归家后，才开始上吐下泄的。
那天，桂辉并没随同赴宴。
桂辉还说，章亚若去医院是她陪着去的，并且以电话通知了当时来桂林出差的哥哥昌宗。
那天上午，桂辉在医院的走廊上等着，大约10点或11点的时候，突然听说章亚若在医生打针后病情恶化，而陪在章亚若身边的昌宗听医生吩咐去街上买医疗要用的冰块，不到半小时，章亚若就死了。
桂辉怀疑给亚若打针的医生有问题。
她满怀恐惧地和哥哥一起回到狸狮路，由于章亚梅年纪小，怕她受到惊吓，因此没把医院的事告诉她。
桂辉和昌宗二人，从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也为自己的安危担心，他们远离赣州和桂林，数十年来，一直在恐惧中度日，桂昌德之所以改名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
她说，曾经听说当年那位在桂林医院给章亚若打针的医生试图打听她的下落，有寻她灭口的意思。
直到数年前，桂辉得到那位医生去世的消息，才放了心。
那天上午陪着章亚若在病床旁的桂昌宗有更明确的记忆。
他说，接到妹妹的消息，赶到医院时，章亚若已完全恢复了。
她躺在床上，见到桂昌宗，还请他坐下谈天。
桂昌宗还记得，章亚若说着说着提到她的地位未定，禁不住神色悲伤，满眼泪痕。
一会儿，一位姓王的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胳膊，没插进血管，然后绕过病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
亚若用手揉着胳膊上被针扎过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一声尖叫：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
桂昌宗当时吓呆了，她跑出去赶忙找医生，护士听到他的呼喊都来了，一时间房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有位医生说要使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去买。
桂昌宗在街头转了二三十分钟，好容易买了一袋冰块，赶紧回到医院，只见床边都是人，他踮起脚也看不见床上的章亚若。
正着急的时候，他早先熟识的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给了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他还记得，单子上写得是血中毒。
院长没做进一步解释，桂昌宗也慌了手脚，几分钟后，人群散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之后的一个下午，都是在混乱中度过，当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桂昌宗兄妹及章亚若的大姐懋兰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谋杀。
章亚若的死，根据桂氏兄妹与章亚梅的推断，应与她死前所赴晚宴有关。
章亚若在赣州的同事对此也很表怀疑，只是出于对蒋经国的尊重，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已。
无论死因如何，客观上讲，章亚若的暴亡使蒋经国的仕途之虞顿消，同时，蒋经国也难免对已故的红颜知己生出几分相思之情。
噩耗传到赣州，蒋经国不知何故，未能亲往奔丧，而是派了他的好友王制刚前往处理丧葬事宜。
据知情人推测，他是不愿再给政敌们制造攻击自己的口实，所以才强忍悲痛未去奔丧。
章亚若的遗体葬在桂林郊区凤凰岭，碑文正中写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
这狸儿与狮儿即章亚若的遗孤孝严、孝慈兄弟俩。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如果从桂氏兄妹的回忆来看，似乎确有蹊跷。
有人认为是蒋介石派戴笠布置杀手所杀，有人认为是蒋经国手下的情报人员，为了维护主子的官声，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还有人认为：蒋经国之与章亚若私通，完全是一时之兴，那一对双胞胎也是失误才降临于世的。
据说，蒋经国曾当面告诉章亚若，不得怀有蒋家的后代。
但章氏既多情又工于心计，很想用孩子套住蒋经国的身与心。
结果自己却先送了命。
直到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前夕，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著名主持人凌峰的采访，才对章亚若之死因做了澄清，说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抗生素，不治而亡。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只有蒋经国自己才能解释清楚。
现在，这唯一的持有底牌的人也已经长逝，则章亚若的死亡原因恐怕就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与乃父相比，蒋经国在个人感情生活上要严肃得多了，有关他的私生活的传闻也一直并不多见。
自章亚若暴卒之后，蒋经国不久即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在父亲和夫人蒋方良的眼皮子底下，蒋经国纵使有心，也断断不敢再闹出第二个章亚若风波来。
而且，公允地说，蒋经国对章亚若始终是以真情相系的，绝不是一时之兴。
当初章亚若的丧事办完，桂辉身携章亚若的遗物及遗书赴赣州面呈蒋经国。
蒋经国捧读遗书、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发一语。
可见他对章亚若的感情之真挚，与乃父蒋介石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终蒋经国一生，除蒋方良之外，即使把章亚若墓碑上蒋门章夫人的文字视为蒋家对章亚若身份的一种追认的话，则蒋经国也不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
与蒋介石相比，就大为逊色了，蒋介石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己的复制品，至少在婚恋、家庭方面是没有实现目的，不知老蒋九泉之下肯瞑目否？3．经文纬武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初，曾在溪口隐居静读。
蒋介石如此安排，实是用心良若：一则可以避免经国与后母宋美龄之间因合不来而产生矛盾，二则可让他在生母毛氏身边多住些时日，以慰毛氏孤寂凄凉之苦。
除此之外，老蒋还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通过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使经国从12年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熏陶中清醒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图后进致用，继承蒋家王朝的万年基业。
静读修养之余，蒋经国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期以对12年的留苏生活来一个重新认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据说，蒋经国这份旅俄报告书数易其稿，曾被老蒋连连打回，不能通过。
关于这一点，可以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
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激殊多。
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
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告》就彻底消除干净。
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
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
12年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
毛宁邵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
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阁小洋房里。
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语。
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
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
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
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个叫曹激，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由南京侍从室待卫长派来的。
由于蒋经国回来，小小的溪口镇一时增添了热闹。
年轻时的蒋经国性情活泼好动。
蒋家门前是一条水面很宽。
很浅的小溪，他平时做完功课后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有时在水较深的地方游游泳。
他家的后面有一座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爬山。
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采的。
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的话唯命是听。
有一次蒋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结果只让别人陪蒋方良一个人去了。
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
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
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
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
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爱伦。
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
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地方。
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祝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兵督练处处长。
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
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
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
这些，都与当时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
到了景德镇，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
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
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
晚上我和蒋经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
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
一天，蒋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
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
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
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
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
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
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
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征服了，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
蒋经国当时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
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六个月的班房。
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
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
还有一次，我们到大庆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们闹事，拦截来往车辆。
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我们没有理会，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坐在车上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
随从侍卫想开枪，却被蒋经国制止了。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
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
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在短期内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加上从苏联回国才两年，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同时有其父蒋介石为后盾，因而能雷厉风行地烧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嚣张气焰，恢复地方秩序。
其次，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
再次，他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通过这些措施，政令基本得以通行，社会风气趋向好转，蒋经国本人也渐渐赢得了声誉。
蒋经国在赣州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州治理成一个理想王国。
他有许多新的主张，其实施办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异于国民党行政官员的一套老办法。
他当时很年轻，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得作风特殊、思想活跃，也特别喜欢接近和结交各个阶层的年轻人。
老报人徐铸成曾评论蒋经国，说他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
一时有‘新赣南’之称。
这一时期，徐铸成同蒋经国有过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
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拜访。
通名之下，才知道就是蒋公子。
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
照例寒暄以后，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
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
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饶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
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报社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
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
因为连日鞍马劳顿，第二天日上三竿时才醒来。
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
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了。
我惶惑的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
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只是路过，不敢打扰。
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放行的。
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同营新村。
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
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
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
我那时也不到四十，年轻豪饮，但一经较量，就败阵了。
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亚那几年逼出来的。
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熬过那彻骨的严寒！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
第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托朋友代为致意。
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待人以诚，不像是故意摆个样子给人看的。
他的礼贤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
据在赣州与蒋经国同事过的人们回忆，一致认为他十分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风。
常常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
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说是那样称呼就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了。
因此，当时的青年人都呼他为小蒋，以示亲近而又有几分崇敬的意思。
在执任保安处副处长和督练处处长期间油于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对于在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有关政治和军事知识，仍然在头脑中产生影响。
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与当地的官吏则有着明显的不同。
据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当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过如下的论述：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而军事政治工作的对象则是非党员。
对于党的两个机关的政治工作，有必要相互发生关系，而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必须一致。
共产党是军队中的唯一指导者，军、师团、旅团、团队中均有共产党的代表，而这个代表的权力，和军官是同等的；军部的命令，如果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就无法生效。
此外，在部队中还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们的任务和党代表是大同小异的。
在国内发生战争时，党代表除了负责宣传训练工作之外，还负有检查军官命令是否正确及监视的任务。
蒋经国利用在苏联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决心把赣南治理好。
他经常和士兵、下属共食共寝，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
这种作风，在当时真是前所未有的，使许多人瞠目结舌。
赣州官场上，多半是贪官污吏。
他们和土豪劣绅同流合污，使得民主制度疲惫，鸦片、赌徒、私娼横行猖撅。
这里的前几任县长，没有一个人能够铲除私弊，而只有包庇作恶，饱肥私囊，成为土豪劣绅的代理人。
面对这一切，蒋经国果断地下了禁止鸦片。
禁止赌博、取缔私娼等恶业的命令。
对于明知故犯的高官及其亲属，他主张不予宽容；对抗拒法令、为首作恶者，处以极刑。
这一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地痞、流氓、赌棍、私娼以及形形色色的顽劣势力销声匿迹，横行赣县的一个叫刘甲方的劣绅和一个叫余某某的军阀，也伏首帖耳，服法听命。
当时蒋经国，虽为一县之尊，后来又升任专员，却不奢侈挥霍。
平时，他不使用公用的三轮车，经常身穿简朴的衬衫，脚着粗陋的草鞋到农村去巡视。
有记载说，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一年中，他步行约1500多公里的路程，走遍赣南的十三个县，对于全地区桥梁的铺设和水利设施，都了如指掌。
1940年夏季，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之后，又改为五年计划，准备在赣县郊外的中华新村设立现在建筑的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再设立贫民食堂，以收容孤儿、弃婴，取缔私娼、烟馆、赌博场，帮助犯罪者重新做人，还反对浪费的恶习，鼓励集体婚礼。
又准备开设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统治米、食油、盐等日用品，并把原来四十余种赋税简化为一种，以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官差从中盘剥的机会。
赣南过去的征兵制度，是以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贿赂的贫民子弟为对象；新计划法令规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无法避开兵役的责任。
对于文教政策，相继出版发行《正令日报》和期刊《中国青年》，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刊印了一份《青年日报》。
与此同时，对管区内5万余名三青团员进行指导教育以使他们大部份成为东南战区的骨干分子。
新计划严格区分公与私，规定公职人员私用长途电话费，自己掏腰包支付；每星期一下午，打开公署的大门，听取民众的申诉。
蒋经国这般作为，使得政府高级官员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时被人们称之为全面政治建设的模范。
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离开江西到重庆赴任，没有看到五年计划的成果，但他的设计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目的是要在赣南这块试验区内搞出一个国民党行政规范的样板来。
他经常将所谓新赣南同当时享誉中外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相比，并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
的确，原本是烂摊子的赣南，经蒋经国的治理整顿后，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蒋青天的称号也成为一时之誉，经国民党传媒的大力渲染，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许多外国记者也纷至沓来。
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职，虽然名义上仍兼任赣州专员，但实际上从此离开了赣南。
赣南的6年，可以说是蒋经国日后发迹的起点。
赣南的6年也是蒋经国的辉煌时期。
于公，他赢得了好的政声，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赣南走向全国赢得了政治资本；于私，他开办了江西青干班，为自己培植亲信和嫡系干部，由此他还结下了一段风流姻缘。
1940年6月，蒋经国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取得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
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
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
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这实质上是江西支团的首脑第一把手。
但当时的三青团首领康泽却不买这位太子的帐洗使个杀手铜，在江西三青团支部安置了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是架空蒋经国，使其成为空头主任。
蒋经国当然不甘示弱，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扶植自己的力量。
于是，他在赣州赤殊岭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
在青干班的生活和训练中，蒋经国强调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
要求不分男女，都以兄弟相称，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主任（蒋经国）。
以后故有赤殊岭精神一说。
青干班第一期是在1940年1月1日开训的，3月结业，为期三个月。
赣州青干班共办了万期，训练学员500余人。
这批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1942年，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旨意作了一次短暂的西北之旅。
蒋介石也曾一度设想让蒋经国涉足新疆，掌握新疆大权。
蒋经国本人也觉得新疆这块地方靠的苏联，他对苏联情况最熟，何况在赣南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加上在赣南的政绩还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首肯。
现在要换一块更大、更重要的用武之地让他大显身手，那更能在父亲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才干。
因此，他从内心里是感到高兴的、跃跃欲试的，有好一阵子他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清朝钦差大臣左宗棠的影子，越想越觉得去收拾和整理盛世才留下的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了。
然而，蒋经国出任新疆主席的美梦却最终难圆。
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嫉妒蒋经国，认为他年轻、资历浅，不堪担任封疆大吏的重任，让他去新疆独挡一面未兔太锋芒毕露了；其二，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怀疑蒋经国，认为他从苏联回国后，在赣南的所作所为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如果再让他把这一模式带到新疆去推广，岂不比盛世才还盛世才？这样，蒋经国治理新疆的雄心大志终于成了黄梁一梦。
新疆王之梦既已成泡影，蒋经国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前程。
蒋经国深知政治斗争之险恶，深刻地领悟到，没有党派组织做强有力的后盾月B么再高明的行政官也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于是，蒋经国决定还是寻其父蒋介石的旧梦--走黄埔军校起家的道路。
蒋经国首先选定的学校是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
他认为控制了这所学校，就能逐步控制全国的县长、县党部书记这一级干部、一改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
岂料，一向控制国民党党校的陈果夫、陈立夫哪能容忍蒋经国涉足陈家党。
这样，蒋经国染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一职的企图又泡了汤。
蒋经国只得另谋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三青团上了。
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干事。
会议期间，蒋经国提议，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升格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以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一决雌雄。
蒋经国这个提案很快获得通过。
19M年元月，蒋介石改派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
赣南时代，因而结束。
这是蒋介石精心培植蒋经国取康泽而代之，以真正控制三青团的一个绝招。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起于江西，抓党组团，同是发动于江西。
这次走马上任，率领一批来自赣州的嫡系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陪都重庆复兴关，进驻青干校。
很快就把持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1946年初，蒋经国将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学员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
原青干班已毕业的一至五期学员，实际上已掌握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现在这批骨干已为蒋经国所控制，大大强化了他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
此外，在青干校内还附设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专门招收一些具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蒋经国培养幕僚以及亲信骨干。
1946年9月，在庐山举行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最后圈驯的72名中央干事中，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居第二。
不久，又进行了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之职，直接把持三青团组织训练、干部培养等大权。
所以，当时在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里，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央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的干部。
在牢牢掌握三青团实权之后，蒋经国又把目光转向国民党的军队。
后来，等到蒋经国把青年军的政工系统全部抓到手的时候，他在重庆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为他日后继承父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矗此时，以他为首的新太子派业已形成，他的组织力量和干部力量足可以同CC系、黄埔系等几个大的派别并驾齐驱了。
但是，蒋经国以在赣南推行新政起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却也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
一些人攻击他，说他是左派共产党的代理。
而当时，蒋经国的思想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
抗战时期，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很少。
而蒋经国居然能得到它，不但得到，而且看得非常仔细。
甚至吩咐当时在他领导下的抗敌委员会所办的《动员旬刊》将延安方面的一些政治文章加以文字改动后转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抗日的作用。
薛汕在回忆蒋经国时曾说：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
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是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
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
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辩》，登在《新赣南》上。
我认为，辩与不辩，为无补于事，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境况而已。
一天，蒋经国问我：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
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少。
推行新政之举，固然反映了蒋经国初涉政治舞台、踌躇满志的欲以政绩卓著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欲望，多少有些想出风头意味。
但是，就工作实绩而论，他也的确颇有建树，这一点是后世史家所共认的。
当时的蒋经国，年轻、有朝气，政治上比较开明，思想上也比较左倾，对于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的确做了一些体恤下情的好事。
为了推行新政，他甚至不惜微服私访，化妆成小商贩去抓赌禁娼。
再如禁烟，蒋经国更是不遗余力，顶着巨大的压力强行查禁，表现了一个青年政治家的胆识与魄力。
30年代至40年的赣州，由于远离首府、地近广东沿海，所以烟馆林立，贩卖鸦片的人很多，抽大烟的人更多。
蒋经国先是下令禁烟，接着下令动手抓人，以至抓的人太多，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
对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关又关不下，放又放不得。
于是，蒋经国又开办了强民工厂强迫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做工。
1940年，张治中将军由广东韶关到江西，蒋经国还专门陪他参观强民工厂，受到张治中的赞扬。
蒋经国的平民思想和家乡观念也很郁厚。
从苏联归国后，也许是长达12年的乡恋积郁过久过深的缘故，他在溪口静读期间，就曾有过不少关心桑样的善举，也曾多次到家乡的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日，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抗战。
就在这时，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安排到江西工作。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
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任所。
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
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避祸。
为使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
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向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江西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县长，成了一个执掌实权的父母官。
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邓士萍、徐恒赢（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战争的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匾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请求毛太君设法救荒。
毛福梅想到儿子，遂派帐房先生唐瑞福去赣南找经国商量。
经国见到母亲的特使，备了丰盛的酒菜为瑞福哥接风。
唐家与蒋家原无亲眷关系，只因为当年蒋介石出生时，蒋母王采玉奶水不足，刚好唐瑞福的祖母也养了个孩子，蒋介石吃的头口奶就是唐老太太的，所以毛氏一向把这位老太太当婆婆看待，这层关系蒋经国是知道的，所以他称唐瑞福为兄，相见特别亲热。
唐瑞福说明来意，经国略一沉思，随即爽朗地说：这里大米有的是，但运输困难。
不过瑞福哥，你放心在这里住，玩几天再回去，我会设法将米运过去的。
唐瑞福有事挂心，急于回家，只住了两天，就赶回了溪口。
回到溪口，只见满街都是背着米袋的人，原来从江西运来的米已先运到了。
大家正在抢购呢。
唐瑞福自己家里也缺粮，赶紧去买，但已卖完了，不免有点懊丧。
毛氏安慰他说：这次经儿运来八百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处都让手长的人捞了去，有许多缺粮户向我告状。
你再辛苦一趟，让经儿再运批米来，我们丰镐房自己掌秤，别让老实人吃亏了。
第二次，经国又从江西送了1200石大米到溪口。
这一来，溪口缺粮少钱的人暂时都渡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都夸毛氏养了个好儿子。
报效桑梓的思想，并没有因为从政既久而淡化。
张国祁先生曾撰文披露过有关细节：在蒋经国的家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家家户户忙着腌腊肉、磨年糕、办年货，洋溢着一片丰年兴旺的情景。
春节前几天，我们走访了唐瑞福老人。
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和蒋经国是三代世交，曾经是蒋家丰镐房的账房先生。
谈到他在蒋家管账的经历史，他说：我两度给蒋家当账房；第一次是在1939年，那年蒋经国从江西赣州回到家乡，他对我说，瑞福哥，我同几个长辈商量过，请你当帐房，托你做好几件事：一是给祖宗上坟作忌；二是同亲友人情往来；三是帮我家管管帐。
第二次在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那时我在宁波经商，蒋经国从重庆派侍卫官蒋恒祥到宁波来找我，请我回到丰镐房当账房。
以后，蒋经国从南京回溪口，都由我安排他的生活，还陪他去看望长辈，上祖坟。
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乡亲挺和气。
唐瑞福老人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丰镐房的今昔。
丰镐房是蒋介石的祖宅，在1930年前后进行扩建，蒋经国在这里度过了童年。
这位老人还清晰地记得，抗战初期，蒋经国偕同他的俄籍夫人方良女士从苏联回到溪口老家时，在他毛氏母亲的支持下，按照家乡的风俗，蒋经国夫妇就在丰镐房补办了结婚仪式。
1949年春，蒋介石和蒋经国又住了一段时日。
从此，他们就离开家乡了，一直没有回来过。
而今，我们看到的丰镐房，屋顶保留着双龙戏珠、三星高照的装饰；壁上的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的图案，栩栩如生；走廊上镌刻的丹凤朝阳、桃园结义，神彩飞扬；当年蒋介石为蒋经国40岁生日所题的寓理帅气四字横匾，依然高挂原处。
唐老先生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48年农历除夕，蒋经国邀我同饮送年老酒，我们边谈边喝，猜拳行令，把我灌得大醉，最后，还是他派了长子爱伦把我扶回家的。
三十多年了，每逢春节，我都想起这件事。
在恭敬桑梓方面，蒋经国倒是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父子俩一君一臣，同朝为政，身边的人以及手下主要党羽多为亲朋故友或邻里乡亲。
蒋经国之所以对故乡一往情深，对家乡父老们关怀备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生母的眷顾之情。
这一点，倒也与乃父蒋介石一脉相承--事母至孝。
蒋经国到江西上任的初期，曾接母亲到任所去住过几天。
当时蒋经国新官上任，忙得食睡无时，很少有时间陪陪母亲，毛福梅住了几天，感到孤单乏味，又惦念着丰镐房老家，于是坚决要儿子送她回家。
后来，蒋经国回乡探望母亲时，又曾请求母亲随他到江西去，而毛氏则感到故土难离，不愿背井离乡，婉拒了。
有一次，蒋经国为了动员母亲去江西，特命儿女们跪在毛氏面前，说是祖母如不肯去江西，他们就长跪不起，毛福梅既感动又无奈，只好答应了。
可是，一家人将要启程赴赣的那天，丰镐房大门内外忽然被一大群乡邻围了个水泄不通，原来是乡邻们得知毛氏要离开溪口，一齐前来挽留，说毛福梅是溪口的女菩萨，她若是走了，恐怕连溪口的风水也都要带走了。
众人一起向蒋经国恳求，请他不要把母亲带走。
蒋经国尚未表态，毛氏早已被众乡邻的一片真情感动了，她当即表示：什么地方都不去，这辈子就留在溪口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大家的恳切挽留，致使毛氏命丧溪口，使蒋经国遗恨终生。
4．以血洗血1939年12月12日下午，武岭头天气晴和，刘溪如练，远山如黛。
溪口镇一片祥和宁静。
午后二时，忽然从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人们举头仰望，见是6架飞机隆隆而来，却都未以为意，更不曾想到这是从宁波方向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群。
在此之前，溪口人对飞机是有过一次绝无仅有的见识的。
那是1936年秋天，溪口上空一下子飞临了16架飞机。
这些飞机在溪口上空盘旋表演，以机后喷出的尾烟排成大寿二字，极为壮观--那是为蒋介石庆贺50大寿而举行的献机祝寿活动。
对飞机的认识，溪口人仅此而已。
今天这飞机又是来干什么呢？人们不知道，于是一齐仰头观望。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6架飞机在天上歪一歪翅膀，下了一连串的蛋。
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响，一霎时，溪口古镇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人们晕头转向，惊惶失措，这才明白是日本人的飞机在扔炸弹。
毫无防空知识的乡亲们乱了阵脚，在家里的人拼命往街上跑，在外面的人则拼命往家里逃，溪口古镇人喊马嘶，哭声一片，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
日机轰炸持续了大约15分钟，溪口镇成了一片火海，文昌阁被炸塌，丰镐房周围的民居在燃烧，到处都有不幸受伤的人在呻吟、挣扎……蒋家祖宅也许真的如风水先生所言，是一块风水宝地，也许日军轰炸是有选择的--只炸溪口，算是对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政治立场变化的一点威吓式的惩戒；但不炸蒋家，也为日后万一出现日蒋合流的政治局势预留一点回旋余地。
总之，不知何故，在溪口镇一片火海、满目疮痍的惨况中，唯独丰镐房毫发未伤。
蒋经国在溪口时，已经命人修筑了防空洞，日机临空投弹时，只要丰镐房的人及时躲进防空洞，至少是不会有人员伤亡的。
可惜，未曾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在日机盘旋寻找投弹目标时，都吓得魂飞天外，早把家里有防空洞的事忘记了，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
毛福梅上了点年纪，腿脚有病，行动已经极不方便。
就因为有腿疾，早在几年前她就把卧室安排在丰镐房后院的平房里，平时根本不走楼梯。
当敌机投掷炸弹，大家出逃时，她忽然想起忘记拿房门的钥匙，又急急回身去龋取回钥匙，在教授方良国文的董姓女教师的搀扶下再次逃出后门，刚走到后墙夹道处，炸弹便在她们的附近落地开花了。
一场历时15分钟的疯狂轰炸，日本帝国主义在溪口镇欠下了一笔世世代代也还不完的血债。
单只是丰镐房内，就有一男一女两名仆佣当场被炸死；帐房宋涨生头部负了重伤，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含恨而死；还有一名女佣被炸断了一条腿。
轰炸过后，乡邻们到处都找不到毛福梅和董老师，大家以为她们被轰炸吓昏了头，也许是躲到亲戚家去了。
于是乡邻们立即分头寻找。
找了两天，附近所有的亲戚家都找遍了，仍找不到这两个女人的影子。
人们慌了手脚，只好报告县政府，又由县里转报省政府。
日机轰炸溪口的当天，远在江西的蒋经国突然收到一份从溪口打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
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使蒋经国如五雷轰顶。
蒋经国的司机毛宁邵回忆当时情景时是这样描述的：当时，蒋经国恨不得长翅飞回老家。
他立即告诉我说：明天就走。
还要我事先通知渡口，免得耽误行程。
同时，他把专署秘书周灵钧和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马骏找来，交代了一下工作。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赶到了抚州温泉督练处，晚上继续开车赶路。
上弦的月夜，寒星寥落，然而，汽车的速度，有如风驰电掣，像闪电般地前进。
我们一路上飞过了河口、上饶、行县、龙游、金华五个渡口，烧掉了十一瓶汽油，仅一天多一点时问，行程一千多公里，很快就到了溪口镇。
汽车一停，蒋经国连打招呼也来不及，就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他几次晕了过去。
当初得到毛氏失踪的报告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立即派秘书曹仲鳞驱车奔赴溪口。
曹赶到时，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已经在丰镐房查勘多时了。
三人见面，立即碰头了解情况，商议办法。
经分析，有人认为后墙夹道倒塌处的瓦砾隆起异常，怀疑有人被压在下面。
三人决定雇请12个民工进行挖掘，并点上汽灯，连夜工作。
瓦砾被挖开了，终于发现了两具尸体：董老师血肉模糊、一条大腿被炸得不知去向，另一具尸体即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多半是被瓦砾压破的。
有人认为，以毛氏的伤情来看，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她被压在里面，多半还是可以救活的。
毛福梅的尸体被停放在殿内。
按当地民俗，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内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中规矩，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某，也不得违规。
所幸毛福梅生前信佛，与佛殿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尸体就放进了这里。
关于毛氏被炸死的经过，唐瑞福的回忆似更详尽一些：令我悲痛的是，1939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二）上午，日机六架飞到溪口滥施轰炸，毛太君不幸罹难了。
那天，我正在蒋家老祠堂为蒋国如娶媳妇帮忙做帐房，上午九日左右警报响了，我就把收到的贺仪一百二十元封好，交给主人后离开，想到街上自已店里去看看，走到墙弄时，看见飞机上有炸弹投下来，连忙往外逃，与从任家上来的蒋连生儿子章行互撞，都跌倒在地上。
我爬起后，向外急去锁门，以后就不知怎样了。
有人说看到毛太君坐轿子到肖王庙去了，也有人说到岩头去了，还有说到石缮去了……这时丰镐房后墙弄有堵墙已倒坍，许多人从瓦砾上来来去去，哪知毛太君即葬身在瓦砾堆中呢。
直等到去外地寻人的都回来说毛太君没有去，大家才开始从近处找，怀疑到这个瓦砾堆。
后来奉化县长何扬烈赶到，连夜点起汽油灯，发动许多人把瓦砾扒开，果然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是中了弹片又被倒墙压死的。
遗体寻到后，暂时停放在佛殿内，立刻发急电向赣州经国告丧，经国闻讯后便和方良、爱伦乘汽车连夜往回赶，两天之内赶到了家，他在摩河殿母亲遗体前号陶大哭，痛不欲生；他自15岁去苏联多年，回国后又去江西，母子相聚不到一年竟告永别，怎能不叫他悲痛已极。
当时他立誓要报杀母之仇，写了以血洗血四字，在母亲罹难处立石纪念。
日军侵入溪口后，取走了此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国民党奉化县学部书记王恩本摹写了一块石碑，此碑现存放文昌阁小洋房内。
帐房宋涨生同时被炸死，经本周运姑文和毛娘舅等推荐，我接任了涨生的工作。
经国要为母亲造墓坊，请了多位风水先生到各处看坟地，我先后陪过十三位风水先生到溪口四处看，都没有合意的地方。
有一位杨寿棋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
那时候，在摩河殿所在地的松养园，满处是大松树和大樟树，环境十分清幽，我就向经国建议：不如就近安葬于此。
经国同意了，就让母亲安葬在这块地方。
在毛太君生前，我虽未进入丰镐房做帐房，但承她信任，丰镐房有什么大事我都去帮忙。
她待人接物平易可亲，周到细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经国接到毛太君罹难电报，从赣州乘轿车日夜兼程赶回家来，一下汽车便奔到灵前，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常但在悲痛之余，他处理各事仍有条不紊，我很佩服。
这里，蒋经国千里奔丧的细节上略有些出人：他的司机毛宁邵说他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几次晕了过去。
而唐瑞福的回忆则说蒋经国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常两种说法，不知哪一种为确。
但无论怎样，蒋经国的悲哀和痛苦是真实而且强烈的，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
蒋经国抚尸哭直至昏厥，大家急忙用茶水将他救醒。
蒋经国被救醒后，仍然跪在地上悲号不止，直至再次昏厥。
这大约就是毛宁邵所形容的哭得几次晕了过去。
蒋经国的姨母毛英梅、大姑妈蒋瑞春、舅妈张定根和义姨母陈志坚等本来已经在毛氏灵前哭得声嘶泪干，这时被蒋经国一哭，重又勾起伤心，止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灵堂内外哭声四起，溪口山水为之失色。
蒋经国哭罢母亲，起身索来纸笔，强忍泪水，挥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生母罹难处。
以后溪口沦陷，日军作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毁丢弃了。
今保存在溪口的石碑是1946年重刻的。
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当时又值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存亡，民族存亡，危在旦夕。
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一个专员为了忧长期留在家乡。
但母亲为了儿子含辛茹苦半生，最后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为人子者若是草率处理她的后事，于心何忍？因此，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母亲的灵枢暂盾在佛殿内，待时局稍定之后再办理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了，不数日，蒋介石回电谕示：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这12个字，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处于两难之中--既要处理好母亲的丧事，又要服从父亲的旨意。
他只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
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可以容纳母亲安息的风水宝地。
三天过去了，坟地总共选了30多处，却没一处合蒋经国的意。
蒋经国曾打算把母亲的墓地建在摩河殿附近的养松园内，这里地势平坦，周围古樟如云，苍松翠柏环绕，的确是一块上好的墓地。
蒋经国遂把自己的想法说经亲戚们，争求他们的意见。
但众亲戚不大同意，尤其是经国的舅公毛懋卿反对尤烈，他觉得妹妹早晚有一天要与蒋介石合葬，认为现在还是暂后在佛殿为好。
佛殿是妹妹毛福梅出钱营造的，遗体暂居其中，别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蒋经国在这件事上不敢违拗舅父们的意见，只好再次发电请示蒋介石，得到首肯后，遂将母亲遗体暂存在殿内，雇了一个人每天负责上香洒扫。
毛氏横死，遗体又未能及时入士为安，此事一直是蒋经国的一块心玻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并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怀。
1945年，蒋经国在他所撰的《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曾沉痛地说道：……先母罹难，必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溉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
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士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了生母的丧葬大事。
这次正式给母亲办理丧事，规模不算校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主祭，四川省省长杨森及其女儿也专程赶来参加葬礼，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的代表和武岭学校的教职员工等。
但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等均未到场参加祭奠，只有姚怡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迭，在毛氏灵前焚化。
出殡前，照例停灵三天，等侍亲友们拜祭吊唁。
殿内素烛高照、香烟线绕，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依次拜祭。
经国、纬国兄弟俩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吊唁的客人们跪拜还礼。
白纬后面，披麻戴孝的蒋方良和蒋纬国之妻石静宜以及爱伦、爱敏等晚辈席地而坐。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
蒋经国自从1949年春天随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之后，从此赴台，一去不返，连给生母上一次坟的机会都不复再得，这实在是蒋经国这个孝子的一大憾事。
5．打老虎与骑老虎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蒋家王朝那枪杆子里的财政也在加速崩溃。
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了高达83万亿元法币的巨额赤字，这表明南京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是无药可救。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加上贪官污吏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时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蒋家王朝陷入了风雨飘尧朝不保夕的境地中。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迅速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新。
的政令：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
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
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
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
这是蒋经国自1937年回国之后领受的又一次对党国存亡至关重要的使命。
1944年12月，蒋经国就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晋升为中将，后来又兼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所辖青年军多达10个师。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曾以江西省代表的身份出席。
同年六、七月间，他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随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进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并且数次与斯大林直接会晤、交谈。
代表团团长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这次到苏联访问，他已不再是几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时期的蒋经国了。
因为他是佩有中将军衔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又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威名赫赫的皇太子。
10月，因为旅顺、大连的问题，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发生冲突，是关东北的接受问题也相继产生分歧。
苏联红军扣留了日本军队遗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厂设备、在军事方面又处处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便利。
为此，蒋介石特派蒋经国以外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同赴长春，同苏联方面谈判，多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
蒋经国随同父亲回到家乡奉化。
不久，他接受父亲的指令，秘密赶往上海，将存藏在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转移到台湾。
蒋经国转移黄金的行动，是极度机密的，甚至连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
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出色，使蒋介石非常高兴。
由于运送黄金行动的成功，使得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到台湾以后的经费问题得到保障，早期几年中的开支，全靠这批库存黄金度过难关。
这是蒋经国为效忠父亲的一次重大贡献。
将介石老谋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外，特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这些完全是为预防离开大陆后的对应措施。
蒋经国就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曾随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统一和强化情报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
至1950年2月，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刻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让他掌管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蒋经国大显身手，锋芒毕露，在军队中推行所谓四大公开政策，主张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
为了消除士兵的不满，还设立了军中娱乐制度，同时利用美援助改善军人的待遇。
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什么克难还动，表彰克难英雄，多次到部队访问，同官兵交谈，以笼络军心。
上述经历，是老蒋安排小蒋接班的重要步骤--先从政，后治军，以军制政，以政辅军。
当蒋经国的新太子派已经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之后，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将儿子安插到青年军中，这是蒋氏父子实行以政工制约军队和领导军队的一步妙招。
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设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内，由蒋经国亲自兼任班主任。
这个训练班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于对各个派系保送入学的人员成份和数额加以限制。
在这种严格控制下，青年军的政工干部几乎清一色地成了蒋经国的门下学生，以致国民党内部喷有烦言，说：党（国民党）不如团（三青团），团不如军（青年军）。
在蒋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网络所及，党、团、军、政无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
1948年1月，蒋经国在中央训练委员会之下创设一个相对独立的勘乱建国训练班，在国防部下成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勘乱建国总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旧班底。
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后而出现的大批编余人员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统管，这个中训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
父子联袂登台，演了一出双簧还不尽兴，小蒋又独自组建了勘建班和戡建队，父子二人为了挽狂澜于即倒真可谓费尽了心机！就在这种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上海经济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此时已是羽翼渐丰，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他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树立权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后接替父亲，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门。
他心里清楚，这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勘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坐镇中央银行。
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治哲学。
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
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
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奢望。
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的赞许。
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
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
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
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
他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筑在老百姓的尸骨之上。
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持枪的土匪有何两样。
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上繁延滋长的。
因为使用外汇满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项自杀的政策。
基于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看法，蒋经国并不想把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以三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给腐朽糜烂的官僚衙门。
他强调指出，过去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结果使以前所有解决经济危机的尝试不可能不碰壁。
因此，他把在上海的这次使命看作是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
他说：今天，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
这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指是财大气粗的，不法商人。
蒋经国在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
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
可是，当他和这些财神们举行会谈之后，所得印象。
和老百姓交谈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样。
他说，从个人来说，资本家对他友好和善。
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在上海执行紧急处分命令的日子里，蒋经国不得不亲自督导所有的政府和警察部门。
但是，他和这些机构中的达官贵人的关系却十分紧张，因为他感到这些人对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标并不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
结果，他只好依重于两个和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准军事化的勘乱建国大队。
勘建大队最早成立于1947年初，原来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维持统治的。
当时在这些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而国民党的保甲制已经溃烂瘫痪，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坏。
为了弥补这些弊病，国民党曾经为勤建大队抽调了许多干部到中央训练团受训。
而中央训练团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其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会分别是张厉生和蒋经国。
因此，勘乱建国大队的大队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轨将军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俄乱建国大队的显赫人物是王升，他是经国久经患难的忠实朋友。
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友情是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当时他们都在三青团工作。
王升是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城建大队调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队。
到10月，第六大队的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两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
加人蒋经国麾下的准备工作。
这样，蒋经国在上海的部队就将达到了万人之多。
勘建大队的工作是协助上海地区现有的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
例如，他们要参加对囤积货物的各类仓库进行调查。
他们还在每一个区设立匿名信箱，以方便市民告发违反当局经济紧急处分命令的不法分子。
但是，勤建大队的队员无权自行拘捕人犯，这种权力属于正式的执法机构。
对蒋经国的抱负给予支持的第二个组织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这是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很多方面与三青团很相似。
实际上，它也是勘建大队的外围组织，归王升指挥，接受勘建大队的训练。
青年服务总队正式成立于1948年9月9日，它呼吁上海的青年组织中那些为真理而热血沸腾，为平等而奋勇前进，有志向有理想的青年人踊跃参加到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中来，让我们紧密团结拧成一股劲，我们就可以彻底清除时代潮流中的残渣，努力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9月25日，在宣告成立的纪念大会上，参加的人数越过了12000人。
蒋经国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他在上海也是在全国完成最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工具。
按照王升的说法，青年服务总队的宗旨是：（1）打倒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恶势力；（2）不存特权的念头，而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忍受别人不愿忍受的艰苦，对立法院委员和国民大会的代表不图非分之想；（3）援助贫病交迫的同胞兄弟；（4）为克尽我们对国家的千斤重任，要甘当无名英雄。
总而言之，我们志在消灭两种组织，一是黑帮恶势，一是共产党。
前者就是那些堕落分子、贪官腐吏和不法奸商。
这样的一个计划，旗帜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又雄心勃勃，表现了蒋经国踌躇满志。
必欲有所作为的决心。
蒋经国初到上海，立即给上海的商人们发出了哀的美敦书。
上海的所有传媒工具不件其烦的宣传蒋经国的新经济政策，宣传蒋经国的那篇名噪一时的演说词《上海何处去》。
当时，蒋经国麾下的戡乱建国大队喊出了一个十分响亮又颇得民心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而被上海人称为打虎队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则喊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做艰巨的工作；尽最大的义务的口号。
这些口号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当时上海广为传诵的格言。
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虽然只是俞鸿钧的副手，但实际上，这场经济改革的主角却是蒋经国，俞鸿钧不过是摆摆样子的。
在上海，蒋经国干得最热闹的一场是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把物价限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
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褒贬不同的评价，赞扬的理由是，上海的物价比其它地方稳定的时间更长；咒骂的原因是，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经济趋势的任何企图最终肯定要失败。
在紧急处分命令公布后的70天里，上海有几百人遭到了逮捕，还有一人因经济犯罪而予以处死。
这些人大都被指控为哄抬物价，倒买倒卖或囤积居奇。
例如8月25日，也就是命令实行有效后的3天，经济警察抓获了2名推销蔬菜和肉类的小摊贩，控告他们的超过了8月19日的物价。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更有数十人沦人囹圄。
其中罪大恶极的都被送到了特别刑事法庭。
但是，大多数在那只是关上几天，就很快被放了出来。
当然，蒋经国不只是把两眼死死地盯住在一斤猪肉，一包香烟上多收几分钱的小店主们。
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用上海话来说，这些人是大老虎。
在他的日记中，从9月1日开始，就记下了他准备一露锋芒的决心。
1日，下午，我决定开列一个大囤积者的名单，以便采取行动。
2日，他记道，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希望尽快查处有关违反经济法令的案件，并要求严厉处置大投机商。
……今天，我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不法商人。
3日，7只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声望的名流如：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维屏被指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令查封之后，居然还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荣家的头号人物荣鸿元犯有非法套汇外币的罪行，荣家的资产横跨棉纺、面粉业，而且还是南京国大代表的一员；其他一些人，象烟草公司的经理黄以聪，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也都被科以囤积居奇、拒不按政府牌价销售货物的罪名。
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被逮捕的王春哲也宣判了死刑。
对此，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事情对改变上海人民的心理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8月底和整个9月，上海的物价基本上保持了平稳。
但是，黑市也由此得到了繁殖。
粮食贩子在私下卖出了他们精心挑选过的货物，当然价钱也远远超过政府的最高限阶；而按官方牌价卖出的东西，则质量低劣，以致顾客抱怨说现在的肉全是骨头，母鸡一看便知道再也不会下蛋。
但是尽管如此，驻中国的印度大使还是下了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四个多星期来，上海已经从狰狞可怕的模样变得和蔼可亲了。
为了确保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即8月19日的限价，也为了如期收兑金、银、外币，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决心首先向上海的投机商人发难。
第一个被蒋经国的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
这位身居要职的公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泄露经济机密，串通不法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经营，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这只老虎被蒋经国抓住，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陶启明被枪毙。
紧接其后被打虎队逮捕的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科长张亚民、稽察处第六大队队长戚再玉，此外还有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富商王春哲等。
这一时期内，被捕入狱的有上海工业、金融业的巨头共计64人，其中有泄漏币制改革机密、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还有上海名流、蒋介石的老朋友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搞囤积居奇的大户、玩股票的行家们纷纷失手跌足，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受到严厉的检查登记。
通过采取高压政策，蒋经国的铁腕总算起了作用，把上海市场上的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勉强守住了八·一九阵脚。
这在当时的上海是殊为不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蒋经国也因此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喝采，被誉为蒋青天、打虎将。
打虎英雄等等。
甚至还有人把蒋经国比喻为雍正皇帝，说蒋经国是包公再世。
在沪的外国记者们形容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在整顿市场，维持经济秩序的同时，币制改革也收效显著，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等总共价值3．73亿美元。
可惜的是，这些黄金美钞都来自上海的普通市民，而真正手持大量黄金、美钞的富商巨贾都几乎未受触动。
蒋经国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投入大牢，在这位太岁头上动了土，杜月笙却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他不动声色，只在背地里悄悄吩咐手下人向蒋经国的戡乱救国大队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是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储银，密请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处。
杜月笙这一招的确老辣，因为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时任杨子发展公司总经理）。
杜月笙抛出孔令侃，就是要给蒋经国一个难堪--你敢抓我杜家三公子，这回看你敢不敢打真正的老虎，敢不敢抓你蒋经国的姨表兄弟！蒋经国倒也并不含糊，接到密报，当即布置行动，带领他的打虎队直奔扬子公司，当场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资。
这一来，还真让杜月笙吃了一惊，看来这位太子是动真格的了。
事实上，蒋经国虽然凭了一时的血气之勇，查封了扬子公司，但他也确实尝到了骑虎难下的滋味。
对蒋经国来说，他倒不怕孔令侃，而真正担忧的是宋美龄插手。
万一孔令侃打出他的姨妈宋美龄的旗号，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没准就功败垂成了。
当时，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蒋太子与孔公子，都想看看铁腕人物打虎英雄蒋经国如何处置表兄弟孔令侃。
孔令侃驰骋商场，有恃无恐，万万没想到一个跟头折在蒋经国手上。
损失些钱财倒还不算什么，当务之急是要寻求脱身之道。
他先去求助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而老谋深算的吴国桢正乐得坐山观虎斗，哪里肯出头？他以不过问经济管制这件事为理由，表示对孔公子的处境爱莫能助。
眼看着风声日紧，孔令侃的父母当时都远在美国，远水难救近火，何况随着父亲孔祥熙的下台和在蒋介石面前的日益失势，孔家门庭冷落之象已露，这种时候，没人落井下石就是好事，又怎能指望有人出面干预呢？更何况对手是蒋太子经国，哪头冷，哪头热，不懂事的孩子都看得明明白白，谁敢在这种时候强出头？万般无奈之际，孔令侃只好祭起了宋美龄这最后的一个法宝。
一纸急电，送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郏宋美龄收到电报，立即飞赴上海，找到蒋经国，严令他立即将扬子公司这件案子撤销。
蒋经国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
他硬着头皮顶了回去：阿妈，我奉父亲之命而来，如果撤销了此案，如何能服众？阿爸的威信又如何能维护呢？宋美龄毫不退让：你只管放人好了，阿爸那边我来解释！蒋经国据理力争：这不仅仅是向阿爸解释的问题，这件案子涉及到整个计划管制的成败，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的前程广宋美龄愕立当场，她想不到蒋经国会如此不给面子：好，你行！既然你一意孤行，那么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宋美龄说完，转身离去。
她并不离开上海，而是径直来到孔公馆，亲自保护孔令侃。
一到孔公馆，宋美龄立即给当时在北平的蒋介石打了个紧急电话。
当时，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支大军的争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华北局势也很吃紧，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紧急军事会议，与傅作义等人商议偷袭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事，正在这时，蒋介石的侍卫官进来报告：先生，有夫人的电话。
蒋介石接过电话，话筒里传来宋美龄焦急中又有几分恼怒的声音：你必须马上到上海来一趟，十万火急！否则就来不及了！蒋介石一惊，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你的大公子把今侃的扬子公司给查封了，他打老虎打到我阿姐的头上来了，这件事只有你亲自来上海一趟才能解决。
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现在有重要军务在身，令侃的事等我回去再谈！不行！这件事已经威胁到我们蒋家与孔家的关系，如果不及时处理，令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令，他对我们家的底细一清二楚。
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啊！宋美龄的警告提醒了蒋介石，他反复斟酌之后，将北平的军务托付给傅作义，急急忙忙登上飞机直奔上海而去。
蒋介石的专机一着陆，宋美龄便抢先登上了飞机，同蒋介石密谈了一番，然后才在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的陪同下乘车直驱市内下榻处。
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才知道大外甥已被宋美龄领到南京保护了起来，为了挽回面子，他一到下榻处便对在场的官员们说：我认为，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须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一听这话，蒋经国沉不住气了。
因为蒋介石看似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就等于宣布了经济管制的失败。
他脸色一变，正待开口辩解，不料却被宋美龄以总裁长途南来，身体疲乏为由给止住了。
等迎接的大员们都告退之后，蒋介石才极不满意的对儿子说：未免太过火了！蒋经国满腹委屈地反驳：我不过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啊！在一旁的宋美龄摇了摇头，把一份电文递到蒋经国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蒋经国接了过来展开，那电文是：姨父，姨母，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将请爹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财产数目--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宇）。
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放下紧急军务不顾，仓惶飞赴上海的主要原因--蒋宋夫妇二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是委托孔祥熙照管的，孔令侃在关键时刻突施这一招杀手，正中蒋氏夫妇的要害。
因为，一旦他们的私人存款数目被公开，那么不但蒋介石夫妇个人的政治形像受损，而且将可能影响到美国对蒋家王朝的态度。
蒋介石打内战，靠的就是美援，如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援华的美元都成了蒋氏家族的私房钱，一旦中止援助，则蒋介石在大陆上恐怕就连一天也支撑不下去了。
这一点，蒋介石夫妇心知肚明，蒋经国也是深晓其中厉害。
在孔令侃的杀手面前，老蒋和小蒋总算达成了共识。
事后，蒋经国沮丧地对同僚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好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立志不可谓不坚，行事不可谓不果断，一开始，确也十分认真地贯彻了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恶势力，如枪决张亚尼、戚再玉等，甚至还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抓起来判了8个月的徒刑。
可惜，蒋经国的励治图新精神再强，决心再大，也终不过是在用自己的左手同自己的右手掰手腕，较真也好，较劲也罢，较到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要想使经济状况起死回生，就必须与国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作彻底的决裂与斗争，否则，新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逮捕杜维屏、查封扬子公司，使蒋经国从打老虎变成了骑老虎，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此外，所谓限价和收兑金银的行动虽然表面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骑虎。
当初，蒋经国选拔了一万两千多个青年人组成打虎队到街上去游行。
携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甚至居民住宅，到处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人们兑换金元券。
虽然收兑的数目可观，却丝毫未曾触动拥有巨额外汇和大量金银的四大家族以及江浙财团，真正受损的不过是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和普通的升斗小民。
在限价的严令之下，上海的商人们采取了一个对策：把七百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须品藏起来，物价虽然稳定，却是有市无货，所有的贸易行为都转入黑市，致使黑市物价猛涨，市场萧条、工厂停产，百业凋敝，抢购之风如排山倒海。
面对如此形势，蒋经国是有心打虎却无奈身在虎背，双手被缚，若不是老蒋出面帮忙，恐怕他连下台的退身之阶都找不到了。
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经改，取消了限价。
商品上市了，物价也随风猛涨起来：金元券飞速贬值，几乎成了废纸。
升斗小民们这才发觉上了国民政府的当，用黄金、白银、外汇从国民政府手里换回来的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废纸片！江南在《蒋经国传》里曾描述说：经国在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里，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当初壮志凌云，一心要挽救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场烈烈轰轰的经济改革就以失败而告终。
老虎一个没打着，只落得拍死了几只苍蝇！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在尽忠与尽孝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在京沪报纸上发表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开放议价，并愤而辞职，不再问事。
以后，他又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向上海公民表示歉意，请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们的城市。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寓所。
一场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收场了。
6．国事·家事·天下事对于蒋经国来说，打老虎失败、经改杀羽而归都还不足为虑，也更不足为痛。
当时的局势，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已陷入困境，王朝政权发发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为之痛、神为之忧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
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缎，老蒋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
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予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9年1月10日，将经国奉父命赴上海，将中央银行的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经国于1972年5月当选为行政院院长。
就任后，曾大力整饬行政工作，政声颇著。
他曾于1975年7月自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说：现在经国要讲到自已的一点事。
前两个星期，经国和好几位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朋友见面，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好，而且好意地说，国外的人觉得行政院长经常到各个地方跑来跑去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破坏行政制度，也妨害了分层负责的要求。
这一意见，我却有一层不同的看法。
……我身为行政院长，到任何一个地方，完全是听取意见、了解状况，从来没有立即作过一个决定，下过一个行政令。
我做一个决定，下一个行政令，要回到行政院，经过多方研究商量才采取行动的，因此我没有破坏行政体制，更没有妨害分层负责的要求。
本人的心情，非常喜爱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喜欢山水，喜欢海洋，喜欢外岛，我说利用周末和星期假期到农村、到部队、到学校、到鱼港、到矿尝到工厂，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见面，同时也在晚间投宿在幽静的处所，澄凝我的意虑，清新我的心神。
因之，我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不一定在台北的办公室内，而是在清风明月之下，在山桥流水之间，在金马外岛之日，在海滨漫步之时。
古语说：三思而行，我对于重要的事情，也总是再思三思。
但是自从总裁崩逝之后，我们大家共同担负的责任很重，而自己尤其戒慎恐惧，所以过去三思而行之事，现在往往要百思而行。
因此希望各位同志了解，平时我到各个地方去，并没有怠忽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甚且我还鼓励各位同志，尤其主管同志，要多到乡村、多到部队、多到各个基层，多接触民众，了解民众的需要。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乐趣，当你饥饿时，在豆腐摊上吃两碗豆浆，在馄饨摊上吃一碗馄饨，在粽子锅边吃两个粽子，这是多么的简便和愉快。
并且可以不打扰他人，无所拘束，心安理得，坦然舒适。
经国和全党同志，在情感上来讲，是弟兄的关系；在责任上来讲，是同志的关系。
今天艰苦困难的环境，国难党责日深一日，经国自当相随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党工同志和全党同志，不推卸责任，不放弃原则，来贯彻本党团结、反共。
创造、服务的政策。
据实而论，蒋经国在政治立场上固然与他的老子是一致的，但在其它许多方面，小蒋与老将都有很大的区别。
蒋介石出门时，所乘汽车是防弹的，连冬天所穿的披风也是防弹的。
而蒋经国则不同，他位居高职，却经常抽出时间下乡，到农村和工厂私访，与民众直接接触、交谈，有时甚至进入简陋的小饭馆随意小吃，有一次还参加了一位普通百姓的婚宴。
因此，蒋经国在国民党政界、尤其是国民党逃台之后的政界；被公认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精神主义者。
例如他1969年3月视察金门时，曾号召守岛官兵阅读《哥伦布传》，说：哥伦布遭遇许多困难，终于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
读了他的传记，会使人产生勇气。
而我全体官兵一定要具备坚韧不拔的冒险家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任命台省籍人士谢东阂为台湾拾政府主席，并提出简化机构、肃正纲纪、肃清贪污、厉行节约等一系列措施。
在肃清贪污方面，他把与蒋家有亲戚关系且又受过蒋介石赏识的前行政局长王正宜判处无期徒刑，也算出了一口当年打虎未成、为亲眷关系所阻的恶气。
为了肃正纲纪，蒋经国提出十项革新诫条，如公务人员不得涉足酒家、舞厅等不正当场所，婚、丧、嫁、喜庆的请帖不可滥发，加班费、出差费不准虚报，不作不必要的视察等等。
所有这些诫条的矛头所向，的确是当时台湾政界的病根。
诫条一出台，一时使得政府和所有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战战兢兢、人人自危，不敢稍有疏忽。
这十项革新措施的颁布，对于蒋经国这个基督徒来说，无疑于十诫，他是身体力行的。
在一次行政院院会上，他讲话说：做人要‘平凡’，对名利要‘平淡’，对工作要‘平实’，这平凡、平淡、平实六个字非常重要。
凭借个人优秀才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是讲求团队精神的时代。
所以，每一位官员，都应该深人民间，确实的接触问题核心；我本人对于法令、规则的整顿，累积的案件，也要立刻加以整理。
社会人士对这次的新内阁，称为‘财经内阁’，‘战斗内阁’或‘自强内阁’，但是坦白的说，我个人愿意称它为‘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的内阁’。
综观蒋经国在大陆时期及逃台之后从政的经历，他所说的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倒也不全是表面文章，也不算是自我标榜。
只不过，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他心目中的国家。
国民的概念只是一种极其偏狭的概念而已。
在台湾政界，蒋经国的政声是比较好的。
而与乃父蒋介石相比，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名声至少比蒋介石要强得多，虽然有过两次外遇风波，但他毕竟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停妻另娶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另寻新欢。
他与夫人蒋方良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从一而终了的。
蒋经国的家庭观念较重，这一点倒是继承了乃父的遗风。
蒋经国正式列入门下的有三子一女，即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和女儿蒋孝章。
其中，除蒋孝文和独生女儿蒋孝章出生在苏联之外，余皆生于大陆。
蒋经国重视亲情，喜欢家庭生活的氛围，认为在家庭和睦欢愉的气氛中，是一种最好的休息。
1961年，蒋经国喜得外孙俞祖声和孙女蒋友梅，这表姐弟俩是蒋经国的第三代，蒋介石的第四代儿孙，一时成为蒋氏家族的凤凰，备受宠爱。
蒋经国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
据说，他每每在家中与蒋友梅和俞祖声这一对表姐弟做各种游戏，甚至趴在地上一起观赏玩具。
在1961年到1971年的10年间，这一对表姐弟是蒋经国忘忧解烦最大精神支柱。
每当政务繁忙、劳累苦恼时，一回到家里，见到这一对碧人儿，蒋经国就立即笑逐颜开，暂时把外界一切的烦心事都忘到脑后了。
蒋经国和蒋方良膝下的子女，见于谱碟的，依次有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
三男一女--文、章。
武、勇，名子均为蒋介石所赐。
蒋孝文是1935年12月出生在俄国，蒋孝章则是她父母回国前一年出生的。
此时，蒋经国的生母毛夫人尚在人世，毛福梅十分钟爱这一双孙儿、孙女。
尤其是蒋孝章，这位比蒋孝文小两岁的蒋家孙女，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获祖父母和父亲的钟爱。
蒋孝文毕竟是男孩子，幼时顽皮是难免的，因此时常惹得蒋经国生气，甚至绑起来打。
蒋孝章这位独生女，乖巧、美丽又善体父母心意，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为哥哥的避风港。
蒋孝文如有惹得父亲生气而将受责罚之时，往往央求妹妹，由蒋孝章则为哥哥向爸爸撒娇而化解。
所以，蒋家这唯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
蒋孝章到台三、四年后，已是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的少女了，可说是人见人爱。
可是，由于她家的家世过于显赫，不但没有相同年龄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连和她说话的男孩也几乎没有。
1957年，她赴美求学，在美和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在一起。
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早就旅居美国。
当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乃托俞扬和就近照顾。
蒋孝章远赴异域，在俞扬和细心照顾下，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妇。
1960年举行婚礼。
婚礼仅在双方家长与极少数亲属的祝贺下，很简单地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
翌年生子俞祖声。
这一年，蒋孝文也生了一个独生女蒋友梅。
表姊弟成为蒋家的第四代。
蒋经国初尝含始弄孙之乐，自是喜气洋洋，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
据说，每当蒋孝章带着俞祖声回国，蒋友梅和表弟俞祖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蒋经国也常常会加入，与孙女和外孙在地下一起玩。
蒋孝章携子回国省亲，每年总有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有时俞扬和也一道回来。
他们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不愿张扬惊动亲友，甚至蒋家的至亲都不知道。
俞扬和，也是一个不为人多知的人物。
他与蒋孝章结婚以至婚后多年，新闻传播媒体上从未出现他的报道；最早见到俞扬和名字于官方的资料中，是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发表的守父灵一月记，其中4月13日日记第二条记载：上午领章女、扬和婿再到慈湖，检视后地之工程，武、勇两儿在此督工甚力，殊以为慰。
工程人员与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赶工，余深为感动。
俞扬和夫妇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平日与华人社会来往不多。
据说，俞扬和担任中华航空公司顾问及中国造船公司顾问，工作不算太忙，有时会看到他在上街办事或购物。
俞扬和人为相当随和，像他父亲俞大维一样没有架子，只要跟他打招呼，愿意和他聊天，他几乎是来者不拒。
不过，认识俞扬和的人表示，如果以俞扬和的学问及能力，与他父亲俞大维相较，差距颇大。
俞大维生于1917年，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更是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从抗战胜利后，就入阁担任部长，一直到1964年辞去国防部长为止，可以说是台湾政坛上的长青树。
许多学者都认为，俞大维是台湾最有学问的一位部长。
俞大维先生曾担任过蒋经国的直属长官，对蒋经国极为关爱照顾，因而影响蒋经国很大。
由于俞大维与蒋经国曾是长官部属的关系，因而极受蒋经国的尊重。
俞大维个人从政的经历，可以称得上元老重臣的。
他自1948年翁文颁内阁就出任了交通部长；继之，孙科内阁、何应钦内阁，交通部长一职也都由他担任；以后的俞鸿钧内阁、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涂内阁，俞大维都是国防部长。
此外，1950年陈诚第一次担任行政院长之时，发表的内阁名单，国防部长原是俞大维，旋以俞大维在美另有公干，未能到任；始由副部长郭寄娇代理而后归陈。
因此，俞大维的宦路历程，可说在七届内阁中，三任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其中一任未到任），如此一届内阁代表一个阶段政府的话，一个阶段政府也等于古代一朝，那末，俞大维可说是七朝元老了。
俞大维的作官资历，在国民党元老中，几乎无人可比。
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曾是蒋经国的直属长官。
在此期间，俞因病赴美国治疗时，总是把部务交由副部长蒋经国代理。
1964年，俞大维因病辞职，逐向蒋介石力荐蒋经国，这才使蒋经国于1965年担任了国防部长，从此在台湾政界正式以主角身份出现。
蒋孝章虽然同丈夫住在异国，但仍与父母有着密切的联系。
她除了定期回台湾省亲之外，在国外期间也经常以书信禀候双亲。
蒋经国对这个独生女儿的宠爱之深，竟然表现在他经常把女儿的书信直接引录到自己的日记中，这是孝字辈后代当中绝无先例的。
如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记载：近来与章女通信中，常常谈起哲学上的许多问题。
章女曾说：人生的价值，不止是在与人共享欢乐，而更是与人共享苦难。
这两句话，反映出了我的人生观，在今后的岁月中，余将不遗余力，为苦难者多做工作，以慰我不安之心。
面对敌人不足惧，面对困难不足忧，只怕自己不努力，不肯上进耳。
蒋孝章对人生价值的理解，若纯然出自她的颖悟，也算是较高境界了。
而她竟然以此影响她的父亲，使她的父亲在日记中摘而引之，仅此一点，也是可见这父女之间的感情是多么融洽与深厚了。
蒋孝文是蒋经国的长子，蒋介石的长孙。
他生于1935年12月14日，当时蒋经国仍然在俄国。
由于他是长孙，自小颇得蒋介石宠爱。
他小时候相当伶俐，而且也有那种混血儿的漂亮，蒋介石喜欢和他下棋玩；当年的官邸摄影官胡崇贤曾拍过一张祖孙下棋照，参加国际摄影沙龙获得铜牌奖，照片中那个一脸聪明相的小孩就是蒋孝文。
大人物的后代，除非严加督促，否则就很容易变坏。
一种是过分溺爱，因而任性非为；一种是被人带坏，因而花天酒地；另一种则是长辈太伟大，这种压力迫使他们自暴自弃。
这三种因素在蒋孝文身上可能都出现过，因此成年后蒋孝文性格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蒋孝文读过一阵陆军官校。
由于任性而退学，于是转到美国念书；在美国他依然任性，于是只得回台湾，在台电做事。
有一次台北警方和宪兵接获报案，说有人在第一舞厅酒后闹事，翻台子摔椅子，并且还拔出左轮手枪张扬，于是宪警立即大批赶往第一舞厅，一问之下，发现是皇太孙闹事，把这些宪警吓坏了，几个胆子大的冒着危险骗走他的枪，然后又说好说歹说地护送他回家了事。
大约在1955年左右，蒋孝文因醉酒导致糖尿病发作，因救治不及时，从此脑部受到严重损伤，记忆力明显衰退，情绪不稳定，遍请中外名医诊治，均无效果。
由于蒋孝文得了长期慢性病，在蒋介石公开儿孙辈的信札时，似乎都刻意不提蒋孝文。
蒋介石逝世时，蒋孝文也没有公开露面，只是由妻女扶着到灵堂及慈湖叩头。
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日记里有两次提到文儿，指的就是蒋孝文，他也提到了蒋孝文的抱脖。
蒋孝文如果不出意外，以他现在年龄，理论上是很可以搞政治的。
可是瘫痪的身体已使得他必须终生远离政治。
由于蒋孝文的不幸，蒋经国夫妇对自己的大儿媳十分照顾。
孝文之妻徐乃锦漂亮伶俐，形象清纯随和，她的娘家在台北拥有一个小型的企业王国，包括工程公司、观光饭店、餐饮业等。
蒋孝文的夫人徐乃锦，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孙女。
她的父亲徐学文，早年留学德国，母亲是德国人，因此，她是个混血儿。
她比蒋孝文小3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家住得很近，还经常一起游泳或一起做其他消闲活动。
但性格并不投合，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不过，蒋经国对这位准儿媳妇早已看中，认为她将来定能协助蒋孝文共创大业。
蒋孝文小时候十分贪玩，有如一匹脱疆野马一般，而徐乃锦正好驾御他。
这一桩心事，经常在蒋经国心头索绕。
徐乃锦从女师附小毕业，到台中静宜文理学院高中部念英文，毕业后，她到德国先待了八、九个月，再转到美国加大（USU）心理学系，后来进入心理学研究所。
在美期间，她与蒋孝文在一个很巧合的机会中，再度重逢。
此时，徐乃锦已长成了大姑娘了。
蒋孝文与她终于谱出一段恋情。
消息传到国内，蒋经国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电蒋孝文，建议他好好珍惜，如果交往一段时间，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
不过，没想到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很难得到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
蒋孝文与徐乃锦为了此事，均感到相当困扰。
徐乃锦的家长要她休学回国，蒋、徐两家为此一度闹得有点僵。
但是，蒋经国最后使出一个高招。
他轻车简从，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后不久，即怀孕回国待产，生下第一个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念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国。
蒋孝文开始从政，她则参加社会工作，夫妻甚为恩爱。
有人说，徐乃锦嫁到蒋家，完全是政治婚姻。
但徐乃锦虽然为太子妃，接近她的人都会发现，她非常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
她在教育研究所任教时，教学认真，对学生很照顾，但学生都不知她的背景。
尽管她在蒋家的声望极高，但她没有很重的权力欲，因此，可以算是个温和人物。
徐乃锦的父亲徐学文曾任樟脑局长，个性内向，来台前，在上海开药房。
1949年左右徐乃锦父母迁居台湾。
来台后其药房里有个学徒自行创业，赚了些钱。
但不久生意做垮，妻子病倒，这位前学徒带着四个小孩无处可去，最后还是找上徐家。
乃锦母亲清扫出后院的一间小屋，收留了这不幸的一家人。
这位学徒在那间小屋子住了七八年，然后再创业成功。
人是有感情的，这是人的天性，尤其在落难时。
那位学徒后来事业成功，每星期都会去探望乃锦的父母亲，希望聊表感恩之情，但被婉拒。
这位学徒搬出她家后，后院的小屋子她母亲让给她的同胞德国朋友祝这位德国朋友带着一个女儿，身无分文，在她家的小屋子里住了10年。
她的母亲徐曼丽是德国人，性格外向而好客。
她的父母亲感情好，母亲对中国习俗并不十分了解，很多地方必须依赖她父亲。
然而，她的父亲公事繁忙，很多事又不能亲自解决，必须通过她的母亲代理。
例如小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她的父亲无暇出席，总是请母亲参加。
那个时候，她的母亲虽然会讲中文，却不熟练。
因此，在很多有关孩子的特殊场合，她母亲总是让徐乃锦间接做主。
她是家中老大，自然承担老大的责任。
她母亲还有一位德国好友也嫁给中国人，两夫妇在台大教书。
不幸，这个太太得了重病，她的中国先生的经济拮据，而那位德国太太临终前的最大的愿望是吃德国菜。
徐乃锦的母亲每天下厨为她的同胞做地道的德国菜送去。
不久，徐乃锦的母亲有事须出国，她请佣人来给德国好友做菜，每星期换一口味。
3个月后她母亲回国后，就去探视这个朋友，第二天她的德国好友才瞑目逝去。
徐乃锦的朋友提到，她回忆幼年生活，常常认为独立的个性，与她的家庭结构有很大的关联性。
朋友们相信，这种互相式的家庭沟通形式，融塑她可以商量而非强制性的处事立场，以及热情而爽朗的交友态度。
她的家总有客人。
她的同学，她弟弟的同学，都喜欢到她家。
她家本来住在安东街，后来搬到连云街，念初中时再搬到罗斯福路。
她最快乐的童年，就是这一段时光。
那时，她就读于女师附小，平素三四点放学。
她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公卖局对面，她父亲的公事能常在下午四五点钟办完。
夏天日长，甚至每天带着烤食具到淡水海边，边嬉水，边进餐。
一直到她家迁移到罗斯福路，她父亲公事较忙，不能常去游泳，她家后院盖了个小游泳池，经常满院子都是小孩。
徐乃锦嫁到蒋家后，对一位年轻的女性而言，她尝到了一般人所无法体验到的第一家庭的生活，但是，她从来未曾以此做为出人头地的资本。
凡与她交往的朋友都评价她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
蒋孝文得病前，徐乃锦每周总要去探望公公、婆婆两三次。
有时候还自己下厨做菜给公婆品尝。
她常说：公公婆婆给我的帮助，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表达的。
接触过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极其温婉可人又平易热情的人。
就在一切都美满的时候，蒋孝文突然大病一常此后10余年间。
市井之间对蒋孝文的病情即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得西贡玫瑰、国际梅毒，有人说他早已残废，变成植物人，常年住在荣总，有时偷跑出来玩而迷路……种种臆测不一而足，越荒诞越有人相信。
蒋孝文的突然生病，对于比他小3岁的妻子徐乃锦是毕生最大的打击。
徐乃锦是一位心地善良，意志坚定的女性。
她辞去工作，在丈夫5个月住院期间，整日镇守病房，陪侍照顾。
此后10多年来，她对蒋孝文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夫妻感情仍很密切。
她以妻子的角色，协助蒋孝文克服疾病痛苦。
她遵照医生指示，以各种不同游戏，协助蒋孝文的反应、记忆。
她地位特殊，然而，自蒋孝文病发，她克服异于常人的心理症结，走过那样漫长而低霸的岁月。
她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
曾经到徐乃锦家赴宴的友人指出：他们家请客，蒋孝文都和大家一起用餐，他们夫妻俩感情甚笃，不时有亲妮的称呼。
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接近她的朋友说：自蒋孝文病后，她表现出女性少有的坚强与独立。
了解徐乃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亲影响甚大，是她童年看着母亲无私照顾朋友的亲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发后，能够长期如一，毫无怨言。
她经常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积极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上天总会给我路走。
不过蒋孝文的病，对她总是很大的打击。
那时，她还年轻，但是虽然发生这种事，她还是勇敢地活下。
她读的心理学，修得硕士学位后，曾到国际妇女会工作过一段时间，随后人女青年会。
在女青年会中，从担任董事到担任副会长，她始终积极工作，不遗余力。
许多人都认为徐乃锦参加社会工作无非是大少奶奶打发时间，但徐乃锦坚决否认这种说法。
她辩解说：女青年会不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太太们，相反，她们当中有大法官、律师、教授，她们都是专家，都热心公益，希望为社会出力。
诚然，徐乃锦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与她个人的遭际多少有些关系，而正是因为投入了社会工作，她才发现还有更多比自己不幸的人，更需要理解和帮助。
当然，以她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而言，她的生活不用发愁。
但是，她选择走出家庭的方式，充实生活，为更多的人服务，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1972年，蒋孝文在一次大醉之后忘记服药，待家人发现时，他已昏迷不醒。
他的脑部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肢体也陷于瘫痪状态，从此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废人。
对于蒋孝文，因系蒋氏家族中的长子长孙，蒋介石对他原是寄予厚望的。
国民党初到台湾时，蒋介石将蒋孝文送到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但他受不了军校生活的严格和艰苦，不久便任性地退了学，转到美国读书去了。
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台湾，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委等职。
蒋孝文个性刚强执拗，认准了事情就干到底，谁劝也不行。
除了性格上自幼养成了十分任性之外，蒋孝文也还算是有些才华的。
1970年，他担任金门电力公司董事长时，曾精心策划并亲自参与施工，建立了现代化的金门发电厂。
这座发电厂至今仍在正常使用中。
但是，执拗任性的性格却也酿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他早年便因遗传患有糖尿病，1955年已经遭过一次险，医嘱他必须按时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并且绝对不得饮酒，不能熬夜。
然而他却不听医生的劝阻，终于在1970年的大醉后落下了终生残疾。
后来经过治疗，仅仅恢复了肢体的机能，在意识方面则错乱得很厉害。
1988年秋，经台北荣总医院检查，他的喉癌已到晚期。
1989年，蒋孝文病逝。
蒋孝武1945年4月25日生于奉化老家，他的大学是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念的，在慕尼黑念书时，他轮流在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前台湾派在德国的地下大使）和李元簇家中住，由于李元簇有过照顾皇太子的功劳，因此他们的政治行情多年未衰。
蒋孝武书念完后到美国结婚，而后即返台。
现在从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出两封他写给当时在念书的蒋孝武的信，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68年7月15日，信文曰：武孙：7月10日来信，刻已收到。
对于你自述忧虑太多之缺点，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异常。
此乃你人生之一大进步也。
你6月 14日来信，余本想修改之后一并与复信寄还，因为近来太忙，总无暇修改，故延稽至今拨忙中抽暇先复，但仍未能修改来函并寄为念。
第二封信的时间是1969年12月9日，当时蒋孝武已准备结婚。
信文：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收到，甚为欣喜。
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不能作复。
但近来日有进步，勿念。
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日成婚，回国相见为盼。
特趁你母亲来美主持婚礼，故嘱带此一函作贺。
甚盼一切欢乐为祝。
祖父母示。
蒋孝武返台后，蒋经国似乎一直在努力培植他。
他分别干过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专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国民党党务顾问、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中广公司总经理、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这些职务的安排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一时期，他又到中国文化学院中美系研究所念了个硕士。
蒋孝武在美国结婚后即回台，25岁起就一直跟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身边学做人做事。
赵聚任是赵恒惕之子，严孝章是严复的孙子，他们是蒋家的自己人，国民党的党营和公营事业，差不多都和辅导会脱离不了关系；蒋孝武从26岁那一年起就担任辅导会的顾问，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辅导会外，蒋经国也相当有系统、有章法地让蒋孝武见习党的事务。
国民党的中央政策会专管政策形成。
政策协调和政策贯彻，蒋孝武在政策会当了相当一段时间委员（管一些事，但很少和其他职员一起上班）。
另外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乃是党的核心部门、蒋孝武也长期是组织工作会的委员，这对他见习组织工作极有助益。
更重要的是他干过中央委员会的秘书等。
蒋孝武依次序干这些职位时的年龄还不到30岁，如果过分的倡苗助长，对蒋孝武本人或对其他人，都难免会有不良影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蒋经国才本着让他参与多一点，可是没什么名份的原则，对蒋孝武进行暗中的提拔和训练。
蒋孝武从26岁起就一直负责华欣文化出版中心，这是个大出版公司，钱是赵聚钰的辅导会系统所出的，目的似乎是让蒋孝武借着这个机构来拢络文化人。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蒋孝武用人不当，其成绩并不显著。
那几年，台湾三家电视台都是自行申办进口事宜，华欣的几个文化混混眼见有利可图，于是打着蒋孝武的招牌提出计划：外片进口由华欣统筹办理并于进口后统一分配。
这个计划使三台负责人傻了眼。
同意吗，就利益受损，如果反对就会开罪蒋孝武，搞不好金饭碗都被敲碎了。
大家没了主意，只好找吴俊才求救，吴俊才也不敢得罪蒋孝武，于是吴俊才又去找秦孝仪求救，秦孝仪毕竟胆子大一点，他直接跑去找蒋经国，这个案子才被压了下去。
由这起案子来看，蒋经国虽然仿佛一直去培养蒋孝武，但蒋孝武在识人断事上，表现的确是不如人意。
蒋孝武长得仪表堂堂，像模像样，不过他的几个跟班向他挺直腰杆以及鞠躬如仪的镜头却让人反胃至极。
大人物的后代自小被人恭敬得成了习惯，识人也容易以鞠躬的弯度来作为标准，向他鞠躬弯度大的是好人，弯度小或不鞠躬的就是坏人，而实际上则是小人才鞠躬，有才有德的人是不干这一套的。
大人物后代容易被小人包围，这似乎已是中国历史上的规律。
除了华欣会外，蒋孝武长期负责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广，并一直担任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之职务；他在这个圈子里有极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三家电视台虽有官营、党营、军营等三种差别，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家人，自然也都要买蒋孝武的帐。
蒋孝武负责中央电台，这个电台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最主要政治心理作战单位，它和情报系统以及军方有很密切的关系，还是蒋孝武后来能够逐步涉足情报治安系统的出发点。
至于台湾的三家电视台，由于蒋孝武的身份，都非常买他的帐。
蒋孝武似乎也真的了解三台本来就是靠他家吃饭的机构，他对三台的负责人经常颐指气使。
每年台湾的广播电视界都会在年底举行聚餐义卖，由蒋孝武主持，大小官僚及明星云集，蒋孝武也都会拿出一些东西义卖，他认为反正这些人平时已捞够了，这样小小的敲一笔也算不了什么。
蒋孝武从1976年起，（时为31岁）逐步涉足情治工作，心战、情治会报、反统战的中央固国小组他都参加，并且也扮演了一定的重要角色。
当初，蒋经国作这样的安排，似乎有意让蒋孝武逐步统领情治机构，一如蒋介石当年栽培蒋经国的模式。
蒋孝武和他兄长年龄相差门岁，因为年龄的悬殊，他自小颇得宠爱。
年轻时代他被送往德国，大学时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就读。
这种安排，正如当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蒋纬国，一个学政治，一个学军事一样，也是为了巩固蒋家天下，使蒋家王朝代有传人。
蒋孝武在德国传统教育熏陶下，形成日耳曼式的刚直个性。
但是又由于他家世的特殊，使他年轻时代在半寂寞的状态中，养成冷毅而强韧的个性。
蒋孝武的风流韵事，在民间更是绘声绘影。
连他的首任夫人，也是谜团，外间很少有记载。
蒋孝武夫人的娘家、包括她本人的名宇，未见有任何大众传媒的报道过。
目前，仅知他的夫人为瑞士籍，在德国留学之时认识的，在美国结婚。
蒋孝武这个夫人随丈夫返台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仅知道俩人生有一女名蒋友兰，一子名蒋友松，一双儿女住在台北。
蒋孝武后与该瑞士籍夫人离婚。
孤家寡人的蒋孝武离婚时正处在年富力强之际，因此，周旋于他四周的名女人包括影视歌星之多，自不在话下。
正如蒋孝武其人很神秘一样，他的再婚问题一直为人们注目。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蒋孝武与郑绵绵的婚谜。
据说，1984年4月，蒋孝武在菲律宾，有人目睹他与郑绵绵俩挽手在四处散步，进而传出他俩秘密结婚的消息。
这位郑家大小姐，非但在亚洲区域中数一数二，即使在全世界，她也曾被列为十大最有身份的未婚女性之一，其家业遍及全球，而以台港新菲为重点。
她能在20多岁芳龄便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企业王国，一方面是她父亲有意的安排；另一方面，与她的勤奋好学有关。
由于郑家有如此庞大的企业，自然引起不少人士的幻想而心怀叵测者亦不乏其人。
数年前，这位最有身价的女企业家在吕宋岛曾被一帮匪徒绑架，匪徒的目的当然是白花花的银子，且要求的数字以亿计。
郑家当然不愿被如此要挟，但为女儿家的性命，除了给钱一途外，只有动员尽速救人。
郑家采用的是后者，雇佣了无数枪击好手，经过数昼夜枪战，在毙匪十数名后，才救得美人回归。
为了保有其庞大产业，也为了郑家在大笔资金转进台湾时能不被那里虎视眈眈的幻想份子侵蚀并吞，有人说郑家大小姐想嫁给蒋孝武，但这段姻缘没成。
还有人说，郑家在菲岛结交权贵本可稳定自己根基，但它最大靠山却是当时的反对党的阿基诺一人，自从阿基诺返国并被暗杀于机场后，郑家顿失依恃，不得不暂退出吕宋，而把财产转移到台湾，以保其财产基业。
然而将庞大资金转移，若无大靠山则很难实现，为万全计，政治联婚当然是一最可行的好办法。
例如，权势与金钱的结合，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就是如此。
蒋孝武与她的瑞士籍夫人离婚，或许与他的政治前途有所关连。
而他与郑绵绵的神秘婚姻，也有这个权势搭配的重要因素。
可借这段婚姻中属于地下阶段。
据说按郑绵绵的生辰八字，她的定情年当在2年之后，而在这期间，却又传出蒋孝武与蔡惠媚秘密同居，以至在新加坡结婚的消息。
这样，蒋孝武与郑绵绵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86年，蒋孝武奉派前往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
台湾驻新加坡的机构，正式名称是驻新加坡共和国商务代表团。
蒋经国把亲生儿子外放，是有其打算的。
（1）为了实践诺言。
在各方早已盛传蒋孝武羽翼已成，终将继承权位的情况下，蒋经国特别在1985年12月发表演说，坚定指出蒋家的人不会也不能继承权位。
但是，这一演说显然未能澄清疑云，依然有人在指责蒋孝武揽权固位，暗中建立未来继承体系；海外也有舆论说蒋孝武势将接班。
看来，演说已挡不住众人的猜测了，只有拿出行动来，才能堵住众人之口。
（2）不想让儿子为人利用作为政治工具。
热衷攀龙附凤的人物大有人在，有些惯在台湾社会拉关系、搞风雨的政治投机分子以及一些与帮会有牵连的鸡鸣狗盗之徒，他们一直包围在蒋孝武身边，为他筹谋划策，想及早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但自己早晚也能进来的政治体系。
因此，为了实践自己诺言，也为了爱子不至为人利用，才决心干脆把儿子送到新加坡去，也好让他在外面多阅历一番。
蒋经国之所以替儿子选择新加坡，是因为台湾与新加坡关系非常微妙，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常来台北，他的母亲更不时喜欢到台湾小住，1985年11月以前，李光耀来台北，轻车简从，绝对保密。
早在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这两位便已成为相当亲密的好朋友了。
每次李光耀来，蒋经国总是陪着他到处走，台湾本岛及外岛几乎走遍了，连大陆脚下的金门，他俩也常去。
李光耀一到那里，总会流连忘返，尤其是一到民俗村，一看到排列十八般武艺及中国功夫的武术馆，李光耀便会沉醉其中，忘了时间。
经常是时间已到，飞机将要起飞，随侍人员已在催驾，而蒋经国总是很有耐心地说：再等一会儿，让他再多看一会儿。
基于上述的交情，蒋经国要把儿子外放，惟有新加坡最令他放心，也惟90有新加坡对蒋孝武最欢迎。
这可能是蒋经国为何将蒋孝武放到新加坡的最主要理由。
就在蒋孝武奉派为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后的第二天，台北《自立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记与蒋孝武的几次长谈》的文章，文章谈到蒋孝武10月前离婚希图再娶的事而引发出蒋孝武对续弦择偶的牢骚。
可是，却又为蒋孝武来了一次善意的隐瞒--明明知道蒋孝武已经有了一位本省籍的蔡姓红粉知己，却始终不着点墨。
据了解：蔡小姐端庄嫡雅、本来相当外向，活泼大方，可是自从跟蒋孝武成了密友之后，收敛多了，而且她也知道蒋孝武本人并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她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
因此，很少有几个人，见过蔡小姐的庐山真面目。
不过，见过蔡小姐的人都说：蔡小姐身材不高，是一位袖珍型的小姐，相当健美，且妮娜有致，少施脂粉，淡扫蛾眉，娟秀至极，很讨人喜爱。
春节后，蒋孝武赴新加坡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及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曾经先后请蒋孝武跟蔡小姐吃饭。
说是吃春酒也好，说是为蒋孝武饯行也好，反正那餐饭吃得宾主尽欢，蔡小姐也因此而特别曝光。
蔡家虽是台籍家庭，但家风十分洋化，蔡小姐从小就读于美国学校，洋名蜜雪儿，中文名叫惠媚。
蜜雪儿芳龄18岁时，某日与友人在圆山俱乐部咖啡厅闲坐，蒋孝武与朋友路过，一见钟情，立志苦追这个年龄足以当他女儿的俏人儿。
当时蜜雪儿正值如花年华，慕名追求者不在少数，年龄与条件相当者也不少，蜜雪儿眼界高，加之以蒋孝武年龄稍长，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蜜雪儿并没有把这台湾第一家族的公子爷列人考虑对象。
然而蜜雪儿毕竟是富于魁力的，蒋孝武不顾阻力，仍勤勉紧追不舍，接送如仪。
蜜雪儿自美国学校毕业后，原打算到美国读书，暂时避开蒋孝武的热烈追求，然而申请时保密不够，被蒋孝武中断。
蜜雪儿身边的追求者-一知难而退。
蒋孝武的一往情深，终于扰乱了佳人的芳心，就和蒋孝武好了起来，同居在一起。
蜜雪儿悄悄成了蒋太太，随蒋孝武到新加坡上任，但这件事是否禀报过蒋经国夫妇，却成了一个谜，据说新媳妇并未见公婆就出了台湾。
另外，据说蒋孝武的这位红颜知己蜜雪儿也卷入了台湾一桩大丑闻之中去。
这就是佳山工程的大骗案。
佳山计划是军方从1979年就着手筹划的，起初是由军方的航测单位空中摄影，拟定计划。
台湾军事单位的军事计划一向被视为最高机密，局外人当然不能得知，但是由于利欲熏心，居然有人利用军事机密到处招摇撞骗，最后有许多人因此吃上官司。
其所牵连的人有平民、有军人、有高官、也有贵族包括蔡姓家人。
据传蔡小姐通过蒋孝武的关系拿到佳山地区的通行证，而蔡小姐的家人便以此在外面声称他们可安排这项工程的发包，向人索取了5000万元，佳山计划更因此而泄露了出来。
当然，知道蒋孝武有蔡小姐这位红粉知己的，自然不敢追究，并且网开一面。
吴丰山不愿为此而让关心蒋孝武的人士，同声一贺，但消息灵通人士已透露，蔡小姐已经秘密赴新加坡，与蒋孝武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消息于1986年4月11日传出。
蔡惠媚成了蒋孝武的新夫人。
蒋孝武掌握台湾情治机构，是蒋经国有意栽培之举。
但蒋孝武却难成大器，一是因为他资历浅、声望不高，二是因为他性格乖张骄横、喜怒无常，很难造就。
此外，最主要的是，自从台岛解除党禁之后，家天下的模式已经过时，不为公众所接受。
所以，蒋经国也无意让孝武接自己的班，而放手任其凭本领吃饭了。
蒋孝勇生于1948年10月27日，现年48岁，近年来，他也是各方喜欢谈论的人物之一。
蒋孝勇中学毕业后即进入陆军官校，如果军校能顺利念完，他应该是1972年毕业，不过，他陆校并未念完。
原因是身体不好，足踝受到重伤。
蒋孝勇在1968年一进陆校就断了腿，在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到两封有关此事的信件。
1969年2月24日的这一封信说：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
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恕之。
若非如此持以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
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
切见毋忘。
1969年2月24日祖父母示。
第二封信是同年3月14日，内曰：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
昨问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
在西子湾养病或比医院为佳易愈也。
余不多言，望早痊愈。
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蒋孝勇在军校念书时，由于身体不好而成了特殊学生。
校长和教官也都为此困扰，不过蒋孝勇和同学似乎还处得很好，放假时他常会请同学去西子湾蒋介石行馆作客；蒋孝勇喜欢养狼犬，西子湾行馆里就有好几条他当时养的狼狗。
后来，蒋孝勇在军校念不下去了，于是办转学，转到了台大政治系，在这里他倒念得很顺利，因此他的学历是台大政治系理论组毕业。
在台大政治系这段期间，蒋孝勇颇为活跃，而且为人也很豪爽，当时台大政治系出系刊找不到财源，蒋孝勇曾自告奋勇，挂上业务顾问的名义，以他的身份找人要广告，遂使系刊顺利出版。
蒋孝勇在大三那一年和当时的公路局方副局长之女方智冶结婚，时为1973年7月23日。
蒋孝勇毕业后，蒋经国似乎也一直在栽培他，不过栽培的方向则似乎是在党营和公营的生产事业方面，当然这又是和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分不开关系的。
蒋孝勇在这个财务生产系统上，地位逐渐变得重要；中兴电机和中央玻纤公司这两个主要的党营生产事业都由他主管，他以前是中兴电机总经理，董事长是林挺生，后来升为董事长。
至于。
中央玻纤。
，董事长是台北市前工务局长张孔容，蒋孝冷是总经理，技术性工作则由军中退下来的刘正才负责。
因此，蒋孝勇才分别担任电机公会理事长，以及玻纤强化塑胶技术协进会的理事长。
除了电器、玻璃纤维方面外，蒋孝勇在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兴工程顾问是顾问工作，政府都是透过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和外国公司联络，每笔生意也都是大生意，除了这种大生意，它也在国内营造圈从事许多工程的转包。
蒋孝勇被父亲安排的生活道路似乎是财经为主。
可是，无论蒋经国怎样刻意安排，蒋孝勇也仍然和他的二哥孝武一样，需要磨练自己的地方太多了。
蒋孝勇出生时，他的父亲还在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任上，而且正处于打老虎未成，进退失踞的尴尬境地中。
再加上当时蒋家王朝在大陆上的败局已定，其祖父蒋介石正在筹划着下野大事，所以，这位三皇孙降生之初，并没有得到多少宠爱。
随祖父迁往台湾后，蒋孝勇的生活环境大有改观，人们把他当贵公子看待，恭维、宠爱有加。
但蒋孝勇生活温顺，对待同仁和长辈都很谦逊，所以，他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蒋介石也许是因为到了晚年的缘故，对蒋孝勇十分溺爱，而蒋经国对这个小儿子却处处严格要求。
孝勇在校读书时就特别喜欢养狗，步入社会后，台湾的养狗爱好者们投其所好，鼓动他出面成立养狗协会。
这件事被蒋经国知道后，大发了一顿脾气，责令他从此断绝这种念头。
另据传闻，在国民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曾有人向蒋经国进言，把孝武、孝勇兄弟二人拉人中央委员会，遭到蒋经国的拒绝。
后来，在初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名单上，有人还是把他们兄弟二人的名列在其中，结果，蒋经国在审阅时又提笔删掉了二人的名字。
在这一点上，蒋经国算得上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他至少明白怎样做才是爱护儿子的政治生命。
蒋孝勇与方智。
冶结婚，双方是自由恋爱，并无其它背景。
当年，他们的长子蒋友柏出世，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先孕后婚的，不过，蒋介石对这位三皇孙的婚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成婚，还让新闻界发了专稿，并配发了照片，这在蒋家第三人的婚事中是从未有过的待遇。
方智怡的父亲方思绪，是他的女儿嫁给蒋家之后，平步青云，当上了台湾高速公路局的局长。
而在此之前，方思绪只是公路工程队的一名队长，一个技术人员而已。
自古攀龙客，都为福梁谋，蒋孝勇与方家小姐的婚事，自然是双方恋爱的结果，方思绪并无攀附之嫌。
但毕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方思绪之迅速升迁，一时曾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1989年3月，在台湾工商界一直很活跃的蒋孝勇向其自任董事长的中央电机公司请了一年的长假，举家迁往加拿大，此时，距离乃父蒋经国离世才只有一年多一点。
临行前，蒋孝勇对记者表示：蒋家的过去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总要打个休止符。
言谈间，他仿佛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公众社会对前总统的一些批评感到难以忍受，所以才决定离开台湾。
对于日后的发展，他只表示我只是尽我自己的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蒋经国的一对不姓蒋的儿子--章孝严、章孝慈，是蒋经国1942年在江西与章亚若非婚所生的一对挛生兄弟。
章氏兄弟出生不久，生母章亚若便病逝。
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也为了不损害蒋家的名声，章氏兄弟不仅未能正式进入蒋家，甚至连姓氏也只能从母姓。
章氏兄弟的长兄章孝严曾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
香港报纸在评论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兄弟时曾说：论学问和才干，庆属同父异母的章孝严。
章孝严从台湾外交部基层干起，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和二等秘书；1979年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湾参与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对台美关系及台加关系起许多实际作用。
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因此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章孝严又是个处事冷静、反应敏捷、精明强干的人，舆论界都认为他提升潜力很大，外交前途未可限量。
章孝严乐于与外界接触，不拘小节，开朗敢言。
多年来，他并不忌讳别人谈论的家世。
不过，他不愿别人过于张扬。
1988年5月，章孝严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过程。
他说：……我民国三十一年出生在桂林，三十八年跟家人来到台湾。
童年时期，正值抗战，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奔西跑，曾经去过重庆，也到过南京、贵州。
我的大舅舅在贵州铜仁县当县长。
最长一段时间是在江西南昌度过的。
在那里上了一所教会小学校。
叫做弘道国民小学。
母亲在我和弟弟出生还没满月就过世了。
所以我对母亲也只有靠日后获得的一些照片来建立一点印象。
许多人传说母亲在三十八年（1949年）时还跟我们到台湾，也有人说抚养我们到某一年龄才离开的，这都是错误的。
虽然母亲早逝，双亲没有办法在身边，可是我觉得童年并不缺少爱。
外婆的爱意与舅舅的关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补起来了，而我的人格也还得以正常发展。
今天我特别怀念外婆。
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与爱护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抚养我们。
当记者问道章孝严在成长过程中，有无特别人士相助的问题时，章孝严说：有人传说我小时候是由某一位先生或某两位先生帮忙抚养过的，甚至说我是由某一位先生抚养长大，这是不正确的。
把我抚养长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
当然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是有少数一二位先生在经济方面设法帮我们改善。
为什么到大学时还那么穷困，很难令人了解。
我跟孝慈缴学费甚至都要求延期，希望学校能批准……我觉得到现在，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应当是我国的考试制度。
如果没有健全的考试制度，我不知自己如何进高中、进大学、进外交部。
想入外交部都是硬碰硬的竞争，必须参加特考，或者先在国外拿到了学位，由人介绍以专员的名义进来。
可是从我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愿意出面帮我的忙，介绍我进入外交部。
我先参加外交领事人员乙种特考进入外交部。
过了几年再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种特考，也以很好的成绩通过。
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我从来没有公开说明过的一件事。
有人认为，我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
可是在这里我可以很坦诚地讲一句话，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
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
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提到那个关系俄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
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
记得……奉派到比利时对，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章氏兄弟的身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为蒋家所讳莫如深的，外界也一直当作一个谜来猜测。
当年章亚若去世后，蒋经国通过亲信与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商议，请她由赣州迁居万安，在那里与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
万安地处偏僻，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虽然比较贫乏，却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
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际，又要负起抚育这一对双胞胎外孙的重任，在这种情形下，她也只有听从蒋经国的安排了。
1942年冬天，周锦华接到儿子浩若的来信，他要母亲准备行装，到贵州的铜仁去团聚，因为当时章浩若即将赴铜仁担任县长。
孝严、孝慈两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舅父的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仍保持着比较固定的联系。
小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是经过蒋经国批准的。
后来，周锦华曾带着小兄弟俩到南京去与蒋经国会面。
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左右，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与他相会。
章家随蒋家抵台后，在新竹安了一个家。
赴台后，章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从原先的县长之家变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
周锦华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带着孝严和孝慈默默度日，从不主动向蒋经国开口求助，她决心自食其力，扶养亚若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1961年，周锦华去世。
当年，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
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
从此，兄弟俩从完成大学的学业、成家、就业，两人的一切都由王升转告蒋经国，蒋经国对这兄弟俩的每一项进步都感到无限欣慰，并一再给予他们各方面的支持。
据说，章孝慈赴美深造的费用就是蒋经国补助的，章孝严的长女友兰。
次女惠悔的命名，系依照蒋家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命名，至于独子章万安，则是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孝严和孝慈的出生地而命名的。
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和女儿章友菊，也都是蒋经国亲自命名的。
由此观之，这等于非正式地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
据说，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对孝严和孝慈兄弟俩的关心日益深厚。
蒋经国晚年目力不好，他特意将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放大后带在身边，闲暇时经常拿出来观看。
由于蒋经国这一特殊的背景，章孝严于1967年进入外交界后，平步青年，官职屡升，直至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职。
1988年底，他调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
1988年7月，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全会上，章孝严、章孝慈均以较高的得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至此，蒋经国与章氏兄弟二人的父子关系也就等于得到了公开的承认。
据台湾报纸报道，1990年1月12日晚，章孝严和蒋孝武一起在台北市来来饭店的一个宴会上露面，公开承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在这次宴会上，蒋孝武当着大批记者的面坦然谈到，他与孝严兄弟本来就是手足，而不是什么情同手足。
他还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今后希望外界不要再把这个当成问题。
章孝严的孪生兄弟章孝慈，比较起来，更具有学者风度，接人待物显得沉稳内敛。
章孝慈的求学过程十分独特。
从新竹义民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吴大学中文系，得到文学士学学位后，再转系进入法律系，从二年级基本法绪论读起，完成了法律系五年的课程。
因此，章孝慈连续念了八年大学，比常人多出了一倍的时间，而且得到了两个学位。
其后，章孝慈又到美国德州教会办的南美以美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至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学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这段旷日持久的求学经历。
章孝慈对于自己冗长的求学生涯，认为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与热爱，并谦虚的表示学位与学问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位获得多种学位的学者，同他的兄长一样，因母亲早逝，自幼靠外婆和舅舅抚养，生活比较艰难。
他曾说，从小他家人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真正要做好事情，就要念很多的书。
在美国求学时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还做过保全公司警卫，在餐厅打过工。
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接任法学院院长职务，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位，仍兼法学院院长至今。
在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眼中，他一手提拔的这位教务长，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日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
章孝慈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
当然，他并非不懂政治，也并非对政治完全没兴趣。
事实上，身为法学博士的章孝慈，对政治自有他自己的理念与想法。
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章孝慈一直刻意回避自己的身世背景，直到蒋经国逝世时，曾仍然否认他与蒋经国的关系。
对于这一点，他与其兄章孝严的观点不同。
章孝严认为必须彻底澄清，才能杜绝流言的伤害，而章孝慈则基于为人子的孝恩，出于保护先人的声誉，总是直觉的否认这层关系。
直到蒋经国逝世近5个月后，章孝慈才坦然表明说：他是我父亲！正如蒋孝武向新闻界宣布的那样，从此，章氏兄弟与蒋家的关系已经得到确认。
据说，目前奉化溪口蒋家的族人正准备在下一次修族谱时将章孝严和章孝慈兄弟二人录人族谱。
1996年2月24日，一年多以前在大陆讲学时突然病倒的章孝慈先生病逝于台北，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