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砸断了骨头连着筋有关蒋介石的家族、家世及家事，见诸各种史传的材料已经很多，因为相隔年代并不十分久远，有些当事人或知情人直到前几年还健在，故尔所述基本相同，无大出人。
蒋介石的亲眷和外成，在蒋介石发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沾了他的光，成为一时的显贵或名人，这说明蒋介石是极重亲情的，也说明他头脑中封建的家族观念较重，在用人方面重亲不重贤。
如今考究起来，这也是蒋家王朝走向腐败--灭亡之途的重要因素之一。
蒋介石的父系亲人有如下几位：蒋介卿，谱名周康，字瑞生，号锡侯，别号前安，是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生于1875年，比蒋介石整整大了一轮--12岁。
蒋介卿是郡痒生出身，后又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学法政科，蒋介石初显发迹之象时，蒋介卿叨光出任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英德县县长、后又担任过浙江海关监督、浙江省政府委员等。
后辞职回到奉化溪口，开设公裕钱庄。
蒋介卿年轻时，曾因与继母（即蒋介石生母王采玉）为析产分家的事闹过矛盾，彼时蒋介石尚未立事，但从此对这位异母兄长心存芥蒂。
蒋介卿后来之所以辞职回乡自谋生路，与隐约存在于他兄弟之间的这点芥蒂是不无关系的。
不过，兄弟毕竟还是兄弟，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界线分明的。
193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蒋介石被扣西安、生死不明的消息传到奉化溪口时，蒋介卿正在溪口武山庙看戏，惊闻此讯，蒋介卿惊骇过度，当即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后不到三天就亡故了。
当时因为蒋介石尚未返回南京，家人遂将蒋介卿草草入殓，停枢在家，设奠守灵以待。
至1937年1月，蒋已返回南京，因在事变中跌伤腰部，遂请假回溪口养伤。
族人请示蒋介石为其兄治丧事，蒋介石吩咐缓办，直到1937年4月22日，蒋介石腰伤渐愈，才为兄长治丧出殡。
当时的仪式颇为隆重，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显要人物如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愈飞鹏、朱家队阎锡山等均亲往吊唁，一时车来轿往，人喊马嘶，奉化一带乡间都轰动了。
蒋介卿身后有一子一女，子名国秉、又名国柄、字空华，先后毕业于上海中山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师少校参谋，中校团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等职。
蒋国柄在八十八师驻镇海时，与一位女演员谈恋爱，当关系发展到谈婚论嫁时，却遭到其父蒋介卿的坚决反对．国柄因此一度精神失常。
后在家族干预下，蒋国柄与羊头孙氏成婚，不久离婚，又娶萧王庙孙益甫次女维美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伦、女静娟、志伦、环伦、明伦。
蒋国柄于1982年3月病死于台湾。
蒋介卿的女儿名叫华秀，嫁与白崇禧的外甥韦永成为妻，韦永成在抗战时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蒋介石的姐姐蒋瑞春，与蒋介石也是同父异母，系蒋父肃庵前妻徐氏所生，嫁给任宋村农民宋周运。
宋周运粗通文字，爱钱如命，生活极其俭朴，曾经当过丰镐房的管家。
关于宋周运的俭朴，有一个传说：宋周运从宁波到溪口，从来不坐汽车，而宁愿步行。
问其原因，答称：买一双布鞋只需大洋四角，而汽车来回要用一元六角，可买四双布鞋，可穿两年，因此，乘汽车太不合算，所以还是步行好一些。
宋周运有长子名涨林，曾随竺景到盐务局做过事；次子涨生，曾在丰镐房当帐房，1939年溪口遭日机轰炸时与毛氏同时遇难，三子祥生，做过宁波市农民银行的职员。
宋周运的女儿林香，嫁邻村王阿孝为妻。
蒋介石的妹妹名瑞莲，与蒋介石同母生，嫁于后竺村竺芝珊为妻。
竺芝珊本是王泰盐铺的店员，因为与蒋介石有了亲戚关系，曾随这位大舅哥到广州去当佛山筹响委员，以后又任苏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局车务总段长等职。
竺芝珊的儿子竺培风，毕业于宁波商校，与溪口毛庆祥之弟毛凤美，蒋介卿之子蒋国柄等同年出国留学。
回国后，竺培风在民航局任第一大队大队长。
培风娶杨森之女为妻，生有一女。
解放战争时，竺培风因飞机失事殒命。
蒋介石母系的亲戚是：蒋的生母王采玉在葛竹的两位哥哥，一名贤力一名贤裕。
两人文化水平不太高，贤裕虽曾当过小学教师，但后来神经错乱了。
故此，兄弟二人一直在乡下，未得到蒋介石的提携重用。
不过，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始终对这两位舅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经济上也定期补贴。
王采玉的堂兄贤甲、绰号小汤果为人极精明、善算计，由于他在蒋介石未发迹时十分器重蒋介石，更由于二次革命期间蒋介石在葛竹避难，王贤甲曾陪蒋到四明山避祸，所以蒋介石始终不忘这段思情，对待这位堂舅父比待自己的亲娘舅还要亲。
王贤甲之子王震南，日后得蒋介石重用，做过南京政府的军法处长、第三战区军法执行分监和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
还有王采玉的一个族人王惜才，曾做过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及农民银行监察。
王氏族侄王良鹤之继子王世和，被蒋介石提拔任用为自己的侍卫长。
蒋介石还有一个娘舅--萧王庙的孙琴凤，是蒋父继室孙氏之兄。
孙琴凤是个商人，在上海和宁波都开有工厂和商号，生意上很得意，他对蒋介石曾有过经济上的帮助，蒋介石发迹后，曾请孙琴凤做丰镐房的管家，掌握银钱进出，对其信任有加，孙琴凤没有子嗣，过继了侄子孙经镇为过房子，蒋介石提拔他为农民银行发行主任。
孙经暖之子义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返国后，先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赴台后曾任国际货币基金会懂事、中央银行副总裁兼外汇局局长、中央信托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经理等。
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有两个娘家哥哥，一位名叫毛武宝，一位叫毛秉礼。
毛秉礼做过宁波市警察局长，早年到广东黄埔军校工作过，后又返回浙江，在宁波担任都奉汽车公司的经理。
不过，这位老蒋的大舅哥对蒋介石的作为不太满意，蒋介石离开大陆赴台时，也没邀他同往。
解放后，毛秉礼被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于94岁高龄时在上海病逝。
此外，毛福梅还有一个姐姐，其外孙宋时选随蒋介石逃台，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蒋介石的封建家族观念极重，尤其重视自己家庭的族谱编修工作，范学文曾撰文记述这件事，令引如下：蒋介石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
他发迹以后，千方百计要查祖宗的来根。
他对蒋家宗谱非常重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
当他已故的生母王氏八十岁生辰纪念之时，虽溪口已沦陷，他仍叫蒋经国派人从日寇重围中的故乡密携蒋家宗谱间道入赣，辗转送到重庆。
他三复循诵，几忘寝食（见蒋介石自撰《先系考序》）。
他详校了天台龙山蒋氏家谱与勤县横山蒋氏、奉化峨阳蒋氏两谱之异同，认为组奉两谱较龙山谱为可信。
蒋家宗谱，循例每隔三十年修纂一次。
自清季以来，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四年、道光八年、咸丰八年、光绪十四年、民国七年都修过谱。
民国七年的那次修谱，就是由蒋介石哥哥介卿主持的，聘请奉化周带南（均棠）为大总裁。
到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又应为大修之期，蒋介石极为重视，聘请吴敬恒（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副总编纂（编者按：实际负责修谱者为沙孟海，详见本书首篇沙孟海的回忆文章《武岭蒋氏宗谱纂修始末》）。
虽其时国民政府已形势危殆，摇摇欲坠，蒋还是强打精神，叫大儿子蒋经国来溪口主持讲谱大事。
进谱搞得很热闹。
溪口蒋家饲堂挂灯结彩，大摆洒席，并且从上海招来京剧班演戏三天。
这是蒋为家族和自己树碑立传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修谱，大书特书的，就是在宁波找到了一个祖宗头。
蒋氏之源，出于周代，这样遥远的稽考，自然不必说了。
溪口宗谱中，第一世的太公叫蒋光（延恭），是迁到四明来的始祖。
蒋光生二子，名宗祥、宗霸，那是五代后梁时了。
宗霸（字必大）信佛，就是溪口人尊奉的摩河太公，因他常念摩河般诺波罗密多经句得名。
这个摩河太公死后葬于天童寺旁的小盘山口。
宗霸初在小盘山筑庵静修，后迁居奉化三岭（山岭）。
到他的孙子蒋浚明，北宋神宗时拜大理评事，迁尚书金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家业始显赫大凡修谱，列举世亲，总要找一个有来头的祖宗头，以示荣耀。
蒋家祖宗，以这个金紫光禄大夫最显赫了。
蒋介石即……请沙文若（即沙孟海）负责具体编纂工作，沙又请杨菊庭、朱赞卿等在宁波寻极查据，经杨菊庭多方考证，作了一篇《联桂坊蒋氏遗迹考》，查出蒋浚明居采莲桥蒋家带（带河巷），现在宁波的白水巷还有蒋家饲堂，供奉蒋浚明牌位。
蒋家的数世坟莹，则都在奉化三岭（山岭）。
由此可知蒋氏一支，是从宁波分过去的。
查清了祖根后，蒋介石大为高兴，于一九四九年农历正月初一，曾派蒋经国到宁波蒋祠拜祭。
是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蒋经国等，到宁波访谒宗庙，还到宁波柳亭庵旁及天童小盘山祭扫祖宗头蒋摩河等坟墓。
蒋介石对奉化以外的蒋氏族根也很关心。
据报载：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蒋面谕文官长吴鼎昌，派郑弥再往临海调查，征得蒋氏谱三册携京。
又宜兴徐舍镇西北十公里都山函亭蒋饲（祀东汉函亭侯蒋澄），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落成，蒋特自京乘汽车抵徐舍，再乘汽船到函亭主持典礼。
数典不忘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有浓厚血统观念的。
即使是死在台湾，也不愿葬身异乡，棺木暂居，希望能搬回家乡安葬。
2．人不亲土亲蒋介石的乡土观念和寻根意识决定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不愿葬身异乡，期望有朝一日魂归故里，在生他养他的地方陪伴父母长眠地下。
实际上，他的这一愿望不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是随时敞开着的，祖国的大地和溪口蒋氏家乡的热土也随时准备接纳蒋介石这个特殊游子的灵枢，真正成为障碍使蒋介石难以魂归故里的是台湾领导人现在坚持的反共政策。
这一点，世人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蒋介石泉下有知，他多半也会主张将灵枢运回大陆，安葬在家乡的。
事实上，早在大陆期间，蒋介石就在家乡为自己选择了墓地。
开始，他打算把墓地设在慈庵母亲墓边。
后来，他又看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于是改变了主意，选定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所，并且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
可惜，时至如今，蒋介石辞世已20余年，其归葬家乡热土的愿望仍未实现。
溪口蒋家曾是望族，后来一度中落，到了蒋介石这一代，由于蒋介石的发迹，蒋氏家族乃成为旧中国的天下第一家。
这样一个家庭，对修族谱之事当然是十分重视的了。
著名学者，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曾负责重修《蒋氏宗谱》。
他的回忆是极具史料性的，从今特摘录于下：我曾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工作二十年，起初和蒋介石没有直接关系，一九四六年以后，为纂修《武岭蒋氏宗谱》（武岭是奉化溪口的一座山），蒋介石不时召见、询问、指示，始有接触。
正谱修成后，他还要我另编一本小型简谱。
前后历时近三年。
这一段历史，社会上传说纷坛，报章杂志，亦有虚构事实，渲染演化，编成传奇小说者。
因此忆述始末，写此资料，以正视听，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旧社会重视宗谱，各姓各族大抵隔三十年纂修一次。
《武岭蒋氏宗谱》自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纂修后，将届三十年续修之时。
正值抗日战争期间。
蒋经国派人从奉化故乡密携旧谱间道入赣州，再送达重庆，蒋介石就考虑重修问题。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蒋氏族众始具体等议，采取行动。
蒋介石重视此事，亲自掌握。
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他对旧谱所载先世事迹曾提出两点疑问，写条子交国民政府政务局长陈方查考史籍。
当时我是教育部秘书，调到文官处每天半天工作（后来补上国民政府秘书），陈方将此事转嘱我代为查政。
我到多图书馆翻检资料，写出答案。
陈方上报时写明是沙某人查答的。
蒋介石正好在物色修谱人选，见此报告，次日即派蒋经国到国民政府来看我，奉父命并代蒋氏宗族请我负责重修宗谱工作。
我家四个弟弟和弟妇等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或在解放区工作，二弟文求且已在广州牺牲，这一点蒋介石父子是不知道的。
至于我自己在国民政府主要凭一套旧笔墨吃饭，不管文案。
平日对史志谱碟之学粗有研究。
既然有修谱机会，所以欣然同意了。
接着便由蒋经国向溪口蒋氏家族联系，在溪口开个会议，他和我都去参加。
会后随即提取旧谱数种带回南京。
我顾虑修谱应从几方面进行工作：第一，新谱凡例，由我着手起草，此是主要的。
第二，安排纂修工作人员。
第三，追查先系。
从旧谱找出先世有联系的各地同宗，向他们借取家谱备参考。
同时查阅当地的府县志。
第四，蒋氏族人新生一代旧谱未经载入者，不论殁存长幼，依照凡例制订的项目，由各房推定人员分头进行采访。
关于纂修人员，我推举奉化籍的周军以自助。
原蒋经国秘书上虞人黄寄慈熟悉溪口情况，也请其参加编纂，住溪口，负责联系当地采访工作。
另外经各方推荐精熟小楷的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三人，担任日常具体编录校对等工作。
周、张、二徐皆在南京随我工作。
就国民政府内部腾出一间空房，给他们四人工作之用。
武岭蒋氏从宜兴迁来，旧谱及《宜兴县志》皆有记载。
近来有人写史料，说我曾两次到宜兴访问调查。
我实未去过。
当年南京，上海各报刊登蒋介石父子往宜兴展谒汉函亭乡侯蒋澄基，敬献花圈，报上并附刊墓地照片。
我于次日读报始知之。
蒋介石平日住中央军校，随时要索阅谱稿，白天晚上不一定。
侍从武官往往突然来个电话，并派车来接。
我去时总携带手头稿件，一面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一面即向他请示。
他特别重视先系问题。
我订出几例之后。
首先起草《先系谱》一篇。
《左传》载：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见也。
蒋氏是周公之后，没有问题。
旧谱只追溯到五代时始迁明州（宁波地区古称明州）的蒋光、蒋宗霸父子。
由此逆推上去，中世纪一大段世系，问题就多。
我根据借集的各地蒋氏家谱，并参证地方志乘，逐步追查。
最后由宁海龙山一支找到线索，更从临海、黄岩、仙居诸谱及郊且横山谱、奉化峨阳谱参互核核，居然得到衔接。
虽然如此，毕竟年代太远，或有未可尽信。
故于各人名下注出据某书或某谱，以明责任。
至于宜兴，天台及临海诸谱详载西周以来一连串的世系名爵完整无缺，我以其于史无证，概不采用。
社会上对蒋母王氏里籍问题谣传甚多。
有说她出生在河南，成年嫁到南方来，我不大相信。
因为生活服装容易改变，语言不可能完全改变。
我认识几个溪口人，从来未听说镇上有讲北方话的妇女。
直到近年，有张明镐、何国涛等人详细写述文史资料，张文刊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何文刊在《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
两书大量馨销，谣传遂熄。
至于对蒋介石元配毛氏与宋美龄等在宗谱中如何叙法问题，社会上揣测更多，谣传也不少。
如传说修谱时陈布雷、沙孟海二人对此无法动笔，只有请吴稚晖出主意云云，完全出于猜想。
事实是这样的：新谱中关于蒋介石这一条，蒋介石亲自写成稿子交给我们，我们只照样编录，并不发生任何为难。
世碟的原文是：周秦，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
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校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
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
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
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
民国十九年十月受基督教洗礼。
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
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
子经国、纬国。
有关蒋介石妻室与子媳等，他自己叙录如此。
大家知道，毛氏是离婚的，谱中不明说。
两子是谁氏所出，亦未叙及。
蒋经国生母毛氏没有问题，蒋纬国生母是谁，社会上有不同传说，我实在也不了解。
修谱期问，蒋纬国向我探问，谱中有未写上他的母亲。
我告知他，我们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
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三十年再说罢。
一九四七年早春，蒋介石在庐山，也曾电话叫我搭便机去，我与国民政府另一秘书周宏涛同行。
我住励志社，周宏涛装行郾，由他汇报。
过几天，蒋介石约时间接见我，询问谱事进行情况。
再过几天的晚上，在行郾设宴，宋美龄同做主人，宾客中主要是郑洞国。
我往年曾游过庐山，此次天气又冷，很少出去游玩。
留山上十多天，只有到庐山图书馆看书，也找到些与蒋氏先世有关的若干资料。
蒋介石最尊崇吴稚晖，宗谱卷首请吴稚晖撰写长篇序文，内外题签也是吴一人手笔。
宗谱付印将竣时，照例卷首应列纂修姓氏，蒋介石指示，可题鉴定吴敬恒，总编纂陈布雷。
我转告陈布雷后，即加拟一个编纂协纂名单：编纂四人，夏禹钧、沙文岩、周罩、黄寄慈。
协纂三人，张景钟、徐百炼。
徐正旅。
陈布雷阅后对我说：我是总编纂，你应该是副总编纂。
我说：蒋族未与我联系之前，已邀请邻村畸山夏老，虽未着笔，但乡党尚齿，如列我为副总编纂，便难以位置更老。
名单报上后，蒋介石亦别无意见。
只是蒋介石亲笔写成的《先系考序》，内云：今岁戊子吾旅重修宗谱，特聘武进吴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郸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
列名稍有异同。
《蒋氏宗谱》纂修告成，交上海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排印，大型线装，每部六大册。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溪口举行进谱典礼。
宗饲各房都摆祭演戏，大张酒席，挂灯结彩，相当热闹。
典礼循旧归由宗长主祭，各房房长陪祭。
纂修人员例不参与，但被邀与宴。
前方军事正急，蒋介石自己未到。
重视家族、看重亲情，有报恩思想，但也不乏炫耀的动机，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
蒋介石的外公王有则于1982年、蒋介石出世前数年就故去了。
但自蒋介石幼时，蒋母王采玉常常举公之言及其行事以诏中正；并将外公遗物传给蒋介石，让其珍藏。
蒋母的叙述中，免不了有对其父王有则的溢美之处，蒋介石目儒既久，自然对外公故事多有了解，并产生肃然起敬之情。
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姑牛岭亲撰《外公品斋王公传》，称如我外公王父者，岂非古之贤者哉！蒋介石的外婆姚氏活到69岁，于1905年去世。
蒋介石童年常到葛竹村去看外婆。
外婆也常到溪口与女儿、外孙团聚，并住上一段时日。
因此，蒋介石对外婆了解较深、感情更笃。
1932年，蒋介石为外婆写家传。
蒋介石还为其外公、外婆分别修了两座故墓。
现在位于离葛竹村1．5公里的东家坑山上的王有则墓，仍完好如故。
墓碑正中刻着外王父有则公之墓，上首标注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下首署名外孙蒋中正敬题。
两边有一幅柱对，右边是精神不灭，外王父王千古，左边是数泽常存，外孙蒋中正敬书。
碑的上方扇形应栏上刻有仁慈两字，落款为美龄敬题。
此外，蒋介石在他的外公家、王氏宗词，都送有匾额。
王家堂前挂匾，上书乡国望重，落款为外孙蒋中正。
词堂里那块挂匾，中问题音容宛在，落款为蒋中正。
王家祖宅，今虽破旧不堪，但屋形尚存。
王采玉的三个异母兄长均早年故去，两个胞弟贤矩、贤裕均属平庸之辈，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用提携，但在家乡却备受蒋家的关照。
王贤臣生于1868年；王贤裕生于1872年。
兄弟两个性不同，贤矩生性好赌，不务正业，似乎没有干过正当职业；贤裕读了几年私塾，能背诵唐诗几十首，年轻时，在明坑、北溪等处当过小学教师，但脑袋不灵。
他们的生活，平时常靠大姐王采玉照顾。
及至蒋介石宫居要职，则按时按节提供这两位舅爷以衣暖食饱的中等生活，但从未介绍他们担任公职。
陈志坚，曾在蒋家担任家庭教师多年。
据其透露：我在蒋家任职期间，常见葛竹两位娘舅到丰镐房小祝大娘舅叫贤矩，塘痢头，期貌不扬；小娘舅叫贤裕，有点神经玻但蒋门上下对他们都很尊敬。
唐瑞福，曾于30年代至40年代后期两次出任蒋家帐房。
他曾谈到，在蒋宅已无本房主人守持时，蒋经国对他反复交待：我不在家，别人来作客可以毋须招待，只有葛竹的二位舅公来溪口时，请他们住下，多办些小菜招待他们，按时按节送钱作他们日常开销，平时要米要日用物品，都到溪口街上凭把支龋贤矩不常来溪口作客；贤裕则常由族人抬轿，手执尘拂，到丰镐房一住一两个月。
他有点神经失常，常自言自语背诵唐诗。
有人问他老先生今年多少贵庚？他回答说：今年十五岁。
人问其故，他说：去了六十甲子，不是十五岁吗？其实是年已七十有五了。
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年底，给贤矩、贤裕各送去大洋百元。
贤矩则取以买田，历年来购置田地五六十亩，1949年解放后，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贤裕不知道积蓄，雇人挑浅滩以通溪流，路上发现鸡粪狼藉，随时扫去，终日疯疯癫癫，不知所为，吃喝用光，未置田地，以后被划成份为中农。
两人于1950年先后病死。
贤矩有二子，长子良昭，良昭之子忠泽，之江大学政治系毕业，被蒋介石升为福建浦城县长，历时5年。
抗战胜利后，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调他去台湾，未赴任。
回到浙江，调任新昌县长。
贤矩的次子良穆，随蒋介石去广东充侍从副官，北伐军抵达南京，良穆贪污了一笔公款，逃回葛竹家中，蒋介石未加追究，1933年在葛竹设立武岭分校，王良穆被任为分校主任。
贤矩的独生子良辰，也有先天性的神经失常。
良辰之子忠熊，神经病仍未断根，1978年死在葛竹。
在蒋介石母系中，直接得到蒋介石恩泽的，还有王采玉的两个堂兄王贤甲、王贤东及其后代。
王贤甲是王有金的长子，生得相貌堂堂，蓄长须，绰号小汤果。
据说，蒋介石在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当年，因被北洋军阀政府缉捕甚急，曾到葛竹躲避，由精明能干的嫡堂舅父王贤甲，领他翻山越岭，到幽僻的四明山的四亩岩隐匿，他在石室枕岩而眠，自谓得一履险如夷、旋即飞黄腾达的佳梦，此后经历，果然应验云云。
王贤甲的冒险相救之恩，日后得到了蒋介石的重报。
王贤甲曾于1914年捐资在葛竹兴办凤窈学堂，得到浙江省民政长颁发的银质奖章。
王贤甲有六子：良森、良朔、良季、良就良裕、良汉。
其中，良汉最得蒋介石宠。
良汉又名震南，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曾任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司长、三战区军法执行分监、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在葛竹建造有一所规模颇大的住宅，缘山而筑，气派有过于溪口蒋宅的丰镐房。
1939年，王贤甲死，王震南夫妇在重庆，不能回来治丧。
蒋介石胜利后，王震南回葛竹给其父出丧，十分热闹。
蒋介石自抗战后来葛竹扫墓，常住在王震南新建的住宅里。
王贤东是王采玉嫁到蒋家的介绍人，又长期为蒋家管帐，深得蒋氏好感。
王世和是王贤东的侄孙，又名忠森。
王贤东年老回乡时，由王世和的继父王良鹤继任玉泰盐铺管帐，王良鹤托蒋母向蒋介石请求带其子世和去广东从军。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威货店当秤手。
蒋介石为当面看他举止如何，叫王世和送一篮咸货来。
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命他吊在屋柱钉子上。
王因人矮，取凳垫脚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
蒋认为他做事小心，就面允带他去广东，初随蒋充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
毕业之时，家乡曾敲着12面铜锣向王良鹤报喜。
1939年，王世和充任蒋介石侍卫大队长。
1944年俞济时接掌七十四军，调任王世和为副军长。
再进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
王世和因嗜赌如命，常常误卯不到，曾两次被蒋革职闲置；但一遇时机，蒋又将其起用。
如西安事变后，蒋孝先被东北军枪击殒命，蒋又任用他为侍卫长，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唐瑞福为经理，后由王世和自兼。
蒋介石对其青少年时代的受业老师也很尊重，有好几个人以后被罗致做他的幕僚，礼遇有加。
如毛思诚，奉化岩头人，是蒋介石就读岩头时的老师。
毛思诚在执教中、对蒋介石的作文多有赞誉，对蒋的影响很大。
蒋介石也感念老师的教导之恩，以后对毛思诚一直十分敬重。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毛思诚在浙江省立第四学堂任学监，蒋介石写信叫毛思诚来粤，委以秘书之职。
1925年3月，东征军克复潮汕，当时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委任毛思诚为潮阳县长。
然而毛感到自己是个文人，不宜当官，故上任3个月，就上书蒋日：吾性好酒，而才非庞土元，百里侯非吾愿也。
蒋读后大笑，应允了毛的辞职。
北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毛思诚被委以总司令部文书科长，并被选为监察委员，居住在南京。
西安事变后，毛辞职回乡，于1939年病逝。
毛生前著有《蒋介石大事年鉴》，编有蒋介石的《自反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周枕琴，是蒋介石曾就读的奉化风麓学校校长周枕棋的弟弟，他本人虽不是蒋介石的直接先生，但因周枕棋的关系，蒋也认他为老师，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曾一同在上海交易所买卖股票。
后来，周先后担任过江浙盐运使冲央第一编遣区经理处处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军需署署长等，是蒋介石掌管财政的亲信。
蒋周两家，在下一代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
在台湾蒋经国政权中凋枕琴的侄孙周宏涛，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台湾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职，一直是幕中要角。
顾清廉，是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就读时的老师，对蒋的思想影响较大。
蒋介石自认从顾清廉学习，受益非浅，因此对顾十分敬重，发迹后长期延揽顾于幕中掌管文犊，待为上宾。
蒋介石发达后，没有忘了宁波，奉化的一帮同乡故友，其中不少人得到了蒋的提携。
和萧王庙人孙星环、孙洞环兄弟，是蒋介石的幼年之交。
孙星环一度与蒋在浙江武备同学，二次革命时，蒋在陈其美手下沪军团长，孙星环为该团一营营长，是蒋早期的得力助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孙一度出任南京宪兵团团长，后改任镇海要塞司令及浙江省政府委员。
其弟孙洞环，为留日学医官费生，是蒋的结拜兄弟，北伐时蒋曾任他为总司令部军医处长，未到职，后一度任陆军医院院长，因吸鸦片，蒋与他逐渐疏远，后来只任少将高参闲职。
再有萧王庙人孙鹤皋，与蒋介石相交颇早，曾留学日本学经济。
蒋在上海交易所的买卖生意，多数委孙鹤皋为代理人，两人关系颇契。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蒋委孙鹤皋为武昌海关监督。
宁汉分裂后，孙随蒋回南京任总司令部经理处副处长，旋又调任为津浦铁路局长，又升交通部铁道司长。
因染上吸鸦片嗜好，为蒋所弃，不予起用。
后投身金融界，抗战时为重庆四明银行总经理。
蒋介石在奉化城内凤麓、龙津两校读书时，结识的同学和朋友，后来跟蒋做事的有江怀清、张硕卿、陈泉卿、俞镇臣、俞飞鹏。
朱孔阳等人。
江怀清，奉化棠泰人，本人早死，其子江庆格曾做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
张硕卿，奉化剧界岭人，担任过北伐军总司令部港议，其子张纪云担任过总司令部秘书等职。
陈泉卿，奉化封责人，早年加人同盟会，此人绰号刘山王，其子陈式正，做过国民党军队师长，解放后去台湾。
朱孔阳，号守梅，商人出身，北伐时任军需处副处长，后任军需署长及浙江省政府委员，朱在任职期间囊括极多，在奉化城内兴建宅第，称为梅园，蒋介石以后有所闻，乃不再信任。
俞镇臣，又名作屏，曾到广东，东征时曾任蒋的秘书，又为蒋委为海山场场主任，不久提升为揭阳县长，在任身死，其次子俞国华，后去台湾，官至蒋经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俞飞鹏，则被外人视为奉化人中最得蒋介石宠信者。
俞年轻时做过体育教师，由周枕琴、张硕卿等人介绍，被蒋接纳，以后官运享通，做到兵站总监，交通部长等要职。
其族侄俞济时，黄埔一期生，原任八十八师师长，后来做蒋的侍从室侍卫长，又做军务局长。
在蒋的身边，陈布雷和俞济时两人，是一文一武亲信人员。
奉化畸山下人夏兰卿也是蒋的老朋友，此人热衷乡村教育工作，没有跟蒋去做官人。
奉化寻国大代表时，蒋曾推荐夏兰卿列为候补国大代表。
跟蒋发迹的人，奉化城里人比溪口人多，故溪口人自嘲说：雷响溪口，雨落城里。
蒋介石在宁波的早期朋友，后来同时留学日本的，有陈方之和林绍楷、林绍桶曾兄弟。
陈方之跟随蒋介石当过多年的军医处长及侍从医官。
林绍楷于1927年任宁波工务局长，林绍桶曾任台湾官员。
另有陈云汀，是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的同学。
知心朋友。
俩人曾在文昌帝君前叩头发誓，互换兰谱。
以后陈云汀跟随蒋介石，曾任宁波洋广税务局长，旋调任为镇海船货局局长，最后于海口第七区营业税局局长任上卸职后，与蒋疏远了。
但蒋每年还饬令军需署送他一笔年节，直到1948年陈在宁波病死为止。
溪口人毛颖甫，毛大昌酒店的老板，与王泰盐店是溪口镇上的同业。
毛颖甫比蒋介石大一辈。
蒋在留日期间，曾得到过毛颖甫的多次资助，以后蒋介石就提拔毛颖南的长子毛庆祥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后又升为军委会机要科长，成为蒋的亲信。
毛颖甫本人是宁波政学学堂出身，也当上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家坐享清福。
大陆解放前夕，毛庆祥携带家属十余人先在香港做寓公，继而到阿根廷开办大农场，其子毛盛节，是台湾航空人员。
毛庆祥胞弟庆善之子节夏，是美国医学博士，在美国一家制药厂当工程师。
前文提到曾为蒋介石修《蒋氏宗谱》的沙孟海先生，蒋介石也多次予以照拂，欲委以实际职务。
只因为沙孟海先生是一位学者，对为官之事不感兴趣，多次逊谢，蒋介石的报恩之情才收了回去。
蒋介石的家乡观念极重，早年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在世的时候，蒋介石东渡时学习军事，便每每怀有不孝之孤远离膝下的歉疚，当时这种情感还只是限于母子之情。
王采玉辞世后，随着蒋介石逐渐发迹，他的桑榟之情更浓。
在大陆期间，除特殊情况外，蒋介石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总要回乡一两次。
清明回乡是扫墓祭祖，生日回乡是为了避寿。
但不是清明、不是生日的时候，他也曾多次回溪口。
这种情况，更多地包含着一种寻根情结，当然有时也时以溪口为其政治斗争的避风港。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于当年8月离开南京，回到溪口。
这次回乡他从苏州带了次子纬国回来，当日在丰镐房住了一晚，与毛氏会了面，并吃了毛氏为他做的家乡菜。
次日，辞驻文昌阁，祭扫蒋母墓后，又再移驻到雪窦寺。
雪窦寺是四明山区有名的古刹，群山万壑，自北向南倾泻，在雪窦山的前坡，形成一个大壑。
有溪水两道，从山顶曲折而下，流到前面汇合成一荷花池。
池边一峰横陈，恰好像锁住这个大壑口一样。
这座古寺，建筑在两溪之间，面对横峰妙高台。
寺始建于东晋。
至今寺内有大小两株白果树。
有四个人合抱那样粗。
传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迄今约有两千多年了。
寺的规模不大，有20多间房，十来个和尚。
蒋介石及其大哥蒋介卿对这个寺是熟悉的，小的时候也都来过。
庙里的和尚，对溪口蒋家当然也是熟悉的。
蒋介石这次回来，好象真的要解甲归田的模样，每天宽袍便服，携纬国至千丈岩观瀑，临碧潭观鱼，畅游名胜古迹，晚上，听雪窦寺太虚法师讲解《心经》。
并且与蒋介卿计议在妙高台建一别墅，要把千丈岩瀑布、妙高台奇峰、三隐潭石笋这些风景点联成一气，将崎岖山路扩建成石阶，以便游人上下。
后来，蒋介石又移驻蒋母故庄慈庵。
蒋这次下野实际是以退为进，虽隐居溪口，但却频繁接待来访的客人。
此间，来溪口坊谒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不断，如张群、王柏龄、刘峙、吴忠信、张静江、蒋鼎文、卫立煌、杨虎这些拥蒋的人物都来过，上海的闻人帮会首领杜月笙、王晓籁也来过，这自然都不是一般性的拜会。
蒋在溪口住了一个多月，即赴上海去日本一个半月后回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
遂即踌躇满志地去南京重新上台。
从蒋介石与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上看，也可略知蒋的性格的一面。
宋美龄之前的妻妾姑且勿论，蒋与宋美龄，确是真心的，这一点，孙宗宪曾有记述：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起初，两人的生活习惯，志趣爱好，各有不同。
比如：蒋惯于吃中菜，宋却喜西餐，吃饭时各吃各的；有时意见不合，引起争吵。
因蒋杀害邓演达事，两人闹得最烈。
宋美龄每每一气之下，就驱车走上海。
每次都由宋母或姊蔼龄（孔祥熙夫人）对双方进行劝解，促宋回去或电蒋来接。
以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和睦，同吃中菜，宋母死后，相处更为亲呢，互称大令（洋人夫妇间的爱称），宋对蒋的生活起居，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犹如护士，蒋有胃病，不宜饱食，宋加以限量，每餐二小碗，有时蒋还是想添，宋每劝止；蒋办公之后，宋常为之整理案头文件。
公余时联袂散步于官邸（军校内）小花园。
一次假日，宋高兴地提出去野餐，蒋欣然赞同，就命准备简便炊具、餐具和必要的食物、调味品，驱车到中山陵园，搬石架锅，宋亲自煮菜。
因火太猛，鸡蛋炒得焦黑不堪，宋向蒋表示歉意说：我不会烧菜，鸡蛋炒得不能吃了，不愿拿过来。
蒋说好吃的，一定要她拿来吃。
于是席地而坐。
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还连称好吃，真好吃，竟一扫而光。
我们在旁看了，不禁暗暗好笑。
蒋介石夫妇的膳食费，每天三元，包括男、女佣各一、厨司一在内，有一处理私人信件的钱姓女秘书伙食自理，招待客人时另加。
菜肴之中，每天有新鸡一只，做汤吃两餐。
蒋不吃点心、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茶和牛奶咖啡，渴时喝白开水。
每晨四时起床，做体操，洗澡；晚上十一时洗澡就寝；中午睡四十分钟，睡起喝鲜桔水一杯。
宋的生活也并不特殊，当年上海小报载她用牛奶洗澡，我们无人知道有其事。
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九号，有三间二楼小洋房，后面有小花园，是宋美龄经手买的公馆。
平时由副官蒋富寿（蒋本家）看管，宋常去小住，并从其兄弟宋子安或宋子良家接宋母来同祝去时，由侍卫长王世和派我等九人便衣带枪随往保护。
宋美龄对我们生活待遇，颇为优握，每人每月补贴伙食费九元，还常到厨房看看，关注过问。
小花园的花木，她有时亲手培植，徘徊观赏。
起初，宋曾向蒋提出最好用几个女卫士。
蒋笑笑指着我们对她说：他们都年轻活泼、有文化、又会打枪，不是很好吗？宋也颔首，不再提了。
蒋介石性情急躁，好发脾气，一不称心，就要骂人打人，一拳一脚，非常熟练，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是常挨骂挨打的对象。
按军规，长官打时，只有挺胸而挨，不准退避。
一次在打竺培基时，宋美龄进来，对竺说：你为什么这样呆，还不快走！从此以后，竺见蒋发怒要打，拔腿就逃，并顺手把门带上，蒋也就罢了。
别人也相与效法。
大家知道，宋在的时候，蒋很少发火，因宋经常向他规劝：像你这样的身份，还能随便发人骂人打人吗？平常，侍从人员听到蒋的喊声，进去时不免心悸，见以宋在，就如有了保护。
她对人的态度和蔼，甚为大家尊敬。
还有孔二小姐（孔令俊），打扮得不男不女，怪态可憎。
起初，因宋美龄的关系，她来时，门岗向她敬礼，后来有意给她难堪，不再敬礼，她气愤地去告诉宋美龄，不料家的回答是：你不是政府官员，何必向你敬礼？反而讨了个没趣。
一次蒋去湖南，先向侍卫长王世和告诫：你们到了那里，切勿大吃大喝，叨扰何云樵（湖南省主席何键）先生。
何招待我们的菜肴丰盛，中餐从十一时吃到下午三时，接着就是晚餐，吃到九时才结束。
真是山珍海味，我至今难忘，当时未被蒋所知道。
临行前，何键还送给我们每人洞庭湖的水鸭绒被一条，枕一对，蒋微有所闻，就向王世和追问，命他向何婉谢退还。
再有一次，蒋夫妇到杭州澄庐休假，浙江省会公安局长何云，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以六大盆的佳肴招待我们。
正在进膳时，蒋夫妇来了，蒋介石一见大怒，用手杖打碎了几个菜盘，对何大骂一通。
还有在汉口，住于恰和村，是租用教会的房子。
津汉铁路局长何竞武，也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送来一卡车的西瓜，屋内无处放，卸在门外。
蒋回来一见，问知是何送来的，马上打电话把他叫来，大骂道：我只要你把事办好，谁要你送东西……，也把西瓜打破了好几个，命他立刻运走。
在与闽冯战争时，蒋坐镇开封指挥。
一天傍晚，他穿长衫，戴礼帽，坐了铁路的手摇车出巡，部分随从另坐一部在后。
离站不远，有某师的上士班长（排副）与几个士兵也坐手摇车迎面而来，我们喊他们抬出车轨让路，他不但不让，还手舞足蹈的高喊要我们让。
当两车相近时，蒋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还高声回答：是某师某团的排副。
蒋含笑说：我指挥百万军队，倒还没有像你这样神气。
那班长听了，已看出是蒋总司令，吓得慌忙跳下车来，与士兵把自已坐的手摇车抬出轨道。
蒋一笑而过。
在一般情况下，蒋介石每年清明要归故乡祭扫祖先、父母和祖父母的坟墓，并游览名胜古迹以及探亲，溪口上游的剜源，有前、中、后三川，他外婆家在后川葛竹，岳父家在前川岩头，连襟宋孟固家在中川华驻，都可行竹筏，在急流中，其疾如飞，惯坐者为之快意，偶坐者未免惊骇。
1932年，他与宋美龄同游雪窦山回来时，从后川的亭下坐竹筏顺流而下，当竹筏飞驰簸荡时，宋吓得连呼大令。
蒋哈哈大笑，招呼她不必害怕。
这位孙宪宗是奉化萧王庙大埠头人，曾做过蒋介石的带枪内卫，他的回忆，当是十分准确翔实的。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最初确是一种政治的联姻，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但是，婚后的感情有所发展，直至相互爱慕厮守不离的情况也是世间常有之事。
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情况看，就属于这一种。
连当初激烈反对蒋宋联姻的宋庆龄女士也于西安事变后感慨地承认这一对政治夫妻开始有了爱情。
另外，从孙宪宗的回忆中亦可看出，蒋介石的桑榟情重，除了源于对故乡的眷顾之外，也有私心目的。
蒋介石自从经历了东坡楼事件以后，深恐再发生类似的刺杀事件，所以，他挑选卫士，多以奉化籍同乡军人中选拔，对于贴身内卫，蒋介石更是亲自点名询问年籍和家庭状况，这种做法就不能说是重视乡情乡亲了，而应视为一种政治的安全的考虑--从感情上讲，蒋介石毕竟还是比较信任同乡的。
1934年蒋介石回溪口过生日，前三天就通知丰镐房，到各村去布置赛会，这是奉化民间习俗上的一种灯会，有龙灯台阁、旗锣鼓伞等杂艺表演。
通知并且说，老龙要多要几条。
蒋介石童年是欢喜盘龙灯的，溪口武岭学校师生和丰镐房执事人等，就大忙起来了，除准备灯会外，特派人赴宁波定购油包馒头，蜡烛，以便在蒋生日那天夜里，玩个通宵达旦。
生日之夜，溪口前面的一个溪滩上，10多条滚龙盘来滚去，煞是热闹。
蒋介石和宋美龄坐在文昌阁台阶上凝神观看，甚为满意。
耍毕，蒋叫副官每条龙赏洋10元，宋美龄在旁说了一声：也颇吃力哩！蒋马上又传令每条龙加赏10元，合20元。
蒋每逢回乡过生日，对同族五服以内的贪苦年老穷而无靠者，每人给10至20元，博得们老恤贫的赞誉。
溪口武岭农场的水蜜桃很有名，蒋这次回乡，特吩咐送一些水蜜桃罐头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分给正在受训的学员吃，以表示他对部属的关心。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0多年，除特殊情况下，基本上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或省亲、或走访亲友、或稍息小祝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总代表，他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已有定评，无须多论；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可以说：蒋介石是一个很传统又很老旧的中国人。
3．叛逆的女婿在上海淡水路一座清幽雅静的住宅里，居住着一位已届九旬高龄的独身老人。
这位老人就是蒋介石的义女蒋（后改姓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
按辈份、论常理，这位陆久之应当算是蒋介石的女婿。
1946年冬，正是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疯狂叫嚣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的最后的日子。
那是蒋介石的军队最为强盛的时期，在美援的支持下，蒋介石下令对东北各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动员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妄图一举攻克中国共产党的腹心，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常及其所领导的军队。
这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蒋介石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
1946年冬，是蒋介石平生最快意的日子之一。
蒋介石被全面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不可待地召集国民大会欲使自己的独裁地位得到宪法的认可。
就在这时，陆久之与陈瑶光举行了婚礼。
众所周知，蒋介石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蒋纬国，没有亲生女儿。
但是他有三个义女。
第一个是蒋建华。
她的父母不知是何许人。
一天清晨，蒋介石的发妻毛氏打开丰镐房后门，忽闻门边有婴儿啼哭之声，低头一看，原来是刚出生的弃婴。
她抱起一看，小孩嗷嗷待哺，顿生怜悯之心，即抱人家中，找人喂奶，收做养女。
成年后，由毛氏作主，亲上加亲，嫁与蒋介石同父异母胞姐蒋瑞春的孙儿宋明义为妻。
1938年初，蒋经国主攻江西赣州，即把宋明义带在身边工作。
1949年随去台湾，宋曾任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
蒋建华抗战胜利后即患肺病去世。
第M个是蒋瑶光。
她是广东一位华侨的女儿。
1924年9月出生于广州平民医院，其母生了多胎，都是女儿，见生下的又是女儿，不想再要，意欲送人。
适廖仲他夫人何香凝到这所医院参观，闻此讯息，知陈洁如没有生育，希望领着一个孩子，就马上打电话给她。
陈洁如赶到医院，见婴儿白胖可爱，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抱回家中，当作女儿。
陈洁如给他取了一个形如奶名，叫陪陪；以后蒋介石以一星座之名名之，称瑶光。
瑶光刚满3岁，蒋、陈离异，陈洁如赴美考察，蒋瑶光由外婆抚养，改姓为陈。
瑶光长大后，嫁给一个姓安的朝鲜人，生下两个儿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安某不知去向；以后由好友周安琪（国民党第三方面军主任秘书胡静如之妻）介绍，再嫁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高参兼《改造日报》社社长陆久之。
第三个是毛信凤，她供生于奉化县岩头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与毛福梅同族。
蒋介石与岩头有很深的渊源。
他曾两次在岩头就学，岩头又是他的岳家，所以一个小小岩头村，民国时期出了五个国民党将军将领。
毛信凤幼遭不幸，父母同时双亡。
她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悲不自胜，喝盐卤自尽殉夫，毛信凤一夜成了孤儿。
蒋介石的老师毛思诚，看到这个孤苦无依无靠的侄孙女，非常同情，便把她领过门，认作孙女，承担起扶养的责任。
毛信凤逐渐长大，聪明伶俐，深得毛思诚钟爱。
一年蒋介石回乡扫墓，到岩头村探望老师，毛思诚向他担出，想把毛信凤给他当过房。
毛思诚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埔时期，蒋介石把他邀到幕下，担任秘书；北伐进军，蒋介石委以北伐军总司令部上校文书科长要职；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安排他担任中央监察委员；抗战前夕回乡，蒋介石给他带回一批手令、书信、日记、委任状等重要资料，请他为自己编写年谱。
他所著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是研究青少年时期蒋介石的最重要的著作。
蒋介石听这位老师一说，马上慨然答应。
于是拣了一个好日子，毛思诚领着毛信凤到溪口蒋宅举行拜父仪式。
蒋介石坐在丰镐房大堂的太师椅上，毛信凤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三个鞠躬礼，羞答答地叫了声阿爹。
蒋介石高兴地伸出双手，将她扶起，接着从马褂口袋里取出一个20元银洋的红包，塞到毛信凤的手里，作为见面礼。
1941年，毛思诚在故乡病故，毛信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信凤在上海盲入学校教书。
一天，她到表弟袁巨高先生家里走亲，亲口讲述了认蒋介石为过房爹的经过。
此后，毛信凤再也不提此事，她讲的情况在袁巨高的心底也已埋藏了40余年。
现袁巨高已从奉化市人民银行退休。
蒋介石这三位义女当中，最出名也最为世人瞩目的就是蒋（陈）瑶光了。
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姻是一场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就是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之抛弃陈洁如，不仅害得陈洁如流离国外，终生不能再嫁，也害得陈洁如终生没有亲生的子女--她是婚后发觉已被蒋介石传染了淋病，并从此丧失生育能力的。
陈清如抱回还是婴儿的蒋瑶光之后，蒋介石十分喜欢，当即表示同意收养这个女孩，并亲自为她取了名字，但这时正是蒋陈二人鱼水欢洽的时期。
蒋介石之所以愿意收养蒋瑶光，降了他确实也喜欢这个小孩之外，也不排除为了取悦于陈洁如的因素。
因此，蒋瑶光的命运是随着蒋陈婚姻的风波而浮沉的。
1927年8月，陈洁如于万般无奈中同意远涉重洋到美国去读书，行前将养女瑶光委托给母亲代为抚养。
从此，蒋瑶光改从母姓，成了陈瑶光。
为了实现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蒋来联姻，蒋介石耍起了无赖手段，赌咒发誓，说是5年之后肯定让陈洁如回到自己身边。
而实际上，陈洁如刚踏上旅途，人还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船上，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公开表示不知陈清如是什么人了。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无疑是蒋陈婚姻的葬礼。
为了安抚陈洁如，蒋介石事后又通过杜月笙送给陈洁如10万元大洋，与陈浩如彻底脱离了关系。
1933年，陈洁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后，离美返国，寓居上海法租界吕班路的巴黎新村（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重庆南路169弄8号）。
她把寄养在外婆家的女儿蒋瑶光领回身边，从此，瑶光从母姓，叫陈瑶光，母女俩相依为命，共度时光。
陈清如也从此改名为陈璐，闭门谢客，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只有很少人知道当年名声显赫的蒋总司令夫人陈洁如带着爱女住在上海巴黎新村。
其间，蒋介石对陈洁如的生活仍有照料，据说，有一次，还特地托人批了5万大洋送给她。
1946年，陈瑶光21岁，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经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任秘书胡静如夫人周安淇的介绍，结识了汤恩伯麾下的少将参议陆久之。
两人从此相识相爱了。
陆久之出身名门，其父陆翰曾是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幕僚，后来，又出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是一位名噪一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显赫人物。
陆久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又受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激励，青年时代就怀有冲破家庭开创人生新路的革命理想。
他不留恋纨绔子弟的生活。
18岁那年考入上海宝成纱厂当学徒，后来又到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给他以极大鼓舞，他又毅然从杭州回到上海。
此间，他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蔡叔厚等共产党人，从此，他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直追随着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
陆久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做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驻日本的情报人员。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陆久之从日本撤回武汉，进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被委派到上海搞情报工作。
其时任中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对陆久之到上海工作进行了秘密安排，叫他与夏衍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
陆久之由武汉到上海，打人日本海军部，用日本人的经费开办《华美晨报》并出任该报社社长。
他以此特殊身份为掩护，秘密刺探日军和汪伪政权的情报，及时发送给重庆，同时也传递给中共地下组织。
不久，陆久之又同日本海军几名高级官员合伙在上海开设海安信托公司。
一次，陆久之利用日本海军给的派司派船将我抗日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资运出吴淞口日军封锁线，并冒着生命危险送往苏北。
不料，事后被日军宪兵司令部察觉，陆久之被捕入狱，受尽日军的折磨，但他宁死不屈。
抗日战争胜利后，陆久之出狱，汤恩伯委任他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少将参议，请他做幕僚。
陆久之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面继续经营海安信托公司并开设云裳舞厅，一面继续为共产党地下组织作联络工作。
陈洁如见陆久之举止大方，谈吐文雅，气度不凡，遂同意将女儿瑶光嫁给他，并将此事托人转告了蒋介石。
1946年圣诞节，陆久之与陈瑶光举行了婚礼。
陈清如很喜欢这位女婿，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只金表作为见面礼送给了他。
这只表是当年鲍罗廷赠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又转送给她的。
陆久之与陈瑶光的结合，并不是因为她是蒋介石的女儿，而是她温柔而又坚强的性格，秀丽而端庄的形象，真挚并且极重感情的为人。
婚后，陈洁如对这位女婿吐露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结婚的事情。
陆久之虽然是蒋介石的女婿，但他仍为共产党工作。
1949年，他曾冒险做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可惜功败垂成。
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到上海时，特地赶到巴黎新村去探望阔别了12年的上海姆妈（蒋经国称陈清如为上海姆妈，称姚怡诚为苏州姆妈）。
他没有忘怀陈洁如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经国也常去上海看望她。
这对于深居简出的陈洁如来说，心理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因此，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知道了委员长的第三夫人隐居在上海。
于是，陆久之与陈瑶光结婚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也就视陆久之为驸马爷了。
按理说，陆久之可以依此姻缘去认一认当委员长、大总统的老丈人--蒋介石，靠显赫的权势来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并且从未夸耀自己是蒋介石的女婿。
1949年5月，汤恩伯撤出上海前夕，出于私谊，多次劝陆久之离开大陆，与他同去台湾，当时被陆久之婉言谢绝了。
1955年，原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遭逮捕，陆久之在潘、杨事件中受株连，也以反革命罪银挡入狱。
陈洁如认为女婿是无罪的，不应该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就借故将他逮捕人狱。
为了营救陆久之，她亲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总理。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陆久之于1960年获释出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蒋介石的女婿的陆久之，当然是在劫难逃了，上海淮海路某号门口曾贴出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有一张上面还画了一条狗，大标题是打倒蒋介石的狗驸马陆久之！从此，一位中等身材，头发略显花白的老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的大牌子在大街上一次次批斗。
不久，他被扫地出门，全家也被迫搬到淡水路一所房子里。
每天，造反派勒令他到街道开办的窑场里去扫垃圾、搬砖头、做苦工。
在陆久之初任上海市第六届政协特邀委员时，反革命的帽子尚未摘掉，直到1985年初，有关部门才正式宣布为陆久之彻底平反。
1971年，陈洁如含着无限的悲痛和哀愁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陈瑶光接电后赴港奔丧，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就留港定居了。
其子女也都先后去港，只留下陆久之单身一人住在上海。
1983年，陆久之去香港探亲，住了几个月。
此时，他的妻子陈瑶光在华丽大酒店工作，他们的女儿也长大成人，现迁居美国。
妻子儿女们都劝他定居香港共享天伦之乐，旁边许多人也劝他居港当寓公，但他却说：瑶光比我年轻，用不着我照护，我则年纪大了，总想叶落归根……不久，陆久之又回到了上海。
昔日在政界、商海乘风击浪的陆久之，其显赫头衔一直鲜为人知。
随着海同两岸近40年的冰封渐渐消融，有人对陆久之说：你现在可以亮亮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了。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客观上就是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听后依然淡淡一笑，说道：我过去不想沾蒋介石的光，今天也无需趁海峡两岸始见祥和气氛而重新去攀龙附凤。
陆久之的确说得不错，他这个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从未沾过蒋介石的光。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陆久之从来不曾以蒋门女婿自居，蒋介石也从未承认过陆久之的驸马爷身份。
蒋家在这件事上，无论是老蒋还是小蒋，都采取一种装聋做哑的态度。
揣度其原因，多半是陈洁如的身份大特殊、太敏感的缘故。
陆久之以女婿的身份，公开背叛了老丈人蒋介石，背叛了蒋家王朝。
蒋介石对此虽未公开表态，但他内心深处未必不感到几许凄凉--作为家事，这是一种丑闻，是家族的耻辱，作为国事，这正是蒋介石独裁统治走上末路的标志之一。
其实，令蒋介石感到难堪和忧虑的还不止这一件家事。
蒋经国和蒋纬国兄弟间也曾有过一段微妙的失睦过程，这多半与蒋纬国谜一样的身世有关。
蒋纬国自幼失估，从一岁到五岁期间，一直寄居在上海，五岁那年回到家乡溪口，由姚怡诚领养，称姚氏为养母。
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蒋经国一起随父亲来到上海，进入万竹小学读书。
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陈浩如照顾，蒋纬国还是由养母姚怡诚带着。
因为蒋纬国的成长环境十分特殊，所以，蒋介石对蒋纬国十分爱怜，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1921年蒋介石曾在信中这样交待蒋经国：……为你弟订儿童书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订书方法，只要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行了。
不要忘记！1924年10月1日，蒋介石又曾手示蒋经国：……你同纬儿同住甚好，你要时时教导他，做他的一个好榜样。
现在上海家中情形怎样？亦须详详细细地写封信来告诉我。
至要！至要！蒋介石对蒋纬国是十分钟爱的，1922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蒋介石即把纬国的名字作为与孙中山通讯时代的代号，蒋纬国即蒋介石。
蒋经国、蒋纬国虽然并非亲兄弟，但幼时感情颇深，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曾颇有感慨地谈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二人幼时随其父亲蒋介石转战各地的生活片段：1925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一位青年军事将领，并没有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两兄弟有时就带在身边。
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很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气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唾，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二人只能有一个人跟蒋介石一齐挤在床上，而另外一个必须睡在冰凉的地上。
以后次数多了，蒋介石过意不去，就给两兄弟订了个协议，要他俩轮流在床上睡。
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走上去探揉他的脸，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俞济时的记述当不是凭空杜撰的，由此可见这兄弟两人幼时感情甚好。
但由于这两兄弟日后的经历不同--经国赴苏。
纬国日后赴德，所以，后来竟一度有了嫌隙。
与蒋经国相比，蒋纬国小时候受教育的机遇似乎比他哥哥幸运。
1921年，蒋纬国5岁，就进入奉化县试办幼稚园。
而蒋经国5岁时，还在为人私塾启蒙行三跪九叩礼。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在从旧式塾馆向新式学堂过渡的阶段。
蒋纬国一启蒙便受到新知识的洗礼。
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父兄一起来到上海学习。
三年后，考进苏州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
1933年他17岁时，本想追随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但偏偏这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只得作罢，进入东吴大学读书。
他为了争取时间，于1934－1935年，在东吴大学理学院，以两年的时间赶完了理科。
主修物理，副修数学。
1936年秋，奉父命再入东吴文学院攻政治、社会与经济。
同年冬天，奉命赴德留学。
1938年冬入慕尼黑军校接受军事教育。
1926年，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因为当时蒋经国正准备赴苏留学，蒋介石便把次子蒋纬国带在自己身边。
当时，国民党元老派中知道蒋总司令有子名纬国的很多。
对于这一段，留有一张颇具历史意义的照片，就是，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演说之后，骑一匹白马阅兵，在广州火车站登车前，与送行的国民党元老在车站月台上所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就有蒋纬国。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火车的车厢，车厢的窗口站有几名背精武带的军官，车厢前的月台上，蒋介石全付戎装；他的右前方，一张藤椅上坐着张人杰，在蒋介石前面深人杰左手边，站着一个小孩，他就是蒋纬国。
再左边，站着的是吴敬恒和谭延阎。
一时间，蒋纬国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的哥哥蒋经国。
关于这一点可从美国《时代》杂志中的一则报道窥见一隅：这一位青年将军（指蒋介石），是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革命领袖，也是世界明日之星。
他英气勃勃，两国像两颗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而尤可惊的，是他带了儿子出征，他的公子蒋纬国，现年十岁，随侍在他身边，和父亲出入硝烟弹雨之中，一起革命。
蒋纬国小小年纪便随着父亲的声名鹊起而列入世界名人的家庭档案中，而蒋经国此时还默默无闻呢。
蒋经国1925年16岁时赴苏留学，1937年返国，一去就是12载，回来时已近而立之年了。
他的弟弟蒋纬国1936年20岁时赴德学习军事，一去4载才回。
兄弟俩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却各自身处异国他乡，见面时已分离了15年，各人的音容笑貌全非当年。
由于各自的生活道路，使他们在为人处事、思想性格上出现了极不谐调的反差。
回国后，还未尝尽兄弟团聚的家庭温暖，蒋介石就让蒋经国。
蒋纬国各奔东西了。
蒋介石先让蒋经国在家乡读书，抗日战争开始后又派他担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让他由基层开始历练；不让跟随在自己身边。
而蒋纬国自德国回来之后，任命为少尉，跟随蒋介石披上军装来到重庆服役。
据传闻油于宋美龄喜欢纬国而讨厌经国，于是引起了大太子蒋经国的极大不满。
自然，二太子身受袒护，也就踌躇满志起来。
蒋介石和蒋经国、蒋经国和蒋纬国，父子、兄弟之间的隔离，也自然造成了国民党拥长和拥斜派之间的错觉，进而有造作谗言浸润取宠的机会。
于是，为了继承皇位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地下游击战。
他们各自有一批文臣武装，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即便是有父皇从中斡旋，无亲兄弟间的猜忌愈来愈深。
其中最能引起误会，也是令皇太子蒋经国终生难忘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千里迢迢、翻山越岭从赣南到重庆求见父亲蒋介石，谁知却被父皇官邸外警卫团营长王瑞钟，以未奉命令的借口加以拒绝，气得蒋经国咬牙切齿地大吼道：我是儿子，来看父亲的！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二太子的蒋纬国却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走过来闯过去，无所顾忌，对于外警卫这道关口更是风雨来去，畅通无阻了。
后来一些别有居心的人据此向拥长派大肆散布谣言，或日：老二得宠，或日：夫人也喜欢老二。
一时流言四起，不胜而走。
蒋经国半信半疑，但怀恨在心的种子如遇春风，只差没有抽枝冒芽了。
而究其实，则只因为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的门禁森严，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可以自由出人，不受检查，其他任何人--包括宋子文、蒋经国--进入官邸都必须由侍卫长命令预先通知内外警卫有案可据者方可进入，到了内警卫的一关，也是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不必搜身检查之外，就连宋子文也免不了搜身和检查的。
蒋纬国之所以在外警卫通行无阻，是因为外警卫已接到侍卫长的命令，他们认得蒋纬国的外貌，所以连盘问的过程也都免了。
但他到了内警卫的一关，还是免不了要搜身、要检查的。
蒋经国之所以吃了闭门羹，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到重庆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早，蒋介石还没有交代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自然没有命令通知内外警卫，而致在外警卫的办公室中争执良久，警卫团营长王瑞钟、副营长南晓村、应人等等没有能力以电话向侍卫长报告，自然要惹得蒋经国大动肝火了。
尽管这是一次小小的误会，然而拥长派与拥小派之间的争斗并未因此而化干戈为玉帛。
这嘲宫廷式的你争我斗，到后来蒋氏王朝去台后，爆发了湖口兵变事件，兄弟俩的矛盾由此升级。
经、纬兄弟之争，也与蒋介石内心深处略有偏私有关。
在家天下问题上，蒋介石中意的当然是亲生儿子蒋经国。
虽然夫人宋美龄不喜欢经国而偏爱纬国，虽然蒋介石对纬国也一直视如己出，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老蒋还是亲疏有别的。
在对两个儿子的安排上，这种亲疏之分是很明显的。
蒋经国回国后即领少将衔，而蒋纬国却只是在胡宗南部下当个少尉排长。
蒋家王朝败走台湾、戴季陶在广州自杀后，蒋纬国的地位就更是远远落在乃兄之后了。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上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4年11月21日。
上午10时许，国防部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衔）在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
赵副司令激情满怀，力斥政府和军界官员贪污无能，生活腐化。
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号召全体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
训话完毕，赵志华当即询问他的部下们：谁敢跟我去？赵志华见台下鸦雀无声，又生一智，便随手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大声重复道：谁敢跟我一起去？这时，忽从人群中闪出一个蒋经国系统的团政工主任张民善，高呼：我跟副司令一起去！说完一个大步走到台前，喜得赵志华正要开口称赞时，冷不防这个搞特务工作的张民善一把抱住赵志华，大声命令似的说：抓起来！旁边的军内特工人员一涌而上，把赵制服，押进了司令部。
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
他当即命令湖口以北的陆军、装甲兵、桃园、台中机场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层层戒严，严阵以待。
一时整个台岛人心慌慌，如临大敌。
这件事立刻使蒋经国抓住了惩治蒋纬国的把柄。
他抓住这件事不放，顺藤摸瓜，要在父亲面前狠狠数落蒋纬国一番，让宋美龄也不敢小看他的来头。
原来，蒋纬国虽身为总统之子，但他官运始终不太亨通。
因此，他只得退而求其次，苦心经营他自己的领地--装甲兵，他曾把装甲兵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
因此，装甲兵部队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
甚至连党、政、军、特等部门无孔不人的蒋经国，在湖口兵变前也从未跨入装甲兵营区一步。
在人事安排上，蒋纬国大肆栽培军中亲信，扩大权力势力范围。
而赵志华这个发动湖口兵变的主角正是蒋纬国的得力助手和亲信。
蒋纬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做法，早已引起蒋经国的戒心。
现在发动兵变者又出在蒋纬国手下，虽然此时蒋纬国已卸下装甲兵司令之职，但事出有因，水出有源，恐怕你蒋纬国是难逃干系。
蒋经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把蒋纬国建立起来的势力一网打荆蒋经国抓到了把柄，并没有立即报告蒋介石，而是有条有理。
静静悄悄地等待蒋纬国出笼。
果然，由于蒋纬国亲自出面斡旋，加之宋美龄为蒋纬国的后援，使得赵志华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涉及与此事件有关的30余名将领，也个个都在原职待退。
蒋纬国总算为过去的老部下舒了口气，但他万万没料到，正在这时，蒋经国在父皇面前出现了。
他力陈上述种种事实，并指出赵志华在大陆失守前曾为中共的俘虏，后又逃到台湾，本应该作为共军特嫌处理，却怎奈蒋纬国的力保，才官复装甲兵上校旅长，后又得以重用。
蒋介石听罢，正触了他的痛处，不禁怒火万丈。
据传，蒋介石一反常态，杖责了蒋纬国，并剥夺了他的带兵权。
蒋纬国碰了一鼻子灰，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忍气吞声，对哥哥蒋经国的官场绝招和厉害，甘拜下风，老老实实，与世无争地潜心于纸上谈兵之业--到军事院校去任校长去了。
而蒋纬国一手经营的装甲兵从此也转到了蒋经国之门下。
湖口兵变使蒋纬国彻底地远离兵柄。
此后倍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冷落，在中将军衔上一干又是整整14年，蒋纬国的万年中将也由此而得名。
1966年，蒋纬国年届50，按照常规，备逢儿孙们生日，蒋介石都要挥毫泼墨，以示赐勉。
就在蒋纬国生日这一天，蒋介石亲书一幅勉励他，内容是：当纬儿五十生日作书勉之恕人责已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主业之要道也。
中正于桃园慈湖从蒋介石所赠书法内容，也可看出他本无意于让纬国成就什么丰功伟业，只要求他埋头自修，独善其身而已。
诚然，按老蒋的期许，埋头自修是为了日后处世主业。
可是，已经50岁的人了，犹自埋头自修等待那个遥遥无期的主业的日子，好像也晚了点儿，何况前面还有个兄长蒋经国呢。
蒋介石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安排，蒋经国父业子承，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台湾的总统。
哥哥当了蒋家王朝的掌门人，弟弟却一点光也沾不上。
蒋经国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是：陆军副总司令郑为元调升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调升空军总司令，总政战部主任罗友伦调任联勤总司令，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调总政战部主任。
大批官员升官加爵，惟有蒋纬国毫无动静，仍旧担任他那个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
蒋纬国的处境如此不堪，连许多国民党元老都看不下去了，遂纷纷向宋美龄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
但仍遭蒋经国的婉拒。
蒋纬国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也颇感不满，但他又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只能背后发发牢骚，在公开的场合讲几句不痛不痒的怪话。
还是蒋介石在世时，有一天，蒋纬国半开玩笑半认真对父亲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是一直没有升迁的。
其一是你，其二是我。
蒋介石是五星特级上将，为台湾最高军衔，而蒋纬国自1961年升为中将后一直未再晋升。
这种话，以儿子的身份对老子讲，不算是犯忌，只可视为一个玩笑。
然而，玩笑中却流露出一股难以掩饰的不满和忧愁。
还有一次，在一个社交场合，一位属龙的年轻女歌星唱罢一曲《龙的传人》之后，端起酒杯向同是属龙的蒋纬国敬酒，并说：龙的传人向龙的传人敬酒！蒋纬国听了，凄然答道：龙的传人算什么，这年头是连猪狗都不如了。
蒋纬国此言，也许是玩笑中了巧合，也许是借题发挥，巧言申怨。
因为他说的猪狗不如，恰恰暗合了父亲蒋介石和哥哥蒋经国的生肖属相--蒋介石属猪，蒋经国属狗。
以上所述，不过是些政治笑话，究竟有多少事实上的根据，则是无法考量的。
但虽然是政治笑话，毕竟也反映了经、纬之间的兄弟之情并不十分融洽，两个人的确是有些矛盾磨擦的。
还有一则政治秘闻，是从蒋氏官邸中的侍从副官嘴里传出的，似还有几分可信性：1975年8月，蒋介石的丧事已告一段落，宋美龄决定离台赴美静养。
士林宫邸的秘书、侍卫们都来帮着收拾行李并准备恭送老夫人。
蒋家长幼两房的后代们也齐集官邸送行。
这一天，蒋纬国早早地就来到了士林官邸，而且不同于往常的是，他当天穿着军常服、佩戴着勋章勋标来到宋美龄面前。
在平时，士林官邸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家族聚会，所有的人都是穿便服参加。
所以，这一天宋美龄见到一身戎装的蒋纬国，难免感到奇怪，她端详了一下说：你穿军装的确很精神，啥事情今天给我送行又穿军装又行军礼？蒋纬国正色答道：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再穿军装了！所以今天给妈妈送行，特别让妈妈看一看穿军装的印象。
宋美龄从来没想到过蒋纬国也会有没资格穿军装的时候，所以听了这样的解释反而更加感到奇怪了，于是又问：为什么？蒋纬国等的就是宋美龄这个为什么？他一五一十，把台湾军队中强制限龄退役的制度大致讲了一下，说：今年，已到了我这个中将军衔限龄退役的年龄，我已经在报请退役了，妈妈回来时，我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军装来看妈了！宋美龄晚年私事很少，对军中制度就更是不闻不问，所以，这个限龄退役的制度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件新鲜事。
因为在她的印象里，自己的丈夫一辈子都穿军装，她平时常能见到的军人如何应钦、薛岳、顾祝同等人，也都是到了拿拐杖时还穿军装的。
于是，宋美龄又问：何敬之为什么可以继续穿军装？纬国回答：那是一级上将，功在国家，终身职的。
这么一解释，总算让宋美龄明白了个中原委。
正在这时，蒋经国一家人也到了。
蒋纬国起立，给蒋经国敬了一个军礼，蒋经国问：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纬国未及作答，宋美龄忽然指着蒋纬国问蒋经国：纬国做军人还可以吗？蒋经国不知老夫人何出此问，随口答称：他本来就是干军人，干得很出色。
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听说他在办报请退役，要脱掉军装？蒋经国久惯官场，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无奈，他只得回答：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在报请及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待给他办升级上将的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纬国终于缓慢地晋升了一级，成为上将。
蒋纬国之所以晋升，除了宋美龄的力荐之外，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的鼎力相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还主动提前办理了退役手续，一力保举蒋纬国接替自己出任三军大学的校长。
由此，蒋纬国方得晋升。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职后，与其兄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缓和，火药味仍然很浓。
蒋纬国在学校讲课或作讲演时，不是大力推崇乃父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提到或称赞蒋经国，大有目无兄长之嫌。
此外，蒋纬国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问题的讲演和谈话时，其言论往往触及到全局问题，一次，他在接受一位外来记者访谈时，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据说，蒋纬国这种反攻无望论的言谈曾使蒋经国大为恼怒。
蒋纬国升为上将，保住了穿军装的资格，也保住了他作为皇子的面子。
可惜他的嘴不老实，一再给自己惹祸，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抨击王升的故事。
蒋纬国早就对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过高过快表示过不满。
王升被提拔为上将时，蒋纬国还是在中将位置上，他曾讥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打过仗的上将。
80年代初，台湾警方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案，是由王升亲自策划的。
事后，蒋纬国一面谴责美丽岛闹事的人，一面批评官方处置不妥，并尤其对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进行了尖刻的指责，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
他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蒋纬国的这些言论传到蒋经国耳朵里，这位总统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免去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一职，改任联勤总司令，成了一个有职无权、为别人打杂的光杆司令。
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也是有附加条件的：蒋纬国今后谨言慎行，安守本分干好三军后勤工作，不涉及他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决不允许他擅发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
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结果却落得去给三军办后勤，经、纬二人之间的芥蒂到了这个地步，怕是难以消除的了。
蒋经国对这位至少在名分是自己胞弟的皇二子成见之深，一直是世人所难于理解的。
这是因为，蒋经国平日为人处事是非常宽厚仁和的，与蒋介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赣南任专员期间，蒋经国位高不居、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是颇有口碑的。
曾与蒋经国共事的薛汕在一篇文章中对蒋经国的处世方法和作风有过具体描述，他说：一般的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直响，总有高人一等的架势。
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
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赛马场中的骑士。
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没有架子……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曾任丰镐房帐房先生的唐瑞福也回忆说：在进丰搞房做帐房之时，有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原来宋涨生被炸死后，蒋介卿师母、孙琴风舅母和蒋立样镇长都想荐人。
当内定由我做帐房时，忽然无风起浪，外面纷传当丰镐房被炸后，唐瑞福最先进去，抢出五万元钞票云云。
镇长蒋立祥甚至把我店里伙计叶阿定传去，在白岩下庵审问有没有看见过，叶说钞票我没见，只见过一只箱子（是我岳母周雅莲的衣箱）。
我妻在石缮，闻讯大怒，赶到溪口质问，我也很恼火，要求把事查清楚。
孙琴凤舅母出来说公道话，说衣箱确是周雅莲的。
大家劝我不要把这事让经国知道，因他正在万分悲痛之中，惹了气，发起火来恐怕很凶。
但我越想越气，不管这些，晚上拿了灯笼到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小洋房去见经国。
他一只脚搁在床上待睡，问我为什么这时候还来，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情况。
他听了后，笑笑说：我已知道了。
因是自家人（伯母）弄出来的，不好怎么办。
家里的钱，我都知道，哪会有这大数目。
我对你摊底牌，肖王庙舅婆（琴凤的舅母），伯母（介卿师母）、立祥（镇长）都要荐人，随我拣，我不相信他们，一定要你帮忙。
经国这样一说，我就说：你这样信任我，我可以暂时帮忙；你有人马上来，我可以走。
就这样，我正式开始做了丰镐房的助理帐房。
当时经国还对我说：我会通知亲戚，以后我来时亲戚来，我不来时亲戚不必来。
你管经租及礼尚往来，上坟做忌。
葛竹舅公来时要好好招待。
葛竹舅公叫王贤裕，神经有点失常，平时穿道士服装，手拿拂尘，常要到溪口来。
年纪七十六岁时，人家问他几岁，他说十六岁，原来是除去一个甲子算的。
溪口沦陷前夕，宋周运和蒋瑞春由蒋经国派蒋恒祥专程来陪到江西去，临行时，曾叫我同去，我说抛不开家，并对宋周运说：我是你的助手，你去了，我也可以告退了。
乃把帐目交清，离开丰镐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差副官蒋恒祥持信来，叫我再管丰镐房。
到1948年1月（农历过年时），我因与武岭学校校务主任施季言有意见，我感到施的权威甚大，再做下去不好，乘经国回乡，就对他说：我在宁波有蔬菜行，这里的财政，平时已有蒋孝佐在管，就请他接办吧！就此最后辞职离开了丰搞房。
由上述回忆可知，蒋经国无论为官还是处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那种人，也不是斤斤计较，动辄与人结怨的那种人。
可是，惟独在对待蒋纬国的态度上，他却时时表现得胸襟狭小，不肯丝毫客让宽忍。
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轻时老蒋夫妇尤其是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偏爱种下的祸根，这祸根酿致了日后的兄弟之间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
在这种特殊情结的支配下，蒋经国逐渐养成了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大度；而发生在蒋纬国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计较，要给予回击，绝不肯放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台岛第一家，的蒋氏家族，同样也难逃俗务的缠磨，在军国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场场家庭闹剧。
4．义结金兰--蒋介石和他的把兄弟们蒋介石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虽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历时两干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正走向没落和瓦解，列强的大炮已经把封闭的中国大门轰开了很大的缝隙。
帝国主义以其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侵，正在使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社会。
但是，虽然如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出生在浙东山村小镇盐商之家的蒋介石，自幼受到小生产者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熏陶，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旧的伦理纲常、旧的道德规范。
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习俗，使蒋介石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金科玉律。
中国民间素来盛行兄弟结义，浙东一带民风缥悍，此风尤盛。
在大背景的熏陶和小环境的影响下，蒋介石也笃信这一套，认为好朋友之间就应当金兰结盟。
成为异姓兄弟，交友之道舍此无他。
因此，蒋介石一生当中，从离家求学到投身军伍直至后来执掌中国政治权柄，曾先后结交了几十位盟兄弟，其数量之多，为近现代大人物中所鲜见。
蒋介石之与朋友结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图和选择标准。
在家乡及奉化县城求学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在同学中挑选情投意合的伙伴，结拜十兄弟。
在奉化上学时，他在同学们当中有红脸将军之称，可知他那时还是比较重情义，讲义气的。
东渡日本留学时期，他结识的陈其美，从此追随陈其美参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陈其美的得力部下。
因为当时政党派系林立，同盟会内部也有不少分支派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只是同盟会的同志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先后同陈其美、黄郭、张群等人焚香换帖，义结金兰。
那时候，陈其美是沪军都督，黄都是沪军的师长，而蒋介石只是一个团长，他与陈、黄二人结为兄弟，自然于情义之外是另有所图的了。
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顿失靠山，决心再找一些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人结为金兰之盟，以图功名。
当时，在中华革命党中担任财政部长的张静江和担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成为蒋介石结盟的首选人物，几次奔走，总算如愿以偿。
如同结交了陈其美之后被引荐给孙中山并得到赏识一样，蒋介石与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之后，得到了张、许二人的大力提携，进而更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和重用。
这一时期，他还先后与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邵元冲、大元帅府秘书长戴传贤、粤军将领吴忠信等人结为义兄义弟，其借力攀援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在挥师北伐、底定中原的过程中，蒋介石军权在握，迅速崛起，严然成为国民党内部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虽然如此，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国内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反对他的人也不少。
因此，他更需要以结拜盟见义弟的方式笼络人心，寻求支持。
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结为兄弟。
此后，蒋介石通过种种军事和政治手段，终于执掌了民国大权。
但是，国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仍然大有人在，蒋介石在进行金钱收买、高官引诱和军事讨伐的同时，也不忘使用他的老法宝--结拜。
他以这种手法收服了不少地方军事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他长期软禁的东北军主帅张学良。
蒋介石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人义结金兰，所为不是一个情字，而是为了一个目的--谋政。
因此，在暂时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无论与谁结义，都是指天盟誓，好话说尽，一旦时过境迁，往往就把当初的誓言置诸脑后，与义兄盟弟反目成仇，或是忘恩负义、兵戎相见，情绝义断，视同路人。
蒋介石是一代条雄，是大独裁者。
他从一个小盐商的儿子爬上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除了时代环境的因素和个人才具（谁也不能说蒋介石是个毫无才具的庸人）之外，他成功的很大因素乃得益于他的擅长结纳朋友和利用朋友。
凭借着不同时期金兰盟友的兄弟之助，蒋介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下级军官逐渐升迁，最后攫权夺势，爬上了旧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高位。
靠了他的兄弟伙，他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0多年，靠了权术和平衡术，他使蒋家天下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
蒋介石对待兄弟伙，有些是知恩图报、旧情不断；有些是利用一时、打击一世。
这多半取决于蒋介石谋政的需要。
当然，有些盟兄义弟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中帮过他的大忙，而日后又绝无妨碍他谋政的企图，对这一类兄弟伙，蒋介石还是懂得。
知恩图报h的。
他毕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学的影响，毕竟还要顾及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声名。
如对待陈其美，蒋介石始终不忘当年的举荐拢攫之恩。
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设下圈套，收买歹徒暗杀了陈其美。
陈其美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当中竟无一人敢去收领其遗体，惟有蒋介石这个义弟听到噩耗后，当即痛哭失声，赶赴现场，将陈其美的遗体运到自己在上海的寓所人殓，并亲撰悼文以志纪念。
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一时博得了上海革命党人的赞扬。
对待陈其美是如此，对待当初为他与陈其美结识而搭桥的周淡游，蒋介石也是念念不忘。
这个周淡游年长蒋介石5岁，是蒋介石在奉化读书时期的盟兄。
蒋介石初到日本时，是周淡游介绍他与陈其美结识的。
此后，周淡游也成为革命党的骨干人才，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周淡游于1919年5月病逝。
蒋介石对这位当年的革命搭桥人感恩不忘，特为其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纪念塔和墓园--淡游山庄。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的盟兄弟足有几十人之多，圃于篇幅，不能-一详述，今只列数其中几人，从中或可看出蒋介石的情与义。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禹人，1887年10月出生于广州的一个望族。
许崇智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清政府辖下福建新军中任职，先任统带（相当于团长），后升任协统领，（相当于旅长）。
辛亥革命中，福建新军起义，许崇智亲率所部与清军作战，战功卓著，备受各界赞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酝酿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许崇智被举为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
蒋介石看到许崇智年轻有为，又是孙中山的所倚重的大红人，遂起意结交，经张静江说合，张、许、蒋三人焚香盟誓，结为兄弟。
许崇智与蒋介石同年同月生，许只比蒋大了5天，于是许居二，蒋居三，蒋介石称许崇智为二哥十分亲热。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许崇智在这个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军事部长。
此时的许崇智虽身负重任，却一味沉溺酒色，松弛军纪，在广州截留税收，包庇烟赌，影响极坏。
许崇智转战闽粤期间，因经常风餐露宿，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再加上长期酒色宴乐，身体逐渐不支，一些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蒋介石此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许崇智所部粤军参谋长。
许崇智明知粤军将领与蒋介石之间索有龈塘，却仍将军务交蒋介石执掌，以致部下对此颇感不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正在东征前线的许崇智闻讯悲痛不已。
他特别建议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以缅怀孙中山。
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通过，并付诸实行。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帅府改组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任军事部长，蒋介石在党政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职务，只被任命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但他却迟迟不去赴任。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他被刺身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确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
8月24日，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职，立即宣布广州戒严。
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黄埔学生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并进驻市北的制高点观音山，同时担任长洲岛和沿海的警戒。
这样一番布署，全广州都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了。
9月，因为粤军中有些将领涉嫌廖案，蒋介石趁此机会迫使许崇智下令将粤军重要将领梁鸿楷、梁士择等先后逮捕，其所部军队则被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包围缴械。
嗣后，蒋又借口粤军已不可靠，为安全计，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
许崇智万万没想到，这个与自己义结金兰、口口声声喊自己为二哥的蒋介石竟然要夺自己的军权了。
许崇智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后，立即电调驻扎在东范、增城、宝安一带的许济。
英雄两师精锐粤军到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汪精卫闻讯，恐生变故，遂即授命蒋介石有处理粤局的全权。
蒋介石便以许济、莫雄等人申同梁鸿楷图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将他们包围缴械，当夜又派黄埔学生军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的府邪，解除了卫兵的武装。
9月20日的凌晨，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了一封信，历数许的过错，威逼许崇智毅然独断、保全名节，让许崇智暂离粤境，许崇智知大势已去，遂于20日午后悄然登上轮船离穗赴沪。
许崇智到上海后，过起了寓公生活。
蒋介石以粤军部下集献的名义送上20万元供许挥霍，以后就在军费开支项目中每月拨给一万元。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到达上海后，却不敢去看望许崇智。
因为当初他逼许离粤时曾在亲笔信中许下诺言：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
时过一年有余，蒋介石食言而肥，无法面对许崇智。
他对于这封亲笔信落入许崇智手中深感不安，三番五次请大哥张静江登门向许崇智说情索龋许崇智深知此信之重要，一再婉拒。
蒋介石万般无奈，亲自登几执礼甚恭，一边对往事表示道歉，一边开口索取原信，但许崇智说该信早已遗失，仍然拒绝。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及其后不久，蒋介石相继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许崇智原以为蒋介石会有一点报恩之举，给自己安排一个军政要职的。
没料到蒋介石早把这位二哥置诸脑后，什么表示也没有。
许崇智失望之余，满腹怨恨，一再扬言要揭蒋介石逼宫的老底。
为防不测，许崇智把蒋介石的那封信摄影复印，分地保管。
蒋介石也明白，自己的亲笔信落在许的手里终究是个祸根。
后在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于许崇智出国考察之际送上旅费30万元，由此达成默契，不再声张。
以后，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崇智均名列中央监察委员，也曾被任命为中央监察院副院长，但都只是虚名虚职，并无实权。
抗日战争中，日军曾多次劝许崇智出任汪伪南京政府的要职，但许坚决不从，拍案大喊：杀我的头也不当汉奸！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气节。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聘许为总统府资政，许不愿去台，一直寓居香港。
1965年1月25日，许崇智因病在香港去世。
远在台湾的三弟蒋介石只发了一个唁电，再没有别的表示了。
杨虎，字啸天，生于1889年，祖籍安徽宁国。
早年毕业于江南将非学校，后追随陈其美奔走革命。
杨虎与蒋介石结拜成兄弟的时间尚未见到准确的记载，如果按照他们交往的疏密程度来推断，则上海讨袁时期最有可能。
在此期间他们一同参加了肇和舰起义等军事斗争，是陈其美手下的两员主要干将。
1915年12月，陈其美在上海积极策划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军事起义。
蒋介石负责起草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3艘军舰，然后夺取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
肇和等舰停泊在黄浦江与长江汇合的吴湖口处，经过革命党人的运动，已有赞成起义的内应。
陈其美与肇和舰舰长黄鸣球、舰员陈可钧商定于12月中旬举事。
不料，袁军已侦悉了陈其美等人的策反工作，下令将肇和等舰调离上海。
陈其美闻讯，仓促决定提前在12月5日发动起义。
这次起义由陈其美任湖沪司令长官，统率一切；杨虎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副司令，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以肇和舰为海军总司令部。
主要计划部署是：一、杨虎率其部三十余名，由黄浦江乘小汽艇袭取肇和，占领后即炮击江南制造局；二、孙祥夫率其部三十余名，由杨树浦乘小汽艇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策应肇和；三、江南制造局由已联络好的武装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的军警，闻军舰炮声同时响应；另外届时还将对警察局、电话局、工程总局等处同时发起进攻。
按照部署，12月5日午后，杨虎率战士三十多人，携带手枪炸弹、雇乘小汽艇袭取肇和舰。
舰上陈可钧等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肇和舰。
当肇和舰向江南制造局开始发炮时，守局的北洋军队挂出白旗示降。
肇和用灯号联系各军舰，各军舰依次均回信号，表示赞同，请勿攻击。
杨虎等误以为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的孙祥夫等也已获得成功，其实孙祥夫所部的小汽艇因故被阻，未能完成预定计划。
陈其美、蒋介石等在陆地上的进攻也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未能得手。
当肇和舰被占领后，上海镇守使杨善德、海军司令萨镇冰等，一面调军警在陆上堵击，一面以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二舰。
12月6日黎明，应瑞、通济二舰一同开炮攻击肇和舰。
杨虎等在肇和舰仓促还炮，但命中率极低，舰上火药库又中弹爆炸，战士死伤甚多，不能支持，杨虎及残部乘小艇从浦东登岸逃脱，陈可钧及数十名受伤者被捕牺牲，整个起义终于失败。
1916年4月，陈其美策动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攻占了长江第二要塞江阴炮台，于4月14日同杨虎发表《江阴独立宣言》。
随后他们又攻下了吴江、盛泽，但很快又在大队袁军的反攻下败退。
上述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袁世凯及其帮凶来说，却不失为沉重的打击，对全国反袁反帝制的斗争，也是巨大的推动。
杨虎也因其在军事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后来被任命为总统府的卫士队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杨虎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孙中山冲出总统府，转移到军舰上，脱离了险境。
这可说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立了一大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此时杨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上海大肆捕人，甚至不经审讯就随捕随杀。
那时候，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简直难以数计。
另一个在上海主持所谓清党的陈群，助纣为虐，与杨虎狼狈为奸。
上海人民对这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恨之骨，称之为虎狼成群。
为蒋介石充当屠夫的杨虎，官运井不怎么亨通。
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
1937年淞沪会战前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
杨虎十分自负，自以为多年来有功于党国，应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
甚至与蒋介石争名争利，纠缠不休。
此时的蒋介石已建立起独裁统治，身为一国之尊，岂能容得杨虎这般不识时务的武夫与自己称兄道弟，更何况还想平起平坐？他一气之下居然撤了杨虎的兵权，只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监察委员了事，从此与这位把兄弟反目成仇了。
对蒋介石的无情无义，杨虎一直耿耿于怀。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杨虎为了报复蒋介石，意欲联络民主党派和蒋介石抗衡。
在解放战争时期，杨虎掩护过若干民主人士，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
例如：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当年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软禁，就是在杨虎的营救下，才得以逃脱魔掌的。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张澜、罗隆基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住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监视，不得越雷池一步。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东下，浩浩荡荡地逼近上海。
国民党在溃逃前夕负隅顽抗。
当时的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上海警备长官王新衡的授意下，密谋全面搜捕中共地下党及各民主党派，并拟将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就地处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虎命其旧部属阎锦文（当时任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设法营救张澜。
国民党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对于岳丈的吩咐凋力行当然言听计从；阎锦文又是杨虎的学生，杨虎曾有恩于阎锦文，阎锦文焉能不报？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江河日下，阎锦文也希望能为人民做些好事，以赎前罪，从而作为向共产党立功晋见的良机，加以有周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阎锦文行动起来自然应心得手。
于是，当杨虎将这一艰巨的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时，阎立即承诺，并说保证完成。
从此以后，阎锦文每天带领若干警备队员全副武装到虹桥疗养院作例行巡视。
一进大门，这一帮警备队员就横眉竖眼的，找碴，声色俱厉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
可是他们一到张澜、罗隆基的病区，行为就有所收敛。
尤其是阎锦文显得彬彬有礼，并向张、罗二位先生问寒问暖；张澜、罗隆基深感诧异，未敢和他攀谈。
又过了几天，阎进一步向张、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二人之意，并将杨虎致张澜、罗隆基的亲笔信及杨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环龙路住所的电话号码向张、罗出示，张、罗至此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阎锦文一日两次向杨虎汇报营救张澜、罗隆基计划的执行情况，杨虎则向阎锦文面受机宜。
杨虎并推荐两名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上海警备大队充当队员，以协助阎锦文完成营求张、罗的任务，以便使张、罗尽快脱险。
1949年5月中旬，时局越来越紧张，一些官员显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内一片混乱，从远处已隐约传来解放军的炮声。
而且这炮声日近一日，其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5月24日上午，阎锦文突然接到解押转移张、罗的命令。
押解地址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杀害，就是要转移到台湾，而营救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甚至很难实现营救任务，到那时就是插翅也难飞了。
于是，阎锦文立即驱车去找杨虎请示该怎么办，但杨虎此时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想办法和田淑君接通了电话，田在电话里说：要将计就计，迅速转移，今晚12时以前必须完成营救任务。
转移地址仍为环龙路杨宅不变。
人夜，阎锦文全副武装，亲自驾驶一辆军车，带领潘云龙、庄儒价等武装队员来到虹桥疗养院，声称奉上级命令要移解张、罗，大夫护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装士兵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汽车，迅速离开疗养院，驶向黑夜。
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进入市区，张、罗二人来到杨虎住宅，在解放军保护之下安然脱险。
杨虎掩护民主人士脱离蒋介石的虎口，算是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被请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十年代后期，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因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
并在北京前门外给杨虎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的住所，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
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
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
因为如果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
一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
杨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
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之能事。
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
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此信若投寄，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
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
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
于是，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
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罪行。
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
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利。
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
如他在对待许崇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
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
在这一类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
张群和蒋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军校，当时两人一个在步科，一个在炮科，相遇而并不相识。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
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于长宁。
小时候人家馆课读，后来进了华阳中学。
当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里阅读进步报刊也受到影响泅往投笔从戎。
这时候清廷陆军部开办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于1906年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接着到北京参加会试，受到学堂督办段棋瑞的亲自召见。
入学后他习步兵，编入步兵二队。
第二年学堂选送40人去日本深造。
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张群和蒋介石等人同船东渡赴日，两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谊日增，张群决心，改变自己所学，而与蒋同习炮科。
因为蒋介石早一年曾经来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所以在振武学校里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着他转。
这年，张群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且经黄郭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后称成成团），投身到反清革命活动。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加紧筹谋在江浙起义，张群到了上海，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活动。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长。
他有意攀缘，与黄郭、蒋介石两位兄长换谱结下金兰之盟，这对他以后的政坛生涯具有深远影响。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表、杨希阂叛乱，又把许崇智驱往上海，一跃而居于军事首领之高位。
接着国民政府筹谋北伐，他又被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春风得意，亟需各种人才，遂就将义弟张群请来广州，授予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辅助自己。
张群在数年间走南闯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出任官职，虽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他学会了政坛宦海的谋官之道，谦恭待人；贪敛有度；遇事则察言观色，顺从上司；因此他在哪儿都能混得下去。
张群正是带着这些谋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于在蒋介石麾下谋职的。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张群、黄部等人也联袂下野，与蒋介石同进退。
张群还陪蒋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静观待变。
后又陪同蒋介石东渡访日，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更加深了兄弟间情谊。
他陪同蒋介石遍访日本军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联络感情，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仪则、参谋总长金井花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
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蒋介石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联络。
1928年，为了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派，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喻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
这年12月底，东北三省终于易帜，张群总算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来与蒋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张群，却绝口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
他对于蒋介石恭顺有余，不求闻达，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因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
1928年11月，张群出任参谋总长，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一要职。
张群深知蒋介石专断骄矜的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处处曲意奉迎，唯唯诺诺。
他虽有新政学系头目之称，但新政学系成员都是忠诚于蒋氏、为蒋所重用的党政要员。
张群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也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原则，而是各显神通，向蒋攀援，所言所事，无不揣摩蒋的意愿和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所以深得蒋的赞许和青睐。
张群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
民社党等其他党派的领袖及地方军政头目出力甚多。
此外，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奉命偕同吴铁城前往沈阳拉拢张学良，张群不辱使命，在张学良面前软磨硬泡，终于说服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东北军大举人关，结束了中原大战，这也是张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立的一大奇功。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和平交涉和国际调停来解决争端，实行不抵抗主义，张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和谴责。
当年12月，蒋介石下野，张群也跟着辞职，以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同荣辱。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日本的一再挑衅仍然采取退让容忍政策，鉴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又觊觎华北，蒋介石派张群去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上是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主持对日交涉，直接负责贯彻实施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后又身居幕后，协助何应钦对日谈判，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
由于张群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又多次奉蒋介石之委派，同日本方面办交涉，因此被时人称为日本通，国内外人士一致认为他是个亲日派分子。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后改组了国民政府，并决定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任命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在南京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中日关系之全盘调整。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群与日方的外交谈判持续了一年，改变了此前一味屈辱退让、妥协求和的外交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方的嚣张气焰，为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公正地说，这一段时间是张群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段比较光彩的历史。
张群本人也因此博得了蒋介石的进一步信任，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坛上也赢得了较好的名声。
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张群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无数，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群的行事原则只有一条，这就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一言一行均以蒋介石的好恶而为之。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张群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辅臣，依然一切唯蒋命是从，成为蒋介石统治台湾的高级顾问。
直到1972年，张群已是84岁的老人时，才告退休养。
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卒年102岁，是近代军政人物中少有的长寿者。
蒋介石对张群，可说是信任终生，重用终生的。
对盟兄弟如此，对江湖帮会中的磕头师父黄金荣，蒋介石更是毕恭毕敬绝不敢怠慢，据程锡文撰文回忆说。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
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黄家饲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已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
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
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
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
将近十一时，李济深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懂李济深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深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帐。
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
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
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
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深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
李济深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深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
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方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前前后后，沿路站岗。
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俱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
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舰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
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
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
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
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去向一个大流氓头子磕头拜寿，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但无论个中原由多么复杂，真正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为了有利于他的独裁统治。
程锡文是黄金荣的心腹，曾当过黄金荣的管家，他的回忆，应当是十分可信的。
蒋介石这个人，毕竟深受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加之早年混迹于上海滩，江湖思想也很深，封建的伦理观念加上独裁统治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尊师重道的样子，这也是他之所以屈尊向黄金荣磕头的原因之一。
据程锡文的回忆说，北伐时，蒋当上了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曾与虞洽卿相商，准备退还当初收蒋介石为徒时的门生帖子。
及至师徒俩见了面，黄金荣表示了这番意思之后，蒋介石却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
并奉送金表一只。
除了封建思想之外，蒋介石的迷信思想也很严重。
蒋介石的卫队长对此曾回忆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已经包围了南昌城，总司令部在离南昌约有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附近宿营。
当炮火临近时，老百姓已逃避一空，见不到什么人，附近见有一个小庙。
蒋介石平常信佛，白崇禧是回教，这个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有些迷信思想。
在一天傍晚，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望见小庙便走进去，店虽不大，却有香火，有几个和尚。
当蒋、白二人已经走入大殿时，里面走来一个老和尚，大约是个住持僧，他看见蒋、白带着卫士进来，显然是高级军官，便上前打招呼，合掌念阿弥陀佛。
因为是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看见香火几案上，放着一个签筒，一语不发，微带笑容，走上前去，抽出一支竹签，随手交给老和尚。
老和尚接过来看了，递给蒋看，蒋看了不得其解，便请老和尚破解。
和尚答：战事是大吉大利，是胜利的，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要预防剪刀叉。
又说：要防止切断后路。
蒋介石微微点头，转身叫随从副官江志航给这和尚二百元纸币。
回到宿营地，即由白崇禧电话给预备军调来两个团，靠近总司令部。
第二天夜里十一二点钟，南昌城内敌人孙传芳部卢香亭师，派出一部分伏兵，直对着牛行车站附近总司令部冲来。
警戒线一发觉，战斗打响了。
当时很紧张，只有蒋、白的两个卫士队，投入战斗，亏得头一天调来两团预备队增援上来，很快地把敌人消灭，打死打伤很多，还俘虏了一千多人，由预备队看管。
这一场意外的战斗，我所带的卫士队的副队长被打伤了，白崇禧的卫士队长被手榴弹打死了。
白崇禧曾叫被俘的团长来问话，该团长说：城内守军是孙传芳部队卢香亭的一师人。
白问：来的企图是什么？答：是企图切断后路。
又问：愿意立功赎罪吗？答：只要不杀我，愿意立功。
后来怎么样，我就记不清了。
过几天，在攻南昌城以后，蒋介石还不忘这个庙里老尚的好处，命兵站总监俞飞鹏派人送给老和尚若干钱，整修庙宇。
俞飞鹏找我派一个认得路的卫士带路，所以我才知道补送钱的事。
关于蒋介石的迷信，见于各种史料的已有许多，比如在蒋的家乡有一雪窦寺，其主持太虚和尚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一个法师，蒋曾亲往聆听太虚法师讲解《心经》。
太虚法师病死上海后，蒋介石还将其一部分骨灰迎回雪窦寺，在寺边为太虚建塔。
儒家学说--封建迷信--江湖义气，蒋介石的思想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一个孤立的事件都不足以说明蒋介石是怎样一个人。
我们只能说，在蒋介石这个大独裁者身上，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沉淀之后的全部的糟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中华民族的乱世之秋逐渐成为当时国内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人民革命的新浪潮中被冲击、荡涤，最终被淘汰，成为一个腐朽王朝和没落阶级彻底消亡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