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难得的和平橄榄枝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与他的情妇一起自杀，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占领了德国国会大厦。
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雪峰山展开会战，相继收复了福州、南宁、桂林，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寇已经开始呈现大溃败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私下里与斯大林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仍坚持此协定有效。
蒋介石是事后才了解到这一切的，当时，为了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只好忍气吞声予以承认，并于此后不久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赴苏联进行谈判。
有人形容蒋经国在大陆时期，不过是他父亲蒋介石身边的一根手杖，但这不仅是支撑走路的一根手杖，而且是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作用的一根指挥棒--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一位秉承父皇意旨办事的钦差大臣。
蒋介石首次使用这根指挥棒，是在蒋太子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的后期，把他派到西北的国防前哨去作所谓的西北之旅。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蒋经国又一次充当他父皇的钦差大臣--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去苏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
蒋经国、宋子文等人多次出关，往返苏联与中国间，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让儿子蒋经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赴苏谈判自有他的考虑：其一，对斯大林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其二，蒋经国有过10余年的留苏经历，了解俄情，通晓俄文，并与斯大林有过数面之缘，加之蒋经国返国以后的抗战8年间，从地方到中央，从三青团到青年军，经过多方锻炼，业已开始羽翼丰满且锋芒毕露，这样可借蒋经国之长补团长宋子文之不足。
另外，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地理位置重要，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
在这块中外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在政坛上不甘寂寞的蒋经国当然想经营自己的地盘，以为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再捞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本。
然而，由于蒋氏父子坚持的反苏反共立场与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企图发生矛盾。
同时，抗战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审时度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先行控制了东北要地。
所以，蒋经国的这次东北之行--无论是与苏联交涉，抑或是同中共争锋--都像肥皂泡样地破灭了。
无怪江南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为蒋经国所负的这次使命作了一个总结。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同日，100余万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使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此，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
8月10日晚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蒋介石就此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
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
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能述。
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计较的……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
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
我们到今天一贯地认识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干错误和罪恶。
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
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蒋介石平时文章、讲稿等，都是由陈布雷代笔。
这一次的广播稿却是亲自执笔的，可见对于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抗战胜利，蒋介石也是兴奋难抑的。
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并准备打内战了。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
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即下达命令：一，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他的嫡亲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布命令，要他们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由此，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阴谋消灭人民武装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了。
正如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所说，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其实，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沓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坦途而迈进。
而且叫嚷：三民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呜呼！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
勉乎哉！9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捏造了所谓中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实际上是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
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次讲话，含沙射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内乱的汉奸。
对于这些汉奸们的惩办，应该不亚于伪组织下的汉奸。
16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
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我们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2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王赴任前，蒋介石对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
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
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
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
控制山东可以支授华北及东北，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
我想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
王耀武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想摸摸蒋介石的整个方针。
俞对王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是不甘心的。
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东北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共产党打的。
我看国共两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
最后俞又对王说：你准备作战吧！ 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议，因军风太坏要整顿，老百姓非常厌战加上共产党不肯放弃根据地，如能争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时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
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话当即就对王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
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
他不容许我们休息。
老百姓不得过太平日子，官兵不得休息，这都是共产党给予的。
要随时对各界及你们所带部队的官兵说明，使他们有所认识。
蒋又说：你们不要因和谈放弃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
又对王说了一番抢占山东的战略意义。
26日，王耀武离重庆到南京见了何应钦，何对王说：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胜利后，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伺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
现在大城市除东北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
当王问何，国共两党会不会就要大打起来时，何对王说：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陈辞修都积极地主张打，尤其陈辞修对打共军看的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
白、陈二人主张打，正适合委员长的心理，大打是不可避免的。
我也认为国共两党的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但打共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期间可以结束的，要作长期打算。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立即发动内战，吞并解放区，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
但是，日本投降之初，蒋介石急于下山摘桃子，其所作所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感。
遭受了8年战乱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强烈要求民主与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了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为了免遭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于是勉强举起了和平的橄榄枝，一再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
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当时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有些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
把这些部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是需要假以时日的。
二是蒋介石主观上认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来与他谈判，这样，他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因此，他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架式，大造舆论；同时，却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抓紧调兵遣将，为将来的内战作积极的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不动，蒋介石于8月14日、20和23日连续三次致电给毛泽东，请他赴渝共商国事。
第一份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第二份电报在解释一番关于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之外，又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爱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第三封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
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兹已准备飞机迎，特再驰电速驾！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蒋介石三催四请，非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他谈判，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8月28日、29日的日记中说：此次洽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的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对于具体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统一。
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蒋介石的三份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他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时间，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散布了国民党要和平解决国事的空气；而内心他则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错误地看待了形势，妄想一口气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掉。
在蒋介石连连发电邀请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4日给蒋介石复电表示赴渝。
毛泽东虽通知蒋介石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派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待了解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如何之后再赴重庆。
当时，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赴渝之事非常担心，因为蒋介石软禁张学良、扣押李济深和胡汉民的卑劣行径是人所共知的，这次他如此急迫地电邀毛泽东赴渝，谁能保证不是一场新的鸿门宴？举国皆知，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做梦都想着消灭共产党呢。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清蒋介石此番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
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
同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
中共的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如果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在途中失事，那蒋介石是可以脱卸责任的。
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抵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
28日下午5时，迎接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
中共另两名和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也同机到达。
毛泽东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毛泽东的专机降临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会议，应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间，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
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18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见面。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
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8月29日下午四时许，蒋介石亲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
这次会见了大约20分钟，双方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
蒋介石委派的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毛泽东委派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
随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因为他没想到毛泽东能来重庆，临到谈判，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
邵力子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于会谈的进行。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对需要谈判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
同一天，蒋介石与毛泽东二人也单独进行了会谈，对军队、解放区、政治、国民大会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9日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人去见蒋介石，将中共所提的《谈话要点》文件交给他。
蒋介石见到这个文件、加之昨天他与毛泽东的谈话，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脑筋深受刺激。
因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
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中共则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
当天，蒋介石将他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四位代表，在蒋介石所拟定的谈判要点中，把中共的方案说成实无一驳之价值。
关于全国军队缩编，蒋介石只允许中共整编为14个师。
至于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重庆谈判历经43天，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
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内战的爆发，一再提出积极的建议：人民军队可缩编为24个师以至20个师，并同意退出八个解放区，表明了和谈的诚意。
毛泽东、周恩来在此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
多次会见和访晤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
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及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
10月10日午后，在张治中家的客厅里，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协定上签字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
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
签字时毛泽东在常签字后蒋介石才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坐了大约十分钟，算是为中共代表团送行。
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专机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对《双十协定》有如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
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
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
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
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毛泽东不避危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是出自真心的，此举博得了各界的钦佩。
冯玉祥曾撰文说：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
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
在1936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
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也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
注重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10年共产党。
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
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
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部在常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
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
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的。
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
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
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就当说是你的努力。
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约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人画和作我的丘人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枷杠。
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
冯玉祥的文章，把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表面拥护、内心反对的嘴脸揭露无遗。
而张治中将军的话则比较委婉：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2．执意与人民兵戎相见可惜，蒋介石却恰恰是个没有远见的人。
不惟如此，他更缺乏国共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的诚意。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内战密令，并向各战区散发了他于1933年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连续取得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除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决心保卫胜利果实、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之外，国统区内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也迅速掀起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
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评论或声明，呼吁停止内战，撤退美军，立即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12月1日，昆明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内战而罢课，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一二·一惨案。
各地人民群众也纷纷集会，号召国统区人民以罢工、罢课、罢市和拒绝纳税等行动来制止内战，一时间，国内反内战运动形成了高潮。
军事进攻的失利和国统区人民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使蒋介石发现他还没有做好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看出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不是靠军事冒进能够解决的，鉴于此，杜鲁门总统于12月16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
同时，杜鲁门派马歇尔以美国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处内战。
同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也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公报还申明三国坚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面对这种国内外舆论，蒋介石就坡下驴，遂表示同意谈判停战。
12月27日，在马歇尔参加下，国共和谈再度开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在1月13日晚12时以前一律停战。
这次和谈还产生了一个三人军事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共同组成。
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而国际形势也日益朝着引发中国内战的方向发展。
美国政府希望出现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以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坚决排斥美国在华的特权。
为此，斯大林曾于1945年12月邀请蒋经国访苏，指出：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
但是，蒋介石根本不理会斯大林的警告，一头扎进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元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内战前线者，已达 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 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约54万余人。
从而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大量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和铁路交通线。
仅驻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到1946年2月就有45000人。
同时，美军还直接帮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打内战。
1945年11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
据美国陆军部的记录，到1945年供给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所需的军用物质已经足以供给完成39个师计划的需要，其它的租借物资中，包括大量的车辆及军需用品。
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已达40亿美元。
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军事援华法案》，它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国民党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下达停战今的同时，即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备要点。
1945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蒋介石在致开幕词时，也提出要实施人民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驯、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但很快就证实这又是虚伪的应付关注政协会议的全国广大人民。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反复的激烈斗争，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五项决议，国民党是被迫签字。
蒋介石认为在政协会上最大的损失，就是确定了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
于是蒋介石立即进行对政协决议的破坏。
1月26日，政协民盟代表黄炎培的住宅遭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
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对庆祝政协成功的万人大会进行捣乱，打伤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郭沫若等多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重庆校场口事件。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分子占了优势，他们把政协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
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进行就其牵牵大端，妥善补救。
这样，该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五项决议。
其中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委任命厂这仍然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又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
报告的中心是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东北三省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在日寇的铁蹄下被蹂躏了14年之久。
苏联对日宣战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川滇边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了失地，并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
这个时期，苏联所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且，斯大林也没有设想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取全国政权。
为了争取蒋介石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至少保持中立，苏联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示决不单独援助中共；并于1945年9月从延安召回了它派驻中共领导机关的三名代表，甚至连电台都一起带走了。
斯大林还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争取中国站在自己一边，成为美苏争霸中的焦点，而蒋介石本人的反共本性，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企望国民党政府在美苏之争中保持中立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方针政策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科学地预见光明的出路，对任何人也不存幻想，随时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中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条约，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全部从中国的东北三拾撤完。
这样，到1945年12月3日，就是苏联红军从东北完全撤出之期。
可是，苏联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撤军。
苏联的用意有二：其一，以战利品为幌子，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和各种物资等；其二，有鉴于美国日益加紧运送蒋介石的部队和物资，企图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于是一改过去不支持中共的方针，帮助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为其撤军创造方便条件。
1946年5月3日，苏联红军撤出东北。
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
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
这时的蒋介石可谓春风得意、不可一世。
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的 160万大军已调至内战前线，并先后攻克了四平、公主岭、长春等战略要地。
然而，在中共的反击下，国军却不断被歼灭。
蒋介石气急败坏，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颠倒黑白，污蔑中共破坏和平。
6月6日又向中共代表提出停战半个月，以为缓兵之计。
经中共同意，停战自6月7日起生效。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
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
至7月10日，蒋介石调集了160多万人的正规军，向各解放区进犯。
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
10月，杜聿明所属16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
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
这时，陈诚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共军，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
蒋介石吹嘘这次大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
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结果。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消灭了二十五个旅（20万人），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
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
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
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
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草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
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战斗力的错误认识，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平心而论，这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错误，而应当是他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没落阶级的错误。
这个错误本身，是阶级本性所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3．腐败·兵败·一败涂地被军事上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急于在匆忙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使其独裁政治和他所挑起的内战合法化。
因此，这次会议又称制宪会议。
蒋介石为了利用这次会议孤立共产党，不惜以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收买和拉拢民主党派及中间人士。
但追随他的却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定的宪法。
1947年2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就此宣布了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与此同时，由于在前8个月中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
蒋介石占领的地盘迅速扩大，战线随之拉长，加上我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使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机动兵力的缺乏。
因此，蒋介石只得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锋芒直指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并给蒋介石发去报捷电报称：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蒋介石闻报大喜，立即复电嘉勉，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家和居民接到命令，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以示庆祝陕北大捷。
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正以蘑菇战术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
1947年5月，国民党的王牌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被歼灭。
至此，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也告失败。
1947年7月以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反攻下，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开始面临全面防御的被动局面了。
军事上被动，政治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
国内反蒋的政治力量在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鍇、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利用各种关系做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工作，动员他们不参加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
在军事失利、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也濒临总崩溃。
物价上涨了6万倍，产业工人的失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农村经济也由于赋税、兵役的增加而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各地区农民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只得吃草根。
树皮等物，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
到了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饥民已达1亿人以上。
造成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首先是蒋介石为了换得美援来打内战，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
如1946年11月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明文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实际上等于把美国摆到了国民政府的头顶上，成了太上皇。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被排挤，人民的血汗被吸荆其次，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贸易，大搞投机活动，在内战中大发横财，致使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此外，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使军费开支激增，更使国统区经济雪上加霜，走向崩溃。
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想出了一个对共匪重大之打击的好办法。
194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毛泽东下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方案，19日向全国公布。
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军心一振，而民言亦得一致矣。
可惜的是，一纸通缉令与一纸总动员令既没有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仍是愈演愈烈。
1947年5月，国统区爱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
蒋介石惊惶失措，指斥学生形同暴徒，威胁说要采取断然措施。
于是，国民党政府制造了5·20南京惨案，军警宪特对学生大打出手，500名以上的学生被打伤。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规模巨大的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与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成相互呼应之势，强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
自1947年1月起，全国有14个盛300多个县发生农民有组织地抗租、抗捐风潮，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30万大军进行弹压。
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了一篇反省录，全文如下：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康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不像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时那样色厉内茬。
在这篇自省录中，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蒋家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险处境。
从这时起，他已经在考虑日后退逃台湾的事了。
可惜，台湾也不是一片静土，蒋介石对台湾人民也欠下了血债。
被日寇侵占50年之久的我国领土台湾，在国民党接管之后，其处境与大陆的国统区同样，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美货的倾销市常台湾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士地以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劫收。
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8万多工人失业，300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
1946年间，台湾也出现了抢米风潮和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抗暴斗争。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
国民党军队又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死3人、伤3人。
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
3月3日，蒋介石电令驻江苏的21军全部开台；限3月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
3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3万余人，3月13日起义失败。
3月 16日，蒋介石说：这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如其短，而唯虚骄粉饰是尚，笔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太息痛恨也。
蒋介石还给陈仪发去一封电令，全文是：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
中正。
这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先当刽子手，后充慈善家，一纸电文，把杀人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
当时，美国的意思是让胡适当总统，为的是消弥民怨，挽救蒋介石的垂危政局，在公众面前显示国民党的民主风范。
蒋介石为了敷衍美国人，口头上宣布不作总统候选人，实际上却指使手下的中常委们在开会时大吵大闹，叫嚣一定要由党的领袖任总统。
蒋介石则欲擒故纵，仍旧坚辞以示诚意。
这一番诚意，一是给美国人看，二是争权的一种手段。
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宪法中，还缺一条总统紧急处置权，这意味着即使当了总统，其权力也受到宪法的限制。
于是，4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有紧急处置权。
这时，蒋介石才粉墨登场，宣称：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于是，蒋介石与居正同时成为总统候选人。
关于副总统人选，原内定为孙科，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宗仁却横空出世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副总统。
究其原委，白崇禧如是说：（一）广西建设的声誉：广西被誉为模范省，李为广西的领袖，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资本。
（二）北伐时第七军的声誉：第七军战功彪炳，被誉为钢军，李为第七军军长，后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对北伐有特殊贡献，使他名声远播。
（三）抗战时主持第五战区军事的功勋：从二十年九·一八起，经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役，我国都遭受挫败，损失很大，上海会战，多于敌人多少倍也败了，好像注定国军要打败仗的。
可是台儿庄一役我军竟打胜仗，一时士气提高人心奋发，乃至于全世界另眼看待。
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此役，此后，一直担任斯职，对抗战贡献至钜，声望极高。
（四）待人接物的态度：李待人接物态度谦恭，能倾听别人讲话，你对他说话，他让你说，听一点钟不会不耐烦，人情味很浓，这是他个人方面获得友谊与同情的条件。
以上是李的四个基本条件。
再就竞选时情况来分析，孙科虽然得党团全力支持，但反而引起一些反作用；李的票源甚多，广西全体都帮他助选，西北（新疆、宁夏、青海）、东北、华北等地区很支持，民青两党支持，同情票很多，因此能幸获多数。
白崇禧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
李宗仁的人望较高，政声也不错，这是他当选为副总统的重要原因。
另外，李宗仁是桂系的一号代表人物，而桂系历史上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从未停止过的。
因此，李的当选，也说明当时国内反蒋政治势力是不可低估的。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才坚决反对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眩他认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李若当选，对蒋的危胁是很大的。
蒋介石把李宗仁竞选一事说成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因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两个人唇枪舌剑，竟当面争吵起来。
蒋介石说：我不支持你，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则反驳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这种当面反驳的口吻，直把蒋介石气得嘴里吐长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李宗仁之所以成竹在胸，是因为他背后也有美国在暗中支持。
何况既已决定竞选，弓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
李宗仁自己曾回忆说：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194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
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眩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
白君时任国防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主席，常在桂林；介候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
时时叙晤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
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
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眩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
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
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做了一项退路的安排。
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
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
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不吃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
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
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
至于监察院长，我是不做的。
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
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眩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见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
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做将来副总统候选的各项推测。
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
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
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
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
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
由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
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耋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
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
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项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
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
孙是总理的哲嗣。
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
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眩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4月29日，进行副总统决选，李宗仁以多得1438票的微弱优势淘汰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蒋介石当时在官邸里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消息，当得知李宗仁获胜时，蒋介石气得一脚把收音机蹋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待从备车。
上车后，蒋介石如发疯一般，让汽车忽尔驶往陵园，忽而又掉头开往汤山，其疯狂之态，竟使侍卫们以为他要自杀。
5月1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到会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
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致词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勘平叛乱。
1948年6月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蒋介石显著地衰老下来……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
又指出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形容蒋介石身体状况和视事能力的语言，恰可用来形容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及政治形势。
当时，国民党在华北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城市作为军事依托，在东北也只剩下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据点，其余的广大地区均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
这种军事态势加上日益高涨的反蒋浪潮，已经预示蒋家王朝的灭亡。
1948年8月3日至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
署长等主要负责人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还特地叫时任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参加会议，任务是观察会场气氛，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及时向他汇报。
这是蒋介石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面的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战局危机，对战事做一次全面的部署。
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召集如此规模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言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上还要有利。
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
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
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为之震惊，这证明共军有攻坚大城市的力量，动摇了蒋军依赖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
这时，在整个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也出现了有利于共党而不利于党国的重大变化。
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万增加到280万，用缴获国军的大量武器改善了装备，并在两年作战中获得作战经验。
在部队的政治质量方面，国军更不能与解放军相比。
与此相反，国民党在军事上连打败仗，军队数量已减到360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
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大约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内广泛而坚决地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更加积极热情地自愿参军参战，为保卫他们分得的土改胜利果实而投身到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中去。
而一贯自诩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却不但不执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遗愿，反而一味在国统区内大抓壮丁，用以补充其日渐枯竭的兵源，并以横征暴敛来维持其浩大的军费开支。
两相对比，国、共两军优劣立判，难怪连一向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政府也对他失去了信心。
正当蒋介石在制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中举棋不定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蒋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2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由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这一方针，集中了主力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53个师，（7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一举发起了辽沈战役。
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蒋介石慌了手脚，在东北数易主帅，从熊式辉换成陈诚，再把陈诚换成卫立煌。
卫立煌又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在战略上采取的是消极的守势，主力部队不出沈阳一步。
卫立煌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蒋军守备部队如何告急，任凭蒋介石一再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按兵不动，并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
蒋介石始终不同意卫立煌的打法，曾一再主张要卫立煌把沈阳的主力撤到锦州去，可是，东北部队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蒋介石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几次想物色新人来代替卫立煌，第一个人物是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蒋介石想要廖耀湘将将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军全权交给廖耀湘，但廖受卫立煌的牵制，不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第二个人选人物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然而，范汉杰在南京军事检讨会后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遂带着夫人去上海、杭州旅游，后来给蒋介石发现，马上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派飞机把他送走。
这时，蒋介石想要范汉杰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汉杰。
总之，在辽沈战役发生前，东北的国民党将领是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
因此，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一直拖到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时尚无决策。
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连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宛似一根扁担，可切断东北蒋军南窜人关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
所以，打锦州就成了辽沈战役的关键。
1948年8月底，范汉杰回到锦州，立即发现解放军的战略意图，遂建议迅速征集三个军的兵力集结锦州，确保出关通道。
可是卫立煌却认为解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援助。
迟疑问，义县被解放军攻克，义锦之间的交通从此断绝。
锦州吃紧，蒋介石迫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卫立煌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赌咒发誓地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押！顾祝同与卫立煌多次争吵，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
卫立煌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对出兵辽西的命令是绝对不执行的。
卫立煌的打算是将主力撤至营口从海上逃走，让蒋介石从关内派兵去救锦州之急。
顾祝同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听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亲飞北平，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命傅作义出两个军的兵力救援锦州。
蒋介石在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余名高级将领训话，大意说：革命发生了困难是长期的，他预料几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
傅作义回忆说：蒋介石那次讲话整个泄气，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作义这位以晋奉大战时守琢州而一举成名的晋绥军名将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
10月2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当天下午在沈阳剿总对师以上人员讲话。
他说：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
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都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
关于空军的协同、后勤的补给，郭总司令和周总司令已给你们计划准备好了。
我经常要住在沈阳、葫芦岛，你们有什么情况，要多联络，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到会的人听到蒋介石最后一句话很不满意，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也表明蒋介石要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决战，连他自己都已经是没有把握的。
10月3日，蒋介石对辽西作战方案亲自作了详细的部署，给各部队下达了命令，即于当日下午飞返北平。
5日，蒋介石飞天津视察塘沽新港，遂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锦州湾的葫芦岛部署。
6日，蒋介石给驻守葫芦岛的将领开会，训话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和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到锦州。
各将士的责任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
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
蒋介石指定第三舰队以最大口径的24门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当时还向守卫锦州的冀辽热边区司令范汉杰通电话慰问。
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10月7日乘重庆号军舰返塘沽。
途中，蒋介石在重庆号军舰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于是当海军司令桂永清陪蒋介石吃饭时，蒋介石大骂桂永清说：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广一直骂到吃完饭，吓得各将领再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饭了。
此后的几天，蒋介石接连收到锦州告急的电报。
锦州若失守，在东北的40余万军队将成为瓮中之鳖。
于是，蒋介石于10月15日偕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督战指挥，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清泉等忠勇将士。
蒋介石到沈阳的当天，就用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
同时也给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空投一封手谕，命令郑赶快突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
但是，就在蒋介石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被解放军攻克。
10月16日，当蒋介石得知锦州失守，七万精锐国军被全歼的消息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偕宋美龄飞回北平。
10月18日，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再次飞到沈阳，召集卫立煌、杜幸明、赵家壤等将领开会，命令集中部队，一举收复锦州。
部下们却对委员长说：目前敌我兵力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
蒋介石见部下不迎合他的主张，虽怏怏不乐，但未做硬性的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
当日又急忙飞回北平。
10月17日，长春守将曾泽生将军率所部六十军2万6千人起义。
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放下武器，长春遂告和平解放。
锦州、长春失守之后，只剩下沈阳最后一个据点孤悬关外了。
蒋介石明知东北战局业已绝望，却仍梦想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联系。
10月20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北平。
他对杜聿明说：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
现在应该研p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
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
蒋介石遂任命杜幸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接替卫立煌的指挥权；因卫立煌始终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不把由廖耀湘指挥的美械装备的五个军调去反攻锦州。
可是，杜聿明也说：共军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的。
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杜章明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
蒋介石大发雷霆，举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晌，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呢？最后蒋介石面红耳赤地站起来骂道：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怕匪，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杜聿明不敢去沈阳，蒋介石只好命杜去葫芦岛，但他严令杜幸明越过总司令卫立煌，直接给廖耀湘兵团下命令反攻锦州。
10月22日，杜聿明到沈阳代替蒋介石向廖兵团下达了命令。
10月27日，解放军于辽河以西地区会歼了美机械化的廖兵团10万余众，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
10月30日，蒋介石由北平飞回南京，因为东北再没有军队需由他指挥了。
11月2日沈阳解放。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参谋长赵家壤乘飞机逃到葫芦岛，与杜幸明相会。
这三个人在一起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弄胡涂了，只要他到哪里指挥，他就是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
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合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
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
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
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11月3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
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误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但这更可见蒋的为人。
辽沈战役蒋介石御驾亲征，是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结果是47万国军精锐应了蒋介石的话：来生再见！但他却把责任推给部下。
李宗仁在回忆中说：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煌释放。
至此，人民解放军全面反功的第一次大战役--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冻北全境解放。
蒋介石放在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共47万人，除第五十二军的几千人乘招商局的一艘登陆艇逃脱之外，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
蒋军在这个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兵力为60万人。
这样大规模的决战，在世界各国战争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罕见的。
蒋介石的初衷是不愿在徐州附近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他曾决定不守徐州，退守淮河来确保南京外围，并决定在门月上旬转移完毕。
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确定之后，蒋介石在最后改变主意了，原因是蒋军刚在东北遭到全面的失败，如今又放弃徐州，蒋介石怕影响军心。
这时他又得到共军南下较缓的情报。
于是，蒋介石又决定守徐州。
而这样临战改变作战计划，又一次贻误了战机。
在统帅人选问题上，由于派系作崇，予盾重重。
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战略上说，应该由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对白崇禧不放心，另设徐州剿总，任命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崇禧之兵权。
如今徐蚌会战，蒋介石则感到兵力不足，需要调华中的兵力。
于是，蒋介石委任给白崇禧一个国防部指挥所主任的名义，以便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
白先同意，后又变卦。
他是安心拆蒋介石的台，准备会战失败，逼蒋下野，桂系取而代之。
刘峙是有名的福将。
蒋介石又任命杜章明为副总司令，负责实际指挥，刘峙挂名总司令。
蒋介石独裁成性，不论大小战役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他的亲自决定指示。
而蒋介石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专事军事上的指挥，无法全面掌握战况，每天仅仅凭所谓的官邸会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灵机一动，乱下手谕，主观武断，焉能不败。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蒋军占有明显的优势。
但国民党内部如此混乱、勾心斗角、贪污腐败，面对战斗意志旺盛。
战术机动灵活的人民解放军，就难逃失败的命运了。
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8年11月6日到22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被歼灭，兵团司令黄百韬负伤后自杀。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两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
这一阶段，蒋军被歼达十七万八千多人。
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国民党军第12兵团的12万余人，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被全歼，兵团司令黄维被俘。
这时，蒋介石见徐州大势已去，急令杜幸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西逃，却又被解放军合围于永城东北地区。
孙元良部妄想突围，结果被全歼。
杜聿明率领的三个兵团共30万人，乃是蒋军之精锐，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部队，杜幸明等又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也是蒋介石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军事本钱，如今被解放军包围在永城东北以陈官庄为中心的一个不到二十华里的框子里，危在旦夕。
蒋介石心急调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宋杀濂部前往徐州地区增援，但又遭到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力阻。
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他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
蒋、白二人在电话里吵了半个多小时，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将电话摔在桌子上，用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
白崇禧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力阻第14兵团东调，其目的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追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
杜幸明集团军30万人被围在淮海战场的同时；以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拥有的60万军队，由于华北广大地区早已被解放军占领，仅仅是维持平、津、保、唐、张家口、承德等几个大的孤立的据点中。
got情景，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他还要作最后挣扎。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安排宋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他希望宋美龄仍能像在罗斯福时期那样，受到欢迎并得到美国的紧急军事和财政援助，救党国于千钧一发之危。
当时蒋介石的处境，用千钧一发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可说是四面楚歌、内外交困。
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由于当时尚在执政的杜鲁门总统属于民主党，民主党又以中间偏左为号召，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持批评态度。
因此，蒋介石寄希望于杜鲁门不再连任，而由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的杜威接任总统。
为了保证杜威的当选，蒋介石特派陈立夫亲往美国，以大量现金支援杜威竞选，并指使孔祥熙和孔令杰父子二人在美国四处活动。
杜鲁门描述孔氏父子帮助杜威竞选的情形时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可惜，1948年11月3日，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杜威落选，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
蒋介石既失望又尴尬，只得乞求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自己的宣言，用以维持士气与民心；但这一点微末要求也被拒绝了。
4．仓皇辞庙日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出身于富庶家庭。
祖父陈克介、父亲陈依仁两代经营茶业及钱庄典当事业，家道殷实。
由于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陈布雷少年时代即显示出过人的聪颖。
清光绪二十九年，14岁的陈布雷在宁波府科考中名列第一，由此名扬宁波。
此一时期，少年陈布雷受其同乡董子咸的革命思想影响，大量接触了《时务报》、《警钟报》、《浙江潮》等新书杂志，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萌芽。
他在宁波应试期间，即与同学组织了覆满同志社。
声言：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
匹夫有责，当竟此志。
他们辟密室，挂黄帝像，站在凳子上学讲演，思想活动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陈布雷还鼓动表妹学习俄国革命女杰苏菲娅，并说服他的姑父同意表妹进了上海进步女校。
1906年，陈布雷门岁，由堂兄陈怀介绍转入宁波府中学堂。
宁波距沪校较近，风气开通，学校可任学生自由选课，陈布雷受一位教史地的老师影响，多习史地、政治、泽以文字，每逢开会必登台练习演说，初时艰涩，后在校园内外竟颇具辩名。
在府中期间，陈布雷在学生中倡导新科学新道德，反对旧式学校生活和腐化学风，常常引起学生中的新旧势力之争。
一次以新道德为题的演讲会，陈布雷言辞过激，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因校方有意偏袒对方，处置失公，陈布雷拂然退学，离校而去。
1907年，陈布雷由慈溪县中学考取了浙江省高等学堂哲史政法科。
浙高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
陈布雷眼界大开，然而他仍不满足，经常约几个相知同学去国文教师沈士远先生处借禁书。
他追鉴《复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刊物，并大发议论，有时竟毫无顾忌地把光复汉物、驱逐胡虏写进作文。
沈士远先生说他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09年，邮传部长汪大文主张沪杭市铁路借英款修筑。
浙省人民竭力反对，以力保主权为号召。
杭州士绅、学界、商界纷纷组织团体，参加统一组织浙路拒款会。
陈布雷被浙高推为学生代表之一，不但参加了集体请愿，还为铁道国有亲自至信杨度。
此信寄上海《天锋报》发表后起了进一步动员沪杭各界民众的重要作用，将铁路拒款运动推向了高潮。
浙高毕业后，陈布雷因当年《天锋报》发表了他致杨度的一封信，从而开始了他16年的办报生涯。
陈布雷在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路中深刻认识到欲行革命必先唤醒国民，而达此目的，报纸就是最好工具。
《天择报》总编辑戴季陶从当初发表陈布雷致杨度的信中知其思想活跃，立论凿凿，文笔犀利，力邀陈布雷人社办报。
双方一拍即合，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入了《天择报》做编辑。
在《天择报》期间，陈布雷每日摆短论两则。
使用布雷笔名即由此时开始。
据他自己说：布雷二字是他在浙高时，同学戏呼之称。
同学见他面颊圆满，戏以面包孩相呼。
面包英文为bread，译者为布雷。
总之他好撰文投报馆，常以布鼓自拟，故自取布雷笑名，后有人赠诗云：迷津唤不醒，清作布雷鸣，确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疾声呼吁、奋张挞伐的写照。
陈布雷在《天择报》期间，与职业革命家、国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宋教仁过从甚密。
当时宋教仁自日本归国策划革命，利用于右任《民立报》任主笔做掩护。
他们之间颇多往来，宋佩服他思想敏锐，见解深新，当然更看重这个青年朋友的反清革命倾向。
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并经常在《民立报》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
陈布雷也争先在《天锋报》为文论之，与《民立报》互相呼应配合，颇为默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立即撰拟专文意欲为之欢呼。
总编见各报称武昌起义者为逆军居多，力主慎重，不同意称武昌起义者为义军。
陈布雷力排此议，绝不愿附和各报，乃称武昌革军。
以《谈鄂》专题，连发10篇评论。
从此陈布雷大名更加响彻京沪杭。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
初稿用英文撰写。
外交总长王宠惠自京到沪寻人翻译。
有人荐举陈布雷。
王宠惠本人留洋多年，中英文俱佳，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
他了解到陈布雷并未进过大学，颇不以为然，只让陈试译一段。
岂料，陈布雷一挥而就：……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请友邦。
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
天赋自由，索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悦，久而莫达。
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听由正式发表者也。
王宠惠阅毕，连声喝彩。
第二天陈布雷又以《天择报》率先全文发表。
然而，总编李怀霜对陈的不慎却大为不满，不久陈的论说栏总编辑被撤换。
后又降低月薪，迫陈离去。
1912年，陈布雷回宁波效实中学教学9年。
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新闻事业，此间仍然兼任了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还为上海《申报》译寄稿件；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是在1921年7月以后。
1921年元旦，陈布雷的堂兄陈屹怀在上海创办《商报》，请陈布雷任编辑主任，仍旧负责撰写评论。
陈不胜欢欣。
同时开始使用畏垒笔名，一如既往直刺时弊。
1926年，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赠给陈布雷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片，上附蒋的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陈布雷反对军阀，对北伐军统帅蒋介石当然很有好感，不禁心向往之。
而当时的蒋介石也非常需要一位幕僚长，在陈布雷的族兄陈悄怀（此人曾为蒋的私人秘书）及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一力推荐下，蒋介石决定邀陈布雷一见。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见到陈布雷，动员他加入国民党，陈难拂盛意，遂由陈果夫与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蒋提出要他留在北伐军总部，他言称只愿办报，不愿为官，执意返回了上海。
此后，蒋介石又数次坚请陈布雷为官，甚至表示：愿任何种职务，可由自己选择。
然而陈终不肯就，恳切直言：我之初愿在以办报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只愿任先生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
机关重职，实非所胜。
而蒋介石却不肯让陈屈就私人秘书，此后一段时期内，几乎是连哄带骗地让陈布雷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其后又身不由已地提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
陈布雷是个正直的文人，他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几乎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重要文告、文章，大多出自这位文胆之手。
陈布雷才华横溢，曾在反清革命、北伐战争中奋张挞伐，笔扫千军；在抗日战争中抨击日寇，讨伐汪伪，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陈布雷作为一个文化人，却摆脱不掉知遇之恩，便硬着头皮去为行将倒坍的蒋家王朝作无谓的修补。
最后，在难以排解的思想矛盾中，终于走上了绝路。
陈布雷之死，说明在蒋介石身边的最亲信的人也已意识到蒋家王朝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哪怕只是一根稻草，他也要捞一把了。
1948年12月初，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乘飞机前往华盛顿寻求美援。
这次出访，是宋美龄诀别大陆的最后一次旅行，从此，她再也没回到到这块土地上。
抵达美国后，美国主事对宋美龄的接待同5年前大不相同。
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没有请她在白宫逗留，更没有请她向国会发表演说。
宋美龄对此感到很难过，就连一些美国朋友也感到很难堪，他们看这位当年才貌出众的贵妇人，如今变得如此狼狈，心里十分不安。
为此，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设法把宋美龄安顿在维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在官方的场合，宋美龄更显得十分尴尬，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少数同意帮助中国的人，对她的要求表示同情。
继罗斯福之后就任总统的杜鲁门，在一次茶话会上约见了宋美龄，看上去杜鲁门对她很客气，但茶会进行半小时后，杜鲁门便显得不耐烦了。
他请宋美龄走进他的书房，又给她半小时进行申辩的时间，然后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他感到抱歉，因为美国人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4亿美元，这项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用完为止，但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茶会以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追述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
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
我认为她也不喜欢住在白官，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的这次求助，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提供援助的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
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
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货款，在纽约列人中国人的银行户头。
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太保守了。
1949年5月，即在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的几个月，杜鲁门听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
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机密，直到1983年--35年以后才销密（即在蒋介石去世的8年之后），而且仍然有所保留。
因为在当时，联邦调查局认定，如果再进一步调查并全部公开这个数字，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
尽管如此，还是惹得杜鲁门破口大骂。
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曾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谴游颐撬透?8亿美元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
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
对于宋美龄的这次访问，美国新闻界也很苛刻。
为了对国民党进行斥责，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说国民党军队在一次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一仗未打就交出了23万支步枪，l万4千多挺机关枪和两万多支冲锋枪。
随后，当宋美龄还未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又发表了指责中国政府及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白皮书》。
宋美龄愤而离开华盛顿，隐居在里弗代尔的孔家别墅，从此再未回到大陆，直到国民党逃台，她才跟着到了台湾。
在国内，蒋介石则面临军政大员们纷纷请他下野的尴尬处境。
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汉蒋介石发出：亥敬电，内容是：……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
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荆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
竟会及此，忧心如焚。
崇禧辱承知遇，垂20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
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
故敢不避斧，披肝沥胆，上读钧听，并贡刍莫：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的通电语气尚属和缓，但其驱蒋的态势已是咄咄逼人了。
白氏通电之后，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畛等人更直言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12月30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说：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
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
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军事一败涂地，经济濒临崩溃，民怨沸腾，四面楚歌，时局艰危如此，蒋介石真正是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求和文告。
文告最后说：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这等于说蒋介石准备再一次下野了。
1月3日，中共方面由新华社发表了评论，题为《评战犯求和》，揭露了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其反革命实力。
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全胜而告结束，国民党第二、第十三两个兵团被全歼，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
至此，淮海战役全部结束，蒋军精锐部队55万余人被歼，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被解放，南京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l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8项和平条件。
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后通碟，遂决定正式下野。
1月16日，蒋介石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
l月18日，蒋介石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
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
从上述人事安排上看，蒋介石重点放在经营台湾，为大陆不能存身时，退路只有逃亡去海岛。
l月21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
下午二时，又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
人民之涂炭、易其有极。
为冀感格共党，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
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愤，与他平时训话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
众人之中，已有人黯然流泪或失声痛哭人C少壮分子谷正纲忽含泪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
说完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就往门外走。
这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介石稍停问道：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甩说：你找德邻办去！说罢，便加快脚步走了。
拖着一大把胡须的70老人于右任，在众日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慢慢地走了。
大家也黯然地离开了总统官郏蒋介石让于右任去找李宗仁办理释放张、杨的事，不过是个托词罢了。
事实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看押概由军统局负责，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任何人出面都无法使两位将军获得自由的。
杨虎城将军后被杀害于重庆，张学良则被蒋介石裹挟到了台湾，一直幽禁。
直到最近几年，张学良才得自由露面。
离开中常委员会，蒋介石驱车先奔中山陵拜谒。
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
距抗战胜利还都3年不到，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1949年1月21日午后4时10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蒋介石吩咐驾驶员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前两次下野，蒋介石都抱有重新出山的信心，今日他心中清楚，再难有还都登报之日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下野，第二天就回到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直至4月25日离开该镇。
这是他第三次下野，也是他最后一次逗留家乡。
第一次下野是 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其间9月28日至11月10日去日本40余天，12月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共度蜜月，在家乡仅住了10余天。
第二次下野是 I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于12月22日回溪口，在家乡停留时间也不长。
这第三次下野，情况与前两次不同，一是在家乡的时间最长；二是虽然离开了总统位置的宝座，但仍然是国民党的总裁，名为引退，实则随时可以遥控；三是下野后离乡出走，从此一去不返，行前遍访当地祖坟宗族豪绅名人，足迹遍及宁波、奉化许多地方。
蒋介石发迹后，每年都要回到家乡奉化小住，而这一次来，却不只是游览，而颇有仓惶辞庙的味道了。
l月21日下午，蒋介石由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从南京明朝的故宫机场起飞，抵达杭州。
当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西湖楼外楼菜馆设宴招待，夜宿览桥航空学校天健北楼。
第二天，仍由陈诚等原班人马护送，回到故里溪口镇。
往昔蒋介石每次回乡，溪口镇的乡绅和蒋介石自兼校长时的武岭学校师生，都敲锣打鼓、列队欢迎。
可是这次却冷冷清清，既没有组织欢迎的仪式，也没有夹道相迎的人群，甚至连消息都未传播，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忙忙碌碌地为他的到来布置一切。
蒋介石的车子穿过三里长街，直驶离镇三华里的蒋母墓道，当晚即宿于墓庐慈庵。
随从和一些客人们则分别住进了武岭学校的礼堂楼上或学校斜对面刻溪之滨的小洋房。
据一位当时伺候蒋介石的人员描述蒋介石的那天的心情说：先生这次回来，火气特别大，处处不顺眼。
他一进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连个衣架都没有，就大声地训斥随从们说：怎么连个衣架都没有？你们是于什么吃的？侍从人员只好慌慌忙忙地跑到武岭学校拿来一个衣架。
吃饭的时候，看到送上来的是由机器加工的白米饭，立时将脸一沉，下令退回去，要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伺候的人只好又到山下的白岩村换米重做。
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来了两只大甲鱼，烧好了给蒋介石送上佐餐。
不料当甲鱼端到餐桌上时，又使蒋介石触景生情，怒不可遏的大声申斥施季言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弄得施季言进退两难。
行将去国离乡，心清当然不会好。
至于衣架、大米、甲鱼之类，不过是蒋介石借以排遣愁怀的由头而已。
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节，溪口镇上凡是能演戏的地方，都有上海、宁波著名剧团轮流上演节目，可粉饰太平，安定人心。
初一的晚上，蒋介石还到武岭学校礼堂看了戏。
那天晚演出的是京剧《苏三起解》，他排坐在舞台对面楼上的走廊中间，但只看了几分钟，即索然离座而去。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在其表弟王震南的洋房里住宿一夜，还给村内每户人家分了一双宁波大有南货店定做的对开馒头。
蒋介石这次到葛竹，和其舅舅一家相叙时，似有无限依恋之情，多次嘱咐他的表弟、亲舅王贤钜之次子、葛竹武岭分校副校长王良穆说：良穆，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
直到临别上轿的时候，他又叮嘱了一遍。
事后王良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以前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这样邀请过我。
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到台湾去埃去葛竹后不久，蒋经国也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
他在村外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毛武宝妻子）并且在她家吃了中午饭。
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还有一些鸡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了，这些东西表示舅母的一点心意。
蒋经国恭敬地接过舅母送的生日品，交给挑祭品同来的长工苗劳茂，然后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您老人家是否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去呀？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
张定根由于放心不下自己的家，最终还是没跟蒋经国去，直到1984年病故岩头。
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哺哺祈祷，涕泪横流。
拜毕，蒋介石门到一旁，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
可是蒋经国的俄国妻子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
接着，又命堂弟蒋周峰和绰号朱癫头的族人挑了祭品，找了供桌，到桃坑山祭扫父亲之墓。
清明过后，蒋介石自知在家乡余日无多，特地带了蒋经国等到附近祭祖联宗，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及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沙探头村、葛秦村等地。
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巷，蒋介石祭扫了柳亭庵边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五百元钱，委托他管理好坟墓。
之后，去宁波东方的小盘山。
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宗霸（即摩河太公），给弥陀寺当家果如和尚白米五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
当晚住于附近的天童寺。
第二天，回宁波下汽船至勤县横溪，换轿至金峨寺，住一夜，次日乘轿至奉化后琅乡的楼隘林。
据楼隘林村民的回忆，那天许多人正在掘笋，弄秧田，上午九时左右，三顶轿子，一队卫士进村，乡绅和族长端香烛欢迎，先到蒋家庙，后进蒋家祠堂，有一蒋姓老头不顾卫士拦阻，大声喊叫要看看蒋介石，蒋当即迎上去说：蒋介石就是我。
蒋介石在祠堂叩拜祖宗神位后即上轿启程。
据目睹者辨认，这次与蒋介石同行的有张群、蒋经国、俞济时等人。
奉化山岭（三岭），离县城不到10里，与溪口蒋姓血统最近。
据《武岭蒋氏宗谱》记载，元代的蒋仕杰，从三岭迁居武岭，才繁衍了溪口蒋姓。
因此，蒋介石对山岭感情更深，去的次数也最多。
清明过后几天，他派人前来通知，第二天上午约八时许，带了蒋经国夫妇、孙子孙女全家到达山岭村，拜了祖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还到摩河庵小坐喝茶。
对旅长颇有礼貌，因为旅长比蒋介石大一辈，蒋叫他阿叔，族长直呼其小名瑞元，蒋也不见怪。
对村民也显得亲密无间，当卫士拦阻围上来的蒋姓族人时，蒋介石连连摇手说：不要拦，不要拦，都是自家。
族长提出：摩河庵已破旧，是否可以修修好？蒋介石满口答应，但最后终因匆匆离开而未成事实。
沙头在城南35华里处，附近有奉化三大名刹之一青莲寺。
蒋介石一行于上午到达该村，先到青莲寺朝拜了如来佛，在寺内吃了中饭，饭后进村，到蒋氏宗祠拜了同姓祖宗，和旅长。
房长、管帐三人一起合影留念。
蒋介石-一问了名字，当其中一个回答叫蒋兴宝时，蒋介石接口说：你把你起的这个名字掉个头，叫蒋包兴就好了。
大凡人生际遇不畅的时候，对什么事都很敏感，尤其是像蒋介石这种本来就很迷信的人。
到葛村时，蒋介石进村就下轿步行。
路边有一老人，蒋上前问他姓什么？老人答道：姓王。
蒋听后感到吉利，十分高兴，脱帽点头。
到蒋家祠堂，一姓谢的乡绅想挨近陪同。
蒋介石问他：你姓什么？答曰：我姓谢。
蒋介石一听感到不吉利，板起了面孔，要他走开。
蒋介石进蒋家祠堂，同样脱帽行礼，并找族内长辈叙了话。
这次到沙谏头、葛泰，共五顶轿子，同行的有蒋经国、俞济时和其长孙孝文。
孙女孝章。
奉化县城虽无蒋姓聚居，却是蒋介石幼时常来之处，并曾就读于城内的龙津、凤麓学堂，而且他与宋美龄还挂着奉化孤儿院正副董事长的头衔，因引也曾于二月二专程往访。
奉化孤儿院负责人的当天日记写下了蒋介石此行的详细经过：傍晚公共体育场已人满，五时公暨随从人员等自月岭来，进北门至县府，余于县前遇见频点头，施即向中山公园行，……出公园即向孤儿院，由西屏兄（即刘汉祖）引导，余等于议会路欢迎入院，周围巡视，询问房屋被拆情形，念堂何人建造，经费现状，余-一作答。
出门后，经体育场环城路而至中学。
参观毕，驱车返溪口，已昏黑矣。
蒋介石这一次回乡，留连了三个多月，凡能去、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其依依惜别之情不难想见。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24日中午蒋介石下令：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
据原在武岭学校工作的一位教师回忆，4月21日晚上，蒋介石、蒋经国等在学校礼堂观看京剧，突然有人来报，南京有长途电话，蒋经国即离座外出，接电话回来，同蒋介石耳语几句，蒋介石立即匆匆退席。
顿时会场秩序混乱，锣鼓亦停，中途散常有人目睹4月25日临走之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乘坐判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溪南新砌的石梯上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似有无限惜别之情。
嗣后即从武岭门坐车启程。
蒋经国4月25日的日记，写下了临行前的离别情绪：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定。
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
终于不告而别。
天气阴沉，益增伤痛。
……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蒋介石于1949年4月25日下午二时，到达宁海县西庐乡团埃村，下海出走，从此永远离别了家乡。
团埃，位于宁海东北角，和奉化县的吉奇村相邻，南濒象山港。
埃，是小土山的意思，其它东西北三面环山，因而得名。
该地离奉化县城 20余公里，离溪口镇 40余公里。
1949年即有公路通西店，团埃离西店仅5公里，当时无公路。
从溪口出发，坐车再换轿，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
蒋介石要从团埃下海出走，早有打算。
据该村村民戴永昌说：蒋介石坐的兵舰，船头号有‘泰康’二字。
这艘兵舰早在1949年阴历过年之前，就到我们村前海面来过，不久，我去宁波，又见它停在江北岸，一看就认得，所以对它印象特别深。
以后，蒋介石走前一星期，这只兵舰又停到了我们村前海面上，舰上士兵经常到村里来买菜。
起初不知道这只兵舰开来开去干什么，后来才明白是为蒋介石在这里出海探路、准备。
戴永昌今年65岁，当时任国民党的甲长。
他又说：蒋介石走的前一天，保长戴森庚通知我，上头告诉，明天有一大官到这里，所有甲长都要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
当时团埃有四个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长，第二天都到了。
反正这里的壮年都会撑排，所以在村的一个不漏。
蒋介石走前，村里学校也接到了通知。
据当时任团埃小学教师的戴章琏说：蒋介石下海前，他曾接到宁海县教育局的通知，内容还清楚地记得：最近三日，有一大员过境，学校准备迎送。
戴章琏又说：当时我们有怕麻烦思想，正好原来已安排了春游，那天借此机会带着学生外出了。
师生们快到西店时，见有侍卫迎面来了，我们连忙避开，从岔路走了。
回来后，保长戴森庚埋怨我：蒋总统来了，你们故意走掉，我说话听不懂，麻烦死了。
蒋介石进过学校，因无人接待，一进去就又退出来了。
戴章琏今年71岁，曾任团埃学校校长和西店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据几位村民回忆，蒋介石出走的日子，从潮水判断，只能是阴历三月十二或二十七。
这个时间潮比较大，竹排可从村前岸边直放。
撑蒋介石乘坐那张竹排的戴扬土说：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是阴历三月二十七（注：这个日子比蒋经国日记上的说的早一天）。
蒋介石走的情景，戴扬土说：我与戴愈茂二人撑蒋介石坐的那张排，愈茂在头里，我在排尾，他的椅子是从汽艇上搬过来的。
其它四个人，一个是蒋经国，矮矮胖胖身体结实，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
一个是俞济时。
还有两个可能是卫士，他们都穿着黑色呢制服。
蒋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后，即摊开地图，不时查问地名。
他指着东北方向的栖凤村问：这是长河头吗？我回答：不是长河头，是栖凤。
他说：是桐照栖凤的那个栖凤吗？我回答：这是加爵科，土名喜鹊窝。
蒋介石高兴地点点头，大概这名字也吉利。
竹排约行半公里，即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
排上的人弃筏登艇，再由汽艇到太康号兵舰。
汽艇与兵舰相隔约一公里半。
戴扬土说：我的排还未撑到岸边，顺风传来了太康兵舰上士兵欢迎的口号声。
蒋介石赏给每个撑排的甲长一元银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长的腰包。
有的根本未发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给了保长。
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等人下海的地方，就是团埃村前的头江口，头江口外是铁江，又名清江，蒋氏父子乘的国民党海军泰康号兵舰就停候在铁江，向外出狮子口就是大海了。
5．忽喇喇王朝将倾蒋介石虽然下野退居溪口，实际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仍通过溪口小洋房上的天线，发射电波，对江南半壁继续发号施令。
南京李宗仁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京沪杭一带庞大的军队，还在蒋介石亲信掌握之中，听候他的指挥。
各方面的信息，通过电波川流不息地传到这个小小的山镇--溪口，溪口实际上取代了南京成为新的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神经中枢。
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就道。
李宗仁空有头衔，而无实权。
李宗仁既然是代总统，为何又被架空？还是借用蒋介石自己的话为说明吧：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
1月25日，也就是回到了溪口的第四天，蒋介石在奉化会见了何应钦、顾祝词、汤恩伯等，开了一次小型的军事会议，计议在军事上限制桂系。
蒋介石部署了长江防线的作战计划。
他把该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
湖口以西归白崇禧他们去管，其兵力大约有40个师；湖口以东归汤恩伯管，大概75个师，45万人。
蒋介石讲完作战方案后，接着命令顾祝同：会后你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但是湖口以东作战计划不用告诉他们。
顾祝同点点头，心照不宣。
蒋介石继续说下去道：南京沪抗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从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
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
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蒋介石又示意汤恩伯，秘密将江宁要塞大炮拆运上海，不让李宗仁知道。
同时，蒋介石还要求汤恩伯在南京孝陵卫总指挥所经常控制100至200辆卡车，随时备用。
并将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确保沪杭。
在政治上，蒋介石支持行政院长孙科与李宗仁闹矛盾。
1月26日，行政院开始迁往广州，2月5日在广州正式办公，府院之争再度重演。
2月1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孙科托病不理。
当孙科气愤之下挂职而去后，行政院长一职竟无人问津。
李宗仁请求何应钦组阁，但何应钦说没有蒋介石首肯，不敢做任何事情。
最后还是李宗仁派张治中、吴忠信到溪口面见蒋介石，得到蒋的应允后，何应钦方于3月11日开始组阁。
坐在南京总统府的李宗仁，职权完全被架空，无可奈何地必须听命于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2月12日夜，蒋介石在溪口接到电报：戴传贤自杀于广州国民党省政府东园招待所，自杀方法与陈布雷一样！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
又一个挚友离他而去，蒋介石又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
在饱尝分崩离析之苦，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似乎意识到：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以推心置腹，蒋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
他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
在蒋家王朝的大陆的统治已呈风雨飘尧朝不保夕之际，蒋经国则随侍蒋介石，形影不离。
并以蒋介石全权代表的身份，全面介人国民党军政要务。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无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
一些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
蒋经国为父效忠的最为重大使命，便是奉父命转移中央银行的黄金前往台湾、厦门。
这一行动极为机密，甚至连代总统李宗仁也毫不知情。
运送工作至2月16日全部完成。
这次行动的成功，使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他露出了下野以来第一次开心的微笑。
那第二件事，也是蒋介石引退后交蒋经国办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将定海机场建筑起来。
蒋经国在溪口，对蒋介石的一言一语，却能心领神会，唯独对这件事却大感不解。
可蒋介石却老谋深算，知道江南半壁难保，早早为自己留下退路。
果然，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方能经舟山逃至台湾。
此时的蒋家王朝真是兵败如山倒。
2月25日，从上海又传来消息：重庆号巡洋舰在舰长邓兆祥的率领下，在吴淞口外起义。
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巡洋舰是由英国政府赠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是当时国党海军中装备精良、火力最强、航速最快、排水量最大的一艘军舰。
时隔整整一个月，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一封急电突然传到小镇溪口，蒋总裁：驻京四十五军九十七师过江投向共军。
蒋介石大吃一惊。
这一打击此一个月前重庆号巡洋舰北上投共更为严重。
因为这个九十七师非同一般，它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该师前身是首都的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其中二九零团，前身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部长时的警卫团，负责陈诚的警卫工作；二九一团，前身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警卫团。
蒋介石把三团编在一起，组成首都警卫师，共有3000余人。
该师士兵个个身强力壮、装备精良、配有美式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短枪都是一色的二十响驳壳枪。
此外，还配有重迫击炮、火箭筒、防坦克炮。
士兵的生活待遇也相当宽裕。
后来因为华北失利，兵力不足，首都防务捉襟见肘，蒋介石才不得已把这支部队和一零二师合编成四十五军，名义上属国防部，实则仍旧负责南京城内和近郊的警备任务，归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
蒋介石下野离南京前，还特别关照汤恩伯和张耀明，要重视这支部队，在南京城既可阻止共军南渡，又可对桂系起到威胁作用。
蒋介石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该师师长王晏清还是由蒋经国举荐，由蒋介石亲自召见审察之后才任命的。
这样一支御林军现在居然也背叛了自己，不能不说对蒋介石是个沉重的打击。
这时的蒋介石，真可说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陷入绝境之中。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于1949年3月24日正式组成。
桂系逼蒋下野后，原计划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但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一切，而且桂系也根本不想接受中共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
因此，桂系在这一点上和蒋介石一样，对和谈都不抱诚意。
4月13日，国共和谈在北平故宫正式举行。
15日，和谈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以4月20日为协定的最后签字日期。
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会议，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
这日拂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南京国民政府苦心经营了3个多月的长江防线只20多分钟便被彻底地摧毁。
此时此刻，蒋介石因患有小恙而在妙高台别墅静养。
这时的雪窦山上，正是山花烂漫季节，姹紫嫣红，遍地若锦。
在往常，他于叱咤风云之暇，来此观赏，总是兴致勃勃，登妙高台，步千丈岩，寄情于山水之中。
此刻却再也没有昔日那股纵情山水之豪兴。
尤其听到共军渡江的消息，更是如五雷轰顶。
蒋介石迅速下山，一辆小汽车把他接到陈社机场，飞机立刻起飞，在杭州览桥机场降落。
此时的杭州也一改昔日游人如织的景象。
天下着绵绵细雨，给人平添了几分凄凉之感。
望着雨中的西湖，不知什么缘故，这时的蒋介石，心头突然浮现南唐后主那凄婉哀凉的慨叹：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蒋介石这次来杭，是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进行紧急磋商，研讨应付时局之策。
杭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命令把南京城下关火车站、码头。
水电厂都统统炸毁，并令所有部队分路撤至上海、杭州，要在浙赣以北山区建立第二道防线，确保沪杭。
但是，蒋介石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23日，那个曾经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就插上了人民解放军的旗帜。
25日，蒋氏父子悄然辞却家乡，登上泰康号军舰，驶往上海--蒋介石要去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26日，泰康舰抵达吴淞口，28日，蒋介石脚一踏上上海街头，一连串的不幸消息又充塞耳鼓。
先是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三团光荣起义的事。
蒋介石闻后一惊，这一惊当然也不在御林军反戈之下。
因为自从王晏清的首都警卫师倒戈之后，他有将伞兵三团调作自己卫戌部队的意图。
想着想着，蒋介石心头一阵寒栗。
接着便是杭州失守。
第二道防线发发可危。
蒋介石惊魂未定，上海已经听到了隆隆炮声。
为了保住上海，蒋介石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
蒋介石的偏爱上海，是有诸多因素。
首先是有历史的渊源：上海是蒋介石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是靠着江浙财阀，尤其是上海财团所培植。
再从现实利益来说，上海的战略物资还没有抢运完。
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有其战略的考虑：英、美等国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利害相同，渴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
为了保住大上海，蒋介石曾导演了一出上海国际化的闹剧。
原来1948年12月间，蒋介石曾召见杜月笙和潘公展。
杜、潘回沪后，立即在中汇大楼宴请英、美巨商及各界领袖，提出上海国际化--不设防城市--的设想。
终因英、美等国反应冷淡，上海国际化的美梦遂告破灭。
上海国际化此举不行，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防御工事。
从1948年12月初开始，历时4个月。
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防线。
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
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00000多座。
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的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
蒋经国说它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汤恩伯则说：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从种种迹象上来看，蒋介石要倾全力守卫上海，他要把上海作为来日反攻的桥头堡。
但是，蒋介石的如意计划又落空了。
在上海防御工事投入使用还不到一个月，人民解放军象两把尖刀，插进浦东和吴淞口。
汤恩伯的30余万大军也成瓮中之鳖。
迫使他慌忙从上海撤走。
5月27日上海失守。
耗尽民脂民膏的所谓马其诺防线，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并没有起到丝毫拦阻作用。
保卫大上海的精锐国军几乎全军覆没，侥幸脱逃的只有7万人。
当初为了布置保卫大上海和抢运物资等，蒋介石父子在上海住了10多天，于5月7日改乘江静号由复兴岛启航，离沪驶向马公岛。
此时因为杭州已经失守，无法再回溪口，父子俩开始在海上飘泊了。
在此乱世之秋，蒋介石又一次寄情神明，曾四次专访普济寺，并与该寺住持倾心长谈。
军事上一败涂地，国民党上层的权力争斗却一刻也未曾停止。
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后，李宗仁却不到国府主政，飞到桂林去了。
虽然李宗仁视事之初的府院之争以孙科内阁总辞职、何应钦组阁而告平息。
但是，在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所进行的权力之争却根本无法解决。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下的几道重要命令俱告碰壁。
李令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解除南京上海地区的戒严令；将所辖最精锐之部队由上海撤往江西及皖南，以与武汉白崇禧部相配合。
但汤恩伯只听命蒋介石，拒绝李宗仁指挥。
李宗仁又令台湾省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运回蒋介石从上海中央银行国库中运到台湾的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陈诚也同样置之不理。
接着李宗仁想，有蒋介石在幕后，自己所采取的重大决策，均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于是他派人劝蒋介石出国，谁知蒋介石竟充耳不闻。
招招失败，李宗仁牢骚满腹，意志消沉，只有激流勇退之一途。
后因得到蒋介石交出一切权力且在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的承诺，李宗仁遂于5月8日飞抵广州，主持中枢大政。
当然，上层的纷争并未因此而结束。
5月30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愿做有职无权的李宗仁第二，愤而辞职。
何从上台到下台，其时不到80天，可谓短命内阁。
何应钦去职后，李宗仁本想推出国民党元老居正为行政院长，希望借此与蒋介石略作抗衡。
孰料，蒋授意CC系的立法委员不支持居正出任，结果在立法院投票表决时，仅以一票之差，居正未获当眩忍气吞声的李宗仁不得已，只好改提蒋介石同意的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
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成战斗内阁。
再说，在海上飘泊的蒋介石，一面继续左右国民党上层的争斗，一面却正如江南所说，在心底里筹划打消遗迹远隐之意，决计去台湾了。
另一退计乃是寻求国际援助。
7月10日，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飞赴菲律宾，在碧瑶会晤菲总统季里诺。
蒋介石此行是希望通过季里诺间接向白宫寻救援助。
当然兼有为自己日后退路投石问路的作用。
8月6日，蒋介石又由台北飞往韩国，与李承晚总统会晤于镇海，借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以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
然而，这个计划最后以无结果而告终。
外交的局面打不开，还是以守土为要务。
7月14日，蒋介石由台飞粤。
16日蒋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以取代中政会，自任主席，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
8月1日，蒋介石又设总裁办公室于台北草山。
至此，蒋介石完全由幕后转至台前，直接出面控制政府。
幕后也好，台前也罢，无奈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回天无术了！此时此际，国民党的统治，政坛上众叛亲离，尔虞我诈；战场上军心涣散，损兵折将；经济物资匮乏，金融紊乱，彼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败象亡征，江河溃决的惨景图。
蒋介石的登台并没有扭转乾坤。
相反，他为挽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所做的种种努力相继成为泡影。
蒋介石先将守土重心放在东南。
7月23日，蒋飞抵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守住福州，巩固台湾。
同时决定建立台湾为中心的东南长官公署，以陈诚为长官。
长官公署8月15日方正式成立，尚未来得及正式运转，陈诚部便于8月17日败退福州。
东南沿海失守后，蒋介石便把目光移向西南，准备将四川成为复兴基地，企望创造奇迹。
但蒋介石等到的并不是奇迹出现，而是来自两方面的沉重打击。
一方面来自新华社的消息：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9月26日新疆和平解放。
尤令蒋介石震惊的是，毛泽东于10月1日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至此国共两党历史彻底改写。
蒋介石惊魂未定，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从江西直捣广东韶关，广州危急。
10月12日，李宗仁宣布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
半年前，当南京政府宣布南迁时，尚有不少国家驻华使馆随同迁往广州，现在竟无一国使馆同意再迁渝地。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
当国民政府在重庆立足未稳之际，重庆郊外就响起了隆隆炮声。
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
继11月15日贵阳失守，23日桂林失守后，30日重庆又失。
29日，国民政府只得被迫迁往成都办公。
40天内，从广州到重庆再到成都，已三易其地了，政府办公人员始终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局势愈发不可收拾，这时，党内一部分人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处境十分尴尬，只好借口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不久又飞往香港。
12月15日，李宗仁以治病就医为名，由香港飞往美国。
李宗仁的不辞而别使蒋介石大为光火，因为李走时并未声明辞职或引退，一时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难堪。
重庆既失，成都又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之中，唤，危在旦夕。
12月8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台北。
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以作最后的挣扎。
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等在会议一结束，即匆忙赶往机场，飞赴台北。
旋即人民解放军兵进成都，击溃胡宗南兵团。
互2月9日，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遂告和平解放。
10日，成都市内大乱。
这时，卢汉致电在成都的刘文辉，要刘文辉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这样便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功臣。
此电被蒋介石截获，侍卫人员也发现蒋介石的住所周围有可疑人物行踪，立即告诉蒋介石从后门出走。
蒋介石到这时仍不忘自己是个什么身份，断然拒绝了侍卫人员的劝告，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Ｋ淙槐砻嫔锨砍抛乓桓龌⑺啦坏雇募茏樱槭暇垢械匠啥寄艘淮嫉幕鹨┛猓炀龆ㄏ挛缋肟庖皇欠侵亍?据《蒋总统秘录》所记，蒋介石和蒋经国二人在离开中央军校之际，边走边唱中华民国国歌。
国歌在欢庆的时刻，高歌一曲，雄壮激奋；此时此刻，蒋氏父子的歌声，却不免有几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之感。
12月10日下午2时，蒋氏父子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起飞，向台湾飞去。
6时30分，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徐徐降落。
蒋家王朝在大陆时代画上了句号。
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的22年间，虽然蒋介石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但他曾是左右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曾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现在，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坐在飞机上仓惶南去的蒋介石，不知心中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