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动·反思·反攻1950年元旦，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一生当中最为惨淡的一个新年。
江山易手，众叛亲离，耳畔是中国共产党庄严而又冷峻的声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眼前一派南国冬日黄昏的凄凉，愁云散淡、残阳如血。
蒋介石无心过年，在蒋经国的陪伴下来到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老人孤舟，秋水独钓。
忽然，蒋介石手中的鱼竿一颤，他连忙收竿，一条长约5尺的大鱼跃出水面。
‘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陪侍的船夫恭维地说：好！好！蒋介石愁眉微展、欢颜顿现，他一向迷信得很，如今岁末年初得此好兆，是不是预示着党国命运的否极泰来？当时，谁也不相信蒋介石会在台湾安营扎寨。
新年伊始，台岛便陷入了失败的恐怖气氛中，富商大贾纷纷逃离台湾。
军事上初遭惨败，使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如惊弓之鸟，海、空军徒有虚名，亦不足以为恃。
昔日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坐拥江山，兵多将广，如今只剩老蒋一家，独木难撑，风雨飘摇了。
宋子文没有陪妹夫在大陆坚持到底。
中共公布的重要战犯名单，宋子文赫然在列，国民党内的政敌又说他侵吞巨款，要他交出全部财产的一半。
在大陆呆不住了，他便于1949年1月24日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偕夫人张乐恰，经香港转赴巴黎治脖。
6月10日，他又去了美国。
但他声称，这次完全是为了家庭事务，这当然，因为宋子文在美国确有大量家财要料理。
从此便一去不复返。
孔祥熙这位山西票号商的后代，蒋介石的连襟，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第一号聚敛之臣，早被宋子文联合CC派而挤下了财政部长的位置，从1948年起，就在纽约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过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
孙中山长子、前行政院长孙科辞去所任职务后，举家迁往香港，后又曾到法国寄居，尔后才定居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
做过东北方面的封疆大吏的熊式辉和后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以及非嫡系的国民党要员张发奎、龙云均滞留香港；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被陈诚取而代之后，举家寄居巴西。
另有许多党政要人逃得不知去向。
至于掌握国民党党权权柄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两人，随国民党党部一起迁来台湾。
此时的陈果夫因患肺病，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玻其弟陈立夫精力仍颇旺盛，还想继续操纵国民党中央权力，这次，陈立夫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不得不倚重陈家党来对付其他林林种种的派系，以维系蒋家天下。
而如今台湾岛上下只剩下蒋氏父子，卧榻之侧，岂容得老谋深算的陈氏兄弟酣睡。
于是，蒋介石决意将CC系从国民党中连根拔掉，而把党权交给自己的骨肉至亲蒋经国。
1950年8月，陈立夫便离台赴美，在纽约长岛聊度残年。
左右国民党中央权力长达20多年的CC派至此销声匿迹。
蒋介石独自支撑危局，举步维艰。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态度，蒋介石心中已有所料，而他至为关注的是美国将如何对待台湾，这才是他心目中视为生死存亡大计的关键。
他望穿秋水，等待美国表态。
不料，1950年1月4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插手台湾事务。
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于涉台湾现在的局势。
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
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看来，美国是存心坐视蒋介石政权自生自灭了。
在大陆时代，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中国政局，到了台湾时代，便只剩下老蒋一家了。
为了确保最后赖以偏安的一席之地，蒋介石重新开始粉墨登台了。
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虽在年前12月8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
有国无君--实际上是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当时，李宗仁赴美就医，医脖为其名，滞美不返为其实，使总统的位置虚悬。
蒋介石虽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但究竟名不正言不顺。
为了重登大宝，蒋介石一面指使亲信上劝进表，一面又开始逼李宗仁退位了。
1950年1月13日，国民大会召开会议宣布：国危至此，中枢不可一日无主，故请蒋复总统职。
同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向李宗仁发出通电，令其迅速返台。
1月20日监察院也电催李宗仁返台。
在台方的再催促下，李宗仁复电台湾监察院，以生病为由拒绝返台。
李宗仁拒不返台，正中蒋介石下怀。
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限李三日内返台，否则便算其放弃总统职权。
由于李宗仁未能遵守蒋介石的时间表--23日尚未到台。
当日，国民党中常会诀议：请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
24日，立法院召开会议，33名立法委员也一致通过了请蒋介石恢复总统职的决议。
至此，蒋介石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又有法律程序，再无推托之必要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在美国新泽西州做寓公的代总统李宗仁立即通电，斥其荒谬。
李宗仁援引宪法第49条的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
李宗仁指责蒋介石的要害之处是：即使我代总统缺位，也该由国民大会来补寻总统你蒋介石复职是根据哪条宪法？李宗仁说：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
他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的身份，我至少亦应作诛除叛逆的表示，得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得职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更换李宗仁主政时期的人事安排，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记独家经营。
要论忠实可靠，当然莫过于他的儿子蒋经国。
但是，蒋介石此时却不便一下子把儿子摆在太显眼的位子上。
蒋介石选中了陈诚。
选中陈诚自然有蒋介石的道理：陈诚是蒋的心腹爱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资望甚高；他对老蒋和小蒋都忠诚不二，既能帮助蒋介石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
当然，还有别一层关系，那就是陈诚不仅深得蒋介石宠信，同时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处得好，同宋美龄的关系也非同寻常。
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素有药中甘草之誉的谭延阎的女儿。
陈、谭二人结为秦晋之好，是蒋夫人宋美龄亲手撮合而成，谭祥并拜宋美龄为干妈。
这样看来，陈诚也是自家人。
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长一职，自然就非陈诚莫属了。
陈诚出组内阁，陈的台湾省主席位子由吴国帧递补。
陆军总司令一职，用了非嫡系的孙立人。
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提任。
周至柔不仅仍掌空军总司令兵符，还兼参谋总长一职。
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则纷纷打人冷宫。
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宿怨是路人皆知的，他在台湾后的处境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位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
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不免令台湾的同仁们见了为之可怜。
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
何应钦也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
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在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
其他如顾祝同、汤恩伯也靠边站了。
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人事布局安排既定，于是，蒋氏一家便拼命要力挽狂澜。
喊出的口号是保卫大台湾。
蒋介石虽然重新打出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但蒋氏父子的生存危机警报并未解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危殆中的台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竟降临了转机。
这个转机到来的是如此的及时、那般的突然，致使惶恐中的蒋介石如久旱逢甘霖。
这个转机便是来自朝鲜半岛上的炮声。
1950年6月25日，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朝鲜半岛上的宁静，也震动了全世界。
美国立即对朝鲜半岛的事态作出反应，杜鲁门政府宣布武装干预朝鲜战争，并下令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
同时，华盛顿又宣布任命蓝钦为驻台使节，翌年将驻台湾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
朝鲜战争的爆发，确实使蒋介石喜出望外，台湾终于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尽管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爆发，但蒋介石仍然是朝鲜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
美台关系也从此由冷转热，到艾森豪威尔时期，总算迎来了双方关系的蜜月期。
从此以后，步人山重水复的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保护下，开始有了几分柳暗花明之色。
风雨飘摇的局势既已初步稳定，政治焦点便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终于出台，到1952年10月双十节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时落下帷幕，历时2年零2个月。
2年多的‘？改造运动，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改造运动的第一成就便是，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组织，稳定了国民党的内部，并相对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矗其次，通过改造运动蒋介石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了其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共抗俄、把台湾建立成为复兴基地的思想体系。
退台初期弥漫全党上下的失败主义情绪已渐渐烟消云散。
并初步确定了台湾今后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国民党改造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却是削弱了国民党内几大老派别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的蒋的一批较为年轻的心腹嫡系，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
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张其购等32人为中央委员，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
一批失去权势的党国元老如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人则被安排进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元老派没落的同时，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却在滋生，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乘改造运动逐渐崛起，成为台湾政坛上最具有潜力的政治集团，这也是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最大成果。
它为日后蒋经国的上任并实现蒋介石的家天下，铺平了道路。
在紧锣密鼓地布置台湾防务、开展改造运动的同时，蒋介石有鉴于在大陆的失败，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
军事崩溃的原因有以下七点：（1）军队纪纲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
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
但在北伐后。
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
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
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2）对三民主义的动摇是军队崩溃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
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
蒋介石当面指责受训的高级军官说：你们平时口头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呢？对于三民主义是不是只有形式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3）军事崩溃，是由于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
蒋介石非常沉痛地说：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内部所表现的贪污。
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
蒋介石在《军队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演说中，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8大缺点：1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汗，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2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3消极被动，推倭责任；4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5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6因循守旧，得过且过；7迟疑犹豫用E徊却顾；8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还提出：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
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
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
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败、不崩溃呢？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
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面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
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里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
造成上述状况的另一原因是：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知识。
原因是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
蒋介石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说：今天我们要彻底改革过来，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
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
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选，通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4）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
蒋介石指出：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你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
在军民关系方面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
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
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针对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提出必须予以纠正。
如何纠正呢？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
蒋介石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
在军民关系方面，蒋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5）军事失败的原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
蒋介石将战略上失败的错误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
他说：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保战略一经犯了错误。
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6）历史定律失败论。
在蒋介石头脑中有一失败的定律，即：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
蒋介石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却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
蒋介石还认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
（7）国事崩溃是失败在外交上。
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欲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的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
而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
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进一步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
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以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剿共’事业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
第二、蒋介石认为勘乱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
他在《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中说：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
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致命伤，就是因为党的一般干部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
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第三、蒋介石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
他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时称：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的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制度还没有建立。
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第四、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在1950年1月5日阳明山演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时说：军队腐败、政治贪污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
军民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上为什么有人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第五、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
蒋介石认为，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趋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
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
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多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经济方面又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
为克服这一危机，解决生存问题，并奠定反共复国基础，蒋介石今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土地制度等。
蒋介石还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时。
第六、蒋介石认为，国际外交上的失败是与苏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美国的妥协主义分不开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用较大篇幅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时说：斯大林利用雅尔塔会议，以恢复日本 1904年对俄背信攻击所取得的俄国前有权利作为他对日作战的条件。
苏俄无权提出这一要求。
蒋还认为美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立场是错误的。
美国的妥协立场助长了苏俄的侵略行动，同时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向苏俄妥协。
国民党之所以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妥协，蒋介石认为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
蒋介石还说：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成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20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
承认外蒙独立还由于外蒙已为苏俄所控制，中国对外蒙领土已名存实亡。
且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
蒋说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是一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
蒋介石还认为：在外交方针上过分信赖美国导致了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个大错。
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蒋介石则又能立即捐弃前嫌，仍倒向美国的怀抱。
第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
并且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是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
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颈，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
当时在学校的青年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
当时，蒋介石提出：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
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
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
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
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时。
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
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运动。
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
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
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
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
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
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
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
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
当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
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
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
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
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
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人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神话。
不惟台湾人不相信，连蒋介石赖以支撑台湾的盟友美国，也压根不相信他果真能光复大陆。
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态度的冷淡和中国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2．父业子承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至此，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
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这台双簧戏。
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却在秘施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的战略布署：父业子承，培养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纷纷打人冷宫，把台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
他让既能够帮助自己支撑眼前残局，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的陈诚任阁。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权坛上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角色，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军阶为三星二级上将。
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牢牢抓着枪杆子的精心安排。
这一职务，官衔虽说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
他主管的政治部，是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及对去大陆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自然有不少人为之喝采，当然也免不了妒嫉的眼光。
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
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上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他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
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服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在政工干校与王永树（第二任校长）、王升（当时的教育长）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总政治部主任的官衔虽非极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
只是蒋经国苦于在军中资历太浅，素无军功，深感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
因此，在政治部主任的金色招牌下，蒋经国开始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兵，网罗自己的势力。
来台初期，蒋经国的班底，世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干一俄。
三干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战干团的学生，以及后来开办政工干校时的干部；一俄’则指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如严灵峰、王新衡等。
第一、第二两干虽然都是蒋经国旧时的嫡系亲信，但大多官卑名微，在老将云聚的台湾，这些人自然排不上号，还得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
因此，在后来政工干校开办后，蒋经国也将这两干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
一俄虽多干才，但为自己效忠的知己也为数寥寥，更何况它为蒋介石所忌讳，因此，一俄并无积极贡献。
蒋经国于是致力于培养第三干。
1952年11月，经过一翻筹划后，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
他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
于校宗旨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
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紧，从不容他人染指。
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复兴岗作为龙飞之地，干校的学生便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脱下军服进入党政军各界，便是他掌权的班底。
王升接掌干校，先为教育长，后升为校长，以培养学生忠于青年导师蒋主任为己任，太子门生无不出身于此。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交由蒋经国一手包办，它虽说是一个组却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
此前，台湾最权势灸手的特务头子是彭盂缉。
在台湾2·28事件之后，彭盂缉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
1950年蒋介石在重新当上总统当天亲笔所书的三道手令，就有一道是下给彭孟缉的，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的工作。
彭孟缉得此一令人耳热眼红的任命状后，可谓忧喜参半。
说喜是因为，在此将星如云、百人之中有九十五人投闲置散于台岛一筹莫展的时候，彭孟缉这一位中将在蒋总统复行视事的第一天就得到上述的手令，可知青云有路，朱紫可拾，自然是大喜了！讲忧是由于，他彭孟缉虽出身黄埔，但班辈不高，战功也没有可陈之处。
在芸芸将星中，他一位中将未免显得官卑职小，在军中阶级森严的制度下，如何去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他是有所顾忌的。
但是，彭孟缉深知官场上的奥妙，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
既然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他彭盂缉就来一个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
到1954年，彭孟缉更是急流勇退，把自己已掌握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双手奉上向蒋经国输诚，使得蒋经国的政治领导迈进统一情报的时代。
蒋经国把台情会置于他兼任主任的总统府资料室之下管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指挥，自比彭孟缉更加得心应手。
他掌握了各门各派情报权力之后，才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蒋经国接管了台情会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消除情报系统中的异己力量，统一情报系统。
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输诚的彭孟缉当然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地位；不买帐的军统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人近赋闲，时值壮年，竞抑郁而死。
蒋经国经过一番整顿清理后，就全面的掌握了台湾党、政。
军各个领域内控外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力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
同时，蒋经国也完全掌握了台湾的特务情况系统，一个唯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此已完全形成。
如果说，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报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力，成为台湾政局中灸手可热人物的话；那么，从1950年7月开始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则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
当时若论党内资历，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过去一直以三青团为工作据点，党务系统为C·C所掌握，没有他插手的机会，可是培植蒋经国的势力，自是蒋介石的不言之秘。
于是在改造之初，蒋介石便委任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
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改造时期有类似于中央常务委员会。
蒋经国要进入国民党组织的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重要阶梯。
改造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蒋经国在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蒋经国从此进入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决策圈。
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第二届总统选举迫在眉睫。
蒋介石不能让总统宝座易主，又不想因此丢掉民主的招牌，为了使其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合法化，蒋介石援引宪法中的紧急条例，行使紧急处理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到下一届国民大会召开之日。
由于反攻大陆梦圆之无期，因此，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就成了终身制，台湾人讥为万年国代。
又由于走台代表远不够法定人数，蒋介石又指示大法官们修改选举法，依此法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并由蒋介石批准为薪给制。
在紧锣密鼓声中，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1954年2月19日上午10时在台北拉开帷幕。
这天，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来台北重演。
这幕闹剧的最精彩的片断当然是正、副总统的选举。
至于正、副总统候选人早已内定：蒋介石与陈诚。
但民主这一脚过场戏也还是要走一走的。
于是，3月门日，莫德惠、徐傅霖宣布竞寻总统，王云五、石志泉宣布竞寻副总统。
20日国大举行总统选举。
投票结果，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莫德惠未参加竞选，因二人均未得满应当选票，21日再次投票，蒋介石得1507票，徐傅霖得48票，蒋介石当寻总统。
24日，陈诚以1417张票击败石志泉，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陈诚宣誓就任正、副总统职。
至此，选举总统的闹剧落下帷幕。
21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俞鸿钧接任，此人为太子的亲密战友。
另一位太子系的主将唐纵，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这是当年陈立夫的位置。
蒋经国则被调离台湾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蒋介石给他安排的新职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国防会议这个机构，非同一般，它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大上特务机构，其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蒋经国更上一层楼，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介石就任台湾国民党第二届总统后，一项例行公事他是不会忘记的，那便是每逢新年、青年节、双十节，都要发表一次公告，重弹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但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
总的说来，在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内，台湾的情况是平静的。
虽然前有吴国桢隔海骂战，后有孙立人兵变案的麻烦，但对蒋台政权来说，只不过是微起波澜。
然而随蒋家父子在台湾一步步地建立起他们的专制统治，由于蒋介石大权独揽，并想做终身总统，所以60年代初又演出了一幕类似袁世凯第二修宪改制的闹剧。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总统任期6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
蒋介石1948年出任行宪以来第一任总统，到1954年届满。
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又用非法手段，获取了总统的职位。
1960年3月，每6年一次的政治季风，又在台岛吹拂。
此时，年逾古稀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再度连任总统呢？一向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当然是选择后者。
理由冠冕堂皇：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
蒋则立即声称：‘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
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
这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
3月21日，又轮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
蒋介石在1509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
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副总统。
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
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
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
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
毕业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
吴国桢做外交部次长时的部下何凤山回忆说：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194年）时，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自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
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
年轻的进来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不仅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
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
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
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后来回忆说：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
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般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闲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便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
对此，吴氏大惑不解。
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市的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位不久前，陈诚曾约谈吴氏，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
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
蒋则毫不隐讳地回答：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由于一切以争取美援为中心，故而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侦，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眩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职的第3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
吴国桢认为：陈诚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
蒋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听了蒋的发誓后，吴飘飘然了。
他又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吴国桢既然如此受宠，为何又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为了经国的缘故。
这的确是吴氏被逐原因之一。
吴国帧与蒋经国的矛盾始自上海。
当然，吴氏与小蒋之间完全不同的背景、思想与训练，也是使双方裂痕扩大的原因。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
当时经国手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
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吴颇为不悦。
蒋经国与吴的矛盾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否则死无葬身之处。
故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
蒋经国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职位不很高，但这只是蒋在台面上的官衔而已，他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
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
躲在幕后行使法律以外的特权，指挥手下狠狠打击异已和政敌。
吴国桢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行和猖狂。
当时吴对老蒋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
由于吴国桢的主张与蒋经国的做法形同水火，故小蒋与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经费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
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
应付这样大的开销，难免捉襟见肘。
吴身为省府主席，自然要压缩开支。
他当时曾和蒋介石约法三章：（1）省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饷的流弊；（2）严惩走私；（3）防止商人逃税。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才能奠定两党制度。
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住往予以婉拒。
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江南对吴国侦此举评论说：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涂之流，奉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
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以消于形。
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份很大。
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吴国桢恢遭蒋排斥也有他恃宠而骄，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份在内。
他后来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当然听不进这种逆耳忠言，甚至由此产生了除掉吴国帧的念头。
1953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邀吴国桢夫妇到台北郊外草山吃晚饭，并留宿。
翌日，吴氏夫妇返归时，竟找不到来时开车的司机了。
无奈，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
适逢吴妻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百姓家寻方便之所。
待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
原来这辆汽车的四个轮子中有三个车轮的固定螺栓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飞速下山，到拐弯处时必定车轮飞脱，吴氏夫妇也必将死于车祸。
吴国恢死里逃生之后，方始明白蒋介石因为美台关系业已修好，要卸磨杀驴为蒋经国扫除仕途障碍了。
鉴于此，吴国桢决定离台赴美定居。
1953年4月，吴国桢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恢夫妇接到美国邀请，欲赴美留居，蒋氏父子曾想阻止，但宋美龄积极从中周旋，最终放行。
但是，吴国桢年近80的老父和尚在读书的次子吴修却不准同行，这等于是留下了人质。
吴国桢赴美后，一直谨言慎行，其公开对蒋氏父子的发难，乃在王世杰免职案发后，据潘公展说：当去年十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桢的。
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所戒慎’。
‘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
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渎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五史之重演。
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
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
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
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幼吴国桢从速回台湾》。
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桢之爱国，不敢后人。
板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
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
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板恳请贵报勿逼桢大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
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校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
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帧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恢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秘书长转呈总裁请份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
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
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带，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
吴国桢的这一声明，对蒋氏父子并无攻击，刊出来原也无妨。
但张其却将这份启事交给在台的吴父，吴父奔走数日，竟无一家报纸敢于刊登。
后来，启事转到蒋介石处，始于2月7日刊出。
吴的启事见报后，由于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了不同政见，台湾方面以张道藩和陶希圣为主，开始隔海骂战。
直至美国政界人士出面干预，这场隔海骂战才告平息。
排挤吴国桢后，蒋介石便改任蒋经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当起了特务头子。
1956年，台湾当局成立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涂任主任，蒋经国副之，但主持实际工作。
1957年又任命蒋经国为主任。
蒋经国在这个辅导会当主任一干就是8年，为他赢得了较好的政声，改变了他特务头子的不良形象，为日后升迁奠定了民意基矗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后，陈诚揣度老蒋心理，坚辞所兼行政院长一职，以便提携新进。
蒋介石遂任命政治新秀严家涂为行政院长。
严家涂明知自己是个过渡性角色，只是在为太子接班作陪衬而已。
因此，他投桃报李，立即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是蒋经国步人权力核心的重要一步。
而此时的国防部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在当部长，蒋经国一上任，俞大维便将部务悉交小蒋处理，第二年，又自动让贤，力荐小蒋为部长。
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下令，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长。
这一下，老蒋心里踏实了--儿子手握兵权，还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1966年3月，严家金当上了副总统。
至此，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1969年 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同年的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
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拾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中，担任过无数次副职，这正是蒋介石一套老练的政治权术的表现。
正副只是名义，权力才是实质。
其实，蒋经国工作的单位，正副手总是颠倒过来：他在哪个位置就任，权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里。
现在，蒋经国任副院长，又名正言顺地掌管一切了。
身兼行政院长的严家徐，也乐意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
1972年3月，蒋介石当选第五任总统。
严家涂连任副总统，为了报蒋介石知遇之恩，严氏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并向国民党中常会递交提案，吁请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严家涂指出：蒋副院长坚韧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年，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
职与蒋副院长共事已久。
于其谋国之忠，任事之勇，爱民之勤，接物之诚，知之最审。
此可谓正中蒋介石下怀。
他可以举亲不避嫌了。
于是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首，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行政院院长严家金，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
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
蒋员坚韧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使任命。
此咨立法院。
蒋经国入主行政院，标志着台湾全面进入了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接班之旅仅有一步遥了。
3．蒋后主主台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
蒋经国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曲范（台湾《中央日报》语）。
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三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是父亲一心培养的政治继承人。
4月15日，他又把蒋介石病中给他写的题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交台湾各报纸影印发表，并亲笔撰文说他在父亲故去之后如何如何地每日恭读。
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
蒋经国声称居丧请假而未出席。
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
全会决议还坦承：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
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
其实，在国民大会选举前的几个月，台北议会决定敦请蒋经国出马竞选时，蒋经国本人并未表明意愿，而且故意回避去了金门。
后来还是严家金出面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荐，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
2月19日国民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也同时提名。
在3月21、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以总投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5月20日正式就任第六任总统。
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
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
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
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
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
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
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所有这一切，确胜乃父一筹。
但蒋经国对父亲的作为是始终表示钦服的。
1975年4月21日，蒋介石病逝半月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深夜坐于灵堂，想起父亲侍儿慈而亦严，爱之教之无微不至。
尤其25年前撤离大陆之时，日夜相处，共冒危险，出生入死，同受毁谤，遭受侮辱攻击，父亲为贯彻反共救国之职志，一心一意为挽回危局而东奔西走，对种种污蔑视若无睹。
父亲一生之中，受过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误解，经过多少凶险，所以父亲常谓：‘自顾一生，实无时不在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出生入死之中’。
但是从未为自己出而辩护，对于美国政府于38年所发表之白皮书亦是如此。
父亲常日：‘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
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于天下，此正父亲所言‘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之愿得偿。
今日世人皆知，无私无我，爱民爱物，乃我父亲为人处世之基本精神也。
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记述了他父亲与蒋方良之间的关系：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
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
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
’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
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宝中。
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刻之于石，置于室中。
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
此一照片也置于房中。
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
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
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惟为儿者知之最深。
1976年3月8日，将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
他说：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
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
‘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
1977年4月4日，蒋介石逝世2周年之际，蒋经国又发表了《其介如山》的纪念文章。
文中称：父亲故去之后，虽然没有留下物质的遗产，却有着其影响无可估量、其价值无可比拟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见之于几十年来的演讲。
著述、接谈、会议、教育训练之中，特别是永远留存于许许多多人们的印象记忆之中。
这些精神遗产都是父亲为国家复兴、为世界和平奋斗一生的血汗所凝成，也都是父亲的思想、精神、睿智所累积。
父亲一生，事亲以孝，报国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律己以严；而在我的有知之年，都承受父亲的训诲，庭前责教，手谕督勉，以及思想、精神、行事的潜移默化，时时刻刻，我都在慈晖教泽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新的施政措施，但他从思想上、感情上还是忠实地继承了乃父的衣钵，是彻底的子承父业了。
正当蒋经国的声望在台湾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上传来了和谈之声。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
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至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
公开信全文如下：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南京勿勿一晤，瞬逾三十六载。
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世历历在目。
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
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
人过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
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
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
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
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请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
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
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
局促东隅，终非以计。
明若吾弟，自当了然。
如迂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
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
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
光辉业绩，已成定论。
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
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
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
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
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
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
所谓投降。
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
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
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
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
：中有数，亦毋庸赘言。
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
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
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
今老先生仍居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
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旨哉斯言息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
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
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芸。
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乡，时不我与。
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谬。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说恩仇。
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仕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
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再次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
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蒋经国始终未作正面接触。
但是，蒋经国也历来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论调。
他的旗帜非常鲜明：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必须统一。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
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他主持制订了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开放政策等等。
可惜，由于身体原因，蒋经国来不及再办更多的事。
他晚年坐着轮椅治理台湾，单只是台湾岛内的事就足够他伤透脑筋了。
正如有关人士的述评那样：蒋经国上台后，经过一系列革新，使其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得以建立，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相对稳定。
蒋经国提拔一大批新人上台，也必然后有一批旧人下台，并将继续威胁到尚保留在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核心中旧人的既得利益。
不仅如此，在蒋经国提拔的新人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以李焕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新派人物，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党工工作，与下层接触较多，自然认为国民党开放政权是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以王升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派人士，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和情治系统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且与世隔绝，所以主张不能放权。
国民党内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逐渐形成了革新派（也叫开明派）和保守派，到80年代初，两派的斗争因蒋经国身体康健欠佳而围绕接班问题日愈激烈。
70年末，年逾古稀的蒋经国身体状况渐呈衰弱。
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主持春祭，当他下车后步入忠烈祠大门，通过仪仗队登上台阶不到100米的路程时，身体已支撑不住，到了主祭位置时更是站立不稳，只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
仪仗队将花圈抬到他面前，他也没照惯例鞠躬，只是用手触摸了一下便草草了事。
这一过程的摄像新闻播出后，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纷纷猜测。
大家虽不知蒋经国得了什么病，但其政躬违和已是众人皆知。
同年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蒋经国本想亲往主持仪式，可在他上数十级台阶来到蒋介石铜像前的时候，又感身体不支，改由行政院长孙运主持。
蒋经国身体如此糟糕，自然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
于是开明派与保守派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双方的分歧主要是由谁来接班。
若由刚刚崛起的新生代承袭大位，则关系到国民党的前途，因为这些人没有大陆经验；若由元老接班，新生代岂肯罢休？国民党内出现了继承危机。
正当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之际，1983年双十节前，长期不露面的蒋经国奇迹般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过去那张像吹满空气气球、闪闪发光的浮肿的脸不见。
此后，蒋经国又到金门和澎湖各一次，并在金门铲土植树。
据说，蒋经国病情好转得力于俞大维。
俞从美国请来一名老中医，经过望、闻、问、切之后，认为蒋经国因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胰岛素造成皮下积水，以致压迫肢体各部的末梢神经，影响行动。
然后开了一剂药方，三剂药下肚，蒋经国果然浮肿渐消，继之，腿脚也灵便多了。
无论蒋经国身体如何好转，他毕竟还是过了古稀之年，权力继承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内两派的斗争并未由此稍减，以致原定于1982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迟迟不能举行。
在这期间，国民党宣传工具则为蒋经国连任总统大造舆论。
尤其是权倾一时的国民党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突然被免职，说明尽管蒋经国健康欠佳，但国民党内的任何派系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蒋经国虽然在口头上否认传位于子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却使人很难相信他的说法。
蒋经国膝下三子一女，此外还有庶出章氏兄弟二人。
蒋经国为延续蒋家香火，曾放开手脚让蒋家第三代抓权。
只是由于江南命案的突发，才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传位部署。
江南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因写《蒋经国传》揭蒋家隐私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于美国住所。
此案涉及蒋孝武，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在江南命案冲击下，蒋经国明确表态说：台湾下届‘总统’的选举经由宪法选举产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
在传子部署受阻后，蒋经国开始安排集体接班。
他将追随他多年的爱将李焕纳入中常会，后接管中央党部。
同时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国安会秘书长，掌握了军特实权。
至此，一个一蒋二李（蒋经国、李焕、李登辉）为首的集体接班的班底已基本形成。
江南命案的余波尚未消失，整个台岛又遭到十信弊案引发的金融风暴的冲击，广大民众怨声载道。
蒋经国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及统治。
深刻反省在政治上的做法，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
1986年3月底，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
会议根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基调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案。
该案提出了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动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
三中全会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革新才能与时代潮流结会。
同时，他还把调整和改善同党外势力的关系作为改革的重点，说国民党应多交朋友，多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法治，共同为启导社会样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
为了推动政治革新的开展，蒋经国首先从组织上做了安排。
他提拔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4个进入国民党中常会，使决策机构年轻化。
蒋经国还从31名中常委中选出12人，以严家为召集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问题。
他反复叮咛：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要选择最主要的事做，而要快做，不要拖。
在他的不断督促下，常委研究确定政治革新要项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治化、党务革新与调整大陆政策。
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上述举动被称为向历史交待。
蒋何以在其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呢？探究蒋经国晚年的心路历程，是以下几因导致他非如此做而别无选择。
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民众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是他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社会经济原因；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是他晚年革新的内在因素；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是他晚年举措的外部因素；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压力，是他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外部原因；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不断维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蒋经国在台倡导维新的国际原因；谋求身后政权稳定，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是蒋经国向历史交待的主观原因。
在台湾政坛沉寂多年的蒋纬国，于1986年6月被蒋经国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这是由于何种目的？同台湾的接班问题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台湾接班问题，一直给以密云不雨的感觉。
蒋经国在 1985年12月25日继答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
一个是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是实行军事统治。
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
而且说到做到，外放其子蒋孝武到新加坡，以证明决不搞家族承传的诚意。
但是不搞军事统治，比起前者就要复杂一些。
因为不搞家传，主观即可以定夺，而不搞军统，则牵连到客观因素。
现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已成为台湾近二十年来最有实权的军事强人。
枪杆了里面出政权原本就是东方政治的特征之一，又加上国民党极右派针对蒋经国的两个较开明的决定（一为批准华航货机事件与中航直接谈判；一为同意国民党与党外直接沟通）大吵大闹，如丧考批，为此不惜搞效忠转移，另立具有枪杆子实力的郝柏村为他们的新强人。
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棋高一着，发表汪道渊继宋长志任国防部长，其弟蒋纬国继汪道渊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这决不是简单的人事任命。
根据蒋经国近年来所走的政治棋势看，本土化是他的金边，而民主化则是他的银角（围棋有金边。
银角、草肚皮之说）。
他要取得这盘棋的全胜，必须有一着可以着眼的事，而蒋纬国就是在必要时可以点眼的子。
蒋纬国在台湾军队中的分量是应该肯定的。
他身为战争学院院长、三军大学校长，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必要时登高一呼，自有响应者。
蒋经国任文人为国防部长，固然可以大大淡化军事统治的趋势，而任命在台湾被公认为具有民主作风的蒋纬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更是出于此心。
香港《明报》1988年1月17日报道：在蒋纬国被委任接掌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他一度被认为是蒋经国‘总统’职位的继承者。
这种分析显然理由不充分。
事实上，随着蒋经国的逝世，蒋家时代就已经结束了。
在台湾这个权力过渡时期中，蒋纬国的作用只不过是力足防止军人干政而已。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面中断，市民们先是懊恼，继之则是悲哀，原来荧屏上出现了肃穆的字幕：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药经国病逝的经过：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庆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
经医师检查，血压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
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
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木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
下午7时，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紧急常会。
俞国华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宣布：依据宪法，由李登辉副总统继任总统。
晚8时O8分，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宣誓就任总统。
接着，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 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上午，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
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没有参力口。
仪式完毕，蒋经国的灵车在三军乐队和仪仗队的引导下，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缓缓开出忠烈饲向大溪镇方向驶去。
沿途，很多人按传统习惯在人行道上磕头。
很多和尚身着袈裟在马路两旁念经。
沿途约有100万人观看送葬队伍。
灵车经过上百个祭坛，于下午13时达大溪陵寝。
陵寝用黑色大理石筑成，蒋经国静静地躺在那里。
离他不远的地方，是他父亲蒋介石的奉后地。
蒋经国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吊唁。
中共中央的唁电，全文如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赵紫阳的谈话全文如下：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
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
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作出了努力。
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事，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被称为国共两党四十年来第一电的中共中央唁电和赵紫阳谈话，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合众国际社评论说，中国对一度曾是自己敌人的台湾总统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哀悼，异乎寻常地对他加以赞扬。
并说：中国领导人代表官方最初作出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犹如失去了亲人，对在晚年曾设法弥合近40年分离状况的这样一位疏远了的亲戚的死表示哀悼。
共同社会记者伊藤还把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时中国新闻界的反映与此次蒋经国逝世的报道相对照。
那时新华社发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
而对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却是收音机和电视新闻都在头条报道了这条消息，不仅向台湾新领导机构表示了新的和解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向国内外强烈表明了要实现祖国统一。
蒋经国逝世后，久居美国的陈香梅给蒋夫人方良女士写一封信，信中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近年来虽大有进步，但千百年来的东方传统仍不易去除。
我读到许多追悼经国先生的文字，也听过不少人在追悼会上的哀思，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牺牲最大、奉献也不少的人--你，经国先生五十年来同甘苦的伴侣，因为你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奉献者。
我和你相识不深，和你见面大概也不到十次，但每次见到你时我对你有无限的同情，也附带些不知该不该有的不平。
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自由中国的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
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
家族执政等事过于执着，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有意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
国际间的第一夫人我领教过的为数不少。
美国的第一夫人从艾森豪威尔夫人、肯尼迪夫人、约翰逊夫人、尼克松夫人，我和他们都同桌吃过饭，福特夫人和里根夫人也曾驾临寒舍，这几位第一夫人都是新闻人物，出出进进都有大批随员前呼后拥。
……如今我看到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有一份无限凄怆的同情，你看来如此孤单如此落寞。
你的出生地苏联我去过，莫斯科的红色广场，四周古老的建筑，纯朴的老百姓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斯大林的女儿我也见过，她来美国后，宣布放弃苏联国籍，结婚生女，但后来又突然回到苏联去，最近又请求在英国定居，我想她的情绪一定是很矛盾而复杂的。
韩国第一任大总统李承晚的夫人是奥地利人，……李承晚病故后，她曾回奥地利定居，但后来还是回到汉城去，把他乡认作故乡，她的一生也是奉献给了南韩，奉献给了李承晚。
你呢？你的一生也是完全奉献给了你的丈夫与儿女。
当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民航公司尚在台湾作业时，民航公司有几位机长的太太是从东北来的苏联沙皇时代的遗族，她们会说俄语，她们常说你有自由而不自由，因为你的丈夫将是总统的继承人。
虽然你学会了说宁波话，虽然你已五十年没有再踏上自己生长的土地，但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接受你，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做这件事。
如今这长跑已到终点，不管你是输家与赢家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该从今日开始珍惜自己。
远适异国是要有绝大的勇气、无尽的忍耐的，我知道，我是过来人。
我初来美国时年纪轻，我的丈夫虽然爱我，但他是美国人，无论如何无法了解一个中国少女异乡异客的心情，虽然我曾随着陈纳德将军领略了很多民众对英雄的崇拜与喝采，但我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影子，阳光西落时，影子也不知飘落何处。
我的最大领悟是在异国寻得了自己。
我年青失侣，要在异国立足，我不再追求那份要众人都接受我的情怀，我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自喜、而珍惜。
我看尽了国际间的沧海桑田，人际间的冷暖悲欢。
人多时候不一定热闹，人少的时候也不一定孤单。
你的一生已做了无时无刻的奉献，现在该在悲痛之余多爱惜自己，多做一些你自已喜欢做的事情。
我珍惜我们早年在理发店中的闲聊，统一饭店的理发师仍在，你以后也可以再出来看看，许多地方你大概只是似曾相识。
年前赵聚夫人陪着你参加一个台北的晚会，你还是那么的和蔼可亲。
……前埃及总统萨达特夫人在丈夫被刺后，而今在美国谋生，瑞典皇的皇后是德国人，约旦皇的第三任妻子是美国人。
这几位女性都是要在不同的环境中寻求自己，不是易事。
但她们是在近年来迎着新的挑战。
你到中国来的时候，其处境当然是非常不简单，而你所要承担的挑战一定一言难荆在你有生之年，希望你在空余时间回述一下你五十年来在中国的大小事，一定会是一本有历史性的可读课本。
蒋经国死后，不但其遗嘱的真伪成为人们一时议论纷纷的话题，而且他的死因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台湾《民进周刊》刊登了吴祥辉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蒋经国猝死，有人悲拗逾恒，有人幸灾乐祸，而大部分人无非是抱着死是他在死，活是我在活的态度，顶多是自我解嘲。
在国殇期间，不要笑得太自然，如此这般，聊表心意罢了，而这才是传播媒体蓄意营造举国同悲背后的真正实情。
蒋经国的死亡，由于他缠病多年，因此，他的死很容易就被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对许多医学界人士而言，蒋经国死得太奇怪了，死得太冤枉。
太不明不白。
蒋经国的特别医疗小组是由荣总内科副院长姜必宁担任召集人，然而，荣总许多医师虽然不敢明目张胆表示意见，但在私底下却议论纷纷，而荣总除外的台大、长庚、国泰的一些名医师更是咽不下一口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堂堂一国之尊，就被荣总这样莫名其妙弄死了。
有人说姜必宁应该为此下台，以谢国人。
还有人因为无法寻得合理的专业解释，而做了政治上的揣测。
其中最敏感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谋害蒋经国？那么这个幕后指使者是谁？这种揣测虽然并无具体证据，但几千年来中国宫廷的可怕斗争经验，使得这种揣测逐渐成为一种传言。
几位医师同时指出，以蒋经国当天早上发生恶心、呕吐、血压下降的情形来说，内出血的症状已非常可疑，应该立刻进行诊断、急救，而医疗小组非但没有明确诊断，没有输血补充流失之血液，还以静脉点滴注射，冲淡血液浓度，岂不是要加速蒋经国的死亡。
一位肠胃科权威指出，在当今医学发达的现况下，一位住院的病人，一旦导致内出血死亡，医院应该负有失职之责。
他表示，除非病人突然遭枪击、刀或其他重大伤害，大量出血不治，否则一个住院病人，一旦内出血，通常可经由排便、血压等现象发现。
严重内出血也可经由插胃管及输血急救。
一般病人尚可如此，何况一国之总统，竟然死在消化道大量出血、引发休克、乃至心脏呼吸衰竭而死，这种状况简直是不可思议，贻笑国际！医学界指出，输血是内出血必然急救的过程，但不论是新闻局或是姜必宁对外谈话中，均未提及曾为蒋经国输血，显然极不合常理。
在许多医界人士看来，蒋经国固然长年积疾，但是元月13日的猝逝，实在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
他们认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病人，有妥当的医护照料，都不致于出现这种内出血的惨死模样，何况一个堂堂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
关于蒋经国的猝死，外间流传着各种说法。
但是，身为死者亲属的蒋纬国面对台湾《新闻》周刊记者的访问时却说：我想这件事有必要做些说明，虽然蒋氏家族没有任何人要我怎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没有听到家族里有任何人对医疗小组有什么怨言。
关于遗嘱问题，蒋纬国说：我觉得这件事没有追究的必要。
但我可以明白地说，我在4点多到达经国先生的住所时，大家正在看遗嘱以及签名。
至于遗嘱是用一张不相干的纸写，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事后造假的话，反倒会找张正式些的纸来写才对。
……这件事实在没有追究的必要，何况遗嘱的内容，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些的的确确是他想要说的话。
我觉得用的纸即使比那张更差，也足为奇……蒋纬国还曾于蒋经国去世后的2月12日发表了一篇《悼兄念父文》，悼文说：宝岛冬日，寒流阵阵，阴晴交错，冷暖时变。
在这满怀哀伤的时光中，你唯一的弟弟和您亲爱的家人，强忍怀念追思的伤痛，度过这漫长、沉重的国丧家哀的日子。
哥哥，您安息已一个月了。
人所期待之事，往往会比所望之时，来得慢些！但人们所最不愿见之事，却往往来得太快！但这次来的实在太快了。
虽然您的健康已有一段时日令人关注，但您坚持的毅力始终胜过一切，一直保持正常的作息，元月十二日还在总统府处理要公。
次日上午我们大家还在中常会中等您来主持会议，后来宣布您因故不能来会，我们就习惯地按时在九点开始由轮代者主持开会。
下午我正在与友邦人士作学术与时事的座谈讨论，忽接电话，急忙赶至寓所。
哥哥！您已经走了！您因大量呕血、不支而逝，真可以五内俱裂来形容！怎不令亲者心痛、情酸！但您留下的最后容态却又如此安祥，因为您已尽了您能做的一切。
……在知您离世的一刹，知你因大量咯血而逝时，真是悲愤异常，恨那些无知与不义的一群！上帝啊！请原谅我这一时间的气恼和激动！哥哥！这绝不是你想到的。
您一定会说：原谅他们的无知！您一定知道，他们自己会慢慢地反悔！直到想过来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并肩携手，完成救国救世、救人救己之大业的！没有人不为国家的前途着想的，除非他是卧底的卖国贼！没有人愿意自掘坟墓自毁前途的，除非他另有阴谋！颐侵谢褡逯泄⒐怨偶匆浴爸械馈毕嘟岷希啦煌卟幌辔保煌蛩湮萄刍品⒁嘀泄！「绺纾∧且丫×俗畲蟮呐Α＝窈螅颐侨舷拢厝宰匪娴彻檀苏常芰σ愿埃员凶媪凶谟牍恕Ｄ忝前蚕桑?蒋经国晚年锐意于政治革新，同时决意向政治禁区突飞猛进。
可惜天不假年，蒋经国的政治宏图尚未最后实现，就过早地撒手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4．老去情怀及其他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称居总裁、总统，位极人臣，我行我素。
到了台湾之后，他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君主。
但作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人来说，他也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习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蒋介石在大陆期间，饮食起居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安排是非常有规律的。
抵台之初，则因在大陆战败，整日间坐于日月潭的涵碧楼中，反省其失败原因，并制定反攻计划。
重登总统宝座后，即全力投入稳定台湾、准备反攻的行动中。
此时他虽已60多岁，但出于反共使命的需要，仍到处奔走、演说、打气、安抚，精力旺盛，超过一般的同龄人。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生活也算比较有规律。
办公之余，他有时养花、种草、逗狗等，晚饭后喜欢看电影，一般情况下都有人在旁边为他解说。
晚10时入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澡。
浴毕写日记。
晚间写日记已成为习惯，数十年毫无间断。
蒋介石平日饮食很简单，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求营养，不求奢侈。
不但烟酒不沾，而且连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
蒋介石素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如台湾淘汰人力车的议案，就是他亲自督办的，此举虽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又经常使下级处于被动地位，引起诸多不便。
国民党最基层组织为小组，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为加强对党员的控制，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藉方为有效。
小组会议每月举行一次。
蒋介石的规定，他自己不能不遵守，他参加的那个小组，是由总统政府或顾问等党员组成，属政要阶层。
在每次召开小组会时，组员之间互称同志，惟独对蒋介石称总统。
小组成员中一位湖南常德籍的张炯曾提一建议：我们在小组会议上都互称同志，更亲切些，我建议以后称呼‘总统’为蒋同志或蒋中正同志。
蒋当时含笑点头说：好！好！实则心中不悦。
也有人问张炯，蒋介石是喜欢别人恭维的，你这个建议，恐怕引起他的不高兴。
张炯为人比较正直，答道：这是合理的建议，我可没有想到这些。
由此事可看出蒋介石是个多么虚伪的人。
他领袖自居，喜欢标榜民主、平等，可是一旦事到临头，又常常暴露其刚愎、孤傲的性格弱点。
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经蒋介石亲自核定。
当他深思熟虑之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告纸上发表，使有些调动工作者颇为被动。
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出缺，宪兵司令部推选该部第二处上校处长盛先熙出任。
蒋介石亲自如见盛。
当他走进总统办公室时，蒋介石看到他的仪表不错后颇有好感。
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
最后问到盛的家眷在何处时，盛答在大陆湖南湘潭故乡。
蒋听后告盛先回去，最后任命迟迟未能发表。
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盛先熙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盛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盛氏的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
蒋介石这个人素喜疑心，逃台后尤甚。
他在大陆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打败，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毛泽东的一切都恨之人骨，连毛泽东的同乡竟也难辞其咎。
到了晚年，蒋介石也特别喜欢和孙子、曾孙一起戏耍，宣享天年之乐。
同时，他对戏剧也颇有兴致。
1956年蒋介石70岁寿诞时，适有香港粤剧界艺人白玉堂组团来台祝寿。
蒋早年在广州多日，对粤语比较了解。
当白玉堂等上演剧目时，白饰演薛仁贵，演得非常卖力。
但白玉堂怕蒋介石听不懂粤语，改用普通话，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
有人到后台传话说：蒋公对粤语能听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话，以免弄巧成拙。
白玉堂听后如释重负，拿出平生所学为蒋介石表演，深受蒋介石的赞许。
蒋介石不仅喜欢粤剧，更喜欢听评剧。
但据蒋的部下说，蒋到台湾从来没有听过评剧，蒋介石曾说：不回大陆，不看评剧。
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心目中；是个伟大的父亲，没有人比他更伟大。
蒋介石生前及死后，蒋经国发表了大量文章，肉麻地吹捧他的父亲。
在蒋经国的笔下，蒋介石的作为和贡献超过了历代有作为的君主。
进入七十年代后，台岛愈发陷入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孤独与凄凉境况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人联合国，蒋家邪朝廷的外交急剧走人困境；美、日等大国领导相继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好。
在一连串沉重打击之下，86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
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身体机能从此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
从这次手术起，蒋介石的身体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3年7月，台湾报刊发表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儿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意在向公众表示蒋介石身体尚剑1974年8月，台湾当局再也瞒不住事实真相，只好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
这一年12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肺炎，再度人院。
1975年2月下旬，蒋病情渐危。
3月下旬，蒋自感来日无多，遂召五院院长来听他口授遗嘱。
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
当局明令从四月六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
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
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
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
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膝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
葬礼的场面十分冷落。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居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地。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阉。
蒋介石在这里筑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
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枢暂借此地。
1975年 4月 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
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
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
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
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去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效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枢的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去参观。
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廊里，停放在正厅。
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
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能屈能伸。
这能屈能伸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蒋总统秘录》的作者古屋奎二解释为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
蒋介石死于孤岛，可谓屈尊，但他还有光复大陆之伸吗？不会有的。
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曾参加奉盾大典，由蒋经国、蒋纬国陪侍。
随之，她又在中山楼召见了国民党中常委，嘉勉他们在丈夫辞世前后的报国精神。
从此，她便住进士林宫邸的园内，很少露面。
5个月后，即1975年9月，她由于身体情况欠佳，且因身心感到疲乏，尤其是丧偶之后万念俱灰，所以毅然决定去美国隐居，顺便诊治长期未愈的旧疾。
1975年9月17日，宋美龄启程赴美。
临行前，她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赴美就医行前书面谈话》。
她在这篇书面谈话的开头一段说：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去世，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故迟迟未行。
赶往，则姊己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
二年前，余亦积渐染病，但不退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如是几近三年，不意终于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
9月17日上午，宋美龄乘坐她的中美号专机前往美国。
当时的总统严家金及其夫人，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和家人，以及总统府资政张群、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还有一些外国使节团的大使及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这天，宋美龄身穿她一身喜欢穿的长旗袍，带着黑色墨镜，在松山军用机场接受了华兴小学四年级学生献给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后与在场的亲友、党政首脑和外宾-一话别。
自此，她挥别了她钟爱的故士与国人，远赴异国，贻养天年。
登机时，她的长子--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的蒋经国，亲自搀扶他的继母进入机舱。
这对这位终生未孕的女强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安慰。
而实际上，蒋经国的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在孝敬后母，无如说是一种精神自慰。
蒋介石的死，对于蒋经国而言，最大的打击是精神支柱的崩毁，他一时感到茫然无措，恋父情结无所依傍，才有了亲自搀扶后母宋美龄登机的孝举。
蒋介石西归，蒋经国顿失依凭，曾于乃父去世后第二天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理由是父亲大行，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
当天，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根据宪法第十九条规定，由严家金以副总统职继任蒋介石遗缺；不准蒋经国辞职，要其衔哀受命，墨经从事。
依法而沦，蒋经国作为行政院长，应向总统辞职，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要慰留行政院长的也应是总统，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
蒋经国此举，一则说明国民党鼓吹法制的虚伪和党政不分，党务高于政务的畸形体制的可笑，二则说明蒋经国的确继承了乃父衣钵，以退为进，方得以承袭大统。
4月28日，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
从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台湾头号人物了，至于总统严家金，不过是一个滑轮，一个过渡总统。
这位严大总统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他当总统是蒋介石的恩赐，是挂名过渡，一旦任期届满，他要自学地将这个宝座完壁归赵的。
如果说蒋介石之死使蒋经国失去了精神支柱的话，那么1949年戴手陶的自杀身亡，就等于是使蒋纬国失去了政治支柱--虽然蒋纬国始终未能从戴季陶本人那里亲口证实谁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不久，蒋纬国的身世又一次激起小小的波澜。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约在1950年前后，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
同时，又因蒋经国说过：O型血的血液，是英雄血的话，于是有人据此深究起来：蒋纬国不是蒋家的亲骨肉。
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
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胜而走。
据说，深受流言困扰的蒋纬国曾无可奈何地自滤道：我如果不姓‘蒋’而姓‘戴’，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果然，蒋纬国此言一出，流言渐趋平息，他的困扰和烦恼也日渐减轻。
此后，仕途也是顺利，1961年晋升为中校，复任装甲兵司令，1963年9月，调任陆军大学指挥参谋大学校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4年，由于在湖口兵变中受到牵连，蒋纬国的仕途转入低谷期，中将官阶一干就是14年。
等到蒋介石病逝的那年8月，蒋纬国才由蒋经国提拔晋升为二级上将，调任三军大学校长。
蒋纬国有如此好的家世背景，但官运却很不佳。
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
故而，当时台湾国民党政界难免不有人据此臆度：除非蒋纬国非蒋家骨肉，否则，蒋纬国的境遇缘何如此尴尬？他的宦途为何这般坎坷？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
在这段日子里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一夜之间成为台湾国民党党政界人士谈论的热门话题。
关心蒋氏豪门政治人物动向的人们纷纷从蒋经国亲撰的《守父灵一日记》一书中寻根问底起来，认为书中蒋经国提及儿子、女婿、子孙之颇多，为何对蒋纬国却只字不提？蒋经国不是借此有意向人们暗示，蒋家只有一位孝子？这不由得不令人们要问，蒋纬国究竟是谁的儿子？1986年，《蒋纬国报到》基本成书，此书是蒋纬国自陈家世之书。
由于是当事人亲口道出，自是石破天惊之举，一时朝野为之一震。
此书最为敏感的内容，是蒋纬国在书的前两章首度披露了自己的身世的几段文字。
由于该书作者孙淡宁对于蒋纬国的血缘背景知之不多，这最重要的问题几乎是一笔带过。
然而，作者的角角已涉及到蒋氏家族内幕秘史，书中写道：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真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代表戴安国。
而蒋介石是他的‘义父’，蒋经国则是他的‘义兄’。
孙淡宁说：1911年，戴季陶东渡日本后，与一位东瀛女子同居，所得一子是为戴安国。
1916年的春天，戴季陶携眷一起回到中国，定居在上海。
同年10月，在上海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即后来的蒋纬国。
1919年，这个幼婴四岁半时，才由蒋介石抚养。
我们知道，蒋介石已有儿子蒋经国，为何还要再领一个儿子呢？这是秉承母命。
原来蒋母王采玉在1887年生了蒋介石（名周泰）后；又生个儿子，名瑞青（又名周传），到了3岁而夭折。
尽管如此，按乡规旧谷，他也算是蒋氏一房。
蒋介石生儿子蒋经国，王采玉又要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所谓兼桃立嗣。
这样，蒋介石门下就有无后之虞。
为了承袭蒋氏血脉，蒋介石遂向好友戴季陶要求领养这个幼婴，带回老家溪口，交由侧室姚怡诚抚养，取名纬国，乳名建镐。
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如此这般，蒋介石遂了心愿。
1920年，蒋纬国的妹妹戴世芳又在上海降世。
时值军阀混战，戴季陶正奔走于南北各地，无暇顾及母女俩，只好将世芳送给上海一位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取名为颜世芳。
至此，蒋纬国的身世是可以澄清迷雾，还庐山真面目了。
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蒋纬国自己是怎么说的吧：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
根在戴姓，这说法当然是最权威的。
根据蒋纬国自己的说法，他的生父是戴季陶，这正是不破之论。
那么蒋纬国的生母，也就是《蒋纬国报到》书中提及的那位东瀛女子究竟是谁呢？香港出版的《蒋纬国传》一书指出，蒋纬国的生母是日本人，是位艺妓，名叫津渊美智子。
另一传说为爱子。
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相继东渡日本留学，借居在这位艺妓家中。
此时蒋介石与戴季陶都是20刚刚出头，风度翩翩，年轻英浚尤其是戴季陶风流，其举止及神采，更令美智子颇为倾心。
津渊美智子年方二八，出落得秀丽可人，令这两位中国青年为之销魂。
津渊美智子与戴季陶慢慢地陷入热恋之中，两情欢洽的结果，也就珠胎暗结：先是戴安国来世，再就是纬国降生。
1916年春，戴季陶携津渊美智子从日本回到上海，美智子遂有定居中国之意。
后终因中国政局不稳，且戴季陶、蒋介石等人风云奔波，迁徙不定，美智子不禁滋生几分思乡之念，1920年，她终于向戴季陶提出，要回日本去。
从此一去不复返。
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总统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
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蒋纬国的身世之所以蒙上重重雾露，这当然是由蒋介石和津渊美智子有过那段微妙的关系。
但是，蒋纬国生于上海，当时美智子已专属戴季陶，蒋介石则正追随孙中山奔走于各地，所以他的身世原应可以澄清的。
蒋纬国身世不明，仕途坎坷，个人婚姻生活则更是曲折丛生。
他1944年得与西北纺织大亨石凤翔之女石静宜结婚，可惜这位石小姐红颜薄命，国民党逃台后不久，石静宜就一缕芳魂归九天了。
石静宜是猝然暴亡的，她的死是台湾七大疑案之一。
关于她的死因，台湾两种传闻。
一种传闻是她死于分娩，这是官方的说法。
石静宜结婚后，长达10年，未有身孕，忽然梦熊有兆，预产期是9月中旬。
事有凑巧，此前蒋经国奉派赴美考察。
石静宜屈指一算，农历9月15日是老公公蒋介石的生日。
她心想；如果生下的子女和老公公的生日是同一天，那该有多好。
当时蒋纬国的家住在台北广州街武昌新村，与阎锡山紧邻。
就在广州街上有一个中心诊所是专为高级官员及家属服务的贵族医院。
石静宜找到医生，请求医生为她控制产期。
医生遵命给她打了安胎针。
可是到了农历9月14日晚，仍没有阵痛的迹象。
她实在太任性了，又去请医生施行催生。
这样一来，安胎的针剂和催生的药物在肚子里打仗，再行检查时，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
此时蒋纬国不在台湾，石凤翔也一时不知去向，于是辗转找到了蒋经国，等蒋经国赶到中心诊所时，石静宜已经停止了呼吸，胎儿死在腹中。
石静宜去世后，一向对她情深意重的蒋纬国悲痛欲绝。
为了永远纪念他的元配夫人，他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办了个静心小学、静心乐园；在台中办了个静宜女子英专，蒋纬国都自任董事长。
还有一种非官方的传闻--石静宜死于自杀。
原来，石静宜这位富家千金，自小娇生惯养，过惯了挥霍无度的富裕生活。
来到台湾后，娘家的经济来源已不能再满足她的豪奢生活，蒋纬国的薪俸又不够她花用，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苦况使她只好另想它途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于是，有关石静宜的种种传闻街谈巷议沸沸扬扬，传说她利用丈夫蒋纬国统掌的装甲兵旅采购物资的便利，从香港进口货物到台湾贩卖。
传言不胜而走，老公公蒋介石亦有耳闻，竟要大义灭亲，查办儿媳。
于是，一起涉及到石静宜挪用军款购买私货而逾期未归的大案，东窗事发。
这便是在台湾轰动一时的魏文启、包启黄案。
该案涉及到政治圈内复杂的权力斗争，戏中有戏，案中有案，石静宜当然也被牵连至深。
魏文启乃是台湾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的一名科长，负责后勤保障。
在一次内部例行的业务检查中，发现他主管的帐上短款 300万元。
原来这笔款项是由前任科长经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司令黄仁霖的同意，借给蒋纬国夫人石静宜到香港办货走私去了，牵线人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夫人宋美龄，并现存有石静宜的借据。
魏文启因慑宋、石的威严，碍于二黄司令的面子，也就没有揭发和追究这300万元款的下落。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台湾军法当局以读职、贪污二罪，将魏文启拘捕归案。
魏妻见丈夫蒙冤，遂找到昔日情人、军法局局长包启黄，请求其从中斡旋。
包启黄表示，只要提供20万元台币，魏文启就可能获释。
可是魏委等到的消息，不是丈夫归家，而是一命归西。
又气又急的魏妻那肯善罢甘休，在保密局特务的策划下，冒死挡蒋介石的驾呈上诉状，状告包启黄勒索财物，奸污自己。
蒋介石看完状子，勃然大怒，立即御批着保密局即将包启黄逮捕查办。
不久，新店安坑刑场又多了一个冤魂。
保密局系统的特务缘何要插手魏文启、包启黄案呢？原来，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时，包启黄仅为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上校副处长，后升为少将处长，1952年在蒋经国的栽培下竟然成为台湾国防部军法局中将局长，40出头的包启黄就这样以火箭速度坐上了军法系统第一把交椅。
官运亨通的包启黄固然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眼红心跳，而尤使毛人凤大感不快的是这位局长大人竟以包青天自居，得意忘形；在处分保密局系统特务的违纪行为时，更是不留情面，心狠手辣。
正当毛人风不知如何发泄心中的不满时，拔掉眼中钉、肉中刺的时机到了。
魏、包案发，抖落出将府内幕。
对借款案来说，魏文启本是无辜的，知情不报，也罪不致死。
但是，当魏妻找上包启黄后，事情就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它给了毛人凤一个落井下石的机遇。
毛人风为了置包启黄于死地，一面下令立即枪毙魏文启，制造包启黄与魏妻之间的矛盾，逼魏妻起来告发包启黄；一面派出亲信特务指导魏妻如何挡驾告御状。
所以说毛人凤是借魏文启的命来要包启黄的命，这一招的确高明，毛人民因此泄掉了心头之恨。
魏包两人相继归天，他们无形中给300万元借款案的当事人宋美龄、石静宜当了替罪羊。
按理说，借款风波至此可以平息。
但此案纷繁复杂。
风波迭起。
当然，有总统夫人之尊的宋美龄是毫发无损，但她的儿媳石静宜却难逃干系。
本来借款之事，绝对隐秘。
问题出在联勤总司令黄镇球身上。
此人原是张发奎的部下，自投靠蒋介石后，对蒋氏家族倒是忠心耿耿，并无二心。
当他发现自己被架空，副手黄仁霖竟自作主张答应借款300万元予宋美龄和石静宜，自己只是在具体条件谈妥后才被叫到现场过目，名为请总司令批准，实则是黄仁霖耍滑头：若是不出事，则他独享其利；若是一旦追究起来，就请你总司令也共担其责吧。
黄镇球也不是一般之辈，心想你黄仁霖魔高一尺，那我便道高一丈，认为既然是宋美龄替石静宜所借，那就请石静宜留下签名字据。
黄镇球一拿到字据，立即向蒋经国密报。
按照蒋经国的旨意，黄镇球一面把钱付给宋、石二人，由宋、石出面托人到香港办货；一面在货到之后于港口把货扣押，300万元借款永无偿还之日，宋美龄、石静宜挪用公款走私，证据如山。
当然，联勤总部并不吃亏，现货物在黄镇球手中，赚头自然也就归于联勤总部了。
据宋美龄估计，这批货物一旦脱手，则可赚取500万元。
黄镇球的个人赚头则更大了，事后即成为蒋经国的心腹，官运亨通，连连高升。
凭着一张石静宜的借款签字条，黄镇球换来了高官厚禄，同时却葬送了石静宜的生命。
这个倔强的石静宜，在案发后，即要面子，又不肯去乞求。
那时蒋纬国又在美国，更是鞭长莫及。
她顿生死念，遂服毒自荆当然，最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蒋纬国了。
尽管传闻各异，真假莫辨，但有一定却是千真万确的月B就是把悲剧留给了蒋纬国。
1991年7月，在内争中失势的蒋纬国，再次成为新闻焦点。
7月6日，台中市调查站公开声明：蒋纬国将军遭人检举持有60支靶枪，已于6月30日托人自动向我站报缴，由于前后说词不一，且对全案来龙去脉无法合理圆满的解释，致引起社会大众的猜疑。
11日下午台中市调查站将该案函转台中地检署，全案进入司法程序。
面对舆论界的喧嚣，蒋纬国并没有沉默。
7月7日下午，他在中华战略学会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他表示，在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一批枪械，在他的记忆中，是0．22英寸，次口径、室内休闲、练习用的长型靶枪，有效距离是25米，目前台湾并没有生产制造这种枪的子弹。
蒋纬国说，这批枪械，是他20多年前委托美军购买的。
他本想用这些枪在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附设休闲靶场，提供军官娱乐之用。
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存放，也就暂放在台中宿舍里，而且这些枪是旧枪，他还特别请联勤单位查验、鉴定，并上了凡士林，贴有联勤总部检验的封条。
在工作繁忙、事隔多年的情况下，他也就真的忘了此事。
蒋纬国强调，外界风传他拥有轻、重武器、大批军火，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滑乱社会视听，是不应该的。
何况，他本来就是军火收藏家，过去他收集的各类枪支，早已捐献给联勤总部，并且设置了特别陈列室，作为样品参考。
私藏军火案曝光后，蒋纬国的女佣李洪美自杀。
7月8日，台湾《中国时报》刊登记者尹乃警的文章，题为《蒋纬国怀疑：女佣死因与被告发藏枪有关》。
文章宣称：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表示，他怀疑他的女佣李洪美死因和向调查局告发他拥有枪支的这位告发者有关。
他说他猜想：李嫂是在受到此人威胁后自杀的。
他说，这个人的手段太卑鄙、太狠，当局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
蒋纬国说，有人向有关单位告发他有60支枪这件事他并不知道，而是他的女佣李嫂知道了，在6月29日向直宁中学董事长蒋信丞报告。
蒋纬国说，蒋信丞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底是什么枪，他这才想起有60支枪放在阁楼里，并要蒋信丞尽速报缴。
一切依正规程序处理。
蒋纬国还特别强调，这批枪不是李嫂在清理时发现的，但是告发者自称是李嫂告诉他的。
至于这位告发者怎么知道蒋纬国有这批枪，蒋纬国说：这个事件的谜底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另外，李嫂究竟是怎么死的，蒋纬国说，他一定要追究。
身为国安会秘书长，权倾台湾情治系统的蒋纬国，一不知私藏军火案的告发者，二不晓女佣之死因。
由此可见，此时蒋纬国的势力已江河日下，风光不再，只能隐退了。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则抓住此案，对蒋纬国究追不舍。
要他负起责任，并辞国安会秘书长一职。
蒋纬国恋栈不得，也多次请辞秘书长职务。
李登辉初则慰留，随即恩准。
1992年，李登辉发布命令解除蒋纬国国安会秘书长职，而聘他为总统府资政以示安抚。
这样，蒋纬国只得以资政的空头衔，安享晚年了。
蒋纬国生性不拘，当年蒋介石还在世、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他曾因为口没遮拦，胡乱指评时政等不轨言行屡遭父兄斥责。
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蒋纬国在校内讲课或发表讲演时，除了推崇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称赞他的哥哥蒋经国，进入80年代后，蒋纬国才忽然省过味儿来似的，一反往常与其兄不友善之常态，开始给蒋经国唱起来赞歌来。
他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公开地说：我是唯一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伟大》这首歌的人。
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两兄弟一度捐弃前嫌，关系密切起来。
1983年5月，国民党军队的高层人士大调动，时任三军联勤总司令的蒋纬国奉其兄之命再连一年。
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蒋纬国日后有可能掌握三军实权从备蒋经国万一不能视事时可起到控制军队的作用。
可惜，两兄弟交好不久，1985年 7月，香港出现了一份名为《中正日报》的报纸，出版不足20天，即受到台北方面的高压而夭折了。
这份报纸是打着蒋介石的旗号，为蒋纬国上台制造舆论的。
虽然国民党当局抵制它，但黄少谷、陈立夫、谷正纲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却纷纷为之题词助阵，这表明蒋纬国受到了这些元老们的拥护。
蒋经国当然不肯坐视不理，他拉拢蒋纬国是想借助他在国民党元老派、军事将领和地方势力中的人望，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现在纬国的势力有所抬头，当然就不能为蒋经国所容忍了。
于是，蒋经国遏制蒋纬国发展的措施便出台了。
他先是将蒋纬国调离三军联勤总司令的位子，改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让他坐上了有职无权的冷板凳。
此举遭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反对，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1986年6月，蒋纬国的政治行情再度看涨，被委任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所谓国家安全会议是蒋介石1967年设立的，由总统。
副总统、军队首脑、特务及警察首脑和政府部长等大权在握的人物组成，其职责为在国家非常时期，掌管全权；在和平时期，国家重要决策也通过该会议决定。
这样看来，国家安全会议是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统管军队、治安、情报工作的实权机构。
蒋纬国就任此职时，已届古稀之年，但他旧习难改，不忘幽默：我过去是‘总统’的儿子，现在是‘总统’的弟弟。
总统的弟弟，话是以玩笑口吻说出来的，而现实却又不能令人轻忽--这毕竟是铁的事实。
因此，当蒋经国病逝之后，这位总统的弟弟在台湾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国民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内权力角逐相当激烈。
当时，各方面一致看好蒋纬国，认为他肯定进入中央委员会，并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常委。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李登辉的幕后操纵下，在台湾各派政治势力相互角逐又相互利用的情势下，蒋纬国十分微妙地被挤出了权力圈的核心，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
1990年，蒋纬国竞寻副总统，却因为军火案而败北。
这桩军火案，可以说彻底断送了蒋纬国的政治前程。
蒋家王朝的终结，应当以蒋经国的去世为标志。
从这以后，台湾开始了李登辉时代。
李登辉之所以能在台湾政坛上官运亨通，首先得益于蒋经国所推行的本土化用人政策；他后来能登上台湾政权之巅也是缘于蒋经国的一手提拔。
然而，李登辉对待蒋经国的知遇知思却丝毫未存报答之心，他上台之后，立即致力于摆脱蒋家王朝阴影，期以建立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核心的李氏江山。
李登辉继任总统，是依法行事，无可争议的。
可是，李登辉深知台湾的国民党党权即等于政权，没有党权，就很难在政界发号施令。
因此，新总统上任伊始，在首先摸清了军方支持自己的底牌后，李登辉立即把手伸向了党权。
由于党权的重要，蒋经国死后第二天，国民党上层就开始为推举国民党代理主席的事明争暗斗起来。
1988年1月14日，台湾《联合报》就台湾执政党主席继任问题发表了报道，认为李不会当选国民党代理主席。
l月 16日，合众社却从台北发出一则快讯说现在31位中常委几乎全都支持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下任主席。
事后，国民党发言人虽曾出面辟谣，但舆论已十分有利于李登辉。
1月18日，国民党力主革新的少壮派人物赵少康发动 39名党内增额立法委员连署声明，呼吁支持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
19日，以王应杰为首的22名增额国大代表及数十名监察委员也竟相效仿。
与其同时，国民党内高层人物也就主席人选问题进行紧张的幕后协调。
最后，由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一致签署了推选李登辉代理主席案。
不料1月26日晚，宋美龄从士林官邸给俞国华、李焕发出一封信，表示反对在国丧期间解决主席继任人选问题，建议延期至十三届全会依党章选举产生党主席。
27日凌晨，她又给李焕挂电话。
语气坚决地重申自己的意见。
由于宋美龄出面干涉，整个形势又骤然逆转。
1月26日，俞国华、李焕连夜会商，却无法作出决定。
他们也知道临阵变卦不妥，但谁也不敢去得罪蒋老太。
27日晨，俞国华、李焕再度磋商，但仍拿不出结果。
快要开会前，两人才终于达成一致，决定暂时不提代理主席案，等蒋经国的丧事结束后再相机行事。
眼看代理主席提案就要夭折，谁知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使形势又一次发生了逆转。
27日上午9时，国民党中常会准时开始。
正常议程完毕后，坐在会议主席余纪忠身边的宋楚瑜递一张纸条给他，问他：提不提？余纪忠刚摇摇头，宋楚瑜便霍然起身，慷慨陈词。
他说，为了党的安定团结和未来命运，这次中常会应该立即讨论推举李登辉为代理党主席的提案。
既然有人放了第一炮，其他人胆气顿壮，纷纷言是。
于是余纪忠清提案人俞国华首先发言。
俞国华见事已至此，也只好顺水推舟，把代理党主席提案向大会提出。
最后，与会的27名中党委以全体起立的形式表示同意，正式通电由李登辉代理党主席。
推选代理主席这出戏终于落幕。
至此，李登辉基本上把台湾的党、政、军权集于一身，台湾政坛上的这匹黑马于是彻底出栏了。
李登辉时代虽已来临，然而根底尚且不深。
而随着蒋经国的故去，蒋家自蒋介石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显赫风光，虽基本上冷落消逝，但还未最终划上句号。
当时，蒋氏家族第一代惟一剩下的成员是宋美龄，已年届90岁，连走路都十分艰难，不堪身膺重任。
蒋家第三代中，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
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因江南命案影响极坏，蒋经国在世时，无人敢在台湾公开妄置一词。
但距蒋经国去世才3个多月，台湾一部分立法委员就提议叫蒋孝武到立法院去澄清他是否系江南命案的幕后主使人。
此提案虽因人多数立法委员不同意而未通过，但蒋孝武的政治形象却受到了更大的损害。
同时，因江南命案而被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终因职位不高也不可能挤人权力核心。
三子蒋孝勇因涉嫌特权承包工程，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独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兄弟，尚未认祖归宗。
即便算是蒋家人，前途一直看好的章孝严也近因反对民众的反美情绪，使人认为他欠缺应有的民族自尊与自信。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第二代的蒋纬国是惟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
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大之后能成为台湾政坛上一个新的权力山头，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蒋氏家族自蒋经国去世后，深感失权的痛楚。
所以，蒋经国的四个儿子蒋孝武、蒋孝勇、章孝严、章孝慈，都想在国民党十三大上挤入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想争取让蒋纬国进入中常委。
为了集中票源支持蒋纬国当选，子侄辈退出了竞眩另据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说：宋美龄为协助蒋纬国成为台湾一个新的权力重镇，将原打算4月赴美的计划改为国民党十三大后成行。
而蒋纬国为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也助了一臂之力。
1988年1月27日，蒋纬国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发言支持李登辉任国民党代主席。
他说：虽然我只是列席，不能举手，如果我也能举手，我一定会举手双手同意，由登辉先生出任执政党代主席！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应扶正，还要接替当国民党主席。
但是这时李登辉的根基太浅，阻力很大。
蒋纬国为李登辉上台确实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替他调和开明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取得宋美龄的支持，争取军界和美国的支持。
果然，以蒋纬国的声望，他登高一呼，的确发生了效应，至少拥蒋派亦未投反对票，李登辉如愿以偿，并逐渐站稳了脚跟。
同时，在相当数量的受恩于蒋家的国民党元老重臣眼中，政治上刚刚露头脚的蒋纬国虽然已年逾古稀，但他毕竟是蒋家两代强人之后惟一有资格有能力的正统利益代表者、捍卫者，是蒋家王朝得以承续的重要象征。
他们寄厚望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以军监国的蒋纬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极力簇拥他由幕后到前台。
然而，面对蒋家的恩泽、蒋氏成员的跃跃欲试、拥蒋派的呼声，李登辉丝毫不为所动。
为防止蒋氏再度出山，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李登辉义无反顾地走着自己的路--彻底走出蒋家的阴影。
李登辉使出的第一招是釜底抽薪--削减国安会的职权。
1988年2月12日，李登辉以国家元首之尊，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家安全会议这几年来一年只举行一次会议。
讨论什么事情？就是讨论政府的预算案。
没有其他任何重要案件是由国家安全会议来决定的。
安全会议开的愈少愈好。
安全会议有其重要性，但对其重要性我们还是要尽量降低，蒋纬国并没有相让，而是针锋相对。
随后，蒋纬国在答台湾《新新闻》周刊记者独家访问时声称：国安会议是负责国家战备指导的机构，在国家状况正常时，国安会议是总统的个人幕僚团，一旦进入非常状况，国安会议就成了总统的全班幕僚团。
所以在平时、战时都有存在的必要。
它在台湾现行体制中，扮演了一个弹性运作的角色。
无论国安会扮演什么角色，既然总统无意使国安会的运作正常化，那么，国安会终究是个摆设而已。
但是，在权力交接的时刻，军方的态度尤为重要。
从客观上来说，蒋纬国无论从战略上抑或是战术方面的才能均优于郝柏村。
因此，在郝柏村逐渐成为军事强人之际，恐怕只有蒋纬国挺身而出，方能使郝柏林稍加收敛。
这样身为国安会秘书长的蒋纬国和膺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林对他李登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两张牌的份量着实不轻。
那么李登辉究竟选择了哪一张呢？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蒋纬国曾任三军大学战争学院院长及三军大学校长，因而桃李满军中，自然可以凭借其师生关系而发挥可观的影响力。
其实不然。
严格说来，曾在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任内的毕业生而目前仍在军中服役的将领，仅有陆军总司令蒋仲革等极少数而已，其他将领早已因无法晋升上将而在中将或少将军阶时届龄退休了。
所以，蒋纬国在军中直接的影响力，相当有限的。
可以这样说，国民党军中将领几乎都已经从蒋家军变成了郝家军。
蒋纬国既无法在军中与郝柏村分庭抗礼，只得将目光转向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寄望能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会前的预测无不认为蒋纬国可能出任增设的副主席，如果副主席不成，退而求其次地当个中央委员、甚至中常委，应该不是难事，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事实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不要说副主席，连中央委员的愿望也是春梦苦短。
李登辉太让蒋纬国失望了。
蒋纬国梦魂索绕的中央委员，任他千呼万唤也不肯来临，却意外地当上了中央评议委员，无异暗示他--国民党权力核心没他的份了。
在十三全大会上，蒋纬国未如外界所料更上一层楼，痛失进军中常会的机会，政治行情也一泄千里。
一时间，过去奔走于蒋家门下的人物，现在都以革新自许，争先恐后地和蒋家告别，这回蒋家人马真的是惨遭失败。
相反，李登辉在本次党代表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的主席，完全扎稳了营寨，形成了自己的班底。
在这次党代会以及随之而来内阁大换血中，李登辉不为舆论所左右，让没有多少外交经历的连战任外交部长，而让素有外交才子之誉的钱复去管经济委员会；让新生代中走红最早、声势日隆的中常委、内政部长吴伯雄屈居台北市长等等；虽然有人称之为大败笔，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惟一作用在于打破传统，表现李登辉本人的权威。
同时，为了推行新政，李登辉继续效法蒋经国奉行的年轻化、本土化用人原则，大量吸收了台籍精英、技术官僚和党务少壮派进入高层领导核心。
十三大新产生的180名中央委员，平均年龄59岁，比上届降低11岁；其中60％的是新任委员；台藉人士则由上届的45％上升到55％。
在31名中常委中，平均年龄为63岁，其中有12人是新进。
在内阁大调整中，21名阁员被一下子换了15名。
另外，李登辉还利用党主席的提名权，把10余名心腹提拔进了党政上层。
所以，在这两次党政人事变更上，虽表面上仍体现一些政治的继承性，如让保守色彩很浓的俞国华、沈昌焕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政治运作的轴心已不再是他们，而是国民党内的新生代和李登辉的嫡系亲信。
十三大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动向是，舆论一直关注的军方，这次和李登辉更紧密地实现了联合。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常会中，军方主要首脑所占的位次，远比过去靠前。
一朝天子一朝臣，经过这一番大换血，李登辉完全控制了台湾政坛党、政、军大权。
蒋家王朝，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怪胎，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及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中的必然产物。
蒋家王朝从大陆到台湾，历经两代，凡61年。
它所施于中国社会及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抑或是反面的、消极的，谁都不可能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
即使到了今天，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六年，至少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仍有那个已然不复存在了的蒋家王朝的政治阴影的影响痕迹。
蒋氏一门的后代，仍然成为台湾公众舆论感兴趣的话题。
而且，有迹象表明：在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中，蒋介石的后代子孙们仍有可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这正是众望所归，亦且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期望。
因为，蒋介石的传人毕竟也是炎黄子孙，无论三代五代抑或十代百代，蒋家的根永远是奉化溪口。
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不会因为政治见解的异同而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