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顽梗童年蒋介石幼年时期顽劣异常，他自己对此也从来不予讳言。
在蒋介石自撰的《先王太夫人事略》中，他自己承认：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搏跳跃，凡水火刀格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
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自称幼年顽劣、顽梗、放搏跳跃等，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蒋介石幼年时的好斗爱动，在家乡溪口街上是出了名的。
他常常因此闯祸闹事，倍增慈母之劳。
蒋介石4岁的那年除夕，全家人正准备吃年夜饭，蒋介石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个人爬上了饭桌。
他看着桌子上整齐码放的筷子，忽发奇想，竟拿起一支筷子插入喉管，想试探自己的喉管究竟有多深。
他没有想到，筷子一下子插进去太深，拔也拔不出来，喊又喊不出声，以至仰靠在椅子上，大张着嘴不省人事了。
家人发现后，立即慌作一团，直到请了看病先生来，取出筷子，蒋介石才渐渐苏醒，但仍是口不能言，双目呆滞。
全家人吓得彻夜未眠，围护在床头，蒋介石的祖父更是惶急无措，隔一会儿便隔窗询问一下情况。
直到第二天，天色放亮时，祖父蒋斯千又一次隔窗询问蒋母：孙子恐已哑乎？老先生深恐这个宝贝孙儿由此变成个哑巴。
这一次，话音刚落，蒋介石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朗声答道：我能说话，没有哑！一家人闻听之后，转忧为喜，方始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蒋介石5岁那年的冬天，一日在院内檐下玩耍，忽然发现水缸里的水冻了一层薄冰，圆明如镜。
他看得兴起，攀到缸沿，扑身去捞取冰水中的影子，因用力过猛，一下子倒栽在水缸里，怎么挣扎也出不来了。
等到被家人发现救出时，小小的蒋介石早已被冻得半死，家人护理了大半日才回暖过来。
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经常独自溜到门前的清溪中去游泳。
溪水清浅，嬉戏尚可，但几次遇上山洪暴发，几乎遭致灭顶之灾。
也算蒋介石命不该绝，每每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蒋介石7岁时，又迷上了舞枪弄棒，经常跑到街上，召来邻舍的孩子们，仿效戏台上的两军对阵，大打出手。
每逢这种时候，蒋介石总是自封为大将，指挥打斗，伤及别的孩童。
蒋介石在外常常闯祸，把邻家孩子打得鼻青脸肿。
有一次，他因为闯了祸，被母亲关在房里痛打，蒋介石躲元可躲，情急中钻进床下不肯出来。
正巧这时有邻居来找蒋母，蒋介石乘母亲开门之机，从床下爬出，疾奔到街上。
蒋母追不上这个劣子，一时气得嚎陶大哭。
蒋介石虽然顽劣成习，但从小就最怕母亲掉眼泪。
见母亲放声嚎陶，吓得他立刻垂首返回，自承有错，劝母亲不要再哭了。
直到成人之后，蒋介石仍无法摆脱这个自幼养成的性格误区--母亲掉泪，是他平生所最怕的一件事。
还有一年，适逢正月初一，蒋姓族人都按习俗到祠堂去拜祖先，拜谒之后，每人可领几个芝麻糖饼，蒋介石当然也去领了。
可是，大家都是排着队按次序取领糖饼，蒋介石却偏偏要抢先。
族中有人出来拦阻喝斥，他不但不听，反而就地躺倒，满地打滚，直滚得泥一身水一身，然后爬起来就往人堆里乱挤乱插。
乡人习俗，新年穿新衣，别人一身新衣裤，都怕被满身泥污的蒋介石弄脏了，因此间避犹恐不及，也就再没人阻拦他抢先领糖饼了。
因为他每逢不遂心愿的时候就以各种耍赖撒泼的办法迫人就范，所以乡人们都称他为瑞元无赖。
不过，蒋介石好勇斗狠、事事占先的性格倒也并非都用在了撒野耍赖的顽劣行径上，有时也能做点好事。
他8岁时，已人家塾学习，有一次，一个素来蛮横的同学无故欺辱一位小同学，蒋看到后，为正义感所驱使，出手打抱不平，将那欺负人的同学打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老师闻知后，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而蒋介石并不申辩，默默承受了。
这种顽劣不堪的习性，随着年龄渐长，人学读书才有所收敛。
改正。
蒋介石7岁时，祖父蒋斯千谢世，隔一年又死了父亲，家里迭遭变故，使蒋介石幼小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的行为举止渐渐发生了变化。
父亲去世，蒋介石沦为孤儿后，没过一年，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同母亲发生矛盾，最后提出析产分家，占去了大部分蒋家产业。
未久，胞弟瑞青生病不治，以3岁幼龄而亡故了。
母亲独力抚孤携幼，处境极为艰难。
正是这种每况愈下的家境，刺激蒋介石渐萌人事，懂得了体念慈母的心清，逐渐改掉了顽劣的习性。
可以说，蒋介石幼时不堪教养的顽劣习性是在母亲的倾心教诲下才得以逐渐克服的。
多年以后，蒋介石在《报国与思亲》一文中曾回忆道：母亲深深地爱抚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婴孩一样，而其督教，却比老师还严厉。
当我出门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携带的东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我去哪里；放学归来，必定考验我的课业；日常更谆谆教导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饬我亲自做佣仆们所做的劳苦工作，磨练我的身心免于怠情。
母亲迟睡早起，无时无刻不在倾注她的全力，期望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孤子长大成人。
蒋母勤勉刻苦的生活作风，使幼年的蒋介石深深地受到感染，他于1945年5月曾再次提及：我（蒋介石）是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
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
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深受影响，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所形成。
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地锻炼出来的。
1892年，蒋介石5岁。
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顽劣成性，贻误终生，于是决定在他未及人学年龄时，提前请师设塾，让他收心学习。
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是任介眉，这个人是个老秀才，对待蒙童的严厉和暴虐是远近闻名的，连顽劣难驯的蒋介石也难以忍受他的酷虐。
因此，1894年，又改从蒋谨藩为业师。
学习中，蒋介石即已显示出超出同辈小伙伴的智力和能力，业师蒋谨藩经常对蒋母说：令郎天资颖异，他日必成大器，汝节操贞洁，天固有以报也。
儿子得到老师的夸奖，作母亲的当然十分高兴，也更坚定了望子成龙的信心。
1899年，蒋母得知县名士姚宗元在自己娘家葛竹开馆授业，于是决定将蒋介石送往葛竹，到姚宗元开设的溯源堂受业。
姚宗元是地方名士，学有根基，蒋介石得其指导，学业长进很快。
有一次，姚先生命蒋介石以竹为题，作一对联，蒋应声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复日寒。
姚宗元对此颇为赞赏。
从此常对蒋介石的娘舅们说：汝甥悟力非常，若教养得法，前程岂可限量！同年，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到溯源堂拜访姚宗元，蒋介石见竺绍康气宇轩昂，心生景慕，便久久注目；又见他的坐骑神骏不凡，于是偷偷将马牵到野外，百般耍弄。
结果把那马儿激怒，噬咬蒋介石的后背，使其倒地流血。
这次意外受伤，触动了蒋介石的思母之情。
当年暑假放学回家，刚进家门，见到母亲未及说话便放声大哭。
也许正是由此萌发了恋母情结，此后蒋介石每次外出求学，总不免哭泣留连。
蒋介石放假居家期间，有一位相面先生常来蒋家，此人总喜用手摸蒋介石的头部，一边抚摸一边慨叹：我从未见过如此骨相的人，这小孩太奇特了！这位相面先生的话，加上这一时期蒋介石学业上的长进和几位业师不约而同地对蒋介石的夸赞与期许，使蒋母不能不再度联想到当年金竹庵中看相人必出贵子的预言。
这位两度孀居、遭遇坎何的普通农家妇女，只有把今生惟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惟一在世的亲生儿子身上了。
这一年的寒假，榆林的表舅父陈春泉到蒋家作客，闲卿中提到陈春泉聘了岩头毛凤美在家中设塾，蒋母征得陈春泉的同意，决定送蒋介石到榆林就读，师从毛凤美学习《易经》，后来蒋介石改名中正，即榷易经》中交辞和象传之意。
1901年，蒋介石又改从崎山下皇甫氏家馆竺景嵩为业师，学《左传》，并学作策论。
也就在这一年，蒋介石谨遵母命，与岩头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
14岁的孩子，尚不知婚姻为何物，加上自幼养成的顽劣习性毕竟没有根除，因此，蒋介石婚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着实闹了不少笑话。
拜花堂、人洞房的当天，蒋介石便寻机溜到了大街上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
及至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子毛福梅进洞房时，才发现另一位主角--新郎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正待寻找时，忽听门外一阵喧闹，随后拥进一群半大小子来。
这些孩子一边放爆竹，一边呼喝喊叫，其中那个笑闹得最欢的，便是那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披吉祥如意红花、穿长袍马褂的新郎棺蒋介石。
除此以外，蒋介石在新婚之夜就让新娘子守了空房，他自己则躲到母亲的床上呼呼大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人推拉叫喊都醒不了，最后还是蒋母请人把儿子拖拖拉拉地塞进了洞房之中。
直到把他安置在新床上，他还在呼呼有声地酣睡，害得新娘子毛福梅含泪枯坐，直到天明。
婚后未久，蒋母再托陈春泉为蒋介石寻找名师，陈春泉不负蒋母之托，介绍了在岩头开馆的毛思诚。
1902年，蒋介石来到岩头，师从毛思诚温习《左传》。
毛思诚授业，注重困人施教。
因此，蒋介石进馆受业后，进步很快，个性也由此发展，表现得十分狂傲。
毛思诚曾说他：狂态不可一世。
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还表现出一些个性特点，如动静反差极大。
课下休息时，他戏嬉无度，奔跑无时，偶一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同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无论周围环境多乱，他照样可以埋头读书，丝毫不受环境的影响。
如此动静之间判若两人，可见其天成异秉。
无怪相面先生说这个小孩真奇特。
幼年时期的蒋介石，实有大异于常人的奇特之外。
2．红脸将军首渡东瀛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如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同时改名志清，从此，很少有人再提蒋瑞元这个大名了。
蒋介石赴考上路之后，蒋夫人毛福梅便每天跟婆婆一起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丈夫早日赡宫折桂，衣锦还乡。
可是，没等到报喜的上门，蒋介石已经文场失意，名落孙山，气哼哼地挂着满脸的霜回来了。
婆媳俩忙不迭地耐心安慰，小心服侍，生怕这位心高气傲、惯于拔尖却从来不肯甘居人后的蒋公子想不开，再生出什么怪主意来。
其实，这婆媳是多虑了。
蒋介石那一脸秋霜并非因为科考落弟，而是因为当时的宁波已受新思潮的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对科举之类的东西已开始看穿，不再当回事了。
在新思潮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社会上也纷纷议论清政府的无能、软弱，受尽了洋人的欺负等事。
蒋介石生性敏感，他生平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考，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科场的黑暗腐败，他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慨。
在宁波期间，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听到人们议论废科举、兴学校的新鲜事，并且惊奇地发现一些已获功名的举人、秀才竟然在试办新学堂，一些学馆里也开始向学生讲授数理化等课程了。
此外，这个头一次进城的乡巴佬还听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传闻：朝廷中帝、后两党之争，戊戌变法的失败，李鸿章大搞洋务运动等等，这一切在年轻的蒋介石心中搅起阵阵波澜。
回到奉化家中后，他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从学习新科学人手，迎接和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
大动荡。
他告诉母亲和妻子，自己要到奉化县城新开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去学习新科学。
蒋母深知儿子的脾性，一旦被他认准了的事，那是断难再有更改的。
于是，她在同意儿子的要求之后，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必须携妻伴读。
蒋母的想法是，有蒋妻毛福梅陪伴儿子读书，一则可以对儿子有个约束，以免他一人在外，又生事端。
二则蒋介石已是有妻室的人了，老太太私下里祈盼着早一天抱上孙子。
对于母亲的附加条件，蒋介石稍作考虑便点头答应了。
婚后两年，他习惯了一切由妻子侍奉照料的日子，一旦没有了妻子的照料，他还真有点儿无所适从；另外，他早已打听得奉化县城还办了一所女子学堂，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求知。
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成为过时的古训，不足取了。
他觉得，自己的妻子也该学习一点文化知识，不该落在别人后面。
1903年9月，16岁的蒋介石带着21岁的妻子毛福梅来到奉化县城。
夫妻二人分别进了凤麓学堂和作新女校。
凤麓学堂，是当时奉化城中两所新办学校之一，另一所叫作龙津学堂。
学堂开设了英文、算学等新课目，但教学重心仍在经史子集等旧学方面。
有清翰林竺麟祥主讲《礼记》，周凤棋主讲《周礼》，课程设置十分古板，体制与旧式蒙馆无大差别，英文、算学等新课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点缀而已。
这种情形，使锐意追求新学的学生们极感不满，蒋介石的态度尤其激烈。
因为当时学堂里开设的那些古文课程，蒋介石差不多早把它们烂熟于心了，他弃家就学，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兴冲冲而来的，不料进了学堂才知道，这所谓的新学堂还是老一套，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罢了。
一腔热血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大感失望。
当时在凤麓学堂教书或就读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这些人对校务也很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公推蒋介石为学生代表，去找校方谈判。
蒋介石当仁不让，先将提纲看了一遍，然后大模大样地来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膛一板一眼滔滔不绝地陈说起来。
先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课目，再陈述本校教学中的积弊若干。
最后提出改革的要求：第一，减少老八股课程，增开理化、史地等新课目；二、减少上课时间，让学生有时间自学；三、请外国留学回来的人讲课，以广见闻；四、放宽校规，不得束缚学生思想，让学生自由交往。
在这场交涉中，蒋介石情态激昂，盛气凌人，措词激烈，条理分明，当场将校董林某气得面色惨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会双手狂舞，大喊反了、反了！第二天，学校当局便以首谋捣乱、煽惑学生、低毁校务的罪名做出决定，要开除蒋介石的学籍，并威胁说要把蒋介石送交官府究办。
周日宣及众同学义愤填膺、群起抗议；并针锋相对，声言如果处理蒋介石，大家将集体退学，以示抗议。
校方见势不妙，又发现这些提抗议的学生都是本校学业上的饺使者，尤其是周日宣，是院考第一名人库的大才子、名教员，遂撤回开除蒋介石学籍的决定，自认晦气，将这次学潮以不了了之了。
从此，同学们送给蒋介石一个绰号--红脸将军，以嘉许他在这次学潮中的表现。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清末的学堂里带头闹的学潮，也可以说是他涉身社会政治活动的开始。
这次学潮，对蒋介石一生的思想都有所影响。
此后，当五四运动兴起时，蒋介石对爱国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是极表支持的。
但他支持的只是爱国学生们搞运动，却并不赞成以抨击旧文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观点他始终坚持，从未稍有更改，这也是他的思想所决定的。
这场学潮风波平息之后，蒋介石却说什么也不愿在凤麓学堂学习了。
学年尚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了溪口老家。
夫妻双双把家还，乐坏了蒋母王采玉。
蒋介石夫妇回家闲居，早晚侍奉寡母，晨昏以诗书为伴，日子过得倒也自在。
转眼年关将近，一家人正忙忙活活准备过年的时候，蒋介石的孙家舅父忽然来了。
这位孙家舅父是蒋父蒋肃庵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名叫孙琴凤，家住奉化王庙村。
孙氏夫人生性娴淑，生前深得蒋父的钟爱。
可惜天不假寿，孙氏早年病故，又无所出。
蒋肃庵既痛又怜，于是关照后娶的王采玉，要把孙家当作自己的娘家一般来往。
王采玉生性贤良大度，况且丈夫又特意交待了的，所以嫁人蒋家以后，一向与孙家十分亲近，并且吩咐自己的儿女们，也要把孙家当作自己的外婆家走动。
孙琴凤比王采五小两岁，十年来，他也一直把王采玉当自己的亲姐姐待。
当时，孙琴凤在宁波森顺杂木行里当老板，生意规模不小，个人交游也非一般乡农可比。
他每次回家，总是要到溪口来看望姐姐。
蒋介石自幼就常常到孙家去拜年、玩耍，对这位孙家舅父感情颇好，所以，一见到这位孙家舅父，他就立即把风麓学堂风潮及自己退学的事讲给他听。
孙琴凤久在宁波做生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较大。
所以，他对蒋介石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丝毫不以为怪，反而鼓励他说：我看你眉宇间有一股英武阳刚之气，不应当是吃文饭、吃生意饭的。
我觉得你还是应当继续读书为好。
宁波箭金学堂有一位主讲与我相熟，此人姓顾名清廉，是郭县山下塘人，禀生出身，对周秦诸子，尤其对《孙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
你不如到他那里去学点性理学问和变通之法，也许对今后会有益处。
这一番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他连连点头，表示愿听舅父的安排。
1904年春天，蒋介石由孙琴凤介绍，进入宁波箭金学堂读书。
这一次，蒋夫人毛福梅仍然陪侍伴读，夫妇俩住进了宁波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
这一段时间，是蒋妻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
箭金学堂的主讲是专治性理之学的老生员顾清廉。
顾清廉关心时务，思想趋于新派，对学生讲究因材施教，他要求蒋介石勤读《孙子兵法》，并授《曾文正公集》。
蒋介石在顾清廉座下读书一年，受其影响极深，他说：吾国载籍之富，学术渊源之广远，略涉其涯矣，以及通晓读书法，窥见汉文门经，皆顾先生一手陶成之。
蒋介石在箭金学堂求学时，孙中山的名字已经海内皆闻，顾清廉在授业解惑的同时，也经常对学生纵谈孙文进行反清革命的种种轶闻。
顾清廉讲得眉飞色舞，蒋介石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出各种问题，发挥自己的见解。
顾清廉课堂遇知己，益发快慰，遂把那套自己授课时所用的、经他悉心圈点过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以奖掖这位知音高足。
蒋介石从顾清廉那里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同时对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顾清廉还积极鼓励学生：青年欲大喊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
并以日本明治维新后由弱变强的历史为据，给学生灌输强兵是富国之本的思想。
蒋介石自幼便好斗尚武，顾氏的说教正合其意，从此便立下志向，决定学习军事，并计划赴日本留学。
1905年，蒋介石携妻由宁波返回家乡，进入奉化龙津中学读书。
这一年，蒋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蒋母正坐在佛堂念经，忽然闯进来一群人，原来是村里管收赋税的庄书带着帐房先生到丰镐房收钱粮来的。
蒋母当即解释：自家30亩田的钱粮税早已交过了。
不料庄书很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这一回收的是无主钱粮，上面摊下来的。
原来溪口上地贫瘠，大部分田亩有种无收，加上荒年连连，许多农户都弃农经商，移居外地，甚至有人飘洋过海，到日本、南洋去做生意。
农户流失导致田亩撂荒、无人耕种，成了无主田。
可是，官税还是照原有田亩数目算帐收缴，并不考虑实际情况给予减免。
这种情况下，负责为官府收税的庄书就只好把无主因应交的钱粮胡乱分摊到有主田上，喜欢加给谁就加给谁。
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庄书惹不起，可以一点都不加，而软弱可欺的小户人家就只有忍气吞声替人家顶税了。
蒋介石的祖父和父亲在世时，家道殷实，在溪口有头有脸，庄书自然不敢得罪。
蒋斯千和蒋肇聪相继过世后，在蒋介卿未析产之前，由于蒋介卿也是常在街面上混的，至交朋友也有个有面子的，所以庄收也不想与之结怨。
现在，两代蒋公早已作古，蒋介卿也已分家另过，三十亩田的户主已经是蒋介石了，在庄书眼里，这孤儿寡母是最好欺负的，何况蒋介石又在奉化念书，家里只有妇道人家，无主钱粮，不加在他家又加给谁家？蒋母王采玉一向不善与人争执，明知其中有伪，自忖分辩也是无用，便勉强同意多交了一份钱粮。
不料过了几天，又有两个人上门来收无主钱粮，蒋母纵是泥人也有个土性于是分辩说：我家已经交过了，不信可以问庄书公。
其实这次就是庄书唆使乡里地头蛇加码摊下来的，来人见这寡妇胆敢反驳，当即要起了青皮无赖腔：我们这是上命差遣，有话你去找上面说去。
你不交，今天就要拆你的屋！蒋母气极，急忙请人把儿子从奉化城里叫了回来，把事情经过诉说一遍，要蒋介石去找庄书评理。
蒋介石自幼好斗逞强，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
平时母亲总是事事让人，不让他与人争长论短，今天母亲说了话，蒋介石当即冲出门去，跑到庄书家里，劈头盖脸将庄书公骂了一通。
蒋介石原以为这些地头蛇是欺弱怕强。
却不料这些人原是与官府串通一气的。
消息报到县衙，差役一索子把蒋介石捆到了县里关押起来，并且准备以刁民抗粮罪究治严办。
这一下把蒋母和毛福梅吓了个半死。
王采玉娘家无钱无势，求告无门，只好由媳妇毛福梅出面去央求父亲毛鼎和设法救人。
毛鼎和是当时乡绅，有点面子，他出头请人作保，补缴了钱粮，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这才把蒋介石保了出来。
蒋介石枉读了几年诗书，如今被人诬告下狱，精神大受创伤，回到家里，孤儿寡母抱头痛哭了一常王采玉认为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垂泪勉励儿子要奋发上进，为蒋氏门庭争一口气。
对这件公案，蒋介石一直铭记于心，多年以后，他还曾愤恨不平地提及此事：我当时记忆犹新，其时满清政府已腐败至极，道德沦丧的土豪劣绅与衙门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财，鱼肉乡民，司空见惯，我家因无官位背景，屡为欺压和侮辱的对象。
我们饱受苛捐杂税和劳役的痛苦，甚至亲友们对我们的窘困亦视若无睹，袖手旁观。
我家当时痛苦煎熬的处境实在难以形容，我们全靠家母一人坚韧不拔的能耐和毅力，我家方免于沉沦的绝境。
这场官司，在蒋氏母子心中播下了仇恨清政府的种子。
蒋介石眼见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之恶，身受官府鱼肉人民之苦，痛感这黑暗腐败的社会如果不推翻，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
他回到龙津学堂后，一怒之下，一刀把脑后那条拖了18年的大辫子割了去，装在一个信封里托人捎到家里。
此举如一石击水，在乡里引起了哄动。
人们议论纷纷，都说蒋介石参加了革命党。
从此，蒋介石出国留学的意愿愈发坚定和强烈。
他返回龙津学堂后，好像变了一个，每天早晨起床很早，盥洗之后就双臂交叉紧闭双唇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沉思。
平时也不再参与同学们的闲谈，而是格外关注起时事来。
这一时期，蒋介石自幼养成的顽梗之气也一扫而光，自制能力得到明显加强，孤傲、沉默，使他在同学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成熟起来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蒋介石决心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这一次，王采玉和毛福梅都未表示异议，婆媳俩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给蒋介石做赴日留学的川资。
1905年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首次赴日本留学。
3．光我神州完我责蒋介石东渡日本后，原是准备报考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的。
不料到了日本本土之后才知道，清政府与日本政府有约在先：凡报考日本军事学校的中国学生，一律要经过清政府陆军部的保荐，否则，一律不准报考。
这样，蒋介石报考日本军事院校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但人既然已经来了，他只好先进日本专为旅日学生补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
这一年的冬天，蒋介石忽然接到了母亲的来信，要他立即返回家乡，而且口气十分坚决：汝妹瑞莲年下出阁，汝为兄长，当主其事，宜早日抵家，免母悬念，切记，切记！蒋介石的妹妹瑞莲，自幼许配给萧王庙后的竺村的竺芝珊。
但是，当时蒋瑞莲只有16岁，即使按浙东风俗，女子早婚，16岁的年龄毕竟也还年轻了些。
蒋介石不明白，母亲究竟为什么急于让妹妹出阁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蒋母思儿心切，这才与亲家商议，让女儿提早过门，以此作为催促蒋介石尽早归来的理由。
竺芝珊的父亲非常理解蒋母的心情，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下来。
蒋母盼儿早归，还有其它原因。
蒋介石决定赴日，正在筹备启程时，蒋母王采玉的母亲，蒋介石的外祖母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蒋介石动身赴日之前的一个月濭然长逝了。
王采玉一下子面临爱子远游、慈母谢世的双重痛苦，情绪异常低落。
蒋介石东渡后，毛福梅虽然也陷入夫妇天各一方，遥相思念的痛苦中，但她看到婆母王采玉经常暗自饮泣，只得忍泪百般劝慰蒋母，还特意陪着蒋母到葛竹村娘家去住过一段时间，一面帮助料理丧后事宜，一面也使蒋母得以同娘家人朝夕相聚，以慰孤寂，聊遣悲怀。
在葛竹的日子里，毛福梅恪尽孝道，晨昏侍奉，蒋母对此感激不已，暗自庆幸儿子找到了一个如此贤德孝顺的好媳妇。
所以，蒋母急于让儿子回乡，除子思儿心切之外，也想在精神上给毛福梅一些补偿。
再有，老太太盼孙子盼得心焦，儿子早一天归来，她就有可能早一天抱上宝贝孙子。
远在日本的蒋介石毫不知情，面对母亲的来信，他陷入了去留两难的境地。
经过一番考虑，他还是决定谨遵母命，放弃在日本的学业，返回国内。
因为，若无陆军部的保荐，他留在日本也无法报考军事学校，倒不如暂且回国，想办法取得合法身份，然后再赴日本，实现报考军事学校的愿望。
1905年冬，蒋介石结束了短暂的第一次留日生活，回到了溪口。
回国之前，蒋介石即已听说保定军官学校（当时的名称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将于第二年招生，他决定回国后即着手准备，来年报考这所学堂；以此作为一个跳板，力争尽快取得正式的合法的资格，然后再去报考日本军校。
1906年夏，蒋介石在杭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杭州考点参加了人学考试。
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是清政府陆军部直属督办的军事学校，当时名气很大。
该年招生时，核准浙江全省只取60名，但事先即已被浙江武备学堂及各校的保送生占去了46个名额，仅余14名额供省内各地上千名考生竞争。
这几乎是百里挑一的竞争。
不日发榜，蒋介石居然榜上有名！考取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比考中秀才之类的功名要实惠得多。
因为这个学堂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管辖的一个军官补充基地，只要一毕业，马上就是有品有级的军官了。
因此，当报事人吹吹打打把大红喜报贴到溪口街丰镐房蒋家祖堂上时，前来蒋家道贺、看热闹的乡邻充街盈巷，一时成为溪口街上的一大新闻。
蒋母采王闻知喜讯，目睹这一盛况，高兴得老泪涟涟--蒋家门媚终于在儿子手里耀眼生辉了！自从儿子归国后，蒋母在儿媳毛福梅的协助下，嫁女儿、忙过年，喜悦加上忙碌，使她从丧母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现在，宝贝儿子又考上了军官学堂，功名在望，孤儿寡母备遭欺凌的日子从此一去不返，蒋氏一门总算扬眉吐气了！蒋母陶醉了，心满意足了--含辛茹苦、忍气吞气的罪到底没白受啊！蒋介石实现了他计划中的第一步，踌躇满志，启程北上，来到了通国陆军速成学堂。
然而，进军校后，蒋介石的处境并不好。
在学生们当中，蒋介石是惟一没有辫子的人，这使他一人校即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
人们对蒋介石侧目而视，议论纷起，还有人怀疑他是革命党徒，不少人甚至明日张胆地当面侮辱他。
蒋介石身处如此逆境，不动声色，暗中常以时加警惕，深自韬晦自省自励。
这种大异于幼时尚勇好斗性格的韬晦之术，得益于宁波箭金学堂主讲顾清廉的苦心栽培--曾文公正的那套养性修身之术，看来已深植于蒋介石的心中了。
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同时，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感情也渐生渐蓄，充满于蒋介石的胸膛。
有一次，一位日本籍军医教官来讲卫生课，他拿出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泥，对学生们说：这块泥巴里可以容纳4万万个微生物，就好比你们中国有4万万人寄生在这里面。
座中听讲的蒋介石一听此言，当即离座奔上讲台，把那块泥掰下八分之一来，向日本教官提问：日本有五千万人口，是否也像你所说的微生物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巴里？那位日本教官被问得张口结舌，好一会儿才指着蒋介石那没有辫子的脑袋大声责问：你是否革命党？蒋介石毫无怯意，立即忿然回答：我只问你这个比喻对不对，请不要扯到题外去！日本教官无言以对，闹到校总办那里，要求严惩蒋介石。
按当时的校规，凡反对教官者，轻则除名回籍，重则监禁治罪。
但军校总办赵理泰也是一个深明事理、有民族感情的人，他知道这件事错在教官，不应究办蒋介石。
为敷衍日本教官，赵理泰命监督曲同丰对蒋介石进行了一番训斥，未予深究。
通过这件事，反而使赵理泰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好的印象。
连蒋介石本人也没有想到，自己与日本教官的这一番争执反而对自己日后的命运产生了积极作用。
世事如棋局，难以逆料，实足令人一叹！这一年的冬天，清政府陆军部从学堂中选拔赴日留学的学生，但规定只以日语班的学生为限。
按这个规定，蒋介石根本没有报考的资格。
可是他不甘心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大着胆子越级向学堂总办赵理泰呈上赴日留学的申请报告，申明自己曾赴日专门学习过日语，所以入校后没有参加日语班的学习，请求总办特准应考。
呈文递上去以后，蒋介石天天盼着批复。
可是直到考试的前一天，仍不见下文。
蒋介石彻底绝望了，沮丧地躺在宿舍里睡大觉。
昏昏沉沉睡到半夜时分，忽然来了一个提着灯笼的人把他唤醒，说是赵总办派他来通知，已特准蒋介石参加考试。
蒋介石一听，大喜过望，恍惚间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直到那个手提灯笼的人告辞离去，他才清醒地意识到，幸运之神正在向他招手呢。
事后他才明白，正是因为他在课堂上公然与日本教官争执这件事，使总办赵理泰对蒋介石这个不留辫子、敢与日本人当堂争辩的学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蒋介石刚毅、执拗、敢为别人所不敢为的作风使赵理泰暗中称许不已，这样的学生，不应让他失去任何发展的机会！基于这种考虑，赵理泰特准了蒋介石的呈请。
经过严格的考试，发榜时，考前未曾作过半点预习和准备工作的蒋介石又是榜上有名！与蒋介石同时上榜的还有张群、杨杰、王柏龄、马晓军、陈星枢等人。
根据陆军部的规定，录取生将于第二年春天启程赴日本军校学习军事。
蒋介石又一次金榜题名，自是得意非凡。
他匆匆赶回溪口，向母亲报告这一喜讯。
可是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母亲这一次却坚决反对儿子再赴东京去学习什么军事。
个中原由，一是因为蒋介石第一次赴日后给她造成的精神苦楚记忆犹新，她不愿再忍受离别之痛的精神折磨；二是因为这几年来，女儿出嫁、儿子求学，本已萧条困窘的家业差不多已被淘干了底，儿子若是再度赴日，她实在是供不起了，第三个原因，蒋母不好明说，但却是最根本的：蒋介石成亲已五六年之久，却很少同妻子毛福梅在一起生活，整日东奔西走求学读书，眼见得媳妇毛氏已是24岁的人了，在乡间，这种岁数的女人有三五个孩子都不是稀奇事，可是蒋介石至今膝下犹虚。
媳妇不言不语，当婆婆的还盼着隔辈人呢。
所以，这一次蒋母决意阻止儿子东渡。
蒋母的意思，正合毛福梅的心意。
于是，她也乍起胆子劝说蒋介石放弃东渡计划。
两个女子的阻拦，当然不可能动摇蒋介石东渡求学的决心。
这个机会他等待已久，得来不易，又怎能因为母亲和妻子的反对而一朝放弃、功亏一篑呢？然而，决心固然不可动摇，实际的困难却也不能不切实考虑。
蒋介石明知家中经济拈据，东渡川资无着，情不得已，他想了一个变通之法，把妻子毛福梅当年的陪嫁之物--一个首饰箱--托人送到宁婆森顺杂木行孙家舅父孙琴凤处，内附一诗，委曲言明困窘的处境，却没提告贷求助的事。
蒋介石生性心高气傲，像这种低眉垂首求助于人的事，他平生也没做过几次，如果不是自幼与孙家舅父的感情较为亲近，他是断断不会这么做的。
孙琴凤经事较多，一见这首饰箱，立即明白了蒋介石的隐衷。
他当遣人送还了首饰箱，并附上川资400元，送给蒋介石，作为他赴日留学的费用，并书嘱蒋介石要安心读书，溪口家里的一切有孙家舅父代为照拂，无须挂念云云。
蒋介石得孙家舅父赞襄，得以顺利东赴日本求学，对于孙家舅父的大恩大德，蒋介石始终不忘，何况蒋父肃庵公临终前曾再三叮嘱蒋母王采工把孙家当自己的娘家走动，因此，蒋介石发迹后，对待孙氏舅父母胜过葛竹亲娘舅。
每次回乡，必先到肖王庙镇探望。
蒋经国受父亲影响，对孙氏舅婆也很尊敬。
蒋经国每一回乡，必到肖王庙探望其孙氏舅婆蒋妙缘，谈笑相聚，十分亲热。
蒋氏父子离开大陆时，蒋妙缘已届八旬高龄，由于不愿漂泊异乡，故仍留在老家。
1963年，原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江日章从外地回到家乡肖王庙镇扩湾村。
江日章的母亲和孙琴凤是堂兄妹，故汪亦呼蒋妙缘为舅母。
他回到家乡不久，即登门探望。
这时蒋妙缘的丈夫早已故去，女儿出嫁，膝下寂寞，晚景凄凉。
1965年，汪日章经过再三考虑，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蒋妙缘过去与蒋介石的关系和目前的处境，要求给予关心和照顾。
时隔不久，有关部门即派人来奉化，把蒋妙缘接到上海。
蒋妙缘当时虽已96岁高龄，但身体尚佳，思维清晰，回忆往事，如数家珍，行前清楚地讲述了他的外甥蒋介石和外甥媳妇毛福梅闹家庭纠葛的情景。
在做好准备之后，蒋妙缘由她的女婿王仁和陪同，转由香港赴台湾。
蒋介石获悉蒋妙缘行踪，特派蒋经国专程到香港来陪，蒋介石自己则在台湾亲自迎接，优礼有加。
这件事，在当时两岸隔绝的情况下属于绝对的秘密。
蒋介石晚年的反共立场无稍更改，但对大陆将蒋妙缘送来台湾的义举能够欣然接受，足见其对孙家舅父及其亲眷的感情之深。
江日章为什么敢于在60年代中期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蒋介石舅母境况呢？江日章曾解释说：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会谈时，我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与周恩来相识，知其为人大度，不计私人恩怨；二是那时报纸上已偶尔可以看到中共呼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向蒋介石伸出了谈判之手。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告：我们愿意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
同年7月，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号召。
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记者提出的问题回答：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争取蒋介石。
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今天重温礼送蒋介石舅母赴台这个历史事实，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政策的发展过程。
蒋介石川资落实，立即辞别了母亲和妻子，先奔赴天津，与同时被陆军部保送的几位同学汇合一处，乘日本轮船抵达东京，进入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
早在两年前，蒋介石首次留学日本时，即认识了日后被他尊为义兄、对蒋介石参加革命有引荐提携之恩的陈英士（其美）。
陈英士到日本留学的时间比蒋首次赴日还早一年，当时他在日本警监学校就读。
恰好，蒋介石的同乡兼师友周淡游当时也进入警监学校学习，于是，蒋介石在周淡游的介绍引荐下，与陈英士结识。
陈英士对蒋介石是一见如故，即与订交，介绍人同盟会。
陈英士不仅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而且，蒋介石1910年得以见到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也是由陈英士介绍引荐的。
这次赴日，蒋与陈重逢，自是十分亲热。
也就在这次重逢之后不久，在陈英士的介绍下，蒋介石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日本振武学校系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办的，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当时派遣去的日本学习陆军之学生，曾人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人士官学校。
蒋介石入校，已算是该校第十一期学生了。
这一时期，蒋介石放弃了他自己改过、用了几年的名字--志清，又一次改名为中正，字介石。
当时的日本振武学校，校规极严，对学生的饮食起居、作息时间均有严格的限制。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逢星期日，蒋介石都一定参加江浙籍同盟会会员的秘密聚会活动。
大家聚在一起，痛斥清政府的腐败黑暗，畅谈驱逐鞑虏的革命理想。
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浙江同盟会会员苏曼殊、张恭、章梓等人结识。
在同盟会员们的影响下，蒋介石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形成，这一时期他最爱读的书是邹容的《革命军》，并经常带在身边，随时捧阅，从而坚定了民族主义和反清思想。
据毛思诚回忆说：蒋介石人振武学校后，有一个时期每天早晚必诵《革命军》，甚至睡觉时还将书抱在怀中，不忍释手，做梦时也似乎在和邹容对话，其痴迷人境之态，一时传为佳话。
在革命志士的熏陶影响下，20岁的蒋介石，思想感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强烈地想让自己的亲友们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蒋介石，而不再是从前那个蒋志清了。
于是，他穿上军装，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拍了一张照片，分寄给国内的亲友们。
在给表兄单维则的那张照片背面，蒋介石还豪情满怀地题写了一首小诗，借以抒发胸臆：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固然反映了当时的蒋介石强烈的民族意识，反映了他当时一心为国，不欲为官的志向。
但从蒋介石日后的情况来分析，这东来志岂在封侯却是大有讲究的。
事实证明，蒋介石的确是志不在封侯，而是成了王，成了一个大独裁者，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枭雄！1909年11月25日，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旋即到驻扎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师团长为长冈外史）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飞松宽吾）人伍。
人伍时的花名册上这么写的，学名：蒋志清。
籍贯：浙江。
身高：169．4公分。
体重59．2公斤。
入伍之初，蒋介石当的是二等兵，以后升为士官候补生。
高田是个小村镇，隶属新渴县，靠近北海道。
入冬以后，这里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时积雪厚达丈余。
蒋介石生长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很少见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为了尽快适应这种高寒多雪的气候环境，蒋介石每天早晨5点以前起床，自己拿着洗脸盆到井边取水洗脸。
适应了一个时期之后，他又用雪擦身或洗冷水澡，渐渐地，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了。
许多年后，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
蒋介石后来当政时，也大力提倡用冷水洗脸，认为这是健身之道。
在联队的野炮兵队里，蒋介石每天的任务只是照料军马。
为此，他每天早晨洗过脸之后就去擦洗军马，在马厩里把军马的全身擦洗干净之后，再牵到厩外饮水和喂食。
每天把马喂好后，蒋介石才能返回营房吃早饭。
傍晚，再到马厩里擦一回马，返回营房后先刮靴，然后吃晚饭。
这种工作，听起来也算是军事科目，实际上类似苦役，但蒋介石不以为怨，仍能做到咬定牙根，事事争先，不自感觉其苦。
做这种工作，每天的体力消耗极大，可是联队里的伙食却并不好。
据蒋介石后来回忆，日本军队当时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周还必须要吃几次麦饭。
佐餐之物经常是三片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
只有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
每人的定量都一样，不分饭量大校蒋介石刚开始时吃不饱，以后慢慢习惯了，身体也适应了这种饭量，人也不怎么觉得饥饿了。
这种定量进餐、菜式单调的军队生活，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但蒋介石却觉得定量进餐有利于身体健康，并说日军官兵的身体素质很好，因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爱生病，是因为每餐吃得过饱的缘故。
后来他还经常以此教育中国军队的官兵，告诫他们不要过量进餐，吃得太饱，认为只要吃够就可以了。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曾涉猎了不少军事典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
在高田的一年时间内，蒋介石体会最深的，首先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
在日本军队内，班长已是职业军人，不退伍，因此军历较深。
也是因为认识到班长的重要性，所以日本军队对班长一级的训练和业务都是严格保密，从来不教外国学生。
其次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要形成一个综合性结构。
在日本的军队里，如剃头、看护、修理机械等，均由军队内部人员自行解决。
军队的士兵多数要学习一种军务以外的技艺，以便于退伍后能够找到谋生的职业，不致因为当兵而失业。
第三个体会是：军队的官兵要有中心信仰。
蒋介石认为对士兵进行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十分必要。
蒋介石亲眼所见，日本士兵都信仰天皇，忠于自己的祖国，同时也有历史。
地理知识的教育。
他认为，这是日本士兵作战勇敢的根本原因。
日本军营对军风、军纪及军营卫生的严格要求，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在日本军营里，寝室、讲堂均要求室内四角和门背面必须整洁干净；甚至连痰盂也有明文规定，除要求内外整洁之外，盂内的存水量也有标准，即不得超过总容量的三分之一。
军队内负责查卫生的长官带着白手套，一进屋门就伸手往门横木和角落里摸。
对此，蒋介石印象殊深。
正因为印象深，受其影响，蒋介石当政时，最喜欢戴白手套，每到一处，都要四处摸一摸，检查干净与否。
蒋介石惟一认为不可取的，是日本军队内长官打骂士兵的残暴和野蛮。
他曾说：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待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打仗吗？我们中国军队更应严禁官长打骂虐待士兵，遇事必须耐心教育劝导，使他们受到感化。
而实际上蒋介石也深受日本军队的这种影响，他性情急躁，好发脾气，稍不称心，不是骂人就是打人，而且蒋介石打起人来，一拳一脚，非常熟练。
他当政以后，曾经随侍左右的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就经常挨骂挨打。
按照蒋介石的军规，长官打时，下级只准挺胸硬挨，不准闪避。
这种军规，不知是根据蒋介石的哪一条训示制订出来的。
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军队里宫长打骂士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和军营生活体验，对蒋介石的一生影响较大，既成为他日后教育部下的资本，也是他蒙受孙中山器重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正是因为赴日留学，才结识了陈英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一个只是股陇地仇视清政府的普通青年，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革命党人，成为了一个立志光我神州完我责的斗士。
4．敢死队长和他的革命引路人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英士）的关系是非常深的。
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赫赫声威是举世闻名的。
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则很可能四大家庭中的陈会易姓而居，或者干脆是四大家庭变成三大家族。
因为陈立大和陈果夫这兄弟二人，是陈其美的胞兄陈其业的儿子。
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大权之后，看在义兄陈其美的面上，着力扶持陈氏兄弟，才使陈家的两个侄辈兄弟迅速崛起，脐身于四大家庭之列。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关系绝非泛泛，而是生死之交。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北部归化（今湖州市）人。
与蒋介石算是大同乡。
他们两人相识于日本东京，在辛亥革命时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子兄弟。
曾立誓生死与共，安危同仗。
陈其美生于1878年，比蒋介石大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陈其美的身世家境也与蒋介石有相似之处。
陈家祖上曾是地方大户，十分富有。
但到了陈其美的曾祖那一代，家道始衰，逐渐中落了。
到了陈其美的父亲陈延信这一辈时，因为科考连连不第，遂弃文经商。
陈其美幼时聪敏好学，读了几年私塾。
15岁时，父亲陈延伤病故，家境一落千丈。
陈其美为了生计，只好到一家典当铺做学徒。
1902年春，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归来，向陈其美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间由贫弱变为富强的情形。
当时，已在当铺干了11年的陈其美立即感到自己见闻于隘。
一向胸有大志无缘伸展抱负的陈其美决心只身到十里洋潮的大上海去长长见识。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反清活动的中心，各种新潮思想广为传播，民智开化的程度远非地处浙北的归化可比。
陈其美当年已经26岁，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奋发学习，广交朋友，先后结识了于右任、蔡元培、张静江等反清志士，由此吸收了更多的革命思想。
时日渐久，陈其美感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对自己栖身于一个小小的丝栈的处境极感不满。
于是，在胞弟陈其采的资助下，陈其美于1906年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陈其美到东京后，先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培养新型警官而委托日本政府代办的。
陈人学后，结识了也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周骏彦、卢钟岳。
周淡游。
庄之盘、魏伯祯等人。
人学不久，陈其美不满于这所学校授课太少，于是，又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陆军学校是孙中山委托日本友人寺尾享出面申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为推翻清政府积蓄生力军。
陈转人陆军学校后，立即受到浓郁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井结识了徐锡麟、秋谨等革命志士。
1906年，陈其美加入了同盟会，还和部分陆校同学组织了一个军事体育会，意在锻炼体魄、学好军事，为革命的起义和暗杀行动做准备。
他十分敬慕革命烈士邹容、陈天华等人，经常和同学们畅谈国事，慷慨悲歌。
1906年12月，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人领导的萍浏起义惨遭镇压，1907年，钦廉防城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和镇南关起义等均遭败绩。
消息传到了日本，陈其美等留日进步学生及同盟会员极感悲愤；1907年7月，徐锡麟等人在安庆行刺安徽巡抚恩铭未遂，秋谨在绍兴响应，因时间有误而致失败。
秋谨旋被杀害。
这些不幸的消息尤其使陈其美感到异常悲痛。
他再也没心思留在日本了，决定提前回国，继承烈士们的未竟事业，亲身投入反清革命斗争。
1909年夏天，陈其美策划发动浙江举义，不幸被叛徒刘光汉出卖。
时任清政府两江总督的端方派兵抓捕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因陈外出未归，同盟会员、浙江龙华会首领张恭被捕，起义被迫辍止。
1911年7月31日，湘。
浙、苏、皖等7省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谭人凤等均在其列。
会议选举陈其美分掌庶务，负责组织工作。
陈其美遂以花天酒地的浪荡公子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在长江流域地区，中部同盟会成为反清革命运动的中枢组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
紧接其后，湖南、江西。
陕西、山西及云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
为了策应武昌起义，陈其美一面积极筹划上海武装起义，一面电召蒋介石等一批尚在日本学习的同盟会员立即回国，协同作战。
蒋介石当时正在日本高田当兵，接到陈其美的电报后，他当即连呈三份申请准假回国的报告，但都未获上司批准。
无奈，蒋介石只好去找飞松宽吾联队长请假，飞松宽吾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只准了蒋介石48个小时的假期。
并对蒋介石说：如果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你！当时的日本政府军事当局对中国留学生参予反清斗争的活动采取既不公开支持又不加以阻拦的态度，因此，对蒋介石请假回国的目的，联队长飞松宽吾故意不问，在蒋介石离队前，还特意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欢送仪式。
蒋介石获准离队后，立即约同张群、陈星枢等人从高日乘火车赶到东京，分别向本省同盟会支部领取了路费。
由于48小时的假期将满，蒋介石为安全起见，特意脱掉军装，换上了一身和服，并把军服和军刀从东京邮寄回所在联队，然后会同另外23名回国的留学生，从东京乘船，于10月23日回到了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面见陈其美。
当初，陈其美曾力主先在浙江举义，他的计划是先占杭州为根据地，再由专车派兵夺上海制造局，进取苏州，直达南京。
可是浙江的革命党人却认为沪杭之间交通便捷，如果上海不首先光复，则杭州起义很难成功。
所以，应当在上海首先举事，尔后杭州响应，可一举而成。
陈其美的计划未被接受，只好来到上海，蒋介石等人抵沪后，陈其美正在积极筹划上海的武装起义。
这时，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而武昌方面又急待声援，需要江浙一带尽快发动起义。
11月1日，陈其美与李平书、钮永建等人议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
遂于11月3日下午宣布独立。
在此以前，蒋介石、黄郭、陈泉卿等人已奉陈其美的命令奔赴杭州。
抵抗后，蒋介石等人未稍歇息，立即约集了杭州军、警、学界的一些革命党人在顾乃斌家开会，一致推举童保暄为临时司令官，诸辅成负责建设机关部，朱瑞、顾乃斌分别担任第一、第二标司令官，并约定起义时间为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此处日期为旧历，实为公历11月3日-7日）之间。
蒋介石由上海赴杭州时，曾奉陈其美的命令，与王金发、王文清等人同率敢死队一百余人支持杭州方面举事，并由蒋介石担任先锋敢死队指挥。
这是蒋介石平生所担任的第一个官位。
11月3日上午时，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总商会集会，正式公开宣告独立，升起了同盟会起义的标识--青天白日旗，同时决定立即实施武装起义。
起义开始后，闸北民军迅速占领了巡警总局，率先得手；接着，敢死队烧毁了道台衙门，一举攻占上海县城。
至11月3日下午4时，各路敢死队、商团、民军齐集，向江南制造局（即兵工厂）发起攻击。
陈其美亲自率领弹械精良的商团从南市出发，直取制造局。
但清军已有备在先，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清军的火力也优于商团，所以，民军的两次冲锋均未得手，伤亡惨重。
陈其美情知敌强我弱，强攻不易得手。
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遂命令停止进攻泊己和李平书冒险进入制造局，试图说服敌方，争取和平解决。
不料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将陈其美强行扣押，用铁链锁在厕所旁边的柱子上，只将李平书放回来。
其后，商团、民军与稍后赶来增援的光复军合力猛攻，经数小时激战，终于在11月4日凌晨攻克制造局，上海遂告光复。
陈其美的这一冒险行动，当时曾传为佳话。
11月3日晚，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杭州，全城各界人心浮动，商家店铺纷纷挂板关门，驻杭清军各部也都加强了戒备。
童保暄、朱瑞、顾乃斌等人紧急会商后，决定11月4日夜间发动起义，以策应上海，并正式成立临时司令部指挥各路义军举事。
同时约定，举事时以独立为联络口号。
11月4日夜，第一标司令官朱瑞在觅桥集合原新军第八十一标的队伍，率队向杭州城进发；顾乃斌也劝导原新军第八十二标统带固周成功，任第二标司令官，率队从南星桥向杭州进发。
起义的枪声打响后，蒋介石亲率先锋敢死队队员协助顾乃斌的第M标进攻抚署衙门。
据蒋介石1912年所写《复顾才子（乃斌）书》中回忆：攻击之初，先由陈济汾、于竹二君，投抛炸弹于署侧杨馥齐楼窗之下，署前部队随响攻击，二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
在义军的猛攻之下，浙江巡抚增锡企图从后院墙洞逃逸，被起义士兵生擒。
11月5日，各路义军围攻旗营，迫使杭州将军德济投降，杭州全城遂告光复。
在上海革命力量的推动下，苏州也于11月5日宣布独立，正式挂出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
其后，陈其美和江、浙两省军政府共同调集苏军、浙军、镇军、沪军等部队组成江浙联军，击溃张勋的部队，于12月2日攻占南京。
陈其美在上海和江浙的起义斗争中功勋卓著，成了当时人人皆知的大英雄。
孙中山先生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时曾夸赞陈其美说：武昌既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
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
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
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
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
其时，陈其美已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司令部长。
蒋在上海见到陈其美后，陈其美对蒋介石在杭州起义中的敢死表现至为赞赏，于是让蒋介石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整编革命军队，维持上海治安并参予训练新兵等。
不久，陈其美向上海绅商募集4万元，组编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归黄郭的第二师辖制。
陈其美与黄、蒋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兼战友。
三个人原就志同道合，关系密切。
经过沪、杭起义的战火锤炼，陈其美对黄、蒋二人更加赏识，为了培植个人的核心势力，陈其美提议三人换帖拜把子，结为盟兄弟。
蒋、黄二人欣然应命。
应当说，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初期的表现是十分英勇而且无畏的，杭州举事前，蒋介石自知敢死队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料到牺牲必多，他也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的。
在率部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书》，说他已决心弃学景从革命、誓为革命牺牲。
在这封《诀别书》中，蒋介石-一与母亲王氏、大哥蒋介卿及发妻毛福梅宣告诀别，并交待了自己死后的相关的家事。
蒋母被儿子的这封信吓坏了。
然而关山阻隔，她想去阻拦也不可能，只好写封回信叫儿子不必掂念家里，自己则与媳妇毛氏到庵堂里拜菩萨许愿，每天在自家佛堂里念经祈祷。
不数日，杭州光复，蒋介石赴沪邀功去了。
消息传到蒋家，丰镐房一片欢腾。
蒋母特备三牲谢神，同时也把从杭州回到奉化来的一些敢死队员请到丰镐房蒋家祖宅吃了一顿庆功宴。
原来蒋介石所率领的那一批敢死队员，是陈英士从奉化一带招募的，计有一百余人。
这些人大都是奉化桐照、松岱、马头、芜湖等地的渔民，骠悍勇猛，忠直可信。
在杭州举义时，这些敢死队员在蒋介石的率领下，个个冒死冲锋，争先恐后，为革命军扫出了一条血路。
为此，蒋介石十分感激他们。
因为如果不是这些死士奋勇争先，蒋介石的战功是无从谈起的。
一将功成万骨枯，蒋介石深明此理，他在上海初任要职时，曾意图挽留这些敢死队员们留在自己身边。
可惜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久居上海，纷纷返回奉化家乡去了，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随侍蒋介石左右，如后来官至蒋家嫡系部队第二十六军军长的陈孔如就是其中一个。
蒋介石从一个日军炮兵联队的实习生一跃升为统兵千余的团长，可说是一步登天了。
但是，蒋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职务--领兵率队、一呼百应的体验，使他初尝了权力的滋味。
从此，24岁的蒋介石的心中，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开始萌芽了。
5．革命党杀了革命党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
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文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
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同盟会员们与光复会的嫌隙由来已久。
1907年7月，徐锡麟谋刺安徽巡抚失败，秋瑾又在绍兴被捕，陶成章也遭清政府通缉。
在此情况下，陶成章出走南洋，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
1908年秋，陶想在南洋华侨中募集捐款，资助江浙等省组织武装起义，因为孙中山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
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抵毁孙中山先生。
1910年2月，陶成章与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章任会长、陶为副会长，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
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嫌隙，虽然只是革命党内部的矛盾，但陶成章却因此引起了陈其美等同盟会员们的忌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陈其美个人权力欲望的膨胀，终于导致了一场流血事件。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
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
陶成章（1877-1912）宇焕卿，浙江绍兴人。
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
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
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
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控、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
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
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
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
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革命报刊，活动颇有成效。
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
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道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
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
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事败，也从容就义。
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
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
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
事实上，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原则性的利害冲突，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
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
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
先是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文和为总司令，带敢死队到上海，李随陶成章同晤陈其美，双方约定u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
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
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
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于是决定抢先发动。
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
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
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虽然在光复上海之役中，陈其美的资望和战功尚逊于李和，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
如李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
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茨，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茨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
陈却派卫兵将他逮捕，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
在陈其美掌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他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
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
因此，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金兰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
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
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的。
陈其美攫夺革命果实，以都督之尊而跃居上海帮会头领地位，出于派系纷争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
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
因而力举陶成章代理浙事。
而陶本人又力辞不受，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继任。
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
由于陶成章在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人主浙江的谋图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12年1月15日，上海根立报》刊出一则消息：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
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
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
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立即唁电缉凶。
十七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的电文：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
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
如马叙伦的记述：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
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
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
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辛亥十一月甘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
……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
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
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
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方面，蒋介石本人早有供述。
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陶成章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
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
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
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
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
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
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碟报科缉凶。
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探目头于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
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
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杀，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
为了保命，蒋介石拿着陈其美犒赏给他的大量金钱匆匆潜出国门，逃往日本。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
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来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
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
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
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拼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
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
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记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