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讨袁失利的副产品--接近孙中山蒋介石一枪掀掉了革命党领袖陶成章的天灵盖，也就此揭开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积怨既久的矛盾盖子。
这个矛盾盖子一经揭开，就再也捂不住遮不住了。
蒋介石的这一枪，固然是沉重地打击了光复会，可是他本人甚至连主使他枪杀陶成章的义兄陈其美都没有想到的是：打击了光复会，非但没能使同盟会成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却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致使后来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复会这一重要支柱，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击败，弄得陈其美、蒋介石在国内无处安身，连孙中山也不得不亡命海外。
蒋介石的这一枪，于敌于友都是至关重要。
杀了陶成章，蒋介石被陈其美送出国门，逃到日本。
陈其美送蒋介石的理由很简单：留学深造。
这个借口几乎欺骗了所有的人。
连和V护山都一直被蒙在鼓里。
而蒋介石虽然在多年以后自吹自擂，说他杀害陶成章是辛亥革命成败的最大关键。
可是，一向喜欢邀功、居功的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拿这件丰功伟绩作为向孙中山讨赏的资本。
孙中山在世时，蒋介石和陈其美对这件案究竟是何人所为一直缄口不言，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才想起这件事来。
蒋介石亡命日本，一边学习，一边担任了《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为这本杂志撰写了《发刊词》，指明办刊宗旨为：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缎之计者。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有弃戎从文的劲头，先后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一系列文章。
他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幻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全世界各种族和睦相处，没有战争，也就不需要军队，只需警察来维护社会秩序即可。
他还在文章中指出，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和俄国最有可能与中国打仗，并且警告国人：无论哪个国家侵略中国，中国都将不堪一击。
他因此大声疾呼，指出当时的中国应当建立一支有60万兵员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蒋介石的确是个帅才，是个政治家兼军事家战略家的好坯子。
他的关于中国很可能受到日本或俄国的侵略的预言，真还有点儿高瞻远瞩的味道。
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所下的中国将不堪一击的论断。
也许这是一种思想根源，它直接导致了十数年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出笼。
却原来，蒋介石早在1912年就种下了不抵抗主义的思想祸根！呼吁中国建立一支至少60万人的陆军部队，这是蒋介石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
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还着重批评了军权和政权集于各省总督一人之手的政治制度，他说：这种政治制度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
不得不承认，蒋介石说得非常正确。
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至此，我们又找到了蒋介石大搞政治与军事独裁的一个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他本人就任临时大总统。
在胜利的形势下，大多数革命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共和制度已经实现，今后的任务就应当是兴办实业、改良民生了。
幼稚的革命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临时大总统很快就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立即变了脸，强制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打击革命力量，并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车站将鼓吹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刺伤。
宋教仁被刺时，陈其美就在现场，他当时是亲赴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故尔亲眼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全部经过；他旋即下令全力侦破此案，务须缉拿真凶，为他的革命战友报仇雪恨。
不久，案情大白于天下。
在全国进步舆论同声谴责袁世凯的暴行的情势下，袁大总统终于按捺不住，撕下了拥护共和制的假面具，加速了专制独裁的步伐，调动军队南下包围国民党人当权的湘、赣、皖、苏四省，随时准备用武力对付国民党了。
正式成立还不足一年的中国国民党一下子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了。
当时正在日本考察访问的孙中山，闻知宋教仁被害之后，立即赶回了上海，按孙中山的主张，他要立刻组织军队，兴师讨伐袁世凯。
可是，陈其美等一些国民党要员认为当时的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力主法律解决，并坚持认为现在已是民国时代，为了百姓的安定，不能轻言动用武力。
双方争执不下，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以致延误了讨伐袁世凯的最好时机。
直到当年7月，袁世凯得寸进尺，先下令撤免赣、皖、粤三省都督，继而又公开指斥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捣乱，要举兵征伐，派北洋军进驻江西，这才使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大军。
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紧随李烈钧之后，苏、皖两省分别于7月15日和7月17日宣布独立。
陈其美也于7月18日宣布上海独立，并通电讨袁，建立了上海讨袁总司令部，陈其美自任讨袁军总司令。
这时候，蒋介石正积极准备赴德国学习军事。
战事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赶到上海，投奔陈其美。
不过，蒋介石来上海找陈其美，初衷并不是想要协助讨袁的。
他在日本呆了一年，边学习军事边办《军声》杂志。
可惜，杂志因故停刊了。
蒋介石便从日本返回国内，回到溪口老家，开始为赴德学习做准备。
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改变主意的。
他到上海，找到陈其美之后，并未改变赴德的计划。
后来，还是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他才同意留在上海，帮助陈其美组织武装讨伐袁世凯。
蒋介石按照陈其美的命令，只身到驻沪袁军第九十三团去做发动起义的工作。
这个九十三团当时驻扎在龙华，是陈其美的旧部。
蒋介石来到九十三团后，召集各部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倒戈反袁。
直说得唇干舌焦，好歹算是说服了一个营。
当时陈其美准备用来举义讨袁的兵力很可怜，包括被蒋介石说服的这一个营，加上陈果夫组织的军校学生奋勇军。
刘福彪的福字营和居正控制的吴湘炮台等，总共只有不足万人的兵力。
不过，陈其美这个人毕竟还算个英雄人物。
复杂的人生经历，十里洋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加上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使陈其美抱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
陈其美自己也曾说过，他素来是以冒险为天职的。
所以，在根本无法像第一次革命那样动员光复会、民团、商界和会党力量的情况下，虽然讨袁义军势孤力单，他还是下令起事了。
7月23日凌晨，陈其美一声号令，指定制造局为首攻目标，起义开始了。
在陈其美的统一指挥下，蒋介石率九十三团的一营兵力向高昌庙进攻，松军向龙华守敌进攻，陈果夫的学生奋勇军主攻西炮台。
双方在黑暗中激战数小时，由于守军枪械精良，弹药充足，且人数也大占优势，讨袁义军虽付出了较大的死亡，仍未能获胜。
攻击开始后，海军的三艘兵舰也协同守军开炮猛击讨袁部队，战至大亮，讨袁义军终于无功而返。
7月24至25日，讨袁军再次发动攻击。
可是守军占据有利地形，加上明显优于讨袁军的火力支持和随后赶来的援军参战，所以，尽管讨伐袁世凯是义军全体官兵同仇敌汽的精神支柱，尽管大家不畏牺牲，个个奋勇，却到底未能越过雷池一步。
至8月上旬，全国讨袁的形势的日益艰难，袁军乘胜挥师南下，将上海讨袁部队重重包围。
8月13日，讨袁失败了。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二次革命中，蒋介石从上海举事开始到讨袁失败，一直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取缔，刚刚组建一年的年轻的国民党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革命陷入了低潮。
但是，蒋介石本人也未曾预料到的是：二次革命讨袁的迅速失败，反而成为他接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契机。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国内无处安身，只得再度流亡日本。
蒋介石和陈其美在上海东躲西藏了一阵子，因为袁世凯悬赏5万元缉拿陈其美，陈其美在上海也难以容身，遂于1913年9月偕同蒋介石到了宁波，企图运动浙军起义，但未能成功。
10月初，陈其美奉孙中山电召去了日本，留下蒋介石负责上海讨袁事宜。
蒋介石坚持了两个月，工作无法开展，袁世凯又缉拿得紧，无奈，也去了日本。
蒋介石这一次赴日本，完全是流亡。
但是，由于孙中山、陈其美也在日本，在陈其美的引荐下，他与孙中山相识、相熟、相知，由此逐渐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第一次面见孙中山，是1910年的事。
那时，蒋介石加入同盟会还不到3年，能面见同盟会总理，完全得益于陈其美。
这一次，又是因为陈其美，蒋介石才接近了孙中山，得以追随左右。
所以，说陈其美是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头一次与孙中山见面之后，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看法就颇令人鼓舞。
孙中山曾对陈其美说：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这样的人，对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才，他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实行家。
初次见面就留下了如此印象，殊为难得。
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孙中山的眼里变得更成熟、更坚强了。
短暂的二次革命讨袁行动遭到惨败，刚组建的中国国民党被袁世凯抓的抓、杀的杀，弄得七零八落。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了袁大总统政治餐桌上的一盘菜，而苦心孤诣制作了这盘菜的厨师们--孙中山及其一大批革命党人都不得不亡命海外，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
一句话，二次革命给中国的革命者们除了留下遗憾、沮丧和血的教训之外，任何有益的东西都没有留下。
可是，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应当感谢袁大总统镇压二次革命的果决和迅猛。
因为，如果不是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接近孙中山。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次革命的失败，使蒋介石成为最大受益者。
2．誓为第二化身1927年，北伐军打到上海后，蒋介石曾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举行了一个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一周年纪念会，并亲自到会主持。
在上海各界为欢迎北伐军而举行的集会上，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陈英士同志》的演说，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留下来的，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要纪念陈烈士。
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诸位今天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
我希望大家都做陈烈士的化身。
第二化身，是蒋介石为向陈其美表忠心而说的一句名言。
1915年初，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准备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出，举国愤怒，反袁、讨袁的呼声日益强烈，革命时机日趋成熟。
这时，留在上海等地的一些革命党人纷纷催请陈其美回国主持讨袁斗争。
孙中山这时正在抓紧筹划建立中华革命军的事，于是命令陈其美赶回上海，召募革命队伍，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准备再举讨袁义旗。
形势虽然有利于革命，却并不利于陈其美回国工作。
因为当时陈其美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悬赏5万元重金通缉的国事犯，他一旦回国，处境必将万分危险。
陈其美明知回国后凶多吉少，却仍然义无反顾，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毅然决定返沪。
蒋介石送陈其美到日本横滨道别，曾对蒋介石说：吾愿牺牲一己，以偿我党之代价，以挽我国之弱风。
吾愿扫除中国之恶魔，吾愿建造世界之平等。
蒋介石闻听这一番深情的表白后，也激动万分地回答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贼所害，我一定要成为兄之化身，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兄的未竟事业。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就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
他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遂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名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是要发动第三次革命，继续讨袁。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建，孙中山为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许崇智为军务部长。
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并指定陈其美和居正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仅此一点，也足见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和信任。
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的陈其美，实际上是孙中山在党内的第一副手。
孙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
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
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
这种权限，在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中，可说是：一人之下，诸人之上的股腑之臣了。
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在原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意见纷歧。
因此改组的筹备策划用了很长的时间，一些同盟会元老如李烈钩、谭人风等人坚决反对孙中山的重组新党的举措，黄兴虽未便公开争执，但拒绝加入新党，毅然离日赴美，为的是避免与孙中山正面冲突。
在众人纷纷反对和拒绝入党的情况下，陈其美和蒋介石是坚定地拥护孙中山的。
中华革命党成立前不久，蒋介石即于1913年10月29日由陈其美的盟兄张静江为盟誓人，正式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的入党誓约编号为第102号，这个中华革命党党员人数最多时只有500人左右，蒋介石是在上海宣誓入党的，是国内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之一。
蒋介石入党后不久，即于1913年12月离开上海，到日本协助陈其美做些杂事，空余时间无事可干，就孜孜不倦地阅读《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以致两目成疾。
他真正喜爱这部《曾文正公全集》，也就从此时开始。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继续以反袁革命为号召，并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人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发起讨袁活动。
陈其美被任命为湘沪司令长官，于1915年10月中旬从日本回到上海，秘密开展反袁军事活动。
蒋介石那著名的第二化身的誓言，也就是这次送陈返沪时所说。
陈其美秘密潜回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安了个家。
从此就以这个家作为反袁军事活动的总指挥部。
陈其美将一切安排妥当后，立即给在日本的蒋介石发出盼即回沪的电报。
蒋介石接到电报，立即启程返回上海。
与蒋介石一起返回上海的还有丁人杰、余祥辉、杨庶堪等人。
会同已在上海的邵元冲、周淡游、吴忠信等，齐集陈其美麾下，组成了上海讨袁总部，蒋介石分工主管军事工作。
当时，袁世凯的势力还十分强大，军事控制极其严密，爪牙党羽遍布全国。
因此，讨袁活动的准备工作只能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进行。
蒋介石初返上海，深居简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久便亲自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湘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并在日后的起义中亲自参与讨袁作战的指挥工作。
与此同时，陈其美等人分析了形势，决定首先诛杀袁世凯在上海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灭敌人威风，振革命气势。
为执行这次杀郑任务，埋伏在郑汝成的必经之路上。
11月10日，郑法成前往出席日本总领事为庆祝天皇大正加冕典礼而设的酒宴，返回时途经外白渡桥，狙击手王晓峰掷出炸弹，当即命中，汽车瘫地原地不动了。
王晓峰随即与杀手王明山分别登上汽车，各开数枪，将郑汝成当场击毙。
完成任务后，在大量军警纷纷赶来包围现场的情况下，两位义士从容就捕，后被租界当局引渡给中国官方遭杀害。
这时期内，陈其美与蒋介石多次身陷险境，都被他侥幸脱逃。
第一次险情发生在陈其美、蒋介石策动上海军舰起义的当天夜里。
当诛杀郑汝成成功之后，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商议后认为，要想在上海起义成功，必须先袭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然后利用军舰上的炮火支援陆地的进攻。
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后，经几个月的努力，海军肇和舰舰长黄鸡球、舰员陈可钩等人被革命党争取过来。
这时，海军当局似乎嗅出异常的味道，发出指令，命肇和舰于12月6日升火开船，调往广州。
陈其美得到情报，立即决定发动肇和舰起义。
12月5日，肇和舰宣布起义。
蒋介石随同陈其美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火线督战。
各路义军在陈其美和蒋介石的指挥下，分头攻击上海警察局、电灯厂、电话局等目标。
但是，由于起义准备仓促，肇和舰开炮支援陆地作战的同时，未能及时组织陆战队增援陆地战斗。
战至黎明，义军被袁军分而围击，伤亡惨重。
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只好退返指挥部。
当天夜里，法租界的巡捕突然包围渔阳里5号陈宅，要强行入内搜查。
楼下的陈果夫为掩护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逃跑，机警地与巡捕大声争吵。
正在楼上的陈其美、蒋介石、吴忠信和邵元帅等人闻知险情，立即从楼顶的窗户跃出，攀上屋顶逃逸。
大家转移到新民里 119号蒋介石的住处，原以为肇和舰已经得手，计划转移到那里去，不料清早刚一出门，就遇到了曾率众攻占肇和舰的杨虎，这才知道肇和舰在应瑞、通济两舰的夹击下死伤惨重，起义失败。
第二次遇险发生在1916年4月。
l月22日陈其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苏浙赣皖四省总司令。
陈其美闻知蔡愕已在云南举事，发动了护国战争，便继续积极谋划同时在沪、浙两地发动讨袁。
4月14日，陈其美又策动了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率队攻取了江阴炮台，并趁势攻下了吴江、盛泽。
不料5天之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哗变，守卫炮台的卫兵多数逃离。
只剩下蒋介石和两个士兵。
蒋介石临危不乱，带领仅剩的两个士兵从炮台上撤了下来，只身一人潜回上海。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回国内，亲临上海主持讨袁斗争，并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而进行反袁斗争，同时指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应永远铲除帝制。
陈其美在孙中山抵沪后，更觉肩上责任重大，急于有所作为，以配合蔡愕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全国讨袁呼声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
然而，举事讨袁需要大量的款项，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陈其美数度制订起义计划，均因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
急于筹措革命经费的欲望导致陈其美陷入了一个危险圈套。
当时袁世凯一直未放弃用金钱收买陈其美或至少使其脱离革命的企图，曾以70万元的巨资诱使陈其美出洋游历，遭陈其美严辞拒绝。
袁党分子视陈其美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设计了一个杀掉陈其美的巧计：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开设了一个徒有虚名的鸿丰煤矿公司，勾结革命党内部的叛徒李海秋，由李海秋去对陈其美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以此向日本银行抵押一笔巨额贷款。
如果陈其美能居中介绍签约，鸿丰公司愿捐出借款总额的十分之四来资助革命。
求款心切的陈其美当即一口答应，并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书来签约。
5月18日，双方约定在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山田家中见面。
下午，李海秋带了许国霖等人如约而至，陈其美已先在山田家中等候，大家刚刚寒暄落座，叛徒李海秋却借口说合同底稿忘记带来，匆匆返回去龋李海秋刚一出山田家大门，立即从外面冲进来两个凶手，拔枪就向陈其美射击。
陈其美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头部连中数弹，当即身亡。
蒋介石讯此噩耗，立即赶到现常日侨山田怕无端受牵连，已将陈其美的尸体拖到门外，蒋介石赶到后，抚尸痛哭，悲撤至极。
当时还是袁世凯统治，许多人不敢公开露面，陈其美暴尸街头，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蒋介石当即将陈其美的尸体移至自己的寓所，为陈其美购置棺木，20日午后入棺成殓。
为了悼念陈其美，蒋介石曾写了一篇哀忱凄切的祭文，说：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因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并表示：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业，生者也。
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
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就在陈其美被杀的第19天，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穷途末路中也一命呜呼了。
至此，讨袁战争不战而捷。
陈其美突然罹难，蒋介石顿感失去了一个依靠。
正如他在祭文中所说：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笃，如公者乎！终蒋介石一生，无论是在家乡还是登上了权力顶峰之后，他是非常喜欢与人结义为兄弟的，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
但在所有结义兄弟中，蒋介石最不能忘怀也是惟一怀了真情的念兹在兹始终不改初衷的，惟陈其美一人而已。
蒋介石于北伐后跃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地位，并从此在大陆统治了22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陈其美当年对他的提携和扶掖之恩。
他对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倍加宠信、重用，对陈其美的遗孤悉心照顾和抚育，都是源于这种感恩之情。
想当年蒋介石赴日留学，除了一腔热忱之外，对革命尚一无所知，正是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引导他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其后的历次革命斗争中，又是陈其美时时处处给以指点帮助；特别是陈其美在日本向孙中山着力推荐了蒋介石，使他后来能够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赏识和重用。
对于这些，蒋介石是没齿不忘的。
所以蒋介石在祭文中说：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励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蒋介石之痛悼陈其美，固然多出于个人情感；而孙中山于陈其美死后，首先感到的是从此失去了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助手。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局势愈加混乱不堪。
1917年7月12日，张勋迫使黎元洪非法解散了国会。
同年10月，在海军舰船的护卫下，孙中山偕同一批革命党人南下到了广州，在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亲自领导护法斗争。
这一时期，孙中山正在搞联甲倒乙的继续革命，这种方式的革命使孙中山开始重视组建军队，因为他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某一派系的军队对他的拥护或反对。
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连连失败。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愈加感到组建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于是他从桂系军队中调来一支约共8000人的部队，组成援闽粤军，当作自己的嫡系部队。
孙中山任命党的将领陈炯明统率这支部队，驻节汕头。
也就在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的时候，因为陈其美的突然死亡，蒋介石成了一个比较显眼的军事人才。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其美的死又一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信任和依赖的人。
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么一种命，虽然主观上他未必那么想，但客观上，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好像专门为了蒋介石而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促成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的接近；陈其美的突然死亡，使蒋介石迅速崛起。
在孙中山眼里，他很快就成了陈其美第二。
第二化身，的确如蒋介石所说，是一句戏语。
3．纸上谈兵，间关赴难，不啻增加二万援军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举起护法运动的大旗时，蒋介石正在上海过着颓后失意无所适从的生活。
当他突然听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备兴师北伐时，他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
他有心奔赴广州去找孙中山，但转念一想，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去见大元帅，未必能谋个什么好差事。
那么拿什么来做晋见孙中山大元帅的见面礼呢？蒋介石苦思苦想，自家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也干不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倒不如闭门造车，先给他来个纸上谈兵，且看孙中山有何反应。
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他认为：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众，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
……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
至于实力之比较，惟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
而敌军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
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又提出：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方针，并认为作战计划应分为二期：第一期中央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
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
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协作，合攻闽、浙，连下湘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军。
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湘沪时，即以吴油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使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不使其复为东北海岸之患也。
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
各军进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
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晋、秦，以袭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
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
1917年10月1日，蒋介石又写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认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
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海沿海一带之闽。
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
以吴松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
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
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人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书寄出后，蒋介石就在漫长而无聊的岁月中开始了苦苦的等待。
这一时期，他像一只离了群的孤雁，寂寞访惶，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
有时同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做点儿证券投机买卖，有时回溪口家乡闲住些日子。
蒋介石这一年已是年过而立，长子经国、次子纬国均已出世，老家还有他的发妻毛氏和母亲王氏。
所以，虽然自陈其美死后，蒋介石的意志有些消沉，整日无所事事。
但他毕竟已为人夫人父，还要烙尽人子之责，便经常抽时间回到奉化省视老母，看看孩子。
这样苦等了几个月，直到1918年3月，才接到孙中山从广州拍来的电报，命他启程赴粤。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革命领袖孙中山第一次正式起用他。
孙中山在阅读了蒋介石先后奉上的两份军事计划书之后，对蒋在计划书中暴露出来的军事才能深表嘉许。
军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身边缺少忠于他的军事人才，而蒋介石毕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又是在日本军校专门学过军事的。
所以，孙中山决定召蒋介石到广州，在自己身边协助军事方面的工作。
1918年3月5日，蒋介石来到了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赶到汕头，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授上校军衔）。
蒋介石近两年的时间没做什么事，现在忽然成了孙中山大元帅麾下的上将军，心绪顿然开朗。
实际上，孙中山1917年8月当选陆海军大元帅。
11月 1日就已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并没有忘了这位陈其美的义弟。
只不过蒋介石一直看不上参军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没有及时到任罢了。
这次的作战科主任算是实授之职，所以蒋介石欣然领命。
到任之后，他踌躇满志，几天内就向孙中山呈上了一份《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
不久，蒋介石随援闽粤军行动，参与了大埔攻防战的指挥。
这一仗，粤军获胜，蒋介石在部队中也立住了脚，博得了陈炯明的信任。
当年9月，蒋介石被提拔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相当于团的建制）。
由参往军务作战科主任而升为统领上千人马的军事主官，这种变化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已明显察觉了粤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竟是十分严重。
他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而统率粤军的一个支队，已经觉得困难；又夹在陈炯明、邓控和许崇智这三大派系之间，更感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而且，当时孙中山也因陆荣廷等人的排挤而被迫辞职，蒋介石愈发觉得前途渺茫，在粤军中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于是，他于1919年6月离开了粤军，跑到厦门的鼓浪屿闲居起来。
后又于7月12日正式辞去了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职务，并且明确表示：我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
辞职之前，蒋介石并未向孙中山报告。
但辞职后，他立即离开了鼓浪屿，于1919年10月3日赶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了自己辞去职务的理由，进而表示要到欧美去留学。
孙中山被陆荣廷的七总裁制排挤，被迫辞去在广州军政府中的职务之后，即转赴上海致力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当此多事之秋，孙中山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忠于革命又忠实于他本人的得力干部。
因此，他当即表示不同意蒋介石长期离开中国，而是希望蒋介石留下来，帮助他工作。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三年的计划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是用来试探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程度的，以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而论，他是不可能远涉重洋一去三年不回头的。
因为蒋母当时已是疾病缠身，次子纬国又才只有3岁，认了姚恰诚为母，在奉化城内居祝国事的牵连当时还轮不到蒋介石的头上，但家事的纷扰却是蒋介石想摆脱都摆脱不开的。
何况他本来就十分眷恋家乡，挂念母亲的身体，又哪里肯抛妻别子，置年老体衰的慈母于不顾，一个人跑到欧美去留学三年呢？所以，孙中山一表示挽留，蒋介石立即就坡下驴，表示放弃赴欧美留学的打算，就此留居上海，读书自进，时刻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
蒋介石的这种小手腕要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正是凭藉了这种政治手腕一步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的。
孙中山素有君子之风，大度能容，根本不可能对蒋介石的这种小伎俩有所觉察。
所谓君子可欺以方，是之谓也。
接受了孙中山的挽留，蒋介石便在上海住了下来，一面读书，一面参与股市经营。
蒋介石的一生当中，始终对清代湘军首领曾国藩怀有深深的敬意。
自从在宁波箭金学堂师从顾清廉学习《曾文正公集》之后，这部文集就从未离开过蒋介石的案头。
此外，对明朝理学大家王阳明所著《王文成公全集》，蒋介石也同样推崇备至、尊为座右。
在上海赋闲韬光养晦的日子里，蒋介石每天细读精研的就是这两部书。
此外，这一段时间内，蒋介石还广泛涉猎了其它书籍，举凡中外军事典籍、政治、经济著作以及中国传统的资治之类的古籍等均在其列。
说蒋介石是个职业军人，这在当时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但若说蒋介石是个读书人，则于历史不符。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蒋介石都不能算是读书人，充其量也只能说他是个读过一些书的军人。
这也正是蒋介石日后成为政治家而不单单是一介武夫的重要原因和显著标志。
正因为是军人而且又读过一些书，所以在当时的孙中山左右，蒋介石是最喜欢以书面形式向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的人，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孙中山的股脑之臣的原因之一。
虽然是纸上谈兵，毕竟比不谈的人好，也比不会纸上谈兵的人更容易受到重视与重用。
蒋介石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愈发专心地读起书来。
读书之余。
蒋介石也不忘发财。
他在交易所与人合伙经营股票，手风颇顺，几个月的时间居然净赚了数十万元，俨然富商矣。
转过年来，陈炯明制下的粤军扩编为两个军，兵员达到两万余人。
因为扩编，孙中山手下的军事干部就派上了用场，许崇智被任命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蒋介石被任为参谋长。
1920年9月21日，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官并掌管机要文书的朱执信在策动桂系虎门炮台守军反正时不幸遇难。
朱执信曾帮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
他的死亡，顿时使孙中山如失左右手，是继失去陈其美之后的又一重大损失。
朱执信一死，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就更显得重要了。
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曾夸奖他：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
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可惜，尽管孙中山从此对蒋介石倚如股肱，但蒋介石在粤军及陈炯明心目中的地位却不容乐观。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曾发动惠州起义，任过广东都督和广东省长，称得上是广东王。
他经营的粤军一向被他自视为亲军，蒋介石以一个外省籍人士的身份担任第二军的参谋长，受到打击排挤是情理中事。
此外，陈炯明拥兵自重，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却并不是孙中山的信徒。
对于孙中山的一些革命行动和方针大计，陈炯明一直是表面上尊从，暗中却处处掣肘，制造障碍。
应当说蒋介石对陈炯明的居心叵测是早有警觉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比孙中山先生英明。
从当时的实际环境来看，孙中山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以陈炯明那样的身份，他不可能在孙中山面前过早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而蒋介石是陈炯明的部下，身处粤军将领之中，陈炯明对他的压制、粤军部将们对他的排挤，他是身受心知体会颇深的。
蒋介石毕竟同陈炯明共事多年，陈炯明的性格、思想，在孙中山面前可以伪装，在一个普通的下级将领面前却无须装假。
所以蒋介石对陈炯明的警觉其来有渐，而且多是感觉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
从这种感觉出发，蒋介石认为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以共事。
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在写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曾尖锐地指出：若望其（指陈炯明）见危受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
并据此建议：请先生善诱之而已。
蒋介石的话没有说错，但他没料到的是，陈炯明居然这么快就对革命党和革命的事业下了黑手。
1922年3月21日，时任粤军参谋长的邓铿被陈炯明主使刺客暗杀。
蒋介石到这时才真正警觉起来，他在孙中山为商议北伐而召开的桂林军事会议上，坚决主张先出兵讨伐陈炯明，然后再兴师北伐。
可惜孙中山仍对陈炯明心存幻想，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
蒋介石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大感失望。
他一怒之下，于4月下旬辞去第二军参谋长的职务。
并且不顾孙中山的极力挽留，于辞职当晚便打点行装，登上了广州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不乐地返回溪口家乡，却仍然惦记着广州的危局，他曾给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写了一封信，反复强调必须先代陈炯明，再议北伐，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一日。
惟愿吾言之不中耳。
该着蒋介石露一回脸。
陈炯明必叛的预言，不但被蒋介石不幸而言中，而且言得非常及时。
他的信是6月1日写给许崇智的，第二天，也即1922年6月2日，孙中山从北伐前线韶关返回广州，立即就发现陈炯明的部队有异动迹象。
这一回，孙中山终于警觉起来，他当天便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速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孙中山醒悟得太迟了。
早在西征时，陈炯明在击溃桂系军队的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扩充自己的部队，并且对孙中山继续西征桂系的命令故意拖延不理。
当时，蒋介石就提醒过孙中山，孙中山未予理会。
时隔一年，邓铿被害，蒋介石力主东征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仍未采纳他的意见。
直到6月16日，风云突变。
陈炯明悍然炮击总统府，撕下伪装，公开叛变了。
国民党前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其所著的《蒋总统传》中曾对这次叛乱事件作如下描述：六月十六日，他（指陈炯明）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
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
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
当时的希望集中于驻在广西的远征军队，认为他们将会回师广州，驱逐陈炯明，而解救孙总统。
但这微薄的希望卒子八月六日粉碎了，因为那时候避居永丰舰上各人才知道这一支军队的回师，也遭到陈炯明所部击溃。
至此，他们认为除逃之外别无他途。
国父与其同志们在这五十六日中所受的苦是极端痛楚的。
粮食很缺少；水的供给也不可靠。
他们的处境有如牢狱的幽禁。
气候极度炎热。
在这些时日中，蒋总统无时不追随国父左右，随时尽力协助与安慰。
蒋总统有时像一个普通船员，亲自洗扫甲板；而且常常借黑夜的掩护，冒万险登岸，为国父购取日用必需品。
最后，一艘英国战舰把国父和他的同志接载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小住后，即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
在这炮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
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作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
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惟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作实际的判断。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蒋介石却正在溪口老家优哉游哉地闲居漫游呢。
当然，远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当天就知道广州发生的事。
6月14日是蒋母王氏逝世一周年的祭日，蒋介石为此搞了一个颇为隆重的纪念典礼。
他也算是地方名人了。
母亲的周年祭日一定要纪念，他是个孝子嘛！孙中山在陈炯明炮击中安然逸出总统府，在众卫兵的护持下，大模大样地混出了陈炯明叛乱部队的包围圈，转移到海军永丰舰上。
6月18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拍发了密电：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启程，于29日抵达粤海，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
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间关赴难的勇气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蒋介石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
在其后42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要随时指挥作战，又能时常深人到士兵们当中鼓舞士气。
舰上食品短缺时，蒋介石还自告奋勇亲自上岸采购所需食品。
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对我这样作，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去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由于北伐军已于5月6日誓师出发，孙中山蒙难后，北伐军回师靖难受阻，再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于是，孙中山遂于8月9日与蒋介石等人一起登上英国摩轩号炮舰，直驶香港，隔一日，再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后能及时赶到孙中山的身边，陪伴他度过这一难关，着实令孙中山感动了好一阵子。
事后，孙中山曾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蒋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蒋介石取信于孙中山，当然不是因为间关赴难这一件事。
但是，至少是通过这件事，使孙中山更加信任并且倚重蒋介石了。
4．黄埔起家，东征奠基广州蒙难，蒋介石间关赴难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总结出两条经验。
一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即建立一支忠实于国民党，且由自己所最信任的党员直接控制指挥的军队；二是认识到，蒋介石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
公允地说，孙中山先生这两条经验，头一条是很正确的--无论是什么党，要想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就必须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
理论上讲，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论述，所以这是真理，不容怀疑；而后一条则是孙中山先生的失误了。
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孙中山并没有看透。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孙中山先生没有料到蒋介石日后会变质，会叛变革命又背叛了自己。
如果孙中山先生预知身后发生的事，那么他是绝不会信任蒋介石，依赖蒋介石，甚至把军队的摇篮也交给蒋介石去编织的。
正确的决定交给了一个不该信任的人去执行，正确也就难免变成错误了。
1924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军校校址在黄埔，故又称黄埔军校。
关于办军校，创建自己的军队这件事，其实早就开始酝酿了。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桂林曾与当时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来协助工作的代表马林进行会谈，那时，马林就建议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创办军官学校，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培养干部。
1921年末，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建议孙中山组建军队，并对孙中山的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提出不同意见。
经过这些前期酝酿，孙中山于1924年初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
最初，孙中山是想委派许崇智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国民党前上将刘峙曾撰文介绍过这段史实：……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
蒋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委派许崇智为校长，应当是1923年底的事。
许崇智力不从心，陈翰誉又骄纵自私，用今天话说，都不是办事的衙役。
所以，孙中山于1924年1月24日委派了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下辖委员七人，许崇智此时已经连委员都不是了。
这七个人是：邓演达、沈应时、王柏龄、张家瑞、俞飞鹏、林振雄、宋荣昌。
当时的蒋介石，可能还没意识到当上军校校长将对自己有多么大的实惠。
所以，开始时他对这件事并不怎么热心，相反还曾在筹备工作进行当中闹过一次辞职风波。
关于蒋介石这一次辞职的经过，叶剑英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
廖仲。
冶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
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
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
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
听了后便想散伙。
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
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怀疑。
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
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
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
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受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
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
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
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别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1924年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正式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可是，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于2月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
蒋介石这一举动，实在是不可理喻。
当时，孙中山和廖仲恺真正是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对待蒋介石的突然辞职的，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蒋介石复函，说是奉孙中山之批复，对蒋介石辞职的请求碍难照准。
2月29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批评他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3月2日，蒋介石复电，向孙中山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并表示立即返粤，收回辞呈。
此期间，廖仲消也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催他返回。
在孙中山与廖仲他的教育、挽留下，蒋介石才又回到任上。
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黄埔军校共办了七期，从第五期起，由于北伐战争的需要，一部分学员先期随军参战，于武汉毕业。
其余学员后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式，并集体宣誓反共。
黄埔军校这一国共携手合作的产物，最终成为蒋介石培养反共军事干部的基地。
蒋介石的发迹，也正是从办军校才算正式开始的，利用当校长的机会，蒋介石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诚然，蒋介石在办军校最初的几年中，的确也表现出十足的干劲和励精图治的精神。
他提出的黄埔精神，其精髓是杀身成仁。
他自己则严以律己，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不蓄发，还经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之后，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对睡懒觉的人予以严厉训斥。
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表现最激进的时期。
他在公开的讲话中经常带头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俨然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
1924年中秋节，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全体师生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个最不幸的事。
我们的国家，已经衰弱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
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
五卅运动后，广州发生沙基惨案蒋介石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斗的最后五分钟。
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这些表现，使他在黄埔师生和公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左派的形象。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当时的言论并不代表他的思想。
就任黄埔军校长以前，蒋介石曾奉派直苏联考察，考察归来，他的心底已经扎下了反共的祸根。
所以，他当时的形象也不过只是形象而已。
政治形象的树立，使蒋介石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声威日拢而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恰恰给了蒋介石一个崭露军事才华的机会。
为了巩固当时的胜利果实，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以期彻底打垮陈炯明的部队。
东征之前的1924年10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当时，蒋介石奉孙中山的命令，参加了平定这次叛乱的行动。
10月14日，孙中山发出大元帅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在未平靖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广东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团叛乱之后，尚未及喘息，又值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先生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虎视眈眈，准备大举进攻广州，恢复他在广东的军事统治。
在这种情势下，广东革命政府遂于1925年1月15日做出决定，由粤军、滇军和桂军组成东征联军，兵分三路--以粤军许崇智为右翼军，滇军杨希问为左翼军，桂军刘震寰为惠州攻城军，挥师东进，征讨陈炯明。
这次东征中，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由两个教导团加上军校第二期学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作为粤军的先锋队参加作战。
1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本部下达命令：一、东江敌情及友军状况如贵官所知（即联军作战计划及训令）。
二、本校全部决于二月三日在虎门寨附近集结，待命出发。
三、教导第一团（欠第一营），务于二月一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沙角前进。
到沙角后，会同第一营限于二日在大怀德、北栅一带集结完毕。
四、教导第二团务于二月二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太平圩前进，限当日到达白沙附近集结完毕。
五、学生队炮兵第一营、校本部，于二月三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到虎门寨、太平圩一带集结。
六、给养由各团自办。
七、余现在本校，二月三日率同校本部向虎门前进。
此次东征，自2月1日至3月23日，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三万余人，联军占领了潮州、梅县等地，迫使陈炯明部队退到了江西和闽南。
此次东征的胜利，决定因素有二。
其一，东征军的主力部队黄埔学生军内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们作战勇敢，成为全军的榜样，起到了骨干作用；其二，海陆丰一带的农民在中共党员彭湃的领导下积极配合革命军作战，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军、给革命军当向导和后方运输等工作，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的军事行动。
除前述两种因素外，也不能否认蒋介石本人的作用。
当时作为黄埔学生军统帅的蒋介石，在许多重要战斗中都是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先后共发出各种作战命令、手谕、电话、训示、告诫及临时紧急处置计60多次。
下面，分别就蒋介石在东征历次战斗中所下的命令及处置作一简述：（1）肃清广九路的战斗。
根据蒋介石1月31日的命令，黄埔学生军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并集结完毕，2月3日，蒋介石在虎门校本部下达了攻击东芜的命令；敌军袁暇九部约五六百人，散在东范城附近及常平圩。
茶山一带，其前进部，在黄旗峰附近。
我桂军林树巍师，于今（三）晨七时击退霄边之敌，并占领溪头，敌向黄圩败退，我军现继续渡河追击中。
我粤军拟复收石龙、东芜后，再协同滇、桂各友军攻击前进。
二。
本校军拟明（四）日占领下山门、龙旺埠、石鼓之线，五日向东范之敌攻击。
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四）日，由大怀德，北山前进到达下山门。
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四）日，由白沙出发，到达龙旺埠、赤岭一带。
五、粤军张我东团，明（四）日务须到达石鼓附近。
六、以上三团务于后（五）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开始向东弟之敌攻击，但各团须确保联络……八、王指挥官体端所部，留在厚街担任警戒。
九、炮兵官务于四日到达嘉岭附近候命。
十、学生队为总预备队，位于涌口附近。
十一、给养各部自行办理。
十二、余现在虎门太平街方家调校本部，后（五）日经厚街向嘉岭前进。
2月5日，东征军占领东芜。
当天夜里，蒋介石在东芜下达了追击敌军的命令：一、败退之敌，分向三江圩及常平圩窜逃。
二。
本军以歼灭常平圩敌之目的，拟于明（六）日经索步向常平圩前进。
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六）日午前九时由现地出发，经横坑。
龙泄圩向察步前进。
到达索步后，对于常平圩及横沥方面，秘密侦察，待命行动。
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乌石岗、横坑、龙沙圩向两头塘前进，到两头塘后，对石步村方面绵密侦察后，方可撤收跟进。
五、粤军张我东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八时由城内出发，经狗牙岭、大头塘、桑围、温塘向增步前进，到达增步后，向茶山绵密侦察，均按前令暂在原地待命。
七、王体端指挥所部（欠张团），仍维持后步连络线。
八、给养如前令。
九、通信由校本部派员于六日下午以前，将东芜至朗基湖之电话架设完毕，各团报告经送该处由电话转达。
十、余于明（六）日暂在县公署校本部。
2月6日，蒋介石所属各部队依令行动，教导第一团进军索步，第二团到达两头塘。
7日，教导第一团又进至常平圩，同时，任教导第一团团长的何应钦向蒋介石做了报告。
根据何应钦的报告，蒋介石于2月8日又在常平车站下达了命令：一、据常平圩乡团长报告：老虎坳一带尚有敌人，昨（七）午后七时似有增加模样。
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刻尚在横沥附近。
二、本军拟于本（八）日仍在常本圩附近宿营。
三、教导第一团位于常平圩附近，警戒铁路以西地区，其警戒线须在鸡公岭一带高地，但右翼警戒线须特别严密，左翼须与教导第二团保持连络。
四、教导第二团位千上坑附近，警戒铁路线（含）以东地区，其警戒线须与教导经一团衔接，但对于左翼警戒务须严密。
五、学生队及炮兵营在常平车站宿营，但对于战备不得弛懈，紧急集合场在车站月台。
步兵学生队昨（七）日所派之警戒部队，须俟第二团配置完竣后，方可撤回。
六、给养仍由各部队自行采办。
七、校本部与各团通信暂由各团派遣递步哨，俟电话架设完竣再行撤收。
八、余在常平站校本部。
其后的2月9日、2月10日蒋介石又先后下达有关作战命令。
至2月11日，广九路沿线地区全部掌握在东征联军手中，陈炯明部退至淡水一带。
（2）攻克淡水的战斗。
广九路战斗告一段落后，东征军右翼部队遂分成三路军向淡水疾进。
2月13日，蒋介石所辖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由龙网墟向淡水城南进击，粤军第七旅由约场圩向淡水东北进击，粤军第二师由新围向淡水西北进击。
三路大军齐进，合围淡水城。
蒋介石在平湖车站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一、敌情如贵官所知（前已通知）。
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已达新围约场圩附近。
二。
我校军决攻淡水之敌，拟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向坪山圩前进，并占领之。
左翼与第二团确保连络，右民办对葵涌方向严密警戒。
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新浦前进，占领松子坑、牛鼻湖之线；右翼与第一团确保联络，左翼拟于许旅未达东边月以前，应严密警戒。
五、校本部及学生队本日移龙风墟，余或进至新浦。
2月13日，蒋介石再一次下达训令：一、本军深入敌境，须知非奋勇前进剿灭叛逆，不能求生。
二、东江作战须照前在虎门所发之训令（略）遵行，切不可疏忽散漫，总要团结兵力，步步为营。
三、如闻侧面或后方枪声及见敌之帜，切不可惊慌，须知逆敌惯技，抵在扰乱后方，使我耳目眩晕，如我镇静持久，则彼技自穷。
四、本军作战须利用夜间袭击与敌白刃相见，以练士兵胆气。
五。
各团须置预备队，至少须留一营，非至最后决战时不可轻用，尤须注意侧翼配置。
六、初次战斗首重沉着，又要各部列阵稳定，待敌来冲，仍能不动如山，然后乘其弱点瑕隙或气竭之时，起而攻之，即无不致胜也。
七、本日出发须带二日之粮为要。
随着战斗的进行和军事行动的推进，蒋介石每天都发布指令。
2月中旬，鉴于陈炯明部固守淡水城垣，蒋介石又下令说：陈贼余孽，久稽天诛，本校长、校党代表率师申讨，经于本月十四日兵临淡水，胆敢据城抵抗。
本校长、校党代表不忍我将士卒旷日相持，爱特挑选奋勇队誓于最短时期，攻破淡水。
尔等务体此意，共矢为党为国之决心，奋勇无前，可进不可退，则克城在转瞬间也。
淡水攻克后，蒋介石立即将这一战况电告已经北上正在患病的孙中山。
电报中说：职此次率师讨贼，连日转战新墟、淡水间，幸托威福，敌人逃遁。
又说：尤念我大元帅为利国福民，只身入京，现在病势缠绵，我国军事羁绊，不克赴京随侍，抱疚良多。
惟有鼓励三军，奋勇杀贼，聊报我大元帅于万一耳。
对此，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分别代孙中山先生复电蒋介石，对他表示赞赏。
（3）平山及海陆丰战斗。
2月19日，蒋介石主持制订了进攻平山的军事计划，指示说：在淡水被我军击退之逆军洪兆以部约三千人，目下似已退据平山，又练演雄部约四五百人退守稳山，逆军杨坤如等部似仍据惠州。
我军以歼灭逆军主力之目的，拟先向王大塘、永湖之线前进，搜索白芒花、马鞍一带敌情，再向竹头坝、白芒花、上下坦湖一带前进，以期围击敌军于平山墟。
应当说，蒋介石在指挥东征历次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才华，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气魄和识见。
就在他下达进攻平山的军事指令（计划）的同一天，他召集了黄埔军校的各部首长开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于艰苦中磨练才能志气》和《致胜的要件》的训词。
他在训词中说：我们做事，须要同舟共济的决心，同心同德的精神。
大家要明白，我们并不是为个人做事，是为求主义的实现，是为求人民的幸福。
所以要耐劳耐怨，百折不回，静如泰山，动如霹雳，完成我们革命的非常事业。
2月21日，粤军第二师进占平山墟，23日，军校第一团接防平山。
这时，左右两翼的战局发展并不平衡，许崇智和蒋介石遂在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下一步的战作方案。
此次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转攻惠州，认为惠州为东江之支撑点，惠州一下，东江不难迎刃而解；以我军攻淡水之精神，惠州虽险，亦可一鼓而下，若进攻海陆丰，则孤军深入，未免有后顾之忧。
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挥师陆、海丰，进捣潮、梅，认为惠州天险，我军力薄，万一受重大之牺牲，则恐蹈一蹶不振之危险，若趋海、陆丰，则乘战胜之感，追遁逃之敌，事半功倍，且潮、汕为敌人之根据地，潮、汕既克，则敌失根据地，而我得地盘，万一左翼不上，或后方有变，亦得有展布之余地，可以回师西指，为次第扫平计。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形成决议，决定采取第二种意见，分两路向海、陆丰前进。
2月25日，蒋介石又发出了向吉隆圩前进的命令，命令说：本军深入重地，环境险恶，只有向前冲锋，灭此朝食，以求生路。
如退后一步，不死于敌手，必死于匪盗。
望各将士深晓以意，努力前进，直捣贼巢，共歼厥凶，以成伟绩，而行主义。
历次战斗中，蒋介石指挥得当，用兵得体，加上周恩来、何应钦等人的全力协助，使战斗进展顺利，屡屡奏捷。
2月27日，收复海丰，蒋介石又致电北京汪精卫译呈孙中山，说：智督率所部，经两日穷追，遂于沁日占领海丰城。
中正部亦长驱猛进，于同日到达……本晚当可收复陆丰城也。
又说：我军所至，人民皆诚心倾向。
盖东江人民数年以来，受敌人种种苦抽压迫，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以战时敌军到处奸淫抢掠，痛苦更深，其望救之切，自不待言，故对于运输军实，采买米粮等事，皆极力帮助，而海丰人民并为出力，使军行无阻，用能造奏肤功，其力甚伟也。
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思想上趋于革命，在实际作战中也亲见亲历了人民群众民心所向对战争的实际影响，他据此报告孙中山，说得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可惜，他没有注意总结经验，最终还是忽略了民心所向施于战争的影响。
20多年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不知他是否曾经意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早已替陈炯明总结过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望救心切。
民心的向背，有时可以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蒋介石明知道这一点，却没能重视起来，以至自己终于也重蹈了陈炯明的覆辙。
（4）平定潮、汕的战斗和五华、兴宁的战斗东征军采取直击海、陆丰，进而攻取潮州、汕头的。
自3月1日至5日，蒋介石每天都亲自发布作战命令，指挥部队乘部前进。
3月7日，东征军占领潮、汕。
3月10日，东征军在棉湖与敌遭遇，激战持续数日。
此次遭遇战十分激烈，蒋介石和廖仲偿以及苏联顾问加伦等人都曾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终于击退陈炯明的部队，使其受到重创。
五华、兴宁是陈炯明的根据地，又是林虎的巢穴。
潮、汕平定后，林虎将残部收拢，退守以图喘息巩固，企图复收潮汕。
3月15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其后又于16日下达两次、17日下达三次作战令，在战斗中，蒋介石乃用迂回攻击之法，由左纵队改走小道，直趋五华，乘敌不意，先占五华，以兴宁之背。
接着，蒋介石又下达了攻打兴宁的手谕：教导第一团于城外部署完毕后，务须即速进城，对城内之搜索警戒完全由第一团担任。
对于东门外兴宁大道三叉路附近之前哨兵队，即时派击。
教导第二团本晚不必进城，对于通河口大道塔冈及通黄埔之桥梁，对于西门老隆大道，须即特酌派一小部队前赴警戒。
3月19日，蒋介石又一次下令说：（一）五华城内之敌已为我教导第一团击退，向东北门兴宁、江西逃去，逐渐向梅县退却。
闻林逆司令部尚在兴宁城中，河口方面之敌逐渐向会坑、梅县方向移动。
总计各方情报，敌军在兴宁、河口一带构筑阵地，有掩护其本队退却模样。
（二）本军已占领五华城，于今日向兴宁、河口方向进攻。
（三）教导第一团派步兵一营，在城内搜索，其余集合南门外候命。
（四）粤军第一旅于本（十九）日午前七时由现地出发，协同教导第二团向兴宁攻击前进。
（五）教导第二团与第一旅离隔五百公尺，向兴宁道路继续前进，协同第一旅攻击兴宁之敌。
（六）余预定本日午前九时由五华击发，向兴宁道路前进。
3月20日，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攻占了兴宁。
3月23日，蒋介石下令粤军陈铭枢旅及教导第二团钱大钧部向梅县进攻。
至此，第一次东征宣告结束。
事实上，这第一次东征的结束是迫不得已的。
蒋介石在东征中的表现自有其不俗的一面，但他所指挥的部队也不过只有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合起来只有2500人。
而东征右翼军总司令许崇智麾下却有7500人之众，其中包括粤军的精锐、张民达的第二师和许济的第七旅等。
而且，攻克东江门户淡水域一役，是蒋介石与许崇智共同指挥的。
许崇智是蒋介石的结拜二哥，蒋介石长期在许崇智手下工作，深得许的信任和宠爱。
关于蒋介石与许崇智之间的关系，我们下文另叙。
这一次东征之所以被迫宣告结束，主要是因为外忧内患。
所谓内患，即东征军的中路军（刘震寰的桂军）和左翼军（杨希阔的滇军）按兵不动，而且还在暗中勾结叛军陈炯明部。
3月下旬，东征军进占梅县之后，刘震震和杨希阔却率桂、滇军从东江撤回，并与英国和北洋军阀勾结，于6月初在广州发起叛乱，这便是所谓忧--后院起火。
为平定广州叛乱，东征军只好回师，在广九路沿线和广州龙眼洞、石牌郊区发动攻击，在当地工农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和援助下，歼灭滇、桂叛军两万多人，一举平定了叛乱。
5．锋芒所指--权力的宝座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当时，蒋介石正在东征军中指挥战事，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是3月21日才传到东征前线的。
22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部队中举行望祭大礼。
27日，他在兴宁对黄埔军校的全体官兵发表训词，题为《如何上慰总理在天之灵》，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5月中旬，滇军杨希阔部开始在广州集中，并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阵，桂军刘震寰部也驱赴北江，意在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ZI日，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行前发表了《誓死夺回革命的根据地》的训词。
他说，假使革命政府根据地--广州--给反革命派夺去了，那我们的总理白白地奋斗了一生，许多已死的同志、弟兄也是冤枉死了。
所以我们要继续总理的遗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的根据地。
又说：这次班师回省的战争，比前次来打东江更要利害，我们不问他任何强悍的敌人，非争回我们的根据地，不能称是革命军。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就应当改革政治，统一财政，整顿军队，就可以实行主义。
所以大家从今以后，与革命政府共生死，不达到收回广州的目的，死也不休。
29日，第二纵队到达海丰，蒋介石又对粤军第一旅及第六旅官兵发表了《此次班师回省的重大意义》的讲话，他说：我们这次回去，是个生死关头，本党的成败，广东的存亡，和中国的大局，都有很大关系。
如这次回去不成，我们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环境是非常险恶的。
不但我你无路可走，并且广东全省的人民，都得不到一点幸福，我们的主义完全是要失败。
所以现在我们革命军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前冲锋，不能退后一步，不然就是要走死路。
此后，蒋介石在回返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的征途中，又先后发表了《夺回广州的必要》和《党存与存，党亡与亡》的讲话，说：这次回省，不独是政府的存亡和党的成败，也就是我们各个人的生死关头。
如果不能打倒滇桂军，我们个人就不能生存，党与政府与根据地就不能恢复，三民主义也就不能实行了。
应当说，蒋介石的演讲才能是非常出色的，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煽动性。
6月13日，东征军回师黄埔军校的部队及被许崇智调来的湘军、建国军和粤军从不同方向齐攻广州，滇、桂军抵挡不住，杨希阔和刘震寰遂潜逃至沙面租界隐匿不出。
6月14日，广州叛乱被彻底平定。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行使职权，许崇智和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阎、林森等5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
许崇智还任国民政府当时所属的惟一省份--广东省的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
许崇智在东征中的巨大贡献使他在当时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至为显赫。
而蒋介石虽然因为主持黄埔军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东征作战中也有不俗表现，但他在党内仍然没有一席之地。
孙中山临终前，曾谈到过接班人的事，意由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负责，而蒋介石只负责军事。
这也只是孙中山谈话的意思，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手续或文件。
因此，孙中山逝世后，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的中华民国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仅担任国民政府下设的军事委员会8委员之一，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由汪精卫兼任的。
此外，委员中还有胡汉民和许崇智。
由此可见，当时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乃至军中，声威不扬，地位不显。
在军事上，许崇智是他的顶头上司，军权在握；在政治上，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地位和职务都比他高。
许、胡、汪三人，成了蒋介石登上权力金字塔塔尖的三大障碍。
为了排除这些障碍，蒋介石开始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
真是皇天不负，一个绝好的机会终于鬼使神差般地落在了蒋介石手里。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
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应付时局，遂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共同组成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廖仲悄被刺案。
9月24日，蒋介石在故意拖延了一个月之后，终于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到广州卫戍区就任卫戍司令之职。
到任后，蒋介石立即宣传广州全城戒严，并派何应钦率领黄埔学生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进驻市区北面的制高点观音山，并担任长洲岛和广州沿海的警戒。
-一布置妥当后，全广州立即落入了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之下。
他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布置追缉廖案的嫌疑人员，但他更多的精力则用于兼并军队，扩充自己的实力，意在打击竞争对手。
他心目中的目标，直指许崇智。
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实际上已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主力，而粤军的指挥权则完全在许崇智的掌握之中。
但是，粤军的一些将领沉缅于享乐，并意图承袭滇军和桂军在广州时拥有的包娼、包赌、截关扣税的特权。
对此，身为国民政府财务部长的廖仲恺曾多次表示不满，军方与政府时有争执。
此外，许崇智本人的行为也不够检点。
他本来就体弱多病，又好酒色宴乐，嗜吸鸦片。
因为蒋介石长期在许崇智手下，又是许的结义三弟，所以，许对蒋也过分宠信，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
许崇智在这方面表现了他的不智，他明知蒋介石与粤军将领不和，却仍坚持要部下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和调遣。
1925年4月，许崇智在汕头时，曾对部下请将领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许总司令就是蒋参谋长，蒋参谋长就是许总司令。
以后由许崇智名义签署的命令，下面盖的是许崇智的图章或是蒋介石的图章，一样有效。
当时，粤军的许多将领对许崇智如此宠信蒋介石颇感不满。
蒋介石在缉拿廖案嫌疑人员的过程中，发现有一名参与杀害廖仲恺的暴徒，名叫陈顺。
此人所用的枪，其执照是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的。
这一线索的发现使蒋介石如获至宝，廖仲恺曾因粤军将领腐化享乐和企图承袭滇桂军的特权等事多次指责粤军，与许崇智本人的争执、嫌隙也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暴徒中有一人与粤军有关系，这就使许崇智陷入了百口莫辩的境地中。
蒋介石抓住这天赐良机、借口廖案涉及粤军将领，坚持主张剪除谋叛军队，并说服汪精卫同他一起去见许崇智，当面要求许崇智表态。
许崇智无奈，只好下令将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警备司梁士择等先后逮捕，他们所属的部队则被蒋介石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即原黄埔军校教导团）包围缴械。
对此，许崇智既感到难堪、恼火，又无可奈何。
他在《悼廖仲恺同志并告国人及本军同志》一文中，对军方涉嫌廖案一事表示引咎自责，同时表示要追查到底。
这时，蒋介石挟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之威，进一步指责许崇智一手把持财政，克扣军粮军饷，还指出粤军很多将领与廖仲恺案有过深牵连，整个粤军已不可靠，为国民政府和许崇智本人的安全计，他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
许崇智直到这时才省悟到，这个与自己义结金兰、被自己一手提拔并百般宠信的参谋长蒋介石，竟然要求夺取自己的军权了。
当许崇智察觉到自己实际上已被软禁之后，既羞又恼，立即电调驻防在东芜、增城、宝安一带的许济（许崇智的堂弟）、莫雄两师精锐粤军争赴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汪精卫闻讯后，恐生意外，立即授予蒋介石处理广东局势的全权。
汪精卫当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他这么一授权，实际上等于把控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军权拱手送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以许济、莫雄等人串通梁鸿楷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将许、莫所部包围缴械。
接着，蒋介石又于9月18日深夜派出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抢占要地，全面控制了广州城。
第二天，在广东财政会议召开的会场上，蒋介石又拘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大员；当夜，黄埔学生军严密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在东山公馆的宅邸，解除了许崇智贴身卫兵的武装。
在汪精卫的支持和配合下，蒋介石步步得逞，变本加利，于9月20日凌晨派人把一封早已写好了的信送给许崇智，这封信措词严厉、咄咄逼人、历数了许崇智的过错，说他回师广州后百无一举，致使军队之散漫如故；说他侵没税收和粤军饷额、饱私囊图利己，说他图谋推倒中央银行而谋自立银行以图私利；说他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致使害党叛国者均在粤军所部；更怂恿所部强捐、勒租、截税、包烟，而害国殃民。
历数罪状后，蒋介石又在信中恫吓许崇智：今不惟诸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
若仍倒行逆施、固执不化，则吾兄所部已为衣食所窘，势必哗变；而各友军亦将难保。
他进而威逼许崇智毅然独断、保全名节，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
为达到驱逐许崇智的目的，蒋介石又软硬兼施，在信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如有一毫违心之论、不忠之意，皇天后上当共顾之。
许崇智读了这封信，即惊又惧，立即打电话向汪精卫询问，汪精卫只淡淡地回答说：知道其事。
许崇智眼看大势已去，又幻想蒋介石能够遵守诺言，三个月后真能让自己复职，于是，当天夜里，在蒋介石派来的由陈铭枢率领的一支队伍的护送下，拿了两万元，悄然搭上轮船，离开了广州到上海去了。
许崇智被蒋介石逼走后，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即由谭延阎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则由蒋介石一手收束，所属各部均被改编或遣散。
自此，许崇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军队中的权位悉数被蒋介石取代，造成了蒋氏以一身控制军政全局，其军威之盛、声势之壮，允称一时无匹的局面。
驱走许崇智，是蒋介石登上权力宝座的第一个台阶，驱许成功后，蒋介石继续扩大战果，连续打出廖案这张牌，穷追不舍，又发现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及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等有重大嫌疑。
其中，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朱卓文和林直勉则是公认的胡汉民的亲信。
蒋介石紧抓不放，由此向胡汉民发难。
于是，胡汉民也被卷人廖案。
这对胡汉民来说，是再度爬上政治舞台最高层的致命伤。
为了躲避政治风暴的冲击，胡汉民被迫出访苏联，用他自己的说法，这叫作被逐。
至此，孙中山逝世后，有资格和力量获得最高职位的胡、汪、廖、蒋、许五人，就只剩下汪、蒋二人了。
6．二次东征--进入领导核心被击败但尚未消亡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如同芒刺在背，蒋介石执掌军权后，决意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革命军调回广州讨平杨刘叛乱时，陈炯明部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同时勾结北路之川军熊克武，并由江北进至通州；勾结南路之邓本殷，由西南进攻肇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
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革命军决定第二次东征。
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将革命军各部统编为国民革命军。
1925年8月26日，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同时，将湘军改为第二军，以谭延闿为军长；将建国军改为第三军，以朱培德为军长；将粤军改为第四军，以李济深为军长；将福建闽军改为第五军，以李福林为军长；其余赣、鄂、豫各部之名称，暂仍其旧。
9月28日，国民政府颁发了征讨方略：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从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即日出功，讨伐叛军。
……二、北路方面：任命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肃清附逆之川军。
三、南路方面：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所属第八及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四团）警卫河南，防堵广南之邓部。
四、广州方面：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
率所属第二师（欠第四团）、警卫军之第一团及黄埔学生军，负广州警备之责。
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待命出动。
蒋介石根据这一总的征讨方略，具体策定了东征军之作战计划。
计划规定了第二次东征的方针是：东征军以消灭东江叛军之目的，拟集中东征部队于正果，增城，石龙，石滩一带，向潮惠各属之敌进攻。
将东征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应钦，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规定了各纵队集中的日期及地点，并规定了作战地区与前进路线。
同日，蒋介石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发出了《准备出发令》，提出了这次东征分三期出发：第一期为十月一日，第三师全部及第二师第四团出发。
第二期为十月五日，第一师全部及军部出发，第二师第五团第一、二营开驻省城警戒，第三营留住守虎门。
第三期为十月九日，其它各部队出发。
同时，对其它具体的十七项问题都-一作了规定，如出征时，每连带斧头三把，每兵带麻绳一丈等等事项都作了明确指示。
30日，蒋介石发表了《东征军总指挥通电》：本月二十一日奉国民政府令开：‘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此令。
’……中正戎行，材轻任重，于外侮纷乘之会，当百粤多难之秋，急浪孤舟，罔知所届，论才固不敢就，论义复不容辞。
兹于九月三十日就职，本护国卫民这精神，尽革命军人之责任，先清内奸继御外侮，尚望时赐南针，免贻陨越，临电屏营，宁候明教。
在东征出发前，蒋介石又与汪精卫一道，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简明地提出了十条要求，即：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团结精神）。
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
五、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
反之，挠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
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
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
退却是革命军人无上之耻辱。
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五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
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来的。
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的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
10月5日和6日，蒋介石又同汪精卫一道，以总指挥和党代表的名义，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东征布告》和《东征军安民布告》。
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和文电来往频繁。
①在进攻惠州的战斗中，1925年10月8日，蒋介石命令第一纵队派出有力部队围攻惠州城，主力集结于响水，博罗附近，以备进攻河源，紫金方面之敌，并具体制定了攻城计划：（一）攻城部队任务之区分：1．第四团担任惠州城北门、西门之攻城，并任野炬连之掩护。
2．第三师先行占领上下马庄、飞鹅岭，担任攻击惠州府城南门及惠阳城。
3．野炮兵应在梅湖与下角之间地区占领阵地。
（二）第一纵队其系各部，在情罗策应，并准备敌人由水北窜出时随时堵截。
（三）第二纵队对于平山增援惠城之敌，相击迎击，并策应我攻城部队。
（四）攻城的材料由副官处准备分配。
（五）炮火集中如左：1．野炮连之火力，集中于腐城北门城内之敌，第四团应准备爬城部队，以待炮火奏效时，立即冲到城根脚下，勇敢登城。
2．山炮之火力，应集中于南门城内之敌，第三师应准备登城的部队，以待炮火奏效之时，立即冲追城脚，勇敢登城。
（六）登城队宜携带武器较多，配合携事短枪及手榴弹士兵。
（七）登城奖金。
1．首先登城者得奖一百元。
2．其余奖二十元，但不在敌人的火力下登城者，不得请奖。
（八）飞机队应准备多量炸弹，协同炮兵攻城。
（九）参加攻城的炮兵。
概归炮兵营长蔡忠奋指挥。
（十）第一师二兵队，准备材料，协助攻城。
（十一）第四团通讯队，应速构成通信网。
（十M）攻城指挥官，本总指挥并任之。
10月，蒋介石到了博罗，将三个纵队的兵力作了布署，并下达了进攻惠州的要领，对攻城部队的选出，编组攻城的指挥及动作，炮兵目的，其他部队的配合以及联络等都作了明确而又详细的具体规定。
13日，进攻惠州。
开始与敌作战，十一时各处山炮亦相继攻击，发射出一排排炮弹。
主下午二时，北门城垣之垛口，被我炮火击毁甚多，我第四炮团在炮火掩护之下，迅速通过北门桥，并徒涉护城河，战斗激烈。
下午四时，我军所运竹梯已达城脚，第四团刘团长尧寰在桥上指挥攻城受伤，我官兵死伤甚众，十三日下午二时半，我第三军方面亦向城西南处攻击前进，战斗到傍晚，敌仍顽抗。
十月十四日，我军继续攻击，蒋总指挥在飞鹅岭炮兵阵地，何纵队长应钦亦在北门督战，并派第八团加入战斗，此门炮火亦集中该处，战斗至午后三时半，我第四团首先登城，北城之敌纷纷退走。
其他各攻城部队和相继冲人城中，何纵队长应钦率总预备队人城，杨坤如已随残部向水东门逃窜，我军即行追击，并乘机占领惠阳，蒋总指挥亦移节惠城，策尔后之作战。
〔以上见《北伐战史》〕与此同时，蒋介石给汪精卫打了一份《攻惠州城告捷电》。
16日，蒋介石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祭攻惠州阵亡将士文》，并在追悼攻惠州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②在潮梅战斗中，蒋介石随军指挥，攻占惠州后，蒋介石重新部署部队东进，以第一纵队为右路军，第二纵队为中路军，第三纵队为左路军。
10月22日，东征部队进占海丰、河源。
28日，占领五华。
31日，东征军攻克兴宁。
11月4日收复潮、汕。
至此，东江完全收复。
11月6日，蒋介石发出了《收复东江通电》，认为：自上月六日出师，迄本日适为匝月，经将逆军主力完全击溃。
此次师经六百余里，四民簇拥而观，簞食壶浆以进。
表示尚翼政府暨各界同志，示以周行、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之实现。
7日，正逢苏联十月革命节，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
他充分肯定了国共合作时提出的联俄政策的效果。
他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
他批判了当时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的指挥的种种攻击苏俄政策的谬论。
他说：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的指挥，但我才敢老实讲，叫革命先进国的苏联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
蒋介石还向与会者讲了孙中山在联俄问题上对他的面谕，他说：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
总理的面谕，就是‘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子才好。
最后，他一再说：我们实现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现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
在潮、汕时，蒋介石还搞了不少活动。
11月10日，他在潮州公园对第一师第二、三两团官员发表了《见大胜利成果改进部队缺点》的训词。
首先，他肯定了第一师官兵通通能够忍耐劳苦，真真不愧为孙大元帅的部下，一再表示：本军这次能够在短少时间，克复了东江，打败了多数的敌人，能够不搔扰百姓，算是实行了孙大元帅的三民主义。
进而他指出，这次虽是打了胜仗，缺点仍然很多，现在小小胜利，算不得什么，大家不要骄傲起来，以为天下无敌了。
骄兵是必败的，本军上下总要戒惧，总要学本事。
13日，他参观潮州中学，并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的讲话。
16日，他在汕头各团体祝捷大会又发表了讲话，着重解释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句民生主义的话。
ZI日，写信给当时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谈了关于发挥部队中党的作用以及关心士兵的问题。
他说：本军各团党部，实在是有名无实，所谓党的活动，是很少有精神的。
近来士兵告发的困难苦痛太多了，而且亲眼看见的也不少，甚至有排长的粪便塞士兵之口，或痛打毒骂，而士兵之饥冻不管，更属视为常事，甚至有开除士兵，不发清薪饷，为其连长中饱。
此等恶弊，不一而足。
根本上说，还是各团党部活动不力，徒有形式而无一些精神。
而且要求：赶紧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及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
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费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精神及环境决不致如此之暗无天日也。
蒋介石在信中向周恩来提议，可将这封信在报上公开发表。
12月11日该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全文刊出。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革命军又征讨粤南军阀邓本殷。
蒋介石在指挥潮、梅战斗时，得知粤南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均已被占，情势急迫，于是即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
到了第二次东征将北江平定后，蒋介石马上增兵南路，重新部署兵力，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兵分四路，（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伯部为第四路）会攻南阳，以期一举将敌歼灭。
11月7日，攻占阳江。
23日，攻占廉江。
邓本殷率残部退到琼州。
这时，蒋介石又命李济深率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
1926年1月5日，李部开始渡海，至2月间，琼州大定，邓本殷残部基本上消灭。
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这样，两广实现了统一。
在征讨邓本殷的过程中，蒋介石在 1925年12月15日，向军事委员会呈上一份《军政改革计划》。
他认为：统一广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仍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
广东规定，全国人士之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要之战斗力亦愈大。
胜利不可以幸致，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实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积极刷新，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也。
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即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顿、改编军队应加限制等等，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东征奏捷，彻底拔除了陈炯明这根刺，蒋介石班师回穗，俨然成了大英雄。
在1926年元旦广州30万民众的庆祝集会上，他身披拿破仑式斗篷登上主席台，接受群众的欢呼。
接着，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概述了两次东征的胜利和军事方面的其他业绩。
在大会选举中，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此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在向权力金字塔尖攀登的路上，蒋介石又前进了一大步--进入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核心。
孙中山评价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这些话是孙中山先生为蒋母去世所写的祭文中说的，时在1921年6月。
当时的蒋介石，大权尚未在握，思想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运用自如地大耍其政治手腕的程度。
他那时给人的印象是革命热情高，意志坚定，勇气过人，但又不时耍点儿小脾气。
这样的一个革命青年，在孙中山眼里自然是可造之才，诩以昂昂千里之资。
是鼓励多于评价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中的表现大大辜负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期许与鼓励，倒是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表现了其昂昂千里、永不回头之资。
朱执信遇难后，孙中山曾有一封信给蒋介石，说：执信忽然组折。
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种评语，还算比较客观。
正因为不可多得--军事干才的极度缺乏，才使孙中山不得不对蒋介石这个常耍小脾气的干才一再姑息迁就，使他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