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统一大业赖权谋蒋介石下野后，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争取了过来，所以很快就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唐生智宣布下野，到日本休息去了。
1927年门月15日，南京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汪精卫此时跑到广州，拼命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并召开了同汪精卫、李济深、陈树等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
这样，宁、汉对立刚刚结束，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审时度势，认为他夺回权力的首要问题是应当先解决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
因为这个特委会的成员大都是西山会议的元老，加上桂系的军队，成为蒋介石复职的最大障碍。
所以蒋介石一回上海，立即请汪精卫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
11月11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与蒋合作。
蒋介石的策略很明显，他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首先联合汪精卫打击南京的特委会。
南京方面也怕蒋、汪联手对付他们，于是提出建议，意欲由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5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力劝李济深与他同行。
实际上这是汪精卫施的调虎离山计。
汪精卫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到广东后，总想伺机将执掌广州军政大权的李济深赶走，以便占领两广，只是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
这次蒋介石电邀请，汪精卫赴沪开会，南京方面的谭延阎、孙科等也致电邀请，汪精卫遂与张发奎密谋，计划将李济深诱出广州，然后实行政变。
果然，汪、李二还未到达上海，就传来了张发奎发动政变的消息。
宁、粤双方都争先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
南京方面虽然表面上是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共同执掌权柄，但实际上是桂系代表物李宗仁、白崇禧在操纵大局，谭延阎、李烈钧。
孙科等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也有不少矛盾；而广东方面又后院起火，汪精卫虽然成攻地策动了张发奎的政变，但宁、沪两方却又攻击他勾结共产党在广州发动武装叛变。
因为在此之前，因为张发奎的部队里共产党员很多，所以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所以，这一次又是张发奎的部队发动政变，就很容易给宁、沪两方攻击汪精卫制造口实。
蒋介石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心中窃喜。
他现在正好处于超然物外的地位，宁、粤双方都向他求援，他大可坐收渔利了。
此时期内，张作霖乘国民党内部你争我夺的混战之机，曾大举进攻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二吃不住劲，也通电请蒋介石复职。
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越发有利了。
l月22日，南京方面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会上有发表演说，提出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
会后游行，当游行队伍至复成桥时，突然间枪声大作，当场击毙4，伤20余，凶手逃逸无踪。
事后，们纷纷指控这次惨案是西山派成员葛建时一手制造的，由此发起征讨西山会议派的浪潮。
其实，这一惨案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
他利用这一事件使西山会议派变成众矢之的，搞得他们声名狼藉，威信扫地，从此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由于蒋介石制造的 11·22惨案使西山会议派失去了发言权，所以，会方中心成为汪派与反汪派的一场混战。
桂系的南京政府以张发奎在广州兵变为口实，攻击汪精卫勾结共产党，赏了他一顶红帽子；汪精卫为了摆脱孤立地位，急于讨好蒋介石，抢先在会议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
李宗仁也不甘落后，立即向报界发表声明，指责汪精卫反复无常，而自己一贯是拥护蒋介石的。
宁、粤双方尽管鸡吵鹅斗，却又一致公推蒋介石复职，于是，这次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重重矛盾，为自己复职扫除了障碍。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到了南京。
7日他发表了《总司令复职时致国民政府电》，称：中正叠受各级党部及各军将士之敦促，政府与民众之督责，以北伐大业急待完成，仍令出负艰巨，爱于支日驰抵首都，继续执行中央所赋予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专司军令，藉戎利机，谨电奉陈，唯冀垂察。
9日又发表了《致各军全体武装同志电》、《致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电》和《致冯阎杨三总司令电》，表示这次重新上台后，将以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以安后方，巩固中央。
蒋介石宣布复职之前的1927年12月11日，中央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乘粤桂阀混战、粤军主力离穗之机，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
可惜，由于起义部队未能及时转入农村，在敌优势兵力的猖狂反扑下，起义归于失败。
张太雷英勇牺牲，部分武装转移到海丰、广西等地农村。
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继续把红帽子往汪精卫头上扣，说他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举行暴动，吴稚晖还大骂汪精卫是准共产党。
汪精卫弄巧成拙，原以为同蒋介石合作能捞到一点实惠，没想到一下子处于内外夹攻的孤立境地，甚至面临被桂系暗杀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便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离上海。
汪精卫无奈，只得再次亡命法国。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立即竭力袒护和拉拢汪精卫派系的粤方委员，以此抗衡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
胡汉民等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遂宣称不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到海外远游去了。
驱汪逐胡成功，蒋介石的两名主要政治对手被赶走之后，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蒋介石一手操纵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宣言中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
l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
3月7日又推他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至此，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避免军事独裁之嫌，特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政治分会主席。
由于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吁请蒋介石复职，在政治上他们已倒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在长江流域及西北和华北的河南、山西等省统一了政令，只剩下奉系张作霖控制的地盘尚未归青天白日旗下。
鉴于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集中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大业，以消灭奉、鲁军阀为目的，意欲肃清直、鲁、热、察、绥等省区内的军阀武装，彻底实现所谓的全国统一。
为了进一步笼络新归麾下的诸侯，蒋介石又祭起了惯用的法宝--结义。
他委托部力子向冯玉祥表示想同冯义结金兰的意思，冯玉祥则答说：只要对革命有利就行。
邵力子将冯玉祥的态度立即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高兴，急忙亲笔写了兰谱，送交冯玉祥，那帖子上写着的是：籍贯：浙江奉化武岭年岁：四十二，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父讳：肇聪母王氏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
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谱弟蒋中正谨订冯玉祥亲笔写了兰谱送与蒋介石，兰谱写道：藉贯：安徽巢县竹柯村年岁：四十七，生于壬午年九月二十六日父讳有茂母谢氏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谱兄冯玉祥谨订两换了贴，相互拜了几拜，从此就算是兄弟手足了。
蒋介石为了让冯、阎等在战场上多出力，遂将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将阎锡山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阎任总司令。
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
4月7日，蒋介石发表《渡江北伐誓师通电》，声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
4月中旬，北伐各路集团军发起总攻。
在北伐部队的强大攻势下，孙传芳于6月3日宣布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国民革命军投诚。
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
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
但是，索绕在蒋介石心头的，还有一块乌云，这就是山海关外的胡子出身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统治了几十年之久的东北地区。
孔传芳下野后的第二天，张作霖也不敢留居北京了，他带领一批文官武将出关返回奉天。
不料日本已决心除掉这个不肯继续为其效力的傀儡，预先在皇姑屯埋下炸药，将张作霖炸死在火车上。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核心内部一直隐瞒死讯。
当时张学良正率部在邯郸与阎锡山交战，直到他秘密潜回沈阳，才正式宣布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同时，张学良宣布担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张作霖一死，日本当局和南京政府都派到东北进行活动。
日本方面在鼓动张学良宣布独立，南京方面则积极争取张学良，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张学良面对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表现了一个中国军的气节。
在同日方代表的谈判中，张学良说：我是中国，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民所渴望的事。
他拒绝了日本的条件，派邢士廉为代表，由海路赴北平，向蒋介石表示愿输诚归降，并请商统一办法。
蒋介石闻报大喜，东北一定，统一大业就算完成了！可惜，事情远非他想的那样乐观。
当北伐节节胜利、克复北京后，蒋介石就曾忧虑各派新军阀在北伐中坐大，主张裁兵善后，此议一出，冯玉祥、阎锡山等都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因此，蒋介石很快就从张学良归降的喜悦中冷静下来，旋即昔日那些担心的隐患又扑心头。
他一边踱步，一边小声自语：张学良易帜的结果是喜还忧？甚至是喜忧参半？在蒋介石未来的棋盘上，张学良这颗棋子可是举足轻重的。
张学良若是真的臣服于他的麾下，这时于他的军事实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扩充。
一旦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华北兴兵，都不能不考虑东北军摔然出兵关；然而，张学良万一失败了呢？这后果又是明摆着的……如何保证张学良顺利完成易帜，这正是他急切要和谋士张群相商的。
张群不负蒋介石所望，很快扫去了布在蒋介石心头的疑云，并提出了如下行之有效的计划：1．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易帜决心，以及易帜后臣服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在．蒋介石亲自派出高级代表携带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和总理遗嘱赴奉天，举行隆重的易帜典礼；3．为巩固张学良易帜后的政权，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身边的亲日势力。
蒋介石喜不自禁地微笑着，望着稳坐钓鱼台的张群，热情地说：岳军兄，你看谁能担此任呢？张群懂得蒋介石的话的意思，所以一改平素那直言相陈的性格，故作谦虚地说：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选，你心中早就选定了，何必再征询我的意见呢！那好，我就说吧！蒋介石有意沉吟了片刻，我思之良久，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选，非岳军兄莫属！那我只好从命了！张群欣然应允，但一想到此行责任重大，复又为难地说，为了确保主席的宏图得以实现，我建议再增加两位德高望重的同志前往，遇事尚可临机协商处置。
此话有理！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你看谁和你同行为好啊？方本仁和吴铁城。
我看还可以增派一位元老李石曾，他和奉系的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群赞同地点了点头。
一岳军兄广蒋介石格外深沉地说，此行易帜不难，重要的是完成计划中的第三条：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左右的亲日势力。
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张学良一如所诺，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了杨宇霆的干扰，一俟张群所率领的南京代表团抵达奉天以后，毅然决定于1928年12月29日易职。
他双手接过青天白日旗，亲自率领东北的文武百官列队站在帅府门前，目视悬挂多年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徐徐降下，又目送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
为加强张学良的势力，张群私下会晤这位大权在握的少师，几经密商，决定任命张作相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
张学良在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典礼上，首次穿上定做的中山装，率部走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在方本仁和刘光的监督下向总理遗像宣誓。
在庄重的氛围中实现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然而，令张群疑虑不安的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杨宇霆的脸上密布着一层浓云，没有一丝一毫喜庆的表示。
当天晚上，张学良设宴庆祝易帜大典，杨宇霆又借口有事，偕同常荫槐中途退常张群唯恐有变，连夜请何成浚、何千里等到自己的下榻处密商对策。
何成浚先介绍说：杨宇霆坚持亲日的路线，曾数次阻止张学良易帜。
据说在一次双方摊牌的会议中，杨宇霆耻高气扬地对张学良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不是很好吗？张学良为之愕然，当即反问：如果是你的那一宝押中了呢？对此，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
事后，他又对常荫槐等愤愤地说：小六子这个阿斗羽毛未丰，就想冲天，我看他能飞到那里去？何千里接着又介绍说：杨宇霆为了发泄对张学良的将军的不满，决定于明年元月7日为其父庆祝70岁生日。
他的法库同乡好友李友兰知道此举易遭嫉，于杨不利，主动地对杨说：老太爷办寿，可以回法库去办，你如同意，由我主持一切。
杨坚决不允，并发出狂言：我要大张旗鼓地办，请全国各路诸侯来沈阳为父作寿，让这个阿斗看看，是谁的声望高！何千里说罢，与何成浚都取出了应邀为杨的父亲祝寿的大红请柬。
何成浚又报告说：张学良愿意让杨宇霆当黑龙江省主席，以为疏远之计；但杨宇霆拒绝，只好改换了常荫槐。
此二为加强自己力量，借设立黑省山林警备队之名，扩编数万部队。
据说端纳细心查访，获悉杨宇霆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步枪。
他将来往的电报，以及常荫槐自铁路收入中付款的凭据一并交给了张学良。
张群听后一怔，觉得这条消息非同寻常，他暗自沉思了片刻，严肃地问：对此，张学良作何反应？他当即找了杨宇霆，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的是步枪吗？何成浚知道。
杨宇霆又是怎样回答的呢？张群追问。
他承认其事，并说没有家的好啊！何成浚又答道。
张群感到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先下手谁就是胜利者，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为了推动和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除掉杨宇霆，他们又把突破口选在了杨宇霆正在准备为其父办七十大寿这件事上……。
杨宇霆的公馆，位于小河沿附近的青云寺胡同。
为了借助排排场场的祝寿活动来发泄其夺权的野心，杨宇霆沿街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声乐齐鸣，真可谓是各路英雄好汉齐聚会，孙传芳、锗玉等前来祝寿送礼不足为奇，令注目的是，白崇禧的代表叶棋、唐生智的代表叶开台，以及前来庆典易帜的张群、李石曾、吴铁城、方本仁、何成浚、何千里等也携带重礼来凑热闹；至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文武百官几乎无一不到……这无疑又在张学良沉重而愤激的心上捅了一刀！1月7日上午，张学良起床后，在院内散步回到屋内刚刚用过早点，正准备更换礼服、准备彩礼，为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去，他的副官谭海一步闯了进来，没头没脑地报告说：总司令！您还要去为他祝寿！您如果再不发火，弟兄们就都造反了！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塌不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嘛。
你们听到了什么？弟兄们有什么议论。
张学良不慌不忙地说。
您可真沉得住气！接着谭海讲了杨公馆达官贵纷纷前来祝寿，真是贺客盈门，大元帅府无问津，以及听来的有关杨宇霆，常荫槐图谋不轨，大有取张学良而代之的风声说了一遍，最后，谭海又非常气愤地说：家都把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可您总司令还说什么仇家是好，不会有异心的！张学良听了后，一言没发，只是在屋子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的脸色沉重，张学良的内心何尝不矛盾，心情何尝不激动痛苦！但真的要动手除掉心头之患即有异心的杨宇霆、常荫槐这些父执辈的老将，而且又是一起戎马多年的同事，决心也不是轻意那么好下的。
况且还有一位善良的夫于风至扯后腿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懂得这种事绝不能扩散，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不能叫旁看出任何点滴破绽，假如一时不慎，万一传到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的耳朵里，事情就会起变化。
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甚至不堪设想的后果。
张学良沉思后极其严厉地说：你这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再胡说我就关你的禁闭！你赶快传我的命令，如果再有议论此事者，杀无赦！谭海听了完全惊呆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张学良向他走近一步，并又语意双关地说：告诉弟兄们从现在起，你们都要只听从我一个的命令。
要记牢，快些下去吧！谭海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转身退了下去。
过了一会，他又走进来报告说：总司令！辅帅到了。
所谓辅帅，就是张学良的老把叔张作相。
他对张作霖最忠心耿耿，对张学良也最尊敬，他毫无当官弄权的欲望，一心只想辅佐张学良承继大业，发扬光大，对得起死去的盟兄张作霖。
但是，今天张学良有些疑惑，心想，老把叔今天理应到杨公馆去祝寿，为什么来这里看望我呢！难道他得到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密大事相告吗？张学良急忙换上礼服，和于凤至一起迎出门楼，他们夫妇一挽着张作相的一只胳膊，显得极为亲热地将张作相挽进了客厅。
落座后，于凤至敬上香茗以后，张学良谦恭地说：辅帅莅临，一定有大事指教侄儿。
汉卿啊！张作相呼嘘长叹了一声，旋即讲出他和常荫槐等一起去杨公馆拜寿，杨宇霆在闲谈之中直呼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并恶意中伤，称之为阿斗。
更有甚者是其高谈东北前途，实堪忧虑。
他再次愤慨地叹了口气：司马昭之心哟--路皆知！他的用意，还不清清楚楚吗？东北的高级将领，无不知晓张学良重礼仪，彼此的称谓是很有说道的。
张学良称夫于凤至为老大姐，于夫称他为小爷。
他要求部属只称他不同时期的职务；而父执辈的重臣叫他汉卿，直呼他乳名小六子的只张作霖一个，其他谁也不敢。
今天，杨宇霆不仅当众叫他小六子，而且还以阿斗视之，他怎能不顿生怒火呢！时代不愧是造就才的学校。
半年多来，他已经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军，自我陶冶成一位善于控制情感的政治家了。
他清楚地知道，时下的主要矛盾，不是称谓这类的小事，而是有没有和杨宇霆呼应，甚至兴风作浪。
他低沉地问：常荫槐这些，当时又作何表现呢？他毫无顾忌地说：‘依我之见，咱们明天都捧杨宇霆吧！’张作相扫了一眼张学良那震怒不已的表情，我听后大惊，应付了几句，就驱车赶到你这儿来了。
张学良习惯地背剪起双手，眉宇紧整地凝视前方，许久没有说一句话。
张作相毕竟是戎马半生的老军，他走到张学良的面前，低声说：害之心不可有，防之心不可无啊！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于凤至那颗善良的心犹如被捅了一刀，自知其痛，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时，院外传来了春节前夕孩子们放鞭炮的响声，她想到了杨公馆祝寿的热闹的场面，犹豫不决地问：小爷！我们还去杨府拜寿吗？要去！张学良的脸上突然闪现出了冷漠的笑颜，而且还要备一份厚礼！张学良为探明虚实，偕夫于风至来到杨公馆拜寿。
正如当事记述的那样：小河沿车水马龙，盛况为沈阳向所未有。
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都派有代表来沈阳祝贺。
日本政界要也派有代表前来。
东北地主官吏不消说了。
庆寿之日，张学良前往祝寿。
杨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
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们，对杨亦恭维备至，谈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物。
张目睹这些情景，岂能所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颌，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
或许是触景生情的缘故吧，他再次想起了林汉男爵说的这段话：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事后，张学良曾向友讲：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汉说的就是这种情景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下午张群等又赶往大帅府，经一番谋划，正式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把张学良推上了主席的宝座。
但这并没有给张学良带来丝毫的欢欣。
除去杨宇霆、常荫槐等凯觎他手中的军政大权之外，日本也不甘心阻止易帜的失败，以强硬的外交手段，要张学良承担其父生前签署的一切密约，尤其是由杨宇霆私自秘密签署的所谓修建满蒙新五路的要求。
对此，张学良大伤脑筋。
翌日深夜，端纳悄悄地走进大帅府，诡秘地问：汉卿！听说野武马顾问到了奉天，他来拜会过你吗？张学良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
他在杨公馆可是整整地呆了一天啦，这你都清楚吧？张学良分外沉重地点了点头。
你晓得叶野顾问此行的目的吗？估计是为满蒙新五条路线的修建而来。
这样重大的外交问题，谁授权杨宇霆代表贵国政府和叶野谈判的？据我所知，他满口答应了叶野的要求。
端纳望着沉默不语的毫无表情的张学良，愤慨地质问：他为何敢于如此大胆公然越权行事？张学良对端纳的所谓忠诚感到非常欣慰，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端纳接连数次来告密的目的。
经过了多年之后，台岛的历史小说大家高扬先生曾经撰文披露了真像，端纳告密的原因有两个：一则他在职务上应该忠于张学良，二则是端纳虽然是澳洲，但是，他是为英国服务的高级情报员，而英国与日本在华利益，早就有利害冲突，杨宇霆一向和日本勾结，走的是日本的路线，对于美国有不利的因素，而英美在华利益是有某种默契的，所以端纳必须跟他作对。
l月10日上午，叶野武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帅的府邸，见到张学良后就先为主地说：汉卿！邻葛已经同意履行建设满蒙新五路的许诺，你看怎么样？你有什么高见？张学良听罢后，火气不打一处来，为了给这个盛气凌的叶野武马一点颜色看看，他神态严肃地站起身来，背剪双手，颇有风度地踱着方步，走来走去，许久没有回答叶野武马的问话。
汉卿！叶野武马不知张学良的心思，有点沉不着气了，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吗？没有？张不良猝然止步，又加重口气地补充说，一点也没有！那你……我不明白，你叶野顾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话。
张学良瞥了一眼叶野武马，你是一位老外交家了，应该清楚平常的外交手续吧？叶野武马误以为张学良在挑他的礼--为何不先来拜访他，遂佯作笑态地说：汉卿！原来这件事情是邻葛经手办理的，我想先探问一下他的态度，也就明白了你的意向。
你全然想错了！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代表我！而我也没想也无权和你谈判。
张学良态度平和而又大义凛然地说。
那……叶野武马很快从惊恐中醒来，请直言相告：我的谈判对手是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碍…？请你看看这份国府的文告广张学良转身取来备放好的文件，上边写的清楚，中央主持外事，一切协定合同，非有国府参加，不能生效。
我已宣布易帜，无权和贵国洽谈这类大事了。
叶野武马气得鼓鼓的，歇斯底里地说了一句：我找邻葛去！转身拂袖而去。
当时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不仅为修建所谓满蒙新五路一事兴师问罪，而且还强硬地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
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行事，须从长计议。
杨、常则坚持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
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共进晚餐。
杨表示临来之时，已告诉家里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过饭再来吧。
于是杨、常辞去。
张学良痴痴地位立室中，久久不语。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仰脸大笑，然后命谭海找来了亲信高纪毅、王以哲、刘多筌，首次公开提出了处决杨、常的想法。
谭海等早就气得跃跃欲试了，因则一拍即合。
其中高纪毅说：杀的事，说办就办，说办不办，必有后患。
因此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
他当即果断地命令：就定在今天晚上。
下边，再研究一下具体的措施，以及善后事宜的处理。
关于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
据当事高纪毅的回忆，当时情形是这样的：他们走后，张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
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
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
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
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
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
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身边都带有手枪。
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来，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常。
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
我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
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
杨、常二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
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查官由我署名。
我率彻夜工作，通宵未眠。
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癣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
这些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
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
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
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都不能离开。
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
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
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
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
与此同时，张学良为慑服杨宇霆的派系势力，运用恩威并济的策略，除优抚家属之外，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瞩目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霖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上联比之于诸葛亮挥泪斩马俊，下联引用周公旦诛叔之典故，借以表达其复杂的情感。
翌日，张学良领衔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通电，全文如下：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
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共事最久，倚界尤殷。
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肿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13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纵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退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被二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
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概置不理，使中外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
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
学良夙夜警惕，和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
乃彼二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私利之渊教，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通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即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私囊。
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皆知，吾东省皆知之，而世或未尽知也。
学良黍膺疆寄，并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易胜隐痛，学良与同等再四筹商，金谓非去此二，东省大局，非待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
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
当于真（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
国家自有定律，非同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调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癣刘尚清、刘哲。
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
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巩固东北政权的大事，也初步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
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2．两只火药桶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说是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
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
7月6日上午，蒋介石率众在北京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枢的大典。
对于蒋介石玩的这一手，四个集团军的首领谁也不敢怠慢，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
上午8点20分，以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典开始，一应仪式后，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
蒋介石在祭文中强调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明显是以统帅自居，俨然凌驾于各路集团军之上的总总司令了。
祭文宣罢，开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
棺盖一开，蒋介石当即扶棺大哭。
冯玉祥上前相劝，不料他哭得反而更伤心了。
参加祭典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就各怀鬼胎，见蒋介石如些造作，都觉可笑。
有悄声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一闻此言，马上就不哭了。
于是盖棺散会。
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钟麟、商震、吴稚晖等军政员在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
在会上，蒋介石主张在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意在精兵简政，减少军费开支用于经济建设。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因其冠冕堂皇，冯玉祥和阎、李、白等都无法公开反对。
但蒋介石的用心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无非是想借此削藩，壮大蒋家嫡系第一集团军的实力，削弱另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以便伺机各个击破。
与会各都是在官场和战场上征讨杀伐久经历练的老手，因此，他们表面上同意蒋介石的主张，但心里都在各自打着如意算盘，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多争些地盘，多保存些实力，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
其中尤其是冯玉祥和李宗仁，他们原则上不反对编遣，但又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调整。
所以，当蒋介石提出编遣主张后，冯玉祥等都积极发言，乘机发泄不满。
座中惟有阎锡山不说话，而且对蒋介石的意见唯唯诺诺，表现出十分恭顺的样子。
这诚然是阎锡山多年养成的一贯作风--先观风头，再做主张。
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北伐后的地盘分配中已由山西发展势力到了冀、察。
绥三省和京、津两市，感到十分满意。
此外，他也看出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觉得与其参与反对，不如坐观成败，以收渔之利。
这样，众意见未能统一，汤山之议遂告不了了之。
在编遣会开张前，国民党于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
蒋介石致《开会词》。
他说：回想自从民国13年1月1日至17年8月8日之今日，总理交付我们的军事时期才告一段落。
不过从今天起，也就是从这第五次中央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为国民革命，开始去作训政时期的工作。
全会通过了《政治问题案》，提出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
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
即决定实行五院制，还通过《整理军事案》，规定：（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
军队之组织，更必须十分完备，才能使全国军队成为真正之国军；逐渐实行征兵制，以收内安外攘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
（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有效收缩。
（三）军事教育必须统一，为完成国军之基矗……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及类似军官教育之学校。
（四）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
（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设，均为重要。
全会还决定：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
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间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
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这三个长期住在南京。
这实际上是蒋介石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削藩之举。
以达削弱其在军队中的权势和影响之目的。
根据汤山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军队编遣的决定，在南京非正式的讨论过几次军队编遣问题，和其他军队整肃方面的问题。
在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编遣的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造；有作战功劳者编，无作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
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准中应编的条件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只占少数。
当下何应钦就向：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军团里总应该占第一位吧。
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在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到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了。
主张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
以后又开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大家话不投机，离题越来越远几乎成了僵局。
阎锡山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南京。
何应钦就来见阎，谈了关于编遣会议的方针，特别谈到冯玉祥所提的方案，最后何应钦表示：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
阎锡山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这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
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
之后，阎锡山就搞了一个方案，五十个师不变，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成八个师，其他非正式的队伍编成六个到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则由中央处理。
阎锡山的这个方案事先写成了书面，交给了何应钦，转交给蒋介石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参加了会议。
全体与会者在正式开会前先对着孙中山遗像宣誓：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
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
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
谨誓。
在这个颇为隆重的编遣会议成立典礼上，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接着是蒋介石致答词，他说：统一后军惟有编遣始能自救救国。
否则拥兵自相残杀，徒取其辱而已……在会议上，蒋介石发布了《国民编遣委员会开会宣言》，明确规定了这次编遣的四项原则：一、不偏私，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为全国所有之军队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的国军之下，不认再有其他之单位；二、不欺饰，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不欺、不隐、不夸、不诬；三、不假借，为厉行精兵主义而裁兵，誓当一秉救国之本怀；四、不中辍，十七年来纷如乱丝之军事现象应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丽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
这个宣言是全体与会员宣誓誓辞的具体阐释，是深恐各路将领不释兵权而预先制订的一个约法。
蒋介石在致答词时还假惺惺地表示：这个编遣委员会是集合忠实军领袖与党的领袖成立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并不是像从前的把戏，专权集中在一个手中。
说的真是比唱的还好听！成立典礼之后，连续开了一个月的编遣会议，具体商议编遣问题。
当时各集团军的数，李宗仁回忆说：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
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
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即蒋介石冯玉祥，就成为编遣会议中争斗的主要两家。
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规定。
在1月5日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规则》，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说：九点，赴第一次编遣会议开会，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二不欺饰，三不中辍数语，观与会之精神，我国前途，询有无限之希望也。
8日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临时秘书处组织规程》。
11日的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确定军费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谈及：下午三点，开编遣会议第三次大会，讨论全国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草案并编遣进行大纲。
……余以此事极关重要，遂毅然赴会。
开会时，蒋主席主张付审查，无异议，并推定余为审查委员长。
14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又说：开国军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审查会议。
决议事项：（一）兵额不得过六十师八二）编遣办法会同农矿工商财政各种提案，分别规定；（三）编遣程序先行调查各集团军实在状况，编制各项精密统计，然后决定。
17日的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部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应分为左列六个国军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一集团之各部队；第二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二集团之各部队；第三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三集团之各部队；第四区，专管编遣原第四集团之各部队；第五区，专管编遣原隶山东省之各部队，第六区，专管编遣原隶川、康、滇、黔各部队。
还规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六十五师，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80万，空军、海军另定），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总额之比例，务必缩减军费至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为止。
依此定额，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亿9200万元，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个师。
22日的第五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决定在全国设立八个办事处：中央直辖各部队编遣办事处（南京），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办事处（上海），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南京），第二编遣区办事处（开封），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北平），第四编遣区办事处（汉口），第五编遣区办事处（沈阳）及第六编遣区办事处。
同时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程》。
在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即各集团军怎么个编遣时，蒋介石对准第二集团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
冯玉祥也不买帐，立即提出一个裁兵原则八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并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
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而要裁北伐中有功的正规部队，实在有些不公平。
结果在议过来论过去的过程中，多数赞同阎锡山的提案。
很显然，阎的提案对蒋介石有利，虽然蒋的力量同冯相等，但蒋介石另外可以支配中央编遣区，也就是说有六个至八个师可以再归他指挥。
李宗仁看到阎锡山的方案带有离间蒋、冯的性质，所以也倾向于阎的方案。
这样一来，冯玉祥就称病请假，不到军部来办公，编遣会议也不来出席，只派个代表参力D。
蒋介石为了掌握冯玉祥的情况，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
当孔走到院里，就听到了冯玉祥正大声和许多说话，但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
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帛，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倒卧在床上，盖了两床锦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
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视冯氏，并安慰他要好好静养。
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生诊治说，是神经衰弱症。
1月25日，编委会议暂且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时说：本会历次议决各案，不仅议决后就算了事，还要-一实行起来，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责任。
胡汉民也致词说：所有本会各种决议案，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如何的努力把他实行起来，并且要把他作好，就要看大家的实际行动了，我们不愿意夸夸其谈的说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漂亮而又动听的名词，我们要有实行的条理和好的方案。
当时部队编遣的结果，何应钦在《全国军缩经过》的报告中说：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师、两个独立旅、两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兵团、一个骑兵师，每师有三个旅，共约24万余；第二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师，约22万；第三集团军亦编为十二师，约20万左右；第四集团军已缩编为九团制之师十三个，约23万。
正在缩编中者，有张贞师、卢兴邦师、陈耀汉师及陈调元、方振武。
高桂滋、岳维峻、任应读、徐源泉、刘珍年、刘志陆、谢文炳、刘桂堂、顾震等所部共约22万。
此外奉天现缩为步兵十五旅、一个独立团、两个骑兵队、八炮兵团、工兵五营、辎重五队、通信一大队、特种车队，共计约12万；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六个旅、约4万余；云南现有六师约3万；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杨森、赖心辉、刘存厚各部共约18万；两广有陈济棠、徐景唐、陈铭枢、黄绍访、范石生等五军及许克祥师，共约12万；贵州约2万；海军陆战队约8000。
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现已改编成师者已逾五十个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
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额数仍多，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
惟从兹收束军事，暂告一段落，筹备国防，此其噶矢。
他日再由国军编遣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50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开始是不表态，任由们针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两个不同的编遣方案进行争吵。
当他采取种种手段争得们多数支持阎锡山的方案（即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加一个中央区）之后，他才以仲裁者的面目表态，不但同意阎的方案，且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感思不荆这样，蒋介石不仅在编的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了自己一边。
增加了蒋家军的实力。
最后，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
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及海军司令部。
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
同时还规定，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
至此，与会的各路诸侯们才明白自己是上了蒋介石的当--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指挥权、调动权、任免军官权，甚至连司令部都被取消了，这些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
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谁也不肯接受的。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的态度因之骤变，由原来的相互攻击、勾心斗角转为同病相怜。
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托词抵制编遣会议，冯玉祥和阎锡山索性主张休会。
蒋介石知道一时难以使各路诸侯就范，一纸空文也不可能把家的兵权释去，于是采取缓兵之计，宣布以后再开一个编遣实施会议。
这样，到1月25日，编遣会议草草收场了。
这次编遣会议，蒋介石不但没能实现其全国军权尽归己手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摆到了与各派军事力量尖锐对立的位置上，激化了矛盾。
各路新军阀识破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知道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们纷纷离开南京，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积极准备力量，要与蒋介石一争雌雄。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编遣会议的闹剧，无异于在自己脚下安放了一只巨大的火药桶；紧接其后，他又匆匆忙忙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等于又在自己脚边安放了另一只火药桶。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改组派数最多，成份复杂，以汪精卫为领袖，不断掀起反蒋风潮；再造派拉孙科为大旗，主张立胡汉民为党的领袖，反对改组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内数不多却实力不凡的元老集团--西山会议派。
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拥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明白，要想独揽政权和军权，必先独揽党权。
他对争夺党权是很有实践经验的。
为了操纵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拢嫡系，排除异己，扫除障碍。
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
首先是桂系与蒋介石闹翻了，李宗仁潜回广西，白崇禧电请辞职，于右任也不肯赴宁开会。
冯玉祥则不仅不来开会，反而发表通电，公开辞去军政部长一职。
汪精卫一派的中央委员更乘机鼓噪，公开策动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
一时间，反蒋活动日益扩大，各派军事力量军心不稳，桂系更在调兵遣将，摆出了大战的架式。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要利用这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机，抓紧把党权独揽在手，以便正名用中央的名义镇压和消灭各反对派。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大会发表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公开指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列为北伐革命的对象。
这次大会，第一次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从而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工具。
两只火药桶放在了蒋介石的脚边，并且已经点燃了导火索，新军阀大战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3．蒋、桂开战，冯、阎结盟第二次北伐结束后，桂系达到了全盛时期。
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站等桂系骁将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呼应，摆成一字长蛇阵，兵强马壮，虎视耽耽。
按当时的兵力对比情况来看，蒋、桂实力相当，真打起来的话，鹿死谁手还很难逆料。
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比蒋、桂都大一些。
所以大战未开，冯玉祥先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去劝冯玉祥与蒋合作。
蒋介石许愿：让冯担任行政院院长；委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并任由冯玉祥在湖北和安徽两省中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
交换条件是冯玉祥通电讨桂，兵发湖北。
但冯玉祥却不作正面答复，千方百计拖延时间，想先看一看事态如何发展，待机而动。
李宗仁则派温乔生为代表，到河南辉县去见冯玉祥，邀冯一起动作，发动讨蒋。
冯玉祥口头上答应得很痛快，但又借口布署军队需要时间，表示希望李、白发动战争之后能够撑持两周，到时候他兵力部署完毕，一定响应。
其实这也是冯玉祥的手腕，意在坐山观虎斗。
一则可以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实力；二则可以利用蒋、桂交战，乘势夺取湖北。
因此，他派遣部将韩复第带兵进驻武胜关，坐观成败，相机而动。
蒋、桂之争，早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后就开始了。
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夕，桂系利用武汉政治分会的权力，派兵占据了两湖地区，接通了广西，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态势。
这时的蒋介石一心要把三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以便夺取党权，所以他没有立即与桂系兵戎相见，而是暗地里精心策划了一个消灭桂系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要旨是：瓦解白崇禧部、拆散桂粤联盟，然后发兵征讨之。
蒋介石的谋略之术的确胜一筹，他一贯采用的办法是拉一派打一派，抑此扬彼，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这次对付白崇禧，他故伎重施，利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
白崇禧当时驻扎河北，他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系唐生智的部队，兵员多是湖南籍，乡土观念极重。
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欲向西北扩展，这就引起部下的不满情绪。
蒋介石抓住这一矛盾，许以军权厚赏，收买唐生智，促其北上收回旧部于制下。
唐生智立即表示竭诚拥护蒋介石，并由上海启程北上。
这时，白崇禧已率部南下浦口，拟配合李宗仁攻蒋。
但此时唐生智复职的消息已广为传播，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甚至到处出现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的标语。
白崇禧自知大势已去，遂化妆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抵达塘沽，重新统率旧部，次日即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也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至此，蒋介石扶唐倒白成功，桂系未曾开战就先失一旅，受到重创。
同是3月21日这天，蒋介石在南京突然下令软禁了粤系将领李济深，关押于汤山俱乐部。
同时他又派粤籍将领陈铭枢和陈济棠越广东游说粤军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不辱使命，粤军脱离桂系，桂系又失一翼，顿时孤立起来。
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从此成为广东王。
作为军事指挥官，蒋介石最推崇不战而屈之兵。
他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敌方内部矛盾，以重金和高官收买叛将。
他用此法成功瓦解了湖南湖北，桂军不战自退，蒋介石于4月5日到了武汉，宣称兵不血刃而定武汉。
还在武汉单独召见了冯玉祥派驻武胜关相机而动的部将韩复菜，蒋介石夫妇一齐出马，对韩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并赠以数十万元的巨款，做起了瓦解冯玉祥部队的工作。
5月5日，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同一天，李宗仁在梧州打起了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和黄绍站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军，试图打开新局面。
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血战，桂军败走广西。
这时，蒋介石又以四面八方调来大军讨伐桂军，6月2日，白崇禧和黄绍站自知败势难挽，双双逃到越南，蒋、桂战争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倒桂得手后，蒋介石开始拉拢阎锡山，前伎重施，还是拉一个打一个。
这次拉的是阎，打的是冯。
蒋介石在与桂系的争斗中，没有得到冯玉祥的支持，相反，冯玉祥假意支持蒋介石倒桂，却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量讨逆公告，这个公告印制得十分特别，只影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一类的罪名，却不印所讨之逆究为何。
冯玉祥的用意很清楚：他说是出兵14万助蒋伐桂，实际上仍然是出声不出力，他是在等待最后的结局，蒋、桂无论谁打败了，他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宇。
这种做法看似聪明，实则愚蠢，不仅把桂系害了，冯玉祥自己也得罪了蒋介石，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
所以，蒋、桂战事一停，蒋介石就开始算计这位如胞兄的冯玉祥了。
他在武汉已收买了冯玉祥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接着又派到襄樊，用几十万元把石友三也买了过来。
其后，又如法泡制，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将领。
收买冯玉祥部将的同时，蒋介石又广泛散布谣言，说冯玉祥意欲与苏联勾结，要打蒋介石，然后向山西发展，攻打阎锡山，以此挑拨冯、阎之间的关系。
阎锡山虽然不相信冯玉祥要打自己，但毕竟三成虎到处都在传播这个说法，弄得他也疑虑重重。
在这样的情势下，蒋介石又使出第三招：连连电请冯玉祥南京供职，企图使西北军陷群龙无首的境地。
而冯玉祥到了这种时候当然是断断不会上当的，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去南京是恐为李济深第二。
拒绝京之后，冯玉祥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并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所属各部从山东、河南等地撤至憧关集结，准备迎击蒋军。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
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决议案，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下令查办。
至此，蒋、冯矛盾公开化。
在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各项文告中，冯玉祥被称为统一之梗，成了阴险成性、反复无常之徒。
在此期间，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突然通电维持和平，表示拥护中央、拥护蒋介石。
两名部将的公开叛变，使冯玉祥痛心疾首，他在华阴日夜哭泣，咒骂自己，甚至打自己的嘴巴。
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失去了迎战信心，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
他以此种方式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保存西北军的实力，然后设法联合阎锡山反蒋。
这一招果然有效，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成了无名之师，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一口恶气出不来，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于是他派邓哲熙和曹浩森到太原找阎锡山，表示希望与阎联手反蒋。
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左右逢源反复其手，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使自己处在蒋、冯都要竭力拉拢的有利位置上。
蒋介石自己就是玩弄这一套手法的大行家，岂能识不出阎锡山的把戏，只是以他当时的力量，无法一口吞下冯、阎两支实力军队，只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笼络阎锡山，先把冯玉祥弄垮，回过头来再收拾晋军。
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他为北路军总司令，要他帮助进攻冯玉祥。
阎锡山则回电表示不愿内战，扬言他要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井派专程赴日本安排住处，还在天津订购了船票，摆出一副真的要引退的架式。
在此之前，阎还让冯派来的特使邓哲熙和曹浩森捎话给冯玉祥，请冯玉祥赴太原共商反蒋大计。
当时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赴晋。
后见阎真的是要出洋的架式了，加上阎锡山又派了一向受冯玉祥敬重的老朋友李书城前往华阴劝冯也一起出洋，遂打消了顾虑，于6月ZI日启程赴太原。
24日晨，在运城住了3天，备受晋军将领优礼相侍的冯玉祥乘车前往太原，当晚与阎锡山在介休见面，25日一起到了太原。
冯玉祥一到山西，阎锡山自以为奇货可居，遂以冯玉祥为政治资本，暗中同蒋介石谈起交易来，蒋介石明白他的居心，便投其所好，亲赴北平约阎面谈。
阎锡山在太原与冯玉祥虚以委蛇，却又偷偷跑以北平与蒋密谈。
经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锡山则答应尽快解决西北军。
协议达成后，阎锡山回到太原，先是称脖住了医院，后又退掉了赴日的船票，并寻个借口将冯玉祥骗到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
冯玉祥上了阎锡山的当，当然既怒又急。
但他身处晋军之中，只能不露声色，暗地里却在寻找出路，设法拆散蒋、阎联盟。
他在建安村里动弹不得，便暗中授意留在陕西主持西北军军务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联系，向蒋介石靠拢。
冯的部下们痛恨阎锡山趁火打劫，又苦于冯玉祥被软禁，西北军军饷无法解决。
得到冯玉祥的密令后，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算是找到了一条出路。
当时，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在南京政府住军政部长，宋哲元便派参谋长陈琢如赴南京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补给军饷。
蒋介石闻言大喜，以为西北军已然不战自降，瓦解冯系不再需要借助晋军了。
于是，他委派于右任和贺耀祖到西安宣抚点编西北军，安抚冯军部将，并供应军饷。
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缓和，转而成为亲密了。
阎锡山见此情形，深恐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军。
为了摆脱困境，他于中秋之夜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罪，并提出联合反蒋的建议。
冯玉祥见折散蒋、阎的目的已经实现，遂表示愿与间捐弃前嫌，联手反蒋。
经商议，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居于幕后，以留回旋余地，由西北军将领首先举事，并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首领，共同讨蒋，然后再由晋军起而响应。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名发表拥戴冯玉祥、阎锡山，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一、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之党，中央成一之中央。
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天下为私。
二、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
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即其妻党。
狐鼠凭陵，秽闻昭彰。
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三、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
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
哀鸿遍野，奄奄待毙。
蒋氏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发一晌，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
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泊享帝王之奉。
军民交瘁，漠不关心。
自蒋氏到南京。
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四亿二千万元。
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
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
四、蒋氏狡悍阴整，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民诡谋百出行帝王专制之淫威，使兄弟骨肉自相残杀。
今年湘、鄂、粤。
桂川卜滇、黔等省，战祸连绵，蒋氏一实为之涌。
五、蒋氏假借编遣为名，一面令竭力灭缩，一面自己加大招募。
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谋。
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
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
六、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为国所不谅，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的目标。
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愈月。
和平交涉，既无把握，武力抵抗更不准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
边民数百万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计，丧权辱国，薄海痛心。
通电最后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万死不恤。
宋哲元等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指陈蒋的几条罪状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有一定的号召力。
通电发出后，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
但是，这一次西北军又上了阎锡山的当。
通电讨蒋后，西北军进展很快，连战连捷，但晋军却按兵不动，迟迟不予响应，致使西北军后继乏力，士气大受影响，战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
28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司令的名义，发表了《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说：冯逆反复，好乱成性，勾结暴俄，祸国殃民，既召外侮，又图称兵，内战国本，外失威信，举国同仇，疾首痛心，全军愤激，师出正名，为党讨逆，为国牺牲，党亡与亡，国存与存，身为后死，誓不偷生，义无反顾，勇往急进，军法连坐，敌代同心，内奸不除，国无幸存，叛徒不灭，民难安宁，歼除内奸，固我国本，肃清反叛，安我国民。
由于蒋军兵多将广，弹药、粮食充足，而西北军孤军深入，兼以宋哲元和孙良诚因争夺指挥权而发生矛盾，孙良诚意气用事，竟擅自率部脱离战场，导致全线溃乱，全军退回到潼关以内。
因此，仅仅一个多月，蒋介石就打败了西北军。
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所幸这一次冯玉祥身在幕后，从表面上看，蒋介石打败的是宋哲元和孙良诚部下的西北军，并未与冯玉祥发生直接的冲突。
因此，西北军战败后，冯玉祥的处境至少没有变得比开战以前更糟糕，蒋介石也不敢逼冯过甚，给他指了两条出路：或者到中央供职，或者出洋考察。
冯玉祥处境如此，阎锡山的日子也不好过。
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
11月5日，阎锡山也喜洋洋地宣布就任此职。
然而，就在阎锡山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的时候，11月26日蒋介石突然规定：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
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
按照这个规定，阎锡山将不得不离开太原到南京去当官，这实际上等于被蒋介石削了藩，等干将晋军拱手送给了蒋介石。
接着，蒋介石又派宋子文到平、津两市，把平、津税收尽数归为国有，使盘踞平、津实地的阎锡山从此无税可收，空守着个水中月、镜里花。
阎锡山几年来帮蒋介石绞杀其他派系，出力甚多，到头来落得这样的结局，连连吃了蒋介石几个哑巴亏。
而且，眼看蒋介石将嫡系部队大批北调，明摆着是冲着晋军和冯军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善于投机钻营的阎锡山也不得不考虑出路问题了。
出路只有两个，或者拥蒋，任其宰割，弄个有名无实的闲官当；或者反蒋，拼个鱼死网破。
若果然扳倒老蒋，前景自是妙不可言。
在两条出路的抉择中，阎锡山还没拿定主意，蒋介石却又来逼他了。
1930年1月16日，吴铁诚奉蒋介石委派来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
这不是个仪式的问题，而是蒋介石逼间表态的一种形式。
阎锡山被挤到绝路上，遂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公开指责蒋介石独裁。
并要求蒋介石下台，在野负责。
蒋介石则一面反唇相讥，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同时授意何应钦提出也叫阎锡山下野。
蒋、阎的争吵，使冯玉祥看到了转机。
他虽被困建安村，但与西北军将领仍保持联系。
这一次，冯玉祥重施故伎，密令鹿钟麟派与蒋介石联系，并故意使阎知道。
阎锡山果然上当，认为蒋、冯意欲联合对付晋军了。
他审时度势，认为冯玉祥反蒋是一向坚决不馁的，现在冯处于逆境，自己若能主动与他修和，共同反蒋，冯玉祥多半会同意，何况他与冯是拜把子兄弟，冯又是个粗放豪爽之，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不怕冯玉祥不尽释前嫌，联手发动新的反蒋战争。
于是，阎锡山决定联冯打蒋。
他自任首领，请冯玉祥回陕指挥西北军。
在冯玉祥临走的前一天，阎锡山又来到了建安村，极其诚恳地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未哲元出兵反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
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
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
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
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
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我心耿耿，唯天可表。
为了表示诚意，阎锡山当场交给冯玉祥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关枪200支面粉2000袋，于 1930年3月9日送冯玉祥回到陕西。
冯阎结盟后，阎锡山一边积极进行战前部署，一边制造假象，发出下野通电。
3月10日，西北军将领23发电挽留，并表示愿追随阎锡山奋斗到底。
13日和14日，晋军将领和第二、第三。
第四集团军的将领共计57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的罪状，要蒋还政于民，一面公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推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推刘骥为总参谋长。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分别就任副总司令。
阎锡山就职时发表通电，指斥蒋介石专制独裁，为所欲为。
以致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至此，中原大战爆发。
4．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胜利1930年4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卜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
并历数了阎锡山的罪恶：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权位；二、残害同志，劝袁称帝；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财；四、摧残教育实行愚民；五、破坏交通扰乱金融；六、煽动冯唐破坏统一；七、妄发主张藉端倡乱；八、勾结反动倾危党国；九、封闭党部拘捕党员；十、阳唱出洋阴行南犯；十一、勾结外卖国求助。
总之，阎逆为背叛中央，满足野心之故，不惜以华北民众为牺牲，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其卖国求助之罪，较冯逆之勾结苏俄，断送蒙古新疆，实有过之无不及。
同时历数的冯玉祥的罪恶有：甲、勾结苏俄，招纳共党；乙、破坏交通，图碍奉安；丙、拥兵割据，反抗中央；盯感使桂系，称兵叛变；戊、吞没赈款，霸占赈粮；已、苛征暴敛，强迫种烟；庚、惨杀民众，摧残舆论；以上七端，特就其大者而言，有此七罪，已属死有余辜；况冯述种种劣迹，尤有笔所难宣者，虽欲以细行欺世，谁其信之。
蒋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及《阎锡山扰乱党叛迹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余孽捣乱情形》。
其中说：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举动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剧之野心，和平将消挥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和平而后快。
说阎锡山狡诈为心，阴险成性，常欲以别供牺牲而立于不败之地，对中央虽貌示服从，对地方则使叛变，纵横排阎，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
说冯玉祥迭次谋叛，幸逃显戮，缉榜犹悬，野性复炽，此次受阎逆庇护，又图死灰复燃，啸聚渲关，进犯郑洛，与阎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团结。
蒋介石表示要坚决讨伐阎冯，认为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
此外，蒋介石还策动了两湖、两广州、苏、皖、赣、闽等省及上海、天津、武汉等市的党部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讨伐阎锡山。
在大造讨伐阎冯舆论的同时，蒋介石亲自在武汉召开京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对各将领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兵员的杀伤。
只有对敌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
……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以重大的杀伤。
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有60万，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杂牌军。
反蒋的军队总计集中了70万，兵力上稍占优势。
这个反蒋阵营共分为八个方面军，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率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原驻新乡地区后又倒戈投归西北军的石友三部被编为第四方面军；因张学良被内定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所以东北军被定为第五方面军；其余几个方面军则分别由四川刘文辉部、湖南何键部及樊钟秀部编组。
这样，双方共计投130万，以河南、山东、山西。
陕西等省区为主战场，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中原大战。
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应变准备。
他明白，这些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不听差遣，不诉诸武力是断难使其俯首贴耳的。
因此，早在冯、阎公开联盟之前，蒋介石就有计划地将其嫡系部队调到徐州、蚌埠一带集结，随时准备应付冯、阎两部的异动。
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讨阎誓师词》。
11日蒋冯间中原混战正式打响。
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
双方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进行较量。
初战，蒋军来势甚猛，并且有空军配合，激战数日，联军遭到了极大的挫折。
蒋介石亲自到归德督战，想一举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打垮。
但在此时，联军重新作了部署，全线发动攻势。
阎锡山集中了九个炮兵团324门大炮的火力，实行墙壁射击，蒋军损失惨重。
冯玉祥派去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增援晋军，孙吉二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且又是刚刚加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就把蒋介石的精锐陈诚部几度包围，杀伤很大；郑大章的骑兵奔袭归德，差一点生擒蒋介石。
在周佛海写的《往矣集》上有这样一段叙述：冯玉祥的骑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他们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谁知我们车上只有200多卫兵，（当时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车站上又没有其它军队，如果骑兵到达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
这时反蒋的波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上又打了败仗，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就问蒋：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经过几次激烈的战役，冯部消耗很大。
阎锡山对冯部的补给，开始时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仅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
在津浦线上，蒋介石军队于7月中旬开始反攻，晋军节节后退，蒋介石在7月24日给中央的呈文中说：联军万选才就俘，樊钟秀炸毙，孙殿英被围，土匪行将次弟消灭。
而阎冯寇部屡次冒死来犯，迄不得逞，徒自伤亡其精锐。
最近闻我方增加部队将到，其恐慌愈甚，其为困兽之斗亦愈烈。
本月11日起至20日止，此10日中，逆军竭全力兵攻我陇海正面，攻我平汉各军，攻我围毫部队，而皆自取覆灭。
今其全力竟皆丧失已尽，解决不难立待也。
阎锡山急来抱佛脚，特派周观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赶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冯救援。
冯为了顾全大局，自不能对津浦线紧急情况袖手旁观。
于8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
这时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就分电各路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和毫州各城，且明码标价：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二级，赏洋5万元。
而同时，由于连日大雨不停，冯部的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
这样，蒋介石的颓势有了扭转，冯部没有起到支援晋军的作用。
晋军于8月15日放弃济南，撤往黄河以北，数万大军纷乱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铁桥上被蒋部的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其状其惨。
蒋介石在8月16日给中央的战报中说：我右翼军蒋师已于15日下午二时确实占领济南，并因我军先绕道占领黄家庄等地，逆敌只一小部分渡河北窜，其余全数被擒，是役俘虏官长无数，获步枪2万余支，大炮230门，其他辎重弹药极多。
逆敌仅有之飞机2架，亦不及运回。
其狼狈窜逃情状，概可想见。
查阎逆据济南以后，自诩胜利，号召各派反动分子妄思组织伪政府，且冯逆玉祥积极攻击陇海平汉两路，幸赖各将士忠勇奋发，一致努力，卒能克复济南，击溃晋逆主力军。
现津浦路我军正分路渡河追击，胶济路各军亦早协同前进，晋逆必可完全歼灭，冯逆残部闻风胆落，而日来向我各部作最后之猛烈攻击者，昨晚完全沉寂。
此据报告，且已呈溃退之象，我军部署追击，就不难一鼓荡平。
22日蒋介石发表训令，争取冯阎的部将。
训令说：阎锡山冯玉祥倡乱魁率，法无可有，至其所部将士，皆曾为革命尽力，徒以冯阎胁制，乃至误歧路。
其情实有可原，其愚尤为可悯。
现拟重行传檄，明白告诫各该部将士，果能大义灭亲，擒解祸首，听候中央惩治，自当特予赏，但使自拨来归，迫令其祸首阎冯卸除兵柄，驱逐于其所谓防地者之外，杜绝割据弄兵扰乱党国之野心，则各部本为中央军队，就必仍与中央各军享受一律待遇，决不稍有歧视，并以各军反正附义时期之先后，以为论功行赏次第之表率。
24日蒋介石下令各军，再次明码标价，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
9月6日，蒋部发动对冯部的总攻。
就在这时，张学良不再袖手旁观，他于9月18日发表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加入蒋军集团。
张学良在两派争相拉他联盟的情况下一直不表态，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
一开始，他想置身事外，避免东北军卷入战火。
因为当时张作霖去世不久，东北大局未能得到巩固，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东北事务的企图严重威胁着东北的政局。
这种时候，如果东北军贸然加入内战，难免给日本以可趁之机。
所以，张学良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呼吁通过会商解决纷争。
但是，大战前及大战开始后，张学良成了双方决定胜负的筹码，一时说客盈门，各方代表你来我往，纷纷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
在双方对张学良的开价上，蒋介石自然处于优势地位，他的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轮着班盯在张学良身边。
张到哪里，蒋介石的就跟到哪里。
蒋介石先是委任张学良为副总指挥，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委任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
这么一来，等于把平、津两市和整个河北省送给了张学良。
如此巨大的实惠，对张学良当然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与蒋介石比较，反蒋派拉拢张学良的手段就不值一提了。
联军57位将领于3月14日联合发出讨蒋通电后，阎锡山先后派行营主任梁汝舟、军械处长张维清和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赴沈阳，冯玉祥也派了邓哲熙、门致中等先后到沈阳劝说张学良加盟。
但他们都拿不出什么实惠的东西来拉拢张学良，又因为职衔与张学良相比太低了些，所以除了一般性的交谈之外，在态度上很难表现反蒋派拉张学良的坚决与诚恳。
这样，使张学良认为阎、冯二对自己不够尊重，也就虚与委蛇，不肯表态。
而蒋介石则不同，他一方面对张学良诱以重利，一方面又采取老一套的分化瓦解手段，以高官厚禄收买东北军的将领。
这就使张学良感到很担心，因为他知道蒋介石手腕的高明，更知道蒋介石的不择手段的性情。
初掌东北大权的张学良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决定倒向蒋介石。
这一天，是1930年的9月18日。
恰好一年以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
两个九·一八联系起来，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一东北军入关，在军事上使日本有了可趁之机，张学良加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成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作交易的筹码。
可以说，这是张学良所犯的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张学良加盟蒋介石集团之前，冯、阎部队在中原战场上已呈败势。
东北军一入关，蒋介石集团如虎添翼，在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双管齐下的攻势下，先是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其后晋军和西北军将领也纷纷自寻门路投靠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其它杂牌军更是忙不迭地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在蒋介石集团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阎锡山命晋军迅速北撤，回到山西老窝，企图保住这块赖以起家的根据地。
而冯玉祥对此并不知情，仍集结部队于郑州外围，准备与晋军协力对付气势汹汹的蒋军。
及至知晓实情，冯部将领已各奔东西，冯玉祥只身陷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被蒋介石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击溃了。
在击败反蒋军事联盟的同时，以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反蒋政治联盟也宣告瓦解了。
当中原大战的序幕刚刚拉开时，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开始了一场既要统一又互不相让的大争吵。
说统一，是因为两派都是反蒋的，因为同受蒋介石的政治压迫而走到一起来的。
但是，改组派与西山派的誓不两立是源自国共合作时期的，在党统问题上都十分敏感而且各不相让。
在反蒋军事联盟业已实现的情况下，政治上也急需组成一个国民党中央，用以对抗蒋介石的那个中央。
在此之前，为了对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三届中央表示反对，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另立过中央。
现在，双方都坚持以自己的二届中央为合法的党中央，因此争执不休，反蒋的中央政权在中原战火的炮声中酝酿了5个月，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大战开始时，汪精卫正在香港。
虽然为了建立反蒋中央的事，改组派与西山派都想让汪精卫尽快北上主持局面调解争执，但是汪精卫却迟迟不动身。
他是想等桂系和张发奎北上战胜蒋军后在两广建立中央，不愿到北平去。
一直等到桂系和张发奎被蒋军击败，汪精卫的如意算盘落空，他才寄希望于北平，遂于1930年7月23日转道日本来到北平。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会议选举了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并通过了宣言。
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
阎锡山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
阎锡山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反蒋的政治大联盟总算在组织形式上形成了。
可惜，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只坐了9天，张学良突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反对扩大会议。
9月19日泰军大举关，国民政府也跟着垮台了。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
汪精卫。
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议如何收常但蒋介石挟军事胜利之感，根本不给阎、冯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早在10月3日的大赦通电中，就已把阎锡山和冯玉祥列了不可赦兔的名单中。
随后又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
11月4日，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
声明即日释权归田。
但蒋介石不依不饶，逼迫他们出洋，并发布了通缉令。
在这种情势下，阎锡山不得不离开太原，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祝冯玉祥则秘密潜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祝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冯玉祥也迁居到晋西汾阳县内的峪道河。
在这里，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上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开办了一所小型的军官学校，训练军事斗争骨干。
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玉祥住在这里，为的是防备万一，倘若蒋介石逼迫过甚，他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入陕北。
蒋介石以权谋加上金钱的力量，击败并摧毁了以阎、冯、桂系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同时瓦解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反蒋政治集团。
但是，这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却并没有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
当时蒋介石仍然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日子并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