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30）一、吾爱吾庐梁实秋从海外归来了。
他首先自上海赶到南京，手持学友梅光迪写的一封介绍信，找到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胡先 先生。
信很灵，他立即取得了东南大学的一纸聘书。
随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故土北京，回到了他幼年生长的地方——内务部街 20 号。
老父亲无恙。
虽然三年不见略显苍老，但仍步履轻健、身体健壮。
老母亲无恙。
贤惠善良的母亲盼回了日夜想念的心爱的儿子，心花怒放，倍加神采奕奕。
兄弟姊妹俱都无恙。
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个个都长高了许多，初见面之际，彼此间都感觉对方增添了些陌生的因素。
经过无数变乱，夙称殷实的梁家，这时逐渐中落下来，虽不至如下层普通人民常怀衣食之虞，但经济上左右支绌的情形却也日渐显明起来。
梁实秋 永远也难以忘记初回到家给父亲请安时，老人家哽咽着说的一句话：若我们是富有人家，我一定让你关在家里再读十年书，然后再出去做事。
读书、 读书，在老人家心目中，一个人一生的问世立身之道该都从这里寻求吧！知子莫若父，知己也莫若自己。
父母的训导与身教，使我⋯⋯终身不敢逾。
这是梁实秋听了父亲的话后心头涌起的感想。
尤使梁实秋心喜的是，他心爱的恋人无恙。
比起三年前离别时，程季淑更丰满、更光彩照人了。
三年之中，他们远离重洋，经历了无限的相思之苦。
一旦重逢，那份喜悦与激动，真非言语可 以形容。
由于名分未定，行为不可不检。
他们不敢热烈地拥抱亲吻，但两只手却不由自主地紧紧握到了一起。
梁实秋说，这时节他记起了邓约翰的 一首诗《出神》，诗中有两节说：我们的手牢牢的握着， 手心里冒出粘粘的汗， 我们的视线交缠， 拧成双股线穿入我们的眼； 而手交接是我们当时， 唯一途径使我们融为一体， 眼中倩影是我们所有的产生出来的成绩。
活见鬼！这肯定不是真的。
情人相见，正是人生最激切动情的时刻，哪 里还会有闲心思去想一个外国佬做的什么诗啊！他们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
程季淑心疼地说：华，你好象瘦了一些。
梁实秋微笑着点点头，好 象是说：当然，怎能不瘦？他们谈三年离别的苦思苦恋，谈程季淑在家庭里同她的顽固叔叔们的周旋对抗，谈对以后生活的设计安排，自然，也会 谈一些青年恋人都谈而永远不会为外人所知的内容。
他们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重温了梁实秋去国前写的一篇小说。
那篇小说名叫《凄风苦雨》，发表 在 1923 年的《创造周报》上。
那是一篇记实作品，写的是姑娘陈淑送她的恋人到美国留学时两人难分难舍的情景。
他们最喜欢其中的这么一节：雨住了。
园里的景象异常清新，玳瑁的树枝缀着翡翠的树叶，荷池的水 象油似的静止，雪氅黄喙的鸭子成群的叫。
我们缓步走出水榭，一阵土湿的香气扑鼻；沿着池边小径走上两旁的甬道。
园里还是冷清清的，天上的乌云 还在互相追逐着。
我们到影剧院去吧，天雨人稀，必定还有趣⋯⋯她这样的提议。
我 们便走进影戏院。
里面观众果似晨星般稀少，我们便在僻处紧靠着坐下。
铃声一响，屋里昏黑起来，影片象逸马一般在我眼前飞游过去，我的情思也跟 着象机轮旋转起来。
我们紧紧的握着手，没有一句话说。
影片忽的一卷演讫，屋里光线放亮了一些，我看见她的乌黑眼珠正在不瞬的注视着我。
你看影戏了没有？ 她摇摇头说：我一点也没有看进去，不知是些什么东西在我眼前飞过⋯⋯你呢？ 我笑着说，和你一样。
我们便这样的在黑暗的影戏院里度过两个小时。
我们从影戏院出来的时候，蒙蒙细雨又在落着，园里的电灯全亮起来了，照得雨湿的地上闪闪发光。
远远的听到钟楼的当当的声音，似断似续的波送 过来，只觉得凄凉黯淡⋯⋯。
我扶着她缓缓的步入餐馆。
疏细的雨点，——是天公的泪滴，洒在我们身上。
她平时是不饮酒的，这天晚上却斟满一盏红葡萄酒，举 起杯来低声的说：祝你一帆风顺，请尽这一杯！ 我已经泪珠盈睫了，无言的举起我的一杯，相对一饮而尽。
餐馆的侍者捧着盘子在旁边诧异的望着我们。
这极象电影镜头一般的往事已过去整整三年了。
如今，他们重读昔日的作品，宛如又回到了当年那似梦似幻的情景中。
程季淑夸奖这节描写出神入 化，既真实确切，又饶有诗意；梁实秋也自以为是神来之笔，击节叹赏。
可以说，他们是这篇小说的两个最热情的读者。
情人在一起时，时间总是显得过得那么快。
一次，他们去游玉泉山，一 进园门，被一群穷孩子包围了起来，争着为他们当向导，嘴里还不住的高声嚷嚷着：你们要喝泉水，我有干净杯子；你们要登玉峰塔，我给你们领取 钥匙⋯⋯。
他们本来不需要导游，但到了这分寸，只好拣了一个老实孩子，并且共饮了人家舀来的一杯清洌的泉水。
登玉峰塔时，他们嘱咐孩子在下面 等候。
在塔顶上，他们惬意的极目远眺，携手乘凉，好象一对优游自在的活神仙。
可是，好象不大的工夫，那孩子忽然通通通的蹿上来了，问 他为什么不在下面等，答以等了好久好久不见人下来，所以上来看看。
梁实秋顿然醒悟，笑对季淑说：你不记得我们描过的红模子么？‘王子去 求仙，丹成上九天，洞中方七日，人世几千年’。
塔上面和塔下面时间过得快慢原不相同。
亏他吃得透这层道理，懂得幸福的恋人和焦燥的小向导之 间心理世界的差异。
梁实秋这次在家里没有住多久，他和程季淑商定了婚期之后，就匆匆赶 往南京，到东南大学报到上课去了。
他在学校对面一条叫做 巷的小巷子里找到一栋出租的房屋，与新婚的戏剧家余上沅、陈衡粹夫妇及另一对新婚夫 妇合租了下来。
他的心情很好，利用课余时间，花费了很大精力购置家俱，布置房间，搞得美仑美焕十分整洁。
足足忙了几个月，他才心满意足地 写信告诉程季淑：新房布置一切俱全，只欠新娘。
1927 年 2 月 11 日，是梁实秋同程季淑举行婚礼的吉日。
他们选择了北 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做为行礼的地点。
那天来了许多庆贺的亲友，整个气氛隆重而热烈。
婚礼仪程不折不扣的是中西合壁式。
一般地说，只要关涉到女 家，即一切悉按旧规。
比如，事前，梁家依照传统习俗送去不少礼品，一般人都称之为过礼，又叫放定。
送去的礼物中，有一具玉如意、本是 梁家的传家之宝，平常高高的放在上房条案上的中央，左金钟、右玉磐，永远没人碰的。
过礼那天，梁实秋见不少人瞅着这具玉如意神色诡秘 的发笑，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窃窃私语。
留神一打听，才知道这玉如意在我们传统文化中，还含有深意，有人说象灵芝，取其吉祥之意，而有人则说 得很难听，把它和男女之事联系了起来。
到新娘被接来后，礼仪就变得洋起来了。
象西方人在教堂里举行婚 礼一般，有主婚人，还有证婚人，新娘缓缓步入礼堂时，后面还专门有两个 小女孩牵纱。
就在新娘迈步进入礼堂时，前来贺喜的朋友张禹九用胳膊肘捣了一下梁 实秋，趴在耳边小声说：实秋，嘿嘿，娇小玲珑。
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时的梁实秋飞快地瞄了新娘一眼后，居然又想起 什么外国诗人做的诗歌来了。
他说：我觉得好象有人在我耳边吟唱着彭士（RobtrtBurns）的几行诗： 她是一个媚人的小东西， 她是一个漂亮的小东西， 她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 我这亲爱的小娇妻。
婚礼很顺利。
但到了晚间，梁实秋忽然发觉手指上的订婚戒指不知什么 时候被挤掉了。
当他沮丧地告诉爱人时，季淑温存地劝慰他说：没关系， 我们不需要这个。
婚后梁实秋的蜜月也就是刚刚开了个头，忽然时局大变，一路势如破竹 的国民革命军这时已逼近南京，引起了全国政局的震动。
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从经验中知道，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战争，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只要是 战争，遭罪最大的，就只能是与战争最不相干、相距最远的平民百姓。
老百姓最大的奢望，是安安稳稳的过太平日子，但一场战争，能把他们从精神到 物质一切赖以存活的基础摧毁。
同那个时代的一切人们一样，战乱逼近的消息传来后，梁家也陷入一片 恐惧之中。
尤其在东南大学服务的梁实秋，应该何去何从，更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他们谁也吃不透时局将会如何发展，又会如何了结。
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也就难以做出稳妥的决断，以应付愈益紧急的形势。
胆小的母亲关心儿子的安危，坚持要梁实秋留在家里，暂且观望不要急急南下。
老人 家的意思很清楚，无非是一家人生死都在一起。
在关键时刻，还是父亲眼光更为远大，他经过深思熟虑，断然为儿子做 出了抉择。
有一天，他把梁实秋叫到自己的书房，温和而又认真地说：你现在已经结了婚，赶快带着季淑走，机会放过，以后再想离开这个家庭就不 容易了。
不要糊涂，别误解我的意思。
立刻动身，不可迟疑。
如果遭遇困难，随时可以回来。
我观察这几天，季淑很贤慧而能干，她必定会成为你的贤内助，你运气好，能娶到这样一个女子。
男儿志在四方，你去吧！梁实秋诧 异地发现，父亲在说这些话时，眼圈红了。
应该说，直到好多年后，对父亲在书房里说的这番话，梁实秋都没完全 弄明白。
父亲的有些话若即若离，若含深意，究系何所指呢？他曾经认真地思考过、揣度过，但最终还是难以准确的猜测到。
不过，父亲说这些话的心 情，他在当时就立即完全领会了，而且，他也从中分明感受到了一种一个睿智老人特有的那种智慧。
因此，他没有犹疑，和父亲谈过话后，他就同妻子整装南下了。
在兵荒 马乱之中，继续度他们别有风味的蜜月。
战乱中的南京已是风声鹤唳，散兵游勇满街跑，遇到马车就征用。
梁实秋与爱人缩在 巷的小房间里，整天提心吊胆，支着耳朵听城外日渐逼近的炮声。
可笑的是，熬到第五天头上，这个苦心经营了数月之久的小小安 乐窝，就实在住不下去了。
于是，和朋友商量了一下，只好同余上沅夫妇共雇了一辆马车去上海逃难。
路上，还遇上两个持枪的丘八，非要搭上他们 的车。
结果倒是亏了这两个大兵，在车上一边一个象是卫兵，一路顺畅 直抵下关。
到达上海后，梁实秋在爱文义路找到了一个住所。
随后，在光华大学和 中国公学两处找到了一个教书匠的位置；与之同时，经朋友介绍，还当了《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主编。
工作是辛苦的，每天要坐野鸡汽车和四等火 车连赶真茹、徐家汇、吴淞三个地方。
但生活有了着落，人生的最基本条件得到了满足，对于要求不高、适应性又很强的梁实秋来说，也就感到很不错 了。
从此，可以心安理得、有滋有味的居家过日子了。
特别是直到如今，他才有可能细细地体味新婚后的愉悦与甜蜜，这愈发使他在平凡灰暗的生活中 寻觅到了无限乐趣。
程季淑很快就以她的实际行动证实父亲的眼光的确不错。
她温存、贤良、 能干，教养好，有容人的雅量，心地灵透，又善于理家，很快就博得了亲友 的喜爱。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充满温馨和厚爱的小家庭。
每天一大早，梁实秋要 赶车。
厨工虽早已为主人预备好可口的早点，但程季淑还是不放心，她要亲自起来监督。
梁实秋饶有深情地说：她每天都坚持陪我坐着用早点， 要我吃得饱饱的，然后伴我走到巷口看我搭上电车才肯回去。
晚间，梁实秋要到报馆去上班，直到发完稿后才能回来。
不管天多晚，妻子总要耐心地 等丈夫回来才肯休息。
梁实秋不久从家庭生活得到一个结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
或许是他把家看得太重了，终于有一天妻子含笑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的通通响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级数不 相符。
对此，梁实秋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在别人看来，他也许有点过分地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吧，可他却坦然宣称：我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
吾爱吾庐。
有那么一件事，对于说明这对夫妻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
那是他们又搬 到爱多亚路一○一四弄，同罗隆基、丁西林、时昭涵等结邻而居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朋友风风火火地跑来，对梁实秋附耳说：胡大哥请吃花酒，要 我邀你去捧捧场。
你能不能去，先去和尊夫人商量一下，若不准你去就算了。
梁实秋猛一听这事，心里还真地有些犯难。
他自然十分了解自己的妻子，但 干这种事毕竟有些不同一般。
当他吞吞吐吐、忐忑不安地向季淑表明意思后，意外的是，妻子竟笑嘻嘻的一口答应。
程季淑的原话是：你去嘛，见 识见识。
那天，因为梁实秋在买笑场中是个十足的雏，别人都有自己相好的姑娘， 唯独他付之阙如，所以大窘。
只好由主人胡适先生代约了一位站在身后。
吃了一顿饭，连姑娘是什么模样都没敢看一眼，梁实秋就赶快逃之夭夭了。
回家后，妻子笑问他个中滋味如何？他答曰：买笑是痛苦的经验，因为侮辱女性，亦即是侮辱人性，亦即是侮辱自己。
男女之事若没有真的情感在内， 是丑恶的。
请注意，他在文章中卖力地倡扬并在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人性二 字，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口头上经常出现了。
二、海上生新月（上）截止到目前，有一个人，我们一直有意识地小心的回避开了。
梁实秋的 朋辈中，除了闻一多，恐怕就要数这个人重要了；而且在此之前很久，这个人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梁实秋的生活范围。
然而现在我们就要谈起梁实秋在新 月社里的活动，无论如何这个人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在新月社中，他的作用比起包括胡适、闻一多在内的任何人都更重要。
我们要说的这个人，是现代著名的抒情诗人徐志摩。
在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虽说享寿不永，仅活了三十五岁，可也算得上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自他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关于他，人们见仁见智，发表了许多纷纭歧异甚至完全对立的相反看法。
不过，一谈起他的个人禀性，那些与他相熟的朋友就会众口一辞，表现出空前的统一性。
胡适说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 个是美。
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 仰。
叶公超说：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 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与鲁迅进行过大战的闲话作家陈西滢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
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但 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
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
他从没 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
以写作小品文著称的林语堂也以他独特的幽默文体写道：志摩， 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念得下去。
其散文尤奇，运句描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语句，了无痕 迹。
然知之者皆谓其人尤奇。
志摩与余善，亦与人无不善，其说话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
不但目之所痛，且耳之所过，皆非真物之状，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状而已。
故此人尚游、疑神、疑鬼，尝闻黄莺惊跳起来，曰：‘此雪莱之夜莺也’。
一向以观察准确细密著称的梁实秋，更能从具体的琐屑现象里察见真谛。
他对人物的品评极得时人折服：胡先生也是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人， 但于和蔼中寓有严肃，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
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象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象是一团火炬把 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现，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 里藏着一札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志摩有六朝人的潇洒，而无其怪诞。
梁实秋的结论是：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 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
讨人欢喜不是一件容易事，须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
必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 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敏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才能容光焕发，脚步矫健，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
志摩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为了加强自己论点的说服力，梁实秋还举了他亲自见到的两件事做徐志摩天性活泼、风趣横生的例证。
一是有一次夜晚十一点多，徐志摩乘兴去看 望梁实秋，见门外的百叶长窗虚掩着，灯光自隙间外露。
他想吓梁实秋一跳，突然把门打开。
但眼前的景象吓得他大叫一声，拔腿便跑。
原来看到一对不 认识的青年男女正赤裸着惊惶地从沙发上跃起。
他受惊后，信步走到另一位单身朋友家，一看屋里黑黝黝，心想这家伙睡了，来吓他一下，便顺手把门 框上的电灯开关打开，不觉又是一声大叫，原来床上睡的也是男女两个人。
他一口气踉跄下楼，跑回自己屋乖乖地睡了。
只在事后对梁实秋说：以后 我再也不敢在黑夜闯进人家去了。
二是有一次在胡适家里集会，徐志摩迟到，一进门他就从袖里掏出一件 东西给别人看，原来是一具小小的木制的棺材，长约四五寸，红漆烁然。
打开棺盖，里面装有香烟数十枝，乃拿出来一一举以敬客。
由此举动，梁实 秋说大家马上想到了浪漫诗人拜伦还有一个人头骷髅制造的酒杯，真乃无独有偶，也算是一种‘死的提醒物’。
我们以上不厌其烦地引录了那么多人的言论，目的很简单，旨在使我们 的读者由此可以对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的新月派一班人有一个初步印象。
实际上，他们的情况远不象我们从前所估计的那样奥妙复杂。
所 谓新月派，只不过是一帮自由知识分子的自愿结合，既无思想纲领，也没有奋斗目标。
大家聚在一起，无非是凭着兴趣写点文章，谈笑作乐而已。
在中国，说他们不识相、不合时宜则可；要说他们有什么鸿猷远图、想实现什么理想或目标，则实在是对他们的过份抬举。
梁实秋同徐志摩的交游可以追溯到 1922 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代。
那时， 徐志摩刚从欧洲游学回来，诗名满京都。
有一次清华文学社想请他来做讲演。
由于徐志摩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梁实秋就委托同班好友、梁启超的大儿子 梁思成代邀徐志摩。
那时正当秋令，正是水木清华风物灿然的绝好时光，梁实秋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当世才子，留下了再好不过的印象：⋯⋯飘然而至， 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 无人，活脱就是一个六朝中人。
此后，梁实秋去了美国，徐志摩则在北京热心于新月社俱乐部活动， 并且由于同陆小曼的恋爱闹得沸沸扬扬。
彼此再没发生直接交谊。
但有一件事给梁实秋留下了极大好感。
其时，他受白璧德影响，一连写了好几篇抨击 浪漫主义的论文，他虽明知和志摩的文学作风不是同调，但还是都直接投寄给了他所主编的《晨报副刊》，而徐志摩不以为忤，居然一一都给刊登 了出来。
对比当时另一些人的文风，梁实秋深有感慨，说：志摩及其一伙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胸襟相当开廓，有相当容忍的器量，主张归主张，友谊 归友谊。
所以，1926 年梁实秋归国后，忽于某一日接到邀他于旧历 7 月 7日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的请柬，一点不以为奇。
那次在北海公园举行的 婚礼实际气氛很紧张，带有强烈的火药味，证婚人学界耆宿梁启超使酒骂座，指着新郎新娘的鼻子严厉斥责，使举座惊诧。
但梁实秋因为自己的心情特好， 所以对那场别致的婚礼也看得轻松裕如，以为十分美满。
虽然席间对徐志摩、陆小曼的婚事有不少窃窃私语，但他一概置之耳后，慨然宣称：结婚 离婚都仅是当事男女双方之事，与第三者何干？1927 年，在梁实秋、余上沅逃难到上海定居之后，象胡适、徐志摩、闻 一多、潘光旦、丁西林、饶孟侃、刘英士、张禹九等一于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也都先后来到了上海。
此时的徐志摩与陆小曼有情人终成眷属，兴致正 高，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
他重新鼓起了振兴一度中落的新月事业的劲 头。
提起新月社，说来话长。
人所周知，新月社最初成立是在 1923 年。
当时，刚从英国回来的徐志摩 串联起一班朋友，模仿欧洲文艺沙龙，由他父亲徐申如和黄子美出资，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办起了一个名为新月社的团体。
就徐志摩个人而言，他 当初事业心很强烈，一心要把新月社办成纯文艺社团。
他说：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 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
他坚信自己的事业会成功：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 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就打开了一条新路，肖伯纳卫 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道。
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用纸版剪的不成？从后来的实际发展看，说文艺界这初上的一弯新月是纸板剪的固然不 妥，不过，与其创办人的原始初衷确也大相迳庭。
徐志摩视为名山事业的新戏剧没能如他预期的那般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不说，更要命的，是团体本身 的文艺色彩日渐消褪，而俱乐部的性质却大为加强突出出来。
到 1925 年年初时，已有些灰心丧气的徐志摩在一封信里抱怨说：⋯⋯有舒服的沙发躺， 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也就不坏；但这躺沙发决不是我们结社的宗旨，吃好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不错，我们曾经开过会来，新年有年会， 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但这许多会也只能算是时令的点缀，社友偶而的兴致，决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棱角。
假如我们的设备只是书画琴棋外加茶酒，假如我们举措的目标，是有产有业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那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 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这 Petty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第一个就受不了。
然而，还有比这令人更为难堪的。
新月社开办之初，由于大重朋友义气， 文艺家可以进，文艺家之外的社会三教九流也全都来者不拒。
比如，象官僚政客林长民、丁文江、银行家、企业家张君励、黄子美就都是新月社的发起 人，真正从事新文艺的不过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等区区可数的几个人。
这种奇怪现象难免招致物议，连徐志摩本人后来也未免心虚，不得不 出来辩解：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关。
因为我们社友有一两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
因 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
因为我们社友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们是过激派。
这类的闲话多着哩；但这类的脑筋 正仿佛那位躺在床上喊救命的先生，他睡梦中见一只车轮大的怪物张着血盆大的口要来吃他，其实只是他夫人那里的一个跳蚤爬上了他的腹部！诚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
徐志摩把别人的议论一律斥之为闲话。
但 那种种所谓闲话，不都是最基本的事实吗？既是事实，那么悠悠之口， 又如何防堵！正是因为存有这种先天性的不可克服的弊端，随着 1925 年徐志摩的再度 游欧，早期新月社实际上即不可避免的武微了。
1927 年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等这些新知旧友 难得的会聚到了上海。
现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无不俱备。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不由又技痒起来，倡议大家联络起来，继续早期新月社的 未竟事业。
按照梁实秋的说法，新月社的重新开张是比较顺利的。
这是因为它反映 了大家共同的要求：与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倒不如大家拼拼凑凑来办一个刊物。
所以这才能一呼百应，计日程功。
这次出力最多的，除徐志摩外，还有戏剧家余上沅。
他们两人不仅负担 联络朋友互通声气的组织任务，还具体负责寻找地点筹办刊物的工作。
他们在法租界环龙路环龙别墅四号租了一幢小小房屋，做为开办书店与刊物的办 公地方。
徐志摩倾心热爱印度诗圣泰戈尔，创办早期新月社时，即以泰翁的一部诗集为名。
如今，他犹不能忘情于此，提议仍沿用新月旧名。
对此 大家均无异议，唯有闻一多稍有不同的想法，以为绅士趣味太重一些。
事情更深一步进展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
那是有一天梁实秋、 闻一多、饶孟侃等人正在潘公旦家里聚会，忽由余上沅传来了消息，说是拟议由胡适之任未来新月社的社长，徐志摩担任《新月》月刊的主编。
梁、闻、 潘、饶等人立即提出了异议，认为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
这个意见获得了同人们广泛赞同。
徐志摩何等明达， 马上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主张改为集体编辑，而实际发挥领袖作用的胡大哥，则根本不再列名其间。
至少就梁实秋个人说来，对新月社进行的情况是非常满意的。
他最为欣 赏团体内部的那种互不干预、互相独立的宽容气氛，虽为一体，但又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
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
那时及以后，他最乐于引用胡适的一句隐有所指的自负语：狮 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他以此律己，同时，也以此为骄傲。
对于新月社新组成的阵容，梁实秋也非常自负，他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一 一品评说：胡先生声名蚤立，而且在我们这一辈中齿德俱隆，不奉他为魁首，也自然是领袖。
志摩风流蕴藉，才华冠世；一多热烈衷肠，学养深厚； 光旦见识卓绝，外圆内方；其他各人亦无不凤骨凛然，都是所谓特立独行之士，说到他自己，虽自谦为忝附骥尾，最少建树，但也以于当世纷 纭左右夹攻之间，亦未敢不勉自期。
言语之间，隐隐流露出些微的骄傲与 自豪。
正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在上海的黄浦江畔，一轮新月冉冉升起了。
它存在了不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然而，围绕着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发生了许多复杂而有趣的文坛纠纷，成为新文学史上最热闹也最引人注目的篇页 之一。
其间的是是非非、曲直恩怨，迄今仍为人们聚讼不休，仍是现代文学史家们最感头疼的问题之一。
三、海上生新月（下）1928 年 3 月 10 日，装帧设计十分别致的《新月》月刊在上海由新月书 店出版发行了，这意味着后期新月社的正式开始。
刊物的设计出自闻一多的匠心，版型是方方的，蓝面贴黄签，签上横书古宋体‘新月’二字。
面上 浮贴一张白纸条，上面印着要目。
梁实秋说这是参考了英国十九世纪著名 文艺杂志YellowBook（按意为《黄皮书》）的外观形式。
《黄皮书》者乃是 一种季刊，主要收诗、小说、散文及美术作品，作者多为当时文坛著名人士，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大大有名。
梁实秋认为，不说别的，单是《新月》的版式形式，在当时就足以使人 耳目一新。
他甚至说国内很少人看到过这《黄皮书》。
假使左派仁兄们也知道有所谓《黄皮书》者，恐怕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一个可以大肆抨击的题目。
后期新月社确实是极一时人才之盛，所以刊物的内容也足以同新颖醒目的形式相副。
在创作上，他们很努力，也很执着，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文艺事 业自身的发展。
在他们看来，谈文学，一切主义俱属空谈。
重 要的是作品。
梁实秋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文艺而论，《新 月》走的是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利用文艺为工具也未尝不可，不过不能认为那就是文艺的唯一的正当用途，更不能喧宾夺主的排斥正常文艺的作 用。
不要误信什么‘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分法，这是晚近的硬制造出的一种衡量的标准。
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原是指十九世纪末的 颓废派的主张而言；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则文学史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凡是文学都与人生有关。
没有人生还谈什么文学？不过人生范围很广， 除了政治经济等要素之外还有别的美好的境界。
《新月》没有偏执，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同时也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
后来，梁实秋在攻击左翼文学运动时，也总是由此立论：普罗文学运动，象其他的许多运动一样，只是空嚷嚷一阵，既未开花，亦未结果，因为 根本没有生根⋯⋯没有货色，嚷嚷什么运动？而货色又绝不是嚷嚷就出得来 的。
许多年后，胡适之在谈到自己的文化活动时，引用了佛典中的一句话， 叫做功不唐捐，意思是说努力必不白费，有耕耘即有收获。
如果单就后期新月社而言，应该说，胡适的这后是反映了某些基本事实的。
《新月》 月刊自 1928 年创刊，到 1933 年 6月停刊，其间始终未曾间断，共出了四卷 四十三期。
这四十多大本刊物中，主要收载了诗、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各体创作，可谓洋洋大观。
与此同时，新月书店的生意也堪称红火，胡适 出版了畅销一时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闻一多出版了同样畅销的诗集《死水》；徐志摩出书最多、也拥有更多的读者，象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 虎集》、《云游》、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等，都是一纸风行使洛阳纸贵的著名作品。
优生学家潘光旦出版了《冯小青》、《家庭问题论丛》、《人文主物学论丛》，陈西滢出版了《西滢闲话》，凌淑华出版有《花之寺》， 陈衡哲出版有《小雨点》，沈从文出版有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及短篇小说集《密柑》与《好管闲事的人》等。
另外，丁西林的《西林独幕剧》、 陈梦家的《梦家诗集》、《新月诗选》，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余上沅的《国剧运动》、以及徐志摩、沈性仁译《玛丽玛丽》、伍光建译《造谣学 校》、《诡因缘》、顾中彝译《威尼斯商人》、刘英士译《欧洲的向外发展》、陈西滢译《少年歌德之创造》等，都在新月书店先后出版。
至于梁实秋，也不肯后人，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有《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翻译有《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潘彼得》、《织工马南传》及《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等多种。
据近人统计，新月书店开办的几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近百种。
新月书店后来迁往望平街，是黑黝黝的一间屋子，可是货架上内容充实，光怪陆离。
正如梁实秋所说：生意不恶。
他们之所以敢于有恃无 恐地向左翼作家伸出手掌大叫：拿出货色来！大概其所恃就在这里吧。
后期新月社在文艺上的努力是很全面的，但若论实际成就与发生影响之大，还要推诗歌与评论。
谁都承认，徐志摩与闻一多是新月社诗歌创作的两巨擘。
梁实秋对这两位浪漫气质浓厚的诗人都推崇有加，但就诗论诗，他又似乎略有轩轾，他好 象更倾心于徐志摩一些。
他评徐志摩，主要是攫住了一个情字，以为徐志摩的一生是唯情的一生。
论及徐志摩其人，他是有保留的，认为诗人终生 都生活在一种对爱、自由与美的不切实际的幻梦憧憬之中，因为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
偶然作个白昼梦，想入非 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时的慰安，当然亦无不可，但是这究竟只是一时有效的镇定剂，可以暂时止痛，但不根本治疗。
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 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
所以想飞的念头尽管有，可 是认真不得。
照他看来，精神长久地沉醉于幻梦之中，逍遥于昊天之上，其结果一定会飞得越高，跌得越重。
梁实秋的观点，鲜明地划分开了理性人生和浪漫人生的界限。
但从一个 高明的文艺家的角度出发，他又十分确切地意识到，正是徐志摩这种迥异于其他人的浪漫人生，才造就了他那风采灿然的卓异浪漫艺术。
知人论世，梁 实秋于徐志摩这个人有所保留，但对他的诗歌艺术却是十二万分的肯定：志摩的诗之异于他人者，在于他的丰富的情感之中带着一股不可抵拒的‘媚’。
这妩媚，不可形容，你不会觉不到，它直诉诸你的灵府⋯⋯志 摩的诗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入了一行行的诗句里，所以我们觉得在他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在跳动，他的音容、声调、 呼吸，都历历如在目前。
他的诗不是冷冰冰的雕凿过的大理石，是有情感的热烘烘的曼妙的音乐。
斯人往矣，但我们后人可否从徐志摩身上获得这样一种启示呢：世间最 动人的艺术，当推那些与其创造主体的生命律动保持了最为内在谐调统一性 的艺术！梁实秋论诗，主张凡是艺术没有不重形式的。
他具体地阐述这一主 张说：如何能使新诗更象样，不是官方的文艺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学批评家的意见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诗人们自己的努力创作。
旧诗做不下去， 要做新诗，但新诗仍然要使用旧诗的若干技巧，这才是一条正确发展的路线。
他为新诗规定的最高标准是：讲究文学修饰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 以及情感表现之深邃。
基于这种认识，梁实秋对老朋友闻一多的新诗创作也大力推崇。
闻一多 因过分追求诗歌外形上的排列组合，被时人讥为豆腐干体。
梁实秋对此独表赞同，认为中国传统的绝句律诗便是豆腐干休，而其优秀之作，历数千年犹为人所乐读，新诗印成豆腐干形，又有何妨？ 梁实秋常把闻一多同徐志摩放到一块比较来谈，说他们两人都是浪漫派，其区别在于：闻一多沉郁，而徐志摩轻灵；闻一多以功力取胜，而 徐志摩以灵感见长；闻一多受西方伯朗宁、济慈的影响较大，而徐志摩更明显地表现出得力于哈代的痕迹。
应该说，这都是知人之论。
梁实秋毫不讳言，他的诗歌理论和审美情趣同闻一多又有着相当大的区 别，譬如与新月派同时，诗坛上崛起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一批象征派诗人，专以做晦涩朦胧的诗歌为务，其流风余韵甚至波及新月派中一 些年轻诗人。
胡适径称这类诗为笨谜，尽管他本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主张，对这种诗风从来不加批评，只是静静的旁观，但实在看不 下去时也会摇头叹息。
梁实秋不象胡适那样，非得把明白清楚作为诗的第一要务，说诗就是近于谜，不过不应该笨而已，但也大不以李金 发等人的诗为然，公开表示：他的诗大概是受法国的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我不大看得懂。
在这一点上，梁实秋与闻一多就表现出绝大的不同。
讲究 形式却不免为形式所累的闻一多有一次当面对梁实秋说：你自管不懂，他的诗里有东西。
梁实秋反问有什么东西，闻一多没有说出来。
——公 正他说，象李金发诗歌的奥妙，不仅闻一多说不出未，恐怕任何人都难以说出来；东西或许有，其奈过于荒诞、晦涩何！谈到这一时期梁实秋的交游，在后期新月社内，胡适具有不容忽视的位 置。
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的是，梁实秋与胡适的关系，在于师友之间，他对胡适更多的是敬仰、尊重。
他后来多次表示：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 适之’。
梁实秋最敬佩胡适的地方，主要在于他认为胡适是最完整集中地体现了 传统知识分子极看重的学问道德的现代学人。
讲道德，梁实秋认为胡适平生大节无亏，在任何情况下都绝无依傍，决 不借助身外的力量以自重，始终保持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胡适不迂阔，懂得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也喜欢谈政治。
但梁 实秋又很佩服他无意仕进最多不过提倡人权。
甚至后来蒋介石推荐他做第一任总统，他都不肯答应。
抗战中，胡适激于民主大义，不得已做了 一任驻美国大使，也保持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风操，数年任内，仆仆风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心力交瘁。
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须报销的。
胡先 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在政治活动方面，梁实秋认为胡适 本人说过的一句话最为耐人寻味：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
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梁实秋曾做过猜测：是否 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大凡真有才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于后起才俊则 无不奖爱有加。
这是梁实秋讲到胡适另一面时说过的话，接下去他还说胡适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交场所，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 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
他与人为善，有教无类的精神是尽人皆知的。
我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亲见他在校长办公 室不时的被学生包围，大部分是托着墨海（砚池）拿着宣纸请求先生的墨宝。
先生是来者不拒，谈笑风生，顾而乐之，但是也常累得满头大汗。
一口气写 二三十副对联是常事。
先生自知并不以书法见长，他就是不肖拂青年之意。
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的宾客太多，无法应付，乃订于每星期六上午公开接 见来宾，亲朋故旧，以及慕名来访的，还有青年学子来执经问难的，把米粮库四号先生的寓所挤得爆满。
⋯⋯乐于与青年学子和一般人士接触的学者， 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拟，然尚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
胡适有一笔钱，专门用于资助一些青年出国留学，言明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 他人。
胡适自己对此有说明：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
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 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当年有个贫苦学生出国求学，缺乏资斧，仅凭了梁实秋和另外两人的一纸书信，就取得了胡适自立的这笔 专款。
在这类看上去很琐屑的小事上，梁实秋认为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最大的道德。
在日记的故事里，梁实秋也体味出了胡适的过人之处。
那是一次他同徐志摩等人去看望胡适，适值正在会客。
胡太太把他们领到了楼上书房内， 等待期间，徐志摩在书架前随意翻览时，忽然大叫一声：快来看，我发现了胡大哥的日记！他们几个人又惊又喜，正看得得意之际，胡适上了楼， 笑着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的说了一番梁实秋认为很有深意的话：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 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讲学问，梁实秋并不以为胡适的头脑就比别人特别聪明，才学在现代学 人中也不算最顶尖，但他衷心景仰胡适一贯坚持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精神。
他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
真富有创 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
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 开风气的事，一生能做几次？从这个观点出发看胡适，新文化运动时代他提倡白话文、新文学革命，新月社时代提倡思想自由和人权运动，在梁实秋 看来，都是足以传之千秋的不朽功业。
对胡适做学问的具体方式，梁实秋本有不同看法。
当年，胡适花费了极 大精力研究《水经注》，有一回还很得意的打开他的书橱让梁实秋参观，指点着数十个硬纸夹说这是赵一清的说法，那是全祖望的说法，最后的是我个 人的说法等等。
梁实秋貌虽恭谨，但实际上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实在忍不住说：先生青年时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 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不然，胡适 正色回答道，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
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
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 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一席话说得梁实秋肃然起敬，不由再一次想起了胡适那幅著名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认 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梁实秋佩服胡适，佩服的是他把做学问和做人很好地谐调到了一起。
照梁实秋看来，胡适是可敬的，同时又是可爱的。
他一点也不是那种呆 滞迂腐的冬烘先生，不仅温和、严正，而且活泼、纯洁、富有朝气，甚至保持了一幅炽热天真的赤子心肠。
他不虚假、不矫饰、不做作，对人热诚、直 率。
梁实秋记录了他的一则趣事：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罄。
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
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 TemperanceLeague（节酒会）的会员。
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
赶 快拿酒来。
’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另有一次，新月社的几个朋友在胡适家里聚餐，忽然徐志摩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怀里抱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 原来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德文色情书。
正在大家争相传观时，胡适忽作惊人之语：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
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
还算有一点含蓄。
此语一出， 大家慢慢回味一番，不禁个个为之粲然。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 难，见得思义。
综评胡适其人，梁实秋以为中国的这套古语是最恰切不过 的。
四、新月社的首席批评家在后期新月社内，梁实秋是以首席文艺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
他简直成 了理性精神的化身，青年时代的一切浪漫与激情，似乎在他身上全都荡然无存。
他放弃了曾一度酷爱过的诗歌创作，也不再写小说，凡具有抒情倾 向的东西，他现在一概弃之：蔑如，只是专注于以理性的解剖刀去剖析、分解、整合，以做一：个高明的文艺批评家为满足。
看一看他这一时期的成果，确实也很惊人。
在新月书店，他连续出 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和《文学的纪律》两本文艺批评专著；在《新月》月刊发表的数十篇文艺专论，后来亦辑为《偏见集》出版；鼓吹人权、提倡 思想自由的许多文字，则由胡适编成《人权论集》出版。
不管梁实秋的这些著作在许多人看来存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与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相距多么遥远，但有一点总得承认：梁实秋是一位文艺批评大家。
我们尽可对他论著中的某些思想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但如真能贯彻实事求是 思想作风的话，我们就须肯定，他的这些论著在反映出一个训练有素、有良好理论素养和人格涵养、有良好艺术鉴赏能力的人的艺术思维具有极大的合 理性、独创性和系统性。
至少，这些论著坚持了从文艺本身出发谈文艺、从创作规律出发谈创作的原则，坚持了一种在我们看来在当时并不多见因而弥 足珍贵的良好文风。
之所以说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具有系统性，在于他攫住了一个 明确的思想支点。
正是由于确立了这个支点，他的其它许多理论主张才赖以成立。
这个支点不是别的，正是引起了文艺界复杂纠纷并且直 到现在还在热烈争论的人性论。
人性，堪称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命题之一，中外古今的许多优秀哲 学家都曾对这个命题进行过深入而严肃的思考。
把人性的概念引入文学范畴，深入地观察、分析其在文学创作这种独特精神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观 察分析其同其它观念的相互关系，应该说，不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们看来，只要是真正的思想探求，对于丰富和深化人类的思 维活动，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地发展和进步即是有益的。
今天看来，梁实秋建立于人性论基础上的文艺思想体系，同许多严 肃的文艺家们一样，有其独特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与不足。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说的。
我们在这里只想着重强调一点：作为精神上的探险活动， 梁实秋三十年代以人性论为核心所进行的文艺批评，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不加任何虚饰和歪曲的引证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一些具体主张，对于擦亮人们的眼睛，以对问题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文艺的起源，迄今为止的学说可谓多种多样。
梁实秋是主张模仿说的。
也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梁实秋把人性论引进了文艺领域：诗 是人类活动的模仿。
诗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宇宙即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人性的表现不在其静止的状态里，而在其活动的状态里。
人有动作，所以人才 有品格。
诗要模仿人性，所以不能不模仿人类的动作。
所谓动作者，可以是物质的实体的动作，然亦可以是精神的心灵的动作。
人有品格，用理论语言来表述，即人有人性，于是，梁实秋找 到了文艺所据以产主的起点：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 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
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 他们都有企求身心的愉快。
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共同的人性？阶级隶属不同的人之间，是否也有 相通之处？我们过去回答说没有，而梁实秋的回答是；有。
他认为人性之所以为人性，就在于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因之，人性也就成为文学中 的恒久描写对象：人生是变动：的，但人生亦有其不变动者在，这一点不变动的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谓之‘普遍性’，‘永久性’，亦即‘真’，亦即理想。
诗人所模仿的也就是这普遍的永久的真的理想的人生与自然。
自从获得这个发现之后，梁实秋一直充满了自信。
翻开他本时期的论著，使用频率最高的便是人性二字了。
他喋喋不休地到处说教：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不变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 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
文学家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文学家没有任 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
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
这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周作人第一个喊出了人的文学口号， 犹如石破天惊的一声，震动了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界。
十年以后，梁实秋又一次把人性鲜明地写到了文学的旗帜上，提出把人性作为一切文学创作的 出发点和最后归宿。
由于时势各异，周作人人的文学和梁实秋的人性论中所包含的内涵可能不尽一致，但他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共同的，即 全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天地间那个最神圣、也最神秘的字眼：人！比起周作人，梁实秋的思想在人与人性的命题上停驻得更为长久（事实 上，此后梁实秋终生都坚持了人性论的文学观点），因而，就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论探索，新月时期，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主张值得 我们注意。
一、他十分强调文学的严重性。
所谓严重性，用不够确切的另 一个词来代替的活，就是严肃性，也即是说文学作品必须寓有丰富深刻的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实秋的解释是有思想做中心的作品，才 是有骨头的有筋络的作品，才能动人。
但是梁实秋所谓的思想，决非说教，而是对复杂奥妙人生的深入挖 掘与剖析：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
他特别神往于文学家在进入创作过程时的那种神圣感、使命感 和悲壮感，认为文学家之从事于创作是由于内心的要求，并且自己知道是别人写不出的，只有自己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有这样的要求与把握，然后 才配称为创作。
我们读伟大的文学，也该存着同等程度的虔诚，因为我们将要在文学里认识人生，领悟人生。
创作者要以深刻地反映人生为务，阅读 者从作品中也应尽力去体悟人生，要整个的心要钻进作品里面去，才能尝到这作品的美妙。
因而，有两种创作倾向是梁实秋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一是游戏说， 二是工具说。
对前者，他以为那实际等于把文学的标准定在群众的胃口，是对文学缺乏严重性的表现。
对后者，他尤其持强烈否定态度。
在他看来，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是张 扬了集团的观念，而扼制了个人的情绪，结果同样远远违背了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根本宗旨。
文学是男性的，强健的；不是女性的，轻柔的。
在分析了文学的严 重性的种种之后，梁实秋将之一句话归总，作了这样一个高度的概括。
二、文学既是严重的，不必说，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力量必定会 被非常重视。
那么，怎样才能尽其可能地使作品具有更大的力量呢？梁实秋说：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
： 正是由此出发，梁实秋又提出了文学的节制说。
在梁实秋所有的文学主张中，这大概是最为复杂也最易产生歧议的一项了。
看来，他确实是太过份地迷恋于自璧德的新古典主义了，真诚地把 理性和节制奉为创作的圭泉。
他所用于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标准的，总是相当的分寸常态的人生健康尊严合度一类不能不令人 产主疑惑的概念。
何谓节制？他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
他以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 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一种舒适的感觉。
如同第一流的雄辩家，在演讲过程中，必要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 情感兴奋，但到了结尾的地方，必须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弛松下来，使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
照梁实秋的说法，这就是合乎法度。
这样，疑问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所共知，人性的复杂正不亚于我们身 外的大宇宙，既是不可穷尽的，又是不会被彻底认知的，要把全面反映如此复杂人性为追求的文学，纳入到那么一种单一、规整的法度之中，难道 是可能的吗？合理的吗？这是其一。
其二，人性有复杂性，同时又具有完整性，至少，感情该是构成人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梁实秋倡扬文学的节制 说，不能不极力推崇理性，而排斥贬抑感情，甚至于说以理性与情感比较而言，就是以健康与病态比较而言。
这又是合理的吗？由此可以看出，梁实秋在这里确实犯了过分贵族化的错误。
但这个 错误的根源决不在他的人性论，恰恰相反，是他由于在执着于某一方面的追求时不知不觉偏离了人性论的方向所致。
三、梁实秋的审美水平是相当高的。
很有意思的是，他考察文学的形 式之美时，也很讲究纪律法度，但由于形式不同于精神，只有优劣，没有正误，故而，梁实秋在文学形式上的见解还是有特殊贡 献的。
能有守纪律的精神，文学的形式方面也自然的有相当的顾虑。
这是 梁实秋谈文学形式的出发点。
也是颇为精彩的一个论断，——他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是有纪律的形式，正是守纪律的精神之最具体的表现。
但 说法是否成立就得另说了。
这里，文学毕竟不同于数学，定理和逆定理同时 都是真理。
有了这个出发点，梁实秋很容易的推导出一个很有美学价值的关于形 式的结论：什么是形式？文学的形式是说文学的内质表示出来有没有一个范围的意思。
他又说：形式的意义乃在于使文学的思想，挟着强烈的 情感丰富的想象，使其注入一个严谨的模型，使其成为一有生机的整体。
梁实秋在这个问题上的头脑是相当明晰的。
他深以为由形式这种内 在性质所规定，创作者尽力追求的应是单一，是在免除枝节，是在完整，是在免除冗繁。
他借用了《红楼梦》中黛玉教香菱学诗的一段话，说明形 式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只要辞能达意即为好形式：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
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 以词害意⋯⋯。
形式应该随意趣的需要，随时创造，象是一只新鞋，初穿上去难免有一点拘束，日久也就适舒。
这又表现出梁实秋是一个真懂文学的高明者。
五、鲁、梁之争发生在二十年代未的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大的 历史公案之一。
这场论争，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其间的是是非非又扑朔迷离，复杂难辨，所以一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
历史有时喜欢同人类开玩笑，来检验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否真的象人们自 己自诩的那样，有那么光辉夺目。
它往往以一个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故，位一代以至几代人丢脸，看上去就象那一时期的人们全都没有睁开过眼 睛，连最清楚不过的基本事实都看不到，从而使人们蒙受屈辱。
轰动一时的鲁、梁之争，两家的文字俱在，证据齐全，应该说，本来不 算多么复杂的大问题。
把其中的起讫脉络整理清楚，明白了两个人之间曾有过那么一段纠葛，也就完了。
然而，有一个时期，我们好象整体性地头脑运 作逸出常规之外，开始了对这桩小事无休无止的聚讼、演绎，从一字一句间挖掘微言大义。
其结果，事情不是愈搞愈明白，相反，而是愈来愈被蒙上更 多的迷雾，最后终于搞得面目全非。
假如我们能够断然抛弃过去被我们反复使用并被证明完全错误但现在仍 爱不忍释的那种思维方式，那么，就可以说，尽管物换星移，时间已过去六十多年，论争的主要两个对手都已作古，要想把事情整理清楚，还是不太困 难的。
无可怀疑，鲁迅与梁实秋的分歧，是一种思想的分歧，因而是一种深刻 的分歧。
鲁迅，作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有着最清醒、最深刻的洞察。
他同时是一个热烈的战士，强烈的历史使命意 识使得他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中。
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方向的艰难行进中，他投入得最彻底，也最真诚。
而梁实秋，远不象鲁迅那样执着 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他满足于自身的卓越教养，也满足于一种正常合度的行为方式。
他善良、正直、有高尚的人格，但他贵族化的精神追求， 使他生怕迸溅上一星变革战场上的血污。
因而，他宁可远远离开社会关系的中心漩涡，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他认为值得献身的事业中发挥才智， 过一种正常、合理的生活。
但谁若因此而以为梁实秋这样的人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力量，又是极大的错误。
因为归根结底，就思想观念深处来说，他 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新型知识分子。
无论怎么说，比起那些毫无特操，只会见风转舵随波逐流的芸芸者流，比起那些毫无人性，失去正常行为准则， 以摧残折磨别人为乐的人，比起借尸还魂的封建思想观念、封建的行为方式来，梁实秋们显然都处于一个性质根本有别的思想水平上。
弄清楚了这种关系，也就容易弄清楚鲁迅与梁实秋头一个回合交手的性 质了。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
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 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
1927 年 11 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
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 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
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
景仰卢梭的鲁迅 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 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 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
实事求是 的说，这就不仅显得多余，而且有些过分。
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
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
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
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 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
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 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
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
显 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对比之下，梁实秋把卢梭说得一无是处，显而易见的是难以让人首肯的偏见。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 度。
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其中对人而不是对事的刺的确过多了些，象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 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
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份。
不 过，我们须得承认，梁实秋的眼力和文笔真也不凡。
老辣如鲁迅，似乎也悚然而惊，予以了高度重视。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 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副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一副药太慢。
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象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 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 上一个象样的对手，常常为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而感到孤寂无聊。
现在，凭借直感，他明自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
如同看 到了红布衫的斗牛一般，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
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象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
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
象——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 章者。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 但他以为‘现在有知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 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象——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 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
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
譬如，1928 年 5 月 22 日鲁迅北上省亲时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所作的题为现今的 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中，在对文坛进行全景扫瞄式的鸟瞰中，即以漫不经心似的方式把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新月派大大挖苦了一下。
鲁迅的原 话是：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
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一 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
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几乎具有了对抗性质的另一个分 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为了丰富中国文字的表现能力，进一步与世界文化认同，同时，也是为 了尽量保持原来文字的面貌，鲁迅从在日本留学时代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坚持了一种他称之为直译的翻译原则。
但梁实秋从读者接受立场出发，则 认为翻译的第一要着应该是看得懂。
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他一方面肯定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炼流利，没有 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另一方面对鲁迅的翻译则予以尖锐的批评：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 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
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
况且犯曲 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
所以我以为，曲译固然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又是硬译，又是死译，可以肯定，梁实秋这种毫不留情的冒犯， 一定大大伤害了鲁迅先生的感情，因而，他在予以回击时，也表现出更大的愤怒。
他不仅奋笔写出了那篇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力作， 围绕翻译问题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一贯主张，是鲁迅杂文中理论色彩很浓的少见作品；而且，这以后，只要抓住机会，他也准会努力把文章做得很 透很足。
有时，为了加强文章的力量，他甚至不惜冒人身攻击之嫌。
譬如，他在一篇文章里就这样说过：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 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
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字里行间，切齿之声可闻。
直到 1935 年， 早已经事过境迁，鲁迅先生犹耿耿于怀，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里旧话重提说：可怜得很⋯⋯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 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象看地图⋯⋯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如果论争被严格地限定在以上的范围，那么，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 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前者属于个人间事，后者则更象是纯学术之争。
但是，由于 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 变。
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
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的，是关于文学阶级性的争论。
梁实秋从人性论出发，认定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而一切外在的社会运动如革命运动复辟运动都不能藉用做量衡文学的标准。
对于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等一 班左翼作家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从一开始，他便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一方面，他承认含有革命思想的文学是文学，因为它本身是文学， 它宣示了一个时期中的苦恼与情思，但是，另一方面，他更为强调文学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拘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 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
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
也就是说，他所强调的，仍然是他一贯坚持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整个社会关系 的独立地位。
所以，在如何认识文学的社会效能问题上，他便和左翼作家、同时也和鲁迅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鲁迅与左翼 作家是极为重视文学在革命运动中的实际作用的。
鲁迅曾明确地指出过：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 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由此出发，他又相当尖刻他说：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以文 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
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虽然他在另外的场合， 说过革命之所以需要文艺，就因为它是文艺，而不是教科书之类的著名论断，但那是在矫正极左思潮时阐发的思想。
在同梁实秋的论争中，鲁迅更着重强 调的，是凡文艺必有所宣传的一面。
在这一点上，遭鲁迅痛斥的梁实秋又是如何持论呢？对于基本事实，他 是承认的，在革命期中，实际的运动也许要把文学当作工具用，当作宣传的工具以达到他的目的。
对于这种的文学的利用，我们没有理由与愿望去表 示反对。
没有一样东西不被人利用的，岂但革命家要利用文学，商业中人也许利用文学做广告，牧师也许利用文学做宣讲。
真的革命家用文学的武器以 为达到理想之一助，对于这种手段我们不但是应该不反对，并且我们还要承认，真的革命家的炽烧的热情渗入于文学里面，往往无意的形成极能感人的 作品。
但是，梁实秋有一个极为执着的信念，即认为文学的根基乃在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简单地成为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三 民主义的文学是官方的御用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只是些概念的凑集。
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应该拥有远比革命文学要广阔得多的空间。
创作的材料是个人特殊的经验抑是一般人的共同生活，没有关系，只 要你写得深刻，写得是人性，便是文学。
所以，他斩钉截铁地断言：‘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主。
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 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
梁实秋不愧是新月社中的首席批评家，在论战中，他一方面努力建设自 己的理论系统，一方面还瞅准左翼作家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反复地大叫拿货色来。
他的这一着在当时确实有些厉害，从另一方面对许多认真的左翼 作家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
直到日后，他还很不无得意的说：空嚷口号，没有货色，表面上热闹一阵，不久就烟消火灭。
连鲁迅都承认，‘拿货色来’ 是合理的要求。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 乏走狗》的发表。
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走狗云云，显然说明论战的性质更加复杂化了。
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 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 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费呢。
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 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
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 范之作的名文。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 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时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应该说，从纯创作角度考虑，这是 一篇无可挑剔的杰作。
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 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
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 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 艺思想的冲突了。
因而，高潮实际也即意味着结束。
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和鲁迅的这场论战，给梁实秋的心灵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伤痛。
他这 个人，一贯主张宽容，主张中庸；他决没想到，一下子竟卷入如此复杂激烈的人事纠葛之中去。
论战的结局，使梁实秋感到了寒心。
以下是他进入八十多岁高龄后说过的一些话：《新月》没有具体组织，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对庄何人作战。
我挺身 说几句话，主要的是想维护文学的尊严与健康，有人拿文艺当武器，这也未尝不可，抓起切菜刀杀人也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不过一定要说文艺只有 武器的作用，切菜刀只有杀人的效能，那就离谱太远。
鲁迅从来没有正面和我辨论过，他总是旁敲侧击，枝枝节节的作文章， 并且时而称人为‘正人君子’，时而称人为‘白壁德的门徒’，好象是帽子一经戴上便休想摘去。
我与鲁迅的论战，实际上不成为论战，因为论战要有个题目，要有个 范围，鲁迅没有文学的主张，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陈述他的文学思想。
鲁迅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 肩担道义’则甚远。
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
不过他文章写得好，遂赢得许多人欣 赏，老实讲，在左派阵营中还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象他这样的人才。
1986 年时他讲到的一段话，更带有总结的性质：回顾数十年来所谓文 坛上的风风雨雨，实际上是以政治企图控制文艺所引起来的骚扰。
野心家可以声势浩大的暄腾于一时，文学终归是文学，空嚷无益。
没有文学家肯被长 久的拘囿于一个狭隘的政治性的框框之内。
文学家要自由，自由发挥人的基本人性。
他不仅重申了坚持了终生的文学思想观念，而且可以看出，对于 早成过眼云烟的那段历史纠葛，他始终耿耿在怀，未能忽然置之。
六、关于人权官司梁实秋晚年回顾后期新月社的活动时，常隐隐然以在中国最早倡导了人 权运动而自豪。
他历数新月社的功绩，第一项便是思想自由的提倡。
谈起他最为尊重的胡适之的功业，他将之概括为两点：一是领导了白话文运动， 二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的先驱者：是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
胡适之平生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期，梁实秋认为他的这两点历史贡献便 都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杰出业绩。
唐朝诗人杜审言病重时，宋之问等去探视，杜审言说：甚为造物小儿相苦。
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 恨不见替人！梁实秋以为，但恨不见替人一语出诸杜审言之口，实在名不副实。
而胡适于 1962 年去世后，有人问梁实秋的感触，他脱口而出说：死者己矣，但恨不见替人！他反躬自问说：胡先生所毕生倡导的民主 自由的精神，科学怀诞的态度，现在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贡献？为梁实秋所如此看重的人权与思想自由问题，确是后期新月社 整个活动中的重要一项内容。
触发他们要在中国倡导人权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现实。
据梁实 秋回忆，当时有两桩事实使他们受到了刺激。
一是某报上报道的华北唐山某一老百姓被地方官吏殴辱的故事。
他们明白，在中国，这不是偶发事 件，而是全国到处皆然的。
这种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起他们的社会使命意识。
他们认为，人世间最大的不平等，莫过于人格地位上的不平等， 而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合理，最基本的尺度也应该是是否人人都享有平等地位，人人都拥有尊严。
第二件事则直接牵连到了胡适本人。
胡适编了一本《宋人话本八种》，由亚东书局出版，书里面收有一篇描写昏君宣淫的话本 小说《海陵王无道荒淫》。
书出版后被巡捕房以有伤风化为由没收。
愤怒的胡适找到一位律师请教，预备提起诉讼。
那位律师劝慰他说：没收是 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书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处以应得之罪，然后才能没收书刊，没收是附带的处分。
不过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
至于如何不得直，那位律师没有细讲，但这是大家都能心领神会的问题。
可以想见，这件事情对于胡适及新月社中人的教训更是深刻的。
他们进 一步领教了一个人治国家所特有的国情。
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就热烈地呼吁着民主与科学精神，殊没料到，时至今日，当年倡导民主自 由的先驱者反而栽在了党国的网罗里，对于他们（尤其是对于胡适来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嘲讽。
正是受现实的直接触发，新月社中这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便热心地 倡导起人权运动和思想自由运动来。
胡适一口气写出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走那条 路？》以及后来惹出大乱子来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一贯热衷于政治活动的罗隆基此时刚从海外归来，立即以尖锐泼辣的笔触写出了《论 人权》、《专家政治》、《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不肯后人的梁实秋也暂时抛 开玩熟了的文艺批评，转而在政治思想批评中小试牛刀，他本阶段的著译主要有《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罗素论思想自由》、《资 产与法律》等，鲜明地指出：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
一时间，在《新月》月刊上，人权和思想自由的呼声犹如滚滚海潮，席卷而 来。
其声势之大，使新月派一向擅长的新格律体诗的创作与文学批评都一时相形见绌。
虽则新月派中人自称我们没有政治色彩，我们都是强烈的个人自由主 义者，但他们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还是立即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胡适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不可批评一个人。
但手 握重权的当局却不吃这一套，明白地告知对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干脆了当，没一点含糊。
这样，结果可想而知。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几 枝金不换的秃笔只能从此搁下，或改弹他调。
更严重的是，一份千辛万苦维持至今的《新月》险遭灭顶之灾：刊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 文的 1930 年第二卷 6、7 期合刊号，由国民党中宣部直接下令没收焚毁。
至此，几个崇尚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可笑角色。
他们明白了一条道理：人权自由之类是美好的，那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是先进的思想之花贯彻于社会制度后结出的实践之果。
但是， 在一个愚昧专制的国度里谈论人权自由又无异是一种憨大行为，举世都以荒诞为正常，荒涎就会真的变作正常；谁如果试图恢复正常，反而 会被全社会视为荒诞。
他们虽则有可笑的一面，但同时也十分可爱。
可笑的是其不识时务的行 为，可爱的则是其忠诚执着于信念的精神。
其实，对于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权和思想自由这一点，他们的认识并 不比当时任何哪些人更不足。
他们其实深深懂得，以三民主义立党的国民党当局及其他许多党派，虽在自己的党章党纲上都赫然写着民主自由 的字样，但都不过说说而已。
在现代社会里，他们谁都不会充当公然反对民主、自由精神的傻爪：同样，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他们又谁都不会充当真 的拥护实行民主、自由精神的傻瓜。
在他们手中，民主与自由不过如一片抹布。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梁实秋等一班人郑重的祷祝人权、祷祝思想 自由，不说别的，单是那种虔诚之状可掬的认真精神，就是非常可爱的。
就象那个傻里傻气的堂·吉诃德，其不合时宜的行为十分荒庸，但他那种认 真执着的精神，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从下面的一件事，很能看出他们在原则问题上的认真精神。
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正轮到梁实秋做《新月》月刊的主编。
他一连发表了胡适好几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言很多人所欲言而不 敢言，因而发表了一篇之后轰动一时。
但这却引起了很多人（包括胡适的一些老朋友）的不安，纷纷登门说项。
梁实秋不听这一套，在下一 期《新月》上，又编发了胡适一篇份量更重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风声传出去后，不安的人更多起来。
胡适的一位朋友，中国公学的秘书 长丁毅音甚而亲自找到梁实秋，要他撤回已经排好了的胡先生的稿子。
对这种显然是身后有某种背景的行动，温和敦厚的梁实秋这次却分外的强 项。
他的回答很干脆：除非是胡先生自己要求撤回，我碍难照办。
结果，稿子照发不误，但随后也就发生了奉旨没收焚毁的那件事。
胡适个人则 因批评党义污辱总理，议决由教育部对之加以警戒。
此后，事态进一步恶化。
胡适不服气，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胡汉民 表示抗议，不久，对方写来回信，道是：奉胡委员谕：拟请台端于○月○日来京到⋯⋯一谈。
特此奉陈，即希查照，此致胡适之先生。
胡委员秘书处 谨启。
显然，回函带有严重的威胁口吻。
梁实秋说这一封信，我们都看到了，都觉得这封信气派很大，相当吓人。
主要当事者胡适付之一笑，坚 决地拒绝了胡汉民的邀请。
事情最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桩不大不小的事件，引出了鲁迅先生那篇有感而发的《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
鲁迅先生在文中讽刺梁实秋等对国民党当局 实际发挥着一种挥泪以维持治安的作用，可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 思想。
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
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先生一仍旧贯，谐谑嘲讽，俱成文章。
但此处 搂之以当时事态的实际状况，却多少有些不够得体。
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往事，最典型不过他说明了梁实秋这班人在现 代甲国的存在价值。
他们的双脚过早地踏入了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了相当水平后才会出现的那种社会形态中，加同乞求屠夫不要杀主一样， 他们向着专制暴君乞求思想的自由。
梁实秋大声疾呼：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他大概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珍重的所谓思想自由， 在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实际连一根拨火棍的价值都不如。
因为不合时宜，同时又使他们在另一部分奋斗图存的知识分子眼睛中也 变得分文不值，成了被奚落、嘲笑的对象。
梁实秋他们不理解那一类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同样，那一类知识分子也瞧不起梁实秋这一班人。
思想的 分歧本应通过思想的论辨求得解决，但不幸的是，现实的中国提供给他们的，不是进行这种正常论辩的思想讲坛，而是纠结了各种矛盾冲突、复杂万端的 政治：祭坛。
这里用以判断取舍的标准，不是真理的是和非、正确和谬误，而是现实的需要与不需要，事实上的胜利与失败。
因而，梁实秋他们这些在 思想观念上并不落后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却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他们因为无法适应那个千变万化、风诡云插 的时代，而经常使自己处于孤立无助的尴尬境地。
恐怕正是有感于这些，梁实秋晚年时念及当年胡适把他们数人在《新月》 上谈人权的文字编集为《人权论集》一书出版而道人讥笑的事实，大发感慨说：当时也有人讥笑我们，以为人权云云乃十八世纪思想，现在还谈这些 陈腐的道理未免落伍。
事隔半世纪，国内国外一片呼吁人权之声又复洋洋乎盈耳，当时讥笑我们的人也还有健在的，不知此际，除了随声呐喊之外还有 什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