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百折不挠

一、他年谁为主皇帝继承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大事，传子在宗法制度下是当然的，自先秦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中原王朝已经成为确定不易的制度。

传子固然可保证后世江山姓氏不变，但遇上不肖子孙却难免国破家亡。

多少英明君主曾想不立长而立贤，但皇储的空缺又成为诸子觊觎争逐的对象，因而常常酿为内乱，反不如仍立嫡长子名正言顺而只落得眼前清净。

朱元璋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想到这个问题了。

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他便立长子朱标为 世子，即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到洪武元年，朱元璋当了皇帝，朱标很自然地成了皇太子。

他把立太子看为天下之本。

皇太子的册宝上写着：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

太子职责在于抚军监国，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

　他曾对皇太子说：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

公卿士庶人之子系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

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

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则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不可惧哉！不可惧哉！　朱元璋虽主旨在于保朱家之天下，但也不免有为天下生灵求福之志。

朱元璋对皇太子的教育培养也真的下了功夫，让他读书，让他参政，让他巡视天下了解民情。

他对太子的要求一是统军，一是司礼，一是练政。

他让文武大臣如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等兼领东宫官，他对他们说：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叔康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怠武备。

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置之。

　他又对太子宾客梁贞、王仪、太子谕德秦庸、卢德明、张易说：朕令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帝王之道，礼乐之数，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朱元璋早就表示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 。

洪武十年，朱元璋命令自今政事都要先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他说：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

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

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

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

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

……凡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

知悔而改亦已晚矣。

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

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

尔能体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

　后来他又嘱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说：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派太子巡抚陕西，以规划建都之事。

他希望太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保有朱家的天下。

朱标出生时，虽然天下尚未平定，但朱元璋那时已经是统帅兵马征战一方的将领了。

朱标出生后不久，朱元璋就攻克了集庆(今南京)，所以朱标必不知艰辛坎坷为何物。

他被立为太子时年方十三岁，日日由名儒陪伴读书禁中。

这些都养成了他与朱元璋绝然不同的气质和品性。

固然，他缺少朱元璋那种严毅果决，但也没有朱元璋的阴笃惨鸷。

据说，朱元璋看到太子仁柔不振，想了一些办法去激发他的刚励之气。

一天，朱元璋悄悄令人将尸骨装满■中故意从太子面前经过，太子见了不胜惨蹙，连连抚掌说：善哉！善哉！朱元璋不禁大为失望。

朱标自幼熟习儒家礼教，并对此笃奉不已。

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死了，朱元璋很悲痛，他命令太子服齐衰杖期。

太子说：按礼的规定，只能为庶母服缌，诸侯之庶子不为庶母服，而况天子之嗣乎？他企图严格执行刻板的礼制，并用来约束朱元璋，朱元璋不禁大怒，拔剑击向太子，太子走，一边跑还一边说着礼制中的话；大杖则走。

翰林正字桂彦良赶忙来劝说太子，他说：礼可缓，君父之命不可违也。

桂彦良比朱标更能掌握礼的本质，它是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的，如果二者有所不同，那么要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礼的存在是作为可以约束包括皇帝的任何人的教条，那对皇帝以及封建政治来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太子明白了皇权要大于礼，明白了君父之命不可违，便服了齐衰去见朱元璋谢罪，朱元璋的怒气才慢慢消释。

然而从这件事起，父子二人留下了嫌隙 。

其实这些记载里系故意贬斥朱标。

从另外的一些记载看，朱标不致如此无能。

在唐肃的《密庵稿》中有送陈中宝之洴阳，钱季贞应水河县丞等序文，都把太子与朱元璋并列，可见朱标在当时政治中已处于重要地位。

明初的大儒方孝孺的挽诗中更有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和文华端国本，潜泽被寰区的句子，流露出时人对朱标的称颂。

诸王与朱标同为朱元璋之子，只因长幼之别便分为君臣，天子富有四海，威加环宇。

即使在写信用字这样的细节上，也要有严格的区分 。

在这样情况下，诸王难免对皇位有所觊觎。

这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常常表现出来。

按规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服饰器用也分为不同等级，位卑者不得僭越。

但诸王在宫中的服饰却偏偏喜欢学着太子的样。

给事中卓敬发现了这个苗头，马上向朱元璋建议说：宫中朝廷视仿，纲纪攸先。

今陛下于诸子不早辨等威，使嫡庶相乱，尊卑无序，然则何以令天下耶？朱元璋答道：卿言是，吾虑不及此。

也许朱元璋在这细节上并没有注意，但他却早就改变了当初杀叶居升时的想法，对将来太子与诸王的关系，加以认真的考虑。

并且开始注意对诸王的约束。

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他命人编成了一本《永鉴录》，辑历代皇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

洪武元年正月十五，朱元璋在文楼上，太子侍立一旁。

朱元璋问太子近与儒臣讲说何经何事？太子回答说，昨讲七国叛汉事。

朱元璋因而考问太子这事的曲直何在。

太子说：曲在七国。

朱元璋说：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

景帝为太子时，常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进怨。

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

七国之变，实由于此。

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

如此，则为太子者，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

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然而只恩义二字，岂能制止残酷的权力之争。

古往今来多少父子手足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朱标被立为太子后，诸王的逆谋时时传出。

有人报告了晋王的不轨。

说他藏兵于五台，妄图造反。

朱元璋大怒，要发兵征讨。

而对此事，太子又表现出仁柔拘礼的本性。

他说：万一兵往而(晋王)㭎或拒命，是父子为敌也，将如天下后世何？太子想了个办法，即在巡视陕西时设法把晋王㭎带来。

朱元璋同意了这个意见。

太子巡历到西北，与诸王相聚十余天。

太子临行时晋王送他到河南，太子乘势让他入朝。

晋王不得已从命至京。

朱元璋要将晋王处死，太子不忍，忙为晋王叩头哀祈。

于是朱元璋将晋王废为庶人，令居于京师。

太子天性友爱，每天劝谕晋王，致使他有所觉悟，昼夜痛心号泣不止，深有悔罪之意。

朱元璋见此情况也不免生出怜爱之心，赦了晋王之罪，并恢复了他的王爵 。

这事不仅说明了晋王的曾经谋逆，而且说明了太子的仁柔友爱。

另外，秦王屡有过失，也是太子为之解脱的。

诸王中僭蓄大志者，当以燕王朱棣为首了。

如前所述，燕王少年悍勇，及长，落落有大志，好游侠善骑射。

在备御北边时更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这些不仅成为他窥伺帝位的资本，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野心。

甚至有传说，说他曾经不讨父母的喜爱，以至不知如何是好。

朱元璋几次都想废弃他，只因众臣的力劝，才得以幸免 。

然而目前所留的记载大多在朱棣做皇帝之后进行了删改，很难了解当时朱棣原来的面貌了。

不过我们仍然从这些遮遮掩掩之中得到一些消息。

《明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太祖曰：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

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祸之也。

太子闻之，密以语凉国公蓝玉。

玉先征北虏纳哈出归至北平，以名马进上(指燕王朱棣)，上曰：马未进朝廷，而我受之，岂所以尊君父？却之。

玉惭而心不怿。

至是，闻太子言，曰：殿下观陛下平日于诸子中最爱者为谁？太子曰：无如燕王。

玉曰：臣意亦然，且臣观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

恐此语上闻，殿下之爱衰矣。

臣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

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谨。

玉曰：殿下问臣，臣不敢隐，故尽其愚忠耳。

惟密之。

时晋王亦闻太祖注意于上。

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

后晋王与上皆来朝，上有疾，晋王数以语见侵，上内怀忧畏，疾增剧，遂恳求归国。

晋王密遣人伺察上国中细故，将闻于朝，既无得。

这段文字原载于永乐初年的官书《奉天靖难记》中，后来被载入实录，虽加以删改，但其诣仍在。

这是一段典型的美化燕王，为其野心开脱、粉饰的文字。

但它明确无误地显示了燕王早有意于帝位，因此不仅与太子而且与晋王弄得很不愉快。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太子病死，皇储之位成了空缺。

这时朱元璋已经六十五岁了。

晚年丧子悲痛是自不待言，重要的是要重新确定谁来做事业的继承人。

朱元璋在东角门上对群臣痛哭。

翰林学士刘三吾上前劝慰，他从宗法制出发，认为懿文太子之子允炆当继承储位，他说：皇孙世适(同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皇上无忧矣。

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同年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这时朱允炆年仅十岁 。

关于朱元璋最初打算确立谁来接替太子的皇储位置，诸书记载纷纭。

一说朱元璋打算立燕王，只是因为学士刘三吾力谏：果尔，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燕王虽未被立，刘三吾却也因此被贬为博士。

证实这个说法的除《词林记》刘三吾传外，尚有朱棣写的封建诏，其中提到皇考尝欲立朕为嗣云云。

其实，关于朱元璋欲立燕王的说法，在永乐朝重修的实录中比比皆是，未尝不是朱棣为自己篡位的开脱之词。

王崇武先生认为：惟太祖苟真有意立燕王，真以刘三吾谏而止，则成祖当深憾三吾，不应于今传《太祖实录》中无微词，更不宜以其谏语入两朝实录。

所以如此，是因为后来秦晋薨后燕王夺位合法化。

　所见良是。

另一说法是朱元璋不想立朱允炆，说是懿文太子薨孝陵不欲立孙，迟回久之，高皇后不悦，因构疾，崩。

于是孙始得立。

明人郑晓说 此妄说也，洪武壬申(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诏立允炆为皇太孙，太子卒后未半年。

当是时，高后崩已十一年矣 (洪武十五年壬戌八月高后崩)。

　朱元璋为什么不立燕王，而断然立朱允炆为皇储，明人早有中肯的分析：虽以文皇帝之圣也，称智虑过人，酷类太祖者而宁真之藩封，太祖固曰：‘自我创天下而以天下传之庶孳，万世而下有庶夺孳抗宗者，我开其乱也。

乱传而万世之传，足虑焉。

’高皇其忍乎哉！质言之，朱元璋坚守嫡长继承制，是为了政权的巩固。

在皇位继承上，再次出现不稳定因素是显然的。

长兄朱标做太子，诸弟尚且纷争，年少的侄子做皇太孙，更不被诸叔放在眼里，他们难以尊奉这个小孩子为君主。

对此，朱元璋也不免忧虑在心。

一天夜里，朱元璋看见黄白两条龙冲进大殿，争斗得难解难分，最后，那黄龙得胜腾飞而去，白龙战败蝘蜒于地。

朱元璋顿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

第二天早上，朱元璋视朝，一入殿门，就见到皇太孙在殿的右角，而燕王却在他的左前方。

当时以左为上。

皇太孙身为皇储，与至尊无二，燕王竟敢对他如此侮慢！朱元璋不免大惊，他从这事悟出燕王夺嫡的野心。

对此，他没有声张，但却下了一道严酷的命令。

他命令朱棣离开宫中搬到别苑去住，并且不许宫中给他送食物。

高皇后可怜朱棣的境遇，于心不忍，便偷偷地给他饮食，朱棣因而得以不死。

过了很久，朱棣才被释放。

　这件事也许是出于附会，但它却说明朱标死后，诸王对皇位的窥伺较前更为张狂。

礼是中国古代区分贵贱等级的重要手段。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朱元璋命令廷臣重议定诸王见东宫礼。

东宫代指皇储。

这时即是皇太孙允炆。

廷臣说，诸王见东宫之礼已有定仪，这便是在洪武十二年二月议定的礼仪：凡亲王来朝，具冕服见天子毕，次见东宫，引礼官引王由文华门东门入至文华殿前，西向立。

东宫具冕服，执大圭，詹事府六员导出，升座。

东宫臣左右侍从，引礼官引臣就拜位行四拜礼。

东宫坐受毕，东宫与王俱衣常服，至后殿序家人礼。

这次重新议的是家人礼。

原来，懿文为太子，作为长兄，诸王下之犹自有言，如今允炆为皇太孙作为诸王的侄儿，家人礼就要重新规定了。

议的结果是：诸王见过东宫后，由文华殿东门入至后殿，诸王要与东宫叙家人礼。

这时他们都改换常服，王面西而坐，东宫面东而坐，皇太孙要向诸王行四拜礼，王坐而受礼。

礼毕叙坐，皇太孙仍坐中南向，诸王列于东西两侧。

　这是个矛盾而尬尴的场面，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后位，要向侄儿跪拜，心中自然不服，皇太孙以皇储之尊又要向诸叔四拜，必然也感到威胁。

这里隐藏着极深的矛盾。

据传，一次燕王朱棣与皇太孙朱允炆在一起，曾以手拍允炆的背，开玩笑地说：不意儿乃有今日！朱元璋早对朱棣有戒心，他老远地望见这个场面，不禁说：何为挞皇太孙。

朱允炆说：臣叔父爱臣故耳。

　反替他回护。

其实，朱允炆已明显地感到了诸王对他的威胁。

朱元璋也从洪武元年杀叶居升时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他曾经深以诸王为干城，他对朱允炆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幼，贻汝以安。

允炆说：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一时无言以对。

他问允炆：汝意何如？允炆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

朱元璋说：是也，无以易此矣。

　朱允炆还曾与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谈到这事，一天，他们在东角门上，朱允炆对黄子澄说：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黄子澄回答说：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

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

他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从封建礼法的顺逆上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抱乐观的看法。

朱允炆同意他的意见，说：吾获是谋无虑矣。

对此也就放下了心。

这两次的谈话，孰先孰后不得而详。

要之，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只要稍加思索，便会得出同样的判断。

秦王、晋王相继死去。

拥有重兵对朝廷足以构成威胁的就数燕王了。

朱元璋在付燕王以北边重任的同时，也对他有所防犯。

朱元璋临终之时，皇太孙朱允炆和附马都尉梅殷在他身边。

朱元璋嘱咐朱允炆说：燕王不可忽。

接着又对梅殷说：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

随后他拿出誓诏和遗诏交给梅殷，并说：敢有违天者，汝其为朕伐之。

当时受顾命的还有齐泰和黄子澄。

朱元璋终于离开了人间。

他留下了最后一道诏书，遗诏说：皇帝诏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

忧危积心。

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

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博志，好善恶恶，不及多矣。

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忧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念之有？皇太孙仁明孝友。

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福吾民，凡丧葬之仪，一如汉文勿异。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一、天下臣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嫁娶饮酒皆无禁。

二、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晡，各一十五声，举哀，礼毕。

非旦晡临，毋得擅哭。

一、当给丧及哭临者，皆毋跣，绖带毋过三寸，无布车兵器。

一、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中外官军戍守官员，毋得擅离信地，许遣人至京。

一、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

护卫官军王自处分。

一、诸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

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遗诏除例行的丧事安排外，要求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其言并非虚发。

其意有二，一是诸王有屏藩帝室之任，在此非常时期不得擅离职守以防敌人乘虚而起。

二则是防备诸王以叔辈之奠带兵赴京，对小皇帝造成威胁。

且说，朱棣听说朱元璋的死讯，带领军队赴京奔丧。

即将到达淮安。

齐泰与朱允炆商议随即派人带了敕符根据太祖遗诏勒令诸王返回自己的封国 。

朱棣见到这个敕符大怒，仍要下令进舟。

只因见到江口已经设兵把守，才没有下令。

时诸王子皆赴京奔丧吊，朱棣被阻，也无可奈何。

僧道衍对燕王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

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

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朱棣的心。

现在渡江条件不成熟，不仅不能成就大事，反会留下不孝之名，来日方长，只待将来风云际会展翅高飞了。

于是朱棣又带兵返回了北平 。

明朝人朱鹭认为不准诸王赴京临葬是不高明的，他造成了皇帝与诸王之间的嫌隙。

按封建礼制，天子七月而葬，朱元璋的亲子是应该临葬的。

不准他们赴京，必然使他们产生怨忿之心。

当时四方平静无事，国家巩固，诸王虽以叔父之尊，以藩王之重，必不肯利用父皇之死来发难。

以遗诏止临葬是过于谨慎了，它向诸王示以猜疑，诸王反过来持有猜疑之心就是不可免的了。

他因此批评了齐泰、黄子澄的见识短浅 。

朱鹭又说：若诏书未至而文皇(指燕王朱棣)先来，弗可止也；其不奉诏，亦弗可止也。

　其实朱鹭所见并不全面，如上文的分析，诏止临葬是事势所然，它棋高一招，使诸王猝不及防，又师出无名。

不过，也可以说诸王安于封国按兵不动却也并非全是遗诏和敕符的作用，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尚未准备成熟。

一旦时机成熟，什么遗诏、敕符都是不放在眼里的。

然而谈迁更认为朱元璋临死时召朱棣入京这个情节出于永乐时的伪造。

他说：实录于末，命特持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矫诏却还之淮安。

疾剧，上问第四子来未，此永乐时饰说也。

先是敕燕王备虏，盖无一日忘者。

宁溺爱启嫌于诸王哉？浅之乎，窥高皇矣！他将此前朱元璋给燕王的有关备御边防的一系列敕令联系起来看，认为以朱元璋之精明，必不如此。

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实录不过借此突出朱棣的地位而已。

看来，皇太孙朱允炆嗣皇位是决定了的。

但这皇帝之位能否保住，还另有分说。

二、建文帝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皇太孙朱允炆根据太祖朱元璋的遗诏即皇帝位。

即位诏书写道：天降下民，作之君。

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统有万邦，宵衣旰食，弘济民囏，凡事有益于天下者，无所不用其心。

政教休明，规模宏远。

朕以眇躬纂承大统，恭依遗诏，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

夙夜祗惧，思所以克相上帝，以无忝皇祖之大命，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

其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于戏！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圣之言，期致雍熙之盛。

百弼卿士，体朕至怀。

这就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

同一天，安葬朱元璋于孝陵。

他被谥以高皇帝，庙号称太祖。

守成之主仿佛都是受命于危难的。

老皇帝的死像沉重的愁云，压在紫禁城上。

那些未能医好朱元璋病的医官除一个外都被朱允炆杀了。

　建文帝下诏行三年丧。

群臣请求以日易月。

建文帝说：朕非效古人亮阴不言也。

朝则麻冕裳，退则齐衰杖绖，食则膻粥。

郊社宗庙如常仪。

　他让礼部制定治丧的礼仪。

结果决定，京官闻丧的第二天，身着孝服，头戴乌纱帽，系黑角带，赴内府听遗诏。

京官一律在本署斋宿，朝晡诣几筵哭。

越三日成服，朝晡哭临，一直到下葬而止。

自成服后始二十七天之后服除。

命妇要身着孝服去掉首饰从西华门进入宫内哭临。

诸王、世子、王妃、郡主、内使、宫人都要斩衰三年，二十七日服除。

同时派行人颁遗诏于天下。

在外百官，诏书到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四拜，听宣遗诏，然后举哀再四拜，三日成服，每日设香案哭临，三日除。

另外还要分别遣官到京致祭，祭物由礼部置备。

这时建文帝所倚重的有两人，一是齐泰，一是黄子澄。

齐泰，溧水人，原名德。

在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第二年成了进士，曾任礼部和兵部的主事。

朱元璋以九年无过之臣陪祀，齐德被选中，赐名为泰。

洪武二十八年从兵部郎中擢升为左侍郎。

朱元璋曾经向他问询边将姓名，齐泰历数无遗。

又问各种图籍，泰则从袖中拿出一本手册请朱元璋览阅，手册所载简要详密，朱元璋大为惊奇。

朱允炆做皇太孙时，很尊敬齐泰。

朱允炆做了皇帝，便让他与黄子澄同参国政，不久提拔他做了兵部尚书。

黄子澄，名湜，分宜人。

洪武十八年癸亥贡入太学，明年京闱乡试第二，乙丑会试第一，进士及第第三，先任翰林院编修，升为修撰。

后兼春坊官，在东宫伴读。

朱允炆即位，提升他做太常寺卿，让他与齐泰同参军国重事。

另一名重要的谋臣，便是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

少年从学于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以举止端庄为朱允炆所重。

蜀献王聘其为世子师。

建文帝即位召他为翰林侍讲，第二年提拔为侍讲学士，凡国家大政，都要向他咨询。

这些人辅佐朱允炆，颇想有一番作为，企图对明朝政治有所更张。

朱允炆即位不久，朝廷便连连下诏：下令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推荐人才；下令省并州县，革黜冗员；下令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祖，赈灾荒；下令天下军户单丁者放为民；下令天下直言，并举山林才德之士。

这年底，又下令赐明年田祖之半，释放黥军民囚徒还乡里。

　新政于是次第展开。

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并非虚夸。

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性纯孝，很得朱元璋喜爱。

洪武二十三年朱允炆十四岁，他父亲皇太子身上长了个大■子，疼痛起来呼天抢地，十分痛苦。

他侍候在身边，含泪抚摩，昼夜不离。

朱元璋看到这个情况，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　两年多以后，太子又得了重病，朱允炆侍病曲尽了苦心。

不久，太子死了，尽管他十分悲痛，还是事事不逾礼制。

居丧期间，允炆搞得形销骨立。

朱元璋很是心疼，安慰他说：毁不失性，礼也。

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　这时，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

听了朱元璋的话才吃了一点粥。

他又提出要为太子服丧三年，太祖也不同意。

但在三年内，他笑不露齿，不饮酒吃肉，不举乐，不御内。

有人劝他，他说：服可例除，情须自致。

这时他的三个弟弟都还年幼。

他亲自抚育他们。

白天一块吃饭，晚上一同睡觉。

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

有一天他来到了允炆的寝宫，兄弟四人都在，朱元璋便随口说出兄弟相怀本一身，允炆对道：祖孙继世宜同德。

得到了朱元璋大大夸奖。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便常常将军国大事交给他裁决，一方面由于朱元璋年事已高，政务繁重，同时也想让他练习政事。

原来在太子在处理章奏时，就常常出于仁厚对刑狱多有减省。

皇太孙仍然如此，当时朱元璋行严酷之政，朱允炆则济以宽大。

他曾经遍考礼经，参考历朝的刑法志，将洪武名例律改定七十三条。

朱元璋十分高兴。

他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

汝为治世，刑不得不轻。

所谓世轻世重也。

　朱元璋临死前不久，因有病常常暴怒，许多人因此遭到遣戮。

朱允炆总是和颜悦色地侍候他。

吃药要亲自尝，如厕则亲扶起，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

夜里大家都睡了，朱元璋叫允炆却呼无不应，应无不起，常常是一夜一夜地不睡觉。

这样，朱元璋的心情也稍稍好些；因此许多获罪的人得了救。

　朱允炆的这些品性道德，很得远近的赞颂。

但是仁厚与柔弱往往相连。

朱元璋对此也不是没有担心，特别是他有着那么多强悍的叔父。

据说朱允炆生来胪骨稍偏，朱元璋因此常常叫他半边月儿。

一天夜晚，明月初升，有如一支银钩在云间穿行，朱元璋正在读书，恰巧读到宋太祖咏月的诗。

诗有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这样的句子，很得朱元璋的赞赏。

这时太子和朱允炆都在身边，他想看看他们的才学，便指着天上的新月，让他们以新月为题赋诗。

太子赋道：昨夜延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不得团圆象，也有清光照九州。

朱允炆赋道：谁将玉指甲，搯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鱼龙不敢吞。

虽然他们才思敏捷，但朱元璋对他们的诗都觉得不满意，既缺少蓬勃的活力，又没有帝王气象，特别是不得团圆、影落江湖更是不吉利，因而惨然不乐。

相反，燕王的气质在吟诗作赋上，也反映出与他们的不同。

一次，朱元璋出句，让子孙们属对。

朱元璋说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道雨打羊毛一片毡。

对虽工整，但仍是柔弱无力。

而朱棣在一旁则对出了日照龙鳞万点金这样气概非凡的句子。

朱元璋不免为朱允炆暗暗担心。

然而，这样一个仁柔的皇帝，面对强藩，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一即位就把巩固自己的地位提到日程上来。

大臣们也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首先是朱允炆向黄子澄提起。

他说：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不敢忘。

黄子澄回答。

于是黄子澄与齐泰便开始策划削藩。

这时，户部侍郎卓敬也提出了削藩的建议。

他说：燕王智虑绝人，雄才大略，酷类先帝。

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

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

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

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

建文览疏大惊，连忙将它装入袖中，退回后宫。

第二天，建文帝召见卓敬，问他这件事，卓敬说：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

朱允炆以为，削藩乃军国机密，尚在谋议之中，绝不能为外人道。

卓敬虽为户部侍郎，但未令参与其事。

再者，当时燕王雄踞北方，势力已成，徙封于南昌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且齐黄诸人已有成算，因而没有采纳卓敬的建议。

此外还有高巍等人都提出了对宗藩的不同处理办法。

高巍，山西辽州人，在洪武时为表彰他的孝行，曾命他以太学生试职为前军都督府左断事。

曾对施政提过一些好的意见。

后因断事不称旨处以遣戍，特旨许弟程代役。

建文帝即位，高巍请求还乡。

不久辽州知州又应诏向朝廷推举他，他因此赴吏部尚书言事，提出他的对宗藩处理的方案。

他说：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逆犯朝制。

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

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

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

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

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

岁时伏腊使人■问。

贤者下诏褒赏之。

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教之，三犯不改，则告大庙废处之。

岂有不顺服者哉！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建议。

建文帝虽然表示赞扬，但似乎无意施行。

大概他过分相信齐黄的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之类的话了。

虽然他们提出的对付诸王的办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看到了强藩给朝廷造成的危险。

削藩怎样下手？齐泰主张先对燕王开刀。

燕王除掉，其他藩王则不在话下了。

黄子澄不同意这样办，因为燕府的反迹不明。

他主张先削除周、齐、湘、代诸王。

这几个亲王，在朱元璋时，就多有不法劣迹，削之有名。

另外，要问罪则应该是从周王下手。

因为周王与燕王同母所生，削了周王就是剪了燕王的手足。

从理论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稳妥的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周王朱■也有异谋。

周府长史 王翰曾几次向周王进谏，周王都不听。

王翰眼看祸要及身，便装疯逃走了。

然而周王的次子汝南王朱有■向朝廷揭发了周王的不轨行为。

这正好给朝廷提供了一个机会。

朱允炆派曹国公李景隆率师北上备边，在路经开封时，猝然包围了周王府。

周王被废为庶人，流放到云南蒙化，据说当时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

他的儿子们也都被分别迁往边远外地。

这事发生在八月，即朱允炆即帝位的第三个月中。

后来周王又被诏，禁锢在京师。

六月的北平城酷暑难当，但燕府的重檐下却凉风习习。

自从朱元璋死并用遗诏制止诸王南下奔丧起，朱棣就已经感到不妙了。

他渴望权力，想据有皇帝的宝座，但能否达到目的，他没有把握。

他有勇气，有军队，但现在马上起兵，似乎还不够成熟。

这不仅自己准备不足，同时也不知道朝廷对他到底有怎样的对策，冒然出师，师出无名，会被指为叛臣贼子的。

况且，朱元璋死时，燕王世子朱高炽、第二子朱高煦、第三子朱高燧因朱元璋的丧事都在南京，一旦兴师，这些人便会被扣留成为人质。

朱棣焦虑不安，心情郁郁。

不过正好是在居丧期间，乐得说是因为过分悲痛而忧悒成疾。

这样在别人看来，也不失为孝子了。

他密切注视着朝廷的动静，等待着时机。

周王被废，朱棣曾为之震动，朝廷终于下手了。

危险就在眼前，然而机会不也就在眼前吗？大概是为了震慑燕王或让燕王知罪吧，朱允炆勒令燕王朱棣议定周王之罪。

他接到朝廷的诏书，知道这就要轮到自己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他明白，无论怎样作答都不会取得朝廷的谅解。

但他还是回答了。

他希望为周王洗刷罪名。

至少是让人觉得可怜，博得一点同情。

他回答说：若周王所为，形迹暖昧，念一宗室亲亲，无以猜嫌，辄加重谴，恐害骨肉之恩，有伤日月之明。

如其显著，有迹可验，则祖训俱在。

　看其前半，用词极为柔软，几近于哀求，观其末尾，援引《祖训》则柔中带刚，显怀不满。

建文元年四月，湘王朱柏被废。

有人告湘王朱柏，说他伪造宝钞，无故杀人。

朱允炆派使者到荆州去质询，且以兵相迫。

湘王朱柏害怕，一时无以自明，朱柏说：吾闻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身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辱仆隶手求生活乎？　便阖宫自焚了。

据说朱柏喜欢研究学问，读书每至夜分。

又喜谈兵事，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尤善道家宫，自号紫虚子 。

接着，代王朱桂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大同，齐王朱■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

到六月，西平侯沐晟奏报岷王有过，于是又将岷王朱楩废为庶人，迁往漳州 。

这样，在一年时间里，有五位亲王先后被废，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了。

不料，朱允炆读到燕王上书后，一时颇为难过，恐害骨肉之恩，有伤日月之明云云，深中其仁柔之心。

他正考虑如此削藩还是否要进行。

另外，这时朝中对削藩也出现了反对的意见。

比如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就一再恳请亲睦宗人。

于是朱允炆打算停止削藩。

齐泰与黄子澄据理力争，反对停止削藩。

但仍无结果。

二人怏怏地离开皇宫，齐泰对黄子澄说：今事势如此，安可不断。

他们都认为削藩的进程已经开始，如果现在停下来，结果就会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他们甚至认为建文帝不过是妇人之仁。

第二天他们又进宫劝说朱允炆。

黄子澄说：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

朱允炆仍在犹豫，他说：朕即位未久，连削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黄子澄说：先人者制人，毋为人制。

朱允炆又说：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

　齐泰曰：今胡寇来放火，但以防边为名，发军往戍开平，护卫精锐悉调出塞，去其羽翼，无能为矣。

不乘此时，恐后有噬脐之悔。

于是他们采取了逐渐削弱燕王势力的办法。

早在去年十一月，他们就安排了工部侍郎张昺做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握北平都指挥使司，他们接受朝廷的秘密命令，监视燕王的行动 。

这时，以北部边防不靖为名，派都督宋忠调缘边官军三万屯驻开平，就此将燕府的护卫军的精壮选调到宋忠麾下带出塞外，以斩断燕王的羽翼。

同时召燕府护卫胡骑指挥关童等进京，以削弱燕王的力量。

另外又调北平永清左、右卫官军分驻彰德、顺德，命都督徐凯赴临清练兵，耿■赴山海关练兵以钳制北平。

这些军事部署都出于齐泰、黄子澄的谋划。

它对于削弱燕王的力量，防止它的造反未尝不是有力的。

军队已经部署到朱棣的家门口了，他是不会甘心束手就擒的，他之所以还迟迟没有反应，实在是担心在京师(今南京)的三个儿子会遭不测，这三个孩子是在朱元璋小祥时赴京吊唁的。

当时有人劝朱棣不能让他们一起走，朱棣说，这样可使朝廷不怀疑我。

但朱高炽他们走后，朱棣又十分懊悔，这时忧虑更甚了。

他声称自己病得厉害，请求朝廷将他的儿子放回北平。

这几个人本来可以用来做挟制燕王的手段，特别是已经在进行对付燕王军事行动准备的时候，更不应有所顾忌。

因此齐泰主张不如就此将他们扣留，朱高炽等三兄弟都是魏国公徐辉祖的外甥。

辉祖与燕王妃是同母兄妹。

辉祖也觉察出高煦有异志，说：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

但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都庇护他。

然而黄子澄也说：不可，恐事觉，彼先发有名，且得为备，莫若遣归，使坦怀无疑也。

　他们想乘燕王不备，袭而取之！其实，这是故作聪明。

军队已经逼到人家眼前，还说什么让彼不疑！燕王面对朝廷的举措早已在防备突然事件的发生了，而且，即使朝廷不动，燕王也是要起事的。

他们刚将人放走，马上又后悔了，派人去追又没追上，也只好如此了。

放还朱高炽等于解除了燕王的后顾之忧。

朱棣大喜，说：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事不宜迟，燕王决定起事。

燕府的准备活动很快就被发现了，除张昺等时时在监视燕府外，燕府遣长史葛诚入京奏事，朱允炆也向他了解燕府的动静，葛诚都坦白地告诉了朱允炆。

朱允炆仍将其遣还北平，以为内应。

另外，魏国公徐辉祖与燕王妃是同母兄妹。

他常常将燕府的内情向朝廷报告。

六月乙酉，燕山护卫百户倪谅报告燕府官校于谅 周铎参与阴谋，朝廷将于谅、周铎逮捕，处以死刑，同时又下诏斥责燕王，派中官逮捕王府家属，密令谢贵、张昺对付朱棣，而以长史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另外派北平都指挥张信捉拿朱棣。

朱棣这时真成了笼中鸟，唾手可得了。

三、姚广孝与袁珙自从太祖高皇帝死后，燕王朱棣就有了病。

北平城里的人都这么说。

燕王威武强悍，能征惯战，一般是不大有病的。

上次有病还是在高皇帝健在的时候，当时燕王与晋王都到南京来朝见，闹了别扭，晋王总是攻击燕王，燕王内怀忧畏，便得了重病，请求回到北平。

这次病，听说是为高皇帝的死哀伤过度，可也有说是因为三子不在身边，因思念所致，这时三子都在京城，参与太祖高皇帝的丧事。

燕王上书皇帝，要求朝廷让朱高炽他们回来，以慰藉有病之躯。

不久朝廷真的送三子回到北平。

这次的病，可与往次不同了，看来十分严重，燕王时时从宫中跑出来，在大街上乱走，还常常夺人的酒食，说话也颠三倒四的，听也听不懂，有时候竟然躺在地上，一天一天地醒不了，说也奇怪，他府中这么多将校侍卫怎么会让他跑到大街上出丑呢？燕王是真的疯了吗？谢贵、张昺不大相信，带了三司官以探病为名进府了解动静。

他们进了殿来，只见朱棣围着火炉，浑身打颤，还连连说冷，就是在宫里走动，也要拄着拐杖。

看到此情此景也由不得不信了。

但是葛诚却告诉谢贵、张昺说：燕王本无恙，公等勿懈。

这时燕王朱棣也派了燕府护卫百户邓庸到京城去奏事，不料被齐泰、黄子澄扣留审问，这人将燕王将要举兵的情况全部供出了。

齐黄得到了确切情报，便派人北上，下令逮捕燕王官属。

他密令谢贵、张昺执行此令，令长史葛诚指挥卢振作为内应。

同时命令北京都指挥佥事张信捉拿朱棣，因为他素为燕王所信任，不会引起怀疑。

布置已定，只待得胜献俘了。

且说张信接受了秘密敕令，迟迟不肯下手。

他忧心忡忡，进退两难。

他的母亲见到儿子惶惶不安，十分担心。

她了解到原来是张信得到朝廷的命令要他逮捕燕王，不禁大惊说：不可。

吾故闻燕王当有天下。

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

燕王在北方的威势，遐迩皆知，特别是在北平脚下，一般人更是惮于燕府的威名，不敢得罪。

张信听到这番话愈加难下决心了，可是敕使却又来催促。

张信便从忧转恨，觉得敕使有点逼人太甚，他心一横，便到燕府去见燕王。

燕府此时在内是森严壁垒，在外又处于朝廷的重重监视之中，要进燕府也不容易。

张信曾三次求见，燕王都托辞不见，不得已张信改乘了妇人用的车再次秘密求见。

朱棣得知张信乘了妇人的车候在门外，知有要事，急忙召入。

张信见到燕王，拜伏在床下，但因朱棣尚未探得虚实，仍然装病不起，甚至连话也不说。

张信说：殿下不必这样，有什么事，应当对我说。

朱棣说：我有病，并不是装的。

张信说：殿下如不把实情告我，那么现在皇上让我来捉您，请你就擒。

如果还不想这样，那就要告我以实情。

燕王听到张信这一番坦诚的话，慌忙翻身，起床下来说：生我一家者，子也！双方既然沟通，燕王便把道衍和尚召来一起密谋对策。

内侍通报说道衍和尚到了。

只见从门外闪进一个人来，髡首僧服，三角眼，形如病虎，黄黄的面色中透出一股杀气。

道衍和尚本名姚广孝，苏之长洲人。

长于医家。

十四岁剃度为僧，法名道衍。

他曾以看相占卜闻名，从师于席应真，向他学习阴阳数术之学。

道衍又习法家兵家言，也习儒术 ，擅长诗文，与诗人高启、杨孟载等相友善，亦为宋濂、苏伯衔等所器重 。

他曾经一度想弃去僧业，但他一想到元朝僧人身被金紫，车骑如云，便又觉得前程有望。

他对元僧的隆遇极羡慕，大呼：快哉，此何假诸生为？得如此足矣！一次他游嵩山寺，一位叫做袁珙的占卜先生见到他的相貌，不禁说：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

刘秉忠流也！不料姚广孝听到这番话十分高兴 。

认为袁珙确实洞透了自己的内心，但也预见了自己的前途。

元朝僧人刘秉忠曾帮助世祖忽必烈，开国后位至太保。

这正是姚广孝的榜样 。

洪武年间，皇帝下诏通儒僧人到礼部参加考试。

姚广孝以为机会来了，便前去赴试。

但考过后，一律未授官，仅赐僧服而还。

姚广孝不禁大失所望。

马皇后死时，朱元璋选十名僧人，分别给予秦燕等十王以讲经荐福。

僧人宗泐曾与姚广孝有交往。

这时正在做左善世的官，他便雅举了姚广孝 。

姚广孝很有心计，审时度势，料定燕王可能有所成就，表示愿跟随燕王。

于是他便在洪武十五年随燕王一同来到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住持。

而这庆寿寺又正是元僧刘秉忠所居 ，难道这不是天意吗？姚广孝不禁暗喜。

姚广孝与燕王甚为相得，常常往返府中，共商密谋。

他曾对燕王说：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图初造，东宫仁柔，愿厚自爱。

大王诚能用臣，愿奉大王一白帽子。

　这用的是句隐语，王字上面加白字，即是皇字，他是根据天下的形势进行判断，才做出这一许诺的。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后，开始削除诸藩，朱棣对起兵有所犹豫。

姚广孝总是设法坚定他的信心。

有一次，朱棣与姚广孝闲坐，朱棣偶然出对联，说：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姚广孝对道：国乱时危，王不出头谁作主。

　有时朱棣也感到起兵名不正言不顺，曾说：民心向彼，奈何？道衍则说：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为了加强朱棣的信心，他还将袁珙介绍给朱棣，企图利用相者之言促使燕王早下决心。

燕王也想请人占卜一下自己的前途。

他派人请袁珙到酒店饮酒，自己却不暴露身份。

朱棣自己穿上卫士的服装，另外带了九名卫士，一同到酒家去买酒。

作为相者的袁珙，脑筋自然灵活，他一见十名王府卫士出现在面前，虽然装束彼此相同，但其中一人气度非凡，显非其他九人可比。

袁珙心里明白，这是要看看自己的眼力如何。

他走到燕王的面前，扑通一下跪倒，说：殿下何自扮如此？燕王假装弄不明白，连忙说：吾辈皆护卫校士也。

袁珙知道此处不是谈话之地，也闭口不答。

事后，燕王将袁珙召到府中，向袁珙详细地询问前途。

袁珙稽首说：殿下异日太平之子也。

朱棣说：度在何时？袁珙回答说：年■四十，紫髯过脐，当是时，拨乱反正，万邦一统。

　燕王大喜。

燕王恐人发生怀疑，乃假装将袁珙以罪遣还，行至通州，既登舟，再密召入邸 。

除袁珙外，姚广孝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个卜师金忠 。

且说姚广孝刚坐定，暴风卷着乌云便冲向殿角，檐头的瓦被狂风掀到地上摔得粉碎，刹那间天暗地暗，蚕豆大雨点刷拉拉地下了起来。

燕王大惊色变，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姚广孝却哈哈大笑，说这是祥兆。

朱棣脱口骂道：和尚妄，乌得祥！姚广孝说：殿下不闻乎？飞龙在天，从以风雨。

瓦坠，天易黄屋耳。

朱棣听他这样一说，马上转忧为喜 。

明朝制度，明黄色为皇帝专用，亲王虽贵为宗亲，屋瓦仅得做青色而不得做黄色 。

就这样，他们起兵的谋划便逐渐确定了。

朱棣的府邸是故元的宫殿，他早就在利用这个便于隐蔽的条件。

后苑成了姚广孝练兵的场所。

地下深挖下去，结构成两层地下室，周围筑上厚墙，墙上甃着尖锐扎手的瓶罐的碎片。

朱棣让人在地下室里日夜起造兵器，为了防止铸造的声音被外人听到，他们又养了许多鹅鸭，以扰乱铸造的声音。

燕府的准备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张昺的部署也在次第展开，他一面把在城七卫的士兵和屯田军士布列城中，并包围了王城，用木栅截断了端礼门的通道；一面派人火速向朝廷报告这里的情况。

但他们的奏疏草稿被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 弄到了手，悄悄地告诉了朱棣。

朱棣便将它们藏在了王府中。

朱棣拿到了疏章，把张玉、朱能找来给他们看，问道：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吗？于是，他派张玉等率壮士八百人进府守卫。

朝廷的诏书很快到了北平，谢贵、张昺带领武装卫士包围了燕王府，要求朱棣交出燕王府属官。

明朝有个惯例，亲王犯了错误，有时要处罚王府官属，借以惩戒，因为亲王的行为不端是王府官属的辅导不正。

官军开始不断地向府中射箭，情况很紧急。

朱棣与张玉、朱能等商议对策，恐怕寡不敌众。

他说：彼军士满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说：先擒杀谢贵、张昺，余无能为也。

这是个擒贼擒王的办法，除掉张、谢，官军群龙无首，可不战自溃了。

朱棣说：是当以计取之。

今奸臣遣使来逮官属，依所坐名收之。

即令来使召昺、贵，付所逮者，贵昺必来，来则擒之，一壮士力耳。

他的意思是先把张、谢骗入王府，让他脱离了自己的部下，这样捉拿他们只不过费一壮士之力，根本用不着大动刀兵。

七月初四，朱棣忽然宣布他的病好了，在东殿接受内外官僚的祝贺。

他在自己左右和端礼门内都设下了埋伏，派人去请谢贵、张昺，但遭到拒绝。

为了消除张谢的疑虑，朱棣摆出了合作的姿态，他开列了协助官军逮捕人员的名字，再次派官属内官带了名单本请谢贵和张昺。

谢、张果然中计，起身前往王府。

为防万一，他们带了相当多的卫士，但这些卫士在燕府的门前被阻挡在外。

谢、张觉得，事已至此，燕王也不会把他们怎样，便放胆走进了燕府。

谢贵、张昺进入殿门，只见酒肴已经摆好，燕王早已等在那里，只是仍然拄着拐杖。

燕王迎接他们二人，侍者端出几盘瓜来。

燕王说：适有新进瓜者，与卿等尝之。

拿过刀子切瓜。

忽然，燕王脸色阴沉下来，骂道：今编户齐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为天子亲属，旦夕莫必其命。

县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乎？说完把瓜往地上一抛，随着瓜扑的一声落地，伏兵尽起，上前将谢贵、张昺抓住。

与此同时，殿外的护卫将卢振、葛诚也逮了起来。

这时燕王扔掉拐杖，站起说：我何病，为若辈奸臣所迫耳。

张昺、谢贵等皆不屈被杀 。

跟随谢贵来的人在端礼门外，并不知府中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见谢贵、张昺久等不出，慢慢地也就散了。

不久，谢贵、张昺被抓的消息传了出来，包围王城的将士也溃散了。

北平都指挥彭二，听到这一消息，连忙披甲上马，跑上大街高呼：燕王反，从我杀贼者赏。

他很快集合了一千多人，打算攻打端礼门，燕王派卫士庞兴、丁胜等迎战，彭二被杀，这支人马也散了。

然而这时张昺所部将士犹坚守北平九门，关闭瓮城，执戈内向，朱棣便决定乘夜攻夺九门，张玉等带兵力战，守门将士猝不及防，到黎明八门都已陷落，只有西直门一处还在坚守。

朱棣见强攻不行，便命指挥唐云单骑来到西直门下，以计劝降。

真是兵不厌诈，朱棣命令唐云解掉铠甲，骑马导从一如平时。

唐云来到城下对守城者说：汝毋自苦，今朝廷已听王自制一方矣。

汝等亟下，后者诛。

唐云在指挥中年最长，在军中素以信谨闻名，将士以为唐云的话一定不假。

守军听说朝廷听王自制了，早已失了斗志，也纷纷散了。

本来嘛，朱棣身为亲王，是先帝骨肉，当今皇上是亲王的侄子。

天下是朱家的天下，做官做的是朱家的官，当军当的是朱家的兵，既然皇上让燕王自制一方，大家还有什么可说的！虽然不久众将士都了解了真相，并不想跟随燕王背叛朝廷，但经唐云的一番诱导，也都渐渐平息了。

九门胜利攻克，朱棣便下令安抚北平军民。

自他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以来，至今已经近二十年了，北平军民谁不惮于燕王的威名，他们是一直把燕王与朝廷当作一体而看的，亲王的话有何不从？三天之内，北平城内便安定下来。

但事情仅仅是开始，燕王离胜利还远得很，驻守开平的都督宋忠带领三万兵马正在开赴北平。

都指挥便余瑱虽然从北平退出，但他控制了北平的咽喉居庸关，集结关卒数千，仍准备进攻北平。

镇守蓟州的都指挥使马宣发兵攻打北平，与燕军在公乐驿交战，败归，但仍旧与曾浚一起控制着蓟州。

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四、奉天靖难1.论力则不足，以智则有余七月癸酉黎明，燕王已经控制了九门，城内七卫都已归附燕王。

他集合将士，训话整师，正式起兵与朝廷相抗。

燕王的最终目的是夺取皇位，这在他心里是清楚的，但这时还不能公开。

他把自己描写成是倍受迫害不得已而自救的。

他说：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惟知循法守分。

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回，横起大祸，屠戮我家。

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

今祸迫于躬，实欲求生，不得已者。

义与奸邪不共戴天。

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朱棣振振有词，慷慨激昂，仿佛他的一切都符合祖训，名正言顺，无懈可击。

而他本人则受奸臣迫害，可怜可悯。

于是将士闻之，皆感动流涕 。

其实，朱棣将祖训断章取义，使之成了自己造反的辩护词。

《祖训》法律第十三条写道；凡新天子正传，诸王遣使奉表称贺，谨守边藩，三年不朝。

许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员入朝。

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规，委任正臣，内无奸恶，三年之后，亲王仍依次来朝。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

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收兵於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在京不过五日而还，其功赏续后颁降。

读了这段《祖训》，可以看出，朱元璋为保护新天子防止诸王威胁皇帝，早已费尽了苦心。

谁想到竟被朱棣用作对抗新天子的根据！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等等，他当然是闭口不提的。

然而对燕王的行动，毕竟有人看得十分清楚，甚至还敢公然提出反对意见。

一个是余逢辰，一个是杜奇。

燕王府伴读余逢辰，字彦章，宣城人，因为品德学问而被燕王信任，他了解燕王的预谋，但他不同意朱棣与朝廷对抗，曾借机会向燕王进言，燕王不听。

后来他知道燕王之反已不可劝阻，他便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下定必死决心，要与燕王力争到底。

燕王起兵，余逢辰泣谏军前，高呼君父两不可负，终于被朱棣杀害。

另一位杜奇，也是读书人，因有才学，燕王在起兵后把他召入府中。

但他也不同意造反，苦苦劝说朱棣当守臣节，激怒了燕王也遭到杀害。

十几年来，北平城内的军民早已习惯于燕王的号令了。

这一点在今天与以往似乎并无多少区别。

端礼门前军容整肃，旗甲鲜明，将士们在迎接一场大战，就如同当年一次又一次从这里出发北征塞外一样。

多年来跟随燕王作战，即使不获大胜，也从来都是全师而还。

将士们对燕王有着充分的信任。

这次誓师，他们同样充满了信心，誓师将毕，忽然风云四起，天空阴晦，咫尺不辨人，北风震吼，旌旗摇动，三军益发肃穆，犹如大变即将来临。

不一会儿，东方云开，露出青天尺许，有光烛地，洞彻上下。

将士们的心也为之豁然开朗，他们觉得这是个吉兆 ，在激战之后，他们都会有如天清地彻般的光明前途。

从起兵之时起，这里就成了朱棣真正的独立王国了。

北平所属州县官纷纷弃官而逃。

他便重新任命了北平的各级官员，以取代朝廷的命官。

张玉、朱能、丘福做了都指挥佥事，库吏李友直被提拔做布政司参议，擅长占卜的金忠做了燕府的记善，随侍帷幄。

原来北平的文武官员如布政司参议郭资、按察司副使墨麟、佥事吕震、都指挥同知李濬陈恭等等，则纷纷向燕王投降。

北平平定之后，燕王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控制北平周围地区。

第二天，他命令郭资守北平，又派兵攻打通州。

通州东去北平仅六十里，是北平的门户，是经济给养的进口，南方从运河漕运的船只、从天津海上来的船只，都要在这里停泊，同时又是军事咽喉。

吴元年徐达带兵北伐，就是先控制了通州，才逼迫元顺帝北逃塞外的。

这次通州不战自克，镇守通州的卫指挥房胜率众归附燕王。

北平的东北方向是军事重镇蓟州，这时由都指挥使马宣、镇抚曾浚把守。

张玉提议攻打蓟州，他说：蓟州外接大宁，多骑士，不取恐为后患。

　大宁是蓟州以北喜峰口外的广大地区，东连辽左，西接宣府，是军事重镇，洪武时在这里设立了大宁都指挥使司，封宁王镇守其地。

据称宁王善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 。

因此，控制蓟州，防止它与塞外宁王的结合是当务之急。

张玉带兵到蓟州城下，企图劝说马宣投降，马宣不降，张玉派兵环城攻打，马宣出城迎战，兵败被擒。

骂不绝口，与曾浚一同被杀 。

守城的指挥毛遂献城投降 。

张玉乘胜连夜开赴遵化。

他告诫将士不要滥杀，他说：行师以得人心为本。

到遵化城下，他简选勇士，在夜鼓四时分悄悄登城。

潜入城中的先锋打开城门，大军进了城，城中的中军才发觉。

遵化卫指挥蒋玉、密云卫指挥郑亨见大势已去也投降了燕军 。

北平都指挥使余■退出北平后，控制了居庸关。

余■简练士卒，集合了数千人，仍准备反攻北平 。

居庸关是北平的北部咽喉，是出入塞的必经之路，号称北门锁钥。

朱棣说：居庸关山路险峻，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万夫莫窥，据此可无北顾之忧。

今余瑱得之，利为彼有，势在必取。

譬之人家后户，岂容弃与寇盗。

今乘其初至，又兼剽掠，民心未服，取之甚易。

若纵之不取，彼增兵守之，后难取也。

于是，命令指挥徐安、钟祥、千户徐祥等率兵前往攻打 。

余瑱且守且战，不见援兵到来，难以支持，便弃关北走怀来 。

这时都督宋忠带领部伍向北平进发，拟走居庸关入塞。

途中听说居庸关失守，无法前进，便退保怀来。

这时余瑱的部队也退到了怀来。

朱棣得到捷报，大为高兴。

他说：使贼知团结人心，谨守是关，虽欲取之，岂能即破？今天以授予，不可失也。

他深知居庸关的重要，便派了千户吴玉带兵前往把守。

怀来离居庸关不过数十里，余瑱与宋忠的大部队汇合，仍是进取居庸关，直逼北平之势，对燕军是个严重的威胁。

朱棣对诸将说：宋忠拥兵怀来，居庸关有必争之势，因其未至，可先击之。

他企图用先发制人的办法迅速攻取怀来。

但是宋忠的兵马有三万之多，余■所将也有数千人之多。

燕王护卫精壮早已被宋忠抽走了不少，现在虽然北平城内的守军都归附了燕王，但守城和东征占用了不少力量。

朱棣无法拿出足够的力量与官军作战。

不要说压倒对方，就是旗鼓相当也不可能。

诸将因而说：贼众我寡，难与争锋，击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诸将打算以逸待劳，以守为攻。

朱棣说：非公等所知。

当以智胜，难以力论。

论力则不足，智胜则有余。

贼众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轻躁寡谋，刚愎自用，乘其未定，击之必破。

论力则不足，以智则有余七月十五日，朱棣率马云、徐祥等马步精锐八千，从北平出发，卷甲倍道而进。

这条路对朱棣来说太熟了。

他曾几次带兵从此出塞北征。

大队人马出建德门，走清河、沙河古道。

时值初秋，骄阳虽有余威，但已不复盛时那样炽热。

道边的禾苗树木却依然是葱郁青翠的，时时透出带着草木气息的阴凉。

朱棣骑在马上，望着这山水道路，不禁想到往日的被命出征都是为了朱家的天下，而今这一仗却是为了自己。

而这次作战又与往日不同，北出沙漠能否遇敌获胜，了无成算，今次出征却期在必胜。

想到此，他不由得面带喜色，挥鞭令将士加速前进。

军过昌平，渐入山中，道路崎岖蜿蜒，路边连山如成列的仪仗迎接燕军。

他向前望去，前锋已经随峰回路转，进入了深山，回首一望，大队在蜿蜒前进，殿后的军队还没转过山来。

真是雄关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

出塞后不远，地势豁然平旷了，这虽不是沙漠戈壁，却也是遍地沙石，少见树木。

偶尔的几缕柔云显得甚低，那云外的天却分外湛蓝。

第二天燕军来到了怀来城下。

怀来城座落在平旷的高埠上。

西北是不甚高的连山，西南却是宽广坦荡的河滩，浅浅的河水从沙滩和卵石中散漫地向东南流去。

宋忠所率将士原多为燕王部下，是从燕府护卫中抽来。

此时作为官军与燕王作战并不心甘情愿。

宋忠为使他们坚决与燕军作战，便扯了个谎说：这些将士的家属都被燕王所杀，死尸填满了沟壑。

宋忠之所以如此，不过要激发将士们的斗志。

但这个消息被燕军侦知，朱棣觉得这是个可以利用的契机。

朱棣命令部下中怀来官军的亲属张起他们旧日的旗帜，作为前锋，并让他们上前呼喊父兄子弟。

本来是披甲执枪、严阵以待、准备复仇的守军遥见故家旗帜，又听到家人的呼喊，真是惊喜交加。

他们在稍稍镇定之后，便明白了宋都督的话并非真情，虽然是各为其主，但他们怎能对自己的父兄刀兵相见呢？他们本无斗志，到此更是完全松懈了。

这时军中出现了混乱，连阵也列不成，守军宋忠的嫡系旧部见到这场面也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惊疑乍定之间，朱棣已麾师渡河，燕军鼓噪向前直冲。

宋忠大败，士兵如潮水一样退入城中，燕军尾随进了怀来。

两军发生了一场恶战，官军大败。

宋忠、余瑱被俘，都指挥孙泰中流矢，鲜血流满铠甲，他包了一下伤口坚持战斗，与彭聚一同战死阵中。

这次战斗，燕军斩首数千人，获得马匹八千匹。

宋忠、余瑱之外俘获将校百余人，皆因不降被杀，只有都指挥庄得单骑逃走。

生存的士兵都投降了燕军。

宋忠是在北方钳制燕军的一支重要的官军。

他的败没显示了燕王的才略和力量，也暴露出官军的弱点。

宋忠和前面的谢贵、张昺，不仅在智谋上迟逊于燕王集团，且在军事上表现出无能。

宋忠等人被俘后，燕军诸将十分得意。

但朱棣却表现得异常清醒。

他知道事情才是刚刚开始，得天下不会如此容易。

他对诸将说：宋忠本庸才，才掌一兵柄，便尔骄纵，此辈荧惑小人，视之如狐鼠耳。

区区胜之，何足喜也。

苟胜大敌，喜当何如？夫喜则易骄，骄则不戒，不戒则败机萌矣。

孔子所谓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诸将闻言，无不佩服 。

朱棣确较众将高出一筹。

这一仗对北方的震动甚大。

山后诸州皆不守，开平、龙门、占谷、云中各地的守将有不少归降了燕王 。

十八日朱棣派指挥孟善带兵至永平，守将指挥陈旭、指挥佥事赵彝、千户郭亮等献城投降。

赵彝原来是燕山右卫百户，后跟随颖国公北征塞外，修筑了宣府、万金、怀安城才升为永平卫指挥佥事 ，本是燕王的旧部。

郭亮原是天策卫百户，后曾随大军攻打大宁及哈刺莽来，因有功升为永平卫千户 ，也曾在燕王部下，他们的投降全都不是偶然的。

蓟州、遵化、密云的失守震动了大宁。

都督陈亨、刘杰，都指挥卜万率领大宁军马出松亭关，驻营于沙河，将要进攻遵化。

七月二十二日，驻守遵化的降将蒋玉把这消息报告给朱棣。

二十四日，燕王朱棣亲自带兵往援。

刘杰等听说朱棣亲出，便退回松亭关，坚守不出。

二十七日，朱棣命千户李浚等领兵到关口，指挥部伍，佯做攻城，企图引刘杰等出战。

刘杰等仍闭门不出。

这时燕王新起，兵力不足，强攻不是良策，但长久相持也会生成他变。

朱棣急于想削弱大宁的力量，他几经盘算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他对诸将说：大宁军马不散，终为吾后忧。

然刘杰衰老无所为也，陈亨素忠诚托心于我，但为卜万所割。

若去卜万，陈亨必来。

刘杰寡谋，易于戏弄，以间动之，必生嫌隙。

朱棣对几个守将做出分析，陈亨是燕王旧部，以燕山左卫指挥佥事之任曾几次跟随燕王出塞，后升为北平都指挥使。

燕王说他托心于我看来不诬，刘杰寡谋不在话下，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便是卜万了。

因而必须设计除掉卜万。

这时，正好燕军的游骑捉获了两名大宁军卒，向中军报告。

朱棣闻讯，高兴地说：间可行矣！于是，他们写了一封给卜万的信，信中对卜万大大夸奖一番，但却对陈亨极致诋毁之词。

写完后牢牢封好，放在一名军卒的衣领中，并请这军卒喝酒，赏了他一些银两，放他归还。

这件事做得表面上不想让另外一军卒知道，却假装不慎让他悄悄看到。

他看到这情景向看守者说：彼何为者？看守人说：汝何用知之？他回答说：苟令吾知，不敢背德。

看守人说：彼归以通音耗，故得厚赏。

他又对看守说：能为我言，请为谐行，惟命是从。

看守同意了他的请求。

于是二卒一并被放还，但另一卒却没得到赏银。

二卒回到军中，不得赏银者心不能平，马上向长官揭发了此事。

刘真、陈亨在军卒衣领中搜查到燕王写给卜万的信，立刻对卜万产生了怀疑。

结果卜万被逮入狱，家也被籍没了。

这支军队经过这一打击，从此便不得振作了。

朱棣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并没忘记采取政治手段。

他知道，全国的兵力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七月十九日。

朱棣向诸将训话：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绥靖四方，一统天下，并建诸子，藩屏国家，积累深固，悠久无疆。

皇考太祖高皇帝未省何疾，不令诸子知之，至於升遐，又不令诸子奔丧。

闰五月初十日亥时崩，寅时即敛，七日即葬，逾月始诏诸王知之。

又拆毁宫殿，掘地五尺，悉更祖法，以恶所为，欲屠灭亲王，以危社稷，诸王实无罪，横遭其难，未及期年，芟夷五王。

我遣人奏事，执以捶楚，侮极五刑，锻炼系狱，任用恶少，调天下军官四集见杀。

予畏诛戮，欲救祸图存，不得不起兵御难，誓执奸雄，以报我皇考之仇。

夫幼冲行乱无厌，淫虐无度，慢渎鬼神，矫诬傲狠，越礼不经，肆行罔极，縻有修底，上天震怒，用致其罚，灾谴屡至，无所省畏。

惟尔有众，克恭予命，以绥定大难，载清朝廷，永固基图。

我皇考圣灵在天，监视于兹，以惟尔有众是佑。

尔惟不一乃心，堕慢乃志，亦自底于厥咎，隔於孥戮。

窃闻之，仁者不以安危易节，义者不以祸福易心，勇者不以死亡易志。

尔有众明听予言，则无后难。

若彼有悛心，悔祸是图，予有无穷之休，尔亦同有其庆矣。

告予有众，其体予至怀。

这一篇洋洋大文，一指斥朝廷无道，变更祖法，屠戮骨肉；一申明自己起兵仅为救祸靖难，最后又威胁有众，如心不一，志不坚，则会身遭孥戮；相反如果燕王得到胜利，则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同时，朱棣又上书朝廷说：盖闻书曰：不见是图。

又曰：视远惟明。

夫智者恒虑患於未萌，明者能烛情於至隐。

自古圣哲之君，功业著于当时，声明传于后世者，未有不由于斯也。

今事机之明，非若不见，而乃不加察，请得以献其愚焉。

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当元末乱离，群雄角逐，披冒霜露，栉沐风雨，攻城野战，亲赴矢石，身被创痍，勤劳艰难，危苦甚矣。

然后平定天下，立纲陈纪，建万世之基。

封建诸子，巩固天下，如盘石之安，夙夜图治，兢兢业业，不敢怠遑。

不幸我皇考宾天，奸臣用事，跳梁左右，欲秉操纵之权，潜有动摇之志，包藏祸心，其机实深。

刀构陷诸王，以撤藩屏，然后大行无忌，而予夺生杀，尽归其手，异日吞噬，有如反掌。

且以诸王观之，事无毫发之由，先造无根之衅，扫灭之者，如薙草菅，曾何有■然感动于心者！诸王甘受困辱，甚若舆隶，妻子流离，暴露道路，驱逐穷窘，衣食不给，行道顾之，犹恻然伤心，仁人焉肯如此？夫昔我皇考广求嗣续，惟恐不盛，今奸臣欲绝灭宗室，惟恐不速。

我皇考子孙，须几何时，已皆荡尽。

我奉藩守分，自信无虞。

不意奸臣日夜不忘于怀，彀满以待，遂造显祸，起兵见围，骚动天下，直欲屠戮然后已。

谓以大义灭亲，不论骨肉，非惟杀我一身，实欲绝我宗祀。

当此之时，计无所出，惟欲守义自尽，惧死之臣，以兵相卫，欲假息须臾，然后敷露情悃，以祈哀愍，冀有回旋之恩，滂沛之泽。

书达阙下，左右不察，必求以快其欲。

古语云：困兽思斗，盖死逮身，诚有所不得已也。

都督宋忠，集兵怀来，尅日见攻，乃率锐兵八千御之，兵刃才交，忠即败北，遂生擒之，全其首领，待之如故。

当冀左右易心悔祸，念及亲亲，哀其穷迫，重加宽宥，使叔有更坐之望，下无畏死之心，如此则非特叔之幸，实社稷之幸。

昔者成周隆盛，封建诸侯，缔八百余年之基，及其后世衰微，齐桓、晋文成一匡之功。

虽以秦楚之强，不敢加兵于周者，有列国为之屏蔽也。

秦废封建，二世而亡，可为明鉴。

今不思此，则宁有万乘之主，孤然独立于上，而能久长者乎？诗曰：价人维藩，太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谨以是为终篇献。

万一必欲见屠，兵连祸结，无时而已。

一旦有如吴广、陈胜之窃发，则皇考艰难之业，不可复保矣。

敷露衷情，不胜恳悃之至。

苟固执不回，堕群邪之计，安危之机，实系於兹。

在这封上书中，朱棣同样把自己描绘成处于被奸臣谋害的可怜地位，而对于亲王的悖逆则只字不提，指斥朝廷妄杀宗亲，他把这封书稿给他的部下看。

部下都说：辞旨恳切，必能感动，旱得休兵息士，诚为至愿。

休兵息士，大概确实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好心人的至愿。

但朱棣的目的岂止是休兵息士？这上书不过是他举的保护伞，其真正的意思是这场战争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底，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南京的皇帝宝座。

因此他马上说：孝弟者人心所同之理，有人心者，一视予之言，岂得不恻怆于怀也？陈导晓切，冀其开悟，彼能感动，在转移之间耳。

然予度之，彼忍心如此，又况日迩小人，闻见昧于大道，必欲逞其根毒，纵有万口哀诉，亦难回也。

卿等试观之。

　也只有他最清楚这场斗争的起因和实质，从而对事情的进程做出最可靠的判断。

他的上书不过是政治宣传。

他不希望罢兵，当然更不希望部下松懈斗志。

然而，除了少数心腹之外，他总是要将自己的最终目的隐藏着，用最可怜的话求得大家的同情。

同时，他还要把自己打扮成仁义之师，禁止滥杀无辜。

他深知只有这样，才有胜利的可能。

七月二十一，他对众人说：吾与若等为此者，非所以求富贵，所以救死，保妻孥也。

夫好生恶死，人情所同，见乱思治，古今则一也。

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百姓者，太祖之赤子也。

数奸作难，欲殄灭邦家，驱逐赤子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

尔众慎勿嗜杀，嗜杀则伤天地之和，以损太祖数十年生育之仁。

毋贪财，贪财则失民心。

民心失，则大本亏矣。

居民耕桑，商贾贸鬻，慎毋扰之。

夫有乱时而无乱法，逆予言者，有法以治之。

吾已上书於朝，旦夕希望恩旨，苟能全生，岂忍尔辈独丽于法？尔众懋哉，毋贻后悔。

自初五起兵至今，才不过二十天。

但这二十天里形势发展得真快。

朱棣以少数的府中卫士，不仅夺取了北平，而且向东控制了通州、蓟州、密云、遵化，向西北控制了居庸关，后以八千人马战胜了三万之众的宋忠，夺取了怀来。

燕军的兵力已发展到数万人之多。

朱棣之所以能够如此，当然首先是他久镇北平，许多文武将领都是他的旧部，而且他早知团结人心，所以临难多得其助，更重要的则是胆略与智谋。

不仅在他身边有足智多谋的姚广孝、能征惯战的张玉，而且朱棣本人更是足智多谋与能征惯战兼有。

论力则不足，智胜则有余。

燕王朱棣便这样开始了他的事业。

真定之战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保天下。

从洪武到建文，面对着一个时代的变革。

打天下，自不待言，就是巩固新建的明朝，也要倚重于军人。

直到洪武十五年，故元梁王控制的云南才最后平定。

洪武二十年据守辽东的故元大将纳哈出才被迫投降。

另外要对付蒙古人一次又一次的南下，或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出塞北征都是离不开军人的。

好在经过洪武三十一年的努力，明朝的敌对势力被肃清得差不多了。

不仅内部稳定，就是主要威胁的故元势力也衰弱了，分裂了。

的确，从洪武末年以来，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朱允炆要在这个时代里锐意文治。

朱允炆自幼学习的儒家统治术，而今要把它付诸实施，他的谋臣方孝孺更是给了他许多理论上的支持。

他们每日里在一起讨论周官法度，想按儒家的学说塑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

他把疆场上的军事谋划一概交给齐泰、黄子澄去办。

齐黄在北平作了部署，又派人控制了北平周围地区，他们采取第一个明确的行动是诏逮削燕王官属。

从皇帝到举朝文武都在等待北方的奏捷。

不料北方传来的消息不是官军的奏捷，却是燕王宣布造反的上书，而且张昺、谢贵被执，北平失守，通州、蓟州、密云、遵化失守，连拥有三万之众的都督宋忠也在怀来兵败被俘，封国在怀来西北的谷王跑回了京师。

这使朝廷大为震惊。

齐泰请下诏削除燕王的属籍，声罪致讨，有人提出质难。

齐泰说：明其为贼，敌乃可克。

　黄子澄说：北兵志强，不早御之恐河北遂失。

　几经商议，终于决定发兵伐燕。

这时洪武时的能征善战功臣已经留下不多了，只好由长兴侯耿炳文为征燕大将军，驸马都督李坚、都督甯忠为左右副将军，带兵北伐。

大军出发前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并向全国宣布了诏书：邦家不造，骨肉周亲屡谋僭逆。

去年，周庶人■僭谋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

朕以亲亲故，止正■罪。

今年，齐王搏谋逆，又与棣、柏同谋，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废为庶人。

朕以棣于■最亲近，未忍穷治其事。

今乃称兵构乱，图危宗社，获罪天地祖宗，义不容赦。

用是简发大兵，往致厥罚。

咨尔中外臣民军士，各怀忠守义，与国同心，扫兹逆氛，永安至治。

这诏书堂堂正正，既无须掩饰，又不用夸张，一如当年黄子澄所说：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

与此同时，朝廷派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陈晖、平安，并道前进，共同北伐。

另外，由于北平布政使张昺被杀，燕王自己任命了官属管理北平地方，朝廷在真定已设置了平燕布政使司，由尚书暴昭掌管，处理河北地区的政务。

这场骨肉间的惨祸，叶伯巨早在洪武九年就已经预言了。

叶伯巨死后事态的发展使形势越来越清楚，然而除黄子澄伴读东宫，是未来天子手臂，敢于放言此事外，一般很少有人敢于涉及。

朱允炆即帝位不久，四川岳池的教谕程济就看出了这步棋。

但鉴于叶伯巨的惨死，他不敢明说。

不过他还是上书把他的看法表明了：北方兵起在明年某月某日。

只是他假托自己通数术之学，是通过推算得知的。

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加强自己话的权威性，同时也是怕一旦怪罪下来可以减轻点责任。

没想到他的书一上便遭到了逮捕，并差一点遭到杀害 。

削藩，在当时已经不忌讳了，周王已经被废，齐、代、岷王已经被逮，那么，为什么还不准程济说话呢？要害就在于程济所指是燕王，朝廷削燕尚不敢下手也。

如今燕王已反，朝廷已命将出师，一切都明朗化了。

程济便也被放出，并且授以翰林编修之职，让他作为军师，护诸将北行。

大军即将出发了，建文帝犹有不忍。

他对众将士说：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极。

’今尔诸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

　一方面要削藩，一方面又要不留下恶名，真是鱼与熊掌二者要兼得。

按建文帝的想法迫使朱棣就范又保全他的性命，是最妥善的办法。

建文帝的仁柔寡断，由此可见。

大军浩浩荡荡分路并进，直指北平。

仅吴杰等所率领的偏师步兵、骑兵便号称十万。

八日已酉，耿炳文率军三十万到达真定，徐凯率兵十万驻于河间，潘忠、杨松驻于鄚州，其先锋九千已经进据雄县。

朱棣听说官军北上，率师出征迎战。

张玉带人到耿炳文营中去侦察，回来报告说：炳文军无纪律，其上有败气，无所为。

潘忠、杨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

　朱棣得到这一情报，很高兴。

他身着铠甲，亲自带兵开赴涿州。

壬子这一天正是中秋，燕王屯于娄桑，他命令军士们秣马蓐食，打算利用节日，出其不意地打击官军。

下午时分，燕军渡过了白沟河。

朱棣对诸将说：今夕中秋，彼不虞我至，必饮酒自若，乘其不备可以破之。

　为了抓紧战机，燕王催促诸军加速前进。

金乌西坠，眼见天渐渐暗下来。

可是金黄的月亮很快又升起在东方，四野道路无不分明可见。

他们来到雄县正是夜半时分。

一轮满月，悬挂中天，在如水的银光里，田野山川一片静安，不论是城外四郊，还是城内的街巷都悄然无声，只是偶尔听见一两声狗叫。

一天的节日喜庆，人们太疲劳了。

然而这大好的月色下面正酝酿着一场厮杀，将要有呐喊，将要有刀击枪鸣，将要有殷红的血。

这不是太煞风景了吗？不，军人以战斗为职业，以杀敌为乐趣，以血洒疆场，马革裹尸为壮美。

如果敌死我伤，凯旋班师那就是幸福了。

然而，官军也没有安睡，他们知道这里离燕军的驻地很近，随时可能与敌人遭遇。

燕军围城时已被他们发现。

城上渐渐发出一片叫骂。

在安静的夜晚声音分外清晰。

看来燕军奇袭的计划不行了，只能登城攻坚了。

黎明，燕军攀附登城，官军奋力抵抗。

但是燕军久镇边塞，又在居庸关、怀来取得新胜，正值士气旺盛，官军驻于南方，多年不见刀兵了，再加上这里不过是前锋部队，哪里是燕军主力的对手。

官军渐渐不支，一些防线已被燕军攻破，官军败是败了，但绝不屈服，仍骂不绝口。

燕军怒，必尽屠戮而后已。

可怜九千名官兵全部被惨杀。

八千多匹战马成了燕军的战利品。

朱棣对部下的这种滥杀，很不满。

他说：尝谕若等毋嗜杀人，若等欲乖我所为，是非求生而欲速死也。

夫多杀适以坚人心，使皆畏死尽力以斗。

一夫拼命，百人莫当，终非所以取安全之道。

昔曹彬下江南，未尝妄杀，其后子孙昌盛，往往好杀者多绝灭，今虽拔一城，所得甚少，而所失甚多。

　朱棣不仅懂得战斗，还懂得攻心。

诸将自愧弗如，顿首谢罪而已。

这一仗燕军很轻易地便取胜了。

朱棣判断潘忠、杨松虽然近在鄚州，但不会想到雄县这样快就被攻破，一定会带兵来救援。

朱棣说：吾必生致潘杨。

但诸将却弄不清朱棣怎样去活捉潘杨。

朱棣命令谭渊领兵千余，先过月样桥，潜伏在水中，约定待潘忠等过了桥，听到炮声便将桥占领。

潘忠何时过桥，仅能大概估计，所以将士们也不知要在水中潜伏多久，朱棣让每个士兵用一束菱草蒙在头上以作掩蔽。

这样也可从水中露出头来呼吸。

朱棣又另外安排几个人埋伏在路侧，让他们见到潘忠与燕王一接战就放炮。

布置已定。

朱棣登上城头，只待敌人进入圈套了。

他向远处遥望，只见大路上黄尘滚滚，隐约听到车马杂踏，南军果然来了，为首的正是潘忠。

朱棣带兵开门迎敌，潘忠冲过月样桥直奔燕王。

潘忠等刚刚过桥，只听得炮声轰响，呐喊顿时四起，知是中了埋伏，未经接战，就想夺桥逃走，想不到桥已被谭渊的士兵占领了，无路可退，而面前朱棣也带了兵马冲了过来。

在燕军的腹背夹击下，官军大败，潘忠、杨松都被活捉，众将士大多落水淹死。

接连的胜利，使燕军的士气更加高昂，朱棣欲罢不能，想乘势再打一仗。

他问被俘的潘忠等人官军的虚实如何。

潘忠说鄚州还有战士一万多人，军马九千多匹。

他还建议说：(鄚州)闻我败必走，急取之可也。

于是，朱棣自带精锐骑兵百余人为先锋，向鄚州进发。

燕军直岛敌营，守营官军悉数投降，人马辎重尽为燕军所得。

第二天，朱棣率师回驻白沟河。

三战三捷，势如破竹。

下一步就要接触官军的主帅耿炳文了。

这需要给予认真的对待。

朱棣的战略思想仍是乘胜夺袭，速战速决。

他说：今潘忠等被擒，众皆败没，耿炳文在真定，必不虞我至，不为设备。

我由间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诸将也赞同他的想法。

这时，正好有耿炳文部下的一个小军官张保前来投降，请求做先锋以自效。

朱棣将他叫到帐中，了解耿炳文军中虚实。

张保报告说耿炳文军共三十万，先到的有十万，一半驻扎在滹沱河南，一半驻扎在滹沱河北。

朱棣闻此又成一计。

他厚赏张保，又给张保一匹马，放他回到耿炳文军中，让他假说身败被俘，乘守者不注意盗马逃回，并且让他假称燕军就要到来。

众诸将对朱棣这种安排弄不明白，他们问道：今由间道，一不令彼知，掩其不备，奈何遣使，使其为备？原来是朱棣根据得到的情报改变了策略。

他解释说：不然，如不知彼虚实，故欲掩其不备。

今知其众半营河南，半营河北，是以令其知我军且至，则南岸之众，必移于北，并力拒我，一举可尽败之。

兼欲贼知雄县、鄚州之败，以夺其气。

兵法所谓先声后实，即此是矣。

若不令其知，径薄城下，虽能胜其北岸之军，南岸之众乘我战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劳师当彼逸力，胜负难必。

且人委身归我，当推诚任使，用何怀疑。

借彼有反侧，去一张保，于我何损！由是事成，亦一人之间耳。

朱棣不仅善于应时机变，活用兵法，而且善于用心理战去打败对手。

他既能灵活地指挥自己的队伍，又要调动敌军使之露出腰身准备挨打。

同时，在这里他又表现了作为一个军事统帅的优秀品质：用人不疑。

这正是他使许多将校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为他拼死效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众将听完朱棣对战略的解释，无不佩服朱棣的胆识，深感不能望其项背，只有唯唯遵命而已。

燕军自白沟河西行，二十四日，到达无极县。

离真定只有几十里的路了。

朱棣当然已有成算，但他深知敌众我寡，想就此试一试诸将的勇怯。

朱棣召集大家问军队应该向哪里进发，于是出现了不同意见。

有人主张先不要直接去真定，应该开赴新乐，以观察敌军的动静。

老将张玉不以为然。

他说：今当径趋真定，彼虽众，然新集未齐，我军乘胜一鼓可破之。

朱棣听罢大喜，他进一步分析了形势说：新乐僻于一隅，吾逗留于彼，锐气已馁，贼引众来战，势力不均，若等且度能胜否？直抵真定，贼众新集，纪律未定，人心不一，乘我士气有锐，一鼓而破之。

　他进一步分析了双方的形势，又说：玉言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办。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计议已定，大军继续进发。

到二十五这一天离真定城只有二十里了。

燕军抓了一个耿炳文军中打柴的军士，询知官军只备西北，而东南无备。

朱棣于是带领三个骑兵军士来到东门下，一下冲入官军的运粮车中，捉了两个人。

朱棣从这两人口中知道，官军果然正将军队调往北岸，从西门起扎营一直抵达西山，尚未立稳。

朱棣带轻骑数十人，绕出城西，先击破两个官军营盘。

这时耿炳文正从营中出来送客，等到他发觉了燕军，急忙退入城中，打算把桥吊起甩掉燕军，没想到桥索已被燕军砍断。

燕军紧追不放，耿炳文差一点被抓住。

官军与燕军隔城相对，相距两百步之遥。

官军在城上大骂燕军，朱棣这时要试一试自己的箭术，你看他拉了弓搭箭，满引一放，墙上一个军士应弦而毙。

燕王的军校都一齐为他叫好。

耿炳文出城迎战，张玉、谭渊、朱能、马云等带众奋击。

两军交战时，朱棣带领一支人马绕出敌后，沿城墙夹击耿炳文军，冲乱了官军的阵线。

耿炳文败退。

朱能与敢死军士三十余骑，追奔滹沱河东，耿炳文尚有数万人列阵而对，朱能奋勇大呼，冲入阵中，官军披靡。

丘福等从另一面攻入子城，内城关闭，不得而进。

官军左副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领众接战，燕军骑士薛禄迎战，将李坚刺于马下，正要挥刀砍去，李坚大喊：我李驸马，勿杀我！结果李坚被活捉。

官军中右副将军都督甯忠、左都督顾成、都指挥刘遂全都被俘。

耿炳文急奔回城，军士争相而入，城门很小，拥塞不前，许多人被践踏而死，不得已砍杀后面的人，城门才勉强关上。

这一战官军弃甲而降的有三千余人，这次燕军改变了杀俘的做法，除两千人愿意留在燕军外，其余尽数遣散。

这场战争真有意思。

虽说敌对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却又是叔侄相争、同室操戈，两军之间不是亲戚便是同僚，上了战马则是仇敌，下战马来则可握手言欢。

薛禄绑缚李坚来见朱棣。

朱棣一见是李驸马来了，马上感到这是一个宣传的机会，他责备李驸马说：尔本戚畹，何所怨仇？亦从凶悖？今日之罪，安可逃乎？驸马当然不能随便杀，但可作为人质。

遂命将李坚械送北平 ，后来死在路上。

一会，顾成也被绑缚来了。

顾成是朱元璋部下的老臣，朱元璋渡江时即来归附，被选做帐前亲兵。

以后转战南北，卓有战功。

这次北征他是左军都督。

朱棣见到顾成不禁大喜，说：此天以尔援我也！他亲自上前为顾成松绑，并拿衣服让他穿好。

就这样朱棣又得到一员虎将。

顾成被送赴北平，辅助世子朱高炽留守。

据说朱棣与顾成还有一段对话，朱棣说：尔我父皇旧人，安得亦为是举？顾成泣对：今日老臣为奸臣逼迫，冒犯大逆，罪无所逃！老臣幸见殿下，如见太祖，倘容老臣不死，当竭犬马之诚以为报。

朱棣说：忠义之士，能如是乎？王崇武先生怀疑朱棣释成之缚即委信不疑，可能在此之前，两方已有通结。

上述的对话，殊可长思。

这里刚安排好，朱棣远远望见军中一些人不知为什么聚到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

他问诸将说：彼何为者？大家回答说：降者谋欲叛去。

朱棣说：吾自讯之。

他让人将投降的军士带到面前。

朱棣对他们说：凡降吾者任其去留，诚以其有父母妻子之思，尔等欲去，当明以告我，给尔资粮，援送出境。

逃则为逻骑所获，必不免尔。

我全尔生，尔反求死。

一些降卒听了这话，都很感动，不少人表示愿留下报效，还乡者也成了朱棣的义务宣传员。

经此一战，再除去此前分守雄县、鄚州的军队，耿炳文军尚有十万之众，他的失败全因移营未稳而猝遇强敌。

至此，他入城坚守不出。

这期间，吴杰曾带军前来援助，受到燕军的阻挡，不能与耿军会合，不得已退还。

但是朱棣前后连攻三日，城池一直没有攻下，他知道耿炳文老将不容易对付。

便对诸将说：攻城下策，徒旷时日，钝我士气。

遂解围而去。

这是燕军与朝廷北伐主力的第一次接触。

炳文虽然是夙将，但他长于战而未尝总大军，诸将多纨绔子弟，失律偾事，是在意料之中的 。

而燕王则再次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

真定城虽然没有破，但无疑燕军取得了胜利。

大将军李景隆耿炳文失败的消息传到南京，完全出于建文帝的意外。

他说：老将也，而摧锋，奈何？黄子澄说：胜败常事，毋足虑。

聚天下之兵，得五十万，四面攻北平，众寡不敌，必成擒矣。

建文帝问：孰堪将者？黄子澄回答：李景隆可。

比用景隆，定破矣。

齐泰听说黄子澄要推荐李景隆将兵，坚决反对，但黄子澄不听，终于任命李景隆做了大将军 。

李景隆是什么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带兵北上包围周王府的那位。

他是明开国功臣岐阳王李文忠的长子，小字九江，读书，通典故。

身长，眉目疏秀，顾盼伟然，每朝会，进止雍容甚都，为太祖朱元璋所瞩目。

洪武十九年，李景隆袭封曹国公。

他曾屡次赴湖广、陕西河南练兵，又曾被派往西番买马。

后来掌左军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衔。

建文帝即位后，他受到信任，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

那次去河南执周王，是他在建文朝做的第一件大事，不过有人说了一些闲话，说那次李景隆活捉周王，曾向周王搜罗金宝。

王府不愿往外拿，便被定有反罪，捉了送往云南 。

八月三十日丁卯，李景隆即将从南京北上，取代老将耿炳文。

阴历八月底的江风颇有凉意。

它吹起林立的旌旗，也吹拂着告别的君臣。

建文帝赐给李景隆通天犀带，亲自为他摧轮，赐以斧钺，许他便宜行事。

为景隆饯行的肴馔已在江边摆好。

李景隆放眼长江，仿佛这一江秋水就在他胸中荡漾，天下英雄能有几人得此殊遇！志得意满之态飞扬于眉宇之间。

建文帝展望蔽日的旌旗，那一列列披坚执锐待命出发的勇士，再看这仪表非凡、气宇轩昂的大将军，感到他们无异于拱卫帝京的长江天堑。

就在这前后，监察御史韩郁上书再次对削藩提出反对意见。

建文帝哪里听得进去，他对战争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建文帝与李景隆君臣共同举杯，相期奏凯重逢。

跟随李景隆北上的有原谷王府长史刘璟和高巍。

刘璟与谷王一起奔还京师，向朝廷献十六策，受到赏识，建文帝命他随李景隆北伐，赞划军事。

高巍则愿意做一名说客，去劝说燕王休兵，他的请求受到建文帝的赞许，便派他随大军一同北上。

但是，李景隆是个贵公子，虽通典故，实不会带兵，又妄自尊大，所部诸将多怏怏不为所用 。

且说燕王退回北平，接连传来两方面的战报。

先是九月初一戊辰，永平守将郭亮报告：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等带领辽东兵马围攻永平。

到了十一日戊寅，南线谍报李景隆已经到了德州，收集耿炳文所部并调多处军马共五十万进营于河间。

朱棣听到这消息，不禁哈哈大笑，诸王一时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为什么在这样的形势下燕王反会高兴。

朱棣说：李九江豢养之子，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成，忌刻而自用。

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

汉高宽弘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为用，不过能将十万，惟韩信则多多益善。

九江何等才？而能将五十万，诚可笑！昔赵括徒能读其父书，不知合变，赵用为将，与秦战，遂坑卒四十万。

矧九江之才，远不如括，其败必矣！接着他依据兵法，指出李景隆之败有五：九江为将，政令不修，纪律不整，上下异心，死生离志，败一也。

今此地蚤寒，南卒衣褐者少，披触霜雪，手足皲裂，甚有堕指之患，况马无宿藁，士无赢粮，败二也。

不量险易，深入趋利，败三也。

贪而不止，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败四也。

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败五也。

有五败之道，而无一胜之策，其来实送死尔。

为什么尚未交兵朱棣就知道李景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仁勇俱无，威令不行、好谀喜佞，专任小人？我看这其中不乏后世史臣的夸张之词。

但是，李景隆与朱棣之间是表亲，两家从来过往甚密，朱棣与李文忠是表兄弟，按辈份朱棣应是李景隆的表叔，他对李景隆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他眼里没有什么表侄什么太子太傅，他是从军事家得角度对对手的弱点进行分析。

可惜的是，李景隆的弱点竟让朱棣看得那么清楚，而朝廷中如黄子澄、如建文帝都无知人之明。

朱棣还判断，他自己坐守北平，李景隆不会冒然攻城。

于是他策划了一个诱敌之计：今往援永平，彼探知我出，必来攻城。

回师击之，坚城在前，大军在后，竖子必成擒矣。

将领中还有不同意出兵永平者，他们担心大军离开北平后会给敌人留下空隙，他们提出：永平城完粮足，可以无忧，今宜保守根本，恐出非利。

朱棣解释说：守城之众，以战则不足，御贼则有余。

若军在城，祗自示弱，彼得专攻，无复他顾，甚非良策。

兵出于外，奇变随用，内外犄角，破贼必矣。

吾出非专为水平，直欲诛九江速来就擒耳。

吴高怯不能战，闻我来必走。

是我一举解永平之围，而收功于九江也。

　 虚虚实实，灵活机变，朱棣确将兵法用活了。

朱棣带大军出援永平，命世子朱高炽在北平留守，辅助他的则是姚广孝。

另外，还有在真定收降的老将顾成。

诸将向朱棣请求，为保证北平的安全，应该在卢沟桥设防以阻挡李景隆军队。

其实朱棣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他说：天寒水涸，随处可渡。

守一桥何能拒贼！舍此不守，以骄贼心，使其深入，受困于坚城之下。

此兵法所谓利而诱之者也。

即使对吴高这样的小股部队，朱棣也不愿和它硬打。

他与诸将盘算说：高虽怯，差密；文勇，而无谋。

去高则文无能为也。

因此，他又小施一计，打算除掉吴高。

他分别给两个人写信，信中盛誉吴高而诋毁杨文，但又故意将二人的信相互装错。

二人接到信后无不吃惊，被称赞者要洗清嫌疑，连忙将原信封好上报朝廷，被诋毁者则怀疑对方与燕军有所串通，也将来书上报给了朝廷。

将领之间既已互不信任，而各自本人的嫌疑又未洗清，还有什么斗志？所以，他们看到朱棣的援兵已到，未经力战便退还了山海。

朱棣的计谋又得了手。

这场战打得太容易了，朱棣忽然想到不如趁此去攻打大宁。

诸将一怕大宁难攻，二怕在外迟留日久北平受困，都主张缓攻大宁。

他们说：大宁必道松亭关，今刘真、陈亨守之，破之，然后可入。

关门险塞，猝亦难下，迟留日久，李景隆必来攻北平，恐城中惊疑不安，莫若回师破贼，徐取大宁，万全之计也。

但是朱棣决定冒险，他打算避开松亭关的主力，由刘家口出关。

既可保存力量，又可节省时间，同时，先打破大宁军队的老家，松亭关的守军可不战自溃。

他说：今取刘家口，径趋大宁，不数日可达。

大宁军士聚松亭关，其家属在城，老弱者居守，师至不日可拔。

破城之日，抚绥将士家属，则松亭关之众不降则溃。

北平深沟高垒、守备完固，纵有百万之众，未易以窥，正欲使其顿兵坚城之下，归而击之，势如拉朽。

尔等第从予行，毋忧也。

朱棣这样说，虽不无道理，但主要还是鼓励将士的必胜信心，其实他自己对北平也有点不放心。

在军队开赴大宁前，他还是写信给世子命其严加守备，敌人来后不得轻易出战。

大宁的战斗我们打算放在以后再说。

现在我们一起回过头来看看北平的情况。

李景隆听说朱棣带大军开赴大宁。

认为这是个机会。

他下令攻打北平，军队直插北平城下。

数十万军队迤逦北上，刷刷的脚步，得得的马蹄，隆隆的车轮，在冻土上响成一片。

过了良乡就是宛平，那宛平就已是北平地界了，良乡与宛平之间相隔着一条卢沟河(今永定河)，河上的卢沟桥是必经之路。

这条桥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从东到西共有十一孔，桥两边栏板间的二百八十根壁柱上，雕有千姿百态的小狮子。

桥长七十九丈五尺，宽二丈四尺，在壮伟中显着灵秀。

李景隆指挥大队军马通过卢沟桥，宋人的道上征车铎声急，霜花如钱马鬣湿的诗句怎么比得上如今的景象壮观！李景隆意气骄盈，用马鞭子敲打着马毡说：不守卢沟桥，吾知其无能为也！不免对朱棣露出轻视之意，他眼前壁柱上的几个小石狮子正在嬉戏耍闹，仿佛是在预示着他的胜利。

李景隆军来到北平城下，朱高炽闭门坚守不出。

李军遂于九门环筑堡垒围困之。

另外派兵攻打通州。

通州在北平城正东六十里。

如果朱棣从大宁方面还师，一定要经过通州。

李景隆便在从通州到北平之间的郑村坝连结九营亲自督军迎击燕军。

官军在北平城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特别是丽正门上战斗激烈，李景隆的军队有十万人，而城内连老疾孱弱都算上也不及一万，力量单簿几乎不支。

在王妃徐氏的带领下，官校士民的妻室也动员起来了，她们也穿上护甲登上城墙，向攻城的敌人投掷瓦砾石块，守军还常常派勇士追出城外，对官军进行骚扰。

官军的进攻被打退，不得已退后十里扎营 。

都督瞿能与他的两个儿子带领一千多骑兵进攻张掖门，就在即将攻破的时候，后援却跟不上，功败垂成。

原来，李景隆生怕他们夺走这破城之功，让他们等候大军一同前进。

这时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守军又想出了新的守城办法，他们乘夜往城墙上浇水，很快就在城外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官军想要登城就更加困难了。

李景隆刻薄寡思，他日夕围城戒严，却不知爱抚士兵，士兵们手执武器站立雪中往往有冻死者 。

朱棣得到世子的报告得知李景隆正在围攻北平，急忙回师，这时攻打大宁的战斗已经结束，燕王、宁王合成了一股，他们乘河水冰冻渡过了白河，直指李景隆结营所在的郑村坝。

郑村坝在通州西北二十里，东距北平也是二十里，俗称东坝。

李景隆也派出了都督陈晖带领骑兵一万渡河迎击燕军。

但两军走的不是一条路，没有碰上。

陈晖探知燕军已经渡过白河，便调头向燕军追来。

朱棣率精骑还击，乘陈晖渡河之机，大败之，这时河上的冰忽然断裂，官军溺死甚众，陈晖仅以身免。

李景隆军守候在郑村坝已经好几天了，军士日夜戒严，天气寒冷，许多人冻坏了手脚，斗志早已松懈，结果燕军连破李景隆七营。

双方主力发生激战。

朱棣带人马作为奇兵左右冲击，战争从午时一直打到酉时，李景隆军渐不支，伤亡惨重，还有不少人在阵前投降了。

寒冬日短，天很快就黑了，战场的刀枪声渐渐稀落，却不断从这里那里传来痛苦的呻吟、呼唤。

朱棣下令收军，将士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营地，汗水血水粘在身上，北风吹来，冰冷彻骨，都指挥火真敛了些破马鞍在朱棣面前升起了一堆火。

通红的火焰在活泼地跳跃，把一束束火舌喷上夜空。

在滴水成冰的寒夜里，火就是生命。

它是战场上那些游魂幻化的还是从这些生存的勇士心中升腾的？此时此刻，将士们的心里是思念着自己的妻子家人，还是荡漾着敌死我伤的骄傲和荣耀呢？他们也想过为什么要到这天寒地冻的荒郊野外来厮杀来流血吗？天冷极了，几个甲士见到火光纷纷走拢过去要分享一点那火的温暖。

朱棣身边的卫士发出了吓人的呵斥，不许他们靠近。

是啊，他们不怕持刀的敌人，敢于拼将一腔热血上前厮杀，却慑于这些爪牙的虎威，只能屏气后退。

朱棣听到骚动，连忙说：此皆壮士，听来勿止。

饥寒切身，最难忍者。

吾拥重裘，尚犹觉寒，吾恨不悉令其附火，而忍呵叱之乎？这就是将兵者高明所在！别看他拥着重裘，傍着火，但他的几句话便能打动人心，便能让人明天上战场上替他去冲锋陷阵。

将士们都说：仁人之言也。

是啊，在宁静的寒夜，将士们也许没有停止思考，但他们的想法是那样单纯，他们只想到要忠于燕王。

他是龙种，说不定就是真命天子呢！第二天一早，探报来说，李景隆军夜里拔营逃掉了，辎重却没来得及带走，许多马匹也留下了，部下有人请求追击，朱棣决定不再追赶，而是乘胜直抵北平城下 。

这时包围北平的官军队并不知李景隆已拔营南下，仍然坚持不退。

张玉带兵列阵而进，连破官军四垒。

这时朱棣带兵赶到城下，城中守军见救兵来到，也鼓噪而上，内外夹攻，官军大溃，再加上听说李景隆已撤，更无斗志，便也丢弃兵甲粮草星夜南奔了。

这一战役，燕军获得了全胜。

朱棣又回到了北平城。

诸将都称赞燕王的神机妙算。

其实燕王也有点后怕，当初诸将请求先破李景隆再攻取大宁，朱棣把北平放在一边去攻大宁是很冒险的，北平万一失守，那是后悔也莫及的，因此不能总这样冒险。

朱棣说：此适中尔，无足喜也。

卿等所言皆万全之策。

我未用卿等言，以其有可乘之机，故尔。

此不可为常。

后毋难言。

他称赞了大家的万全之策，要求大家以后有什么谋划，还要坦率地讲出来 。

李景隆军从北平撤退南下，驻于德州。

打算集合多处军马于明年春天再行大举。

建文帝并不以暂时的挫折便改变对李景隆的信任。

如果说黄子澄等人无知人之明、误君误国的话，那么建文帝的推诚任人，衷心倚信，则并非全无值得嘉与之处。

这年十二月，建文帝给李景隆加太子太师衔，并赐给玺书金币、珍醖、貂裘 。

建立帝惟恐李景隆权轻势弱，威令不行。

第二年正月，再派中使带玺书，赐以黄钺弓矢，许以得专征伐 。

李景隆本非草木，受到皇帝如此隆遇，能不奋发自励，竭忠报效吗？中分天下之约现在，让我们来补述大宁之战。

朱棣与众将带兵从永平向大宁迸发，十月初二日(戊戌)来到刘家口。

这是从永平出塞通往大宁的最近的关口。

山路险隘，仅容人马单行。

有官军百余人把守关口。

诸将中有人打算从正面攻破关门。

朱棣说：不可。

攻之，则彼弃关，走报大宁，得以为计。

于是命郭亮带领军卒数百人伪装偷渡到山后，切断守军的归路，从后面破关。

结果，守军全部被俘。

燕军顺利通过。

初六(壬寅)燕军抵达大宁。

大宁之地无疑在战略上很重要。

它在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府，是北部边防的重镇，它们共同构成了北平等中原地区的屏障。

洪武初年，东北地区的故元势力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相继内附，朱元璋看到了大宁的军事价值，在古会州之地设置了大宁都司和营州诸卫，在洪武二十四年，把第十七子朱权封为宁王，让他镇守这里。

宁王于洪武二十六年就藩，他练兵防边，随军征讨，成为著名的塞王之一。

宁王以善谋著称，而且他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特别是他所控制的朵颜三卫的骑兵骁勇善战，是一支精锐部队。

朵颜三卫指的是兀良哈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

三卫设于洪武二十二年，从头目到军卒都是当地的兀良哈人、蒙古人。

朱元璋设三卫的目的是让他们与宁王相声援。

燕王多次出塞巡边，早就看中了这支队伍，举兵靖难更想借重三卫的力量。

他曾对诸将说：曩余巡塞上，见大宁诸军剽悍。

若得大宁，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

　建文帝即位，削夺诸藩，恐怕北方诸王与燕王联合，便下诏要辽王朱植、宁王朱权回京。

辽王奉诏回到了京师，宁王却对诏令不予理睬。

建文帝便下诏削掉宁王的三护卫军以示惩罚，燕王素来与宁王关系甚好，现在他看到宁王不奉诏旨，心中十分高兴，便把宁王看作可以借重的力量，曾写信给宁王要求他的援助。

这次朱棣的出援永平，其目的则在于夺取大宁。

大宁守军虽不多，但如何夺取大宁，还要费一番心思，因为朱棣不仅要夺取大宁之地，更重要的是要争取宁王和大宁之军。

燕军来到大宁城下，朱棣派人进城通报说因为穷蹙，前来求救。

宁王得知朱棣来到，两人虽为手足至亲，却不敢开放燕军入城，因为燕王毕竟是朝廷的反叛。

但宁王这时也因不奉诏旨被削夺了护卫，对朝廷怨愤不已，所以二人不免同病相怜。

宁王邀请燕王单骑入城，二人一见，执手大恸。

朱棣向宁王讲述了自己不得已而起兵的原因，还请求宁王代为起草给朝廷的谢罪表。

朱棣一连在城中住了几天，二人相得甚欢，宁王全然不备。

这时城外的伏兵也在悄悄活动，一些吏士潜入城中，与三卫的部长和许多戍卒都拉上了关系。

朱棣向宁王辞别，宁王到郊外为他饯行，突然伏兵尽起，将宁王劫持而走 。

这时朵颜三卫的骑兵和事先串通的戍卒也集合了起来，配合燕军攻破城西北角。

燕军一拥而上，冲入城中，俘获守将都指挥房宽，杀死关在狱中的卜万，都指挥朱鉴力战不支死在混战之中 ，宁府长史石撰不降也被杀害。

战斗很快结束了。

朱棣下令安抚城内军民，并派陈亨的家奴和城中的家属去松亭关报告城中的情况。

这时刘杰、陈亨听说大宁之变，带兵前来援救，但军士们听说城中的家属平安无事，就都不想打了。

刘杰、陈亨不得不往回返，他们走到乱塔黄崖扎营休息。

陈亨这时起了异心，他与营州中护卫指挥徐理、右护卫指挥陈文商议，打算投降朱棣，结果一拍即合。

这天夜里二更，他们趁军士们熟睡，带兵攻破了刘杰的营地。

在慌乱中刘杰仅以单骑逃往广宁，后走海路奔还京师。

就这样，陈亨带领大宁的兵马降附了朱棣 。

大宁的兵马尽为朱棣所有。

朱棣高兴地连说：吾攻大宁，取边骑助战，大事蔑不济矣！朱权加入燕军虽然像是被迫，其实是一种联合，他们早已从朝廷的藩辅变成了朝廷的对立面。

他们的联合是出于维护相同的利益。

而且不仅如此，他们互相之间都很清楚谁也不满足于做一个藩王，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皇帝的宝座。

固然宝座只有一个，但现在却不是他们俩之间争夺的问题。

朱棣与宁王相约事成之后当中分天下，划疆而治，各为天子，朱权擅于文墨，于是这草徼的事便落在了宁王的身上。

朱棣能够顺利地夺取大宁，是与朱权这种半推半就的态度有关的。

此外，洪武年间，朱棣曾多次带领缘边兵马出塞，大宁的将领包括朵颜三卫的骑兵都与朱棣相知相习，这也是他们能很快地归附朱棣的原因。

在大宁的胜利，使朱棣在军事上得到很多好处。

他不仅在北部解决了北平的后顾之忧，而且大宁诸卫军队加入了靖难的队伍，大大壮大了燕王朱棣的军事力量。

另外，朱棣还选拔朵颜三卫骑兵的精锐三千人组成了一支新军，这支军队在朱棣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当大宁的战事进入尾声时，朱棣于十六日(壬子)收到世子送来的李景隆攻打北平的报告。

他决定火速返救北平。

朱棣先派出薛禄分兵攻夺富峪、会川、宽河，随后，便于十八日(甲寅)与宁王一道带领燕军和宁府的妃妾世子和货宝开赴北平。

大宁城被席卷一空。

第二天(乙卯)，大队人马来到会州。

乘半途中休息的机会，朱棣重新编排了自己的队伍，他任命和提拔了一批新的将领，统帅诸军，张玉将中军，提升密云卫指挥郑宁、会州卫指挥何寿为都指挥佥事，任中军的左、右副将。

都指挥朱能将左军，提升大宁前卫指挥朱荣，燕山右卫指挥李浚为都指挥佥事，任左军左右副将。

都指挥李彬将右军，提升营州中护卫指挥徐理、水平卫指挥孟善为都指挥佥事，任左右副将。

都指挥徐忠将前军，提升营州右护卫指挥陈文、洛阳卫指挥吴达为都指挥佥事，任前军左右副将。

都指挥房宽将后军，都指挥和允中为左副将，升蓟州卫指挥毛整为都指挥佥事任后军右副将。

同时他安排大宁归附的人马也分别隶属各军。

宁燕二藩的人马合一后，燕王的力量空前壮大了。

这就是他的基本队伍，从此这支人马跟随燕王转战南北，百折不挠，最后终于打下南京。

二十一日，朱棣带领大队人马进入了松亭关。

十一月初五便渡过白河，在郑村坝发生了上面提到的与李景隆军队的激战。

调笔弄舌且说李景隆退走德州，朱棣率大军回到北平城里。

从九月十九日朱棣率师救援永平到今日十一月九日回城前后整整二十天时间。

这期间从十月十五日李景隆围困北平到十一月七日北平围解，以世子为首的守城军民与官军坚持战斗了二十三天。

如今不仅赶走了围城的官军获得大胜，而且燕王控制了大宁地区，除掉了后顾之忧。

另外由于大宁诸卫军加入了燕军的阵线，实现了宁燕合流，北方的军事形势因而大大改观了。

朱棣一面命令休息士马准备着犒赏庆功，一面再次给朝廷上书，指斥奸臣弄权，朝廷无道，变乱祖制，申明自己起兵的合理：礼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

今我太祖高皇子也，君亲之仇，可不报乎？恒念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岁召诸王或一度或两度入朝，父皇谓众王曰：我之所以每岁唤尔诸子或一度或两度来见者何也？我年老，虑病有不测，弗能见尔辈也，岂不知尔等往来匐匍之劳勚！父皇康健之日尚如此，矧既病久，焉得不来召我诸子见也！不知父皇果何病也，亦不知服何药而不瘳以至于大故也。

礼曰：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

今忝为父皇亲子，分封于燕，去京三千里之远，每岁朝觐，马行不过七日，父皇既病久，如何不令人来报？俾得一见父皇，知何病，用何药，尽人子之礼也。

焉有父病而不令子知者？焉有为子而不知父病者？天下岂有无父子之国也邪？无父子之礼者则非人之类也！况父皇闰五月初十日未时崩，寅时即殓，不知何为如此之速也。

礼曰：三日而殓，候其复生。

今不一日而殓，礼乎？古今天下，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而不报子知者？焉有父死而子不得奔丧者也？及踰一月，方诏亲王及天下知之，如此则我亲子与庶民同也。

又不知父皇梓宫何以七日而葬，不知何为如此之速也？礼曰：天子七月而葬。

今七日即葬，礼乎？今见诏内言燕庶人父子，岂葬父皇以庶人之礼邪可为哀痛！未几即拆毁宫殿，掘地五尺，明有诏云：太祖高皇帝开基创业，平定天下，用心三十年，纪纲法度，布画大宝，犹如起造巨室，与人居处，苟为官者不修政事，不守法度，如拆毁室庐，欲求安处，焉有是理？旨哉言乎？今奸臣首将宫殿拆毁，与所言大相违背，使天下之人遵法，亦难矣！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我父皇存日，尝与诸王曰：我为天子，盖造宫殿，不过欲壮观天下，万邦来朝，使其观瞻，知中国天子之尊严也。

然此劳军民之力，费用钱粮，岂易尔邪？盖此宫殿，极为坚■，使后世子孙不须更造，以劳军民。

今拆毁祖业，礼乎，非礼乎？父皇宾天，不得奔丧，欲自诣京，复恐外人不知者谓有他志，故吞声忍气，不敢出言，痛裂肺肝，泪从中堕，不意奸邪小人，交构为恶，巧言欺惑，变乱祖法，岂不知《皇明祖训》御制序云：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一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训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

呜呼，其敬戒之哉！伏自父皇宾天，闻齐泰等奏定礼仪，凡朝夕几筵，揖而不拜，及小祥节■，祭不亲与。

我差百户林玉、邓庸等奏事，辄被囚系，垂楚锻炼，令诬王造反，云擅自操练军士，造作军器，必有他图。

齐泰等明知《皇明祖训》兵卫内二条：凡王教练军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临事有警，或王有间暇，则遍数不拘。

又云：凡王入朝，其随侍文武官员，马步旗军，不拘数目。

若王恐供给繁重，斟酌从行者，听。

其军士仪卫旗帜甲仗务要拜明整肃，以壮臣民之观。

想惟太祖高皇帝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岁操练军马，造作军器，惟欲防边御寇，以保社稷，隆基业于万世，岂有他哉！其奸臣齐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复知有朝廷也。

七月以来，诈令恶少宋忠、谢贵等来见屠戮，为保性命，不得已而动兵。

宋忠、谢贵俱已就擒，已具本奏闻，恭候裁决，到今不蒙示渝。

齐泰等又矫诏令长兴侯耿炳文等领军驻雄县、真定，来攻北平。

重为保性命之故，不得已而又动兵，败炳文所领军马，生擒附马李坚、都督潘忠、甯忠、顾成，都指挥刘燧、指挥杨松等。

奸臣齐泰揭榜毁骂，并指斥太祖高皇帝。

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何如哉！十月十六日，又矫诏令曹国公李景隆军总领天下军马来攻北平。

躬率精锐，尽杀败之。

李景隆夜遁而去。

若此所为，奸臣齐泰等必欲杀我父皇子孙，坏我父皇基业，意在荡灭无余，将以图天下也。

此等逆贼，义不与之共戴天，不报此仇，纵死不已。

今昧死上奏，伏望悯念父皇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奋万死，不顾一生，艰难创业，分封诸子，未及期年，诛灭殆尽。

俯赐仁慈，留我父皇一二亲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至幸。

不然，必欲见杀，则我数十万之众，皆必死之人。

谚云：一人拼命，千夫莫当。

纵有数百万之众，亦无如之何矣。

愿体上帝好生之心，勿驱无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恩莫大也。

倘听愚言，速去左右奸邪之人，下宽容之诏，以全宗亲，则社稷永安，生民永赖。

若必不去，是不与共戴天之仇，终必报也。

不报此仇，是不为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

伏请裁决。

此次上书，态度十分倔犟，甚而有强辞夺理近于狡赖者，比如建文诏中燕庶人父子分明是指朱棣及其子高炽等人，其时朱棣已被剥夺王爵，故称为庶人，朱棣书却反诬诏书为葬父皇以庶人之礼。

朱元璋曾以起造屋室比喻开创基业，朱棣则抓住建文朝拆毁宫殿一事，直指他们坏了祖宗的基业。

唯上书中动辄以祖训为说辞，辩护最为有力。

《皇明祖训》中所规定亲王教练军士等内容，原本是为了使亲王屏藩帝室，不想留下漏洞，反为亲王所利用，朝廷的指责则显得无力。

这次上书正值燕王屡胜，气壮山河，指朝廷如敌国外患，竟至有不共戴天之语。

朱棣之好勇斗狠，雄毅恣肆跃然纸上。

同时，朱棣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描绘成动以国家为念的皇叔，而信中不仅挑拨齐泰、黄子澄与皇帝的关系，而且暗示诸王与之连为一气，以携手对付朝廷。

然而这次上书依然没有回音。

朱棣接连获得胜利。

北平城内，燕府上下，洋溢着胜利喜庆的气氛。

由于燕军的坚决抵抗，李景隆的五十万官军，溃于北平城下。

燕王的胜利多亏了北平军民的拼死效力。

燕王于军民有何仁，而能令军民蹈死不顾？其实，北平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军民并不清楚朝廷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燕王是太祖第四子是确定无疑的。

多年来他镇守北平，出塞防边，立有赫赫战功。

燕王只要说朝廷里出了奸臣就够了。

军民上下无不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义战，燕王要除去朝中之奸，维护皇室，拯救先帝子孙，谁能说个不是呢？对于此役的胜利，朱棣自然也大喜过望，对军民也不无感激之情。

赏赐犒劳是无所吝惜的。

但朱棣深知以北平之一隅对抗朝廷，胜败之数并未最后确定，稍有疏忽，随时可能招致失败。

不知他是否已经警惕在他自己的上书中表现出的一种狂放，然而对众将士，他都曾及时提醒他们骄兵必败。

他对将士们说：常胜之家，难以虑敌。

夫常胜则气盈，气盈则志骄，志骄则慢生，败机乘之矣。

他举出周公胜敌而愈惧的故事，说明小心谨慎使周室得以昌盛。

他说：古语云‘惧在于畏小’，予不患众不能胜，但患不能惧尔。

他时刻看到朝廷大兵压境的危险，说：彼以天下之力敌我一隅，屡遭挫衂，将必益兵以求一决，战兢惕励以惩前失。

我之常胜，必生慢忽。

以慢忽而对兢惕，鲜有不败。

须持谨以待之。

朱棣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家。

他胸中怀有全局，绝不以一时之胜忽略了通盘筹算。

几天之后，朱棣向作战有功的战士颁发赏赉。

不少将领升了官。

朱棣很懂得如何驾驭军队，他善于使用奖罚的手段驱使将士用命。

他说赏罚是公天下之道。

奖赏合乎人心，就会收劝励之效，惩罚合乎人心，就会收儆戒之效。

善于为政者，不以奖赏施于个人所亲，不用惩罚加于个人所怨。

需做到像衡石一样平稳，像水镜一样清明。

他称赞将士竭诚效力，要论功升赏以酬其劳。

他说自己一个人是难于周知全面情况的，他要求诸将对每个人的战绩要从公核报，不徇私情，不亏公议，有功无功，不令倒置。

务使爵赏得当。

凡是有功而被埋没、奖赏不足以酬其劳的，一定要当面讲明，不许退下后再说闲话 。

在这次赏功中，不少人得到了提升：燕山右护卫指挥使谭渊，指挥佥事陈贤，致仕指挥佥事高实、申用，富峪卫指挥佥事景福，会州卫指挥使谢芳、陈旭，指挥佥事端亮，营州左护卫指挥同知钱武，济阳卫指挥佥事祁义，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陈珪，燕山前卫指挥同知李清，燕山左卫指挥使徐祥。

这些人全都升入北平都司任职。

一个都司管辖许多卫，都司的指挥要比卫、护卫的指挥地位高出许多。

然而，朱棣作为亲王，仍然是朝廷的臣民，并不具有提升诸将官职的权力。

这样做本身对于朝廷就是一种叛逆行为，何况此时朱棣已被朝廷剥夺了王爵。

由于朱棣的经营笼络，实际上，在燕王势力所到之处，已经形成一个与朝廷抗衡的独立王国。

他所网罗的，不仅有自己多年的部下，曾跟随征战为其效力者，还有一些因与燕王勾结谋反而被朝廷罢黜的官员，如前都指挥佥事周成、袁成、张睦，朱棣也恢复了他们的职位。

燕军在战争中颇有伏获。

被伏官军士兵，愿留的留，不愿留的朱棣便将他们随时遣散。

朱棣听说在被俘军士中有几个是从皇陵守卒中抽调来的，不禁为之恻然。

朱棣就藩之前，曾长期声老家凤阳驻守练兵。

他实际上是在老家长大的。

几个皇陵守卒使他想起了老家的草木，祖宗的陵寝。

也想起他这几十年的经历，看见这几个召至面前的军卒，好像又回到了凤阳军中。

亲不亲故乡人啊！朱棣把他们叫到身边，不免询问起皇陵的情况，又着实抚慰了一番，朱棣说：幼冲(指建文帝)不思祖宗陵寝为重。

守卒以调而来。

天下士马固多，岂少此数人。

朱棣下令给他们衣粮，让他们仍然归守皇陵。

难说朱棣对祖宗没有感情。

但从另一方面看，朱棣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攻击朝廷，借题发挥。

朱棣起兵篡位，为天下所指，但他总是设法陷朝廷于不义地位。

调几个皇陵守卒参战，竟被说成是不以祖宗陵寝为重。

自己则处处标榜尊崇祖训，藩屏邦家。

朝廷方面呢，位处至尊正统，一开始便认为自己以正压逆，以强压弱，胜算在握，不必计较一些细枝末节。

不料却因而常给朱棣留下可乘之机。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兴焉。

如此下去，形势真是不可逆料的。

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颁发一道檄文，说是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之下藩屏诸王、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

朱棣的一个用心，便是指责奸臣惑主，动辄说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军民。

本来，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马上不能治天下，当社会秩序稳定后，文臣的地位势必提高，武将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会心怀不满，这成为朱棣利用的口实，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谗佞，不仅在于动员舆论，而且是故意表现出是为武将们泄愤，借以拉拢他们为己所用。

朱棣还把自己及众亲王描绘成一副无端被害的模样，以争得民众的同情心，并借以呼吁反叛诸王与之结成联盟。

最后，檄文声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

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

他号召：天下都司，并各处卫所指挥官吏，当思我父皇恩养厚德，同心戮力，整尔士卒，砺尔戈矛，星驰前来，共行捕获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宪。

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孙基业以永万世。

读这一通檄文，洋洋洒洒，声气夺人，真有席卷天下之势。

不过，朱棣振振有词，反复说钦遵《皇明祖训》如何如何。

《皇明祖训》是怎样写的呢？我们已在前面引过《皇明祖训》原文了。

朱棣所为与祖训规定相较实有大谬。

在新天子即位之后，即使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也要奉天子密诏才能统领镇兵讨平之。

今不但无天子调兵勤王之密诏，反有削燕王爵之明诏。

而朱棣还是断章取义反复引用祖训，他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先声夺人，而且取得了事实上的军事胜利。

他声称有精兵三十万虽不免有所夸张，但与实际相去必不至甚远。

朝廷方面面对这一形势如何措置呢？在燕王舆论的压力下，朝廷宣布罢免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职务。

理由没有宣布，据说朝廷意在撤掉燕军攻击的目标，借以缓解燕军的攻势。

然而，建文帝实际并未让齐泰、黄子澄离开左右，仍然让他们参与密议。

朝廷所为，实是失策之举。

撤掉齐黄，等于承认了燕王关于奸臣乱政误国的指责，只能长燕军的威风，灭官军的锐气。

同时，我们看到，朝廷对于燕王在上书和檄文中所提出的指责及燕王的叛逆之罪，均未做出更有力的辩驳。

当然，靖难之役后，凡不利于朱棣的文献全都被销毁了。

使得我们不能了解双方论辩的全貌。

不过，我们从朱棣给朝廷的上书中，也可以看出朝廷的论辩不是很有力的。

朝廷也并不甘心失败。

李景隆既已加官，乃整顿军马，屯兵德州，以备明春再举。

燕王起兵后，河北诸卫一带官军将领非败即降，大多加入了燕王的营垒，只有少数军官为朝廷力战而蹈死赴义。

蓟州马宣及镇抚曾浚在与众披縻中率众力战而死后，河北指挥张伦率领两卫的官军自拔南归，宣誓矢死报国 。

他们接受朝命加入了李景隆军。

同时，朝廷也想在战场之外屈服燕军。

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向建文帝献策约束诸王的书生高巍，被命景隆出师，参赞军务。

这时，参赞军务高巍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出使燕藩，披忠胆，大陈义礼，晓以祸福，劝说燕王罢兵 。

高巍受命来到燕藩。

见燕藩旗甲鲜明，军伍整肃，毕竟胜军，气象不同。

他自称国朝处士臣高巍，将事先拟好的书信送至燕府。

这信说：太祖上宾，天子嗣位，布维新之政，天下爱戴，皆曰：内有圣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现于今矣。

不谓大王显与朝廷绝，张三军，抗六师，臣不知大王何意也。

夫以顺讨逆，胜败之机，明于指掌，今大王藉口诛左班文臣，实则吴王濞之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

巍窃恐奸雄无赖乘间而起，万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

今大王据永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虽易若建瓴，然自兴兵以来，业经数月，尚不能出蕞尔一隅之地。

况所统将士，计不过三十万，以一国有限之众，应天下之师，亦易罢矣。

大王与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在离间，况三十万异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协力，效死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为大王■泣流涕也。

愿大王信巍言，上表谢罪，再修亲好。

朝廷鉴大王无他，必蒙宽宥，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

倘执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国之富，恃小胜，忘大义，以寡抗众，为侥幸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税驾也。

况大丧未终，毒兴师旅，其与泰伯、夷、齐求仁让国之义，不大径庭乎？虽大王有肃清朝廷之心，天下能无篡夺嫡统之议？即幸而不败，谓大王何如人？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

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

死忠死孝，巍至愿也。

如蒙赐死，获见太祖在天之灵，巍亦可无愧矣。

高巍的信送上之后便杳无回音，不得已便再上一通，但仍然得不到回信。

高巍冒死上书，忠勇可嘉，但形势并不因一介白发书生的雄辩可以逆转。

燕王朱棣已从燕府一隅，发展至三十万众，不数月间攻占了北平、密云、永平，可谓所向披靡，而朝廷为避其锋，已将齐泰、黄子澄罢免。

当此之时，什么夷齐求仁让国之义、篡夺嫡统之议是不能打动朱棣之心的。

此后不久，李景隆也致书燕王请罢兵。

其书今已不存，但从燕王的答书中，可看到朝廷的态度已经软化，且亦标榜守太祖朱元璋的遗训，要全宗亲骨肉大义，已从武力削藩变为羁縻笼络了。

建文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燕王的答书说：近总旗魏再兴来，得汝二月十三日书，披观至再。

辞意苟且率略，不见诚实之情。

度此非出汝之心口也。

何则？汝之祖为孝，父为孝，汝出于孝子之家，岂肯妄诞答此！必奸臣假汝之言以诒我。

我与汝以家而论分居长，以朝廷而论，爵为亲王，俱不当相待如此……又云：尚书齐泰、太卿黄子澄已屏窜遐荒，天理昭明，于斯见矣。

若以我太祖公法论之，必使其身首异处，夷其九族。

今屏去遐荒，想不出千里，必召而回，为幕中之宾矣。

此外示除灭小人，内实不然，诚为可笑……汝云：近年以来，钦蒙太祖高皇帝圣训谆谆，今犹在耳。

吁，《皇明祖训》乃不钦遵，若谆谆在耳，必不如此。

……又云：骨肉有伤，大乱之道，欲舍小怒，以全大义。

……昔我周王弟被奸臣诬害，言大义灭亲，与今所说大相违背。

……父皇宾天，骨肉未冷，即将周齐湘代岷五王破家灭国，国公至亲，岂不痛哉！非痛五王，乃痛太祖高皇帝也。

今又来灭我，其可乎？闲尝与布政张昺、长史葛诚言祖训，昺诚云：齐泰等言《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

……如此变乱祖法，恐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贻笑于万世也。

朝廷有如此失政，国公以太祖高皇帝圣训谆谆，今犹在耳，其可不忧惧者哉！奸臣齐泰等假以诬亲王造反为由，实图天下社稷之计耳。

……谢贵、张昺可吐露实情，谓齐泰等愤恨当太祖高皇帝时位居下僚，不得柄用，且慄慄度日，朝不保夕。

今少主不亲政事，正其得志之秋，祗虑诸王藩屏，未得大纵，遂同心协谋，以灭诸王，方得永享富贵。

……汝为大孝，国家至亲，慨念人生世间不满百岁，死生俄顷，倘汝一旦溘终天年，有何面目见我父皇太祖高皇帝也！姑以汝之心自度之，为父皇之仇如此，为孝子者可不报乎？因汝来书，不得不答，再不宜调弄笔舌。

但恐兵衅不解，寇盗窃发，朝廷安危，未可保也。

所欲言者甚多，难以枚举，忽遽简略，汝宜详之。

从朝廷方面说，齐、黄明罢暗用，高巍千里游说，李景隆投书燕王，都是为了使朱棣放松斗志，而实际却在集结力量以待决战。

有湖广布政司左参议杨砥者，竟公然上书朝廷要求罢兵，说是帝尧之德；始于九族。

今宜敦睦诸藩，无自剪枝叶。

如此不识时务，当然遭到断然拒绝。

杨砥本人也受到了安置辽东的处分。

从燕军方面看，起兵数日取密云、下水平、袭雄县、掩真定、易若建瓴气势正盛，更无罢兵之理。

双方仍不可避免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

血染白沟河在高巍使燕，燕王与李景隆调笔弄舌的同时，双方的军事活动仍在紧张地进行。

在北平的东北面是辽东，西北面是大同，都是军事重镇。

要保证北平的安全，解除后顾之忧而专心南下，一定要先控制这两个地方。

李景隆南遁，正是朱棣收拾地方巩固地盘的有利时机。

他首先把目标投向辽东。

当时驻守辽东的是吴高和杨文。

朱棣分析当时的形势，说：辽东虽远隔山海，常扰永平。

吴高虽怯，其行事差密。

杨文粗而无谋。

我一计去吴高，则杨文无足虑矣。

用兵之道，伐谋为上。

此计得行，则坐制一方，无复东顾之忧矣。

朱棣去掉吴高，用的是离间计。

他写了两封信分别派人给二人送去。

但他故意将二人的信交换了一下。

给杨文的信，送给吴高，信中对杨文肆意毁辱。

而给吴高的信，却送给杨文，信中对吴高极力赞美。

二人接到信后，都把信上交给了朝廷。

朝廷不辩真伪，不知是计，对吴高产生了怀疑。

结果，吴高的爵被削，还被遣往广西。

只剩下杨文一将独守辽东。

朱棣这一计，不仅拆除了杨文的犄角之助，而且弄得辽东军中人人互相怀疑。

进退无据，不敢放心大胆地出战 。

辽东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大同了。

这时，谍报李景隆在德州招兵买马，调集各处军马，以期明年大举。

面对这种形势，燕军如何动作，燕王与诸将颇进行了一番讨论。

有的将领认为，李景隆即将来，燕军应当有所准备，不当离开北平。

朱棣则认为，李景隆即使要大举，也要等到明年春暖。

燕军进攻大同，大同告急，便会向李景隆求援，李景隆如果出援的话，他的不耐严寒的南方士卒千里赴援，也必然疲惫而不堪战斗。

十二月十九日乙卯燕军便向大同进发。

十二月二十四日燕军至广昌(今河北涞源)，守将汤胜等举城投降。

第二年(建文二年)正月初一，燕军来到蔚州城下。

城坚守不下。

守城指挥李诚，号称冲天李从水沟出城见燕王，相约献城自效。

李诚回城后，阴谋败露，被收下狱。

城外军士迟迟不见动静未免攻城心切。

朱棣也怕久滞坚城之下，兵钝威挫。

燕军发现城外有旧筑敌台起楼，楼上厚架有飞桥跨接城上，而现在桥毁台存。

燕军决定以这座旧敌台为隐蔽，向城上进攻。

朱棣下令各军用布囊塞满雪土，从台上推下，待堆得与城同高时，便乘之入城。

土袋垒得差不多的时候，燕军用霹雳车飞石轰击城墙，城墙震裂。

这时城中守将王忠、李远等决定举城投降。

蔚州之下，实际两军并未接刃。

二月初二，朱棣升投降的尉州卫指挥同知王忠、张远、李远为北平都指挥司都指挥佥事，令他们仍领本部精锐与燕军同攻大同。

但朱棣并非对降将完全信任，升官重用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有以制驭。

朱棣命人将这些人的家属送至北平。

名为优待，实际是拿他们做了人质。

这种心照不宣而又无可奈何的做法，在封建的主仆之间是并不奇怪的。

主子使用奴仆，是对他的信任，但奴仆要小心，如不驯服，主子是随时可以刑戮加之的。

奴仆则甘愿为主子效忠。

不信，请用家属作为抵押！朱棣麾师西进，直指大同。

大同是代王朱桂的封地。

诸王被削，同病相连。

朱棣的上书、檄文动辄说朝廷戕残骨肉，未尝不是说给诸位亲王听。

此前朱棣夺大宁，把宁王拉入军中，与之结成联盟。

这次他西进大同，除了为解除后顾之忧外，当然也希望得到代王的响应。

朱桂闻说燕王西来，便欲起兵响应。

但他早已受到当地守军都督陈质的控制，无法行动。

燕军攻大同不克，而李景隆的援军又已西出紫荆关，向大同进发。

前有坚城，外有援兵，燕军不得不从居庸关撤还北平。

西进的计划失败了。

随着燕军的撤退，陈质旋即率师夺回了蔚州和广昌。

李景隆军势甚盛，朱棣诫谕诸将坚守勿与战。

而李景隆鉴于天气寒冷，此次出师的目的在于明春的大举，也便撤还德州。

一场大战在所不免。

朱棣也在为之做准备。

除了上述与官军之间的舌争笔战外，朱棣还努力加强自己的实力。

他进一步与蒙古首领勾结，希望借助鞑军战胜官军 。

同时，仍然利用他长久镇守地方的影响，继续策反北平周围朝廷的文臣武将，使他们参加自己的营垒。

前面蔚州的指挥王忠、李远便是这样的将领。

这时，保定的知府雒佥也叛降了燕军。

燕藩的初胜，也使他成为那些不满朝廷的人的投奔之地。

一些武臣在朝中犯法或者因涉嫌私通燕藩失掉了职务，都纷纷投入燕军。

兴兵征战，致天下不宁，而无数将士抛头洒血，军民难免有怨怼之情。

还有一层，朱棣起兵，实早有预谋，此番大战实发端于朱棣欲篡夺皇位。

朱棣的宣传把宣战之责推给朝廷，但天下耳目可欺、而天地鬼神之心不可欺，朱棣对此不能无所畏惧。

为了收揽人心，也为了超度十余万将士的灵魂，缓天地鬼神之怒，二月三十日(乙丑)，朱棣派第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祭阵亡将士，抚恤其家属。

朱棣说：天下将士，从皇考南征北伐，宣力效劳，以定天下。

迩者奸臣驱其战斗，败死于锋镝之下，不可胜计，深可哀悯。

他命收拾将士的骸骨，给予安葬，以免暴露山野。

指挥耿孝等到郑村坝各战场所收达十余万具之多，将它们安葬于北山之原。

各坟墓前都树立了简单的标志，还规定墓地内禁人樵牧，有发掘者，治以死罪。

朱棣派官对这十余万人致祭。

祭文是朱棣亲自撰写的。

祭文说：呜呼！昔我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剑扫除祸乱，平定天下。

尔诸将士俱从南征北战，略地攻城，栉风沐雨，宣力效劳，共成我国家大业。

眷念功勋，无由报答。

兹者，奸臣浊乱朝纲，同谋不轨，图倾基业，覆灭诸王，调弄将士，披坚持锐，列阵成行，以兵向我。

故不得已亲率精兵与尔等交战，我之将士思念太祖高皇帝恩养厚德，忘生取死，心无怖惧，忠诚感通，神明昭鉴，虽众寡不侔，行见摧败，尚念诸将士毙于矢石锋刃水火之中，其畴之仇，何罪而至此哉！缘其不慧，为奸所惑，驱之于死地，可哀也。

已命僧修荐，因此资冥福，拔昏热之途，趋德之路。

复念尔等骸骨暴露，弃于山野，雨淋日炎，顾视弗忍，乃命收什，■于北山之原。

封以厚土，树以佳木，裨永久而不坏也。

故用勒诸玄石，立于墓侧，并系之以铭：生物芸芸，必资于后，天下亭毒，曷克厥止？帷圣则之，遇物无私，一视同仁，子育春滋。

哀彼之伤，若已之疾，无罪驱死，巨蠹之贼。

缅维古礼，埋胔以时，不俾暴露，仁政之施。

呜呼尔众，国之忠良。

奸臣肆毒，甚于虎狼。

死于战阵，曾不尔戚。

我心恐伤，恒焉尔惕。

念尔骸骨，弃于山野，日炎雨淋，我岂忍见！拾而聚之，窀穸于斯。

魄其安矣，魂其妥矣。

维石崟崟，勒铭山阿。

维卜万世，其永不磨。

那北山之原的新坟，远望如门钉鱼鳞。

那一具具血肉之驱，曾经如生龙活虎。

虽然今已睡卧黄沙，而白发红妆的思念能割得断吗？料峭的寒风吹散了缭绕的香烟，零落的纸钱随着黄沙飞舞。

那高僧的抑扬的吟唱和朱棣假仁假义的铭辞，果然能为十余万鬼魂超度荐福吗？朱棣很懂得宣传的作用。

他要为自己开脱，他希望部将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

一场新的大战正在紧张地准备。

三月初一，朱棣集合兵马举行大阅，战旗一开，将会又有一批人尸抛山野，血洒黄沙。

这时，李景隆驻军德州，郭英、吴杰等驻军真定，逐渐向北推进。

经过数月的积聚，李景隆军势甚盛。

建文帝欲壮军威、期在必胜，遣中官赐给李景隆以斧钺旗旄，军中得便宜行事。

但小有不幸的是中官离京师渡江之时，正遇上大风，那一套钺斧旌旗却沉入水中。

有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但建文帝不以为意，再派中官北上，务将斧钺旗旄送至军中。

李景隆得到朝廷的赏赐和特命，意气更加昂扬。

四月初二日，朱棣召集诸将，商议出兵迎敌。

初五，朱棣带领诸将祀祭军牙六纛之神，准备出师。

第二天大军出城南，驻于马驹桥 。

随即向武清进发。

这时官军也在北进，两军相距不过百里之遥。

十六日，燕军从武清派赴德州、真定侦察敌情的谍者回报说，李景隆军已过河间，前峰到达了白沟河，郭英已过了保定，拟于白沟河与李景隆合师北上。

朱棣下令继续南下，师驻固安。

四月二十日，天气闷热，过早来临的暑气使一切都显得有点沉重。

燕军西渡拒马河，在苏家桥驻营 。

待营帐扎稳后，朱棣与诸将一起分析军情。

他对丘福等说：李九江志大而无谋，自专而违众。

郭英老迈退缩。

平安刚愎自用，胡观骄纵不治，吴杰懦而无断。

数子皆匹夫，其来无能为也。

惟恃其众尔。

然众岂可恃也？人众多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应。

前后不相救，左右不相应，徒多无益也。

况贼将帅不专，而政令非一，纪律纵弛而分数不明。

他认为郑村坝之战，就是人多不一定可取胜的例子。

他又说：将者三军之司命也。

将志衰则三军之勇不奋，而败迹形矣。

其甲兵虽多，粮饷虽富，适足为吾之资耳。

尔等但秣马砺兵，听吾指挥，举之如拾地芥。

兵法所谓，敌虽众可使无斗。

又曰，识众寡之用者胜。

吾策之审矣。

第患尔等过杀。

当谨以为戒。

入夜时分，忽然狂风大作，呼雷闪电，大雨如注，丘垅中的雨水卷着黄泥，流满了沟沟濠濠。

雨实在太大了，遍地的积水已无处渲泄，迅速上升，竟达三尺之深。

坦荡的原野，一时成了水乡泽国。

可怜数十万军士头顶大雨，脚踩黄汤，几乎化作鱼鳖，云低雨猛，植立于地上的刀枪，尖端不放出火球，互相撞击劈劈叭叭，连弓弦也铮铮作响。

已经入睡的朱棣，被大雨惊起，营帐内的积水已经过了卧榻，朱棣只好在榻上再叠放交床，坐以待旦。

大雨推迟了战争的进程。

这些雄师骁将可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却无法和老天爷一争高低。

二十四日，天气大大放晴了。

地上的积水也已经退去。

被暴雨洗过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新。

在泥水中挣扎了几天的将士们终于可以舒服地呼吸了。

然而，在使人类为之慑服的大自然的神威暂时隐退之后，人类又恢复了他们自相残杀的本性。

强敌在前，一刻都不能放松。

造化施予人类的如此美妙的原野竟然要成为血腥的战场。

朱棣下令整顿军队，并带领诸将祭告天地。

在朱棣虔诚地拈香施礼时，据说天上有神爵五色出现，飞驻于旗杆之首，祭祀的大礼完毕后渐向西北飘去。

祭仪一完，诸将便抢先来向朱棣报告。

朱棣说：此神灵告我所向也，必有大捷。

当然，朱棣与诸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雷雨中的刀枪放火而且铮然有声，也不知道那五色神爵其实是雨后云影雾光的变幻，但他们却同样希望自己确有神灵相助。

他们不愿揭破甚至是故意散布这无稽的神话，不如此便无以壮军威、定人心。

朱棣未必不信神，但他从战场形势判断，认为欲战胜官军必须占据白沟河上游的有利地势，才可收以顺击逆之效。

白沟河从西北流向东南，它的上游正是西北方向，而这正与神爵所指之方向相合。

于是，朱棣命令大军向西北循河而进。

朱棣先令百余骑向对岸发炮以造成主力打算在此渡河的假象，朱棣自己却率大军循河向西北进发。

日当正午，燕军渡河。

不料，官军在河对岸早已埋伏一支兵马，那是都督平安率领的万余骑兵。

这平安是一员骁将，曾经随朱棣出塞扫除残元势力，因此对朱棣的用兵甚为了解。

李景隆派他做先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朱棣见是平安，不免对这位往日的部下有几分轻蔑。

他说：平安竖子，往从我出师塞北，频见吾用兵，故为先锋。

平安的出现迫使朱棣改变老一套的打法。

他声称用兵机变，神妙莫测，并表示：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胆俱丧，不知所生。

平安奋矛率众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也奋跃而战，燕军先锋大败，死伤甚众，被迫退却。

燕军中有一内官名叫狗儿，英勇善战，这时见到燕军败阵，便率领千户华聚迎战冲过河来的官军。

百户谷允冲入敌阵，连续斩杀七人，朱棣亲自率军突出敌后，对平安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燕军扭转了被动局面。

这时李景隆、胡观、郭英、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称百万列阵以待。

朱棣麾师与官军展开一场鏖战。

天色渐渐昏黑。

只有官军预先暗藏在地的火器一窝蜂揣马舟时时放出闪烁的火光。

一窝蜂，其状有如鸟铳之铁干而稍短稍粗，可容弹百枚。

点燃火药后，百弹齐发，声如蜂鸣，远去四五里，所中人马皆穿。

一窝蜂以皮条缀之，一人可随身携带而走，战时以小铁足架于地上，其首稍昂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固定于地。

一窝蜂也可以置于双轮木车之上，进退自如，实为攻守之利器。

尽管燕军作战英勇，但也无法抵挡官军火势的凶猛，燕师死伤甚众 。

双方战至深夜，各自回营。

朱棣在混乱之中竟找不到行营所在，只有三人跟随在他身边。

朱棣听到水声，下马察看河水流向，辨明东西，判断营帐在上流，仓促渡河而去。

朱棣摆脱了官军，又陆续有三四名走散的骑士加入了他们回营的行列。

朱棣追上大军，命令就于白沟河北扎营，秣马蓐食，等天亮渡河再战。

朱棣累了，他进入营帐，解去铠甲，躺在卧榻上筹划着明天的战斗。

朱棣步出帐外，环顾四野，遍地都是燕军官兵。

行灶中闪动着火光，营帐上缭绕着炊烟。

这时燕军骑兵有十余万之众，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六十余万的强敌。

所幸的是官军多是久不临战的士兵，主帅李景隆又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

燕军呢？他们大多久驻边塞，不少将士曾随朱棣北征，特别是燕军中有一些能征贯战善于骑射的蒙古将士，朱棣待之不薄，倚之甚重，他们也甘愿为朱棣效力。

胜败之算是没有把握的，但朱棣相信自己的将士，更相信自己的坚毅。

仰望星空，繁星满天，那迟到的下弦弯月，刚刚爬上东天。

白沟河两岸数十里内的百姓早已逃散了，夜已渐深，将士们也都逐渐睡去了，四野一片死寂。

朱棣也返回了营帐。

担任宿卫的除了原有的亲兵外，还有刚刚从官军投降来的蒙古骑士三百人。

朱棣为表示不疑，就给了他们担任宿卫这样的殊荣。

蒙古骑士们也因此对朱棣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天刚刚透亮，朱棣已传令集合队伍准备渡河。

他找遍营帐内外，却不见了昨天归降的那些蒙古骑兵。

一问，才知道是被燕军中的胡骑指挥省吉杀了。

原来昨夜朱棣刚入睡，省吉就让他们解甲释兵而休，接着就把他们都杀了。

省吉说是怕这些降人乘夜生变。

朱棣不禁大怒，他说：彼既来降，当诚心受之，岂可纵杀！借疑其不诚，必杀其众然后已，且人众，又岂能尽杀！昔李广杀降，终不封侯，尔之功名，由此不显矣。

朱棣擢谷允为指挥，以奖励他临阵的勇敢，他又乘新部署了队伍，令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令丘福将骑兵继之。

天亮时，燕军已全部渡过了白沟河。

官军准备得更为充分，早已列阵以待，军伍延绵数十里。

他们没有连夜渡河跋涉之苦，将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朱棣戒中军张玉、左军朱能等，一定要先摧官军之锋，然后马步齐进。

官军首先出战的是瞿能、瞿良材父子。

这瞿能是合肥人，其父瞿通在洪武中逐渐做到都督佥事，后来这官职便由瞿能继承。

瞿能是一员骁将，曾作为四川都指挥使随蓝玉出大渡河攻打西番立有战功，又曾担任副总兵讨伐建昌月鲁帖木儿的叛乱，破敌于双狼寨。

燕王起兵后，成为李景隆麾下的一员干将。

此前攻北平，不幸遭李景隆之忌，城垂克，景隆命其候大军同进，致使功败垂成。

瞿能尝以为恨。

如今再赴战场，瞿能决心大败燕军。

他们率兵直捣燕军房宽之阵。

平安率兵从旁侧应。

房宽哪里是瞿能的对手，一交锋便被杀得大败，数百人被擒杀。

　燕将张玉见房宽惨败，面有惧色。

朱棣振奋精神，鼓励将士说：胜负常事耳！彼兵虽众，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

令丘福等以万骑，冲官军中坚，官军不为所动。

于是朱棣率精锐数千人突入官军左掖，高煦与张玉全军齐进。

突然，燕军阵后尘起，李景隆军抄燕军阵后杀来。

朱棣以七骑迎敌而敌军竟有三万之众，朱棣连杀数人便驳马而还，须臾又驰入敌阵。

左右见朱棣如此且进且退，便说：敌众我寡，难与交持，宜就大军以并力击之。

朱棣说：此贼奇兵，精锐尽在此，故吾独当之，以沮其势，使诸将得以致力于贼众。

若我就大军，彼以合力，形势相悬，数倍我众，殆难破矣。

于是复战不已。

朱棣深谙兵法之妙，他以小股精骑，牵制敌人大批人马，因而使诸将得以力战，造成局部的以多制少之势。

如果朱棣与诸将合流，官军亦合而击之，燕军人少，则难以致胜了。

朱棣智虑绝人而勇武尤其可嘉。

官军弓箭齐发，直射朱棣。

朱棣且战且退，所骑战马接连受伤，先后换了三匹战马，朱棣自身带箭三服都射尽了，便拔剑来击挡涌来的官军，而剑锋又被砍折。

在官军逼迫之下，朱棣连连退却，却只被阻于河堤。

这时瞿能挥刀杀来。

眼看就要追上朱棣，朱棣慌忙撇掉战马，急走登堤，紧急中假装挥鞭，好像在召唤堤后的伏兵。

李景隆军疑有伏兵，不敢上堤。

倏忽间，朱棣又上马执兵冲入阵中。

官军平安，善使枪刀，所向无敌。

燕将陈亨、徐忠都已受伤。

徐忠两指被砍断，尚有皮肉与手相连，他便自己把它们拽下来抛掉，撕下一块战旗，裹上伤口再战。

朱高煦见到朱棣这边军情危急，率精骑千余人前来解救，朱棣见到是高煦来了，大喜过望，说：吾战疲矣，尔进击贼。

高煦的助战使得燕军形势有所好转。

薄暮时分，瞿能率铁骑奋勇杀出，大呼灭燕。

燕军骑兵百余骑被斩杀，官军越嶲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也率众接连扑杀过来。

面对官军的凌厉攻势，燕军几乎无法阻挡，皆惊惧失色。

正当燕军惊惧欲乱之际，忽然刮起一股旋风，只见官军将旗戛然折断，军阵为之所动。

朱棣见有可乘之机，便亲率劲骑绕出敌后，与高煦合兵，乘风纵火杀敌，烟焰涨天，官军大败。

瞿能、瞿良材战殁，俞通渊、膝聚也相继战死。

有位王指挥，本是临淮人，常骑小马，军中呼为小马王，战斗中被重创，他脱去身上的甲胄，交给身边的仆从，说：吾为国捐躯，以此报家人。

立马植戈而死。

郭英向西退却，李景隆向南逃去，辎重牛马，迤逦逶弃。

燕军追至雄县■上月漾桥而还。

白沟河两岸数十里内断戟残兵，伏尸累累，鲜血染红了河水。

这一战官军被杀或溺河而死的达数万之多。

李景隆退走德州，燕军乘胜南下，李景隆再奔济南。

五月初九，燕王命都督陈亨、都指挥张信进入德州城，籍吏民，收府库，获粮百余万。

自是兵食益饶。

济南解围燕师铁骑长驱南下，官府民间无不汹惧。

朝廷的百万大军，竟不堪敌燕藩一隅之地。

好个金瓯一般的江山，眼见着便要残破。

燕军占领德州后，哨骑已先到了济阳县城外。

他捉了一些人，向他们了解官军的虚实。

被捉的人中，有一个王省，是济阳县的教谕，也就是县学中的教官。

王省被放还，他认为如今朝廷有难，他恨自己是个文人，不能像瞿能父子那样斩将杀敌，血沃沙场，也不能像王指挥那样身被重剑，立马植戈而捐躯 。

这次被俘，更是蒙受了奇耻大辱。

他回到县城，召诸生齐集明伦堂，为他们讲说君臣之义。

他说：此堂明伦，今日君臣之义何在？燕王叛逆天道沦丧！王省大哭，诸生也都痛哭。

悲愤中，王省竟以头触柱而死 。

千里赴燕上书的高巍，离开北平后只身南下。

他的三寸巧舌没能阻挡燕军的铁骑，他料朝廷与燕军之间免不了一番激战。

然而他没想到官军溃如山崩。

白沟河之役后，燕师所至诸城皆望风披靡。

他刚走出河北便听说了官军惨败的消息，大路上不时见到溃散的伤兵败卒。

高巍在临邑遇到了山东参政铁铉。

铁铉是一位身负济世之才的豪杰。

李景隆北伐，他负责督饷。

在他的指挥运筹下，官军粮饷无所匮乏。

此时铁铉正在随军南撤的道中。

高巍与铁铉酌酒同盟，感奋涕泣。

他们一同来到济南，与都督盛庸相约誓死以守。

燕军留都指挥陈旭守德州，大军拔营南进。

十五日，燕军行至禹城，在城北二十五里驻营。

午后申时，燕军起行，连夜倍道而进；拂晓，来到济南城下，这时李景隆军尚余十余万，燕师欲乘其仓促布阵未定而一举击溃之。

李景隆如惊弓之鸟，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燕军又不及防备，一战即溃。

燕军得马七千余匹，李景隆单骑而逃。

燕兵列阵围攻济南。

铁铉督众悉力捍御。

济南为江南屏障，是天下之枢会，为兵家所必争。

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召还李景隆，改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右都督陈晖为副将军，以迎燕军。

济南城池坚固，将士齐心。

燕王见不能骤克，便命人射书信入城劝降。

而城中也送出一书，朱棣一看，原来是儒生高贤宁所作的《周王辅成王论》，其旨在请燕王罢兵。

朱棣自然对之不予理采。

燕军久围济南不克，便筑堤坝拦截河水灌城。

城中将士军民，人心大恐。

布政使铁铉镇定自若。

他想了一条妙计，一定让燕军三日之内撤兵。

铁铉让守城人假装痛哭，大呼济南急矣，亡无日矣。

撤去防守器械，以示无心防守，随后派千人出城诈降。

朱棣见到济南终于投降，十分高兴，军中也为之欢呼。

出城投降的人伏地请求道：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为社稷忧。

谁非高皇帝子？谁非高皇帝臣民？其又奚择焉！唯是东海之民，不习兵革，闻大军压境，将谓聚而歼旃，是失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之意也。

请大王退师十里，单骑入城，臣等具壶浆以迎。

朱棣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以朱棣之智虑，为什么会没能识破其中之计，连城中主帅并未出降这样的明显破绽也未注意？朱棣在白沟河胜后，长驱直下，上百万官军尚且土崩，久围之下的济南城显然已经进退无路了。

古来兵匪一家，城中请燕军退避，王单骑入城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投降后还会遭到无辜的杀戮，另外大军虽退，而双方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城中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还有一层，朱棣起兵近两年，对这种无休止的征战也有点厌倦。

他急于得到济南，如果这样即使不能夺取南京，也可就此切断南北通道，划中原而自守，落得半壁河山。

朱棣觉得济南如今已在掌中。

于是，亟令退军。

第二天十八日，朱棣十分得意，乘骏马徐行进城，随行的除为他张设伞盖的侍卫之外，仅有劲骑十余人。

他们一行过了桥直至城下，城门为之开启。

朱棣进入城门，只听迎接的人高呼千岁。

朱棣正在得意时，冷不防从城门上掉下一块铁板，原来是城上早已埋伏好了壮士，只待燕王进城便下铁板击杀之，不料铁板下得稍早，只将朱棣的坐骑砸伤，朱棣大惊，慌忙换了一匹马逃往城外。

城外桥下也设有伏兵，相约燕王一旦进城，便断桥截其归路。

伏兵见燕王刚进城便又向城外奔逃，仓促之间挽桥不断，竟让朱棣从桥上逃走。

朱棣上了大当，险些送命。

他下令合兵围攻济南。

铁铉令守城将士大骂燕贼叛国。

朱棣大怒，以炮击城。

城将破时，只见城上悬出高皇帝朱元璋的神牌，燕兵不敢再发炮。

朱棣起兵，虽口称靖难，实为夺位，貌似气壮，心实有亏。

他相信武力，但也不能摆脱仍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的主宰。

如果高皇帝的神牌也敢轰击，那就使他的口称祖训露了陷，从而失去民心。

即使神不怪罪，也难以堵天下人之口。

同时，铁铉还召精兵壮士出其不意地袭击燕军，燕军防不胜防，往往战败。

朱棣愤甚，计无所出。

道衍和尚，作为朱棣的主要谋士，随时都注视着前线的战局。

他见到燕军将士疲惫，斗志消磨，觉得再打下去已经无益，不如休整以后再战，于是劝朱棣撤兵，他说：师老矣，请暂还北平以图后举。

这时，都督平安将兵二十万，北上河间单家桥，意在袭击御河(即运河)切断燕军的饷道。

又选善水士兵五千人渡河，进攻德州。

　燕王不得已而撤军。

铁铉、盛庸乘势进击，光复德州。

燕守将陈旭弃城而逃，官军军威大振。

兵困东昌在德州激战的时候，朝廷并未能拿出有效的办法遏止燕军。

他们再次把燕军退兵的希望放在战场之外。

建文帝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建议，派遣尚宝丞李得北上，下诏赦免燕王之罪，劝其罢兵，借以缓和燕军的攻势。

燕军其时锋芒正锐，自然拒绝了朝廷的劝说。

李得未能完成使命，回到朝中反倒把燕王的道理说了一通。

建文帝颇为不满，将其投入监狱。

济南解围德州光复的稍息传到南京，朝廷上下一片欢欣。

建文帝下令擢升铁铉为兵部尚书。

燕王撤军北还，战场的形势大为改观。

朝廷打算乘胜北进。

九月，建文帝下诏，命大将军盛庸总率官军北伐，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兵沧州，相互为犄角。

燕军撤退，使在五个月的固守中疲惫不堪的济南军民，摆脱了体力与精神上的重负。

他们的坚韧不拔得到了报尝，强敌在城下败北。

九月的大明湖水格外澄清。

山东布政使特进兵部尚书铁铉在天心水面亭设宴向阖城军民犒问辛苦，用胜利的事实进一步激发忠义之心。

在铁铉坚守济南的时候，有位宋参军曾被署为赞画军务。

凡守城之计，铁铉都与之商议而定。

如今燕军撤退，他再为铁铉指说天下大势。

他说：济南，天下之中。

北兵南来，其留守者类老弱。

且永平、保定虽叛，诸郡坚守者实多。

郭布政(指郭贤)辈书生，公能出奇兵，陆行抵真定，南朝诸将溃逸者稍稍收合，不数日可至北平。

其间豪杰有闻义而起者，公便宜部署，号召招徕之，北平可破也。

北兵回顾家室，必散归。

徐沛间素称骁勇，公檄诸守臣，倡义集勇，候北兵归，合南兵征进者昼夜蹑之。

公馆榖北平，休养士马，迎其至，击之。

彼腹背受敌，大难旦夕平耳。

　宋参军的谋划，未尝不是一条迅速破敌之计，果依计而行，也许朱棣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但是，铁铉并未能接纳宋参军的建议。

他选择了一条更为稳妥的办法。

当然，他也有他的理由。

他认为军饷尽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固甚。

而南将皆孥材，无足恃，莫若固守济南，帝率北兵，使江、淮有备。

北兵不能越淮，归必道济，吾邀而击之，以逸待劳，全胜计也 。

然而两年之后，朱棣竟然舍弃山东而迳渡淮临江，此计遂为失算。

十月初四，燕军回到北平。

自四月出师以来，燕军在白沟河力克强敌，且一路乘胜直下德州。

此次虽受挫于济南，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有了进展。

朱棣下令整顿兵马，升赏有功将士：都督佥事陈亨升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张信，房宽升北平都司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张玉、丘福、朱能、徐忠、李彬、陈文、谭渊、何寿、郑亨、朱荣、李浚、陈旭、孟善、景福、端亮、李远、张安、刘才、徐理、沈旺、张远、徐祥、赵彝、徐亮俱升为北平都司都指挥同知；济南卫指挥陆荣、济阳卫指挥使纪清、燕山中护卫指挥使火真，指挥佥事王友、王总俱升北平都指挥佥事；都督佥事顾成升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其余将士各升一级。

朱棣还遣官祭祀阵亡将士及死于战阵的官军，并派北平知府唐靖祭雄县山川及白沟河之神。

这时，官军仍在北进。

平安率军抵达定州，败燕兵于铧山。

燕将陈亨重受创，被抬回了北平，不久死去。

官军气势正盛。

朱棣不愿坐以待毙，他决定以攻为守，率师南进。

然而，朱棣并不明言南下，只说去攻打辽东，这南下出击的计划只有他一人知道。

大军离开北平东行。

这一天正是十月十六日。

时值初冬，干爽的寒气弥漫大地。

一阵北风吹过，抚动枯草，卷起落叶。

那树上残留的最后一批树叶，也不情愿地告别树枝，随风飘零。

田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完毕，裸露的地面上留着一排一排的庄稼的茬头。

只是偶尔还有一些没有玉米的玉米杆，掐掉穗头的高粱，还寂寞地站在那里。

运河的水一碧见底，在晴空朗日下闪着白光。

水缓缓地流着，有点懒散。

它显得无所事事。

自从元顺帝北遁后，运河上便不见了当年帆樯如林、漕船结队的景象。

但洪武几十年之间，为了支持北边的军饷，仍须调运大量漕粮。

如今南北开战，交通阻断，运河也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彩。

东进的燕军也像运河流水一样打不起精神，将士们都不乐有此辽东之行。

他们弄不清为什么在官军北上时要离城远征，他们担心会失掉北平。

大军行至通州，张玉、朱能不免发问：今密迩贼境，出师远征，况辽北蚤寒，士卒难堪，此行恐非利也。

朱棣闻听此语，不禁一笑。

这时他不能不向这两位近臣解释此行的目的。

他说：今贼将吴杰、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徐凯、陶铭筑沧州，欲为犄角之势。

德州城壁坚牢，贼众所聚；定州修筑以完，城守粗备，沧州土城，伐圯日久，天寒地冻，雨雪泥淖，修之未易便茸。

我乘其未备，出其不意，假道以攻之，贼有土崩之势。

今佯言往征辽东不为南伐之意，以怠其心。

因其懈怠，偃旗卷甲，由间道直捣城下，破之必矣。

夫今不取，他日城守完备，难于为力。

且机事贵密，故难与议，惟尔知之。

张玉、朱能闻言，如茅塞顿开，他们既深感朱棣的莫测高深，又羞于自己的愚钝，慌忙叩头称善。

师过夏店，朱棣密令都指挥陈旭、徐理等驾船先往直沽，造浮桥以济师。

大军旋即回通州，循河面南 。

诸将对大军反折南下，迷惑不解。

行伍中不免议论纷纷，而朱棣仍不愿明言，他编造了这样一套神话。

他说，夜间他见到天上有白气两道，自东北指向西南。

根据占书，执本者胜，如今只利于南伐而不利于东征。

天象既然如此显示，那是不能违背的。

朱棣指天划地顺口道来，就好像是真的得了天命，诸将士谁敢不信。

而朱棣此行，确收到了声东击西之效。

驻守沧州的徐凯等早就谍知朱棣率军东征去了。

他们为加强防备，派军士四出伐木，昼夜督工修筑城垣，根本未料到燕军会折道南下。

燕军越过直沽，避开官军设防的青县、长芦、走砖垛儿、灶儿坡，直指沧州城下。

燕军二更起程，一昼夜行三百里竟不为官军所觉。

第二天黎明，燕军行至盐仓，与官军的数百哨骑相遇，尽行斩杀。

燕军奄至城下。

徐凯并不知晓，仍督军士筑城如故，及至发觉燕军已兵临城下才部署军士仓皇应战，许多士兵甚至来不及披甲执兵。

张玉率壮士从东北攀薄登城，并派军截断官军退路。

经过一场激烈肉搏，沧州城很快便被攻克了，主帅都督徐凯、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 、李英、张杰等均被擒获。

官军万余人被斩首。

战马九千尽为燕军所得。

数千人做为俘虏。

一场夺城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下令遣散战俘，日暮犹有三千人待遣，这些人竟在夜间全部被谭渊所坑杀。

谭渊的暴行，遭到朱棣的训斥。

谭渊辩解说：此皆各处精选壮士，今放回，明当复来杀。

我尽力以获之，复纵归，以资敌，为害不已，故臣计不如坑之。

而朱棣仅数其不仁而已。

朱棣将直沽的船只调往长芦装载，所得辎重、器械及降将顺流而北运回北平，同时亲自率师继续南征。

朱棣担心驻守德州的官军可能出来邀截，便挥师从长卢渡河，循河而南，经过景州，来到德州城下。

朱棣派人到城下招盛庸来战，盛庸坚守不出。

燕军大队过后，朱棣自将数十骑殿后，城中官军侦知，派出数百骑兵前来袭击，朱棣回兵败敌，生擒千户苏■，斩杀百余人，其余皆降。

十一月十二日，燕军进驻临清，两天后移军馆陶，遣轻骑哨至大名，尽得官军粮船，取粮焚舟。

朱棣的目的在于切断南北饷道，并诱其出战。

燕军继从馆陶渡河，先后到冠县、莘县、东阿、东平、汶上，并派出游骑到了济宁。

燕军从抓到的盛庸军中的两个运粮百户口中得知，盛庸军已离开德州进驻东昌，其先锋孙霖带兵五千在滑口扎营。

滑口在山东平阴县西南三十里，是南北大路上的一个军事要地，从来为兵家所必争。

朱棣命都指挥朱荣、刘江、内官狗儿 率精骑三千余，袭破其营，斩杀数千人，获马三千匹，生擒都指挥唐礼等四人，孙霖仅以身免。

十二月二十五日，燕军继进东昌，与盛庸军主力相遇。

盛庸与铁铉闻燕军将至，杀羊宰牛宴犒将士，且誓师励众，简阅精锐，背城而镇，布列火器，毒驽以待敌军。

数月前，官军有济南、德州之胜，目前，虽滑口小败而士气犹盛。

燕军此次南下，夺沧州、袭滑口，士气也正值高涨，如此必有一番激战。

朱棣甚为得意，他认为此次盛庸由济南南下，是由于粮道被切断从而缺饷所致，而所驻的东昌又素无积蓄，因而庸军将决一死战。

破庸军只能以计。

庸欲速战，燕则不战，庸欲不战，燕则扰之。

他决定自领精骑绕出敌后，选择弱点，从而击之。

若袭击一旦得手，大军便鼓噪前进，造成庸军腹背受敌之势，必可得胜。

若袭击不便下手，也要骚扰其营以骇其心。

而庸军则想以逸待劳，控制形势，持重而不欲战。

朱棣于是亲率精骑冲击庸军之左翼，庸军不为动，再绕出敌阵，冲击其中军。

庸军开阵故纵其入，迅即将其团团围住。

再说燕军大队人马见主帅出阵，士气风发，个个跃踊，都说见敌不杀更复何待！他们不等朱棣袭击敌后便纷纷冲上敌阵。

而庸军中火器齐发，燕军尽为所伤，不得不败下阵来。

这时平安又率军赶到，与庸军相合，麾兵大战，燕王陷入重围而不得出。

朱能、周长率番骑奋击东北角，盛庸等撤西南之兵前往抵御，燕王之围稍解，朱能冲入敌阵，奋力死战掩护燕王突围 。

大将张玉不知朱棣已经突围，拨马冲入敌阵解救燕王，连连击杀数十人，终于被创而殁。

盛庸乘势猛攻，擒斩万余人，燕军大败。

时天已大黑，张玉战殁，主力败北，朱棣竟然不知，犹力战不已。

待抓到两个敌兵，才得知燕军步军已退。

朱棣也仓皇退兵。

第二天，两军又战，兵败如山倒，燕军再大败。

败退的燕军便向北撤去，散乱的军伍辎重迤逦数十里之遥，烟尘滚滚，旌旗披靡。

朱棣以百余骑殿后，官军步步紧逼。

朱棣按辔搭弓，射其先锋，且战且退。

及至高煦领华聚等来援，击退官军，朱棣方得逃脱 。

燕军西北上馆陶，亟回北平。

这时，盛庸已将军情驰报真定，吴杰、平安遣官军四出邀劫溃退的燕军。

战争是残酷的，燕兵为官军所获，往往有被披面、决目、刳心、剖腹者，就在一个多月前，燕军夺了沧州城，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坑杀了三千官军吗？弱肉强食，夫复何言！燕军退至馆陶已是腊月二十七日，后有追兵，前有拦截，从馆陶到威县数十里之路燕军竟然走了两天。

到达威县已是正月初一。

驰骋沙场，马革囊尸，方显出军人之壮勇，而值此辞旧迎新之时，燕军却无此豪情。

这时离北平还有近千里之遥，他们必须冲过强敌的防线，才能获得生的希望。

燕军退至威县，正遇上真定的官军两万兵马前来拦截。

这时燕军已从仓皇混乱的溃退中稍稍缓了过来，溃散的军士大多回到自己的营阵，各级指挥系统也渐渐地恢复，朱棣又可以施展其指挥才能了，他将数千精骑埋伏于沿路，自率十余骑逼近敌军，装作是走投无路的样子。

他勒住战马，对敌军喊：我常获尔众，即释之。

我数骑暂容过，无相厄也。

敌兵声称：放尔是纵蝎。

他们不知是计，拍马而前，准备捉拿这个穷蹙的叛贼首逆。

朱棣且斗且退，将追兵引入伏中，围而歼之，燕军方得夺路北上。

正月初五，燕军在深州再次击破平安、吴杰率领官兵的拦截。

终于在正月十六日回到平北。

东昌之役，燕军精锐丧失几尽。

朱棣起兵三年来，兵败未有如此之惨者。

此战之后，盛庸军声大振，建文帝亲自为之享庙告捷。

据说，东昌之捷实为王度所谋划。

王度，归善人，字子中，少力学，工文辞，以朋德荐为山东道监察御史。

王度有智计，盛庸代景隆将军北伐时，王度便向盛庸密陈便宜，终于有东昌之捷。

其后，景隆还朝，建文帝赦其罪而不诛，反而予以重用。

李景隆竟为忌功而谗间盛庸，王度亦因而见疏， 终至事不可为，那都是后话了。

夹河之役正当前线东昌取得大捷，壮士们奋勇围追堵截叛贼朱棣的时候，建文帝正在为凝命神宝的告成举朝庆贺，凝命神宝是一块两尺见方的青玉大印。

相传建文帝为皇太子孙时，曾梦见神人传达天帝之命，授以重宝。

建文帝刚一即位，有位使者从西方而还，献上从雪山上得到的一方青玉。

这青玉两尺见方，质理温栗，实为世所罕见。

建文帝后来宿斋宫又梦见天神送宝的事，突然惊醒。

于是他便命工匠将此玉琢为大玺，精刻细镂。

从建文二年正月至今费时一年，始克完成。

其印文是建文帝亲定，为天命明德，表正四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十六字。

自洪武建国以来，朝廷各宝玺大多四字，如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等，其他敬宗庙用皇帝尊亲之宝，赐守令用敬天勤民之宝，求经籍用表章经史之宝，已为异数。

此凝命神宝之作，实为特例。

但十六字之宝却也并非建文朝的发明，宋徽宗政和八年所做的定命宝，其文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亦十六字。

然而宣和年间，蔡京用事，有此夸张之举不为奇怪 ，而不久有靖康之祸。

如今方孝孺号称正学，黄子澄等忠勤为国，竟在遍地烽火、国事难卜之际有此虚妄之举，实令人有所未安。

建文三年正月初一日 ，建文帝率领群臣告天地宗庙，御奉天殿受百官朝贺。

奉天门内外，旌旗蔽天，仪仗林立，鞭炮、鼓乐齐鸣，百官俯伏跪拜，万岁山呼之声上干云霄 。

建文君臣们仿佛如此一来，便真的受了天命，从此之后便会宇宙永昌了。

不过，果真不久前线便传来了东昌大捷的消息，君臣上下又免不了一通祭享天庙，告东昌之捷的庆贺典礼。

与此同时，既然强敌败北，朱棣旋师，原为缓其师而罢免的齐泰、黄子澄，当然要公开恢复官职了。

一时朝廷上下一派喜气洋洋。

再说燕军兵败回到北平，自然要对东昌之役做一番检讨。

诸将以东昌无功，纷纷免冠顿首请罪。

面对俯伏在地的大小将校，朱棣深为他们的忠诚所感。

他请大家都戴上帽子起立还坐。

他说：其失在予，非尔等所致。

然而他并不是分析东昌之役中指挥上的得失得非，却指出其失在于督责不严，骄纵过甚。

他说：予以尔等皆心膂之士，骁勇善战，爱惜才难，每有小过，略而不问，驯至违律，废弃前功。

譬如父母养子，骄爱过之，纵其所为，久则不听父母之命，此岂子之罪哉？胜负兵家常事，尔等但勉图后功，若复踵前辙，虽欲私宥，公法难原，天地神明，亦所不容矣。

慈爱中有威严，督责中有激励，诸将不觉惶恐自责。

朱棣知道该怎样在失败中保锐气，更懂得如何收拢人心，使其为之效死。

他说：胜负固兵家常事，今胜负亦相当，未至大失。

所恨者失张玉耳。

艰难之际，丧此良辅，吾至今寝不贴席，食不咽也。

朱棣说到此不禁动了真情，流泪不止，诸将也无不流涕，低头不敢仰视。

二月初七，朱棣命僧人修佛会祭奠阵亡将士，朱棣亲临，含泪宣读了自己写的祭文。

祭毕他说：奸恶集兵，横加戕害，图危宗祀。

予不得已起兵救祸，尔等皆摅忠秉义，誓同死生，以报我皇考之恩。

今尔等奋力战斗，为我而死，吾恨不与偕。

然岂爱此生，所以犹存视息者，以奸恶未除，大仇未报故也。

不忍使宗社陵夷。

令尔等愤悒于地下，兴言痛悼，迫切予心。

说着，朱棣将身穿的袍子脱下，当众焚烧了，诸将马上上前劝阻，朱棣不听。

他说：将士于予，情意深厚，予岂能忘。

吾焚此以示同生死。

死者有知，鉴予此意。

朱棣焚罢，虽恸不已。

诸将士也都悲哭不止。

朱棣焚袍与曹操因坐骑踏麦田而割须一样是在故作姿态吗？即使是，其中也不乏痛切的自责，朱棣焚袍是与刘备在长坂坡摔阿斗一样而在作戏吗？即使是，其中也不无对将士的深情。

观者无不感动，阵亡将士家属无不流泪。

他们说：人生百年，终必有死，而得人主哭祭如此，夫复何憾！我等当努力，上报国家，下为死者雪冤。

古人也并非都是奴性十足，他们要报效主人，但更愿为知己者、为尊重自己的人去死。

死难将士的家属见朱棣如此，都纷纷请求从征自效。

庄严肃穆的祭场上充溢着一派激越的壮志，朱棣已经把祭祀变成了一次誓师动员。

回想去年燕军师出北平，僧道衍来为之送行，曾满怀信心地说，此次师行必克，但费两日耳，如今众将士败还，不少人都要看他怎样自圆其说。

想不到他说：两日，昌也，自此全胜矣！道衍不愧是个老谋深算、圆滑机变的和尚。

他与朱棣一样，知道士气可鼓不可泄。

朱棣说胜负相当，未为大失，道衍说自此全胜。

他们非常清楚，此役只可胜，不可败。

胜则龙飞，败则必死。

他们决定再次南征，一雪东昌之耻。

他们进一步激劝将吏，招募勇敢，以图进取。

二月十六，朱棣率师南出。

行军之中，他把诸将士召到帐中，对他们说：尔等怀忠奋勇，协心同力，临阵斩敌，百战百胜。

比者，东昌才战即退；弃前累胜之功，可为深惜。

夫惧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

若白沟河之战，南军先怯懦，见战即走，故得而杀之，所谓惧死者必死也。

刀锯在前面不惧，鼎镬在后面不惧，临阵舍死，奋不顾身。

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谓捐生者必生也。

举此近事为喻，不必远鉴于古。

此实尔等所知也。

有惧死后退者，是自求死。

尔等毋恃累胜之功，漫不加警。

有违纪律者，必杀无赦。

恪遵予言，始终无怠，则事可以建，功可以成矣，其懋之哉！二十日，燕军驻于保定。

朱棣召集诸将商议作战计划。

诸将分析说：定州军民未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朱棣说：野战则易以成功，攻城则难以收效，况盛庸聚众德州，吴杰、平安颉颃真定，相为犄角。

攻城未拔，顿师城下，必合众来援，坚城在前，强敌在后，胜负未可决也。

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余里，我军出其中，贼必迎战，西来则先击其西，东来则先击其东。

败贼尸军，余当破胆。

诸将说：二百里不为远，我军介两贼之间，彼合势齐进，我腹背受敌。

朱棣说：百里之外，势不相集。

两阵相对，胜败在于呼吸之间，虽百步之内，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尔等无惮，试观吾破之。

第二天，燕军移军于紫围八方 。

时值二月下，虽已见春之消息，但早晚犹寒气袭人，空中水气往往结露为霜。

燕军从保定移军东出，浩荡的大军在雾霭中穿行。

刀枪铠甲袍服上都结了一层霜花。

在一片青蓝之中朱棣穿的素红绒袍本就十分耀眼。

这时他的战袍上也结了一层霜花，宛转盘绕，就像刺绣的一条银龙。

众将士无不骇异。

他们纷纷称颂这是个吉兆：龙为君象，天命攸归，故有此嘉兆，必获大捷。

朱棣说：我与君等御难求生，诚非得己。

且帝王之兴隆，历数有在，岂可必得。

但冀幼冲悔祸，奸恶伏诛，宗社再安，吾得仍守藩封，尔等亦各安其所。

今凶焰方盛，社稷几危，吾日夜深忧，乃不思自奋，而以此为异，是亡惊惧之心，而动安逸之萌也。

吾恐蹈沦胥之患矣。

众将士希望他们拥戴的是一条真龙天子。

他们热切期盼自己制造的神话变为现实，而朱棣不得不表示出有所克制。

的确，现在谈龙飞还为时尚早，前途并不平坦。

他们首先是求生，一有不慎，便可能跌入深渊。

三月初一日，燕军缘滹沱河列营。

这里正是官军往来之冲。

燕军派出游骑，到定州、真定附近迷误官军，且借机寻战。

十二日，朱棣听说盛庸已率军队来至单家桥，便率师由陈家渡渡河迎击，但未能与庸军相遇。

朱棣担心盛庸与真定守军会合，往返渡河三四次，急欲与之交战。

燕军没遇到敌军，倒在河侧遇到一只猛虎。

那猛虎不知是被大军惊吓还是向大军示威，咆哮不止。

但虎再凶猛，在数万大军面前也不在话下，壮士们刀剑齐加，不一刻，一只猛虎便毙命了。

浩浩大军格杀一只猛虎，实在不足为奇，但朱棣把它看作是得胜的吉兆，军威为之一壮。

及至二十日，燕军才侦知盛庸军在夹河，于是挥军直驱夹河，逼近敌军。

燕军在离敌营四十里处扎营。

朱棣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向诸将指授机宜。

他说：贼每列阵，精锐在前，罢弱在后。

明日与战，以劲师当其前，摧其精锐，余自震慴。

中军常去贼五六里列阵，严整待之。

我以精骑先薄其阵，绕其背而击之，如掩扉之势，推之使前。

贼行六里，气喘力乏，中军俟其奔过，随而击之，我蹑其后，乘势逐北，贼众必败。

慎勿逆击之，贼必致死以期生也。

朱棣非常重视这场战斗，务求此役必胜。

他将自己的意图反复向诸将解说，犹恐大家不理解，于是，顺手抽出一支箭，在地上给诸将画了一幅军阵图，再指图详说。

诸将围在朱棣周围，仔细聆听。

为了更形象明白，朱棣又命军中的军官单独组成一队，逐一教授，反复申令约束，至为详备。

二十二日，朱棣带领诸将列阵前进，中午时分到达夹河。

这时盛庸也列阵以待。

朱棣先派出三骑到敌方侦察。

他们见到官军阵前摆放着火车、火器、强弩、战■。

官军发现这三骑兵从阵前掠过，立即派兵来追。

朱棣一直在阵中注意看前方的动静。

这时，他勒马搭弓，待追骑将近，只听弓箭一响，追兵中一人应声而倒，追兵戛然而止。

已而追兵继续追赶，又被朱棣射倒一人。

如此连中三人，追兵不敢再追前。

于是朱棣命令骑兵一万兼载步卒五千，向敌阵推进。

即将交锋时，步从翻身下马，攻官军左掖，官军拥盾层叠自蔽，燕军无法攻入。

未战之先，朱棣便派人做了一批木■，其长六七尺，末端横贯铁钉，钉末有钩。

作战时，投向敌方。

欑穿入楯中，一时难以拔出，动则牵连，使楯失去防卫作用，士兵再乘其隙而攻之。

燕军投掷木欑，官军纷纷弃楯而走，仓促中，所发火器也难以命中，有时反倒烧到自己阵中。

官军乱了阵脚，燕军骑兵乘势冲入敌阵，直捣中军。

在燕军的冲击下，官军开始溃退。

这时，燕中军将谭渊见敌阵尘烟腾起，知是敌军败退，便带军迎击。

但败师如潮，势不可遏，谭渊竞在鏖战中被都指挥庄得杀死。

时天已向暮，朱能、张武 等率大军并进。

朱棣也乘昏黑亲率劲骑掩出敌背，与朱能等合军，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死伤甚众，官军都指挥庄得、骁将楚智、皂旗张等皆殁于阵。

庄得本为皂隶，因功而擢为军官，在怀来之战中，官军失败，只有庄得一支军完整无损。

楚智曾经从冯胜、蓝玉、出塞征讨，后率军随李景隆讨伐燕军，每战必奋勇，燕兵只要远望见他的旗帜，便吓得发抖，到此时，因为坐骑陷落，被执而死。

皂旗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可力挽千斤，海战辄挥皂旗先驱，故名皂旗张。

死时犹执旗不仆 。

这一仗，直打到天色昏黑，才各自敛军还营。

四野一片漆黑，一弯如钩的下弦月只在天上露了一面便向西落去。

满天繁星默默地眨着眼睛，它们无法看清这遥远的大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白天激战的土地上不时传来断续的呻吟。

朱棣和他的几十个亲从骑兵，找个就便的地方宿营了。

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东征西战的军伍生活。

午前半天的行军，午后半天的激战，已经使他们筋疲力尽了。

他们倒头便睡，把一切都交给来日了。

红日渐渐露出了地平线。

平原上的日出，壮美绚丽，散乱的旌旗、横躺竖卧的士兵、战马、帐篷都染上了鲜红的轮廓。

朱棣睁开双眼，原地坐起，他看到亲从们还在酣睡，实在不忍心叫醒他们。

他伸了伸胳膊向远处望去，不好，怎么四周全是敌兵？原来昨晚在混敌中，他们竟在敌人阵中扎了营。

他急忙叫醒了亲从。

他们都说赶快撤离，不然将无法逃脱，朱棣看了看四周布满的敌兵，认为如此仓皇逃离，肯定会被敌人发觉而拦劫。

这几十个人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逃脱的。

他让大家不要害怕，只有如此这般才有可能安全离开这里。

他下令亲兵们整装上马，镇定自若，引马鸣角，大模大样地穿营而出。

官军看到一骠人马穿营而过，而为首的一人气度不凡，正是首逆朱棣。

他们怎么竟会在自己的身边？在惊愕中，官军士兵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朱棣他们早已穿营而出，待想起追赶，已经晚了 。

第二天，朱棣与众将军总结战争失利的原因。

他说：昨日谭渊见贼走，逆击太早，不能成功。

兵法所谓‘穷寇无遏’。

我先止渊，令其整兵以待，俟贼奔过，顺其势而击之，为是故也。

然贼虽少挫，其锋尚锐，必致死来斗。

大抵临敌，贵于审机变，识进退，须以计破之。

今日贼来，尔等与战，我以精骑往来阵间。

贼有可乘之处，即突入击之。

两阵相当，将勇者胜，此光武所以破王寻也。

朱棣整顿军伍，准备再战。

两军摆开阵势，燕军在东北，官军在西南，好一场拼杀，朱棣临阵督战，张奇兵出入阵间，随机应变，一见燕军受敌，即驰赴之。

诸将遥见燕王旗帜，辄欢呼震地，军士无不踊跃争进，自辰(早八点到十点)至未(十四点到十六点)，屡进屡退，胜负未决。

双方将士皆已疲惫不堪，各自坐地而息。

已而复起再战，相持不退，又用弓矢交相射杀。

忽然，东北风大起，尘埃涨天，沙砾击面。

官军逆风畔目，咫尺不见。

燕师顺风大呼，纵左右翼横击之，钲鼓之声震地。

官军大败，纷纷弃兵而走，燕军追至滹沱河，践溺而死者不可胜计。

燕军遣散降兵，尽获官军器械辎重。

盛庸退保德州。

朱棣战罢回营，尘埃满面，将士无从辨认。

等到听见说话声音，大家才知道是朱棣，诸将趋前来见，相视大笑。

此役之初，盛庸颇有骄意，认为此举必摧灭燕军无疑。

诸将随身携带了金银器皿及锦绣衣服，准备攻破北平时大举宴会，及至战败，所带物品尽为燕军所得。

反观东昌之役，燕军惨败，且折大将，众将士无不欲复仇血耻，故人人奋励。

官军之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盛庸互为犄角的吴杰等未能发挥作用。

吴杰、平安拥十万之众，本欲与盛庸合兵，但军行至离盛庸八十里，听说盛庸已败，便退回了真定。

双方激战时，如吴杰、平安能率众助战，胜负实未可知。

即使庸军战败之后，吴杰等赴援，以久蓄精锐之师出击争战疲惫之旅，转败为胜，也是可能的。

至于交战之中狂风骤起，而燕军恰值顺风，就非人力所能逆料了。

燕军之胜，只可说是险胜。

藁城之役二十三日，朱棣遣使向北平报捷，不料官军万余驻扎于滹沱河南岸单家桥，道路不通。

信使当晚回朱棣军中报告。

朱棣自不能容忍。

第二天，他率兵北上，往击其营，一战而溃之。

这一天，燕军移驻楼子营。

根据朱棣分析，驻在真定的吴杰与平安没能与盛庸合军，是因为吴杰等忌功。

盛庸战败，正是吴杰要高兴的。

这时该轮到他一显身手，独占其功。

朱棣说：吴杰等若婴城固守，则为上策。

若军出即归，避我不战，则为中策，若来求战，则为下策。

今其必出，破之必矣。

诸将说：彼闻盛庸已败，必不敢出。

朱棣说：不然。

吴杰、平安拥众十万，不得与盛庸合者，以我军居中，隔离其势。

今逗而不出，有旷期失律老师费财之责。

他指出平安必出无疑。

针对这种形势，他制定了一套策略，令诸军伪装解散，托言四出取粮，给敌人造成空虚的假象。

敌人得到消息，必然乘虚而来。

而燕军一出便回，严师待敌。

平安一定会落入圈套。

燕军依计行事，军士解散，四出取粮。

又有一些校尉荷担抱婴儿，假作避兵的百姓，奔入真定城，宣传燕军四出取粮，营中无备的谣言。

真定守军听说此情，果然决定出师欲袭其不备。

闰三月七日，派出到真定刺探情报的都指挥郑亨、李远等报告，吴杰军现驻滹沱河北，离燕军七十里。

朱棣暗想，吴杰出城果不出所料。

他对诸将说：贼不量力揣智，妄欲求战，譬犹乳犬之犯虎，伏雌之搏猩也。

虽有斗，必死随之矣。

且盛庸既败，今复来，此天意所欲两败之也。

朱棣命诸军渡河。

时天色已晚，诸将请求明早再渡。

都指挥陆荣甚至说：今日十恶大败，兵家所忌，不可济师。

朱棣非常坚决，他说：吾千里求战，忧贼不出，百计诱之。

今其在外，是贼送死之秋。

夫时不再得，机惟易失。

今时机如此，岂可缓也！借使缓之，贼退真定，城坚粮足，攻之不克，欲战不应，欲退不能，是坐受其蔽。

若拘小忌，终误大谋。

说着，朱棣便策马首先渡河。

朱棣相信天命，故常以天吓之，甚至攻打沧州时伪造天象诱说将士，如今陆荣以阴阳家说阻止进军，他反而说不要拘小忌以误大谋。

朱棣是一个明决的统帅，他懂得时机对战争常常起到决定作用，他虽不免迷信天命，但似更相信人谋。

朱棣的决心，使诸将除了服从没有回旋的余地。

朱棣策马渡河，刘才执辔而从。

刘才发现河水较深，骑兵可以渡过，步军、辎重可能会被河水淹没。

朱棣立即决定，骑兵从上流渡，步军、辎重从下流渡。

成千上万的骑兵穿河而行，流水为之所逼，下游水浅，辎重等得以安全过河。

朱棣率三千骑兵，循河西进，走了二十里，果然与官军相遇，于是便在藁城扎营。

这一天天色已晚，双方只是略作交锋便各自收兵还营了。

但朱棣唯恐官军退回城内，便亲率数十骑逼近敌营而宿，以牵制敌军。

燕兵犷悍，利于野战，故唯恐官军闭城不出，出又担心其复入。

惜乎官军中无人识此机窍。

不然，只需坚壁清野，燕军真的会陷入攻之不克，欲战不应，欲退不能的局面。

用兵不仅在于人众兵强，还在于审时度势，敌已知彼。

如此，则先有胜算在握。

初十，双方交战。

吴杰军列方阵于西南。

朱棣一见不觉失笑。

他向诸将指说：方阵四面受敌，岂能取胜？我以精骑攻其一隅，一隅败，则其余自溃。

于是朱棣派兵牵制敌阵三面，而倾尽全部精锐攻其东北隅。

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混战。

朱棣本人带骁骑数百人，循滹沱河绕出敌后，突入敌阵，大呼奋击。

平安军中，树有用木头绑缚的望楼，有好几丈高。

激战中，平安登楼了望，指挥官军发强弩射杀燕军。

万箭如雨向朱棣射来，朱棣的旗帜上箭集如同猬毛，燕军死伤甚众。

忽然大风从天而降，飞屋拔树，声震如雷。

平安无法再在木楼上指挥。

燕军乘势四面冲杀，官军大乱，都指挥邓戬、陈鹏被燕军擒获。

吴杰、平安军退入真定城中。

这一仗，官军损失六万余，军资器械也多为燕军所得。

然而燕军虽胜，也颇为不易。

第二天，朱棣派人把那面箭如猬毛的军旗送还北平，并写信告诉世子，要谨慎收藏，留给后世子孙看，让他们知道今日御祸艰难。

都督顾成是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从小便随朱元璋起兵，见过各种激战。

此时他因被俘已投入燕军，辅世子在北平居守。

他看到这面战旗，不禁感动得潸然泪下，他对太子说：臣自幼从军，多历战，今老矣，未尝见此战也。

所可异者，白沟河、夹河、藁城三战，燕军皆得风助，实为侥幸。

燕军乘胜南下，走顺德、广平、至大名，河北郡县多降附，形势急转直下。

使命往还朝廷听说盛庸在夹河败兵，并未能拿出高策对局势有所挽回，而是再次宣布贬逐齐泰、黄子澄，以取消朱棣兴兵的口实。

上次，齐、黄被罢，朱棣不予理睬，此次齐、黄被贬，更显见朝廷的无能。

朱棣知道朝廷是不会就此认输的，朝廷也知道朱棣更不会就此罢兵。

朝廷将齐、黄明为窜逐，实派出募兵，朱棣则就此抓住时机，上书朝廷申诉冤屈，争取舆论，暗中秣马励兵以图再战。

窃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无他术也，用建皇极而已。

皇极者，大中至正之道也。

以大中至正之道治天下，天下岂有不治者乎？大中至正之道非人为之，盖天理之所固有，为人君者特守而行之，则佞人必远，贤人不近而自近，九族不睦而自睦，百姓不均而自均，无所往而不当矣。

《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平平，岂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欤？若其为君者蔽其聪明，不亲政事，近佞臣，远贤人，离九族，扰百姓。

彰过失于天下；为臣者逞奸邪，图不轨，以危社稷，孰能举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陈于前哉！尝观汉唐以来大有为之君，亦不出于二帝三王之道，故能长久者也。

今昧帝王大中至正之道，日以诛灭亲王为心，父皇太祖高皇帝宾天，未及一月，听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灭其国，不旋踵而罪代王，湘王无罪，令其阖宫自焚，齐王亦无罪，降为庶人，拘囚京师，岷王削爵，流于漳州，至于二十五弟病不与药，死即焚之，弃骸于江。

呜呼，彼奸臣者，其毒甚于狼虎。

我父皇子孙几何，能消几日而尽害之至此，痛切于心。

岂意祸机日兴月盛，我守国奉藩，遵礼畏义，本无一毫之犯，又结构恶少，彼来屠我，动天下之兵，骚四方之众，直欲必灭而后已。

夫兵，不祥之器也，圣人不得已用之。

本为保生民，诛讨奸恶，以报大仇。

上荷天地祖宗神明冥加佑护，凡战必胜，实非善用兵也。

独念兵甲不息，天下生灵涂炭，何日而已，为民父母，能不惕然而恤之哉！我之将士日望宽恩以遂其生，已尝具奏，冀回好生之心，以免无罪而死于白刃之下者，上不能允。

岂期奸臣进兵不已，屡战屡败。

生灵何辜？遭此荼毒，肝脑涂地！我虽战胜，哀悯之心，宁有已乎？迩者侧闻诸奸恶已见窜逐，虽未伏铁钺之诛，然亦可少谢天人之怒。

於此可见审之明而断之果，可以复太祖之仇，可以全骨肉之恩，可以保天下於几危，可以措社稷于悠久，故闻之不胜踊跃。

诚如是，则非特我之幸，实社稷之幸，天下之幸也。

惟日夜冀休兵之旨，其罪恶盖已了然明白，曲直之情，虽三尺之童，不待言而知之。

是兵可解，冤可刷，而恩可推也。

何故执持不改，外示窜逐奸恶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

往者自念无罪，而茅土见削，子孙不保，受屈万世，宁俯首蒙耻，甘受芟夷，不顾宗庙子孙乎？见兵四集，心震胆悼，不知所为，左右彷徨求贳死于旦夕，遂以兵自救。

诚知以区区一隅之人，当天下之众，鲜有不摧灭者，徒以须臾喘息，延缓岁月，冀或有回旋之日也。

身亲行阵於今三年，赖天地眷佑，父皇母后圣灵保佑予躬，战胜攻克。

每见锋镝之下，死亡者众，痛伤于心，故恒戒将士曰：天下军民皆父皇赤子，驱迫战斗，彼何罪焉？其毋杀之。

吾畏死所以救死，彼之畏死，其情盖同，由是降者悉释之，全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往者，耿炳文以兵三十万欲加戕灭，败之於真定，既而李景隆两动天下之兵，号百万之众，直来见杀。

李景隆盖赵括之流也，手握重兵，骄肆无谋，视我如囊中物，可探而有，曾无毫发警惧之意。

夫战，孔子所慎，而李景隆易之。

白面小儿，岂足以当大事！惟解饮酒挟妓，酣呼歌舞而已。

故首败之于郑村坝，继败之于白沟河，追奔至于济南，百万之众，两战沦没，可谓极矣。

於此之时，冀或有开悟之萌，下责己之诏，引领南望。

重增欷歔。

未几，盛庸以三十万之众复来见逼，庸本鄙夫，何足算也。

夹河才战，一败冰释。

吴杰、平安以十万继进，战略藁城，遂尔奔北。

前后大小之战莫知其几，然无一不败之者何也？盖属众有必死之心，而无求生之望故也。

臣每战胜，愈加忧畏，恐鹬蚌相持，渔人得利。

窃惟奸臣已逐，左右必皆忠良之臣，识负胜之机，或虑及此，必开心见诚，惩难悔祸，以解兵衅，休军息民，保全骨肉。

因循至今，而德州之兵日集，是必欲加屠害而后已。

臣忝居叔父，肺腑至亲，何苦见困如此？今天下之兵，数战已尽，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驱此白徒，以冒死地。

又况馈运供需，百费劳弊。

倘此一战不胜，则势危矣。

诚不忍至此，伏望回心易虑，起春育之仁，隆亲亲之义，复诸王之爵，休息兵马，销锋镝为农器，以安天下之军民，使各遂其生，其恩莫大也。

我父皇在天之灵，亦安宁慰悦矣。

如不允所言，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则贻笑万世矣。

夫大厦之倾，岂一木所能独支？鹍鹏扶摇，非一翼所能独运。

自古帝王建万世之基者，莫不以敦睦九族，崇重藩屏之所致也。

且弃履道旁，尚或收之，而至亲哀穷，宁无怜恻之者乎？故犹不敢自绝，披露腹心，献书阙下，恭望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使得老死藩屏，报效朝廷，则基业有万年之安，子孙亦享万年之福矣。

二帝三王大中至正之道，岂有加於此哉！冒渎威严，幸惟垂察。

朱棣起兵，说是朝廷中出了奸臣，因而称自己的造反为靖难。

现在奸臣已经放逐，朱棣起兵便失去了口实。

但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否奸臣，皇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

如果说朱棣起兵之初对这次靖难胜利与否尚无把握的话，那么，现在经过了两年多的较量，朱棣已为自己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

固然，朱棣曾在白沟河被困，在济南受挫，在东昌败北，但总的来说，朱棣毕竟已经打出了北平一隅之地。

北平、大宁、保定一带，均已在朱棣的掌握之中，如今更迫使朝廷放逐了它的两位肱股重臣，哪怕是名义上的放逐。

时至今日，朱棣能够善罢甘休吗？他能够为朝廷的拙劣策划所欺骗吗？绝对不能。

但朱棣懂得，要获得真正的胜利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

而且，他十分懂得舆论的力量。

如果说，在起兵之时他指斥奸臣乱政，朝廷加罪还会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的话。

那么，如今朝廷不计其谋叛之罪，主动放逐所指奸臣，朱棣再不撤兵甚至仍无所表示便于理难容了。

然而朱棣绝不会按朝廷划出的道走。

他首先要申明是非曲直，向天下宣告自己是无罪受罪，继而，他尖锐地指出如今朝廷不过是外示窜逐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朝廷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

君不见德州之兵日集，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他以叔父、至亲的名义要求朱允炆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既要承认错误又要实际撤兵，不如此，这场战争将继续打下去。

按朱棣的说法，曲在朝廷，而且朝廷应该首先撤兵，至于自己则是在被迫自救。

球又踢回到朝廷一边。

却说朝廷虽表面窜逐齐、黄而仍用其谋，且实遣其出四处募兵。

这时，方孝孺成为朝中的主要谋臣。

此人虽博学方正，但缺少机变，不善权谋，与朱棣、姚广孝之老谋深算，适成对照。

朱棣的上书送到南京，方孝孺认为这正是缓滞燕兵的机会。

他向建文帝提议对朱棣的上书给予回答，可以用来松懈燕兵的斗志。

书信往还至少也需一两个月时间。

燕军久驻大名，又将值暑热淫雨季节，不战自罢，这期间，官军各路兵马已逐渐集中，只待远路的云南军队来到，便可对燕军展开大战。

方孝孺还建议，调辽东军马攻永平，调德州军马扰北平，其根本之地受敌，必然撤兵归援，那时，大军齐集，追蹑其后，定可一举而破燕兵。

方孝孺敦促说：事已垂成，机不可失。

建文帝听了方孝孺的议论，觉得他的主意不错，决定派遣大理少卿薛岩等■诏到燕军宣布休兵。

建文帝令方孝孺草诏，大致说：赦免燕王父子及诸将士之罪，使归本国，勿预兵政，仍复王爵，永为藩辅。

四月十六日 ，薛岩■诏北上燕军，他随身还携带了数千张用小黄纸印的宣谕，到燕军秘密散发，以使燕军将士都知道朝廷的钦令，不要再追随叛贼。

薛岩■天子诏，来到燕军。

朱棣读罢诏书，冷笑说：帝王之道，自有弘度，发号施令，昭大信于天下，岂可挟诈，以祖宗基业为戏耶！岩等俯伏惶恐久之。

朱棣说：诏语如是，尔承命之言何如？岩曰：但欲殿下释兵，来谢孝陵，则兵可息。

朱棣曰：宗藩阽危，祸难不已，社稷深忧，必执奸丑献俘太祖，以谢孝陵，我之愿也。

所典之兵，受之皇考，以为护卫，用备不虞。

制度已定，难以更改。

今欲释兵，是以徒手待缚，此奸臣谬计，欲以欺人，虽三尺童子不为所罔矣。

　朱棣说着手指怒目金刚般的侍卫将士说：有丈夫者！薛岩惶恐不能回答。

诸将士持刀按剑，喧哗不已，要求杀死薛岩。

朱棣自然也不相信诏书中关于撤军的许诺，或者说他自己根本不愿接受朝廷提出的条件。

然而他知道现在朝廷既然放逐齐、黄，既然派来命使，他也不能表现得气量过于狭窄。

现在是他争取天下舆论的时候。

他拦住愤怒的将士说：奸臣不过数人，(薛)岩天子命使，毋妄言！在众怒目环顾之中，薛岩战栗不已，流汗被体。

他倒不一定是怕死，他自己也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个场合本当慷慨陈辞，舌战群儒，而如今为什么说不出话来，这样岂不有辱使命了吗？朱棣的话虽为他解了围，但他的心并不因此而安。

朱棣对诸将说：吾见薛岩等言媚而视远，此来觇我虚实，非求和也。

宜耀武以示之。

于是，他传令各军集合列队，请朝使检阅。

薛岩整理衣冠，振作精神，根据朱棣的安排阅视燕军。

官军在前线失利，这是举国都知道的事实，但数十万官军为什么竟会与燕军不能相敌呢？薛岩也真想看看燕军究竟如何。

薛岩随燕军中官登高阅视，只见燕军营寨相连，一望无边，据说绵亘百余里。

营间戈甲旌旗照耀原野，将士驰射操练，钲鼓宣呼，震天动地。

薛岩本一介书生，虽身为大理少卿，但未尝亲军旅，如此阵势，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燕军如此强大威武的军容，不禁令薛岩暗中咂舌。

作为天子命使，薜岩受到款待，在燕军中一连停留数日。

他对燕军的更进一步了解，使得他对这场战争还能否打下去产生了怀疑。

他来这里，本来是为了传布钦命，劝说燕王，想不到却几乎成了燕王的精神俘虏。

朱棣派中使送薛岩出境。

临行，朱棣对薛岩说：归，为老臣谢天子。

天子于臣至亲，臣父，天子大父。

天子父，臣同产兄。

臣为藩王，富贵已极，复何望，天子素厚爱臣，一旦为权奸谗构，以至于死。

臣不得已，为救死耳。

幸蒙诏罢兵，臣一家不胜感戴。

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

望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惟陛下命之。

朝廷不相信朱棣会就此罢兵。

朱棣也不相信朝廷会真的遵守诺言。

双方都在故作姿态，要求对方做出实质让步。

薛岩回到南京，向建文君臣报告此次燕军之行。

他带回来一个信息，燕军军容整肃，上下一心，战场上既不好对付，用计谋也难于使其上当。

在使命往还之时，燕军与官军之间的较量并未停止，双方都在做出新的布置，勿宁说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大战。

薛岩出使燕军是在四月十六日，就在五天以后的二十日，总兵官盛庸便令驿马传书吴杰、平安，领兵会合德州以图北进。

薛岩离开燕营后不到十天，彰德各处及德州的兵马便袭击了燕军的运粮兵，杀死数百人，活捉了指挥张彬。

五月十五日，官军再袭击燕军饷道。

官军的行动令朱棣不能容忍，总兵官调兵的驿书，又被燕军截获。

这些，都成了朱棣拥重为逆的新的口实。

为博得舆论的同情，说明曲在朝廷，朱棣于十五日派指挥武胜再次上书朝廷，质问朝廷遣使息兵是诚是伪。

并表示如此下去，绝不息兵。

上书说：张设机阱，以相掩陷，令人岂能自安？且欲令释兵，可乎，不可乎？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敛师归国，今兵势四集，纲罗四方，不能无畏，是兵绝不可离，离则为人所祸。

此不待明者而后知也。

朱棣进一步蛮横狡辩，说自己拥兵是奉了皇父明训，他指的是朱元璋在世时曾命他节制北平、辽东、大宁、宣府的军马，既然受命于太祖，那么岂可委捐？十分明显，这种狡辩是不合逻辑的。

朝廷要朱棣撤兵，可以说与朱元璋命他节制诸军毫无关系。

朱棣说，如果朝廷真的以社稷为重，宗藩为心，宣大信于天下的话，就不会计较燕军所控制的蕞尔之地了。

这就更加无理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如果任何一位亲王都可以凭借武力，随意占领蕞尔之地，那将置朝廷于何地？最后，他又摆出一副只有他才是祖业维护者的架子。

并企图用亲亲之义打动建文帝，而其核心要求是朝廷撤兵：思维父皇创业艰难，子孙不保，如此之际宁不寒心。

今兵连祸结，天下频年旱蝗，民不聊生。

强凌弱，众暴寡，饥民逢聚，号肃山林，相扇为盗，官府不能禁制。

其势滋蔓，势有可畏。

祖宗基业将见危殆，所谓寒心者此也。

抑未知虑至此否乎？夫天下，神器也，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

伏望戒谨於所易失，而持守於所难得，体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亲亲之义。

我弟周王久羁绝缴瘴疠之地，恐一旦忧郁成疾。

脱有不讳，则上拂父皇母后钟爱之心，下负残杀叔父之名，贻笑于万载矣。

昔汉文帝称为贤君。

尺布斗粟之谣，有损盛德，至今人得议焉。

诚愿采择所言，矜其恳切，早得息兵安民，以保宗祧，恩莫大焉。

然而建文帝不为所动，将武胜逮入锦衣卫监狱。

望不到尽头的战争朱棣得知武胜已被逮入狱，知道使节战就到此为止了。

它无异于朝廷决定与燕军再次开战的宣言。

朱棣说：今武胜既执，则志不可转。

自古敌国往来，理无执使，但执使，即为挑衅。

其所以若此是必欲见灭我矣。

岂能匏系于此，为人所制乎？朱棣分析官军形势，认为其精锐皆集中于德州，其资粮皆须经过徐、沛。

他决定调轻骑数千，烧其粮船。

如此，则德州之饷必不给，众必瓦解。

然后严师待之，以逸击劳，以饱击饥，可以必胜。

于是，朱棣派遣都指挥李远等率六千骑，扰官军饷道。

为了靠近官军，使之不疑。

李远等人换上官军的甲胄，但又恐两军临阵，彼此不分，便约定临战时每个战士都要在身后插上一把柳枝。

李远等人直驱东南，渐入官军控制的地区。

他们一路来到济宁谷亭、沛县 ，敌人竟未发觉。

李远将军兴以来官军在此的全部积储付之一炬，粮船数万艘、粮数百万尽行焚毁，军资器械俱为煨烬。

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漕运军士惊骇而散。

这一仗不仅使德州驻军的粮饷难以为继，而且震动了京师。

盛庸听说官军粮饷被焚，派裨将袁宇领步军三万，邀劫其归路。

李远知袁军迫近，便在村中设伏兵，而以少数骑兵将敌兵诱入埋伏。

官军大败，战死万余人，损失战马三千匹。

朱棣驻军大名，在派兵赴沛县前后，分兵骚扰彰德。

彰德在河南，由都督赵靖率师把守。

府东北有尾尖寨，为晋以来所置古堡。

地当要冲，路经险隘。

官军在此也驻有军队，并动员当地百姓共同把守。

以阻挡燕军饷道，与彰德相犄角。

朱棣设计，派骑兵数人每日往来于彰德城下，扰其樵采。

守军来追则引去。

城中乏薪，不将已，往往拆屋为炊。

这时朱棣说：贼窘迫，遥见人少，必来追，吾必擒贼，使其闭门，不复敢出。

于是，派入伏兵于城旁山麓，另派几名骑兵到城下诱敌。

官军果出城来追，正中埋伏，仓皇奔入城中，从此不敢出城。

继而，朱棣派兵进攻尾尖寨。

通向尾尖寨的路十分狭窄，只容一人通过。

元末大乱，乡民聚众自保，虽仅数百人，但数万兵攻之不能破。

朱棣观此形势，认为硬攻不易得手，只会白白死伤士卒。

他决定暂缓进攻，待敌人稍有麻痹，再以计攻之。

不久，燕军出钱觅得一个熟悉路的人为向导。

命都指挥张礼带兵千余，乘月夜往攻尾尖寨。

这天傍晚，下着小雨，张礼屯兵寨下。

他挑选了勇士十余人偷偷攀登近寨，杀死守关者，留其一人引路直抵寨门。

燕军突然举炮，守军惊乱。

张礼向寨中大呼：我先锋也，大军已驻寨下，尔等速降则生，不降，其大军且至，即破关，欲降无及矣。

守寨军民以为其寨不可守，纷纷投降。

既而林县守军也率众举城而降。

尾尖寨既下，朱棣派人前去招降赵清。

使人入彰德，说明来意，赵清令其传话给朱棣：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许帖召臣，臣不敢不至。

今未敢也。

使者回报朱棣，朱棣甚喜。

他想到了攻下南京之日，天下传檄而定，谁敢不从。

于是便放松对彰德的进攻 。

燕军逐渐南进，离北平日远。

南进既不能速决，北平则颇有后顾之忧。

这时，驻守真定的平安料定北平空虚，便率兵北上进攻北平。

官军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

燕世子朱高炽督众固守，遣人急驰南下燕王军中告急。

朱棣正担心德州的官军可能会乘虚北进，却没想到平安军会进攻北平。

燕军急还师至真定 。

接到世子送来消息，说是北平被围，朱棣召都指挥刘江商议对策。

刘江慷慨请行，并表示正在考虑如何对付。

这时朱高煦也请求与刘江一同先行北上。

刘江说，就这样走不行，如此疲于奔命，徒为敌人耻笑。

过了一会儿，刘江计上心来，对朱棣说：臣策成矣！朱棣十分高兴，招呼备酒送行。

刘江与朱棣约定：臣至北平，以炮响为号。

二次炮响则决围，三次炮响则进城。

若不闻第三炮则臣战死矣。

臣若入城中，既闻外间救至，则守城军士勇气自倍。

宜令军士人带十炮，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

则远近皆谓大军既来，平保儿必骇散矣。

保儿是平安的小名。

朱棣大喜。

决定就照刘江说的办。

于是，他派都指挥刘江率千余人回北平。

令其一路要虚张声势，造成大军回师的假象。

他还嘱咐说：汝引兵渡滹沱河，由间道而行，张军声，多设间谍。

若遇贼少，可击则击之。

若贼众我寡，便昼为疑兵，多引旌旗，相屑不绝；夜多张火炬，使钲鼓相应。

贼必谓大军回，惧而不进。

汝急趋入北平。

若贼来侵境，会守城军兵共击之。

但是虚张的声势，并没有使官军放弃袭击北平的行动。

刘江回到北平，会北平守军出击官军，平安才败走，还师真定。

这时这场打了两年有余的战争已经渐入胶滞状态。

朱棣大军徘徊转战于北平河南之间，难于向南推进，官军阻止了朱棣的攻势，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扼制燕军，而燕军骚扰饷道，又给官军带来了很大困难。

交战双方都想要摆脱这种局面，都在寻找新的机会。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为世子，此时正坚守北平，但朱棣并不十分喜欢他，而更喜欢狡黠聪慧的朱高煦、朱高燧。

朱高煦随朱棣靖难军中勇武善战，不仅多次立有战功，而且曾救朱棣于危难，因而最受朱棣钟爱。

朱高煦本人当然也觉得凭自己的本领，不该屈居人下。

他也明白，如今随父王靖难，目的在于夺取皇位，而朱棣一旦做了皇帝，那世子就会成为太子，成为当然的皇储。

这似乎不太公平。

如此出生入死，岂能为他人做嫁衣裳！燕府宦官中有位黄俨，与朱高燧甚为要好。

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了解朱棣的偏爱。

他与朱高燧共谋排陷朱高炽，同样意在取而代之。

陕西布政使司佥事林嘉猷，是方孝孺的学生，与方孝孺同为宁海人。

这位佥事在洪武年间以儒士身份赴四川校文，建文初年入史馆为编修。

他曾因事到过燕王府中，知道朱棣、朱高燧与朱高炽之间的矛盾。

这事他曾对方孝孺说过。

　此时，南北战争相持不下，方孝孺认为这将是个可乘之机。

他向建文帝建议利用这一矛盾，使朱棣、朱高炽父子互生嫌疑，迫使朱棣撤兵安定后方。

于是，建文帝命方孝孺给朱高炽写信。

派锦衣卫千户张安暗中带往北平，送给朱高炽。

朱棣带众兄弟南征北战，朱高炽留守北平，为自身计，当然也会竭尽全力。

他知道朱棣并不喜欢他，而朱高燧又处处与之为难，自感处境艰难，因而时刻惕励，事父王兄弟惟恐不谨。

这时突然见到朝廷送来密信，不禁大惊。

南北兵戈相见，实为寇仇。

虽然交战双方信使往还并不逾常情，但既为天子命使，为何不光明正大地送来而要派人潜身密行。

其中必有奸计。

一封密信已经将朱高炽置于尴尬之中。

且不论信中所言何事，只要朱高炽接了，便会在朱棣面前落得个与朝廷私相往来的罪名，若不接此信，也无法向朱棣解释为何朝廷来人与自己联系。

朱高炽不免犯难。

朝中来人传书世子早在北平弄得满城风雨，朱高燧、黄俨自然完全知道。

他们认为这件事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打击世子的机会，因而一听到消息，便抢先派人驰赴军中向朱棣报告。

朱棣六军在外，时刻惦念家中，听说北平来人便急忙传进，原来是朱高燧寄信来，说是朝廷与世子通密谋，命其归顺，许封王爵。

朱棣不禁大惊。

朱棣最担心的是后方不稳，归路截断，朱高燧的话绝非子虚乌有，不敢深信而又不能不信。

朱棣与世子之间嫌隙已非一日，他乘朱棣率师在外而与朝廷联手也并非没有可能。

朱棣问这时侍立在旁的朱高煦，高煦自然不会站在世子一边，他说，世子从来便与皇太孙朱允炆相友善，高燧所报绝不会错。

朱棣怀疑渐重，且渐生怒火。

已经在盘算如何除去此心腹之患。

正在此时，帐外忽报世子信使到。

原来，朱高炽与谋臣商议，终决定对朝廷的信不启封，将其连同送信人张安，一同送往朱棣军中，以此表明心迹。

朱棣先读世子来信，又拆读朝廷给世子的信，不觉出了一身冷汗，遽然喊道：嗟乎！几杀吾子！他下令将张安囚禁。

一场风波总算平息。

朝廷仍在继续组织力量以对付燕军。

盛庸传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南下，房昭由紫禁关东进，袭击保定及周围诸县。

房昭动员当地民众上山结寨，其首领授以指挥，千百户之名，房昭带兵驻守易州西水寨 。

西水寨在万山丛中，房昭打算凭险久据于此，并进而窥伺北平。

果能如此，将会对燕军造成威胁。

朱棣说：保定肱股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岂可不援。

遂下令班师。

八月，燕师北渡滹沱河，至完县，凡各处结寨自守者，悉击破之，朱棣令孟善镇守保定，同时调集兵力，待机破房昭军。

这时，谍报探得吴杰遣都指挥韦谅正在率兵万余为房昭转饷。

朱棣便决定用切断敌军饷道的老办法，以瓦解房昭军。

他说：昭据西水寨，寨所乏粮耳。

使真定■饷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

他亲率精骑三万，击破韦谅，又令朱荣等以兵五千围定州。

朱棣之意以为：房昭军被围，真定守军必来援救，但是不久前吴杰等被燕军战败，惊魂未定，其援兵所进必不锐猛。

如果朱棣本人率一支轻骑袭击定州，故意给敌军留出空隙，真定守军必定会乘虚迅速来援。

他令燕军据险以待，一旦援军到，朱棣便回师合击，必胜无疑。

援军败，寨可不攻而下。

房昭寨久被围困，天已渐寒。

而官军多南人，衣单不胜霜月。

朱棣令习吴歌者近寨唱歌，以动军士思乡之念。

万山丛中夜夜吴歌四起，官军闻之往往泪下，斗志尽解，甚而有偷偷下寨投降者。

燕军依计而行。

九月中旬，朱棣分兵赴定州。

官军果然出真定，迅速北援。

十月初一，由都指挥花英率领的援兵果然来到易县西南百里的峨嵋山 下。

朱棣率轻骑五千宵行，是日平明，亦赶来与围寨军合兵。

官军都指挥华英 、郑琦以马步军三万余列阵待敌，朱棣纵兵击之。

朱棣作战的老手法是善抄敌后，这时又令勇士执旗登山，潜出敌后，待占领敌后山头，便大张旗帜。

官军见身后已布满敌兵，无不惊骇，斗志全消，纷纷溃败。

官军被斩首者万余级，坠崖死者甚众。

都指挥华英、郑琦、王恭、指挥詹忠等相继被俘，惟房昭、韦谅走脱。

西水寨既破，朱棣率师返回北平。

在此前后，驻守辽东的官军也在向西推进，守将杨文带兵包围了永平，并以游兵万余抄掠蓟州、遵化诸郡县，对北平造成威胁。

驻守永平的燕军主将郭亮飞报北平。

朱棣立即命都指挥刘江带兵往援。

刘江临行，朱棣向其面授机宜。

朱棣料定官军闻知北平援军至，一定会退回山海关。

他要求刘江慎勿追之，然后如此如此，必能打败官军。

刘江到永平，杨文等果然退回。

按朱棣的策划，刘江在永平驻守一段时间，然后大张旗鼓地整饬队伍撤出永平，说是要回北平。

刘江带大队人马缓行出城不过一二程之遥，复又收卷旗帜暗持甲兵乘夜趋回永平城中。

官军只知刘江撤出，却不知其撤而复归，杨文等又卷土重来，袭击昌黎。

这一形势完全不出朱棣所料。

刘江出其不意，大败官军，斩杀数千人，擒获将领王雄等人。

自派薛岩投书以来，纵观这一时期的整个战场，对燕军并不有利。

朝廷的运筹帷幄也可谓深思熟虑、布置周全。

你看，朱棣带师远离北平，吴杰、平安、盛庸等遮其饷道，继而平安乘虚直捣北平，与此同时，房昭从大同入紫荆关，扰保定、易州，杨文自辽东经昌黎同时向北平推进。

战场以外与之配合者则有张安行离间之计。

弄得朱棣在内几乎误杀世子，在外也只能穷于应付。

然而似乎稳操胜算之局竟似与朱棣打成个平手。

官军所以不能得胜，固然由于朱棣不敢贪功冒进而断然撤军，维护根本，但究其根本，则因官军诸路未能及时配合，早已错过了取胜的机会。

如果在盛庸与朱棣大战未决之时，派房昭出紫荆关、杨文出山海关，直捣北平，以盛庸牵制朱棣主力，使之不得还救北平，则北平未必不能攻克。

然而，官军在德州、真定相继失败之后，辽东、大同才先后来会师，而杨文、房昭未能很好地配合，真定之兵又未能尽力阻挡朱棣北还，盛庸在德州又无所作为，最后终被朱棣个个击破。

官军的调动运转不灵，朱棣的机变善战，于此一目了然。

朱棣善战，固矣，然彻底打败强大的官军，又谈何容易！淝河之役朱棣已经起兵三年，众将士冒霜露，犯矢石，浴血奋战，虽然常乘胜逐北，但也屡频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

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宁、保定三府，许多骁将勇士战死沙场。

朱棣的部下乐意跟随他南征北战，倒并不全然由于朱棣善于驾驭。

在他们看来，朱棣是个龙种，他早晚会当皇帝。

一旦他做到皇帝，拥戴他的人便都会成为功臣而平步青云。

他们实在是为了自己而战。

转战三年，风霜雨雪、剑影刀光使众将士厌倦了。

他们迫不急待地要把朱棣抬上皇帝的宝座，自己也好鸡犬升天。

现在不是除了北平之外又得了三府吗？就做这几府的皇帝也好！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右布政使郭资、按察副使墨鳞等联名上表，请朱棣就此即皇帝位，表说：臣闻天生非常之君，必赋以非常之德，必受以非常之任，所以能平祸乱，定天下于一，而安生民，纳之于仁寿之域也。

昔者夏商之季，桀滔淫而成汤放之，纣沉缅而武王代之。

故《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夫征伐岂汤武能得已哉！所遇之时然耳。

然汤武俱不失为圣人者，以其拨乱兴治，措天下于袵席之安也。

比者，幼主昏弱，狎匿小人，荒迷酒色。

即位未几，悉更太祖高皇帝成宪，拆坏后宫。

烧毁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圣容，丧服未逾一月，即遣阉官四出选美女。

其所为不道，遂致奸恶擅权，扇殃逞祸，戕害宗亲，图危社稷，汩乱天下。

殿下谨守藩封，小心寅畏，而幼主听谗，兴难构兵，四起围逼。

殿下不得已起兵救须臾之祸，祗奉祖训，诛讨奸宄，清君侧之恶，保全亲亲，奠安宗社，冀其改悔，救骨肉之义。

岂期幼冲心志蛊惑，牢不可回，必欲加害於殿下然后已。

殿下应之以仁义之师，不嗜杀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节制明而号令肃，故百战百胜，此虽殿下神谋睿算之所致，实以天命人心之所归也。

况殿下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太祖高皇帝常欲建立为储贰，以承宗社之重。

又况生而神明，灵应图谶，文武仁孝，德冠百王，天之所生以为社稷生灵主，正在于今日。

臣闻之，圣人动惟厥时，不违天命，使汤武有其时而不为，则桀纣之暴益甚，而苍生之祸曷已，是终违乎天命也。

汤武岂忍斯民之涂炭而不解其倒悬哉？臣等伏望殿下遵太祖之心，循汤武之义，履登宸极之尊，慰悦万方之望，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臣等不胜■■之至。

在北平做个小皇帝，画疆自守，也不是不可以，然而朱棣拒绝了这一具有诱惑力的建议。

他对群臣说：我之举兵，所以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岂有他哉！夫天位惟囏，焉可必得？此事焉敢以闻？待奸恶伏辜，吾行周公之事，以辅孺子，此吾之志，尔等自今甚勿复言。

其实朱棣比诸将士更想尽快地当皇帝，然而他也比诸将士眼光更远大，胸怀更雄野。

他绝不会偏据北方一隅的，他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明皇帝。

然而这个心事，如今还不能宣布。

就此当小皇帝，或明言将来要就大位，岂不自乱了阵脚？他每日高喊的靖难岂不一下就戳穿了西洋镜？再者，现在虽有北平、永平、大宁、保定诸府，而天下之大，朝廷之势力未消，真的较量下去，胜负之数并不清楚。

当然，朱棣期在必胜，也确有获胜的胆魄。

现在权且仍称为保社稷，大不了不过行周公辅成王之事，藏起锋芒，收揽民心，朱棣确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

遥想乃父朱元璋起事之时，朱升建议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二人一拍即合，收起锋芒，积蓄力量，静观群雄相斗，待其非败即伤时，出而收拾残局，稳稳当当地登了大位。

朱棣此举虽然并非出自乃父亲授，但他抓住了权力之学的精髓，也难怪有人称他酷类先帝了。

然而朱棣与众将士的这一讨论，毕竟暴露了他们有当皇帝的打算，而朱棣更声称天位惟囏，焉可必得，有不得已的难言之隐，此事张扬下去对他们的形象极为不利，特别是不能让后世史臣知道，因此后朱的实录将此事删除得一干二净了。

朱棣的一番话，并未让群臣死心，他们认为朱棣可能是故作谦逊之辞。

这可能也是周公定下的规矩，帝王即位，要有臣民三次劝进，一示帝王谦谦有礼，二示其事顺乎民心，如此弄虚作假的演戏，真可说是中国礼制、民情的最丑陋之处。

张信等劝进之后，都督顾成与五军总兵官丘福等来再劝，朱棣仍不允，接着宁王朱权又来三劝，朱棣仍然坚辞。

三劝而后，朱棣仍然不允，看来这回是真的了，不可再劝了。

朱棣虽不同意马上即皇帝位，但对众将士的忠心是颇为嘉许的，他心中自然十分高兴。

他不能让众将士就此一无所得。

他下令大享将士，给有功之臣加官进爵：都指挥丘福、张信、刘才、郑亨、李远、张武、火真、陈圭升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彬、王忠、陈贤为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徐忠、陈文为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房宽为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

后军都督府陈亨之子陈恭袭其父职，纪善金忠升为右长史。

其余将校，提升不等。

朱棣大享将士，又将投降的顾成升授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 ，决心再次南伐。

燕王被迫还北平，朝廷上下不免沾沾自喜，廷议都说燕师出没劳苦，军力薄弱，用不着担心。

他们爱听前线的捷报，并不认为形势会有什么危险，他们甚至故意扣压坏消息而假装听不见。

而有时官军确也能打一些胜仗。

如就在本月，平安便在杨村打败了燕将李彬 。

然而形势正在潜伏着危机，一些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早在这一年六月，观海卫指挥张寿酒后不禁说了几句真话，认为国事危急实堪忧虑，不料这话犯了当政者的大忌，观海被以妖言罪处死。

如此，谁还敢擅议国事！建文君臣提倡以儒家学说治国，一向约束宦官甚严。

尽管宦官奉命出使、监军等等是皇祖朱元璋留下的陋规，但自那时起，宦官便不得为所欲为。

后来一些中官奉使四方，依势侵暴吏民，各处多有告诉。

朱允炆下诏所在有司逮治，绝不留情。

这一严厉措施，颇招致了宦官们的不满，其时河北、山东战事方殷，这些宦官都希望燕军能够得胜。

如此不仅可以报仇，而且由于拥戴之功将来肯定不会吃亏。

于是一些被黜的不法中官，先后北上投奔了朱棣。

就是那些仍留在南京的，也无不怀有二心。

如今朝廷倾全力阻击燕军，致使燕军迟滞河北，不得南进。

而相对之下，南京的防卫却显得空虚。

这些宦官们便悄悄将南京空虚之状密报燕王，意在诱其避开大军，直捣南京。

宦官们所提供的消息使得企图摆脱不进不退的困境的朱棣豁然开朗。

他慨然叹曰：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他决心直下南京。

这时官军主力全在河北山东一带，把守南京门户的是驸马都尉梅殷，这年十二月朝廷派他为总兵官镇守淮安，防止燕军南下。

梅殷，字伯殷，是河南侯梅思祖的从子。

据说他天性恭谨，有谋略，尤长于弓马。

洪武十一年，成了朱元璋的乘龙快婿。

其所尚之宁国公主便是朱元璋的第二个女儿。

朱元璋的大女婿李祺，是韩国公李善长之子。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牵连到胡惟庸案中被杀，这时李祺早已死了。

梅殷在诸女婿中便为长了。

在十六个女婿中朱元璋最喜爱梅殷。

那时，曹国公李文忠典国学，梅殷受命巡视山东学政，因为事情办得出色，朱元璋曾经赐敕褒美，夸赞他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当世无不以为荣耀。

朱元璋晚年，诸王势力强势。

朱元璋颇为之忧虑。

他曾把梅殷秘密召到身边，嘱咐他将来辅佐皇太孙 。

如今燕王发难已经三年，日渐南逼，正是梅殷出力之时。

他召募淮南民兵，号称四十万之众 ，严阵以待。

朝廷还派左军都督佥事徐真，右军都督佥事马傅率偏师北进御敌 。

朱棣出师之前亲撰祭文，祭奠天下阵亡将士。

被祭奠者不仅有燕军中之阵亡者，也还包括官军中之战死者。

不管朱棣如何公开宣传，他心里很清楚，这场战争实际是他发动的。

驱天下之兵马于刀兵之阵，陷南北之人民于祸乱之中，即使上天不谴责，民心也是不会嘉许的。

朱棣惯于争取民心的手法，他的祭奠，不过是想让更多的人为他去死，杀了人，还想让人称颂他的仁义之心。

与此同时，朱棣还将在永平擒获的辽东指挥王雄等七十一人释放，令其归还本卫。

王雄等临行前，朱棣向他们进行了一番说教。

当然仍是奸臣浊乱朝纲，废成法屠我诸王昆弟以危社稷，因此不得已而起兵的一番话。

但这时朱棣不仅以释放战俘故意示恩，而且又常把天下生民挂在嘴边。

他说：每战擒获将士，思其皆我皇考旧人，为奸臣驱迫战斗，盖出于不得已，实非本心，念其皆有父母妻子朝夕盼望，悉放遣之。

故今亦释尔等。

据说，杨文军队在蓟州、遵化一带纪律不佳，给无辜百姓带来不少祸患。

朱棣抓住这一点，指斥杨文暴虐，这不仅更显己之高致，而且意在离间其上下之心：归语杨文，所敌者在予一人，百姓男女，老弱婴儿何罪？淫刑惨酷，使人痛心，不忍闻也。

夫善恶报应，捷于影响，杨文不有人祸，将必有天殃。

恩莫大于活命，看来朱棣此举收到了效果。

王雄等无不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对于杨文则颇生怨愤之心。

王雄说道：杨文诚得罪于天，无所逃其责。

臣等愚昧，为其所诱，罪宜万死。

今蒙陛下再生之恩，当陨首为报。

朱棣此时释俘，更有深意。

他每当南征，总不免后顾之忧，辽东一翼之官军如同他心腹之患。

如果王雄等回到辽东能对杨文有所掣肘，那么他的南征便可大大放心了。

十二月十二日，朱棣誓师南征。

他要争取民心竭力把燕军打扮成义师。

但古来兵匪一家，少有行军不祸及无辜者。

朱棣虽然指斥了辽东官军的残暴，但他同时感到也不能不对自己的部下加以约束。

他说：靖祸难者，必在于安生民。

诛乱贼者，必先在于行仁义。

生民有弗安，仁义有弗举，恶在其能靖祸难哉！今予众之出，为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而已。

予每观贼军初至，辄肆杀掠，噍类无遗，心甚悯之。

思天下之人皆我皇考赤子，奸恶驱迫，使之夫不得耕，妇不得织，日夜不息，而又恣其凶暴，非为致毒于予，且复招怨于天下。

今我有众，明听予言，当念百姓无罪，慎毋扰之。

苟有弗遵，一毫侵害于良民者，杀无敌，其慎之。

半个月后，这时已迫近除夕，大军驻营蠡县汊河。

燕军的目的是避开真定和德州的守军，从二者之隙直插山东进入淮北。

但德州与真定之间也不一定会毫无阻挡，时刻都可能遇到官军的游骑。

朱棣首先派李远带八百骑兵侦察官军动静，扫清道路。

官军也并未因为新年而放松戒备，大年初一，李远来到藁城，便遇上驻守德州的都指挥葛进领马步官军万余人渡河北上。

李远兵少，不能硬拼，他抓住战机，乘官军渡河未毕，出兵击之。

官军见到燕兵冲来，稍稍退却进入林间，意在邀李远来战。

这时双方都下了马徒步交战。

官军见李远兵少，不免有些轻视。

李远一退，官军便追，殊不知这是李远诱敌之计。

李远乘机分兵潜入敌后，把官军的马匹全部放跑。

李远突然反攻，官军退却，发现马匹已经不见了，军心大乱，李远带兵乘势冲杀，官军大败。

这一仗官军被斩首四千余级。

许多军士溺水而死，不少马匹落入燕军手中，葛进仅以身免。

燕军首战得胜，朱棣极为高兴，赐玺书慰劳李远，称赞他的轻骑八百，出奇应变，破敌万人，其功壮伟，即与古代名将相比也不为过分。

特别是这一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本来寒冷凄穆的军旅之中顿时充满了喜庆气氛。

朱棣下令对能奋忠效力的李远所部将士加以褒奖，前锋交战都指挥以下以至于军校，皆升一级。

与燕军南下的同时，官军则在北上。

他们想在朱棣退回北平时候乘势出击。

平安带领数万兵马从真定出发，打算收复通州，朝廷正月初一下令魏国公徐辉祖率京军往援山东。

李远在藁城击败的葛进，即是官军北上之先锋。

朱棣锐意南进，又派朱能带一千轻骑往衡水哨探，正与平安北进之兵相遇。

不幸的是平安的兵一战而败，损兵七百余，失马五百余，指挥贾荣也被生擒。

朱棣挫败了东西两翼之敌，便带兵从馆陶渡卫河下东阿，拔东平，陷汶上，所至克捷。

再向前去就是孔子的老家曲阜了。

但他并未进曲阜之境。

既然是自称仁义之师，那么在圣人面前便不能不装得是通达情理的一般。

他对诸将说：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明，参赞化育，师表万世。

天下非孔子之道无以致治，生民非孔子之道无以得安。

今曲阜阙里在焉，毋入境，有犯及一草一木之微者，杀无宥。

邹县孟子之乡，犯者罪如之。

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道义上的抗衡。

朱棣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争取军心民心的重要性。

燕军经过馆陶时，朱棣见一士兵因病卧倒在道旁。

他立即命身边的人牵过自己的从马，让病员骑上，未想身边的人都说，大王的从马士卒不宜乘。

朱棣说：人命至重，马岂贵于人乎？今病卒不能行，不以马载之，则遂弃之耳。

战用其力，病而弗顾，是爱人不如爱马也，宁辍马以乘之。

卒既获济，马复何损！传统哲学中，从来就有一种思想，认为天地之间人为贵。

一次，马厩失火，孔子得知消息，首先便问是否伤人。

朱棣借题发挥；无非是说自己得了孔孟的真传。

然而与之对垒的一方，同样也举着孔孟之道的旗帜。

他们为维护朝廷，用血肉写出了一个忠字。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绝不是一句空话。

燕军攻破东平，守城的指挥詹璟被执 ，知州等长官都逃得无影无踪了。

本州有一位吏目，名叫郑华。

他本为临海人，在洪武年间任行人司行人。

建文初年被贬为东平吏目。

官位虽变，君臣之义不变，官职虽小君臣之义不小。

他眼见即将城破地失，深感有愧君恩。

他对妻子萧氏说：吾义可死，奈亲老汝少何？是啊，他一死方便，撇下年老的父母年少的妻子岂不要受罪。

心有上下君臣之义，岂无父子夫妇之情！这萧氏也是个深明大义的，他对丈夫的壮举极为感动，她说：君能为国，妾独不能为君乎？萧氏痛哭泣下，大泪滂沱。

这泪既为丈夫的壮举而流，也为夫妻的情义而流。

无论如何，郑华感到十分满足，他能以身殉国，实践他最高的道德理想，同时又能如此为妻子所理解，即使在九泉之下，他们还会在一起的。

郑华率吏民凭城固守，力不支，不食五日而死。

燕军继续向南进，正月十五日攻沛县。

本城知县名颜环，字伯玮，庐陵人，是唐代大书法家鲁国公颜真卿之后，聪敏耿直，能文章，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乡党称其六行无异辞。

建文元年，朝廷征求人才，伯玮以贤良应选，受命担任了沛县知县。

燕王起兵之初，李景隆屯兵德州，淮北民终岁转饷。

颜伯玮善为规划，调度有方，使民不告劳而使德州粮饷不困。

建文三年六月，燕军掠济宁，游兵过沛县，沛人窜匿，伯玮设法招徕。

后为阻止北军南下，朝廷命于此地设立丰沛军民指挥司。

颜伯玮乃召集民兵五千人，筑为七堡，坚守待敌。

但后来由于山东战事告急，三千人被调去充实前线。

所存仅疲弱不堪战斗之兵。

这时，燕军突然南下，伯玮知力所不敌，便派遣县丞胡先百夫长邵彦庄密至徐州告急。

但援兵竟久而不至。

伯玮知道败不可免，便命其弟颜珏、其子颜有为还家侍父，让他们告诉父亲：子职弗克尽矣！而自己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

伯玮徘徊庭下，壮志满怀。

来到察院，不禁题诗壁上：太守诸公鉴此情，只因国难未能平。

丹心不改人臣节，青史谁书县令名！一木岂能支大厦，三军空拟筑长城。

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

他知道自己位卑人轻，其力难以挽回天下大势，虽不敢想望垂名青史，但既为人臣便当尽臣节，而临死犹不忘救生民于水火。

二十二日夜二鼓，燕军攻破县城东门，守城指挥王显竟开门投降了。

颜伯玮见自己尽节的时刻已到，便仔细服好冠带，登上公堂，向南礼拜，痛哭大呼：臣无能报国矣！自颈而死，时年五十岁。

古语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国危则亡之。

伯玮受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视死如归，实有古君子之风。

他的儿子走到半路，不忍离开父亲，又回到城中。

在堂上见到父亲已为国尽忠，悲痛而又感佩，毅然自刎于父亲身边，成全了自己的忠臣孝子之志。

燕军进城，主簿廖子清、典史黄谦也都被执。

燕将想释放廖子清，子清不愿偷生，表示：愿随颜公地下。

慷慨就义，燕将又派黄谦往徐州招降，黄谦坚绝不从，也从容赴难。

燕军进逼徐州，支将王聪进攻萧县。

知县郑恕率众拒守。

城破，郑恕殉难。

这郑恕，字本忠，乃浙江仙居人。

其居乡时治尚书，攻苦食淡，虽鱼釜尘甑，未尝萌干求锱铢非所当得之心。

一室萧然，学徒数十人，惟端坐讲授，皜皜乎高风劲节，无有半点亏缺。

宁波知府闻其贤而贫，署为昌国县学训导。

知府派人携书币来聘，郑恕不愿为官，偃蹇不欲接聘，朋友交相劝说，始就任 ，不久即升为萧县知县，因留心抚民，为民所爱敬 。

在关键时刻能识别大义，甘愿赴汤蹈火，没有平日的修养之功是不行的。

他们人在孔孟之乡，心亦在孔孟之乡，他们的言行绝不是为了给人看的，他们虔诚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

我们如果看一看能赴义守节者均为熟读圣人之书的文臣，开城迎降或临阵叛逃的多是习于鞍马的武将，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朱棣当然不能等同于一介武夫，但他口称的孔孟之道也不过是廉价的宣传品，是说给人听的，因为他发动的这一场驱人于白刃的战争，本身便直接违背了孔孟君臣父子的教诲。

朱棣此次南下，本在长驱直入。

但以徐州当南北咽喉之地，又未必不想夺取。

即使夺取后弃之而南进，也可使徐州的守军不敢摄其后方可。

况且这时燕军已令各营军士四出筹集军粮，正是燕军虚弱易遭攻击之时。

朱棣与诸将商议了一个破敌之计。

燕军伏兵于九里山下，且以百余骑藏于演武亭。

朱棣命几个骑兵往来徐州城下，挑逗城中守军出城。

官军虑有埋伏，坚守不出。

燕军见状便在城外烧毁民房又向城中大喊大骂，有一个骑士还向城上射了一箭。

直到傍晚，这些人才撤回。

第二天，这批人又来到城下挑战。

城中守军不胜气愤，便打开城门，派五千人渡河追击燕军。

追兵刚渡过河，只听一声炮响，燕军伏兵冲出，官军仓促应战。

这时朱棣本人带领几名骑兵绕出敌后 ，断其归路，使敌人腹背受敌。

官军崩溃，众人争相夺桥入城。

不料，桥突然断裂，士兵们纷纷落水。

被杀死或溺水而死者，竟有三、四千人之多。

守军吃了这一亏之后，再也不敢出城，哪怕是燕军单骑往来城下，也不为所动。

燕军在徐州城外逗留近将一月，得以从容整修筹粮，竟不受城中守军干扰。

燕王准备开赴宿州。

宿州是朱棣外祖父徐王的老家。

这徐王姓马，是高皇后马氏的父亲。

元朝末年，马公以杀人亡命定远。

在那里他结识了郭子兴，并把自己的三女儿托付给郭子兴。

这三女儿后来被许配给朱元璋，就是后来的马皇后。

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马公及其妻郑氏都已经死了。

他们并没赶上好日子。

洪武二年，朱元璋追封马公为徐王，郑氏为王夫人，并在太庙之东建立祠堂供奉烟火。

祠堂落成之日，马皇后亲自奉安神主，在祝文中自称孝女皇后马氏谨奉皇帝命致祭。

洪武四年，朱元璋又命礼部尚书陶凯到宿州的坟前立庙，朱元璋亲自撰文致祭。

马公夫妻在黄泉之下落得个身后之荣。

宿州就在眼前，朱棣告诫众将士说闵子乡是外祖徐王坟之所在，无得骚扰，违者不宥。

既然朱棣一再标榜自己为高皇后嫡生，受到父母的钟爱，便不会放过这一可用以张扬的机会。

他派都指挥李让前往徐王坟致祭，并颁钞锭赐给徐王亲族。

因为在军旅之中，朱棣不愿拿也拿不出更多的东西去换取外祖之乡感戴。

他想这一万锭纸币就够了。

反正这时纸币还值些钱。

不用说元朝近百年间是通行纸币的，就是洪武年间也仍然强制推行纸币，民间如有擅用金银贸易的是要问罪的。

燕军到宿州，仍担心徐州守军会从后面追赶上来。

于是他派留都指挥金铭带领游骑到景山一带哨探。

且告金铭以退敌之计。

官军探得金铭孤军在后，便来追赶。

但金铭并不惊慌，他们列队徐行，乍进乍退。

官军见此状，怀疑金铭是朱棣所设的诱敌疑兵，因而不敢上前交战。

金铭故意拖延时间，估计大军已经走远，便引军渡河南下。

金铭来到河边，官军也已赶到。

这时只听炮声大作。

官军以为是中了埋伏，慌忙退却准备迎战。

在官军尚未布阵完毕时，金铭已乘乱过了河。

原来，朱棣事先在河对岸只布置了都指挥冀英等少数几名骑兵，约定金铭等来到河边时鸣炮，造成设伏的假象，以掩护其过河。

官军列好阵，见到河对岸并无伏兵出现，倒是金铭已经逃之夭夭，赶赴与主力汇合。

官军深悔失计 ，但眼看着放走敌军而无可奈何。

燕军继进蒙城，驻于涡河。

这时官军主力已了解到燕军南进的意图。

回师追击燕军，平安率马步军四万人为先锋已经赶到。

平安的行动已为燕军探得。

朱棣命朱高煦守住大营，自己率精骑两万人带三日干粮到离开大营百余里的地方设下埋伏。

朱棣设想滨河一带林木丛密，平安军必定怀疑有伏，而肥河一带地平少树，平安军一般不会怀疑燕军在这里设伏。

他命令每个士兵都要准备一束火把，使列道相连。

他还告诉留守大营负责警戒的士兵如见到举火，便是与敌人发生了大战，守营大军可以相机而行。

一火既举而众火相应，敌人误以为遇到了燕军主力，必会惊慌溃散。

如是小战，则不举火。

但是朱棣等在此接连埋伏了几天，粮食差不多吃完了，也没见官军的踪影。

诸将沉不住气，纷纷请求回军，朱棣态度坚决，他断定明后天官军一定会来到。

第二天，各位将领又纷纷请求回师，这时是马无刍藁，士无粮食，他们认为这是未遇敌而先自困。

朱棣并不为诸将的请求所动摇，他心中自有成算。

他说：贼引众远来，锐竭求战。

彼深知大军南行，必袭我后，若败其前锋，则众夺气。

他打了个比方，说这如同锐利的兵器锋芒一旦摧折，其刃自钝。

朱棣仍劝众将按甲于此，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诸将拗不过朱棣，只得听从命令。

这天傍晚，朱棣命令胡骑指挥款台带领几名骑兵前去侦察情况。

朱棣虽劝说诸将，其实他内心同样焦急。

他辗转反侧，几不成寐。

四鼓时分，只听营外一阵轻捷的马蹄声，他料定是款台侦察回营，便一跃而起。

他急于了解到敌人的情况，以证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

款台向他报告说敌军已经在离淝河四十里的地方下营了，他们都听到了敌人的更鼓，根据情况判断，敌军将到我们这边来。

朱棣听到此，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几日来紧锁的心情顿时舒展。

他脸上渐渐露出得意的神色，他料想这又是一招胜算而无疑，不禁说到：贼入吾彀中矣！天刚亮，朱棣便命胡骑指挥白义、正真、都指挥刘江各领百骑出兵迎敌。

他们仍然用诱敌入伏的老计策。

他们将大部分人连续埋伏在沿路，而以十余骑掠过敌营并对敌人侮辱谩骂，挑其出战。

他们商定，若敌来追，便不战而退，直到与伏兵相合。

上次从徐州南下，都指挥金铭带兵诱敌，是以虚当实，官军唯恐有伏不敢追击，上了大当。

而这次诱敌，是内实外虚。

朱棣料定，敌人接受上次不追击金铭的教训，一定会再次上当。

白义、王真他们还按朱棣所说在行囊中装满了草，伪充束帛，用以诱敌。

遇敌追，则弃之于地。

这天中午，白义等果然与敌军相遇，这正是平安所率的官军主力。

平安见到燕军不过几名散漫的骑兵，立刻下令追来。

王真等佯败走，行囊纷纷堕地。

一些追兵利于财货，竟相拾取。

这一跑一追不觉已走了二十余里，突然燕军埋伏呼喊冲杀而出，王真率壮士直冲官军鏖战，官军死伤无算，王真在燕军中夙称骁将，猛虽猛，但后军不继，被平安军包围了数匝。

王真受了重伤，仍杀敌数十人，他的力量渐渐不支了。

王真知道自己不行了便说：我死也不能死在敌手。

遂自刎而死 。

王真是燕王的爱将，是咸宁人，洪武中，起于卒伍，积功至燕山右护卫百户，燕兵起攻九门，战永平、真定，下广昌，徇雁门，从破沧州，追南兵玉滑口，俘获七千余人，累迁都指挥使。

燕王曾对臣下说：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此时见到王真战死，真是痛如剜心。

他气冲牛斗拍马上前亲自迎战。

这时平安带三千骑兵驻立北岸高坡，朱棣带亲随骑兵迎来。

平安麾下有一位胡骑指挥火耳灰者，这人素号骁勇，他本在燕王帐下供职，后来因公务调往京师，现在竟在前线与燕王对阵。

只见他手持矟直奔朱棣而来，眼看离燕王就差十余步了，十分危险。

正在这时，只听一声弓弦弹响，飞出一箭，正中在火耳灰者的马上。

那马倏然倒地，火耳灰者从马上滚下，燕军一拥而上把他生擒了。

火耳灰者部下有一个哈三帖木儿也是个骁勇过人的骑士。

他看到火耳灰者被擒，竟毫不犹豫地持矟冲突来救，没想到又有一箭射中其马，哈三帖木儿同样成了俘虏。

燕军还想用同样的方法擒获平安，但平安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一仗，燕军还抓获了林帖木儿，所擒者都是青一色的胡骑，斩首数千余级，获战马八十余匹。

仗刚打完，诸将便向朱棣叩头祝贺。

至此，他们方佩服主帅的料事如神。

幸亏朱棣没有听他们的话，否则真可能丧失此破敌的机会，那可要犯大的错误了。

朱棣对诸将的恭维十分得意。

他毕竟有大将风度，善于收拾人心。

他说：卿等谋非不善，而事或有相乖。

无苦自贬抑。

但有所欲言则言之。

勿惩偶不中而遂默。

安危与卿等同之。

是啊，他们生死的命运已经系在一起了。

诸将的忠勇是绝对可靠的。

既要突出自己，又要让众将感到自己的感情无处不在，这是居人上者不可缺的一项艺术。

火耳灰者被释放后不但没离开，仍在燕营中效力，而且成了朱棣的带刀宿卫。

朱棣身边的人都担心火耳灰者的忠诚，认为他虽然是燕军旧部下，又素称骁勇，但在官军中时间久了，其心难测，令其举刀在主帅身边是不适宜的。

朱棣听罢哈哈大笑，说：彼皆壮士，况有旧恩！今复生之，必知所报，毋用怀疑。

于是火耳灰者被命为指挥，哈三帖木儿为百户。

诸将都叹服朱棣的坦荡胸怀和推诚任人的大度，心中更暗自确信自己在侍奉一位明主。

然而他们根本想不到，在火耳灰者投奔燕邸之初，即已与朱棣以生死相许，这些憨直的蒙古人是不会轻易背其旧主的。

他们在阵前接连被擒获，这其中难道没有一点奥秘吗？第二天，朱棣派遣胡骑指挥薛脱欢领军前往宿州哨探，那里是敌人重兵所在，燕军南下可要闯过这一关。

这时燕军已深入到官军牢牢控制的地区，不但远离藩邸，而且四面都是敌军，随时都可能遭到围击。

燕军欲胜只速战一策。

而敌军此时正驻宿州，广积军粮，做持久打算。

朱棣知道与官军硬战是不划算的。

他决定仍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派兵骚扰粮道，切断其供给。

他派都指挥刘江将兵三千往徐州阻截官军粮道。

刘江竟然趑趄不前。

朱棣大怒，欲将刘江处死，在诸将竭力乞请下才获免。

朱棣又派都指挥谭清领兵百余再往徐州。

他到徐州遇到运粮官军运粮船便进行袭击，颇取得了一些胜利。

既而谭清又循河而南，至淮河五河口。

这五河在凤阳府东北，东南有漴河，西北浍河、沱河，东北潼河并于此合流入淮，故称五河口，地之西北有上店巡检司 。

位于涣水(浍水)和淮河的交界之处，是官军运粮车船的必经之地。

谭清带兵沿水陆烧毁运粮车船不可胜计。

谭清回军走到了大店，不料遇到了官军。

谭清兵马少，受到官军包围。

谭清且战且行。

在危急之中，只见前面烟尘滚滚，杀出一标人马。

谭清不免大惊，但定睛一看，那人马之中大旗上分明写着一个燕字，原来是朱棣亲自带兵赶来接应。

随之冲杀的有火耳灰者，出入敌阵，手杀十余人。

官军退却，谭清引众突围而出，反过来又与朱棣合兵向官军反击，官军大败，向南退去，宿州失守。

从小河到灵壁官军向南退却，燕军随后缀之，前后相距十余里。

朱棣派遣都督陈文、李远前往淮河哨探，击败了淮河守军，夺了他们的几百匹马还差点夺了他们的浮桥。

四月十四，官军在前，燕军在后，相继来到小河。

小河又名睢水，西自河南永成县流入，东至睢口，注入黄河。

朱棣说：贼势窘迫，必求一战，我据险以待之，使进则搤其吭，退则拊其背，不日之内可擒矣。

他命令都督陈文、内官狗儿去河北要冲之处断水为桥，令步兵辎重先渡过河，骑兵随之，然后派兵把守此桥，以困敌军。

第二天，何福率官军沿河布阵，绵亘十余里，张开左右两翼，缘河向东推进。

朱棣常领骑兵应战，官军骑兵不是燕军的对手，败走。

何福命步军蜂拥而上，争夺渡桥，又为陈文战败。

何福率军上前应援，两军展开游战，斩陈文于阵中，官军趁势冲杀过桥，平安转战至北坂，挺枪向燕王刺来，眼看就要刺中，而平安的坐骑忽然马失前蹄，蹶地不前，燕军番将王骐见燕王危急，冲入阵中，拽起燕王便走。

朱棣二子朱高煦率都督张武，内官狗儿率一批勇士突然从林间冲杀出来，与朱棣率领的骑兵合为一股，声势再起，官军不能阻挡，大败。

燕军越杀越勇。

前后斩杀官军两万余人，不少人争河而南溺死水中，尸体堵塞，河中一时为之断流。

官军将领丁良、朱彬也成了俘虏。

这时，官军退回南岸，燕军也不能过河，两军隔河相持。

几天过去了，战事并无进展，只是天气越来越热。

这时官军的粮食已使用尽了，士兵只能采野菜充饥。

朱棣得知官军的情况，说到：贼众饥甚，今与之相持，彼居南岸，便其馈饷。

更一二日，运粮稍集，贼众得济，难以破之。

朱棣想乘官军粮饷不济之机，一举打败官军。

于是他下令留下守桥士卒千余人不动，暗中亲自带大军辎重向东转移，在离官军三里的地方，趁半夜渡河到南岸，绕到官军之后。

燕军调动完毕，官军竟然没有发觉，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发现。

于是官军马上又将队伍调转，与燕军对阵。

二十二日，燕军与官军在齐眉山发生了一场激战。

这座齐眉山不是在易川西南百里的齐眉山，当年平安引真定之军援救房昭，曾经败绩于易县齐眉山。

这座齐眉山在安徽凤阳府灵壁县西南三十里。

山八字开，如同两道眉毛并列，因此称为齐眉山。

两军激战，自午时(11点—1点)至酉时(5点—7点)，互有伤亡，不分胜负 ，此时大雾弥漫，战阵中难辨敌我，于是双方各自收军还营。

第二天一早，官军趁大雾撤离营地。

大雾虽然可以隐蔽军事行动，但也给行军带来不便。

官军竟然在大雾中迷失方向，在山麓绕了很久而没能离开原地。

到中午，雾气散尽，官军发现仍在原地，不禁大惊，而此时燕军已经追来，官军被迫拒守，挖壕堑以御燕军。

官军所到之处，都要挖壕筑垒，有时，士兵通宵修筑好的壕垒即将完成，第二天一早又放弃撤离，为此士兵疲惫不堪，使战斗力大受影响。

与此相对的是燕军行军。

不挖堑壕，不筑营垒，只是分布队伍，列戟为门，因此将士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但是，燕师长驱南下，深入朝廷统治的中心地区，所遇的阻力越来越大。

官军在粮饷供给和后继援军方面都占有优势。

另外，当时天气已经日渐炎热，主要是湿气薰蒸，使来自北方的士兵大为不适，他们体力困乏，甚至染上疾病。

多日的相持使燕军产生厌战情绪。

一些将领纷纷向燕王请求择地休息士马。

二十三日这一天，诸将相继来到燕王帐下，又向燕主提起此事。

他们说：今我军深入，与敌相持。

盛夏行师，兵法所忌。

况淮土燕湿，暴雨连作。

我军畏热，倘生疾疫，则非我之利。

他们七嘴八舌提出解决办法，有人说：小河东平野多牛羊，且二麦将熟，粮食充足。

若渡河西择地驻营，休息士马，观畔而动，万全之道也。

面对众将的请求，朱棣不免心焦。

他已经几天没有解甲了。

他没想到诸将会如此畏难，他颇有愠怒，说道：兵事有进无退！接着，他又耐下心来对诸将解释说：卿等所见，拘于常算，非知通变者也。

夫两敌相持，贵进忌退，今贼众屡败，心胆俱丧。

粮道匮乏，土有菜色，日夜待■，众志荡离，亡在旦夕。

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是一个统帅必备的素质，朱棣也很善于此道。

他又说：我所以引其南来者，贼军多南士，久劳于外，孰不思家，若大败之后，各归故里，岂复能合？朱棣很巧妙，他把本来是南军的优势反说成是弱点，若说思乡，燕兵远离故土，不是更要思归吗？朱棣可称得上是个诡辩家。

接着他又说不能渡河的理由。

他说：一渡小河，懈我士心，且贼粮饷已达淮河，相去不远。

如敌得到粮饷接济，军势复振，我军便难以与之久战了。

今应乘彼饥疲，截断其粮道，可以坐困，不战而屈之。

最后，他又强调说：我军深入，利已在我，不可少缓，容贼为计。

孤军深入为兵法大忌，朱棣硬说形势有利，诸将当然不满意，所以仍然七嘴八舌地提出反对。

这时，只有朱能站出来，支持朱棣的意见。

他说：用兵未必常胜，岂可因小挫系自阻？项羽百战百胜，竟亡；汉高履败而终兴。

自殿下举兵以来，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当以宗社为重，整兵前进耳。

　朱能说罢，朱棣大为赞赏，抚掌叹道：尔言深合吾心。

诸将听燕王与朱能都这样说，虽然不同意但也都不做声了。

朱棣知诸将仍旧不服，但此时他已不能强行命令，他想试探一下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他走，他估计多数人可能会支持他。

于是他说：有欲渡河者从左，不欲者右。

此话一出，多数纷纷站到了左边，只有少数几个人站到了右边，而王忠立于中间，不做可否。

朱棣见众将的表现大出所料，不禁怒道：欲渡河者，任其所之！诸将见朱棣发怒，也都不敢再说了。

这是一次决心与意志的较量。

最后，燕王还是以其坚忍不拔，取得了决策的主导权。

战争胜负，往往在瞬息之间，而粮饷则是军队的命脉。

朱棣决定派兵截断官军粮道，并以此分散官军兵力，他派遣朱荣、刘江等将领轻骑出击。

他嘱咐说：若贼众，尔等且战且行，以挠其力，慎勿与鏖战。

引之渐近，可驰来报。

当时官军何福欲移军就粮，朱棣亲自率大军紧随其后，白天命游骑扰乱官军的樵采，夜间派勇士偷袭官军营地，使官军不得休息。

官军被迫分兵护粮。

而朱棣为此又是几天不解甲了。

四月二十五日，何福带军移至灵壁，与平安合兵。

并筑深堑高垒，想以持久战拖垮燕军。

但朝中馈饷受阻。

当时朝廷馈运粮五万石，平安率马步军六万人押饷。

二十七日，朱棣率精锐万余人前来截断饷道，并派朱高煦带数万人伏于林间，以待官军战疲，突出击之。

结果官军在燕军冲杀下被一截为二，行伍大乱。

这时，何福动用在灵壁的全部兵马前来援救，斩杀燕军数千，燕军的攻势才稍被打退。

而此时朱高煦在林中的伏兵又起，朱棣又带兵反击，形成对官军的夹击之势。

官军渐渐不支，何福遂败走，退入营中，堵塞垒门，坚守不出。

因为军粮不济，何福军不能长久支持，这天晚上，何福与军士谋划突围。

他下令要求军士到第二天一亮，听到三声炮响便开始突围，向淮河一带就粮。

第二天一早，朱棣不给何福喘息之机，率大军向官军营垒发起进攻。

朱高煦带众将士率先登上营壁，众人蚁附而上。

这时燕军发出三声炮响，营中官军以为是自己突围的信号，纷纷向营门拥去，两军相遇，官军猝不及防，大乱。

营门拥挤无法冲出，许多人从营壁上向外跳下，掉在堑壕，被燕军杀死。

指挥使宋瑄力战而死，何福单骑逃去，平安遂败。

左副总兵都督陈晖前来援救，也败。

于是陈晖、平安以及右参将都督马溥、都督徐真、都指挥孙成等三十七人都成了燕军的俘虏。

同时被俘的官员还有内官四人和监军副都御史陈性善、大理寺丞彭与明、钦天监副刘伯完、指挥王贵 等一百五十余人。

燕军缴获马匹两万余。

燕军攻破营垒，朱棣一再传令不许妄杀，军官因此投降的达十万人。

这是官军空前的一次惨败。

平安久驻真定，屡次打败燕军，曾斩杀燕军骁将数人。

燕将都对他惧怕三分，无人敢直接与他交锋。

现在平安被俘，燕军欢声动地，说：平安，平安，吾属自此获安矣！燕军官兵无不想将平安处死，但朱棣深知平安的指挥才能，不忍将其处死。

朱棣派都指挥费■等将陈晖、平安等人送往北平。

平安感朱棣不杀之恩，终于投降了燕军。

对于在军中被俘的文官，朱棣将他们一律放还。

但陈性善自感监军兵败，有辱诏命，无颜再见皇上，便郑重地穿好朝服骑马跃入河中自杀了。

其友黄墀、陈子方也同他一起投河自杀而死。

彭与明撕裂冠裳，改换姓名与刘伯完等都不知去向。

王贵因监护军饷而被俘，被朱棣释放后，走还凤阳，跟随知府徐安参与防守任务，仍与燕军作战。

直趋长江在朱棣带兵南下，北方空虚之时，建文帝接纳了齐泰、黄子澄的建议，调都督杨文率领辽东兵十万前往济南，与铁铉合兵，以断绝燕军的后路。

但这支军队行至直沽，便遇到了燕将宋贵等人的拦击而失败，竟无一人到达济南。

这时已是五月初一日。

在南方，朱棣的军队继续向南挺进，五月初七到达泗州。

泗州在凤阳府地界内，在府正东偏北二百一十里。

南滨淮河，有汴水自城北向南流入 。

凤阳府是朱元璋的老家。

朱棣一进泗州境，便百感交集。

他从就藩离开南京，就一直没有再到凤阳来，他又想起了当年与众兄弟一道回老家祭祖坟的情景，父亲太祖高皇帝希望他们个个成材，以支持大明江山，没想到高皇帝一闭眼大家便兵戈相向，但此时燕军大兵压境，泗州竟是一片和平景象，毫无战争的准备。

难道他们对不久前近在咫尺的灵壁发生的战斗一无所知吗？大军开到泗州城下，只见城门洞开，守城将领指挥周景初等早已率众等候在城外，原来他们是要献城而降的。

周景初先命人通报了姓名，然后向朱棣施礼。

朱棣说：未攻城而先降，何也？周景初说：此处寺中有一僧伽神最为灵验，水旱疫疫必祷于神，有疑必卜问，吉凶悉响应。

殿下兵未至，臣等斋诘祷于神，问：‘降与守孰吉？’是夜梦僧伽神告曰：‘兵临城，速降则吉，不降则凶。

’是以即降。

朱棣说：人心之灵，妙于万物，尔先觉，故神亦告。

朱棣大喜，下令为周景初等人升爵。

周景初不战而降，并说托神的旨意，也许是一段附会的故事。

有人怀疑周景初早已暗中通结燕军，上面一段话，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看其投降后马上被升爵，便可知这种推断大致不错。

在泗州使朱棣浮想联翩的，还因为这里是朱明皇室祖陵的所在地。

祖陵在泗州■城之北，是朱元璋祖父朱公的墓。

朱元璋出身贫寒，祖父之墓最初不过一抔黄土。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不仅加修了封土，而且设了祠祭署，有一名奉祀官专门管理祭祀，设了陵户二百九十三户。

到洪武四年，又在此地建立了祖陵庙。

庙中奉祀德祖、懿祖、熙祖的神位。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标前往泗州修缮祖陵，在祖陵郑重地埋葬了三祖帝、后的冠服 ，这祖陵尽管虚多实少，却极具象征意义。

在宗法君主制社会中，对祖宗的崇拜是至为神圣的，更何况是皇帝的祖宗！朱棣带领部下拜谒祖陵，不禁涕泣沾襟。

他说道：横罹残祸，几不免矣。

幸赖祖宗神灵庇佑，今日得拜陵下。

霜露久违，益增感怆。

尚祈终相庇祜，以清奸憝。

朱棣拜毕，在陵前伫立良久，又前后左右看了半天才离去。

这时，一些住在祖陵周围的父老乡亲也络绎来到军门。

这时朱棣的王号早被废除，论身份，不过是庶人，但他毕竟是龙种而且此时他带大兵压境，将来南京的宝座落在谁手还不一定呢。

父老们前来见朱棣，真说不上是欢迎他或拥戴他，更确切地说，他们不过作为第三者，坐山观虎斗，最终乐见其成而已。

朱棣很高兴地接见了各位乡亲父老，赐给他们牛酒及钞币，并加以慰问，然后命人送他们离开。

淮河是进入京师(今南京)的第一道屏障。

燕军兵临淮河，使京都朝野大为震动。

大将盛庸带领马军、步军数万人、战船千艘，列于淮河之南岸。

燕军列于北岸，与官军相对。

当时渡过淮河向南京进军的路线有三条，一是走凤阳，二是走淮安，三是直趋扬州。

朱棣召集诸将，商议行动方案。

有人主张先取凤阳，切断官军援军之路，发大兵进攻滁州，夺取和州，集船渡江，再派一支军队，向西攻打庐州，夺取安庆，这样便可控制长江天险。

另一些人说应先取淮安为根本，然后攻打高邮、通、泰，直抵仪真、扬州，这样可以放手渡江，无后顾之虞。

但这两条路线都有困难，朝廷为堵截燕军南下，已在凤阳、淮安等地布置了重兵，当时担任凤阳守将的是都督同知孙岳，知府是徐安。

孙岳为防备燕军，早就大修战守器械，甚至将朱元璋所修的寺庙拆毁，用其木材制造战舰，并加紧操练，使楼橹戈甲都合阵法 。

知府徐安亦带人拆毁浮桥，断绝舟揖以遏止燕兵 。

再看淮安方面，当时镇守淮安的是附马都尉梅殷，梅殷是朱元璋之女宁国公主的丈夫，于皇族是至亲，与朱棣称兄弟。

梅殷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

梅殷悉心防御，号令严明。

朱棣攻破何福后，便想从淮安南下。

他派人送信给附马都尉梅殷，说是要到南京进香，请求梅殷借路。

梅殷自然知道朱棣不过是找个借口，义正辞严地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

朱棣得知梅殷此言，大怒，又一次写信给梅殷，说：今兴兵除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

但梅殷绝不示弱，他命人将使者的耳鼻割掉，并对他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

这是朱棣的一根最不能触动的神经。

兴兵发难，本是乱臣贼子，有何君臣大义，燕王为之气沮 。

这样，燕军南下，从泗州只有突破淮河直趋扬州一条路可取，朱棣说：凤阳楼橹坚完，所守坚固，非攻不下，恐震惊皇陵。

淮安高城深池，积粟既富，人马尚多，若攻之不下，旷日持久，力屈威挫，援兵四集，非我之利。

他提出乘胜鼓行，直驱扬州、仪真，因为这两城防守单弱容易攻取。

而得到仪真、扬州之后则淮安、凤阳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夺取镇江，连攻常州，遂举苏松及江浙，西下太平，抚定池州、安庆。

到那时，江上孤城，岂能独守。

朱棣为诸将描绘一幅顺利夺取南京的美妙图画。

但实际上，选取从中路突破的方案也是客观形势决定的。

方案既定，朱棣便摆出一副要渡河的架式。

他命将士将船只靠在岸边，编造竹筏，扬旗鼓噪，虚张声势。

与此同时，朱棣命丘福、朱能、狗儿等带数百人西行二十里，偷渡淮河。

这里官军并无防备。

燕军过河，从后面逼进军营，鸣炮发起进攻。

这突降的燕军使官军一时摸不清头脑，一时营中大乱，指挥官盛庸无法控制局面。

在混乱中，盛庸来不及上马，被部下架上了船，才得脱险。

燕军偷袭成功，官军不战而溃。

大批战船被燕军缴获，大队人马顺利渡过淮河，同日，燕军攻克了盱眙。

五月十七日，朱棣派遣都指挥吴玉前往扬州招谕。

官军在扬州设防严密，但扬州守将分战降两派。

扬州卫指挥王礼便是主张举城投降的一个。

监察御史王彬、镇守指挥崇刚坚决抗战，夜不解甲，婴城固守。

他们发现了王礼的异常举动，便将他囚禁了起来，其党徒也都被关入了监狱。

朱棣命人射箭送信绐城中，申明有能缚王御史降者，给予三品官。

但王彬身边常有一力士相随，此人可力举千斤，人们惮于力士的勇武，无人敢靠近王彬。

王礼的弟弟王宗为救其兄，便给力士的母亲送了大批礼物，通过她将力士骗出，乘王彬解甲而浴的时候，将其抓获。

千户徐政、张胜等带领舍人吴麟等数十人将王礼从监狱放出，并抓获了指挥崇刚，开门迎降。

崇刚、王彬不屈而死。

可以看出，当时朱棣的势力早已暗中伸延到南方，王礼等的出降是早有预谋的。

当时与朱棣暗中勾结的还不止王宗、徐政、张胜、吴麟这些，另外，扬州卫指挥佥事李政、扬州卫舍人柳琮、扬州卫副千户王仪等都是拱手而降的。

五月十九日，朱棣带兵至天长，扬州卫的王礼等一行人便赶来军门求见了。

燕军不费一刀一兵，扬州城便落入燕军手中。

朱棣命王礼同都指挥吴庸等谕下高邮、通州、泰州，接着扬州府高邮等卫指挥王杰率众来降，通、泰相继归降，扬州府江都县知县张本也率众来降。

二十日，燕军西上六和，打败驻守官军。

至此，江南的门户已完全打开，燕军加紧整备舟师以待渡江。

燕军控制了江北郡县，朝中君臣忧心如焚。

二十日，建文帝下罪已诏，并派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翰林修撰王叔英、刑部侍郎金有声、国子祭酒张显宗等四出征兵，号召天下勤王，同时将被放逐的齐泰、黄子澄召还共同策划防守大计。

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琎、徽州知府陈彦回、松江同知周继瑜、乐平知县张彦方、前永清典史周缙等先后起兵入卫。

建文帝命姚善兼督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五府之兵。

建文帝向四方发下的诏书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奉皇祖宝命，嗣奉上下神祗，燕人不道，擅动干戈，虐害百姓，屡兴大兵致讨，近者诸将失律，寇兵侵淮，意在渡江犯阙，已敕大将军率师控遏，务在扫除，尔四方都司布政司按察使及诸卫文武之臣，闻国有急，各思奋其忠勇，率慕义之士，壮勇之人，赴阙勤王，以平寇难，以成大功，以扶持宗社。

呜呼，朕不德而致寇，固不足言，然我臣子岂肯弃朕而不顾乎？各尽乃心，以平其难，则封赏之典，论功而行，朕无所吝。

故兹诏谕，其体至怀。

当时燕军往来于江上，沿江南北郡县纷纷秘密投降了朱棣。

京师内外臣民读了建文帝的语书，惟有恸哭而已。

这时方孝孺向建文帝献策说：事急矣，宜以计缓之，可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当至，北兵不习舟楫，我借长江天堑，与之决战于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建文帝乃请得皇太后之命，派遣庆城郡主前往燕军议和。

庆城郡主是朱元璋从兄蒙城王朱重的四女，辈分上应是朱棣的从姐。

亲叔侄之间的纠纷现在要由这位堂姐来调解了。

作为女人本不得参预国事，但此次燕兵南下，实是宗亲之内自相残杀，既是国事，又是家事。

战场上不得解决的问题，能否用骨肉亲情感化呢？五月二十五日，她渡过浩浩江水，登上北岸，又经过层层防守来到这纯粹是男人的世界。

自从朱棣于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后，他们就没见过面。

她想不到会在此时在战场上相见。

朱棣离座迎接老姐姐的到来，他们都已显得老了，特别是朱棣，几年中风餐露宿，有时几天身不解甲，看得出脸上的劳碌风霜，但比过去显得更雄健英武了。

朱棣见了郡主不禁流泪痛哭，说道：我父陵土未干，我兄弟频见残灭，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且一入谗臣之言，即如胶漆不可解，至亲之言，纵倾吐肝心，如水洒石。

今我之来，岂得已哉！说罢又哭。

郡主听此言也泪下沾襟，朱棣先声夺人，这位长于深宫的郡主当然不是对手，竟说不出话来。

朱棣问道：周、齐二王安在？郡主说：周王召还，未复爵，齐王仍被拘之。

朱棣听罢更悲不自胜。

郡主想起了来此的使命，请朱棣允许割地讲和。

朱棣老谋深算，哪里听得进去这话呢？他心里早知此奸臣欲缓我以俟外兵耳。

朱棣振振有辞地说：吾受皇考封土且不能保，割地何用，且吾来，欲得奸臣耳，在清朝廷、奠安宗社，不在土地，吾分地自有皇考所命者，富贵足矣，不愿赢余。

但得奸臣之后，竭孝陵，朝天子，求复典章之旧，免诸王之罪，即还北平，祗奉藩辅，岂有他望。

此奸臣欲姑缓我，以俟远方之兵耳。

我岂为所欺哉！面对朱棣滔滔不绝的申辩，郡主无以作答，沉默良久，只得辞还。

朱棣送郡主走出营门，又对郡主说：为我谢皇上，我与皇上互亲相爱，无他意也。

幸不终为奸臣所惑耳！为我语诸弟妹，吾几不免矣，赖宗庙之灵垂佑，相见有日也。

朱棣的话中，不难感到一种得意的神采：第一，我不吃你们那一套，第二，我就要进京了！朝中上下，期盼郡主此行可稍缓燕军，及郡主还京，说朱棣无意停止南下，无不大惊。

建文帝再以此事问方孝孺。

方孝孺说：长江可当十万兵，江北船只遣人尽烧之矣，北兵岂能飞渡？况天气蒸热，易以染疾，不十日，彼自退。

若遽渡江，祗送死耳。

何足以当吾师！按方孝孺的判断，北兵不至于立即可以渡江，这样，四方援兵便可赶到。

但他没有想到的一个因素是沿江卫所有不少将士早已暗中投降了朱棣。

燕军面对长江天险，确实是遇到了困难，北岸的船只多已被焚毁，用什么渡江，这要靠众将士齐心协力了。

于是有人出主意，挑选了一些老家在南方善于泅水的士兵，用猪皮囊充气环系在腰间，泅水偷渡进入南岸，对南方的船只能夺的夺，不能夺的予以焚毁。

几天中，燕军夺了不少船，也毁掉了官军的许多船。

燕军中有一个士兵叫作钮阿卜，本是燕山卫的一名士卒。

但他的老家在江苏。

长期离乡在寒冷的地方当兵，早就厌倦了。

燕兵进到江北，又勾动了他的思乡之情，他决定一走了之。

于是悄悄离开军营，凭着年轻时练就的好水性浮水过江，逃回老家。

没有想到，阿卜在靠近南岸时却遇上了官军的运粮船。

官军健卒都抽调到作战部队中去了，运粮的都是老弱士兵，他们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燕军士兵惊骇不已。

这真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阿卜在官军运粮船前也担心被捉。

于是他故作声势，壮起胆来向运粮官军大声恫喝说：燕兵即将大举过江，你等要想不死，就赶快随我投降，否则将会被杀得一个不剩！阿卜本想将运粮■吓走，自己好逃脱；没想到这些运粮老弱军士竟真的跟着他投奔了燕军。

阿卜逃跑回家没成却立了功，后来得了奖赏并被提拔。

六月初一，朱棣命都指挥吴庸集合高邮、通州、泰州的船于瓜州，命内官狗儿、领都指挥华聚为前哨，进至浦子口 。

浦子口与京城隔江相对，是离亦城最近的北岸港口，朱棣可能是要作一试探，看能否在这里渡江。

官军在这里设防严密，燕兵遭到激烈的抵抗。

大将盛庸在浦子口迎战燕军，将其打得大败。

一仗下来，燕王感到虽然京师近在咫尺，可是并不容易攻克，况且长江天险在前，渡江也是个大问题。

难道就此罢手，议和北还吗？朱棣绝不甘心于功败垂成。

方在迟回之间，朱高煦带领蒙古骑兵赶来。

朱棣心头的一缕浮云一扫而光，立刻振起了精神。

他一手仗剑，一手抚着朱高煦的背说：勉之！世子多疾。

的确，每到征战的关键时刻，都赖朱高煦的缓急相救，因此他得到朱棣的深深倚重。

远在北平担任留守的世子朱高炽，怎能与这个跟随左右驰骋疆场的儿子相比呢？朱高煦也自恃勇武，又多有战功，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宠幸，朱棣世子多疾的暗示不是说他将来有可能代替世子吗？可惜朱棣英鸷洞彻，目前，这场与侄儿之间的拼杀尚未了局，又种下将来诸子兄弟之间拼杀的祸根。

朱高煦听了父亲的话，大受鼓舞，带众与官军拼死战斗，很快扭转了战局。

盛庸兵退屯高资港。

高资港在长江南岸，与江北瓜洲渡相对。

朱棣大兵集中在瓜洲。

此前派狗儿等到浦子口不过是去探一下虚实，盛庸判断燕兵可能会在瓜洲渡江，因此在高资港严阵待敌。

朝廷感到大战在即，恐盛庸独立难支，便派遣都督佥事陈瑄率领舟师前往援助，但陈瑄却降了燕军。

这时官军担任监军的是兵部侍郎陈植。

陈植亲临江上，慷慨誓师，决心遏燕军于长江以北。

但官军中有个都督名叫金甲，却倡言燕兵不可抗，不如缴械迎降。

金甲遭到陈植的严厉斥责，被指为不知逆顺，不懂君臣大义。

他恼羞成怒，竟将陈植杀死，投降了燕军 。

临阵之际官军将领的纷纷叛变使官军力量大遭破坏，盛庸已成孤军。

而此时朝廷中暗中与朱棣勾结的大臣也不断派人前来向朱棣献渡江及入京城之策，江南的防守已从内部垮了下来。

朱棣决定抓住战机，强渡长江，向帝座发起最后的冲击。

六月初二，朱棣带领部属来到江边，面临江南已经设好香案牺牲。

旌旗肃穆，幡带当风，将士们列队而立。

在渡江之前朱棣要亲祭大江之神。

几年的征战，能否成功就在渡江一举了。

他希望江神能够保他们顺利渡江。

朱棣带头向江神恭敬地礼拜，众将也随之行礼。

礼毕之后朱棣从侍者手中接过祝文，高声朗读道：予为奸臣所迫，不得已起兵御祸，誓欲清君侧之恶，以安宗社，予有厌于神者，使不得渡此江。

神鉴孔迩，昭格予言。

读毕再次施礼。

第二天，六月初三，朱棣又集合部众举行誓师。

誓词说：群奸构乱，祸乱邦家，扇毒逞凶，肆兵无已。

予用兵御难，以安宗社，尔有众克协一心，奋忠鼓勇，摧坚陷阵，斩将搴旗，身当矢石，万死一生，于今数年，茂功垂集，在戮力渡江，翦除奸恶，惟虑尔众，罔畏厥终，偾厥成功耳。

夫天下者，我皇考之天下，民者，皇考之赤子，顺承天体，惟在安辑，渡江入京，秋毫无犯，违予言者，以军法从事。

呜呼，惟命无常，克敬惟常，尔惟懋敬，乃永无咎。

朱棣对大家说：行百里者其半九十，若等勉之！吾既至此，奸臣当已魂飞魄死，然困兽犹斗，不可不虑！这一天，燕军大举麾师渡江。

这又是一场空前的临江决战。

当年孙刘联军曾在赤壁大败曹操南下之军，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如今的形势则完全不同，燕兵以叛逆之师自北方而来，远离后方又不习水战，朝廷方面不仅是以正击邪，而且兵多势众，表面上，官军从高资港上下、沿江二百里都设有防军，但不幸的是，将心叛离，防线早从内部开始瓦解。

而燕军则乘胜鼓勇，孤注一掷，志在必得。

朱棣率师渡江，舳舻相街，旌旗蔽空，戈矛曜日，金鼓之声震天动地。

这一天天晴气朗，微风飘扬，长江不波。

千万艘战船横穿江面，如履平地。

燕军一路南下节节获胜，早在南京传为神兵，虽然忠于朝廷的文武仍主张坚决抗战，但是士兵却对燕兵有一种无名的恐惧。

燕军船只黑鸦鸦一片从江面上压过来，官军整军以待，等他们逐渐靠近。

眼看燕军已到了眼前，朱棣指挥前锋鼓噪登岸，数百名精锐紧跟着也冲了上来。

盛庸带兵起而应战，但无法抵挡燕军的勇猛，迅速崩溃。

官军士兵纷纷抛掉武器向山上散去，盛庸乘单骑逃走。

来不及逃走的纷纷解甲投降。

为了南京的防守，朝廷调来大批海船，列于江面上，此时也都投降了燕军。

拒绝割地讲和燕军几乎是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渡过了长江。

高资港西距京师一百余里。

受到胜利鼓舞的诸将纷纷要求直接向南京进发，但朱棣提出要进攻镇江。

镇江在高资港之东，两地紧邻。

朱棣说：镇江为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来非便。

譬之人患疥癣，虽不致伤生，终亦为梗。

先取镇江，断其右臂则彼势危矣。

朱棣命投降官军的海船上都悬挂起黄旗，在江中往来。

镇江城上的守军遥望江中船只旗帜都改变了颜色，知道他们都已投降了，在惊愕之余，都感到大势已去。

镇江守将指挥童俊早有异志，此时见时机已到，便率众投降了燕军。

在京师周围，镇江处于要害之地。

当燕军临江京师紧张备战之时，刑科给事中常熟人黄钺因父丧，丁忧在家。

方孝孺前往吊唁时，他们曾屏去闲人讨论国事。

黄■说：苏、常、镇江，京师左辅也。

唯镇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纳盗也。

指挥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视远而言浮，将有异志。

　他一直关注着镇江的防守，当然会注意到镇江的守将。

一个人的内心，常常会通过眼睛表现出来。

童俊既已心怀二意，那么当他在皇帝面前奏事时就会视远言浮。

童俊的投降证实了他的判断。

六月初八，燕军进驻龙潭。

在这里已可以遥望钟山了。

朱棣一望钟山，不禁怆然泣下。

诸将对朱棣流泪不解，问道：今祸难垂定，何以悲为？朱棣说：往日渡江即入京见吾亲。

比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

今至此，吾亲安在？瞻望钟山，仰怀孝陵，是以悲耳。

朱棣是越说越伤心，弄得诸将也跟着掉了不少眼泪。

燕军日日逼近京师，宫中的气氛更加紧张。

靖江卫王府长史萧用道、衡王王府纪善 上书中论战守大计，对当政大臣颇有批评。

建文帝将上书交给群臣讨论，想不到一位当政大臣 竟盛气诟骂二人。

右副部御史练子宁对这位当政大臣的专横极为不满，起而说道：国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这位骂人的当政大臣自知国事弄到这步田地，自己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也感到了惭愧，停止了诟骂。

但面对燕军的南下，举朝上下仍然计无所出。

有的建议建文帝逃往浙江，有的建议逃往湖湘，莫衷一是。

前线的恶噩一个接着一个，沿江海船都已投降了燕军，燕师渡江，镇江守将投降，一向不懂得着急的建文帝此时忧心如焚。

他徘徊于殿庭之间，看着身边一群噤声不语的文武官员。

他们平日里高声阔步，谈古论今，如今竟拿不出个安邦救国之策！建文帝忽然停住脚步，令内官传方孝孺进宫。

方孝孺此时正在家中养病，但宫内宫外的事，他一刻也未从心中放下。

听到皇帝召见，他赶忙强起赴朝。

照例文官要从东华门进宫入朝，他老远地在东华门外就下了马。

他缓步走进东华门，进入文华殿。

天气已经很热了，他本来身体就欠佳，此时又将朝服冠带裹得严严的，身上早就是大汗淋漓了。

他想在文华殿略作喘息，落落身上的汗，等待皇帝接见，但刚一落座喘息未定，内臣便宣皇帝召见。

他缓步走上奉天殿的台阶，一下就感到了宫中紧张的气氛。

皇帝并没像以往一样端坐在御座上，而是在殿中走来走去。

皇帝开始似乎并未注意他的到来，他看到本来就文弱的建文帝，此时更增加了几分疲惫和憔悴。

在国家危机存亡之秋，正是需要为天子分忧的时候。

方孝孺此时的心也如同火焚，他恨不得拼一腔热血拒敌于疆场，但他感到屯聚于城外的贼兵就如同这身被汗水湿透了的朝服一样，裹在身上解不掉，甩不开。

建文帝觉察到他的到来，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也顾不得君臣礼仪，近头就问：今事已急，请问先生计将何出？方孝孺早在路上就想好了要说的话，略加思索，便答道：今城中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尽撤城外民舍，驱民入城，足以为守，城外积木悉运入城。

方孝孺提出的办法，正是坚壁清野的办法。

他希望燕军在城外得不到物资支持，不能久驻，同时固守坚城以待援军。

建文帝听从了方孝孺的建议，于是下令调遣军民商贾及诸色人臣，赶赴城外，日以继夜，拆除屋宇，搬运物资，不给燕军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

拆下的砖瓦木料越积越多，家园毁坏后搬出的物资到处都是。

当时天气炎热，拆物运物的人们又得不到休息，苦不堪言，时间长了不免嗟怨之声。

形势日益紧张，督役的人限令尽快将物资运完，实在运不了的，便放火烧了，大火连日不息。

与此同时，另一批军人民夫在日夜加固京师的城墙，夯土喊号之声不绝于耳。

人多手杂，指挥不善，修筑又不得法，刚筑好的一段墙又被震塌了，只好再筑。

方孝孺仍希望能借和谈推迟燕兵的进攻。

他又向建文帝建议说：前遣郡主未能办事，今以诸王分守城门，再遣曹国公李景隆、茹尚书(茹瑺)、王都督(王佐)往督龙潭，仍以割地讲和为辞，用觇其虚实，且以待援兵至。

那时，选精锐数万，内外夹击，决死一战，可以成功。

万一不利，则车驾幸蜀，收集士马，以为后举。

于是建文帝下令谷王朱穗、安王朱楹分守都门，派李景隆等往见朱棣。

李景隆、茹瑺、王佐来到龙潭燕王帐下。

按明朝礼制规定，亲王地位下天子一等，公侯以下都要向亲王匍匐行礼。

李景隆虽位至曹国公，仍不能不跪倒，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更不在话下了。

燕王的封号早已在建文元年被削除了，但此时他们又不能不对朱棣以燕王相称。

燕王雄武自有一股威风煞气，一般人见了，都恨不能敬而远之，曹国公见了竟低头不敢仰视，伏在地上惶恐地流下汗来。

这倒不是因为他在地位上低燕王一等，而因为他是朱棣手下的败将，而此次来是有求于朱棣。

倒是朱棣先开了口，说道：勤劳公等至此，雅意良厚。

话中不无讥讽，李景隆一时语塞，竟说不出话来，他再三叩头之后才说了要求割地请和的话。

这下又惹出朱棣一大套话来。

朱棣说：公等今为说客耶？始吾未有过举，辄加大罪，削为庶人，以兵图逼，云‘大义灭亲’。

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混一天下，为天子、诸王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说，此又奸臣之计也。

吾今之来，但欲得奸臣耳。

公等归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免胄，谢罪阙下，退谒孝陵，归奉北藩，永祗臣节，天地神明在上，吾之此心，明如皎月，不敢渝也。

朱棣又借此机会宣传了一番。

李景隆空手而回，建文帝再问计：不欲割地，计将安出？李景隆说：彼必欲得罪人，然后可以退师。

建文帝又命李景隆再出城，让他对朱棣说：有罪者俱已窜逐于外。

无在京师者，俟执来献。

但李景隆迟疑不肯出城，他请求建文帝命在京诸王与他一道去见朱棣。

李景隆与谷王朱穗、安王朱楹一道再次来到朱棣驻地。

朱棣见了诸王态度自是不同，一则他们是亲兄弟，二则是在京诸王也遭到建文帝的不同处分，他们是同病相怜，正好借此互通声气。

朱棣与朱穗等互道劳苦问候，朱棣说：吾为奸臣所逼，危如累卵，今幸见骨肉！奸臣不轨，欲次第见倾，若落彀中，则覆诸弟如剿■耳。

朱棣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诸王提到割地请和的事，朱棣说：诸弟试谓斯言当乎否乎？诚乎伪乎？果出于君乎？抑奸臣之谋乎？谷王朱穗等现在虽被建文帝派遣，但在建文即位之初，他们都曾是防范的对象，因此他们对朱棣的话很能听得入耳。

他们纷纷说道：大兄所洞见是矣。

诸弟何言？诸弟之来，岂得已哉！朱棣再次表白说：吾此来但得奸臣而已，不知其他。

于是李景隆、谷王在一次宴请之后，再次空手而回。

六月十二，建文帝派人秘密前往各地催促援兵。

到各地去的人都带有用蜡丸密封的建文帝的谕令。

但这时燕军已逼近京师，严密防查从京师出来的人，他们大都被燕军抓获，极难离开京师。

而此时王叔英募兵于广德，姚善起兵于苏州，练子宁募兵于杭州，黄观募兵于上游。

为了取消朱棣的口实，被他指为奸臣的齐泰、黄子澄再次离开了京师，齐泰到广德从王叔英，黄子澄往苏州从姚善。

但由于募兵行动得太晚，形势已对朝廷不利，王叔英在广德募兵竟无人响应，黄子澄想航海到外洋征兵也没有结果。

　即使募到兵也来不及赶赴京师了。

建文帝盼援兵不见，一筹莫展，与方孝孺执手而流涕，只好命徐辉祖等分道出御。

这时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等把守金川门，以城中兵力而言，尚可抵挡一阵。

但守城诸将并不齐心，甚至左都督徐增寿也被发现与朱棣勾结，心怀二志。

一日在殿廷上，徐增寿徘徊不安，群臣从他心神不定的神态看出他要图谋不轨，打算做燕军的内应。

御史魏冕、大理丞邹瑾忍无可忍，决心防患于未然，一步冲出朝班，抓住徐增寿便打，十七八人也一同拥上动手，并请求皇上立即将徐增寿处死 。

可建文帝仁柔心肠，竟宽宥了他。

六月十三日，燕兵进至金川门下。

金川门为京师北门，面对大江，最为冲要，把守此门的正是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

因为朱棣了解南城中尚有实力，一时还摸不清底细，不敢冒然攻城。

他还是先采取了攻心战术，他先命人请皇嫂来军中，皇嫂即其兄懿文太子妃常氏，常氏来到后，朱棣向她又述说了一遍建文帝的罪状和兴兵的原因 ，仍想把自己带兵前来说成是合法的。

同时，他命人用箭向城中射入一封给弟妹的书信，想瓦解京师的防守，不战而屈人之兵。

信中写道：兄致书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相别数载，天伦之情，梦寐不忘。

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姐姐公主到，说众兄弟妹妹每请老姐姐公主来相劝我，说这三四年动军马运粮的百姓、厮杀的军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军马不要过江回去，天下大平了却不好说。

我与你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知道：我之兴兵别无他事，为报父皇之仇，诛讨奸恶，扶持宗社，以安天下军民，使父皇基业传子孙以永万世，我岂有他心哉，我自己卯年兴兵，今已四年，父皇之仇尚未能报，奸恶尚未诛灭。

我想周王无罪，被奸臣诬枉，破其家，灭其国；随即罪代王，拘囚大同，出其宫人，悉配于军；至于湘王无罪，逼令阖宫焚死；齐王无罪，降为庶人，囚系在京；及乎岷王，奸臣以金帛赏其左右，使其诬告岷王，流于漳州烟瘴地面；至于二十五弟，死则焚其躯，拾其骨沉于江。

此等奸恶小人，皆我父皇杀不尽之余党，害我父皇子孙，图我父皇天下，报其私仇，快其心志，父皇能有几多子孙，受彼之害，能消几日而尽，兴言至此，痛心如裂。

累年以来，奸臣矫诏，大发天下军马来北平杀我，我为保性命，不得已，亲帅将兵与贼兵交战，仰荷天地祖宗神明有灵，怜我忠孝之心，冥加祜护，诸将士效力，故能累战而累胜，今大兵渡江，众兄弟妹妹却来劝我回北平，况孝陵尚未曾祭祀，父皇之仇尚未能报，奸恶尚未能获，以尔弟妹之心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能行成王故事，我当如周公辅佐，以安天下苍生。

如其不然，尔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及多亲戚，当速挈眷属移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惊恐。

惟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审之详之。

周公辅成王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周公是周武王之弟，名旦，亦称叔旦。

他曾帮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即位，但年幼，便由周公摄政并带兵平定反叛。

待成王成年，周公还政于成王，退居下位。

朱棣以周公自居，是想表示自己不会伤害建文帝，让众弟妹吃个定心丸。

当然，朱棣仍担心会遇到官军的激烈抵抗，担心京师城池完缮，勤王兵四集，便派遣先锋刘保、华聚等领骑兵千余，到朝阳门，探望虚实，得知城上无备，便下令整军前进。

金川门迎降城中也在密切注意城外燕军的动静，当徐增寿得知燕军已进至金川门时，便欲举兵响应，但被人发现。

建文帝大怒，下令将徐增寿带到宫中右顺门庑下，大声诘责，并亲手将其腰斩，尸体被抛出横于路旁 。

但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金川门上的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望见朱棣的麾盖，下令开门迎降。

户科给中事龚泰此时也在城上督兵防守，拒不从命，从城上投下自杀而死 。

门卒龚翊知大势已不可挽回，恸哭而去。

兴高采烈的燕军欢呼鼓噪：一涌而入金川门。

金川门内本用枪支顶住，垛满的枪支密无缝隙。

门锁虽开而枪支未移，先冲进来的燕兵被后面的大队挤上前去，被枪扎死的不少 ；燕兵如潮水一般冲入京城，各处的官军都逃得差不多了。

只有徐辉祖等还带兵与燕军展开了巷战。

但很快就失败了。

一些朝臣见大势已去，纷纷弃官逃跑，一夕缒城而去四十余人。

　四年的战事已进入尾声，南京城里一片混乱。

朱棣除派兵占领皇宫和各要害之处，又分别派了一千余骑兵前往护卫周王、齐王。

周王与燕王同母所生，与燕王最为亲近，因此他最担心在城破时他们遭害。

周王见大兵来到，不知道是燕兵，以为死期临近，仓卒恐怖，等知道是燕军来护卫营救，顿时大喜，说：我不死矣。

周王随燕兵来见朱棣。

朱棣听说周王来到，迎出营外，二人相见大哭。

周王说：奸恶屠戮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相见，真再生也。

说罢二人并辔来到金川门，下马，握手登上城楼。

懿文太子妃常氏在军中与朱棣说了一席话之后，便没人再理她了。

燕军拔营攻城，她也悻悻返回了京城。

但这时京师已是一派惨状，大街小巷满是燕军士兵，激战过的地方横尸流血，没打过仗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

更令她惊骇的是在她走近皇城时，就发现宫中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可叹往日一派繁盛而又肃穆的红墙黄瓦的宫殿已是一片火海 。

朱棣与周王在城楼上遥望宫中冲天大火，忙下令前往救人。

宫中早已乱成一团。

燕兵冲进金川门的消息一传来，太监宫女就躲的躲，逃的逃了。

燕兵冲进宫来，高墙深院中竟看不见个人影。

只见三个男孩子坐在宫门哭泣。

虽然这三个孩子穿得很普通，衣服的颜色也不显眼，但却看得出不是民家子弟。

而且宫中岂是一般人可随便来的？监督搜宫的命将这几个孩子带走 。

宫中的火烧得很奇怪，有人说是建文帝命人点的火，建文帝及皇后妃嫔都投入火中自焚了。

但为什么翻遍了瓦砾却找不到建文帝的尸体呢？军士们确实从灰烬中曳出一具尸体，已是体无完肤，面目全无了。

有人说这就是建文帝的尸体，有人则说这是马后的尸体。

谁也无法确认，只有不了了之。

但是如果这尸体不是建文帝的尸体，那建文帝又到哪里去了呢？他可还是当今的天子啊！搜宫的燕兵来向朱棣报告，说不见皇帝的踪影，只从灰烬中找出了一具不知是谁的尸体。

朱棣叹说：小子无知，果然若是痴■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其实谁也没肯定那尸体就是建文帝之尸。

但如果建文帝不死，朱棣又何以自处呢。

自己竟如此与皇帝的宝座无缘吗？真的周公辅成王吗？朱棣遣周王归第，分命诸将守京城及皇城，而自己则驻营龙江。

他下令安抚臣民，严肃军纪。

有士卒在市场上拿了鞋不给钱，立即被处斩。

　关于建文帝，朱棣虽口说建文帝已死，但心中却放不下这段心事。

他下令继续搜宫，并命搜捕奸臣齐泰、黄子澄，并开列奸臣榜。

这一天公布的燕王令旨说：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大明燕王令旨：谕在京军民人等知道。

予昔者困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窃弄威福，骨肉被其残害，起兵诛之，盖以扶持祖宗社稷，保安亲藩也。

于六月十三日抚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赦，无罪者予不敢杀，惟顺乎天而已。

或有无知小人乘时图报私仇，擅自绑缚劫掠财物，祸及无辜，非予本意。

今后凡首恶有名者听人擒拿。

余无名者不许擅自绑缚，惟恐有伤治道，谕尔众咸使闻知。

榜中开列的奸臣共二十九人，他们是；太常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大理少卿胡闰，寺丞邹瑾，户部尚书王钝，户部侍郎郭任、卢迥，刑部尚书侯泰、暴昭，工部尚书郑赐，工部侍郎黄福，吏部尚书张■，吏部侍郎毛泰亨，给事中陈继之，御史董镛、曾凤韶、王度、高翔、魏冕、谢■，前御史尹昌隆，宋人府经历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户部主事巨敬。

朱棣设置了赏格：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绑缚奸臣，为首者升官三级，为从者升二级；绑缚官吏，为首者升二级，为从者升一级。

奸臣榜贴出去之后，很多投机者纷纷以告密或擒获奸臣得官，一些人乘机报私仇、劫掠财物，虽禁而不止。

朱棣所驻之龙江北临长江，在京师外廓之内，内城之外。

战斗已经停止，小皇帝或死或逃下落不明，但看来大局是定了。

于是赶到龙江朱棣营门表示投降的越来越多。

最先向朱棣叩头劝进的是兵部尚书茹瑺。

茹瑺早就与太常卿黄子澄不协。

在建文朝，刑部尚书暴昭与黄子澄相一致，极力排挤茹瑺，指其赃罪，致使茹瑺被罢黜为河南布政使。

后来黄子澄罢官，茹瑺才又被召回任兵部尚书。

黄子澄既被朱棣列为奸党，自为茹瑺提供了一个进身机会。

接着来投降的文臣有吏部右侍郎蹇义、户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中刘■、右侍郎古朴、刑部侍郎刘季■，大理少卿薛嵓，翰林学士董伦，侍讲王景，修撰胡广，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芮善，侍诏解缙，给事中金幼孜、胡■，兵部侍中方宾，文选郎中陈洽，刑部员外郎宋礼，国子助教王达、邹缉，吴府审理副杨士奇，桐城知县胡俨等。

被列入奸臣榜的郑赐、王钝、黄福、尹昌隆也前来归附，自称被奸臣所累，请求宥罪。

茹瑺、李景隆又为张■、毛泰亨请求宽免，都先后授官或仍任旧职。

对那些仍然抗拒不降的，朱棣又开列了第二批名单指为奸臣，他们是；徐辉祖、葛成、周是修、铁铉、姚善、甘霖、郑公智、叶仲惠、王琏、黄希范、陈彦回、刘璟、程通、戴德彝、王艮、卢原质、茅大芳、胡子昭、韩永、叶希贤、林嘉猷、蔡运、卢振、牛景先、周■等，共五十余人。

迎附的官员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们希望朱棣早即帝位，自己便成了开国元勋。

十四日，诸王及文武官员们纷纷上书请求朱棣即位。

本来，朱棣自起兵之日起，便已盯住了皇帝的宝座，但此时却要由群臣劝进。

而朱棣又要故作谦让，说道：予始逼于难，不得已以兵救祸，誓除奸以安宗社，为伊周之勋。

不意孺子无知，自底亡灭。

今奉承洪基，当择有才德者，顾予菲薄，岂堪负荷。

中国的氏族民主制已经湮灭数千年了，但在儒家经典中还是被奉为美政，称颂无加。

而后世帝王为争夺帝位杀人盈野，谁也不愿实行那种民主的禅让制度，但他们却又都要用开明的贤君标榜自己。

当年赵匡胤陈桥兵变，不也是被迫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吗？朱棣的这番话何其动听，但大臣们都知道这是假的，这不过是一场把戏的开幕式。

自然，接着是群臣的进一步劝进。

诸王及文武群臣苦苦叩头，一定要请他做皇帝：天生圣人，为社稷生民主，今天下太祖之天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位岂可一日而虚，生民岂可一日无主？况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殿下为太祖嫡嗣，德冠群伦，功施宇内，威被四海，宜居天位，使太祖万世之洪基，永有所托，天下生民，永有所赖。

不宜固让，以孤天人之心？这一番劝进辞哪里是说给朱棣，分明是给天下人听，是向天下人宣讲朱棣即位的合法性。

劝进集中在几点：一，生民需要有圣人做主，朱棣就是圣人；二，朱棣是太祖嫡嗣，理当继统；三，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只有朱棣当国君最为合适。

在现存朱元璋子孙中年最长莫过于朱棣了，但若要按建文帝的系统算，还有其子文奎，其弟允熥、允■、允■，这些小孩子执政对国是不利的，必须把他们排除，才轮得上朱棣。

这次劝进只能算初劝，朱棣故作不允。

到了十五日，诸将又向朱棣上劝进表，表中说：臣闻锄奸去恶，式扬神圣之谟，附翼攀鳞，早际风云之会，功光前烈，德冠中兴。

恭惟殿下文明英武，宽裕仁孝，为太祖之嫡嗣，实国家之长君，天生不世之资，民仰太平之主。

曩奸恶逞毒肆凶，祸既覃于宗藩，机欲倾于社稷，集天下之兵以相围逼，使国中之民不能聊生。

乃赫怒而提一旅之师，遂呼吸而定九州之地，战必胜，攻必取，实由天命之有归、绥斯来，动斯和，爰见人心之所在。

今内难已平之日，正万方欣戴之时，宜登宸极之尊，以慰臣民之望。

臣等忝随行阵，仰仗威灵，素无远大之谋，窃效分毫之力，虽不敢冀云台之图象，实欲慕竹帛之垂名，谨奉表以闻。

这是二劝，朱棣仍然不允，因为他知道还会有三劝。

这二劝是随征武将提出的，其中内容与一劝大体一样，不过其中透露了你当皇帝，我们也可以跟着沾光的意思。

十六日，诸王与文武群臣相继又向朱棣劝进。

诸王上表说：天眷圣明，宏开景运，群奸既去，宗社永安。

恭维大兄殿下，龙凤之资，天日之表，祯祥昭应于图书，尧舜之德，汤武之仁，勋业夙彰于海宇。

迩者险邪■祸，毒害宗亲，谋动干戈，几危社稷。

乃遵承于祖训，聿奉行于天诛。

一怒而安斯民，备文王礼义之勇，不四载而复帝业，超世祖中兴之功，武以剪戢；克全皇考之天下，文以经纬，聿明洪武之典章，实天命之所归，岂人力之能强，愿俯循于众志，庶永绍于洪基。

惟我诸弟谊重天伦，情深手足，荷蒙拯溺，得遂生全，祗迓龙舆，蚤正天位，庶皇考之天下永有所讬，四海之赤子永有所归，幸鉴微忱，毋频谦让。

无任激切之至，谨奉表以闻。

朱棣是如此谦让，诸王是如此急切！在中国君主政治中，最虚假的莫过于这个三推让之礼了。

上下人人心里明白是在演戏，但戏还要演得像。

朱棣仍然不允所请。

这天，群臣又来劝进，朱棣说了如下一番话：昔天运衰微，四海鼎沸，强弱相噬，百姓无主，天命我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艰难，创造洪基，封建子孙，维持万世。

岂意弃臣民之日，体犹未冷，而奸邪鞠凶，祸起不测，图灭诸王，以危社稷。

予以病躯，志耗力疲，惟欲高枕，以终余年，奸邪一旦起兵见图，令人震惧，不知所为。

群臣告予曰：‘太祖高皇帝创业艰难，陵土未干，而诸王见灭，宁能束手受戮，以弃社稷乎？予彷徨无指，顾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集逼。

形势之危，犹侧立于千仞崖之上，而推使其下也，可为悚惧。

勤苦百战，出万死一生，志清奸恶，以匡幼冲，其乃殄灭于今，遂自焚陨。

群臣劝予即位，予思天位惟艰，有如幼冲弗克负荷，几坠丕图。

非虚为谦让，诚思皇考创业艰难，欲推择诸王有才德可以奉承宗庙者立之。

主宰得人，天下之福，予虽北面，且无忧矣。

他批评建文帝以冲幼误国，必须有才德的人挽救太祖创建的基业。

如果有合适的人主宰天下，即使不当皇帝，也无可忧虑了。

当然群臣会说有才德的人非朱棣莫属。

朱棣本人难道心里不是想的舍我其谁吗？群臣还要把这出戏唱到底，他们稽首固请，说道：殿下德为圣人，位居嫡出，当承洪基，以安四海。

虽谦德有光，复谁与让？且天命所钟，孰得而辞？殿下宜蚤践大位，使臣民有所依凭，毋逊硕肤，以虚天下之望。

火候差不多了。

朱棣打算起驾入城。

第二天十七日，朱棣像以往一样早早就起了床，众将士也都整好鞍马，准备随朱棣一同进城。

朱棣骑在马上，手揽着缰绳，缓缓的马步将他的身体有节奏地轻轻地颠摇着，更显出他的几分自得。

朱棣今年是四十三岁了。

长期军旅生括练就了他强健的体魄，阳光晒成微紫色的皮肤，结实的肌肉紧裹在合体的戎装里。

两绺略带虬曲的胡须分在左右，一绺长髯飘在胸前。

当年袁拱不是推算他年过四十，髯长过胸便会登九五之位吗？这句话如今就要应验了。

朱棣那一双眼角略为上挑的凤目极为有神，他抬眼向前望去，一边是郁郁葱葱的钟山，一边是雄伟的城关。

如今他把这一切都抓在手中了，如同牵住缰绳，将马骑在胯下一样。

旌旗在空中飘舞，发出呼呼啦啦的声音，身后是威武的将士大队人马，眼前路旁是匍匐拜倒的人群，朱棣真是得意极了。

忽然，从路边的人群中突出一人，横在朱棣的马前，朱棣不禁一怔，他身边的武士向前刚要阻拦，只见那人施过礼后从容说道：大王且留步，翰林编修杨荣有话要奏秉。

此人敢在路上拦马，定是有要事要说，朱棣命道：请讲。

杨荣说：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朱棣心中一惊，为什么没先想到这一层呢？自己以奉太祖皇帝宝训而起兵，又以恢复祖制号召天下，怎能不谒陵便入城呢？再说当初起兵揭出的一条理由就是由于奸臣阻挡，太祖病时不能侍药，死时不能会葬。

朱棣心想，要不是杨荣进言，几乎误了大事！但朱棣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脱口说出：此行正为谒陵。

尽管有了三推让，朱棣还是太心急了一点，他决定马上谒陵，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

朱棣将马头一拨，浩荡人马便向孝陵开去。

在孝陵，朱棣煞有介事，免不了一番欷歔感慨。

既然已说此行是为谒陵，那么礼毕之后只好揽辔回营了。

但这时迎附的文武诸臣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们早已准备好的法驾不能今天就这样落空了。

他们把法驾卤薄摆放在路上，并捧来了皇帝宝座，拦住了朱棣的马，一定要让他登辇。

这法驾卤薄是专供皇帝使用的，是最高等级的仪仗，其他任何人都无资格使用，朱棣再一次辞让之后，在诸王及文武群臣的拥护下，终于登辇，顿时万岁之声山呼雷动。

朱棣坐在辇上，还要再次表白，说：诸王群臣以为奉宗庙宜莫如予，然宗庙事重，予不足称。

今为众心所戴，予辞弗获，勉循众志。

诸王群臣各宜协心，辅予不逮。

大队人马起动了，长长的先导，长长的后卫。

朱棣乘辇被簇拥在正中。

自洪武三十一年起兵，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攻城略地，转战千里，通往帝座的道路是如此漫长，但如今要走到尽头了。

南京城的大门，皇城和宫殿的大门为朱棣一路洞开。

阳光普照，水秀山明。

一个新的皇帝诞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一天是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

朱棣即皇帝位，改明年为永乐元年。

五、建文帝谜踪朱棣如愿以尝地即皇帝位了，他的政治对手建文帝朱允炆的踪迹却成了千古之谜。

几百年前南京宫中的那场大火早已灰飞烟灭，人们对建文帝的寻找还没有停止。

1．相互矛盾的历史记载关于建文帝在皇宫中的结局，官修的《明太宗实录》是这样记载的：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

至已不及。

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

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 壬申，备礼葬建文君。

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明太宗实录》修于宣德年间，由于政治原因，官修的实录一定是代表官方利益的。

因此，一些关键和微妙的事常常被隐讳或用曲笔，是不可信的。

按《实录》的记载，建文帝已被烧死，而且还得到了礼葬。

有的说用的是亲王之礼，有的说用的是天子之礼 。

无论是天子之礼还是亲王之礼都是极为隆重的，果然如此的话，有谁见过殡葬的仪式？坟墓在哪里呢？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建文帝被烧死，是符合朱棣的利益的。

建文帝被烧死，就可以断绝天下人的希望和企盼，朱棣也可以安心地做皇帝了。

建文帝活在人世，就是朱棣父子的一块心病。

以情理推断，哪怕有一点可能掩人耳目，朱棣也会给建文帝办个葬礼、修个坟墓了事。

正因为朱棣连自己都欺骗不了，所以才无法发丧建墓。

《实录》记载是从当政者的政治利益出发的，他们宣称建文帝已死，就是要让天下人死了心，让建文帝的追随者们死了心。

既没有人见过发丧，又没有人见过坟墓，《实录》的记载无疑是一大谎言。

也正因为这谎言太容易识破了，所以民间根本不相信建文帝已死，才会有种种的猜测和谣言出现。

还有几件事，助成了种种谣言和传说的出现。

2．溥洽和尚藏匿过建文帝吗《明史》透露出的一个线索，是在民间引起猜测的一个原因。

《明史》姚广孝传说：（永乐）十六年三月（姚广孝）入觐（朱棣），年八十有四矣。

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

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懽，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

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

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

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

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

久之不可得。

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明成祖朱棣为什么关了溥洽？因为他听到了两个传言：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

但不论是有言，还是或言，都并非确指，都不足以确认建文帝为僧遁去，或建文帝匿于溥洽所。

姚广孝是燕王朱棣的主录僧，他与溥洽，一服务于建文帝，一服务于燕王，两人各为其主，对于同为主录僧的溥洽有同病之怜他要求释放被久系的溥洽，虽然不免是出于同情心，但也可以理解为他不相信建文帝为僧遁去，或匿溥洽所，于是想在临终前替溥洽开脱。

然而，姚广孝不相信不等于民间不相信。

相反，这两点猜疑越传越远，越传越丰富。

3．神秘的胡濙、张三丰既然合法的皇帝下落不明，篡位的皇帝派人到处访察其下落，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一些人虽然不相信建文帝在各地流亡的种种传说，但却也怀疑建文帝并没死于大火，而是在乱中逃出了皇宫。

于是像明朝沈德符等人的一些书中便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少帝（建文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明成祖朱棣）遣胡濙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

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

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

晚明黄景昉的《国史唯疑》卷之一也这样说：遣胡濙西南行，求之湖、湘、黔、筑洞中，遣郑和东南行，求之瓯、越、闽、广间。

海外几穷尽禹迹矣。

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差类当日情景。

郑和的远航另议。

这里先说胡濙。

胡濙是谁呢？这个人很神秘。

《明史》《胡濙传》说：永乐元年（胡濙）迁户科都给事中。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遯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

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 。

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

所至亦间以民隐闻。

母丧乞归，不许。

擢礼部左侍郎。

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

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

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

漏下四鼓乃出。

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胡濙是朱棣派出的一个秘密侦探。

但胡濙传中说他出巡的任务不仅是寻访建文帝，而是有好几项：颁御制诸书；访仙人张邋遢；间以民隐闻。

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明史》《胡濙传》又说：皇太子监国南京，汉王为飞语谤太子。

帝（朱棣）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

濙至，密疏驰上监国（皇太子）七事，言诚敬孝谨无他，帝悦。

原来，汉王与皇太子争夺继承权，诽谤皇太子，朱棣对皇太子不信任，就派胡濙前往秘密调查。

胡濙当时是户科给事中。

明朝制度规定，六科掌侍从、规谏、补缺、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

给事中作为言官，对于朝廷上下的事无所不管。

当然，有些官员也可以在六科挂名，承办皇帝交给的特殊任务。

胡濙出巡所干的都是秘密任务，即使朱棣出征在外，即使朱棣已经就寝，他也要赶去汇报。

但问题在于，在朱棣床边他们两个都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正因为胡濙本人行踪就很诡秘，而此时建文帝又下落不明，所以就助长了人们的联想与猜测。

我怀疑《明史》的作者也受到了民间传说的干扰，把猜测之词写进了史书：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

在胡濙的各项任务中，有一项可以证实，那就是访仙人张邋遢。

4．仙人张邋遢张邋遢本名张三丰，因不饰边幅，被称为张邋遢，属于神仙术士者流。

《明史》将其入于方伎列传中，说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

《明史》大抵秉承了不语怪力乱神笔法，所以一般不记载神仙鬼怪的事，但还是记载了一些张三丰所谓异行：说他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冉如戟。

寒暑唯一纳一蓑，所啖，升斗辄尽。

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

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

善嬉谐，旁若无人。

尝游于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

’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

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殓之。

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

乃游四川，见蜀献王。

复入武当，历湘、汉，踪迹益奇幻。

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子，要非妄诞取宠者所可及。

　朱元璋闻其名，曾于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觅之不得。

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濙，偕内侍朱祥，赍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

后来，朱棣命工部侍郎邹进、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

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朱棣派胡濙寻访张三丰，是由于朱元璋遣使觅之不得才又进行的。

而且胡濙带着朱棣的玺书，准确无疑。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年修建的巍峨的武当山道观，已被称为道教南方第一丛林。

所以，说朱棣派胡濙去访张三丰就是去访张三丰，并非托言，不像寻访建文帝只是是猜测的、可能的。

另一件事的发生，就使关于建文帝的传说，越传越乱。

那就是杨应祥的出现。

5．杨应祥是建文帝吗？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记载：甲戌年（万历二年），今上（明神宗朱翊钧）御日讲，问辅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张居正对曰：此事《国史》无考，但相传正统间，于云南邮壁题诗，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

一御使异而询之，自言建文帝，欲归骨故土。

遂驿召入宫养之。

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

盖江陵（张居正）亦不曾记忆《英录》中有此事也。

张居正所说的《国史》，就是《明实录》。

笔记中说的英录，就是《明英宗实录》。

张居正在万历初年为内阁首辅，久在朝中任职，处于统治核心，熟悉典故制度，像这样的的上层人物对建文帝的事都说不清楚，可以想见民间传说的情况。

《明英宗实录》对此事的记载，见于正统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云：我建文帝也。

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今数满，宜还国。

谒思恩自言。

岑瑛送之京师。

会官鞫之。

其姓名为杨应祥，钧州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游两京、云、贵，以至广西。

上命锢之锦衣卫而死。

同谋僧十二人俱戍边。

这本是一个诈骗案，事实本末本清楚无疑，几个僧人共谋，由九十余岁的老僧杨应祥假冒建文帝。

事败，老僧被关入锦衣卫监狱而死，同谋僧人被处戍边。

案子已经了结。

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不过六十三岁，老僧九十余岁，必假无疑。

老僧有名有姓，载在《实录》，当年鞫狱之人必不敢杜撰。

经过永乐二十二年、洪熙、宣德十一年，又经过正统五年，建文帝的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

当时社会安定，即使建文帝在世，他的手中已没有一兵一卒，也不会构成威胁。

朝廷已没有必要因他的出现而恐惧。

事实上，朝廷的处置也有分寸，仅杨应祥一人被关入监狱而死，其余人被罚充军戍边，并未将活口一律封杀。

结论是杨应祥并非建文帝，建文帝并没有出现。

可是，杨应祥诈骗案的败露，非但没有堵住人们的嘴，反倒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

民间关于建文帝的传说越来越多。

到了万历年间，竟然有了本末详尽、细节完整的记载。

连一些号称严肃的学者也不免被其迷惑。

国史唯疑说：程济之《从亡随笔》、许仲彬之《致身录》出，二百余年之晦迹始彰，疑案尽解。

6．清修《明史》的尴尬与矛盾明朝灭亡以后，靖难之役的利益相关人都已不在人世了。

史家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写这段历史，但是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仍然说不清。

清朝官方组织人力，由张廷玉主持编写《明史》，在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最终《明史》是这样记载建文帝的结局的：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在不到四十个字中，关于建文帝的下落竟有三种的说法：一、不知所终；二、焚死；三、由地道出亡。

自燕军攻入南京（建文四年，1402年）起，直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百多年过去了，关于建文帝的下落还是没有结论。

当年参与修明史的都是朝野的饱学之士，而且在修明史时又搜集了大量官私史料，经过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明史》以体例严谨，叙事缜密而著称，当时学界考据之风盛行，学者都以辨疑发覆为能事，但我们在这部煌煌的正史中看到的，却是史臣们对建文帝踪迹的莫衷一是，聚讼纷纭。

7．传说中的建文帝踪迹传说中的情况是怎样呢？传说，明太祖朱元璋看到朱允炆柔弱，临终前留下了一个密封铁匣，嘱咐朱允炆遇到大难时打开。

燕军攻入南京，形势危急，建文帝朱允炆打开铁匣，其中有剃刀、度牒和一道敕旨：欲生，怀牒为僧，蜜地去。

不然自尽。

于是建文帝焚宫出逃。

建文帝从鬼门出，一舟停在案边，神乐观道士在等候。

建文帝等往东南走，兵部尚书齐泰追到广德，没追上而被俘。

传说建文帝曾在钱塘东明寺居住，寺中的厮如楼形制特别，不同寻常人家所造。

有人说，建文帝被蜀王用船迎入四川，后来，又从四川进入云南，藏在黔国公沐晟家。

工部尚书严震出使交阯，在云南与建文帝不期而遇，进退两难，不言，恐祸及身；言之，不义也。

一夕自缢死。

此后建文帝云游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贵州。

建文帝所居山林寺庙，留下了很多遗迹，还留下了一些诗作：如在四川永庆寺题诗：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

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

在广西写有：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浦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在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题壁：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相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传说，到正统五年（1440年），建文帝已经出亡三十九年了，时在广西思恩的一座寺庙中，有同寺僧人偷了建文帝的诗，跑去见思恩知州岑瑛，自称建文帝。

岑瑛大惊，把一干僧人全部抓了起来，送往布政司，上奏朝廷。

一干僧人被解往京城，这时是在北京。

经御使廷鞫，僧人自称：年九十余，思葬祖父陵旁耳。

御使说：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一下子漏了馅，经审问，得知这僧人为钧州白沙里人，名叫扬应祥。

于是，僧论死，关入锦衣卫，从者十二人戍边。

这就是《英宗实录》中记载的那件事。

事情到此本应完结，但民间传说发挥了想象力，说此时真的建文帝适有南归之思，就向地方官讲出实情。

御使密奏朝廷，将一干人送往京师。

朝廷派曾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宦官吴亮辨别建文帝真伪。

建文帝见到吴亮就说：汝非吴亮耶？吴亮说：非也。

建文帝说：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手执壶，据地狗餂之。

乃云非耶？吴亮伏地而哭。

建文帝左脚趾有黑子，吴亮摩视之，抱着建文帝的脚，哭得不能仰视。

由于羞愧，吴亮退而自经死。

于是建文帝被迎入西内。

跟随建文帝云游的程济听到这个消息说：今日方终臣职矣。

就前往云南焚烧了庵庙，遣散了徒众。

建文帝入宫后，宫人都称他为老佛。

后来，建文帝以寿终，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读了类似的记载，我们感到人们是在精心编织着故事，惟恐发生漏洞，不能自圆其说。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这些记载有很多矛盾、歧异。

比如，《建文皇帝遗迹》（即《备遗录》）说建文帝归来在宣德元年（1426年）丙午孟春。

少帝自江南来归京师，且自称吾今年七十余。

（按，如建文帝不死，当年应为四十九岁）建文帝与老宦官见面时，说的是另一番话：吾于七夕之时，赐桃实三枚与尔。

尔匍匐阶下，食其一，以怀其二。

吾问尔藏之由，尔对曰：‘臣有父老在家，欲怀此以献。

’吾嘉尔孝，复赐五枚。

今颇忆此否？老宦官忽觉悟，遂抱持大哭。

于是一时故臣都来看望。

在建文帝身份得到证实后，宣宗命将其厚养于诸王馆中。

但不久，一夕暴卒。

后以公礼葬于郊外。

祝允明《野记》，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郎瑛《七修类稿》则说：建文帝竟葬西山，树碑曰‘天下大法师之墓’。

所谓葬于北京西山，是指今北京阜城门外的海淀区内，据说就在今西三环路内的中国画研究院里。

院里的白塔庵塔，就是建文帝安葬后建的衣钵塔。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的说法特别多，几不胜数。

▲建文帝先隐藏于江苏吴县普济寺，后经姚广孝帮助，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死后就葬在穹窿山上。

▲建文帝曾藏在四川平昌佛罗寺，死后就葬在寺后山坡上。

因建文帝经常在寺中面向京城哭泣，后人就将平罗寺改称为望京寺。

▲建文帝从云南大理逃到四川宜宾越溪河，隐居于隆兴，死后葬在隆兴的地下塔林（俗称空山，凿空山地而建墓）。

甚至传说清康熙帝也曾来到越溪查访建文帝的遗迹。

▲云南武定狮子山，相传建文帝曾在此山正续禅寺驻锡。

寺中现有惠帝祠阁，阁内彩塑三尊僧像，中间一尊身披袈裟，背靠龙椅，据说就是建文帝像。

像为清康熙初年所造。

龛额书明惠帝三字。

阁前对联写道：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旧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据说寺内的乾坤双树、龙凤翠柏、月潭潜龙等十余处景物都与建文帝有关。

▲重庆市的龙兴古镇，相传建文帝曾在此地的龙藏寺为僧，龙兴亦因此而得名。

▲重庆市瓷器口宝轮寺，相传建文帝曾隐居于此。

后人因将所在的白岩山改称为龙隐山。

宝轮寺也就称为龙隐寺。

▲江西上饶玉山县三清山上有一座三清宫，据说建文帝化名为全真道人詹碧云，曾隐居于此，明冶山碧云藏竹之所就是建文帝的墓。

还有，既然建文帝没有被烧死，又在各地生活了数十年，留下后代也是可能的。

清初人查继佐记载的传说中就有此一说。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二建文逸记记载说：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后又纳一妾，生四子。

走住福州雷峰寺。

三保（即郑和）下洋过之，拜泣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

泣不能对，别去。

又有传说建文帝逃出宫后，云游四方，晚年隐居于武昌，死后葬在武昌洪山。

建文帝改名为让銮，暗喻出让銮舆，子孙便以让为姓。

近有让姓后人出示《让氏家谱》，据此推断湖北让姓为建文帝的后代。

最近，湖南湘潭锦石何氏族人，同样根据家谱推断其始祖何必华（字汝川）即建文帝，因避难来到湘潭，改姓何氏，于此生息数百年。

其实，自称为建文帝之后的，还不止在湖北、湖南。

据明史前辈王崇武先生调查，抗战时期，云南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

8．疑云重重，难以证实但这些传说许多都无法证实，或者经不起推敲。

就拿《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的工部尚书严震出使交阯，在云南在路遇建文帝后自杀一事来说。

永乐时期确有个工部尚书姓严，但他叫严震直，而不叫严震。

而且，他是在洪武二十八年由明太祖朱元璋派往交只阯的。

严震直于建文年间致仕，永乐年间又被起用，但永乐年间并无出使交阯的事，而是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巡视山西，结果，在走到泽州时病死 。

查继佐《罪惟录》的记载中，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说法就有二十三种之多。

因为没有确切证据，作为严肃的史学家，查继佐提出十六辩即十六疑，对它们一一加以辩驳，全部否定了。

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闻之，后此无一败？疑一。

鬼门可出，水关何必复导？疑二。

金川既启，廷臣惊惧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内？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

兵势汹汹此何时？而神乐道士惓惓梦中之言，舣舟待命？疑四。

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处也，疑五。

遯野亦多人，而必以为尽与帝周旋，疑六。

亡名者必诬之以名，疑七。

仲彬家吴，吴之人无踪迹取功名者乎？疑八。

得相聚，疑九。

革诰敕亦早，此系逆案，而邑丞之但身临史氏也，疑十。

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

期襄阳胡遂弗后，疑十二。

一再迹云南，必晤帝，疑十三。

帝既目善冠盖，而万里复走仲彬者再，疑十四。

岂不闻胡濙之出，又奚乎天台？疑十五。

间关晤接，无他言，而琐及所献，疑十六。

面对种种疑问，最后，他说：按出亡之说，传二十有三，岂无一真？惟传二十有三，乃信无一真也。

真则一而已矣。

即让皇之谥，本自逊国二字来。

此实录之后，史家不得已，分例逊国，以与靖难埓。

秉笔者不免说谎，数百世安之。

却逊与让之义，犹然为出亡作解也。

查继佐的辩驳是在明亡之后。

早在明万历年间，即建文逊国传说甚盛时，时人沈德符就有一番辩驳。

他说：建文帝出亡，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

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

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

此时苏嘉二府偪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讥察者？况胡忠安公（胡濙）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

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必至。

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

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

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

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

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

若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

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

此语尤可诧。

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

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

6．感情代替了史实，政治掩盖了真相对于明清以来出现那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怎么解释呢?就神话或民间传说形成发展的规律而言,借用胡适先生的话:凡故事的演变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证。

关于建文帝传说的发生和演变是符合这一规律的。

由于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传说，而传说不断扩大不断丰富，越说越神，越说越圆。

和许多不断演化的传说一样， 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追寻，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远离了史学或学术，成了一种纯粹的感情牵挂。

归纳起来：（1）明初史家在政治高压和为尊者讳的禁忌之下，既不能批评太祖朱元璋，也不能指责明成祖朱棣，更无法记述事实真相。

（2）明人为伸张其政治抱负，对建文帝其人充满同情和思念，为寄托对建文帝及忠臣义士的怀念，宁可相信传说而不愿深究历史真相。

为了宣扬忠君殉节的观念，甚至有意渲染并不存在的传说。

（3）清初史学家，或由于自身的经历或由于政治环境而回避事实真相。

以遗民自居者，借建文史事寄托故国之思，反省明亡之痛；降附新朝的亡国二臣，身负骂名，岂敢再指那些宣扬忠节的书为伪书？（4）旧史家在正统观念指导下，斤斤计较书法的长短，为了给统治者开脱，不惜抹杀事实，曲圆其说，比如，宣扬燕王继统出于朱元璋的有意安排，建文逊国是有意让位，朱棣入统受之无愧，等等。

还有，清朝在入关之初，也遇到了同样尴尬的局面。

他们赶走李自成，声称为明朝报君父之仇。

而崇祯帝自缢后，仍有儿子下落不明。

清朝控制了中央政权，但反清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一些反清复明的势力就奉朱三太子为旗帜反抗清朝。

所以在当时，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绝不可能在民间躲藏，用此来断绝复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

这同这同建文帝的生死一样，是政治问题。

于是，清初的一些书写历史的馆臣体会当政者的意思，便主张建文帝焚死之说，以避免人们影射朱三太子。

7．不是结论的结论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仍可以用明史前辈王崇武先生的话：官书曲解历史，野史漫无根据，皆非信史因此，从明末王世贞、钱谦益以迄清初徐乾学、朱彝尊王鸿绪辈，皆思于此段史事有所考索，而其实甚少发明者，诚以史料缺乏故也。

在现在还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我们的结论是：（1）建文帝不论是焚死还是出亡,不妨两存其说。

（2）即使建文帝真的出亡,传说中各种细节也都是不可信的。

下篇　一代雄主一、靖难之役透视一个好端端的江山，为什么发生了四年的战争？一个承平天子为什么被赶下了台？除了战争双方的个性不同，能力悬殊，用人各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不少论者都把靖难之役看做是皇室内的夺权斗争，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但在仔细分析靖难前后的史籍之后，不禁对这种说法提出怀疑。

尽管由于永乐年间的禁毁，我们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丝马迹，而将这些蛛丝马迹悉心串联起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

这不仅使我们能对靖难前后的政治变迁做出更深刻的判断，而且也使我们对建文帝和永乐帝的评价更为准确。

那么，就让我们来透视靖难之役。

要透视靖难之役，还应该从建文政治说起。

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与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变更祖法实行新政的思想是极为明确的。

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书齐泰说：《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

　这显示他们对祖宗旧制的蔑视和实行变法的决心。

我们先来看看建文前后刑法的变化。

建文帝长于深宫，自小接受儒家教育。

各书均记载他仁柔、孝友，这种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则与朱元璋的严刑酷法相反。

太祖春秋高，中外万机，尝付帝(建文)裁决。

时尚严覈，帝济以宽大，于刑狱犹多减省，远近忻忻爱戴 。

据说，朱元璋曾经以律授皇太孙，皇太孙遍考经礼，参之历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条，帝览竟，大喜曰：‘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

汝当平世，刑不得不轻。

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

建文所改七十三条，内容如何，今已不可考。

有人曾考证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 。

不过由严改为宽，大概是确实的。

建文即位，继续实行了宽刑的方针。

他说：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

盖刑乱国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

……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

其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

　这样做的结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

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人皆重于犯法 。

因此，建文二年(1400年)诏曰：顷以诉状繁，易御史台号都察院，与刑部治庶狱。

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更都察院仍汉制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省。

　这一机构的改变是刑狱减少的结果。

洪武初，朱元璋曾说：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

盖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

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轻改祖法。

　因而，洪武时的情况是用刑太繁　甚至无一日无过之人 。

后来，他虽说过刑罚世轻世重的话，但他的根本思想并未改变。

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刑法画一之制，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建文帝衡破旧规，实行宽刑，是需要有些勇气的。

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员，录用子孙洪武中以过误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孙录用之 ，征洪武中功勋废误者子孙录用之 。

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贬黜放废的人。

这种措施是对洪武政策的实际否定，是一种平反。

我们再来看看田赋。

建文帝在即位诏中表示，要诞布维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期致雍熙之盛。

　接着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租、赈灾荒的诏书 。

每个皇帝上台，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诏书却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确实想有一番作为。

这年冬天，他又下诏赐明年田租之半。

诏书说：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

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正月，又下养老诏，命官赎民鬻子 。

同年三月，诏均江浙田赋，人得官户部。

诏书说：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

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

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

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

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

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

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

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

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

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 。

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

这是一种歧视政策。

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

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有利于国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确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

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馀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 ，阃外事一以付泰 。

这在维护旧制，视祖训为神物者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了。

朱棣提出悉复皇考之旧，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 。

这不仅是为借助于保守势力，使篡权师出有名，也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皇权。

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

有些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

但有些改变，则是深有用意的。

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书仅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级，其目的是压抑大臣，以保证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天子之威福无下移 。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处置，从罢黜直到廷杖至死。

朱元璋所开创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残和污辱。

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君之视臣如狗彘 。

史仲彬、楼琏曾以安静祖法为言，反对改官制。

建文帝在楼琏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

六卿果可低于五府耶？祭酒犹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当以更定为是。

群臣勿复言。

　他不满于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至少要他们地位相等。

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他无意把权力控制得太死。

他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大相径庭的。

朱棣在致李景隆书中曾说：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

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朝廷。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建文改制的情况和建文帝与朱元璋、朱棣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洪武时，王府官的地位更低。

他们不过是亲王的家庭教师和办事员。

建文帝增设王府官，规定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

方孝孺说：诸藩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 。

限制宗藩骄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辅相成。

建文帝屡诏求言，并能责己纳谏。

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视朝稍宴，监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规谏。

左右曰：以疾谕之。

建文帝曰：不可，直谏难闻。

于是下诏：昌隆言中朕过，礼部可颁示天下，朕亦用自警。

　又一次尹昌隆劾执政大臣曰：奸臣专政，阴盛阳微。

执政恶之，故贬。

建文帝曰求直言以直弃之，人将不食吾余，命复原官 。

甚至，有两个宫人在宫中殴哗，建文帝也以一宫未齐，悱然感愧自责 。

这种作风，与朱元璋相较，真有天渊之别。

这样，建文帝把以监察各级官吏为主要职务的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突出他们约束规谏皇帝的职能，就绝非仅出于慕古改名而已。

出于同样原因，谨身殿改为正心殿，并建置省躬殿，置古书圣训其中，以尚父所存丹书之旨，夏书所歌宫室声色之戒 自勉。

都察院改为御史府，如前所述是宽刑省狱的结果，但也有一番寓意：曩者，法吏执刑深刻，犯者滋众，先皇帝甚厌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

今皇上以德养人，群生喜悦，讼者衰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圣训，凡便于国、利于民者则言之，为民之蠹、为国之病者则去之。

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慑于势而屈所当为。

一以道辅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时，斯不负建国图治之意。

苟为不然……则是官之名虽更，而实之可厌苦者自若也，奚可哉！ 可见，不仅改其名，而更着重于改其实。

与此同时，建文朝在地方上进行了省州并县，精简机构。

建文帝的这一措施，是针对洪武时的官冗政繁而采取的。

早在洪武末，有识之士已建议朱元璋要省冗官，减细县 。

据《建文朝野汇编》等书所载进行粗略统计，几年间撤销的县有三十九个，州九个和一批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

还撤销了巡检司七十三个，河泊所四十九个，递运所十五个，水马驿四十八个，税课局一百零九个，税课司四十一个和一些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闸，省去府州县学训导一百零四个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个别零星的增设。

值得注意的是，所撤消的多与税收有关，而增设机构中，只有一个河泊所。

大量的税课局、河泊所等机构的撤销，无疑会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经济发展。

明人朱鹭说：(建文)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是正学(方孝孺)之过也。

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

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 。

话虽不甚到家，却是有道理的。

建文帝所推行的种种措施，我们不妨称之为建文新政。

这新政是以其政治理想为指导的。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所好读书及古典文章 。

即位以后，他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儒辈论周官法度 ，一心恢复二帝三王之治。

虽然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喜欢用此标榜自己，但建文帝是个天真的政治家，其言不似出于权术和欺骗。

这可能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由于史籍残缺，我们不妨从他的主要谋臣方孝孺的言论中考察一下他的思想。

方孝儒同样是个天真的政治家。

他甚至要在明朝恢复井田制。

其目的在于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

他认为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使陈涉、韩信有一■之宅，一区之田，不仰于人，则且终身为南亩之民，何暇反乎。

　他行仁义，复井田，企图避免贫富分化，消除祸乱之本，以达长治久安。

显然这些主张在君主社会内是无法实现的。

明朝已是君主社会后期。

洪武三十余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矛盾还是不断尖锐化。

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

有鉴于此，方孝孺作为一个政治家，旨在以复古为口号为社会寻找出路，企图克服当时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

他斥王淑英反对复井田的话为流俗人之常言，就容易理解了。

方孝孺思想的可取之处，是在于发挥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他说：能均天下之谓君。

众人之所以要推选君主是为了使人尽心于民事。

因此，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

他批评那些将君民关系倒置的后世之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

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

进而指出：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　270年后，被称作具有启蒙思想的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了光辉的《明夷待访录》。

他在《原君》中激烈抨击了君主制，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他们之间，不仅仅是言辞相同而已。

及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力排以一死抹过先生苦心者，首推方孝孺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 。

他们的心，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方孝孺的思想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很难相容。

朱元璋认为 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不然则国法不容，天道不容 。

那么，他不满于方孝孺，说：斯人何傲！并贬其为蜀王府教授 就容易理解了。

建文新政给社会带来一定好处，因此明人有四载宽政解严霜之誉 。

他的仁声义闻甚至远播西域、朝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为鼻祖者 。

中原地区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更多：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

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

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

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

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这些记载和传说，足以与建文新政相印证。

另外，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轻文。

勋戚多是统兵将帅，诸王也以能节制诸军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权。

相反，文臣地位甚低。

他在用人上并不十分重视科举，而是进士、贡举、杂流三途并用 ，做官并不一定要读书。

王世贞说：国家初起重武，其于文事亦不数数焉，大要各以其途进 。

朱元璋晚年对功臣的诛戮，并未触动武人的根本地位和种种特权。

他杀的只是一些可能对皇帝构成威胁的高级将领。

这种右武轻文的政策，是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的。

打江山靠军人，巩固江山也靠军人。

但在经过三十余年的和平之后，这种政策需要改变了。

建文帝看到了形势的变化，因而归重左班 ，着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

他不仅升高六部尚书的品秩，让文臣分享较多的权力，而且大开科举，为知识分子进入政权开路。

方孝孺说：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

　建文帝想建立一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队伍。

他还诏举优通文学之士作为科举的补充。

甚至下令并卫所，诏军卫官举通经军士 ，颇有点和武弁们为难。

这些情况，如何帮助我们透视靖难之役呢？首先，建文新政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洪武政治的否定，它必然会得罪于洪武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必然会反对它，并竭力维护洪武的政治传统不受损害，凡已变更的，均需恢复旧制。

其次，建文新政所得罪的至少包括这样两部分人，其一是众亲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使他们的权益地位受到极大损害，有的亲王甚至罹于削爵杀身之祸。

其二是众多的武将，因为文臣地位的提高势必使他们的权益受到抑制。

这两部分人对建文新政的不满是必然的。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靖难之役，便会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须要提出足以号召的政治口号，而这口号正是恢复祖宗旧制。

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祖宗成法，声称靖难、清君侧正是以维护祖制为理论依据的。

第二，朱棣要推翻建文君臣，须要寻求依靠不满于建文新政的势力，而这正是诸亲王和众武将。

将这两点归纳起来便知，靖难之役是以朱棣和亲王军人集团为一方，他们极力维护祖制；以朱允炆和文臣集团为一方，他们要推行新政。

所以，可以说，建文与永乐之间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之间的斗争，是争取实行开明政治的皇帝文人集团与保守的亲王军人集团之间的斗争。

一方要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制，另一方则希望较多地参与政权，变更旧制，推行新政。

这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建文新政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

由于戎马倥偬，时间短促，以及新政缺乏全面的、更有力的措施，这些天真的政治家没有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

一个靠左班文人支持的仁柔皇帝，在强大的亲王军人集团面前很快就被打垮了。

这一结论完全可以用靖难之役前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

建文新政已如上所言。

复旧的口号也明白地写在朱棣给朝廷的上书和他起兵的檄文中。

地位受到威胁的军人们聚集在恢复旧制和诛左班文臣 的旗帜下，公开叛附燕王或徘徊观望，成为朱棣所依靠的中坚力量。

《罪惟录》记载：燕王初作难，苦无以为名，托云清君侧，不足以勇士怒，及两胜后，凡从耿(炳文)、李(景隆)北征阵亡士卒，让皇(建文帝)有诏；这孩儿每不肯用心厮杀，以致败衊，子孙勾补入。

茹■以劝大宗(朱棣)，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闻反以蒙罚，谕俱复其父职，死亦免其徭。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军人们不肯用心厮杀的原因，这里更可以看出朱棣等人是在用心争取这股势力。

史籍记载诸大将又多怀贰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战而溃 。

将士往往离散不肯向敌 ，卒至失国。

明人朱鹭说：朱元璋专意右武，因而左班不得望幸泽，而亦无长短可效，不过定制度、修诰章，竞奉上旨而已。

及至建文皇帝，注思讲学，恬武竞文，缙绅亲而介胄疏。

于是，翰院有锡谥，尚书登一品，四稔之间，气若移焉。

而文臣莫不涌跃致身，趋死如归。

其凛凛箸亢节者，无虑弥百数，盖振古一创见。

而武臣率怀携贰，叛附接踵，其临阵生心，甘心虏缚者，多至千人，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

他感叹道，两朝相及，曾不甚辽，一何文武离合之异也 ！燕军进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过凡百若而人 。

除大批人死难外，在任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 。

地方官，仅北平所属郡县，望风而解组者就有二百九十有一人之多 。

他们拒绝与朱棣合作。

许多人慷慨就戮，在极端野蛮的酷刑下毫无惧色，方孝孺甚至置杀十族的威胁而不顾。

为什么呢？用就义者自己的话说，是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 。

除了要尽那点君臣节义外，主要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

他们宁肯为建文新政殉身，也不愿再回到洪武式的暴政之下去。

在朱元璋的暴政之下，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

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

建文帝则专一煦以阳春 。

朱鹭在《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诗中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多少道出了他们怀念阳春，甘为建文新政殉身的心情。

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 。

他们还企图以自己的死，唤起执政者对百姓的同情。

靖难前后文武阵营的划分是很清楚的。

至于亲王，燕师南下谷王朱橞打开南京川门迎降自不待言，宁王朱权则是朱棣的直接合作者，虽然说是受了胁迫，但宁王的兵力毕竟全部加入了靖难军中，而且他们双方更有事成当中分天下之约 。

亲王们为自身利益投靠朱棣的事实更是无可辩驳。

如此，怎么能说不存在亲王军人集团呢？二、绝不安于守成中国历代帝王中，如果不是开国君主或自己也参与创业，很少能做出什么业绩。

他们大多生于安乐，长于富贵，如果没有内忧外患，却也用不着雄才大略，只须守好家业，不要过分胡闹，就可以做个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

他以藩王入承大统，不仅仅靠了自己的优越血统，而且凭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谋略。

他的经历造就了他具有开国君主的气质。

历史注定，他是朱元璋事业的继承者，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开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从头做起。

朱元璋已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会在朱明皇朝的旗帜下继续运转起来。

同时，朱棣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号召而起兵的，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成法，破坏祖制，声称自己起兵是为了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

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复旧相标榜。

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统继承人和祖制维护者这一假面具隐蔽起来。

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复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便对自己的统治越有利。

但这与他不安于现状的开拓气质很难相容。

他的言行动辄突破成法。

这就使他陷于近似于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我们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

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

他反复说悉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圣治，人臣守成法以辅治 。

永乐七年二月，朱棣采辑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为一书，名为《圣学心法》。

朱棣亲为之序。

序言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统治思想，其一就是讲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

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经历艰难，其虑事也周，其制法也详，其立言也广大悉备，用之万世而无弊，有聪明睿哲之资，遵而行之，则大业永固而四海攸宁矣，灾害不生而五福攸萃。

……盖创业实难而守成不易。

……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之洪基，仰惟肇造艰难，惕焉省惧，明昭有训，是仪是式。

夫作之于前，则必有缵述于后。

不有以继之，则无以承籍于悠久。

又说：祖宗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

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后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继承人，是其所制法所立言的遵行者、维护者 ，因而也就是历代贤君圣主的后继者 。

这在下文还要做详尽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行动，也不妨将其与建文新政相对照。

针对建文新政，朱棣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

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条格，悉复旧制，下令恢复刑部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恢复各宫殿的旧名，如正身殿仍为谨身殿，端门仍为午门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连永乐年间新印制的宝钞，也仍称洪武年号 。

这些空洞的政令和无关痛痒的名义，尽可以复旧，但一碰到要害处，就另当别论了。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

它虽算不得多么有利于民生的德政，却与祖制大相背。

朱棣既声称复旧，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问题。

建文四年七月至永乐元年之间，被建文帝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

他们纷纷入京朝见朱棣。

朱棣格外优礼，动辄大君赏赐 ，等等。

其实，这样做，不仅可以收尊崇祖训、笃亲亲之义的宣传之效，也可以拢络人心，巩固其地位。

朱棣之靖难既联合亲王、军人组成集团，此时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胜利之果。

然而，在朱棣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皇位与权力。

当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触犯他的权位时，他就打起维护祖制的旗子；而当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对他就不利了。

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强大的藩王对皇帝的威胁，也更善于削除这种威胁。

在笑脸下面，他悄悄开始了削弱和控制诸王的行动。

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肃兵备，镇抚一方，赐书岷王楩，令其凡事可与(袁宇)计议而行，夫藩屏至重，贤弟宜慎出入，谨言节饮，庶诸夷有所瞻仰，而不负兄之所望 。

在冠冕堂皇的言词之下，藩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皇明祖训》规定，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与之抗礼 。

燕王等在藩国时都曾节制诸军。

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与命将计议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吗？建文四年九月戊申，朱棣对各王府官军进行了一次没有先例的赏赐。

赏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比头功例，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赏钞十锭，典膳仍在本职，食俸同正六品，赏准次功百户例，舍人准次功总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赏钞有差 。

《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

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 。

王府护卫是亲王控制的军队。

朱棣通过这一赏赐，至少是扩大了皇帝对王府官军的影响，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

十月，朱棣令晋王济熺在其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分原给本府符验二道与之 。

这就是在变相地缩小王府护卫的编制了。

至于与宁王的中分天下之约，更是早已抛到脑后。

朱棣做了皇帝后，绝不提此事。

宁王朱权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

他提出苏州，朱棣以畿内为由不予批准，颇有榻下岂容他人安睡的味道。

朱权提出钱塘，朱棣说：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

建文无道。

以王其弟，亦不克享。

依然不同意。

朱棣摆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几处，说：皆善地，惟弟择焉。

　最后，朱权于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结。

朱棣是玩弄权力的高手，他凭借手中实力，将众亲王任意置于股掌之中。

此后，藩王的权力、地位进一步削弱，仁、宣之后，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

二王亦不得相见。

亲王便成了徒糜禄饷的寄生虫。

永乐即位之初，面临着缺官的局面。

不久，由于悉复旧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牍付科，即可以复职 ，再加上涌现出一大批靖难新贵，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起来。

到永乐二年六月，中外官数竟比旧额增数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给予注意。

由此不难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县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乐刻舟求剑的复旧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朱棣的复旧，甚至偏颇而极端。

以田赋而论，建文中革去江南苏松重赋，解除苏松人不得做户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于民的好事。

但这一政令也在复旧的名义下被朱棣取消了。

据说，朱棣对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的官员十分痛恨，苏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槛车徵至京而死。

　永乐中，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要远远超过定额。

特别是在迁都之后，农民要负担庞大的运输费、手续费等等。

因此，论者曰：太宗即位，尽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迁转，又数赦免。

然岁积逋粮，至宣德末，苏州一郡已七百九十万石，常松亦然。

吴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赋至七百九十馀万。

督使相继，终不能完……宣德中虽名减赋，实则同洪武之旧。

甚至连建文年间僧道每人限田五亩，其余均给农民的规定也被废除。

朱棣的复旧，并不问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君。

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缚他的手脚。

他宣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　而实际上滥施残刑酷法，任意杀人，毫无章法。

至于南征安南，亲征蒙古，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训可援？朱棣的许多做为都与祖训不合，甚至与自己在《圣学心法》中的说教相左。

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时，要不是杨荣拦马提醒，几乎忘了应该先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称的尊崇祖制，率由旧章云云，与他的先谒孝陵后登宝座一样，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

我们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样将截然不同的说与做集于一身，如何使这种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朱棣召见北京儒士武周文，劳谕甚至，特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赐冠带金织罗衣一袭。

第二天，武周文入谢，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

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年儒士，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优礼？朱棣对翰林侍读胡广等说：朕守藩时，闲暇喜观《易》。

时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实。

但所言亦有拘滞不流动处。

原来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学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对《易》理解得深。

朱棣说：盖《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耳。

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得要领。

又说：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来，朱棣深得《易》经变通的要领。

他从随时从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权术，凡事取其适于自己者曰从道，去其不适于自己者亦曰从道；以内君子，外小人作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论，君子之所为者行之，小人之所为则以外小人，内君子为说词。

他既是小人，又是君子，随时变通，为我所用。

三、煌煌文治俗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

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

开国之初，武人受到优礼是可以理解的 。

三十一年后，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适应时势的转变。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权益则受到忽视，这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

朱允炆失败了，历史没有给他转向文治的机会。

朱棣靖难，依靠军人势力提出诛左班文臣，自是他夺权的需要。

但当其政权稳固后，必要用文人治理国家，文臣的地位也会相应地改变。

这同样是时势使然。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读书种子 ，就是预见了时势将要发生这种变化。

朱棣做了皇帝后，立刻适应了这种变化。

他知道，人民绝不欢迎一个暴虐好杀的皇帝。

永乐元年朱棣对他的群臣说：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

……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

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

朕以菲德继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

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献媚取宠的。

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评。

他说：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

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

其得不死，亦幸也。

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

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

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

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张扬其事。

他倡导儒学，优礼孔裔，不断聚集文士编纂图书，在他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文人学士。

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温文儒雅了起来。

永乐朝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称颂说：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兴起斯文。

　朱棣将首先降附且长于文学的解缙、胡广、黄淮、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罗置内阁。

这些人既荣称于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与被其荣 。

然而，他们是以参赞机密、参与决策的名义进入内阁的。

1．文官制度趋于完善正是这些人进入了内阁，肇始着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变。

洪武废除丞相之后，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却了一个环节。

朱元璋曾一度设立四辅官。

四辅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但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不久罢设。

后来，又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正五品，不过侍左右，备顾问，帮助皇帝处理公务而已。

当时帮助详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们可以兼司平驳。

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是在朱棣即位的当年九月。

以文学侍从之官，进入决策行列，说明文官制度趋于完善，这是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

但这时入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之类的官员，品秩不高，没有部属，也不专管什么部门，各部门奏事也不得相关白。

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越六部，成为决策的中枢，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甚大。

延揽人才，重视学校科举明朝自洪武以来，国学及府州县学在全国普遍建立。

朱棣继承其事，重视学校教育。

永乐四年三月初一，朱棣亲自到太学祭祀孔子。

在他亲撰的碑文中说：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

他强调尊礼孔子，是因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朱元璋用人，并不完全通过科举。

洪武十八年以后，科举才成为定制。

朱棣重视科举，自永乐元年起每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

为了延揽、养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会试下第的举人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享受教谕的俸禄，以等后科再试。

他还命从翰林院庶吉士中，选才学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供给纸笔、膳食、灯火费，并提供住房。

明代选拔人才科举逐渐重于荐举。

但永乐还不太拘于资格，杨士奇未经过科举，陈济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为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官。

科举制度在永乐一朝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历代所因循，影响深远。

《永乐大典》等图书的编纂在朱棣身边，常常围绕着一批批文人学士。

在他的提倡下，文坛上一时歌舞升平，台阁体诗、文、书法、绘画大行其道。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　，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 。

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

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

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他还将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 。

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

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

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汎无益之语勿用， 士人之家稍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却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须与之，庶奇书可得。

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典》的修纂了。

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传世。

永乐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读学士解缙劲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

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

……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

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

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

　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

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 。

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

《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

《永乐大典》原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至北京，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

《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只存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的烧，抢的抢，至今全世界仅存数百册。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

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中辑出已经失传的书五百多种。

其后清代学者从中也多有所获。

但是，清修《四库全书》虽然部头很大，许多书都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了删改，而且，在修书的同时对不合清朝意愿的图书严厉禁毁，被禁毁的图书几乎与收入《四库》的一样多。

所以，一直被歌颂的乾隆修书不啻一场文化浩劫！《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

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

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

明人将修《永乐大典》与宋朝修《太平御览》相比，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

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

《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

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

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

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

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维护儒学正统，斥逐一切谤先贤、毁正道的言论和行为。

永乐二年，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

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

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

朱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 。

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

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

按察佥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 。

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 。

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

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

永乐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

朱棣至此才说：庶几小副朕心。

　《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

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关于传位的事曾属意于朱棣。

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

　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 ，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

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 。

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 。

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 。

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

两百年后，行人高攀龙说：朱元璋令学者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 。

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

四、标榜儒家政治理想朱棣标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篡的《圣学心法》。

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

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

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

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

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

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

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

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

请刊印以赐。

朱棣曰：然。

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 ，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

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

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

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

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

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

　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

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

朱棣说：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

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敬天法祖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

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

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

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天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摆脱对天的神秘观念。

苍天高高在上，无言无视，而又无时不监，无时不保，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逃遁，除将其神化，是无法做出其他解释的。

朱棣承袭了天人感通之说，其感通之处，在于人的敬与不敬。

敬则受天命之眷佑，否则遭天命之遗弃。

因而朱棣说：吉凶晦否。

匪降习天，实自由于人。

何者为敬？法天之行，体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则为敬。

又何者为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

因此，要以自然无为治国，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诚无息、至公无私安天下。

如此，则上天眷顾，四海安。

如果所行差忒，便会造成天命去之，人心违之的局面，要想延长须臾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说的人有两层意思。

前者实自由于人，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

这个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

后者人心违之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

这个人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

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实则是人心违之从而天命去之。

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这里所说的天命，不是几近于人心吗？朱棣虽不能摆脱天命说的迷信成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的谬误，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国之道、民众之心的顺逆从违视为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无疑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

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

心在则天在矣。

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

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

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的说法便不正确。

这个矛盾是致命的。

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

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

他说：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

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因而，人君不仅要敬天，而且畏天。

敬天、畏天，实际是要对君主的行动有所约束。

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细微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约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

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则可以常存警戒、谨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总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成为圣明之主，顺天无私，至公博爱，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来与敬天、顺天并行不悖。

在中国人看来，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赐，甚至天命的眷顾，也与祖先之积德有莫大关系。

作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对创业垂统的祖先充满无限的崇拜。

他们坚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创业，那么，谨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业。

一切改变祖法、违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险的。

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

他说：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

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

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我们之所以说法祖与法天、敬天并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还因为他们总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

天德、天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难以说清。

而先王的言行典则，则是可视可听可得而循的明确榜样。

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样，才可受天命眷佑于久远。

天之可敬，在于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于它可以抛弃下民，甚至降罚以行天谴。

天命是如此无常！人君无不担心他们可能被抛弃的命运。

君主们面临万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们警惕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

为了避免被抛弃的命运，历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临民要谨其好恶、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张。

朱棣也说：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

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

虽欲勿殆，其可得乎？人君虽高踞于万民之上，但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其取舍标准则是与天下人心共好恶。

他们把自己妆扮成天下民众中的一员，竭力约束自己的欲望，表现出与民众同其好恶，如果追求满足私欲，而拂天理之公，其结果是极为危险的。

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与上述天命观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他们看到了能否稳住宝座在于是否得到万民爱戴。

历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现实的政治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因而他们对人民的力量十分惧怕。

君失人心，则为独夫。

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

　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过独夫而已，连一个愚夫愚妇也不如，何况他面对的是亿万民众。

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

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酿成祸乱则悔之晚矣。

于民怨未形之时图之以法，便是谨好恶、慎修身。

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朱棣同历代政治家一样，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

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点上，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二)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

　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所做所为为普天之下所瞩目，它关系到国家兴衰。

同时，他还领导着一国之风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上好德，则民用正。

上好佞，则民用邪。

　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为端正，品德无私，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日无惕，若厉，无咎。

弗虑无获，弗为胡成。

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人君应该勤勉自励，疏懒豫怠则将一事无成。

朱棣本人是个勤奋的皇帝。

他于此体会甚深，他说：夫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

一心之用，周流天地。

须臾踅息，则非勤励。

大禹勤劳，功覆天下。

文王勤上，福被子孙。

德以服人，宜莫如勤。

能勤能力，可以有功。

……勤则不懈，不懈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的儒学政治家、思想家们，设计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蓝图。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百姓被他们描述成家庭关系，君主是大家长，人民便成了子民。

这大家长不仅有权役使其子民，征其贡赋，而且有保护他们的义务。

统治阶级既没有无限地压榨、剥削，被统治阶级也没有无休止地反抗。

他们之间是协作的、谐调的，其所做所为均是有节制的。

朱棣承认、宣传这一主张。

他说：民者，国之根本也。

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

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

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

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

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民众是国家根本，是政权的支柱，是财富的来源。

使其饱暖，缓其徭役，保民爱民，即所谓施仁政，是巩固统治所必须的。

从朱棣所引述的历代言论看，所谓仁政还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一)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

《圣学心法》引《书》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引《大戴礼记》曾子曰：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

何为富，则仁为富也。

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

(二)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

《圣学心法》引《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

说的是田猎犹须留有余地，切不可竭泽而渔。

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术：人者有不忍之心。

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何为不忍？何为仁政？《荀子》有更具体的解释：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

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

　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于过分的剥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

给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不为盗。

(三)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

因而负有安养百姓的责任。

这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点传统。

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

他们担负着部落的生产、生活的管理责任。

由于他们的劳绩，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被后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这类人物。

后世君主以圣人自命，动辄称法先王，实是以最优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者相标榜。

饥民之所饥，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国家和百姓的生产活动。

如果没有有效的生产活动，不仅民之饥、民之寒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也难以维持其存在。

因此，君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生产、社会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组织者。

他们不仅有权取财于民，也有义务使百姓衣食饱暖，维持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得以运转。

朱棣曾说：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

财有馀则用不乏。

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

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

……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

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

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

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挤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3）制礼作乐　明刑弼教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

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

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

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

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礼戴着公正的面貌，维护着不平等的秩序。

不用武力，不借刑罚，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确是个极妙的方法。

乐，其实有着两重作用。

其一，乐包含着礼的成分。

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用之乐是不同的。

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该安于礼制的规定，享用本等级的音乐。

其二，乐的精神是和谐，它与纷争、紊乱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归于安宁温良。

然而，礼乐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仅凭礼乐是不够的。

如果人臣不安于礼乐制度的约束，他们可能随时冲破行为规范，打乱现存秩序。

为使人臣安于现行制度之内，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

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道德仁义，教化之源。

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廓，以仁义为干橹，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

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里所说的道德仁义，已经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观念了。

它包含的主要意思，应该理解为自上而下地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安于现存秩序。

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会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为人君者则会安然稳坐其位。

在《圣学心法》中，还有所谓别内外、正名分，也应与礼教、德化作同等观。

关于正名分，朱棣说：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

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

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

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圣学心法》本是专门为皇帝用的教科书，却于君道之外还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将整个社会纳入所谓礼教德化的规范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礼义仍不足以治国。

对于那些胆敢逾礼制、违背道德破坏现存秩序的，则要约以法律，施以刑罚。

这被朱棣称做明刑以弼教。

他说：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

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

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

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既然刑不过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国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节制，以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人不敢犯法，终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见历代暴君丧身亡国的教训，谆谆以慎刑告诫子孙，切不可过于苛暴：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

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

是皆可为明戒。

历代统治者总喜欢把自己妆扮成仁义贤明的君主。

其用武，曰为止戈，曰解人于倒悬，拯人于水火，其杀人曰有生生之道。

即使淫刑滥杀，也绝不承认苛暴。

然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们，滥施刑罚会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从而失掉宝座。

中国历代主张行仁政的政治家，对此是一脉相承的。

统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于其节制刑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其宝座的稳定。

4．养士择贤听谏纳言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亲。

君主之能在于用人。

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

朱棣说：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

……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

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任人之道当择贤才，择之审则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当，不以私昵而妨贤，不以非贤而旷官。

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众之才。

知其果贤矣，听之勿疑，则可以养其忠亮。

授之以事，则可以责其成功。

夫贤才在位，则不贤者远，官皆称职，而庶事咸康。

这里，朱棣提出了几项主张：1．致治须资贤才，贤才须养之而成，故育才须从建学立师为急务。

2．任人当择贤才，择贤才当取之至公而用之至当。

3．用人果贤，听之勿疑，官皆称职，庶事咸康。

但是还应该补充一条，即君主要使士为己用，必须待之以礼，否则将不会得士。

朱棣说：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

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

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

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

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它可以为君所用，也可以不为君所用，关键要看君所实行的是什么政策。

即以明初言之，其时文人多有不出仕者。

清人赵翼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因而朱元璋竟然规定了不为君用的法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拒绝与明廷合作。

有鉴于此，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礼臣下的观念。

礼臣下并不是朱棣的发明。

在君主制社会中，虽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数政务却有赖于臣僚去完成。

君与臣是一对矛盾，不仅在权力分享上，也在治国方略之异同上，他们常会发生冲突。

是出于公心还是满足私欲，是立足于长治久安还是只顾眼前安乐，往往是他们冲突的焦点。

作为君主，如何对待臣下的意见，作为臣僚，如何辅佐君主，是又一个为历代政治家注重的问题。

按照中国的传统，纳谏、听言是君主为人们所称许的美德。

不畏威暴，敢于谏诤，则是臣僚应尽之责。

在《圣学心法》中朱棣说：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

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

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

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

故听言者国之大福也。

众言日闻则下无蔽匿之情，中无隐伏之祸，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纳言之要，在于虚心约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

另外，人君居高临下，若不和颜下士，则人亦有言而不敢进。

但君主之纳言，目的仍在消除祸患，长治久安。

那么，何者可亲，何之可斥？何言可纳，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则：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伪，人君不可不辨也。

君子处心公正，表里如一，小人则用情私邪，险陂倾侧，当审其邪正，慎其用舍。

……然自古忠邪难辨，惟明君则能识之。

他批评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为，必然终至败亡：若夫庸主则不然，好谀而喜佞，拒谏而饰非，恣其志之所为，极其心之所欲。

享重禄者，固荣而保位，居下僚者，惧罪而畏诛。

缄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败亡，可胜惜也！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

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

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纳谏亲贤说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朱棣以明君自许，他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国理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摒弃了申韩刑名术数，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敬天保民的思想。

其核心，不仅承认天命，鼓吹天人感应，而且重视人。

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恶为取舍。

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主举贤纳谏，人臣礼乐和谐。

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以道德、礼教相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会。

可以说朱棣的治国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五、贤君？暴君？但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仅是朱棣的言论，它既是说给子孙听的，更是说给天下臣民听的。

他希望子孙之承业者可以长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绘成贤君圣主。

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说的行事呢？事实证明，朱棣对他所宣称的信条并不总是严格恪守。

他有时是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是干脆背离了他宣称的信条。

先说敬天法祖吧。

朱棣本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

事实上，他的父亲确也按照天命将他的长兄朱标立为太子。

懿文太子死后，又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如果朱棣安于天命、遵奉祖训、谨守礼法，便不会导演出靖难那一幕戏剧了。

然而他无法抵制皇位的强大诱惑力，由于他镇守边塞、节制诸军而养成的实力更增强了他的信心。

他终于突破天命和礼法，要自己去改变既降的命运了。

经过三年多的征战，朱棣取得了胜利。

将入南京金川门时，编修杨荣拦马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谒孝陵然后再入城即皇帝位。

　从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

他的谒陵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的。

敬天、法祖都不过是驾驭天下的工具而已。

因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至若司马之心久暴于路人，齐鸾之谋早形于咨议，乃犹南向让三，连章劝进者。

欺天乎？吾谁欺也！然而，朱棣又非宣称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则不足以制天下。

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朱棣精心炮制的即位诏：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胜攻克，……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

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舆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对于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内便赢得天下的原因无法说清楚，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难免产生这样的幻觉。

当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于天命，他不能超出历代以武力、智术夺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维模式，要借天命来宣传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进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观。

比如朱棣虽然宣传天人感应，但是他对祥瑞等迷信却是不尽相信的。

永乐二年七月庚申，山东临清县奏野蚕成茧，且进献野蚕丝二十六斤。

这被人们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

礼部尚书李至刚请率百官朝贺。

朱棣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

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

乃止。

　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为念，其头脑还是清醒的。

其他，如臣下奏献瑞麦，朱棣斥为谀佞 ，臣下奏贺柏树生花，朱棣斥为世所常有，何益于用，何利于民， 民献嘉禾朱棣称但得四序协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给足，即是国家之福。

一物之异，皆偶然耳，何以贺为　等等，都表现出朱棣对于祥瑞的态度。

下面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妨录之如下：永乐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县献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礼部尚书请率群臣上表贺。

上曰：……今苏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

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

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圣德所致。

夫灾异非朕所致乎？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灾害，不忘以生民为念，特别他不欲闻祥瑞之贺，而把灾异与自己的行政相联系，又从而对自己有所警戒，对群臣有所训谕，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朱棣的拒绝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为言，固然群臣为讨好朱棣，但君权神授是封建社会的固有观念，是君主政权的合理性的重要说辞，从根本上说，朱棣是乐于听到这类赞颂的。

朱棣说灾异也是朕所致，实际上也是从反面承认了祥瑞也是朕所致，从而肯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观念。

只要这个思维模式不改变，关于祥瑞的祝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并不相信金丹、长寿等迷信。

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人进献金丹及方书。

朱棣说：此妖人也。

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

朕无所用。

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

　他甚至并不企求长寿。

一次，他与大臣论及此事，说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

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没则无闻。

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　朱棣更重视的是修人事，他急于建立功业，垂名后世。

然而，我们说朱棣急于垂名后世，不如说他更急于建立他当世的威名。

朱棣以篡逆登位，为一切谨守封建礼法气节者所不齿，事实上他也被政治反对派指为乱臣贼子。

怎样从乱臣贼子变为盛世名王，这是朱棣极费脑筋的事。

他常常能够自省，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

如前所述，朱棣并非绝对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灾异祥瑞，不过是他较能够警戒自省而已。

永乐年间最大的天变莫过于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

这一场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毁于一旦，举国震惊。

朱棣连忙下诏罪己，征求直言，随后，又下了一道诏书，凡有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悉皆停止，用苏困弊，仰答天心。

可以说朱棣对政务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

而朱棣唯一不愿提的事是迁都问题。

三殿大火，群臣奉诏言事，言官多以迁都为非，以为上天示警者，盖因擅改祖制迁都北京所致。

朱棣震怒，命言官与大臣俱跪于午门外对辩。

辩至将午，大臣们窥知朱棣并不以迁都为非便有恃无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计而妄言。

所幸户部尚书夏原吉从中斡旋，言官才未获罪。

关于迁都的辨论也就不了了之 。

可以看出，对于天变，朱棣并不盲目地忧惧或喜悦，颇能按己意而取舍。

他以天命为自己的后盾威吓臣民却绝不让天命束缚自己的手脚。

他是一位十分聪敏明辨的君主。

至于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样呢？朱棣声称爱民、恤民，在这方面言论甚多。

朱棣所设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图画。

和谐、安宁、殷富、礼让。

的确，在永乐二十二年间，朱棣也做了大量安养生民的事。

朱棣本人于政事极为勤奋。

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处理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 。

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

　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以熟悉政情。

　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同时，朱棣本人也是比较节俭的。

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

　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

有侍臣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

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

　明人称颂朱棣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 不为无据。

由于朱棣君臣的经营，永乐初年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力量日渐增强。

然而，众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乐一朝不断有所兴作：征安南、下西洋、讨蒙古、迁都北京，未一刻暂息。

这与毋殚其财，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异其趣。

朱棣曾说过：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其养，虽休之不德。

　以朱棣之所为，百姓征战劳作不止，焉能不失其养，又焉能不怨。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切中永乐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

永乐末年，民生情况已经十分不妙。

暴发于山东的唐赛儿之乱，便是百姓对朱棣怨怼的真实反映。

其三，说到养士择贤，听言纳谏。

朱棣即位后，标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学，重视科举，注意人才的培养。

在朱棣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文士，明代的内阁制度也因而开始形成。

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朱棣爱惜、养育人才的故事。

永乐二年，状元曾■等人受命为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是由进士文学优等者及善书者为之，　是仕途中的重要阶梯。

后，朱棣又命侍读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就读文渊阁，曾■等二十八人入选。

庶吉士周忱落选，他上言自谏少年愿学，朱棣十分高兴，增周忱共为二十九名。

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张，光禄寺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

朱棣常常至学馆面试之。

　就学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并派给校尉驺从，可谓优礼之至了。

后来其中的不少人树有政绩留名后世。

永乐年间还开了举人入监读书之例。

由于进士所取有限，不少举人落第。

朱棣命翰林院录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并给予教谕之俸。

　也是养成人才之一途。

但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乐年间有所施展。

即如后来声名赫赫的学士杨荣、金幼孜、黄淮等也仅以五品秩入直文渊阁。

说是参与密勿，其实也很难影响决策。

朱棣喜书画，善书的沈度兄弟、善画的王绂等都被他罗致在身边。

这些看似优游尊贵的文人学士并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鸟入樊笼之感。

如王绂诗有：纵有好奇者，相看为玩弄。

孰知野鸟苦，只悦公子容。

这样的句子，确道出了朱棣身边的一些文人学士的心境。

他们不过是供装饰用的花瓶笼鸟而已。

朱棣标榜谦己纳谏．但其刚愎自用，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

军国大事多由一人独断。

即如发五十万大军出塞亲征蒙古这样的大事，也难得令臣下赞一辞。

永乐八年北征，车驾次凌霄峰，朱棣问侍臣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胡广以奉承之语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 这固然可以看出诸将态度不积极，但也可以看出朱棣与群臣的关系。

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次北征时说：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肭。

　宁远侯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畏罪自杀，功冠交南的英国公张辅，亟调从征，既不令抗锋，也不令逐北，仅以之俾督运。

天子自将，不欲诸臣分其功也。

　既如此，诸臣何敢谏言？经过两次北征，仍未达到朱棣预想的目的。

永乐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问题，遭到了群臣的反对。

兵部尚书方宾力言军兴费乏。

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费迭作，内外俱疲。

朱棣大怒，方宾惧而自杀，夏原吉下狱，并籍其家。

朱棣一意孤行，又连续发动了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

结果，无功而还。

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叹夏原吉爱我，岂不晚矣！最后，朱棣声称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断申明礼制，旌表节妇孝子，又命儒生辑《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以颁赐天下。

朱棣本人则装得极为仁慈，甚至虚伪到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

永乐五年五月己巳这一天，朱棣来到灵谷寺，驻骅中庭：有青虫着上衣，以手拂置地，余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

’　而朱棣之所为，却多有可议之处。

其最为人所不齿者，殆为对建文诸臣的杀戮。

大凡开国君主，总有点流氓无赖气。

大概这正是他们能够蔑视礼法、无所顾忌地横冲直撞的一个原因吧？你看，楚汉相争中，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嬉皮笑脸地要分我一杯羹 。

起初，刘邦轻视儒生，有儒生拜见他，他竟夺过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撤尿。

同样，朱元璋在羽翼丰满时，便指使人将他拥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于江水 。

即位后专杀立威，对于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绝不留情。

朱棣身为藩王，带兵夺位，也需要有向神圣礼法挑战的精神。

这个近乎开国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带点流氓无赖气。

朱棣还有一个近在身边的榜样，正是其父朱元璋。

胡适尝说：成祖生于明太祖起兵之后八年(1360年)，眼见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为最像他老子。

　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样，不仅有流氓手段，也是个残忍嗜杀的暴君。

不论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是宫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诛杀无异。

从带领靖难之师打入南京起，朱棣便开始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宣布：朕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

凡更改父皇之成宪，浊乱天下之奸恶，悉就诛僇。

其余文武官仍用无疑。

升赏斥罚，从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怀疑怨谤，不安职事者，事发族灭。

　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卑鄙的。

起初，他所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 ，而实际被迫害、遭杀戮的人数字难于统计。

如前面的引文所显示，他的杀戮是伴随着政治宣传的，无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

处处标榜自己是嫡出，标榜自己维护、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宪。

朱棣打入南京，朱允炆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号称读书种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

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

朱棣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

方孝孺质问道：成王安在？朱棣说：伊自焚死。

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国赖长君。

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辞穷，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

干脆说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孙坐，你管不着。

当然，我们并不能以君主宗法制的礼法定是非。

不过，从这对话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无赖相吗？朱棣命人强授方孝孺笔札，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

方孝孺说：便十族奈何！于是酿出了一场杀十族的惨祸。

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以成十族。

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

朱棣所开创的亘古未有的杀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摘戍绝徼者不可胜计。

其他，如对兵部尚书铁铉，割其耳鼻，■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还问他甘否。

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犹喃喃骂不绝。

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

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

陈迪唾，益指斥，终于被凌迟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余人。

刑部尚书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

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噀御袍。

乃命剥其皮，草椟之。

碎磔其骨肉。

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朱棣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 。

其他不一而足。

这些人的死，不仅是出于对封建礼法对建文帝殉节，更重要的，他们是出于拥护建文帝的宽仁之政，从而反对朱棣恢复祖宗旧制的政治立场。

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最野蛮的，莫过于朱棣对这些殉难者家属的处置了，且不说他下令在郡县穷治建文奸党，以致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所谓瓜蔓抄，即从一段朱棣口诏的实录，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脸。

永乐元年正月，校尉刘通等赍帖为奸恶事：一将刑科引犯人张乌子等男妇六口，又引犯人杨文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

奉钦依连日解到的都是练家的亲。

前日那一起还有不识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

锦衣卫把这厮都拿去，同刑科审。

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

若远亲的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

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

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

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

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怀身孕。

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

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

奉钦依：都由他。

永乐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张琳奸恶妇人一名。

著教坊司领刺了。

这仅仅是大量事实中的极少一点材料，是《奉天刑赏录》、《钦录簿》中的数百字，但是它们实在太生动了，无须再加解释，便将朱棣的嘴脸暴露无遗。

朱棣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流氓头子！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

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浅愤。

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

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

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

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

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

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

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扬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

岂非养虎自遗患耶？在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

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

对于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

请试举两例。

一是解缙。

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

建文中一度谪为河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

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

朱棣标榜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篡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篡《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

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

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

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

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

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

永乐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

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

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饷化州。

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

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

永乐十三年，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另一是梅殷。

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

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炆。

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

朱棣的军队南下，借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

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

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

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

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

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

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

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

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

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

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

　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

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

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齿，斩之。

此二人亦惨矣。

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

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

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

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

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

朱棣却故示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

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

果然，永乐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

　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

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写道：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

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

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 。

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　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

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

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

　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

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

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

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 。

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

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

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

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之■咳之间。

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

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

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

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

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 ，派胡■刺探民隐 ，奖励告密 ，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

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

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

帝是其言 。

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突出的。

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

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 ，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

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

　建文中。

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

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

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

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

文皇朱棣深然之。

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

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

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 。

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

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

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

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 。

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是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的 。

后世宦官之祸，隐然肇始。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

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

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

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　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但是，朱棣的淫威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

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於意之外者。

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

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

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

　当然，王世贞是从君主宗法制的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

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面对残酷的杀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棣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心兴礼乐、施仁政的圣明君主。

他甚至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

有一次朱棣去灵谷寺，跬跸中庭，有虫著上衣，以手拂置地。

徐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

　如此矫柔造作而又虚伪可笑。

朱棣的残暴，并非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被迫不得已，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残刻暴戾和极端自私之本性。

盖所欲极强，为遂其欲便不顾一切，对有碍于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

晚年永乐宫中发生的一桩牵连致死三千多人的惨案(详见余篇)，便是最好的证明。

六、艰难民生一个国家，必须有安定的秩序，否则，这个国家便无法维持。

但安定的秩序并不只是凭借武力高压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凭权术便可以造成的。

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安定首先是民众生活的安定。

没有一个政府或统治者不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得到长治久安的。

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一定是个明君；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或受到忽视，必是个庸主。

朱棣对这个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圣君贤主自期的。

永乐七年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历代帝王，祭毕，朱棣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话：三皇五帝纯乎道德，无为而治。

自夏商至元，其间贤君圣主亦躬行仁义，修举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后世。

我皇考法古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时修祀，著为常典。

朕今此举，亦惟体皇考之心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

卿等更夙夜尽心赞辅，庶几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够爱抚百姓，协助他使天下达于至治。

永乐十三年春，天下大小衙门官员进京朝见，朱棣对他们说：朕以眇躬，托于万姓之上，所赖文武群臣翼赞以协于治。

惟尽乃心，惟尽乃职，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恶致愆，天有显道，极施无爽，尚惟之哉！不久，朱棣便在午门之外张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爱恤军士，理民者爱恤百姓，敢有剥削厉军民者，必罪不赦！我们还要举出朱棣命礼部发给中外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进他的致治之道。

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礼部移文中外诸司：一遵成宪，爱恤军民，必崇实惠。

且以农桑衣食之本，必及时劝课；学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劝勉；赋役必均平，科征必从实，祭祀必诚敬，刑狱必平恕，孝顺节义必旌表，鳏寡孤独必存恤，材德遗逸必荐举，边徼备御必严固，仓库出纳毋侵欺。

有官吏贪暴旷职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具实纠举。

上文已经说过，朱棣为了夺取皇位，打起了维护祖训、恢复旧制的旗号，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于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顾惜地将其取消。

但如今大位既得，势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采取措施，至于祖训云云，对他来说并不像夺权时那么重要了。

他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抚军民的事提到了日程。

其时，各地臣民对朱棣的大规模杀戮还惊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晓谕军民各安生业，他说：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

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

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以高压强行使百姓就范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乐业，反以告讦、死刑相威胁，其时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轨道，朱棣还脱不出军事高压的模式。

他相继向全国各地派出军事将领，担任整肃兵备，安抚人民的任务，如都指挥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苏州卫，都督佥事赵清往凤阳中都留守司，前军左都督李增枝往荆州，江阴侯吴高往河南、陕西等等。

但是，仅靠武力高压的抚安是不够的，朱棣也同时注意到民生的实际问题。

因而，这时也派了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致仕尚书王纯、应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布政司巡视民瘼，令其将何弊当革，何利当兴，速具奏来。

第二年(永乐元年)，他又派监察御史、给事中这些朝廷耳目，侍从之臣，分诸直隶府州县及浙江等布政司抚安军民，宣传他的与民休息之意，并要求他们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时约束他们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有故违者具实奏闻，以法治之。

　这些措施，还带有为靖难之役善后的色彩，这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是十分必要的。

待社会秩序稍为安定之后，必须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

一个社会成员主要是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国家，首先必须安定好农民，首先管理好农业，才能使社会安定、民有所养而财用不枯。

土地、种子、农具、耕牛，以至于耕作技术、水旱蝗灾都是执政者应该考虑的。

《明太宗实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

朱棣的具体措施包括：移民垦荒屯田，耕种乏牛者，官市给之；乏农具者，宝源局铸造给之。

这方面的例子在下文论述朱棣开发北京时要详细介绍。

减少工作，与民休息。

例如：永乐元年三月乙巳，上(朱棣)谓兵部尚书刘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诏内外诸不急之务一切停止，毋妄劳人敛财，庶少息兵民。

今闻诸司尚有不体朕意，横虐吾军民者，其申谕中外，自今军执常役，民安常业，官守常职，虽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须奏准然后行之，违者加罪。

又如：永乐元年四月丁巳，山东兗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县民丁三千余人，修治鲁府，东作方殷，乞暂停工，今归耕种，俟农隙就役。

从之。

再如：永乐元年四月乙丑，赐书楚王祯曰：别来恒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为慰。

所奏府中欲修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养休息，方在此时。

故即位之初，首诏天下不急之务悉皆停罢。

今后宫为建文所焚，东宫亦皆折毁，而未敢兴造。

贤弟幸体朕意，府中宫室损坏者，姑用护卫之人随时修葺。

俟民安岁丰，然后量拨军民为之。

如此公私两利矣。

贤弟又云，欲令左护卫军屯种以赡岁用，正合成法，具见远虑之意，宜早图之。

限制急征，缓民之困。

例如：永乐元年冬十月辛酉，户部尚书郁新等奏：湖广今年夏税过期数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县皆当罪之。

上(朱棣)曰：赋入有经制，人耕获或先后不齐，地理亦有远近之异，未可概论。

任人长民，当使之察其难易而顺其情。

虽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当急责于民，急责必至乎病民。

其勿问。

第更与约限，令民输之。

又如：同年十一月庚辰，松江府奏所属华亭县征收秋粮过期不完，请罪其县官。

上(朱棣)曰：今年苏松间有旱劳，秋粮固难卒办，县官职在抚字，不得辄以此罪之，再与期限可也。

减免赋税，恤民之艰。

例如：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免河南陈州今年租税，以淫雨伤稼故也。

又如：永乐二年五月丙辰，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言：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

户部以闻。

上（朱棣）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

俟丰岁百姓复业，商贾通行，然后徵之。

发钞发粟，赈济灾民。

例如：永乐元年三月戊子，户部言河南开封等府蝗民饥。

命以见储麦豆赈之。

又如：同年三月甲午，北京、山东、河南、直隶、徐州、凤阳、淮安民饥。

命户部遣官赈济。

本处无储粟者，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

兴修水利，除灾利农。

例如：直隶苏州一带仰仗钱塘江、吴淞江、娄江之水利。

后因沙土雍塞，江水失控，旱时百姓坐视禾苗枯槁，泄时坐视垂成之禾淹没。

朱棣即位不久即因民所请而治之。

永乐元年更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赴江浙诸郡治水。

厥为明初之一件大事。

重点开中，徵集军粮。

例如：朱棣甫即位时，北平各卫乏粮，便命户部悉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

创定赏罚条例，发展军屯。

例如永乐二年，朱棣颁屯田赏罚之法，第二年，将其法甩红牌刊识。

后又规定，官军种植样田，每岁终赴京较其所收多寡而赏罚之。

照理说，朱棣如此爱民恤困，孜孜治理，国家应该大治，百姓应该丰足了。

其实，永乐年间的国计民生远远不如人意。

朝廷的雨露沾被是极为有限的。

况且，以明帝国版图之大，每年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发生灾害。

仅就《明实录》记载进行统计，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在位期间，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就达二百七十六起之多。

其中大多数灾荒为朝廷所了解，并给予了赈济或减免赋税。

然而有些灾情却为地方官员所隐瞒。

永乐十年六月甲戌，朱棣对臣下的这种做法曾加以申斥。

他说：朕为天下主，所务安民而已。

民者，国之本。

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责也。

故每岁遣人巡行郡邑，凡岁之丰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

近者，河南民饥，有司不以闻，而往往有言谷丰者。

若此欺罔，获罪于天。

朱棣曾经下令在外有司官员赴京朝觐时，要报告民间利病。

但来朝官员却往往不把地方实情上报，而率云田谷丰稔，闾阎乐业以取悦于朱棣，盖朱棣亟欲跻身于圣主明王之列，甚或要超迈千古列圣，他所乐于听的就是田谷丰稔，闾阎乐业这样的话。

臣下之隐瞒实情，实朱棣有以致之，反之，当他了解到民间并非田谷丰稔，闾阎乐业时，他又一定要表示出不满和■责，唯此，他才会显得更加圣明。

永乐十一年正月，山西发生饥荒，来朝官竟对山西饥民食树皮草根的惨状只字不提 。

永乐十六年七月己巳，朱棣降敕切责陕西布政司、按察司，同样是因为他们隐瞒灾情：比闻陕西所属郡县岁屡不登，民食弗给，致其流莩。

尔等受任方牧，坐视不恤，又不以闻，罪将何逃！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朱高炽自南京入朝，路过山东邹县，他目睹了当地的一次饥荒：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

驻马问所用。

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

’皇太子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叹曰：‘民隐不上闻若此乎’？在皇太子的干预下，邹、滕的饥民得到了赈济。

　然而，邹、滕的饥荒可能不是最严重的，因而地方官司空见惯，才敢于不上闻。

它只不过是偶尔被路过其地的皇太子发现而引起重视罢了。

与皇太子过邹县的同月，山东青、莱、平度等府州发生水灾，造成大量饥民，官府一次赈济便达十五万三千七百三十四户之多。

　我们完全可以说，实录中所反映的灾情民困是远远不够全面的。

朱棣统治人民，提出一种理论，说：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所养，虽休之不德。

在朱棣看来，自己是爱民的仁君，因而民是不能失其养的。

这也是实际上他不愿意听到民间的灾情的一个原因。

然而，就在朱棣崩于榆木川的当年十二月，大理右少卿虞谦的一道上书便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与朱棣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民生图画。

他称：太宗文皇帝继承大宝，恢弘治化，南拓交阯，以扩疆宇，北讨胡寇以靖边陲，营建北京以固中原，其志盖欲暂劳而永逸，事虽不同，其所以为安民之心则一。

但牧民之吏不体朝廷仁民之意，指一科十，放富差贫，小人怙恃，愈肆贪毒，远近视效，海内成风，致民有不得所者。

皇上(仁宗朱高炽)宸衷恻悯，盖亦久矣。

是以即位之初，即罢土木之役以息劬瘁之民，弃苑囿以兴耕种，放鹰犬以省膏粱，蠲逋负以招流离，赎卖以全恩爱，进廉洁，退贪污，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四海闻命靡不归心……陛下爱民之心虽勤而官吏贪残之弊犹在，如洪武中笞杖之刑各有等第，而今内外诸司率用大棍掠人，盖欲使人畏惧得以遂其奸贪。

洪武中隶兵不得滥设，今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多选富实之民，每员少者三五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名以军伴皂隶，月令办纳货财。

洪武中官员之家不得于所部内买卖，今自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悉令弟侄子婿于所部内倚官挟势买卖借贷，十倍取民。

诏蠲二十年十二月以前柴炭等物，今有司征敛自如，诏蠲逃民逋负粮税，有司乃指富为逃，欺公开豁，诏赐民年过八十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而责取于民。

进贺表笺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纸笔墨函等物皆取于民，此其诚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迎来之费，有司出于百姓，军卫出于军粮，军民至有终岁不自给者。

又如粮草有督办者，有点发者，有部运出纳者，诛求百途，费倍正数。

未足公府，先满私家，其显而易见者有此数事，其秘而难知者，未易悉言。

方今朝廷省事，虽无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见闻，亦岂兵民之细害！苟不痛为惩戒，天下何由澄清？……曩因国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给什撙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今果所储不足以供，令于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积者，从实准予，俾其父母妻子不致冻馁，如是若复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贪残于军民者，则必罪之如律也。

夫忠言有益于国家大矣，古者人君设诽谤之木，下直言之诏，求之惟恐不尽。

今陛下审见于此，故屡降求言之诏，惟恐群臣不言，然而犹有不言者。

……虞谦所描绘的是一幅上下军民全面的社会生活图景。

这时，仁宗才即位五个月，虞谦所指的今所存在的问题，显然主要由朱棣来负责，它是朱棣施政所带来的结果。

朱棣自称其为政要使民不失其养，如此弊政丛集，民焉得不失其养！其他暂且不论，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犹有冻馁之虞，民间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实，朱棣说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不过是为他的好大喜功的兴做不止所做的辩解和掩饰。

既然百姓不失其养，便可以毫无顾惜地任意驱使劳役了。

朱棣好大喜功，又急于洗刷自己篡位的恶名，因而永乐一朝，大事频兴，国家百姓为之耗竭。

试看，永乐年间南征交■，战争持续二十几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 ；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而督办官员能务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 ；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

这样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养？正如洪熙元年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佛休，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

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难更加深重。

于是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盐贼横生 。

仅就《明太宗实录》的记载进行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

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的流民。

我们不妨将永乐后期的几起民乱抄录如下，以见永乐民生之一斑：永乐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军都督金玉为总兵官，蔡福为副，往山西广灵等县征剿山寇刘子进等。

子进广灵县民，居乡无赖，尝自言往石梯岭遇道人，授以双刀剑，铁翎神箭，能驱役神鬼。

造为妖言纠集乡民刘兴、余贵、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职名，以皁白旗为号，夺太白王家庄驿马，杀大同等卫采木旗军，所过劫掠人畜，官军不能制。

事闻，遂遣玉等剿捕。

永乐十五年闰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贼刘胜孙纠集无赖，自号太平将军，攻清流县，劫杀居民，守臣执其首数人，送京师斩之，余党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县贼陈添保等伏诛。

初，添保与县人杜孙、李乌觜及龙溪■马郎、龙严、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张五官等聚众作乱，烧劫龙溪银场，杀中官及土民三十余人，官军捕之，四散，逃匿。

既又偕称太平大人先锋等号，招集贼众，烧劫清流等县，杀县官军民三十余人。

至是福建守臣执送京师诛之。

嘉兴府贼倪弘三等伏诛。

弘三纠集无赖作乱，劫掠乡村，三年众至数千，往来苏湖常镇诸郡，杀害官民，商贾不可胜计。

发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讨之。

反为贼所败，官军多被杀伤，其势益横。

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讨贼，立赏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栅于小江港，议断其走路。

贼无所容，乃趋北河。

新遣壮勇蹑至桃源县，生执其首数人送京师。

至是皆磔于市。

苏湖诸郡之民始安。

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以谋反伏诛。

化初名僧保，畏避从军，逃匿保定府新城县民家。

衣道人服，自称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演说应劫五公诸经，鼓诱愚民百四十余人，皆信从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县人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

事闻，悉捕诛之。

秋七月己巳，湖广靖州贼王忠，自称平定侯，率众攻劫武罔州，为守将所获并其党诛之。

永乐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监察御史李伟奏、江西新淦县逃匠雷剑南等聚众拒捕。

上命都指挥刘忠、都督马聚领兵捕之。

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剑南等自诣归罪。

上览奏谓侍臣日：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祸？此有司失于抚绥。

命皆宥之。

遣使驰召聚等还。

永乐十八年二月己酉，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作乱。

(详见下文)十一月壬辰，真定府曲阳县人杨得春、蔚满圈等以妖术惑众，伏诛。

得春等素不事产业，不服役官府。

有司将治其罪。

得春变黄冠服，满圈削发披僧衣，俱逃入晋州，以妖术妖书符咒惑众。

自称善治兵甲，能令人飞行十里。

遂聚无赖，号五百罗汉，谋作乱。

事觉，有司捕获，械送京师，即日皆弃市，家口财产没官。

二十年闰十二月甲子，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奏请调兵剿捕维摩州曲部驿野罗罗并蒙自县作耗强贼，以除民患。

从之。

二十一年春三月己亥，盗入南京大祀坛天库，盗苍璧二、黄琮一。

命西宁侯宋琥督南京五城兵马捕贼。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浙江湖州府长兴县贼首吴贵归等就■。

初，贵归等聚众千余人劫杀乡民，知府邓忠率民兵捕之。

贼众拒敌杀官吏。

事闻，命阳武侯薛禄率兵三千讨之。

上谕禄曰：寇首恶不过数人，必诛之。

余胁从，宜与分别。

盖百姓皆有父母妻子，岂好逆从乱？其间必有不已者。

宜约束军士，不可滥杀。

杀一不辜，将帅之罪。

不有阳祸，必有阴谴。

至是，禄悉捕首恶戮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复奏，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首贼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余人往来两县劫掠，渐致滋蔓。

请兵剿捕。

上命兵部尚书李庆等议之。

于是，庆等奏调缘河备倭都指挥张翥所领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调兵二千，俱听翥率领捕之。

时文渊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共进言曰：此愚民无知，或为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

不得已逃窜山林，苟求活朝暮耳。

若宽而抚之，当各散矣。

急之不惟未易获，且坚其为盗之心，况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愿思处置之宜。

上曰：卿言良是。

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抚。

若负固不服，调军剿之未迟。

这里所录的，并非永乐年间民乱、强贼之全部情形，但却可以说几乎无年无之。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之乱了。

这一年，朱棣正在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正在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落成，安南的战事正在打得火热，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皇太子亲眼所见的山东大灾荒也发生在这一年。

层层的重负压下来，都落在百姓的肩头，他们实在不堪了，只有起来反抗。

山东蒲台县民在女首领唐赛儿的号召下，占领了益都，其后往来于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

官军青州左卫指挥高凤剿捕败绩，朝廷又派安远侯柳升充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副总兵，带兵征讨。

双方在益都发生激战，都指挥刘忠战死，而唐赛儿竟得逃脱。

这时，另一叛民首领宾鸿正集众万人攻安丘，官军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昼夜兼程从海上驰援，宾鸿不敌而败。

还有一支叛民队伍在诸城为鳌山卫指挥佥事王真所败。

　叛乱终于被镇压了，仅被解往北京的妖党就达三千余人。

　而唐赛儿仍然不见踪影。

据说，唐赛儿也曾被官府捕获，将伏法，怡然无惧色，裸而缚之，临刑刃不能入。

不得已，复下狱。

三木被体，铁钮系两足。

俄皆自脱遁去。

结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将校诸官皆以失寇死 。

唐赛儿久捕不获，朱棣怀疑赛儿可能削发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诘之 ，后来，搜捕范围扩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 ，先后几万人 。

朱棣的搜捕毫无结果，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告各处监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还俗。

　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

　玉石俱焚，良莠并除，如此民生，岂得宁乎。

唐赛儿之乱是对永乐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标榜以爱民为本 的统治的恰当评价。

永乐年间，不仅民生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

　官员任用渐循资格，　办事循习成弊，　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踊， 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 ，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驰。

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废，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力之疲而农之业废　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对于永乐时期的统治，我还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话，该书中邹吉甫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