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兰亭序》的文学价值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早被人们所公认，关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却很少有人涉及，这也许是被他书法名声掩盖的关系。
王羲之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不应忽视的，他的文学作品大多见于书帖， 但他的文学创作同书法创作不一样：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惬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先笔前。
他没有长篇巨著，也不像某 些文学家专注于某一文体的创作，刻意求索。
他与陶渊明有相似之处，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
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 为难也。
①那些文章好象是不经心写出来的，但 这种文章不是靠死功夫就能学会的，不是文章难，而是没有那种情怀。
在王羲之文学作品中，感情自然 流露，题材也是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不枝不蔓，或整或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
他的作品与东晋时代的玄风相比更显得清新 自然，特别是山水抒情散文，在当时是很负盛名的。
山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也包括人类自己。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由于科学不发达，自然是神秘莫恻的，自然并不是审美对象，而是膜拜的对象。
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怀有敬畏心理。
恩格斯曾经说自然 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牲一样服从它 的权力。
①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程度也逐步提高，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诗经》中有不少对自然风景的描写，例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靠靠。
（《小雅·采蔽》）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并不是表现其本身的美，而是为了比或兴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手段。
因此，人们的注意力往往在自然物形式属性及其象征意义上，而忽视了它的自然属性。
孔子曾以山、水、松、柏等比喻人的品德。
他说：知者乐 水，仁者乐山。
②汉代末期，自然界的山水才开始作为审美对象。
《全后汉文》卷六七荀爽《贻李膺书》：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
就是证明。
魏晋时由于地主阶级的壮大，大庄园的兴起和老庄学术思想的盛行，以 山水为内容题材的诗、画发展起来，我国的山水画都是以魏晋为源头的。
这一时期的名人雅士们不仅游山玩水，而且吟咏山水之美。
（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
出则渔戈 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①王献之有帖云： 镜湖澄澈，清流泻①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第 1 版，第 35 页。
② 《论语·雍也》。
① 《晋书·谢安传》。
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②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作了这样的阐述：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超入玄境。
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而有灵趣。
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然使人有凌云意。
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
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
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阮享评之云：泓静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渗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未宋初的谢灵运以山水为对象集中描写，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准确地捕 捉大自然的各种形象，形成了鲜丽清新的艺术风格，山水诗文从晋开始发展到唐代，成为中国文苑的一大宗派。
谢灵运师承先辈谢安遗风，登山临水， 并诉诸于诗篇⋯⋯谢安与王菱之是同时代的人，可谓莫逆之交，情谊深厚。
谢灵运的山水诗受到王羲之《兰亭序》的启迪和影响是必然的。
在论析山水诗的发展时，瞿蜕园认为：孙绰的《天台山赋》是替谢氏 山水诗开了门径的启迪之作①。
《天台山赋》是孙绰的力作，他自诩掷地要作金石声。
《天台山赋》有许多特色，确实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赤城 霞起以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意境深邃，词句精当，不愧为名篇佳作。
孙绰被称为一代文宗也不过分。
然而开谢灵运山水诗门径的应首推王羲 之。
王羲之和孙绰是挚友，曾应邀参加兰亭聚会，但《兰亭集》一致推举王羲之作序，而没有请孙绰撰写，可想而知王羲之在当时就其文采方面要比孙 绰声名大得多。
王羲之的文学地位在当时超过孙绰，就其作品而言，《兰亭序》要比《天台山赋》影响大得多。
《晋书·王羲之传》云：或以潘岳《金 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兰亭序》和《与吏部郎谢万书》是王羲之文学方面的代表作。
永和九 年即公元 353 年，王羲之邀请筑室东土、文义冠世的名人雅士谢安，郗昙、孙绰、孙统、李充、支循、许询以及王凝之、王徽之。
王献之等四十 二人，在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兰渚山麓的兰溪江畔聚会饮酒赋诗，现存的兰亭诗三十六首为二十一人所作。
《兰亭序》系王羲之为诗集所写的序言。
《兰 亭序》全文如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侈楔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元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重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乃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② 《全晋文》卷二七。
① 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中华书局 1964 年第 1 版。
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涎，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篇文章首先交持了时间地点，接着写集会的原委，即修禊事。
古代每年的农历的三月上旬已日为修禊日，魏以后改在 3 月 3 日为修禊日。
修禊是 古代一种风俗，人们聚集在河边溪旁借水消除灾祸，以求得吉祥。
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当时的名流雅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毕至和咸集意思相近，一义重复，加强了聚会的人的隆重感，增强了可读性。
第二段介绍聚会地点——兰亭周围的宜人自然风光。
这儿有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修长的翠竹。
清沏的小溪奔流向前，它像透明的带子一样，环 绕左右。
将酒杯放人曲曲弯弯的水道①，人们在曲水旁列坐其次，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饮酒赋诗。
当时虽然没有乐器演奏助兴，也足以使人有畅叙 幽远的情怀，其乐无穷。
这一天天朗气清，春风徐徐，令人心情舒畅。
这时由天气联系到广 袤的宇宙，俯察世间万物，就显得非常渺小了。
放眼世界，畅怀遇想，耳目舒畅，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和大家在一块儿，俯仰之间就度过一生。
有的人与朋友在室内，面对面的交谈，倾吐胸中的抱负，也有人寄情大自然的山水，旷达不拘，超越自我。
人的态度千差万别，性格也不一样，当人们 获得喜欢的东西，感到愉快满足时，还不知道老死之期即将到来。
对向往或得到的事物感到厌倦时，感慨也随之而来，过去喜欢的东西很快变为陈迹， 而不能不引起感触。
生命长短由造化而定。
这里引了一句孔子的话死生亦大矣，死生也是件大事。
岂不痛哉，言外之意是说人生要有所作为。
最后一段，发表自己的观点：每当我们看到古人对人生的感叹，原因几乎与自己完全契合，没有一次不对他们的文章而感叹悲伤。
庄于把死与生看 成一样，是虚无荒诞的。
将八百岁寿终的彭祖和夭折的孩子等量齐观也是谬妄之论。
后代人看待我们今天，犹如我们看待古人，如果下匡正古人的荒谬 重蹈覆辙，岂不可悲！所以将参加兰亭聚会的入的诗作、记录、汇集起来有着积极的意义。
虽然以后时代不同，事情也有变化，但借此可以让后世的读者对这些诗文抒发自己的感想。
这篇序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羲之的思想观点、志向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
《晋书·王羲之传》认为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
本文从兰亭聚 会的时间、地点写到周围的秀丽风光，很自然地联系到气象天体。
与宇宙相比，生命短暂，在举出对人生的几种态度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在 有生之年作出自己的贡献，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态度。
接下去作者批判了庄子的生死观，指出照搬他的观点是可 悲的。
文章的最后又回到序言上，录其所述。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人们自己可以领悟到写作、著文必须为后代负责。
本文脉络清晰，顺理成章，逻辑性强，没有虚浮雕琢的痕迹。
这篇散文 叙事、写景和说明，一切都围绕着兰亭聚会进行。
由兰亭聚会的目的引发出议论，发表了作者自己的观点。
有玄理的意味，但又不是虚妄空谈，所表述① 流觞曲水所用的杯，根据沙孟海先生考证，实际上是椭圆形双耳的饮器——觞。
详见《书法研究》1992 年第。
期《曲水流觞杂考》一文。
的是切近的宇宙观念和东晋人所产生的时空观念意识。
《兰亭集序》这种由 某一事物引发议论构成了后来的游记范例，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提供了序言文体的楷模。
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评论《兰亭集序》时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
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效实，一生死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
但逸少旷达人，故苍凉悲慨之中，自有无穷逸 趣。
作者在放情山水的同时，感慨系之，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
余嘉锡 曾说：右军亦深于情者。
读《兰亭集序》足以知其怀抱。
《兰亭序》有虚有实，虚实结合，使文章既有空灵的氛围又实在可信， 它创造了序言散文化的形式。
其描写和叙述性语言都十分质朴，平和。
它情理并茂，在申理时伴有感伤情绪和伤逝之感，摆脱了纯粹的玄言体。
这种前 为写景、后为言理的形式对后来的理趣散文产生较大的影响。
《与吏部郎谢万书》，以前总是仅仅将它作为研究东晋衰败的重要文献。
其实它也是一篇篇制简约、语言质朴，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
有人认为它是由晋初潘岳《闲居赋》的繁，到晋未陶渊明《归去来赋》的恬淡自然，带有 关键性转折的一环，在田园诗文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二、关于《兰亭诗》流觞曲水的具体方式是筋随曲水流到谁的跟前，谁就 取饮并赋诗一首，不赋者罚酒三斗。
其中有 26 人即席赋诗。
当时王羲之赋诗两首。
他的《兰亭诗》第一首是：代谢鳞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气载柔。
咏彼舞零，异世同流。
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流露出兴奋的心情，他 将参加兰亭修楔的人与孔子相提并论，归为志趣相同的一类人物。
咏彼舞雩，异世同流，抒发了诗人及与会者怕情山水的感慨与情怀。
在聚会人中， 作为年长官高的盟主王羲之为了提高人们的兴致，首先赋诗，所以情调比较高昂。
《兰亭诗》两首都是即席而作，随后便开始构思自己的诗作，所以第 二首作者在写作上时间也就比较充裕了。
他主要写自己，直抒胸怀，侧重于天道与现实的思考，调子比较低沉。
第二首诗比较长，可分为五章。
①一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
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
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
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
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
二三去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① 《古文观止》。
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
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三 猗与二三子，莫匪齐所托。
造真探玄根，涉世若过客。
前识非所期，虚室是我宅。
远想千载外，何必谢曩昔。
相与无相与，形骸自脱落。
四 鉴明去尘垢，止则鄙吝生。
体之固未易，三觞解天刑。
方寸无停主，矜伐将自平。
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
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
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
五 合散固所常，修短定无始。
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
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
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
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悠悠宇宙永不休止地循回轮转，自然界的陶冶育化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是什么力量能使宇宙万物永恒运动呢？作者不能回答这个玄妙难侧的问题，表现一种困惑和无可奈何的思想情绪。
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 只有顺乎自然，对于富贵荣辱全然不加考虑，泰然处置，无欲无求。
有些人领悟不了上面的道理，结果是陷入利害得失纠缠之中而不能解脱。
要随遇而 安，与世无争。
这次的良辰会聚，应该纵情欢乐，逍遥自得。
三春时节万物萌生，随顺自然就会有欢畅的情绪，自然美景尽收眼底， 自然界是那样的均衡和谐、合理，使人们各得其所，各愉其意，实在很奇妙。
第二首诗的第一、二章仍是寄景抒情，第三章是说参加宴集的名人高士都把 玄理作为精神寄托，所谓前人的远见卓识都是违背自然原则的，清心无欲是我们的追求，这次宴游好似得道者交往，忘却了荣辱得失，超越了自我， 摆脱了世俗观念而飘入了仙境。
第四章是说要真正做到除去尘垢、鄙吝是不容易的，除非醉酒 以后才会解除杂念的桎梏——这种上天的惩罚。
只有在这时候内心的庸俗杂念才不会停留，矜持自浮之心才能平息。
兰亭虽无音乐，但大家饮酒赋诗， 抒发情怀，超世脱俗，一朝取乐，犹如度过千载一样没有区别。
第五章是全诗的最后一章，主要是析理，用道家思想解释自然和人生。
人生的生死聚散、 寿命长短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按照道家的观点，生命是无所谓始，无所谓终的，生和死是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而已。
兰亭诗词藻并不华美，很少追求诗的意境，诗中阐述的是老庄的玄学哲理，故被后人称之为玄言诗。
诗人在政治上碰壁以后思想困惑苦闷，只好借玄理来排遣，他感叹生命短促，他明知一死生、齐彭殇是虚诞、妄作，但也不得不在玄理 中寻求精神寄托。
兰亭诗是山水诗的雏形，它表明当时的山水审美意识已经有了发展。
为 以后的山水诗，山水画构架奠定了基础。
兰亭诗虽然比较粗糙，但它语言平和，反映了王羲之真实的思想感情。
与至亲好友雅集、相会是件其乐无穷的 事，在王羲之的信函中常可看到与友人相约会见的内容：未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
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若有期耳， 亦度卿当不居京。
此既僻，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
王羲之植根现实社会和大自然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关于生卒年王羲之的生卒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
《晋书·王羲之传》只是说 他年五十九卒，没有生于何年也没有注明他卒于何年，由于史料记述寂寥，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依据资料来源的不同，对于王羲之的生卒年 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公元 321 年—379 年。
持这一说的最初是清代人钱大听（见《疑 年录》），他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
后来余嘉锡经过考证认为这一说是钱大听根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七羊欣《笔阵图》中的一句三十三，书《兰亭 序》推算出来的。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说不能成立，驳斥的论点有三条：1.历史记载周 于 322 年被王敦所杀，王羲之十三岁见周 ，那该 是 333 年，那时周 已被杀十一年，那真是活见鬼了。
王廙为右军之师①。
但他也于 322 年就谢世了，那时 王羲之仅两岁怎能学习书画？2，根据《世说新语》、《书断》、《东观余论》所说，推断 王献之生于公元 344 年，父子相差二十一岁，这本来无可非议，但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就算十年中生七个孩子，那未王羲之十一、二岁 就结婚并有生育能力，这是与生理科学不相符合的，也是违背事实的。
3.根据王羲之在《十七帖》所说，周抚七十岁时王羲之是年垂耳顺之年，该 是五十九岁，周抚卒于公元 365 年，如果王羲之 321 年生，他五十九岁为公 元379 年，那时周抚已死去十四年了。
（二）公元 305 年—363 年。
有人依据明张傅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中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云时年五十有三，文后又记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书往下推六年即王羲之（五十九岁）卒年，即晋哀帝兴宁 二年（公元 364 年），逆推为 305 年生。
东晋穆帝年号只用了十二年，永和十四年成了无稽之谈。
鲁一同说：考 永和尽于十二年，不当有十四年，决为伪托，不足据证。
经过查考，《说① [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卷一○《右军书记》。
② 王羲之：《十六帖》，湖南美术出版社 1980 年第 1 版（墨迹本）。
① [南朝·梁]庚肩吾：《书品论》。
郛》和严可均《全晋文》、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的《题卫夫人《笔阵图） 后》均没有永和十四年字样。
这一确错无疑年号是学识浅薄之人妄加的。
时年五十有三，哪一年五十有三不得而知，怎能算出王羲之的生卒 年呢？故这一说也很少被采用。
（三）公元 307 年—365 年。
这一说是由清代人鲁一同提出的。
郭沫若 在兰亭论辩中沿用此说。
王汝涛针对鲁一同的论据，曾多次发表文章批驳①。
鲁一同用桓温自江州还台证明王羲之 至少活到 365 年，推翻了 361 年卒的论点。
原文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
应断句为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
不可，当 在谁耳。
而鲁一同错断为：桓公自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以致文理不通，更重要的是人错、地错、事错、时错。
同时玉汝涛通过论证指出鲁一 同用《贺登极表》否定王羲之死于 361 年不能成立。
鲁一同在《王羲之年谱》中这样写道：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周益州，历代鉴别，殆无异论，中一帖云，足下今 年政七十那，吾年垂耳顺。
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益州名抚，镇蜀二十年。
（按史称三十年，考永和三年人蜀，下至兴宁三年。
得二十年，则三十 年未审）卒于兴宁三年六月，据此则年垂耳顺，正五十九岁。
逸少之卒，又不得至兴宁三年之后矣。
故援证诸帖，推寻纪传，断以永嘉元年，为公生之 岁。
②周抚七十岁时，王羲之五十九岁，周抚死于公元 365 年，推论王羲之卒不得迟于兴宁三年（365 年）以后，这都是有根据的，其推论也是对的。
然 而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公元 365 年正是周抚七十岁。
所以以《十六帖》证实王羲之卒于 365 年证据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鲁一同试图排除王羲之卒于 361 年之说，用了不少笔墨，但仍出了很多 漏洞。
卒于 365 年之说本身与学术界公认的有价值的史料并无多大的矛盾，如鲁一同或其他人确有证据说明，周抚七十岁卒，别人就难以否定王羲 之卒于 365 年这一说了。
今人潘岳用十二生肖推断王羲之的生年颇有意义。
羲之伯叔、兄弟当 中，凡小字沿用生肖者，如阿黑、阿龙、阿兔、阿犊、阿莬等，皆符合其生辰，准确而无一误。
王羲之小字阿菟，菟通兔，推测王羲之属兔。
从 而查出一系列年份，最后范围压缩到 307 年和 319 年。
因 319年多与史实有 矛盾，得出生于 307 年的结论并认为当无差大。
①不过潘岳无直接的确凿 依据说明王羲之属兔，故人们不敢苟同此说。
（四）公元 303 年—361 年。
张怀瓘在《书断》中持这一说，宋《东观 余论》、《兰亭序》也这样认为。
其实在张怀瓘前，梁·陶弘景就有《真诰·注》：（王羲之）升平五年亡，年五十九岁的著录。
陶弘景根据什么便不得而 知了。
陶弘景（456—536）成年时，王羲之去世仅 120 年左右，所以有的专家 认为陶弘景的资料可信程度很高。
包世臣、麦华三、余嘉锡、徐邦达、李长① 详见《王羲之生平家世几个问题的考辨》、《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前言。
两文分别载《王 羲之研究》、《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两书。
② [清]鲁一同：《王羲之年谱》，引文中括号内按语原文如此，沈子善：《王羲之研究》，正中书局民国三 十七年（1948 年）版。
① 潘岳：《王羲之与王献之》，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2 年第 1 版。
路都认为，王羲之生于公元 303 年，卒于 361 年是正确的。
根据有关文献，通过上述四说对比分析，笔者采用第四说，即王羲之生 于公元 303年（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卒于公元 361 年（东晋穆帝升平五年）。
王羲之生于公元 303 年，无疑是迄今为止说服力较强的一说，但决不意味对王菱之的生卒年没有讨论的必要。
笔者发现303 年说与《世说新语·排 调》很可能发生矛盾，现将原文录引如下：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
右军指筒文语孙曰：此啖名客。
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
从引文推测，上述事件如果发生在司马昱即位做了皇帝（简文帝）以后， 也就是公元 371 年至 372 年，这期间按303 年说王羲之早就不在人世了。
作为纂缉旧文，非由己造（鲁迅语）的《世说新语》，对它的记述，是 不能忽视的。
二、《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清末李文田就曾怀疑此帖的文章 和字都是后人伪托的。
1965 年，郭沫若又重新提出怀疑，很多人发表文章，立刻引起热烈的争论，有的人赞同郭沫若的意见，有些有名望的人如章士钊、 高二适、商承祚等则反对郭沫若的看法。
郭沫若的文章，是以出土的东晋书迹，即 1965 年 1 月 10 日新疆吐鲁番 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和南京出土的王谢等墓志为依据。
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①中说：五种墓志（《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颜刘氏墓志》、《兴之妇墓志》、《刘尅墓志》）只是 三十五年间的东西⋯⋯在这儿却提出了一个书法上的问题，那就是在东晋初年的三十几年问，就这些墓志看来，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和北朝的碑刻 一致⋯⋯这对于传世东晋字帖，特别是王羡之所书《兰亭序》，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 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五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八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
《兰亭序》的笔法和唐 代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
郭沫若干 1972 年又发表文章说：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 自然而然又联想到相传为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
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
不仅帖是伪造， 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
看到这两种《三国志》的晋抄本（即前写经类所举例），又为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
字体太相悬隔了，真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 比货’。
两相对比，一目了然，可以无容多话。
②当时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且文章很长，这里不能一一引录。
笔者感到 此后有些学者的论点倒是很有价值的。
范正红在《略论东晋书坛与王羲之书① 载《文物》1965 年第 6 期。
②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本》，《文物》1972 年第 8 期。
法》（副标题兼论兰亭论辨）①中就其书法的渊源和类型发表了与郭沫若 相左的意见。
他说：事实上王羲之一类书法的确极少隶意，而更近唐人。
从张芝、钟繇、陆机、卫恒、王导、卫夫人、王献之、王询、王僧虔、智永这一脉相承就足以证明王羲之书法属于另一体 系了。
其实，并非王羲之的书法象唐人，却是唐人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一派。
刘涛在《中国书法全集 18·王羲之王献之》前言中通过东晋《李柏文书》 与《兰亭序》作比较，举出不少字与王羲之的行书有暗合之处，笔者也详细观看了《李柏文书》，感到两者书风虽有差异，但远不像徐森玉在《（兰亭 序）真伪的我见》一文中所说的几乎找不到一个与《兰亭序》中相近的捺脚，再者在《李柏文书》中也极少发现隶书笔意。
由此可见在同一时期文字体段 相差甚远绝非不可能。
郭沫若认定《兰亭序》是假的，必须否定古代的一些主要文献。
唐代何 延之《兰亭记》曾记述萧翼赚《兰亭》一事，宋初所辑的《太平广记》曾收录。
何延之曾云：于时岁在甲寅（公元 714 年）季春之月上已之日，感前 代之修楔，而撰此记。
开元十年何延之回长安扫墓，皇帝听说他知道《兰亭序》的流传情况，故派人去询问。
当时何延之因病由长子何永写了奏折， 享报皇上，因此他得到皇帝的赏赐。
他在兴奋之余于《兰亭记》后面又加上了几行字，以宣示于后代。
这篇文章记载了王羲之如何写《兰亭序》，以及这一真迹如何流传到一 个叫辨才和尚的手中。
唐太宗很早就听说《兰亭序》这一名帖，就是没亲自见过，后来得知它在辨才和尚手中，曾一连三次将辨才召到宫中查问，辨才 都不肯承认。
无奈，只好将他放回原籍。
后来，宰相房玄龄棋高一着，出了一个主意，派萧翼扮成书生模样，前去与辨才周旋，经过一番曲折，才把《兰 亭序》真迹骗取来，唐太宗立即命刻拓高手，复制了十余本赐给高官大臣。
唐大宗临终向他的儿子（即后来继位的高宗）耳语：我欲将《兰亭》去， 这一真迹便入了昭陵。
郭沫若认为：唐太宗要求《兰亭》陪葬何必向儿子乞讨，耳语又是谁偷 听来的呢？其实郭沫若抓住的是枝节问题回避了要害，上述的驳斥是缺乏力度的。
人在临死之前身体极度虚弱，言语不清，声音低微，儿子将耳朵凑近父亲的嘴边聆听病人最后的嘱咐，是人之常情，谈不上乞讨。
按唐太宗的要求 去办，他儿子在一定的范围必须公布这一耳语内容，别人用不到偷听。
在这里《兰亭序》这篇文章是否是假的，《兰亭序》是否在唐代就有伪造？ 郭沫若没有明确说明。
何延之写这篇文章时是公元 722 年，当时唐玄宗还健在，他敢把谣造到玄宗祖父唐太宗头上吗？在《兰亭记》同一时代，刘捒的《隋唐嘉话》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 笔者已在《成就与代表作·兰亭序》一节里引过，这里不再重复。
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说：这里也说‘使萧翊（翼）就越州 求得之’，只没有讲到骗取之事。
想来《兰亭》之人李世民手，确实是萧诩① 《王羲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翼）从辩才那里弄来的。
①最早提到《兰亭序》这个名字的是《世说新语》，该书云：王右军得 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②。
《世说新语》成书较早，作者刘义庆 生于 403年卒于 444 年。
其生年距王羲之卒年仅 42 年，作者写作条件优越， 资料丰富，将一篇从文字到书法都是伪造的《兰亭序》收录其中是难以使人置信的。
当然《世说新语》也有讹错，但发生这样的大问题看来是不可能的。
据《温韬传》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拙之，取其所藏金宝。
而昭陵最固，韬从蜒直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林，林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 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对《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有人寄希望于真迹从昭陵出土，以作出一槐定音的结论。
看来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实现，由此可见现存的各种版本的《兰 亭序》是非常珍贵的。
有人从《兰亭序》的风格力证其伪，认为王氏豁达乐观，而文章基调悲 观低沉。
有人从王氏《兰亭序》本身力证其真，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事情的发生而发生、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
纵 观历史文人之作，莫不如是。
一篇之中，往往是兴尽悲来人《兰亭序》前面高亢，后面低沉，也不例外。
郭沫若从出土壤三国志》残卷及五种墓志， 椎论书体与当时不合，而论证其伪，有人则以与当时流行之书体比较，并无不合，而论证其真。
笔墨官司，看来要长期打下去，是否有结论？也许像荷 马《伊利亚特》一样，永远也没有结论，但学术上的价值，却谁也否定不了。
《兰亭序》的真伪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尚未 取得一致意见，人们也只好择善而从了。
三、关于帐中遇险王羲之少年时期很得伯父王敦的宠爱，有一次王敦带他到帐中，并在那 里留宿。
早上王敦先起来，王羲之仍睡着。
王敦出去了片刻，便与钱风回到帐中①。
钱凤是前来劝说王敦谋反的，王、钱两人在密谋之际，王敦突然想起 王羲之仍在帐中，此事如泄漏出去，是要遭殃的。
王敦是个杀人如麻、心狠手毒的人，此刻他准备下毒手。
王羲之对于王、钱俩人窃窃私语的内容听得 一清二楚，他知道，如果他们发现他听见了他俩的讲话，是件极其危险的事，后果不堪设想。
当王敦前来察看时，王羲之假装熟睡，王敦以为侄儿未听见 他们交谈的内容，这才罢休。
这表明幼小的王羲之临危不惧，机智有谋。
上述轶事源于《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假谲》是这样记述的：王右军年①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卷文字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第 47 页。
辩才又称辨才， 原文照引。
② 《世说新语·企羡》。
③ 《旧五代史》卷四○《温韬传》。
① 《世说新语·假谲》引《晋阳秋》曰：凤字世仪，吴嘉兴尉于也。
好慝好利，为敦铠曹参军，知敦有 不臣心，因进说，后敦败见诛。
减十岁时，①大将军（王敦）甚爱之，恒置帐中眠。
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 起。
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
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
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汗头而被褥②，诈熟眠。
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 起③，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
于时称其有智。
《世说新语》所述《晋书·王羲之传》未采纳， 而是根据其它材料，列人工允之的父亲王舒的传中。
《晋书·王舒传》云：允之字深酞。
总角④，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人则共寝。
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
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
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 大醉，不复疑之。
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
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
这件事究竟发生谁的身上，历来看法 不一。
王敦与钱凤共谋逆事是指王敦以诛刘魄为名起兵于武昌以前，即公元322 年之前亦或是公元 324 王敦再次起兵反晋之前。
王羲之出生年虽有争论 但不外乎公元 303 年、321年。
王、钱共谋兵反的事与王羲之年减十岁 不符。
年减十岁，减作少于、不及解，年减十岁自然已与十岁相差不远，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上述轶事如发生在王羲之身上，其年龄与 事情发生的年代上有牴牾。
如果上述事情发生在王允之身上，能否成立呢？王允之卒于 342 年，四 十岁逝世，出生年代与王姜之相同即 303 年。
《晋书·王舒传》先叙述王允之字深猷。
尔后从未成年的总角写起，从叙述的逻辑上我们领会到帐 中假醉躲过杀身之祸，是总角以后发生的事。
粗一看年龄与事件的发生的年代有矛盾，仔细分析，并无抵触。
时父工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省， 敦许之。
王舒拜廷尉是 323 年，王敦与钱凤起兵反叛是 324 年，这在时间上没有矛盾。
《晋书》是唐代修撰的，九五之尊的唐大宗写了宣帝、武帝两纪和陆机、 王菱之两传后论，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再说唐大宗对王姜之书法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上述轶事对王羲之的形象增色不少，如果有依据证明是王羲之 之事，《晋书·王羲之传》是绝不会弃之一旁而不收的，更不会将此事移至 王允之身上。
可能由于诸书皆云王允之事的舆论压力，《晋书》的编撰者不得不 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
至于《世说新语》为何张冠李戴，将工允之的事移到王羲之传中。
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王羲之名气大，撰写者将好事集中他身上， 是有这种可能的。
四、王羲之是否有代笔人 在王羲之失郡以后是否有一位代笔者？一直是个疑 案。
这个疑案的源头，在《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
陶弘景在① 年减十岁时，沈校本为年裁十岁时。
② 乃阳吐汗头面被褥，阳原作为剔，据沈校本改。
③ 方忆右军未起，忆原作误为意，据沈校本改。
④ 总角——男女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态如角，故称总角。
给梁武帝萧衍的信中写道：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
凡厥好迹， 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
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 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
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
有人常引用这一资料，证明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并非出自他的亲笔。
那末代笔者是谁呢？后来推测是任静，也有人说是玄度，或是王氏家族的成员。
对代笔一事有人却持否定态度。
杨臣伟曾在《书法研究》上提了质疑①。
他认为王羲之告誓辞官主要原因是他看不起他的上级王述。
辞官后无官 一身轻，他自己感到是一个天赐的良机，他仍热爱生活，关心他人。
辞官没有使他一蹶不振，万念俱灰，失郡决不是他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代笔）的原因。
王羲之辞官后，采药不远千里，说明他身体状况不 差，他晚年虽患有多种疾病，但握笔作书还是不成问题，使人代笔看来不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
从陶弘景所述，可知那位代笔人技艺超群，逸少亡 后，于敬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
王献之完全模仿代笔者的字，模仿的结果仅仅是相似，从王羲之辞官到梁武帝开国一百五十多年， 为何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这一消息？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鉴定过所藏法书，作品卷帙共五卷，他 对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其中有不属于王羲之作品的杂迹十五件，逐一指出其作者是谁。
对于无法弄清作者的，加了评语，没有一件被认为是代笔者所书。
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 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
很明显，发现王羲之代笔者的是梁武帝。
哪些书迹是梁武帝圣旨标题为王羲之的代笔者所书？没有下文。
代笔的问题除了陶弘 景所说以外，其他古籍如《法书要录》均没有提及，既然代笔者是梁武帝发现的，还用得着陶弘景唠叨吗？梁武帝曾在《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逸 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
说明王羲之学习钟书以后其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承认王羲之有个代笔者，辞官以后的作品 全是别人所书。
怎么能说王羲之写的字意疏字缓呢？杨臣伟认为所谓皆使此一人（代笔）是件子虚乌有的事，是陶弘景编造出来的故事。
杨臣伟的 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的观点集中于一点就是王羲之没有必要请一个人为他代笔，每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有动机和目的的，王羲之不可能毫无目的请人为 他代笔。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陶弘景又为何要向梁武帝编造那个故事呢？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杨臣伟认为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但梁武帝 在今不如古的儒家信条面前又惶惑了，为了使梁武帝体面地摆脱困境，又捞得一项发现权，所以陶弘景胡编了一个代笔人的故事。
这仅是 一种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不太容易服人。
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尚待进 一步探讨。
① 杨臣伟：《王羲之末年皆使此一人（代笔）的质疑》，《书法研究》1991 年第 1 期。
附：王献之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