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是崭新的， 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 量！第一节 由三藩市到天津一、 旧金山到三藩市（旧金山）恰好在双十节之前，中国城正悬灯结彩，预备庆 贺。
在我们的侨胞心里，双十节是与农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
常听人言：华侨们往往为利害的，家庭的，等等冲突，去打群架，械 斗。
事实上，这已是往日的事了；为寻金而来的侨胞是远在一八五○年左右；现在，三藩市的中国城是建设在几条最体面，最冲要的大街上，侨胞们是最 守法的公民；械斗久已不多见。
可是，在双十的前夕，这里发生了斗争，打伤了人。
这次的起打，不 是为了家族的，或私人间利害的冲突，而是政治的。
青年们和工人们，在双十前夕，集聚在一堂，挂起金星红旗，庆祝新 中国的诞生。
这可招恼了守旧的，反动的人们，就派人来捣乱。
红旗被扯下，继以 斗殴。
双十日晚七时，中国城有很热闹的游行。
因为怕再出事，五时左右街 上已布满警察。
可惜，我因有个约会，没能看到游行。
事后听说，游行平安无事；队 伍到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致敬，并由代表们献剑给蒋介石与李宗仁，由总领事 代收。
全世界已分为两大营阵，美国的华侨也非例外：一方面悬起红旗，另 一方面献剑给祸国殃民的匪酋。
在这里，我们应当矫正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华侨们都守旧，落后。
不，连三藩和纽约，都有高悬红旗，为新中国欢呼的青年与工人。
就是在那些随着队伍，去献剑的人们里，也有不少明知蒋匪昏暴，而 看在孙中山先生的面上，不好不去凑凑热闹的。
另有一些，虽具有爱国的高度热诚，可是被美国的反共宣传所惑，于是就很怕共产。
老一辈的侨胞，能读书的并不多。
晚辈们虽受过教育，而读不到关于 中国的英文与华文书籍。
英文书很少，华文书来不到。
报纸呢（华文的）又多被二陈所控制，信意的造谣。
这也就难怪他们对国事不十分清楚了。
纽约的华侨日报是华文报纸中唯一能报导正确消息的。
我们应多供给 它资料——特别是文艺与新政府行政的纲领与实施的办法。
此外，也应当把文艺图书，刊物，多寄去一些。
二、太平洋上十月十三号开船。
船上有二十二位回国的留学生。
他们每天举行讨论 会，讨论回到祖国应如何服务，并报告自己专修过的课程，以便交换知识。
同时，船上另有不少位回国的人，却终日赌钱，打麻将。
船上有好几位财主，都是菲律宾人。
他们的服饰，比美国阔少的更华丽。
他们的浅薄无知，好玩好笑，比美国商人更俗鄙。
他们看不起中国人。
十八日到檀香山。
论花草，天气，风景，这真是人间的福地。
到处都是花。
街上，隔不了几步，便有个卖花人，将栀子，虞美人等香花织成花圈出售；因此，街上也是香的。
这里百分之四十八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里的经济命脉却在英美人手里。
这里，早有改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之议，可是因为 东方民族太多了，至今未能实现。
好家伙，若选出日本人或中国人作议员，岂不给美国丢人。
二十七日到横滨。
由美国军部组织了参观团，船上搭客可买票参加， 去看东京。
只有四五个钟头，没有看见什么。
自横滨到东京，一路上原来都是工 业区。
现在，只见败瓦残屋，并无烟筒；工厂们都被轰炸光了。
路上，有的人穿着没有一块整布的破衣，等候电车。
许多妇女，已不 穿那花狸狐哨的长衣，代替的是长裤短袄。
在东京，人们的服装显着稍微整齐，而仍掩蔽不住寒伧。
女人们仍有 穿西服的，可是鞋袜都很破旧。
男人们有许多还穿着战时的军衣，戴着那最可恨的军帽——抗战中，中国的话剧中与图画中最习见的那凶暴的象征。
日本的小孩儿们，在战前，不是脸蛋儿红扑扑的好看么？现在，他们 是面黄肌瘦。
被绞死的战犯只获一死而已；他们的遗毒余祸却殃及后代啊！ 由参观团的男女领导员（日本人）口中，听到他们没有糖和香蕉吃——因为他们丢失了台湾！其实，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止糖与香蕉。
他们之所以 对中国人单单提到此二者，倒许是为了不忘情台湾吧？三十一日到马尼拉。
这地方真热。
大战中打沉了的船还在海里卧着，四围安着标帜，以免行船不慎，撞 了上去。
岸上的西班牙时代所建筑的教堂，及其他建筑物，还是一片瓦砾。
有 城墙的老城完全打光。
新城正在建设，还很空旷，看来有点大而无当。
本不想下船，因为第一，船上有冷气设备，比岸上舒服。
第二，听说 菲律宾人不喜欢中国人；税吏们对下船的华人要搜检每一个衣袋，以防走私。
第三，菲律宾正要选举总统，到处有械斗，受点误伤，才不上算。
可是，我终于下了船。
在城中与郊外转了一圈，我听到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前两天由台湾运来的大批的金银。
这消息使我理会到，蒋介石虽在表面上要死守台湾，可 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银分给士兵，而运到国外来。
据说，菲律宾并没有什么工业；那么，蒋自己的与他的走狗的财富，便可以投资在菲律宾，到台湾不 能站脚的时候，便到菲律宾来作财阀了。
依最近的消息，我这猜测是相当正确的。
可是，我在前面说过，菲律宾人并不喜欢中国人。
其原因大概是因为 中国人的经营能力强，招起菲律宾人的忌妒。
那么，假若蒋匪与他的匪帮都到菲律宾去投资，剥削菲人，大概菲人会起来反抗的。
一旦菲人起来反抗， 那些在菲的侨胞便会吃挂误官司。
蒋匪真是不祥之物啊！舟离日本，遇上台风。
离马尼拉，再遇台风。
两次台风，把我的腿又 搞坏。
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难行。
三、香 港下船好几天了，我还觉得床像是在摇晃。
海上的颠簸使我的坐骨神经 痛复发了，到现在几乎还无法行走。
香港大学又在山上，每次出门都给我带 来极大的痛苦。
我在此地已呆了十天，仍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
此地有许多人等船 北上，所以很难搞到船票。
看来，我还得再呆上一段时间，我没法从这里游 回家去。
两个多星期了，可我仍搞不到去北方的船票。
在这期间，病痛却一天 天加剧，我已根本无法行走。
一位英国朋友正努力帮我搞一张到天津的船票，但我实在怀疑他是否能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离开香港。
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
在这二十四天里，我看见了天津帮，山东帮，广东帮的商人们，在抢购抢卖抢运各色的货物。
室内室外，连街上，入耳的言语都是生意经。
他们 庆幸虽然离弃了上海天津青岛，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机者的乐园。
遇见了两三位英国人，他们都稳稳当当的说：非承认新中国不可了。
谈到香港的将来，他们便微笑不言了。
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我并不愁暂时没有生意；可虑的倒是将来中外 贸易的路线！假若路线是‘北’路，我可就真完了！ 我可也看见了到广州去慰劳解放军的青年男女们。
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确有纪律，有本事，有新的气象！我们还想再去！ 好容易，我得到一张船票！ 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猪入圈。
码头上的大门不开，而只在大门中的小门开了一道缝。
于是，旅客，脚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这缝子里钻进去。
嚷啊，挤啊，查票啊，乱成一团。
乐园吗？哼，这才真露出殖民地的本色。
花钱买票，而须变成猪！这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船啊！挤进了门，印度巡警检查行李。
给钱，放行。
不出钱，等着吧，那黑 大的手把一切东西都翻乱，连箱子再也关不上。
一上船，税关再检查。
还得递包袱！ 呸！好腐臭的香港！四、天 津二十八日夜里开船。
船小（二千多吨），浪急，许多人晕船。
为避免遭 遇蒋家的炮舰，船绕行台湾外边，不敢直入海峡。
过了上海，风越来越冷，空中飞着雪花。
许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
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准登岸，怕携有共产党宣传品，到岸 上去散放。
美国防共的潮浪走得好远啊，从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鲜！九日晨船到大沽口。
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
离开华北已是 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
因为潮水不够，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点才又开动；到天津码头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税关上的人们来了。
一点也不像菲律宾和香港的税吏们，他们连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
我心里说：中国的确革新了！ 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几件行李，怎么下船呢？幸而马耳先生也在船上，他奋勇当先的先下去，告诉我：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还有一位上海 的商人，和一位原在复旦，现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过来打招呼：你在这里等，我们先下去看看。
茶房却比我还急：没有人来接吗？你的腿能走吗？我看，你还是先下 去，先下去！我给你搬行李！经过这么三劝五劝，我把行李交给他，独自慢慢扭下 来；还好，在人群中，我只跌了一跤。
检查行李是在大仓房里，因为满地积雪，不便露天行事。
行李，一行 行的摆齐，丝毫不乱；税务人员依次检查。
检查得极认真。
换钱——旅客带着的外钞必须在此换兑人民券——也是依次而进，秩序井然。
谁说中国人不 会守秩序！有了新社会，才会有新社会的秩序呀！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
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 的交际员。
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
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
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 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
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
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
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所 去。
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
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
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
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 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徬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
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 的潮浪与冲突。
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 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第二节 致劳埃得①①自从老舍开始了新社会的生活，他便极少写关于个人生活的文 章。
这几封信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活生生的传的材料，故单编为一节。
老舍为何不如以前那样愿意写自己的生活了呢？大概原因有三：一是觉得个人 生活与社会比起来不足道，个人的是资产阶级的；二是太忙，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写各种形式的作品：有艺术的，有宣传的；三是将回忆变作了反 省，生活表现转变为思想改造。
本节对所选信件仍只取其有传的价值的部分，并弃其书信格式，只标明日期。
（1950 年 2 月 27 日）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
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 阅读中获得新知识。
虽然经过十五年的分离，我的三个姐姐（七十三岁、七十岁和六十四 岁）还都住在北京，身体也都尚好。
我大哥也住在这里。
他们看见最小的弟弟终于回来了，都非常高兴。
两年前，我哥哥差点饿死。
现在他的孩子全有 了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
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
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
北京现在又成 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
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
那部长篇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听说阿穆森先生不再为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工作了①，是真的吗？①《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都不是由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而 是由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出版。
（1950 年 7 月 7 日） 非常抱歉，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
我正忙于筹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工作和写作。
刚刚完成一部五幕话剧剧本②的写作工作，不 久就能公演了。
②即《方珍珠》 谢谢您把五百美元寄到香港。
侯先生已转寄给我。
我很高兴你告诉我《四世同堂》的译稿仍保存得很好。
请您转告浦爱德小姐，我太忙了，实在 找不出给她写信的时间。
还请您告诉她，现在北京的湖和河全都重新治理过了，水都变得干净 了。
今年的小麦收成比去年要好，饥荒就要过去了。
（1950 年 8 月 26 日） 那个五幕话剧现已交给一位导演，估计九月就能公演了。
我的另一部短剧也可望于今年十二月公演①。
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已经成立，我 担任主席。
我现在要干的事太多，实在是太忙了。
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
市场上梨、苹果、桃 子很多。
我的小女儿（小立）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 个苹果。
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
食物也充 足。
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
关于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②提出的共同分享额外编辑费的问题，我看 我们应该同意，他们支出得太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
请将随信寄去的短信和十五美元寄给罗伯特·兰得先生③。
地址如下： 作家协会东三十九街三号 纽约十六①指话剧《龙须沟》。
②即出版《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的出版公司。
③老舍同日给罗伯特·兰得的信中说，我接受‘作家指导’的邀请加 入‘美国作家协会’，我应每年交十五美元的会费。
（1950 年 11 月 17 日） 我的工作十分忙，所以一直没给您写信。
除了坐骨神经疼之外，我很健康。
我想方设法治疗，可全都无济于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去掉这烦人的痛苦。
（1951 年 5 月 3 日） 作为北京文联的主席，我要干的事太多，简直找不出时间来处理我自己的私事。
北京现有二百万人口。
有许多艺术家住在这里，我必须努力帮助 他们。
我很想看到《黄色风暴》的样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您寄给我的 样书。
我希望您能寄两本样书给瞿同祖先生（纽约一二三西街，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一本给他，一本给我，他会通过香港把样书寄给我的。
您也可 以通过他把东西或钱寄给我。
浦爱德小姐已给我几份有关《黄色风暴》的评论文章。
看来他们都很 喜欢这部小说。
（1951 年 5 月 21 日） 听说您寄给我的样书（《黄色风暴》）已到了香港，我的朋友侯先生会设法转寄给我的。
瞿同祖先生住在纽约一二三西街的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 他也会帮您把书和钱寄给我，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可以在您给我的信的 信封上写中文。
这段日子我一直很忙，坐骨神经痛也一直没停，我想尽了一切办法， 可全都无效。
我家的白猫生了三只小猫——一只白的，两只黄白花的。
可我家的小 鸟死了，这下可给了我小女儿一个大哭一场的机会。
（1951 年 7 月 23 日） 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热。
我每天只能在大清早写一会，下午就热得没法工作了。
北京有许多美丽的公园，在那里我可以休息，吸到新鲜空气。
可坐 骨神经痛使我没法走到公园。
过去三个月里，我只完成了一个短的电影剧本①，其他别无建树。
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政府好。
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 坏政府。
十分感激您告诉我《黄色风暴》将在英国出版，我很高兴。
请给瞿同祖先生五百美元。
他的家眷在北京，他们会把钱交给我的。
（1952 年 4 月 1 日） 我现在仍忙于写那部话剧②。
不知何时才能完成。
新社会激励全国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
冬天就要过去了，北京的春天很 美。
我养了许多花，侍弄这些花为我在写作的间隙提供了一个休息的机会。
坐骨神经痛稍稍好了一点。
我也该做些轻微的运动了，浇花对我来说就是一 种轻微的运动。
①指电影剧本《人同此心》，未发表。
②指《春华秋实》。
用老舍的话说，这是一个写运动过程的戏。
众人贡 献意见，老舍写了十稿。
（1952 年 5 月 14 日） 感谢您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的来信。
两天前我收到两本《鼓书艺人》的样书，售价那么高，而书本身又不是太好，我怀疑是否能有好销路。
您如 果能给我寄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我将不胜感激。
对《黄色风暴》的评论大都是称赞的，但我怀疑《鼓书艺人》是否还会获得同样的好评。
我一直很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坐骨神经痛好了一点，这要感谢 维生素 B 针剂。
（1952 年 10 月 1 日） 对不起，这只能是一个短短的便条，我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牛天赐传》是我的一部不重要的作品，不值得译成英文。
我对柯林 先生本人及其用意一无所知。
请告诉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这部书不好。
如果其他出版商想出版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您，在美国您是我一切书籍 的出版代理人。
①①这些书信内容在当时都是不太适合公开的。
这可以说是老舍的一种 矛盾。
从信的语气看来，老舍是在有意淡化中断这种联系。
第三节 歌德①①老舍自称是歌德派，歌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之德。
老舍对新社 会的认识与早年由基督教得来的人类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他的热情有宗教般的特点。
而对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他并没有多深的认识。
歌德 的写作态度，决定了老舍除了借客观事实歌颂外，就是主观抒发。
所以，建国后的文章传心多而传行少。
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我爱，我热爱，这个新社会啊！一、 作个学生 在天坛举行了控诉恶霸的大会。
本来，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万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没接受这警告。
我这么想：要搞通思想，非参加社会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容易发 生偏差的。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
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往 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个熟识的脸。
工人，农人，市民们，教授，学生，公务人员，艺人，作家，全坐在一处。
我心里说：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了，大 家坐在一处解决有关于大家的问题。
解放前，教授们哪有和市民们亲热的坐在一处的机会呢。
开会了。
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
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 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
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
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
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
他们跪下了。
恶霸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
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
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 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
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 成了大家中的一个。
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
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
说真的，文雅 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 呢！我的泪要落下来。
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
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 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
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
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 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
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
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像刀切的那么分明。
什么马马虎虎，将就 将就，别太叫真这些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
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
也坚定了；我 心中有了劲！这不仅是控诉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
这告诉我曾受过恶 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复仇，也是 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 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在我们眼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
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 会的仇敌！一位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 三十年！控诉完了，他转过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规规矩矩的鞠了一躬。
这一鞠躬的含义是千言万语也解释不过来的。
我也要立起来，也鞠那么一躬！人 民是由心里头感激毛主席。
不是仅在嘴皮子上说说的！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
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
这 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
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
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 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二、文艺新生命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
头 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
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 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
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
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 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
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 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
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
我最 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
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
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 念什么。
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
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 不善于描写他们。
我真发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
这又使我手足失措。
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 了。
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
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
作品呢，不管有无内 容，反正写得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
这样的瘫痪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 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吃文艺饭。
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 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事 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错误百出。
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
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性与艺术 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 比容易掌握。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交卷；现 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
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出来，这很不容易。
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
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物的时候，对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可是，赶到一动笔，那点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 作品，不管多么短小，必须处处结实、具体。
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毛病。
有时候，正笔写 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
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热情，就一 定不会有感动的力量。
有时候⋯⋯。
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别人。
我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 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
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
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 任。
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
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
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 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
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 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
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处。
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 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
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 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
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 乐于接受批评，就像是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
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 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
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
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 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
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
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 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
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
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 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
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
可是，我是由旧社会 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就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
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 微弱而放弃歌颂。
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
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 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
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腿脚不 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
《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 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
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
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 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这两个剧本（虽然《龙须沟》里描写了劳动人民）都不是写工农兵的； 我还不敢写工农兵，不是不想写，我必须加紧学习，加紧矫正小资产阶级的偏爱与成见，去参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
这 两个剧本本身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对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描写得好，对新社会新生的人物描写得不那么好。
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
这是个 很大的教训——我虽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经前进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动了半里！这也警告了我：要写工农兵非下极 大的工夫不可，万不可轻率冒失！只凭一点表面上的观察便动笔描写他们，一定会歪曲了他们的！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 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
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
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 能站得住。
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
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
假若是前者， 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
有人说：大家帮忙，我怎能算作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 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的详密地讨论了的。
敝帚千金，不肯求教人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
改了七遍八遍之后， 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
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
我很后悔， 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
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这似乎近于自夸了。
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 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
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 停止。
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
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 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
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叫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 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三、《龙须沟》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
不错， 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馅的了解了龙须沟。
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
我 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
看吧！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
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其实，不是水，而是稠嘟嘟的泥浆）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 人过问。
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
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 特别值得歌颂的。
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
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 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
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
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
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 诚使我敢去冒险。
在写这本剧之前，我阅读了修建龙须沟的一些文件，还亲自看修建工 程的进行，并请托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同志随时到龙须沟打听我所要了解的事——我有腿疾，不能多跑路。
大致的明白了龙须沟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 开始想怎样去写它。
可是，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 叫座儿的好办法。
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假若我随便编造一个故事，并不与臭沟密切结合，便是只图剧情热闹，而很容易忘掉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我 不能那么办，我必须写那条沟。
想来想去，我决定了：第一，这须是一本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第二，它不一定有个故事，写一些印象就 行。
依着这些决定，我去思索，假如我能写出几个人物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我不就可以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 么？他们的语言与动作不必是一个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 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
这个剧本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 物支持着全剧。
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
戏既小，人物就不要多。
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沿儿。
几位老幼男女住在这个杂院里，一些 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
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沿上的一块小碑，说明臭沟的罪恶。
是的，他们必定另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是不能都管到。
我的眼 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
这样，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颂。
至于其中缺乏故事性，和缺乏对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 写，就没法去兼顾了。
这本戏很难写。
多亏了人民艺术戏剧的领导者与工作者给了许多鼓励 与帮助，才能写成。
他们要去初稿，并决定试排。
我和他们又讨论了多次，把初稿加以补充与修改。
在排演期间，演员们不断地到龙须沟——那里奇臭——去体验生活。
剧院敢冒险的采用这不像戏的戏，和演员们的不避暑热，不怕脏臭，大概也都为了：有这样的好政府而我们吝于歌颂，就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焦菊隐先生抱着病来担任导演，并且代作者一字一句的推敲剧本，提 供改善意见，极当感谢。
第四节 在朝鲜一、 梅大师一九五三年十月，我随同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去到朝鲜。
我与 梅兰芳大师一同出国。
在行旅中，我们行则同车，宿则同室。
在同车时，他总是把下铺让给 我，他睡上铺。
他知道我的腰腿有病。
同时，他虽年过花甲，但因幼工结实，仍矫健 如青年人。
他的手不会闲着。
他在行旅中，正如在舞台上，都一丝不苟地处理一切。
他到哪里，哪里就得清清爽爽，有条有理，开辟个生活纪律发着光 彩的境地。
在闲谈的时候，他知道的便源源本本地告诉我；他不知道的就又追问 到底。
他诲人不倦，又肯广问求知。
他不叫已有的成就限制住明日的发展。
每逢他有演出任务的时候，在登台前好几小时就去静坐或静卧不语。
我赶紧躲开他。
在朝鲜时，我们饭后散步，听见一间小屋里有琴声与笑语，我们便走了进去。
一位志愿军的炊事员正在拉胡琴，几位战士在休息谈笑。
他就烦炊 事员同志操琴，唱了一段。
唱罢，我向大家介绍他，屋中忽然静寂下来。
待了好一会儿，那位炊 事员上前拉住他的双手，久久不放，口中连说：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这位同志想不起别的话来！二、美丽难忘慰问工作结束，我得到总团长贺龙将军的允许，继续留朝数月，到志 愿军部队去体验生活。
朝鲜真美丽，山美、水美、花木美。
朝鲜的美丽永难忘却。
我的院后 有一座小山，长满了树木。
由我的小屋出来，我可以看到小山的一角。
在那一角里，就有金黛莱花。
为什么这样爱那些花木、山水呢？因为朝鲜有最美丽的人民。
我住过的小村是三面有山的。
因为三山怀抱，所以才没被万恶的美帝给炸掉。
村里除了老弱，便是妇女。
妇女操作一切：种田、修路、织布、教书⋯⋯。
她们穿的轻便，可是色彩漂亮。
她们好像和山上的金黛莱花争美。
金黛莱不畏风雪。
她们也好像跟花儿比赛谁更坚强。
我没有见过这么美丽而坚强的妇女。
我不懂她们的话，但是由她们的眼神，由她们的风度，我会看 出：她们绝对不许美帝侵占她们的美丽河山与家园，不管美帝多么横暴。
我也经常听见她们的歌声，虽然不懂歌词，可是我知道在极端困苦中还高声歌 唱的是不会向困难低头的。
美丽的人保卫住美丽的江山。
朝鲜的男人也是坚强英勇的，我见过许多位抗敌立功的英雄。
好战成性的杜勒斯时常吹牛，说美帝空军如何厉害，甚至极端无耻地夸口已把朝鲜 炸光——杜勒斯所信奉的上帝不会饶恕他的狼心与毒嘴恶舌！可是，我见过朝鲜的英雄男女。
他们保卫了美丽的河山，并在战后以忘我的劳动重建城市 与农村，叫朝鲜比战前更美丽。
朝鲜人民的美丽是杜勒斯之流不能理解的。
呵，一个大资本家的奴仆怎能了解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有怎样美丽与崇 高的品质。
我永远忘不了朝鲜风物的美丽，因为我永远忘不了那保卫美丽山河的 美丽人民。
我走过的每座桥，住过的每间小屋，现在一闭眼就再现出来。
同时，我也再看见修桥的英雄男女，和热情招待我的小屋主人。
这些人与事教 育了我。
在别处，我也许只看见了美丽的风景。
在朝鲜，我受了美的教育，每一个英雄气概的男女都是我的先生，叫我具体地看见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崇 高与美丽的品质。
三、《无名高地有了名》我在志愿军某军住了五个来月，访问了不少位强攻与坚守老秃山 的英雄，阅读了不少有关的文件。
我决定写一部小说。
可是，我写不出来。
五个来月的时间不够充分了解部队生活的。
我写 不出人物来。
我可也不甘心交白卷。
我不甘放弃歌颂最可爱的人们的光荣责任。
尽 管只能写点报道也比交白卷好。
于是，我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资料组织了下，写成《无名高地有了名》 只能算作一篇报道。
我要对志愿军某军的军、师、团、营与连的首长们、干部们和战士们 作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鼓励、照顾和帮助，尽管是一篇报道，我也不会写成！ 篇中的人物姓名都不是真的，因为老秃山一役出现了许多英雄功臣，不可能都写进去，挂一漏万也不好。
第五节 十年笔墨与生活①①老舍这篇十年总结性的文章基本介绍了他建国后的创作情况。
《正红 旗下》很重要，写于 1961— 1962 年，未能完成，生前未发表，他也未公开向人提起。
六十年代初的政治气候已让老舍有点无从把握。
一、 创作生活 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
是，我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
可是，我的笔墨生活却同社会生活的步伐是一致的。
这就使我生活得高兴。
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 上眼前的奔流。
我的才力有限，经验有限，没能更深刻地了解目前的一切。
可是，我所能理解到的那一点，就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多少尽到些鼓舞人 民前进的责任，报答人民对我的鼓舞。
我惭愧，没能写得更好一些，可是我也高兴没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边。
时代的急流是不大照顾懒汉的。
写那些 通俗文艺的小段子，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
文章小，文章通俗，并不损失作者的身份，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中去， 发生好的作用。
我也帮忙编辑《说说唱唱》——一个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
因编辑这个刊物，我接触到有关于民间文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我对继承民 间文艺传统和发扬文艺的民族风格等等的知识。
从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知识，也就得到了快乐。
于此，我体会出自觉的劳动的意味。
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 了用处。
我给《说说唱唱》的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 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
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示是正确而美丽的。
我们的创作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粗卤地割断历史，既要有现 实主义的内容，又要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我本来不大会写剧本。
十年来，我一共写了十多本话剧与戏曲。
其中 有的被剧院演用，有的扔掉。
我是在学习。
出废品正是学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一次就长一次经验。
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无乐趣。
不怕失败， 就会长本事。
我的确觉得越多写便越写得好一些，功夫是不亏负人的。
写完一本戏，当然要去找导演与演员们讨论讨论。
他们是内行。
跟内行人谈谈， 自然而然地就会长见识。
就是这样，我慢慢地理解了一些舞台技巧。
这又是一种乐趣。
在新社会里，人人愿把本领传给别人。
只要肯学习，机会就很多。
我把我的作品叫做民主剧本。
这就是说，我欢迎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
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
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带来 乐趣。
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
我有相当严重的腿病。
为打听一件事，他们会替我跑许多路；为深入地了解一件 事，他们会替我下乡或下工厂，住在那里，进行体验。
这十年来，我交了多少朋友啊！我的民主剧本得到多少导演与演员的支持啊！这难道不是乐事么？ 大家协作是新社会里的一种好风气。
剧本演出后，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
人与人的关系变了。
这就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
我写了艺人，特别是 女艺人，在从前怎样受着剥削与虐待，而在解放后他们却被视为艺术家，不但不再受剥削与虐待，而且得到政治地位——是呀，现在全国有不少男女艺 人做了地方的和全国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我在解放前就与他们为友，但是除了有时候给他们写点唱词，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其它的问题。
现在，不但 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不少人也有了文化，会自己编写唱词了。
我也写了一般的贫苦劳动人民如何改善了环境，既不再受恶霸们的欺 压凌辱，又得到了不脏不臭的地方进行劳动。
这就是我的《龙须沟》的主题。
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
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 很苦，妇女特别苦。
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的地位提高。
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 的大变化。
男女平等了。
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妇女跟男人一样地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
去年我写的《红大院》，和今年的《女店员》与《全家福》 都涉及妇女解放这个振奋人心的主题。
戏也许没有写好，但是我的喜悦是无法扼止的。
是的，我写了许多方面的事实与问题①，因为这些事实与问题就都在我的眼前。
看见了，我就要写。
而且我不能作为旁观者去写，我要立在剧中 人物中间，希望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样，我才能成为群众的学生，有了非写不可的热情。
假若我的作品缺乏艺术性，不能成为杰作，那只是因为我向 人民学习得还太不够，脱离了群众。
哪里去找创作的源泉呢？难道只凭我个人的想象，就能找到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新颖的艺术形式，与活生生的 语言么？我不敢那么狂妄！①如《西望长安》。
十年来，我写了一些作品，应当感谢人民！是人民给了我值得写的人物与事实，给了我简练有力的语言。
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以期得到更好一 些的创作成就。
二、鼓舞与启示我也必须提到，无论我写大作品也好，小作品也好，我总受到领导上 的无微不至的帮助。
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我是经常住在沙漠里。
这就是说：我工作不工作，没人过问；我活着还是死去，没人过问。
国民党只 过问一件事——审查图书原稿。
不，他们还管禁书和逮捕作家！今天，为写一点东西，我可以调阅多少文件，可以要求给我临时助手，可以得到参观与 旅行的便利，可以要求首长们参加意见——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我的《春华秋实》话剧的时候，北京市三位市长都在万忙中应邀来看过两三次，跟我 们商议如何使剧本更多一点艺术性与思想性。
当我的《龙须沟》（并非怎么了不起的一本话剧）上演后，市长便依照市民的意见，给了我奖状。
党与政 府重视文艺，人民重视文艺，文艺工作者难道能够不高兴不努力么？我已有三十年的写作生活，可是只有在最近的新社会里我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 重。
在精神上我得到尊重与鼓舞，在物质上我也得到照顾与报酬。
写稿有 稿费，出书有版税，我不但不像解放前那样愁吃愁喝，而且有余钱去珍藏几张大画师齐白石老先生的小画，或买一两件残破而色彩仍然鲜丽可爱的康熙 或乾隆时代的小瓶或小碗。
在我的小屋里，我老有绘画与各色的磁器供我欣赏。
在我的小院中，我有各种容易培植的花草。
我有腿病，不能作激烈的运动，浇花种花就正合适。
我现在已不住在沙漠里了！ 我一年到头老不断地工作。
除了生病，我不肯休息。
我已经写了不少东西，可是还嫌写的太少。
新社会里有多少新人新事可写啊！只要我肯去深入生活，无论是工、是农、还是兵，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料。
每一工厂，每一农村，每一部队单位，都像一座宝山，奇珍异宝俯拾即是。
要写工农兵，是给作家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多么现实，多么丰富，多么美 丽的新世界啊！要为工农兵写，是给作家一个新的光荣任务。
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
那些作品的内 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
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
那时候，我不晓得应当写什么，所以 抓住一粒砂子就幻想要看出一个世界；我不晓得为谁写，所以把自己的一点感触看成天大的事情。
这样，我就没法不在文字技巧上绕圈子，想用文字技 巧遮掩起内容的空虚与生活的贫乏。
今天，我有了明确的创作目的。
为达到这个目的，我须去深入生活；难道深入生活是使作家吃亏的事么？只有从生 活中掏出真东西来，我才真能自由地创作。
在解放前，我为该写什么时常发愁，即使没有那个最厉害的图书审查制度，我也发愁——没有东西可写啊！ 今天，我可以自由地去体验生活；生活丰富了，我才能够自由地写作。
假若我闭上眼不看现实的生活，而凭着幻想写点虚无缥缈的东西，那是浪费笔墨， 不是自由——人民不看虚无缥缈的东西，人民愿意从作品中得到教育与娱乐，看到怎么过更美好幸福的日子的启示！三、《茶馆》与文学规律《茶馆》这出戏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单单写一个茶馆呢？ 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
在这些变迁里， 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
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
我也不十分懂政治。
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 物是经常下茶馆的。
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 定了去写《茶馆》。
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个中心故事。
我采用了四个办法：（一）主 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
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
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 近似活报剧，又不是活报剧。
此剧以人为主，而一般的活报剧往往以事为主。
（二）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
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 联续。
这是一种手法，不是在理论上有何根据。
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联贯下 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
（三）我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
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 说书的了，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
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像名厨而落得去包办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月就是监狱里人多； 说书的先生抱怨生意不好，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邪年头，真玩艺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 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着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
这样的人物虽然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
（四）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这样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
有了人还怕无事可说吗？有人认为 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
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
①。
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
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
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 老套子捆住。
我热诚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修改剧本，这很好。
但是，这也证明因为 没有多考虑思想上的问题，我只好从枝节上删删补补，而提来的意见往往又正是从枝节上着眼的。
我心中既没有高深的思想打底，也就无从判断哪些意 见可以采纳，哪些意见可以不必听从。
没有思想上的深厚基础，我的勤于修改恰好表明了自己的举棋不定。
我的较好的作品②，也不过仅足起一时的影响，事过境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是的，起一时的影响就好。
但，那究竟不如今天有影响，明天还有 影响。
禁不住岁月考验的不能算做伟大的作品，而我们的伟大时代是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
一个作家理当同时也是思想家。
①老舍曾经历过一个为作家改稿的时代。
大家动手，改话剧剧本、电 影剧本。
老舍描述一些人：因为他不懂业务，他可能没有对业务的热爱。
这样，他就只觉得非改不可，甚至不惜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描述了这样的 现象：对作家们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
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
原稿不论如何单薄，但出自一家之手，总有些好处； 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由这种修改大会而来的定本是四大皆空：语言之美、 情节之美、独特的风格、结构的完整，一概没有。
用这种定本拍制出来的影片当然也是四大皆空，观众一齐摇头。
他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不想加罪于 任何人，不想追究责任。
但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②指以前创作的作品。
四、山南海北①、儿女、花草①这里仅记下了老舍在国内的几次主要游历。
国外的，如去苏联、日 本的经历或不易选，或与传记文字相去太远，故付阙如。
十年来，我始终没治好我的腿病。
腿不利落，就剥夺了我深入工农兵 生活的权利。
我不肯去给他们添麻烦。
我甚至连旅行、参观也不敢多去。
我喜欢旅 行、参观；但是一不留神，腿病即大发，须入医院。
这样，我只能在北京城里绕圈圈，找些写作资料。
我多么盼望腿疾速愈，健步如飞，能够跟青年男女一同到山南海北去 生活，去写作啊！新疆半月（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去祝贺新疆作家协会分会的成立。
这是我第一次到新疆去。
我渴望能够在开会前后，看看天山南北，开开眼界。
可是，除了乌鲁木齐，我只抓紧了时间，走马观花地看了看石河子 军垦区，别的什么也没能去看。
主要的原因是内地的作家到新疆去的太少了，所以听说我来到，大家都要求见见面。
看清楚了这个情形，我马上决定：先见人，后游览。
参加大会的苏联作家们用两天的时间，去游吐鲁番；我没有去——我利用这两天开了四个座 谈会，会见了中学语文教师、兵团文艺工作者、《天山》编辑部，和一部分业余作家。
我是这么想：假若时间不够，无从去看吐鲁番和其他的地方，反 正我会见了朋友，总算尽职。
反之，我若把时间都花费在游览上，来不及会见友人，便悔之晚矣。
朋友比高山大川更重要。
在半月之间，我作了十次座谈报告——这是我新造的词汇。
大家 都知道我的身体不太好，所以不便约我作长篇大论的报告，而邀我座谈。
事实上，座谈会上不是递条子，便是发问，我只好作大段独白，等于作报告。
除了前段提到的，我还向语文学院的教授与学生、八一农学院的大部分学员、石油管理局的野战队队员、广播电台的文艺干部与石河子的文艺爱好者作了 座谈报告，并在屈原纪念会上和乌鲁木齐市的青年写作者见了面。
座谈报告而外，还接到了八十多封信，我都作了简单的答复。
信中有 的还附着文稿，实在找不到时间阅读，只好道歉退还。
在乌鲁木齐而外，我只看见了石河子。
好，就以石河子来说，难道不 是一个奇迹么？原来的石河子只有几间卖茶水的小屋，立在乌鲁木齐——伊犁的大道道旁，等待着行人在此休息、打尖、饮马。
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今天呢，这里建起了一座新的城，有银行、邮局、百货店、食堂、电影院、学校、医院、榨油厂、拖拉机修配厂和体面而舒适的招待所。
城外，原来只 有苇塘万顷，今天变成了产小麦与棉花的广阔绿洲。
看，天山在南，沙漠在北，中间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与棉田。
每一块田的四周都整整齐齐地 种上了防风矮树，树荫下便是灌田的水渠。
这是几年来。
四个师（现编为两师）的战士的创造，完全从无到有，把荒原变成沃野。
据说，在刚一动手开 荒的时候，战士们都须用泥把脸与身上涂严，否则牛虻和蚊子会把他们咬坏。
那时候，连首长也得住地窝子——地下挖个洞，上面盖些苇棍儿。
那时候， 狼与野兽白天也会向他们袭击。
英雄的本质便是不向困难低头：他们不但开了地，而且盖起来宿舍、学校与医院等等。
他们没有工程师，但是房子盖得 不但质量好，而且朴雅可爱。
他们会自己烧砖，也会自己安电灯。
他们有手，有脑，有决心，他们就创造了一切，给世界地图上添了一座新城，一座从来 没有过人剥削人的新城。
在参观医院的时候，我听到刚生下来的娃娃的啼声。
幸福的娃娃们，生在一个万事全新的城市里！在这个垦区里原有些兄弟民族的农户，散居各处。
他们热情地和垦荒 部队合作，迁到几处，聚族而居。
这样就有了办农业合作社的条件，也就马上利用了这个条件，组织起来。
从公路上，我看到了一两处新村：房子，学 校，全是新的。
当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也都是新的。
军垦区之外，还有多少多少建设值得写啊！我和石油管理局野战队的 青年男女座谈了一次，他们赠给我一小玻璃管克拉玛依的原油，还有几小块云母与玛瑙。
他们拾到了这些宝物，也收集了最宝贵的人生经验。
他们不但 认识了新疆的山河与宝藏，也认识了他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青年勇士！沙漠上的狂风，天山上的积雪，都使他们有时痛苦，又有时狂喜。
痛苦啊， 狂喜啊，有青年的地方就是有诗料的地方！内蒙风光一九六一年夏天，我们——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等 共二十来人，应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同志的邀请，由中央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联进行组织，到内蒙古东部和西部参观访问了八个星期。
陪 同我们的是内蒙古文化局的布赫同志。
他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参观程序，使我们在不甚长的时间内看到林区、 牧区、农区、渔场、风景区和工业基地；也看到了一些古迹、学校和展览馆；并且参加了各处的文艺活动，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这回，有机会看到大兴安岭，并且进到原始森林里边去。
目之所及， 哪里都是绿的。
的确是林海。
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
多少种绿颜色呀：深的，浅的， 明的，暗的，绿得难以形容，绿得无以名之。
谁进入岭中，看到那数不尽的青松白桦，能够不马上向四面八方望一望呢？有多少省份用过这里的木材 呀！它的美丽与建设结为一体，不仅使我们拍掌称奇，而且叫心中感到温暖，因而亲切、舒服。
我看到了草原。
那里的天比别处的天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 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的愉快。
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
人畜两旺，这是个翡翠的世界。
连江南也未必有这样的景色啊！ 达赉湖的水有多么深，鱼有多么厚。
我们吃到湖中的鱼，非常肥美。
水好，所以鱼肥。
有三条河流入湖中，而三条河都经过草原，所以湖水一碧 千顷——草原青未了，又到绿波前。
湖上飞翔着许多白鸥。
在碧岸、翠湖、青天、白鸥之间游荡着渔船，何等迷人的美景！ 札兰屯真无愧是塞上的一颗珍珠。
多么幽美呀！它不像苏杭那么明媚，也没有天山万古积雪的气势，可是它独具风格，幽美得迷人。
它几乎没有什 么人工的雕饰，只是纯系自然的那么一些山川草木。
南游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我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不是因为生病，也不 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
二月里，我到广州去参加戏剧创作会议。
在北方，天气还很冷，上火 车时，我还穿着皮大衣。
一进广东界，百花盛开，我的皮大衣没了用处。
于是就动了春游之念。
在会议进行中，我利用周末，游览了从化、佛山、新会、 高要等名城。
广东的公路真好，我们的车子又新又快，幸福非浅。
会议闭幕后，游兴犹浓，及同阳翰笙、曹禺诸友，经惠阳、海丰、普宁、海门等处， 到汕头小住，并到澄海、潮安参观。
再由潮汕去福建，游览了漳州、厦门、泉州与福州，然后从上海回北京。
在各地游览中，总是先逛公园。
从前，我不敢多到公园去，讨厌那些 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的闲人们。
现在，一进公园，看到花木的繁茂，亭池的美丽，精神已为之一振。
及至看到游人，心里便更加高兴。
看，劳动人民扶老携幼，来过星期 日或别的假日，说着笑着，或三五友人聚餐，或全家品茗休息，多么美丽呀！公园美，人健康，生活有所改善，不是最足令人高兴的事么？今天，凡是值得保存的文物都加以保护，并进行研究，使我们感到自豪。
不但广州、福州的古寺名园或修茸一新，或加意保护，就是佛山的祖祠， 高要的七星岩，也都是古迹重光，辉煌灿烂。
在广东、福建各地游览，几乎每晚都有好戏看。
粤剧、潮剧、话剧、 闽剧、高甲戏、莆仙戏⋯⋯没法看完，而且都多么精彩啊！最令人高兴的是每个剧种都有了传人，老师傅们把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男女学徒。
那些小 学生有出息，前途不可限量。
师傅教的得法，学生学的勤恳，所以学得快，也学的好。
看到这么多剧种争奇斗妍，才真明白了什么叫百花齐放，而且是 多么鲜美的花呀！我爱好文艺，见此光景，自然高兴；我想，别人也会高兴，谁不爱看好戏呢？儿女们近来呀①，每到星期日，我就又高兴，又有点寂寞。
高兴的是：儿女 们都从学校、机关回家来看看，还带着他们的男女朋友，真是热闹。
听吧，各屋里的笑声，辩论声，都连续不断，声震屋瓦，连我们的大猫都找不到安 睡懒觉的地方，只好跑到房上去呆坐。
虽然这么热闹，我却很寂寞。
他们所讨论的，我插不上嘴；默坐旁听， 又听不懂！①写于 1962 年底。
我的文艺知识不很丰富，可是几十年来总以写作为业，按说对儿女们应该有些影响。
事实并不如此。
他们都不学文艺，虽然他们也爱看小说、话剧、电影什么的。
他们，连他们带来的男女朋友，都学科学。
我家最小的那个梳两条 小辫的娃娃，刚考入大学，又是学物理！这群小科学家们凑到一处，连说笑似乎都带点什么科学味道，我听不懂。
他们也并不光说笑、争辩。
有时候，他们安静下来：哥哥帮助妹妹算 数学上的难题，或几个人都默默地思索着一个什么科学上的道理。
在这种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深思苦虑和诗人的呕尽心血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可 也看到，当诗人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字的时候，他也只好暂且将就用个次好的字，而小科学家们可不能这么办，他们必须找到那个最正确的答案，差一点 点也不行。
当他们得到了答案的时候，他们便高兴得又跳又唱，觉得已拿到打开宇宙秘密的一把小钥匙。
我看到了一种新的精神。
是，从他们决定投考哪个学校，要选修哪门 科学的时候起，我就不断地听到尖端、发明和革新等等悦耳的字眼儿。
因此，我没有参加意见，更不肯阻拦他们。
他们是那么热烈地讨论着， 那么努力预备考试，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看出来，是那个新精神支配着他们，鼓舞着他们，我无权阻拦他们。
他们的选择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要下决心去埋头苦干。
是，从他们怎 么预备功课和怎么制订工作计划，我就看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
他们有勇气与决心去翻山越岭，攀登高峰。
他们的选择不仅出于个人 的嗜爱，而也是政治热情的表现——现在是原子时代，而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有些落后，必须急起直追。
想建设一个有现代工业、农业与文化的国家，非 有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我不能因为自己喜爱文艺而阻拦儿女们去学科学。
建设伟大的祖国，自力更生，必须闯过科学技术关口。
儿女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但看明此理，而且决心去作闯关的人。
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是呀， 且不说别的，只说改良一个麦种，或制造一种尼龙袜子，就需要多少科学研究与试验啊！科学不发达，现代化就无从说起。
我们的老农有很多宝贵的农业知识与经验，但专凭这些知识与经验而 无现代的科学技术，便难以应付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我们的手工业有悠久的传统和许多世代相传的窍门，但也须进一步提高到科学理论上去，才能发展、 提高。
重工业和新兴的工业更用不着说，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寸步难行。
小科学家们，你们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呀！ 于是，我的星期日的寂寞便是可喜的了。
我不能摹仿大猫，听不懂就跑上房去。
我默默地听着小将们的谈论，而且想到：我若是也懂点科学，够 多么好！写些科学小品，或以发明创造为内容的小说，够多么新颖，多么富有教育性啊。
若是能把青年一代这种热爱科学的新精神写出来，不就更好吗？ 是呀，我们大概还缺乏这样的作品。
我希望这样的作品不久就会出现。
这应当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题材。
花 草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
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工夫去作 研究与试验。
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 开花，我就高兴。
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 没有它们的运动场。
冬天冷，院里无法摆花，只好都搬到屋里来。
每到冬季，我的屋里总 是花比人多。
形势逼人！屋中养花，有如笼中养鸟，即使用心调护，也养不出个样子来。
除非特建花室，实在无法解决问题。
我的小院里，又无隙地可 建花室！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
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 死是件难过的事。
我不愿时时落泪。
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
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 霜冻。
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春天到来，我的花草还是不易安排：早些移出吧，怕风霜侵犯；不搬 出去吧，又都发出细条嫩叶，很不健康。
这种细条子不会长出花来。
看着真 令人焦心！好容易盼到夏天，花盆都运至院中，可还不完全顺利。
院小，不透风， 许多花儿便生了病。
特别由南方来的那些，如白玉兰、栀子、茉莉、小金桔、茶花⋯⋯也不怎么就叶落枝枯，悄悄死去。
因此，我打定主意，在买来这些 比较娇贵的花儿之时，就认为它们不能长寿，尽到我的心，而又不作幻想，以免枯死的时候落泪伤神。
同时，也多种些叫它死也不肯死的花草，如夹竹 桃之类，以期老有些花儿看。
夏天，北京的阳光过暴，而且不下雨则已，一下就是倾盆倒海而来， 势不可当，也不利于花草的生长。
秋天较好。
可是忽然一阵冷风，无法预防，娇嫩些的花儿就受了重伤。
于是，全家动员，七手八脚，往屋里搬呀！各屋里都挤满了花盆，人们出来 进去都须留神，以免绊倒！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 数还是会死了的。
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
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
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
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
我不知道花草们受 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
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 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
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哪，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 紧张。
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
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
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儿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 理么？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
赶到昙 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
花儿分根了，一棵分为数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友人拿走自己 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
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夏天就有那么一回。
三百株菊秧还在地上（没 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
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三十多种，一百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第六节 改造思想①①老舍自觉改造思想，力图在创作上反映自己的新的思想境界。
这是 一代人痛苦、曲折的心灵历史。
本节正是老舍复杂痛苦的心灵历史的真实记录，从建国初到老舍生命终结止。
为了反映这个过程，本节不按时序安排。
老舍从满腔热情地真诚改造始，到最终明白自己仍是个资产阶级老人，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他内心的无奈与焦急溢于言表，改变思维方法 的思想改造运动令他难堪，令他不知所从，这正是他的痛苦与悲哀之所在。
解放后，我才明白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也就按照这个方针去 进行写作。
这是个很大的收获。
有此理解，我才不但改变了写作的态度，而且改变了做人的态度。
这就是说，我须站在人民里边，而不该高高在上，站 在人民的上边，像从前那样——从前，虽然对人民也有同情，也想为他们说话，但总以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比他们的高，见识比他们的广，我须帮助他们， 他们帮助不了我。
到解放后，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是狂妄的。
事实证明：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才有新社会的一切。
作家除了接 受党的领导，和向人民学习，便很难写出像样子的作品。
作家不应是替人民说话，而是应该向人民学习，说人民的话。
看清楚这一点，人民与我自己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应该是作家的良师益友，作家不该自高自大。
替人民说话的态度，也就是旧小说里侠客偶然替人民打抱不平的态度。
一旦侠客而投靠清官，便变成了统治者的爪牙，如黄天霸了。
说人民的话， 可就不是这样玩票的态度；必须在思想与感情上和人民一致，站在同一 的立场上。
一、 向人民学习以我自己来说，我虽没有什么专门学问，可是究竟读过一些书，而且 会编写一些故事。
于是就觉得自己必定有些天才，也就不由地骄傲起来。
一骄傲，就看不起人民，脱离群众。
越重视书本，就越轻看现实生活；越自居 天才，就越轻视人民的智慧。
一来二去，把自己的知识和人民的知识隔离开来，以为自己的知识是一般人民所不易得到的，而自己更无须去了解人民， 从人民中吸收知识。
这样，自己的知识本极有限，而又不肯拜人民为师，去丰富知识，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知识，所以作家便非狂傲不可了；不到狂傲无 知的程度，便不易维持住自己的优越感了。
我在解放后，才有了这点认识。
是嘛，看一看全国各处的从无到有的建设，就马上会明白，每一项建设都需 要多少知识呵，我们自己的那一点点知识真是沧海之一粟啊！再就革命来说，人民的斗争经验是多么丰富，党的领导是多么英明，我们在作品中反映了多 少呢，反映得怎样呢？这么一想，就不该骄傲，并且应下决心向人民学习了。
二、为人民服务我生长在寒家，自幼儿即懂得吃苦耐劳。
可是，我所受的教育是资产 阶级的教育。
因此，即使我不曾拼命地去争名夺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弃名利。
这 就是说，在旧社会里，我虽没有无耻地往高处爬，可是也不大明确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
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很 难找到别的解释。
直到解放后，我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知道了我应当为人民服务。
有了这个答案，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该再在名利圈 子里绕来绕去了。
这样，我就拼命去写作了。
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
我对各种 文艺形式都一视同仁，没有值得写和不值得写的分别。
我写话剧，也写戏曲；我写论文，也写相声。
在我看，米麦和杂粮各有各的用处，就都值得耕种；笔耕也是如此。
在写作而外，我也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和文艺团体的工作。
有一次，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善意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些活动和工作 呢？你是作家，你应当专心写作！当时，我没有答辩，怕得罪了客人。
可是，我心里有数儿，知道自己是新社会的作家。
我不能专顾个人的名利，去埋头 写作；（那恐怕也写不出什么！）我必须到社会需要我的地方去。
这要是搁在解放前，我必定感谢那位客人，而觉得忙于社会活动等等是不必要的。
可是， 这发生在不久以前，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应该参加那些活动①。
这个事例或者也足以帮助说明，把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放在第一 位，则个人与新社会的关系没法摆正，处处别扭。
反之，若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水乳交融，亲切愉快。
①老舍写作而外有许多兼职，主要是：《说说唱唱》主编。
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北京市文联主席。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文艺界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委 员。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席。
北京盲艺人讲习所顾问。
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中印友 好协会理事。
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顾问。
北京市选举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抗美援朝 分会副主席。
中朝友协副会长。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团长。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协书记处书记。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
北京市宪法 草案讨论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文艺》主编。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与亚非 作家常设事务局联络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
老舍曾对兼职过多表示过看法，少叫我开会，多鼓励我写作。
对频 繁的社会活动，他其实内心是很苦恼的。
三、政治与艺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里，有的自居清高，不问政治；有的关心政治，而 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想升官发财。
我大概应属于前一类。
不问政治使我感到清高，这也是一种优越感。
在作人上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 亏。
这样，在那污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
我们愿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
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
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 心，去趟混水。
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
莘田的这个缺点也正是我 的缺点。
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
我们武断地以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
在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 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
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
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
我 们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从而都愿随着 共产党走，积极为人民服务，关心政治，改造思想。
正因为我一向不关心政治，所以今天我写不出政治性强烈的作品来。
不错，看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我的确有了政治热情。
可是，政治热情只能是创作的鼓动力量，而不能代替政治斗争经验，也不能代替对政策方 针的正确认识。
政治热情促使我欲罢不能地去写作，可是写什么呢？这就成 了问题。
要描写今天的社会，而不知道今天的政治，就连一个人物也写不出来。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看吧，以前的沿街打小鼓、收买旧货的，不是讲究买死人、卖死人吗？今天他们怎样了？他们有的已改为沿街代废品公司收货、公 平交易的服务员了！他们怎么变的？是自发的？不是！在他们的改变过程中有许多许多政治工作。
好啦。
想想看，作家而不关心政治，找不到打小鼓的 如何改造的来龙去脉，怎么去创造这类的人物呢？打小鼓的如是，理发师也如是！一切人都如是！光提艺术性怎能解决问题呢？这个人进步，那个人落 后，拿什么作标准？还不是政治觉悟？这样，今天要谈艺术性，就首先应该谈政治性。
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而且非此不可。
除非我们看明白新社会的 政治力量与影响，我们就无法明白每个人与社会的正确关系，也就写不出人物来。
写不出人物就没有艺术性。
我们不能再用旧眼光看何谓艺术。
每个人， 在今天，都受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老一套的创作方法，怎能够写出反映出今天的现实的作品呢？政治是理解新社会生 活的钥匙。
我想：一个作家若能够克服知识分子的狂傲的优越感而诚诚恳恳地去 向人民学习；丢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且勤恳地学习政治，改造自己，或者才可以逐渐进步，写出一些像样子的作品来。
四、找到自己位置①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 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①这是 1966 年春老舍与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罗玛·格尔德的谈 话（舒悦译）。
是他对自己一生思想、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总结。
这里有老舍深刻的历 史反思，有一丝几乎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写过《骆驼祥子》。
那是因为，那时的世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很容易 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
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很明显，界线划分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富甲天下；有人被剥削，有人剥削人。
这些都是实实在 在的东西，作家可以描写这些现象，就像一个人可以用相机把它们照下来一样。
祥子不一定真的像我写的那样感觉和思想，但当我创造这个人物时，我 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如果我在祥子的位置上，我会怎样做。
这种经验是读者也可以分享的，读者可以想见自己拉着洋车，而不是 坐在洋车上。
任何没到过北京的外国人也可以想象自己在同样处境下的感 觉。
从写作角度看，那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情景，贫富差距十分明显， 饥饿和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而那些应该负责的人却对此漠不关心。
在中国，一个被接受的现实是千百万人生存的价值就像一群牲畜，他们存在的理 由仅仅在于为少数人服务，他们是消耗品，他们的性命一文不值。
一些外国人也不把中国人当做和他们自己有一样情感，一样痛苦或悲伤的人类看待。
在那种时代，你要么和那些认为社会现实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污，要么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这就是革命的实质。
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内 皆兄弟，那你也就没什么别的选择了。
你就是一个革命者了，你就会支持那些有勇气、有决心改变社会现状的人了。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我们也不是科学的改革家。
当年参加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也不可能是。
当 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
但对毛泽东和我们大家来说，当时的状况已经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了。
革命开始唤起了大众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他们被 外国列强踢进了苦难深渊。
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列强并不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盟。
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
所以，我们必需先赶走那些剥削和欺辱中国人的外国人，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那些依仗洋枪洋炮、做着同样坏事的中国人。
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的。
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
所有人都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 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
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要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
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的。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 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
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 年人扬手送行。
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