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戴着面具上阵呐喊，最后却陷入深广的虚无感，他逃离待死堂的第一次努力，是明显失败了。
但他不会甘心，因为他同样不能承受那个虚无感。
他虽然说自己不再想那些哲学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够修炼到整天只认得鼻子底下一小块地方的人，世上又有几个呢？鲁迅向来是那样自尊好强，就连不愿意与朱安离婚，也要讲出一番大道理：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１现在要他承认自己的人生并无意义，他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的。
因此，就在他似乎是无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虚无感的同时，他又本能地要从那里面拔出脚来。
他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
２虽是不能，却仍想除去，从二十年代中叶起，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艰难的挣扎。
一个人所以会恨恨地宣告人生没有意义，总是因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义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他原先对人生的确信，将他推人了虚无感的怀抱。
鲁迅当然懂得这一点，因此，他驱逐内心鬼气的第一步，就是修订对人生的认识：我原先这样理解你，结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打量你，或许会觉得好一点？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已经到了非常讨厌别人侈谈将来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将来一定好式的议论，都看成是某种欺骗：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数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
’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
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３这正是一段典型的虚无主义的气话，他原先大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论，现在才这样愤激地抨击它。
但是，说将来一定好，这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判断，你可以不信它，但你这不信本身，正也表现出对将来的另一种判断。
人其实是很难做到不想将来的，尤其像鲁迅这样的人，他总需要有一个关于将来的说法，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
因此，他那些反对侈谈将来的言论。
不过是说明了他自己对于将来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大时代。
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４几个月后他又预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
５这大时代是什么呢？他解释说：许多为爱的牺牲者，已经由此得死，他们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
这才是大时代。
６话虽说得折拗，意思还是明白的，到献身者的牺牲不再仅仅引人旁观，而是逼人奋起的那一天，黑暗和光明将会有上场殊死决战，这决战的时候，便是大时代。
其实，信用他后来评论小品文的话，是还有更加简洁的解释：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７仔细想起来，这大时代的说法当然是令人沮丧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说在决战中黑暗一定失败，它还要提醒你，说现在连作这种决战的条件都不具备。
但是，它却十分符合鲁迅的需要。
它既非空泛的许诺，也不是绝望的枭鸣，光明虽不二定得胜，毕竟也还有一半的希望。
更何况，它能够有效地解释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释即将围过来的更浓的黑暗，既然现在是进向极期的时候，黑暗的扩大也就十分自然了。
设想叫下，比起那种因为渴望快速走进光明，事实上却满目黑暗，于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现在怀抱这个大时代的理论，是不是比较能够忍受黑暗，不那么容易绝望了呢？也真亏他想出这么一个对将来的判断，他使用的，其实还是五四前那个把将来推远去的老法子，但他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可以用它来填补那看破历史进步论之后的精神空虚，缓解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重压了。
至少，他不再是被现实黑暗震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一定还记得，当写《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鲁迅是多么自信，字里行间，处处进散出先驱者的豪气的。
但到五四前后，这股豪气却大为减弱，你看他那些随感录，虽还常常以我和我们的名义发声呐喊，另一种自省自责的情绪，却也在其中悄悄地传布。
《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
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８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
我很能够理解他这种困惑。
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个特点，它在骨子里一切照旧，表页上却风波迭起，动荡得非常厉害。
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社会的变化很大，新陈代谢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还来不及扩展，更新的一波又扑面而来。
这个错觉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和信仰都正在变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对薄弱，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一觉醒来便以为自己是前卫，再睡一觉又担心自己落伍了。
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压力，倘说到五四前，他的呐喊还能够汇入最急进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经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啸从耳边掠过。
他毕竟四十多岁了，在人的生命向来早衰的国度里。
这就算是渐人老境了，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免有某种衰老的自觉。
他写过一篇极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却在其中一再咏叹自己的迟暮，你当能想象，他这自觉有多么固执。
面对那些不但生理上远比他年轻，而且观念也远比他激进的年轻人，他会不会产生某种自惭的感觉呢？他似乎应该不会。
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十四年代中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了。
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时，他的心理就相当矛盾。
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的苦恼。
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的心理路标当中，自我怀疑的这一支显然是最醒目了。
以鲁迅当时的情形，要拔掉这一去路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订原先的自我设计，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标准上降下来，另划一道更为切实的基准线。
事实上，还在那自我不满开始冒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作这样的修订了。
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９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负，是更符合实际了。
不单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生，他其实不都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深刻的悲剧人物吗？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牺牲者呢？是自己愿意还是只能如此？不把这一点想明白，这个新的自我设计还是说不圆。
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
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
１０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
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他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
１１他这是找对了路径，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
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
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
你看，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不就可以化解了吗？难怪从二十年代中叶开始，鲁迅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
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１２又说自己甘愿当一块踏脚石，１３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
１４这些说法部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凸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访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
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
鲁迅竭力修订的第三个认识，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握笔的人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
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熏陶，自然将自己看得很高。
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潜意识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
鲁迅也是如此，他在东京的时候那样自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对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抱有极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学的力量，相信用笔可以撼动社会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１５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草命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
１６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
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１７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了同样的话。
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
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
１８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杀而已。
显然，他还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丧的现象，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大大，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
但是，就从他这种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将会是怎样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
将来，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现在统统将它们捺入泥水，弄得它们一个个满身污垢，黯淡无光。
天地本来便一片昏暗，社会本来便异常险恶，既然置身这样的天地和社会，受苦受难是在所不免－－当看到他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沮丧和虚无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