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样善良。
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
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
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
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
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
周介孚自然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
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
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
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
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
祖父人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一元四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
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们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
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
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
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
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
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
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豹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人自家的房门。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
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这叫鲁迅他们见了，会觉得多么可怕！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为什么。
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
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
但是，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惊。
他甚至不能把这种震惊表达出来。
他是周介孚的长孙，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
他才十几岁，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的任性的权利，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
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
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
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
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也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
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
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
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感受习惯的种籽，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
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
他又一次震惊了。
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
周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页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
原来他遭遇到豹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在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
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
①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②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
⑤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
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
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请想一想，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还有那些从南京旗营里掷出来的石块和辱骂，都一齐会涌上心头，将他推入更深广的屈辱和激愤。
鲁迅后来说过一句透彻的话：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倘说这句话是凝聚了他一生的许多经验，那他最初在东京见到某些中国留学生，恐怕是触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第一批对象吧。
日本人蔑视中国人，是因为他打败了你，你除了自己振作起来再打败他，没有别的话可以说。
可鲁迅见到的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
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上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迸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
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跟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除了远远地避开这一切，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
仙台报纸上的辱驾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
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
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傲慢，鲁迅初到仙台，就有教员热心地张罗食住，任课的教授当中，更有藤野严九郎那样满怀善心的人，就是同班同学中，也有好几位不满意那些傲慢者的粗暴，特别站出来替鲁迅辩护。
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事情仍然给鲁迅非常强烈的刺激，只要看看他与同学相处时的神态，便可以知道这一点。
在大多数场合，他都不多说话，给人一种沉静老实的印象。
他也很少与同学交往，去剧场看歌舞伎，也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同行。
即便那几位曾经为他辩护的同学，听说他要离开仙台，特地请他吃点心，合影留念，他真的走时，却连这几位同学也不通知，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不禁要猜想，他中断在仙台的学业，固然有从文的动机，他在仙台过得很不愉快，种种刺激使他不愿意继续久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他自己也不大愿意承认的潜意识的动机吧？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
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此后一生的命运的雏型，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