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第一节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一、国民会议中原大战结束后，几个大的军事集团在表面上都归顺于蒋介石。

蒋介石 为了在法统上制造剥夺反蒋各派借口的依据，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

1931 年 5 月 5 日，国民会议正式在南京开张。

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致开幕词。

他认为训政时期已经开始，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在于和平统一救中国。

他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迄于讨伐 冯阎军事告终，我革命将士之死亡者，已达三十余万人，伤者且倍于此，民众生命财产，直接间接由战争而受之损失，何可胜计，国家财富之耗丧，更 无论矣。

⋯⋯凡此空前重大之牺牲，悉为此次统一和平之代价。

怎么来完成训政时期的任务呢？蒋介石认为必须对于训政之理论，应有正确之了 解。

他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张党治者有 其二。

接着，蒋介石详细地论述了他的看法：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

认为 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 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

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

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 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

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以为昔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 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

故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 为之预期，但断其不久。

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 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

英美民治，本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 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

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联邦会议政治之弱 点，已充分暴露，而于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任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

在分析比较了这三种主义之 后，蒋介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说：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

又说：今 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很显然，蒋介石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可以消 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

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这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了。

会议还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 一案》，声称这个决定是针对军阀余孽及政治官僚和红军的破坏举动。

会议确定了所谓当前最紧要之工作是扑灭赤匪，为此发布了《剿灭赤匪 报告书》，说国民政府已集中全力于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军于赣鄂等省，努力痛剿，期于最短期内，彻底歼灭赤匪之毒祸。

可见，中原大战后，蒋 介石已把围攻红军作为重要任务。

国民会议开了十二天，最后由蒋介石致词，向与会者提出了巩固统一 与完成建设的六大要求。

即巩固统一于尊崇法治；确认民生为建国首要；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之设施；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地方自治。

蒋介石 说，这六条的关键是第一条。

而第一条的中心点是要全国人国只须以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就可万事俱成。

这次会议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 巩固了蒋介石的统治。

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基础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

当时一个宣传法西斯主义的 刊物说：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恐怖逐渐扩大，资本主义就到了一个决定没落抑或再生的歧路，法西斯运动是在这种时期发生的。

资本主义的恐慌， 不论在先进国或在后进国，产生国民经济的不安，社会大众的动摇，以及对外斗争的激化等各种危机。

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的政治上 纷争，扰乱全社会的组织秩序，结果法西斯运动就应运而生，排斥各派，恢复秩序。

同样地，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虽然不 能象中国宣传法西斯主义刊物所吹嘘的那样法西斯蒂的产生，纯然由于社会的需要，是社会自然产生的，但也不能说成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种刊物的 鼓吹就冒出地面并轰动一时。

这种社会基础既有反动的，也有不是反动的。

归结起来，有这样四个情况：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使一些人感到要振兴中国来抵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入侵。

要振兴中国靠什么呢？他们认为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

他们说：九一八东三省事变突发，老弱的中国被日本实行开刀宰割， 亡国的惨痛刺醒了麻痹的慢性病的中华民族，有毅力的志士奋然愿以热血来救国。

在这潮流下，那法西斯蒂在中国社会便蠢然思动。

又说：中国能 够团结，不要说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全世界帝国主义一致来围攻，也有力量打退他们。

只是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团结，却是一个问题。

⋯⋯有毅力而 彻底明了事实的志士，都感觉中国必须放弃惰性的民主，实行正义的独裁。

这样，法西斯主义就成了中国的对症下药了。

有的人干脆就说：九一八 暴日的侵略事变，形成了中国法西斯蒂的基础。

二是南京政权建立后，国内新军阀混战一场接一场，尤其是中原大战， 双方陈兵百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蒙受洗劫，许多人对此十分不满，要求革新国民党政府呼声很高昂。

靠什么来革新国民党呢？他们认为只有三民主 义＋法西斯蒂。

他们说：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所受到的社会惰性作用使党内增添了不少消极分子和腐化分子，使组织渐渐离开主义而走向没 落，三民主义并未实现一丝一毫，然而一批巧于投机的官僚政客们却觉得三民主义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弄别种玩意儿了，于是‘宪政’咧，‘民主’咧，一古脑儿都陈列起来，中国政治正好成了历史的垃圾箱，什么过时货色 都被政客们当作了时髦的政治膏药。

于是，他们就大声疾呼：现在，我们如不愿坐视国民党自然毁灭，我们如不愿中国革命再回到循环衰落的路上 去，我们便应当在精神上在组织上立刻找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帮助中国国民党，帮助中国革命；这种新的力量，正就是现在掀动世界的法西斯蒂。

他 们更加形象地说：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能有生路！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后，这对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掘墓性的威胁。

如何来消除这种致命的威胁呢？他们认为：普及于大部中国的共祸，没有法西斯蒂的阶级协力主义，便无法消除 一般深入民心的阶级仇恨。

四是法西斯主义的推行，在意大利、德国所取得的成效，也刺激了 一些中国人要去效法。

他们认为：法西斯蒂统一了意大利，法西斯蒂主又又统一了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现在已掀动了世界，不论反对者的诅咒和 詈骂是怎样的尖刻恶毒，法西斯主义并未因此落入地狱，却是那些喜欢诅咒，喜欢詈骂，逃避现实的人一天一天地与地狱接近了。

事实总是事实，不论反 对者怎样的富有文学的想象力，富有艺术的理想力，坚硬的事实绝不为圆妙的空想所击毁！人类的脑际今后大半潜伏着一个信念，这信念不是‘上帝’， 不是‘伤’，不是‘美人’、‘黄金’或者‘自由’，而是任何人都看得见听得到的一句活：‘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上述这些特殊的中国社会情况，正好被蒋介石所利用，蒋介石为了维护 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适应他们阶级和集团内外政策的需要，中国封建法西斯主义就应势而登台表演了。

三、把法西斯主义抬到救国的牌位上来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法西斯主义，经过了几个月，九 一八事变发生。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促使了国民党内部新的分裂，由于蒋介石软禁了胡汉民，导致宁粤对立，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开 张；同时全国民众运动也出现高涨。

这样，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台，打出来的搞法西斯主义的旗号，也暂时熄火。

待到 1932 年 1 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法 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恶浪，把法西斯主义抬到了作为救中国的精神支柱的牌位上来。

以复兴社及其中国文 化学会、CC 及其中国文化建设学会为主体，会同安插在各机关、学校、团体内的法西斯分子和鼓吹法西斯主义者，结成了一张大的蜘蛛网，施展各 种魔力。

他们凭借官方的政治保护与经济支持，建立学术文化团体，开办书店，出版报刊。

什么拔提书店、文化书局、前途书局、新 生命书店、正中书局、新光书局辛垦书店等数十家，遍布全国各地，什么《中国日报》、《晨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月刊》、《文化建设》、《复兴月刊》、《人民评论》、《汗血月刊》、《前途》、《青年与战争》、《老实话》、《社会新闻》、《中国与苏俄》等二百来 种报刊，充斥各个角落。

大批的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籍蜂拥般地出笼，从 1932 年至1935 年内，就出版了《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蒂主义运动沦》、《法西斯主义之组织理论》、《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法西斯主义运动论》、《法西斯蒂之怒潮》、《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蒂教育》、《法西斯斯圣意》、《法西斯主义研究》、《法西斯主义浅说》，《法西斯 国家论》、《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以及《希特勒生活思想和事业》、《希特拉》、《希特勒组阁》、《希特勒与国社党》、《希特勒》、《希特 勒成功史》、《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我之奋斗》和《莫索里尼传》、《莫索里尼与新意大利》等等。

这些翻译和专著，纷纷以独裁政治论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法西斯蒂小丛书、国际名人传记丛书、初 中学生文库等等名目出版发行。

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就从《社会主义月刊》这个多么好听的刊名的杂志来看，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文章，都是鼓吹法西斯主义，什么《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东北问题的世界观及中日法西斯蒂的前途》、《德国政权归希特勒》、《法西 斯蒂在中国社会之基础》、《介绍希特勒》、《青年法西斯蒂》、《论法西斯蒂》、《Techn0cracy 与法西斯蒂》、《德国法西斯蒂运动》、《希特拉 传》、《法西斯蒂的技术>》、《中国法西斯蒂的前途》、《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的出路》、《法西斯蒂革命的步骤》、《国 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世界大势所趋’——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三民主义》、《德意志国家社会党法西斯下的三大企业联盟》、《从历史 上的国家观说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观》、《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论中国法西斯蒂应采取之策略》、《国民党恢复总理制与中国法西期蒂的组织问题》、《法西斯主义的协作经济理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等等，还有什么《暴 力论》、《独裁论》等等。

以上这些还仅是《社会主义月刊》第一卷上的若干文章，可见这个刊物是实实在在的法西斯月刊。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 组织了各种考察团去德、意考察，派人前往受训。

1933 年 7 月，蒋介石派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去意大利见墨索里尼。

墨对宋说：意大利再生之经验。

当有可为中国参考之供者。

宋说：中国最重视贵国之经验。

1934 年春，蒋介石派郑介民等一行七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 是去德、意两国。

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

他们对德、意两个独裁统治 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晋谒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1935 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国，蒋介石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 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

蒋介石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直接教练。

当时上海的报纸公开报导：蒋介 石的蓝衣社，聘请了二三十个德国人，作为法西斯蒂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员。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提出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 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

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以重心始终未能为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 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

重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以感散慢，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导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 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输弼。

决定修改总章，增加总裁一章，本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总裁代行 总理之职权。

于是就确定蒋介石为国民党的总裁，是合法领袖。

中国的法西斯分子借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威信大增之机，大肆叫嚷服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38 年 7 月陈诚发表了《领袖的真谛》的讲演，说：最 近十年来，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就是蒋委员长；他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国民党总裁，也是全民族所一致信仰、一致 服从的领袖，只有竭诚拥戴领袖，国家才有办法，民族才有出路，领袖是整个国家的意志的代表。

在《真谛》一文中，详尽他说了为什么要服 从领袖？领袖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才算真诚的服从领袖？最后在结论中说：把自己的精神、自由、智慧、甚至生命，忠实地贡献于领袖，鞠躬尽瘁， 终身以之，随时随地，对人对事，以领袖之心为心，以领袖之行吉为行事之法则，做他的手臂，做他的股肱，我们还要抱着一种圣洁的胸襟，象欧 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

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璧那样普照于天下。

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 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因为领袖就是代表整个国家民族的幸福，领袖成功，便是国家民族的成功， 所以在这个总目标下的一个牺牲，便是成功之成仁之高尚的行为。

在当时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更是有许多鼓吹三个一的新鲜语言。

他们说：现 在，中国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如果要找到出路，唯有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

这样，中国民族才有复兴起来的希望。

只有国民党才 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一法西斯蒂的运动使命来！多数的民族和党员都承认蒋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勋，信服蒋氏的伟大精神与毅力，信仰蒋氏必 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完成中国的革命，⋯⋯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着这个中心领袖而凝结起来。

①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形态更完备化了。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唤 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以及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

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的中心点就是面临国民党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 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的艰险环境中，要强化国民党。

怎么个强化法呢？蒋介石提出要唤醒党魂，即唤醒三民主义，要发扬党 德，即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

一个唤醒，一个发扬，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即所谓巩固党基。

在五中全 会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抗战以来，国民党即以已转入第二时期，吾人既深切明了今后责任之重大，即须使本党之基础更加稳固，而 本党之基础，实建立于党魂、党德、党史与党纪之上。

凡我同志，应首先坚定其信仰、振奋其志气，发挥党魂，砥励党德，光大党史，维护党纪，以充 实凝固本党之精神，所有本党革命之理论方略与步骤，均昭示于三民主义之中，本党同志应如何虔诚研究，努力闻扬，总理于精神教育中，更扬示智、 仁、勇之三达德，本党同志应如何相互勉励，躬践力行，至于本党党史，为本党数十年来总理及本党先烈所共同为党努力之历史，亦应如何加以爱惜保 持，以谋进一步对于党之贡献。

党的基础稳固，尤有赖于严明之纪律，盖党的纪律，为一切组织及工作所由维系，党员对于党之忠实，以及对于工作之 成就，胥有赖于党的纪律为其最高约束。

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 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

会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发布了《限制异党活① 《社会主义月刊》第 1 卷第 7 期、第 11 期。

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 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反共反 人民的文件。

同年 5 月 7 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 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

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不象在国民会议开会词中那样公开打出中国要搞法西斯主义的旗号，而是把法西斯主义中国化了，把法 西斯主义披上三民主义的外衣。

虽然在演讲中，蒋介石在否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现在世界各国政党所揭示的 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其实这三种主义皆有缺点，而且他的内容是很不完备，譬如共产主义，他固是重视经济，近于 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和民权主义，而且共产党人倡导民生，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 民权和民生主义，而且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并且只注重自己民族的利益，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至于倡导民主主义的政党，就一般国家而言，他 们虽然是注重民权，而以全民利益相号召，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气味太重，不能给民生问题以完满的解决，而且现在所谓民主主义，对于选举方法，极 不平等，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权主义。

所以这些政党的政策，都可以说是偏而不全。

虽然在讲演中，蒋介石一再宣扬三民主义，他说：惟有我们总理 所创造三民主义则不然，它以‘公’字为出发点，所以能涵益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

实际上，蒋介石在当财的国际环境和 国内形势下，不能明目张胆地继续鼓吹法西斯主义，就来一个招牌换记，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摘取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膨胀三民主义中 某些落后的东西，构成了蒋记三民主义体系。

蒋记三民主义实质是中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它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 里面是法西斯主义的货色。

1939 年 3 月 12 日，蒋介石在重庆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分为六个部分，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我 所制的这一张表，大体上分为六部分。

（一）是三民主义的原理——就是总理思想的出发点，亦就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二）是主义的本身；（三） 是革命的原动力；（四）是革命的方略；（五）是革命实行的程序；（六）是最后的目的一一就是三民主义的实现与国民革命的完成。

在《三民主义 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中，蒋介石具体解释了他划的这张表：关于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蒋介石认为是民生哲学，它既不偏于 精神，亦不偏于物质，唯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

在字面上，蒋介石虽然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视同仁，他说：中外哲学史中，有两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学派，其一是唯心史观，其二是唯 物史观，这两种学说，都可说是一偏之见，不能够概括人类全部历史的真实意义。

即使在字面上，蒋介石借用孙中山的话，道出了三民主义的哲 学基础是唯心主义，而且是封建主义的一套货色。

在《程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记得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瑞典人） 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 就是这个道统⋯⋯’。

于是蒋介石就说：总理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

关于主义的本身，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情、法、理的体现，‘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

民生主义本乎理。

此话怎么得出来的呢？ 蒋介石有一大段解释。

他说：依照三民主义，在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的感情；因为民族是天然力量造成的，所以 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感情。

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是全民政治—一即民权主义的政治；最规定各个国民的业务和权利，就全靠 法制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

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互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上大多数利益相调和， 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

由此得出：以提高民族感情， 求得民族的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

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

关于原动力，蒋介石认为是诚。

他说了四层意思：第一层提出所谓革命的原动力是智、仁、勇三个字。

第二层提出智、仁，勇三者 之中，特别以仁为最要。

第三层提出归结其总的原动力是诚字。

诚是什么呢？蒋介石说：至于整个的‘诚’字的意义，则是‘择善固 执，贯彻始终’的意思。

因为唯有诚乃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 能牺牲。

所以蒋介石认为无诚不智，诚通于仁，唯诚乃勇。

第四层提出力行，有了这个诚字和智仁勇三个字的革命的原动力，我 们还要能够‘力行’，力行什么呢？蒋介石说：我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

关于方略、蒋介石突出了一个党字，他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

所谓‘以党冶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关于程序，蒋介石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加以具体化，使其更符合他的口味，认为当时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而同时加紧训政时期的工作。

训政时期怎么搞法呢？蒋介石说：应该包含五项建设，就是（一）心理建设；（二）伦理建设；（三）社会建设；（四）政治建设；（五）经济建设。

这里面货色就很多了，什么忠孝仁爱情义和平，什么组织保甲及社会法定团体，什么平均地权工作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总之，蒋介石在演讲中认为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旨有缺点，而且他们 的内容很不完备，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是最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进而，蒋 介石就开出了他的药方，认为只要按照他的体系去切实研究三民主义，按照他的程序去努力奉行三民主义，就可以战胜敌人， 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

到了 1943 年 3 月，蒋介石授意陶希圣用他的名字发表了《中国之命运》 一书，把他的中国封建法西斯主义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本书从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对内对外的现行政策，都有所论述，其攻击的矛头主 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这本书的目录是：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 革命的起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第四章由北伐到抗战；第五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及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 题，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第八章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结论。

全书的核心是第七章。

在这一章里，蒋介石明确提出了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

怎么个内政 法呢？蒋介石一面主张：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思想的原理。

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

自国 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

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 液。

这里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已经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他吹嘘这种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 必然的趋势。

这里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也已经是蒋记的国民党，他吹嘘这个党要来改造，来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遗产，要来开创， 来充实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

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无非是在兜售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货色。

另一面主张：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 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

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 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 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

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

这样于国家 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

甚至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 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革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 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

这里所指的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就是指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说到 底，蒋介石在这里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充满了杀机，说什么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 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就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

蒋介石在第七章里将他内政主张一正一反和盘托出，这就是他挽救中 国之命运的药力。

围绕着第七章这个核心，蒋介石在书中歪曲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用法西斯的民族血统论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自吹要担当起再生国家的责任；歪曲了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历史，处处颂扬他自己 和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吹嘘是他领导废除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

一句话，论述中国历史是为了说明蒋介石是过 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把它作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搞了几个 研究大纲，列了一大堆参考书目，供中学教师、大学教师讲授和大学教授研究之用。

这本书的发表，标志蒋介石的中国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理论形态更 加完备了。

这样，蒋介石就把法西斯主义经过一番打扮，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 的国情结合起来，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而抬到救中国的牌位上来。

第二节 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一、连续进剿的失败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 1929 年 6 月 22 日就今国 民党驻漳州的张贞，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兄肃清全闽。

第二年，1 月 23 日又致 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闽也可。

这一年 8 月 2 日，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尅勉期进剿，俾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

这时，蒋介石 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剿匪总指挥部，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在 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暑，以王金钰为督办；在湘鄂西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暑，以徐源 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 围攻。

1930 年 10 月 23 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闽、 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三省会剿会议。

11 月 2 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 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 电告该两区。

4 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 机。

限鲁主席于哿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上下游，限定五五师于删日前克复景德镇，勿误。

12 月 2 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 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延误。

5 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

9 月，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 划。

词集第六、第九，第十九三支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

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 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瓒）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责。

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 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

第六和第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入赣协 剿。

早在 7日，蒋介石就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

这个命令有三个内容， 第一是军队区分：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 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之旅（旅长周志群，有二个团）。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有六个 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个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该部 12 月 20 日改称为第二 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有四个团）、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刘夷，有三个团）。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有二个团）。

第二是战略目标：认为红军朱、毛各部退居赣 南之招携、藤田、沙溪、东固、万安一带；黄公略一部退居永丰、安福一带；东固附近之红军有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之势，为此，命令指出这次围剿 的战略目标是为消灭各部红军之目的，决定于吉安、太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固红军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

第三是各路 军进展地区及到达日期：1、第六路军第八师集中黄陂后，限 20 日（1930 年12 月下旬）推进至宁都。

25 日前进至于都。

第二十四师限 15 日到达东韶， 推进至宁都。

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六师及周志群旅由闽省限 25 日推进至石城、瑞金、会昌之战。

2、第九路军之第十八师集中永丰，第五十师集中乐安， 清剿招携、藤田、沙溪的小部红军后，限 20 日到达东固附近。

第七十七师及新编第五师留一部在吉安、吉水，余向太和进剿，限 20 日到达。

新编第十三 师在抚州、崇仁，独立第十四旅在南昌、樟树各任后防。

3、第十九路军由萍乡以第六十师向万安，第六十一师向太和，均限 20 日到达。

第十二师第三十 四旅任赣县的城防。

当时，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同时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 战的有利形势。

所以，他一面对我红军力量相当低估，他在中原大战结束，将谭道源调回江西参加围剿时对谭说：你马上开回江西，江西之匪羽 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詠安（鲁涤平的别号），负责肃清。

另一面没有等蒋光鼐、蔡廷锴的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进犯。

12 月 16 日，蒋介石指定为攻击开始的日期。

他们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 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

罗霖的七十六师在吉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在吉水，张辉瓒的十八师在永丰，谭道源的五十师在乐安，毛炳文的第八 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在南丰，正面有三个纵队的作战态势，即：右纵队张辉瓒（公秉藩归他管），中央纵队谭道源，左纵队毛炳文。

同时，胡祖玉 的第五师和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控制南城为第二线部队，防止我军的东逸。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在右纵队，张辉瓒师由吉水、永丰向前推进，按预定进度应于 12 月 20日到达东固附近。

公秉藩师如期到达东固，我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空，却通电报捷，夸大战果，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各方面的贺电。

张师在 21 日才 迫近东面，适遇大雾，误认公师为敌，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四个小时之久，互有死伤。

事后，虽经解释，但公秉藩认为张辉瓒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 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掌握，张辉瓒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并留下朱耀华旅守东固，自己率戴岳、王捷俊两个旅向龙岗冒进。

26 日到达龙岗， 又错误地判断我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以外。

27 日继续东进，戴旅先行，离开尤岗行五、六里路即遭我红军主力阻击。

戴旅全部展开应战。

此时张辉瓒和王 捷俊旅、直属部队仍在龙岗，却不适时增援戴旅，对翼侧也不防备。

我红军就由戴旅左翼迂回，直趋龙岗，王旅及师直属部队都未进入阵地，即全部遭 到歼灭，张辉瓒、王捷俊及所属官兵全部被我活捉。

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围之中，突围不得，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我打死，到了黄昏，也全 部被歼灭，戴岳混在士兵中逃出。

留在东固的朱耀华闻败讯也后撤。

蒋介石在南京得到张辉瓒被我打死的报告，写了八个字表示对张的悼念：呜 呼石侯（张的别号），魂兮归来！在中央纵队，鲁涤平一听张辉瓒在龙岗的败讯，即电令谭道源的中央纵队向左路纵队靠拢，免再被我军各个击破。

谭道源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后， 因我根据地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如谭在战报中说的：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因此在源头停顿未 动。

后奉命，于 12 月 3 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即被我红军追及，打了两个小时就被我解决了三分之二。

第三天，在东韶发生激战，谭师是饥 疲参加，仓促应战，师部完全处于我火力网之下，指挥系统陷于凌乱，到了下午四时许，便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

谭道源虽打仗经验丰 富，也只有单骑逃遁。

谭派专人驰抚州于 1931 年 1 月 5 日发电南京、南昌报告战况。

电文说：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 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

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 免。

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蒋介石接 此电后，在 6日即给谭打了一分回电。

总算在中原大战中蒋同谭还有一些交 情，谭在当时是卖过力的，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蒋在回电中说：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深惋惜，尚喜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 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砺扡。

谭败后,移驻高安,不久辞去师长职，过不久得军长虚衔，并无军权。

在左纵队，毛炳文师闻败讯 也就悄悄地收了兵。

为了挽救战局，蒋介石同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将领电文频繁。

1931 年 11 月 2 日，蒋介石复林蔚电说：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 迅向龙岗急进会剿。

戴（戟）蔡（廷锴）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横之时急进求战。

不可应此撤退，以张匪氛。

戴蔡两师归朱逸民之指挥，令朱晋除（进驻） 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可也。

3 日，复鲁涤平电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控，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 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

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鲁涤平、朱绍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说：张辉瓒师在龙岗附近失利损失颇大，咏安兄拟令戴师 撤泰安，蔡师撤万安，毛许谭三师暂在原防云。

此万不可，我等更应乘匪共得意出动之时，向其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

现定部署如 下：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

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 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

切望憬然贤初二兄速乘飞机至赣州万安指挥所部，希勿延误。

结果，蒋介石这些命令起不了救命符 的作用。

第一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失败告终，鲁涤平亲拟电文向蒋介石报告说：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很伤心。

蒋在回电中说：十 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

我兄每闻共党，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 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于是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

不久，蒋介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

1931 年 2 月 10 日，何应钦兼任了南昌行营主任，按照蒋介石的旨意， 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特地增调第五路军（王金钰）和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参加这次围剿。

名义上投入的部队有 第六路军（朱绍良）的五个师、第九路军（鲁涤平）的两个师、第十九路军（蒋光鼐）的三个师和第五路军的五个师、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加上四 个直属师，三个直属旅和三个队的空军，实际上直接参战的有十一万三千人，主要是第五和第二十六两路军。

蒋介石深知这两支部队是杂牌，就采取了两 手：一是封官许愿，分头答应过让王金钰、孙连仲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到 1931 年 5月下旬，国民会议闭幕后宣布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 席，王、孙都落了空）。

二是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其因服从命令奋 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先补充；凡进攻不力，徘徊观望，贻误戎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

同时，耍戴岳写了一 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印发给在赣的各部队。

戴岳在这份意见书中采用问答式写了五个部分、二十八条。

戴岳回忆说：这份意见书其内容， 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一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于是在 关于进剿红军的办法中，握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通力合作，以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 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 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等政 策措施。

1931 年 4 月 1 日，南昌行营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犯。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又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南丰以南，兴国、石城以北地区，以东固、黄陂、广昌、建宁为主要作战地带。

先后经过东固、东韶及广昌等三次主要战役。

东固战役是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打的。

该部几个师分别驻在吉安、太和、吉水、永丰，分三路纵队向东固地区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 和左路配合。

在进犯中，进入苏区愈深，困难愈甚。

公秉藩回忆说：反动军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 没有坛坛罐罐，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利用熟悉地形，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

反动军队进入苏区， 就被搞得昏头昏脑，迷失方向。

尤其是第一次进入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对红军谈虎色变，于是深沟高垒，筑成堡塞。

5 月 16 日，公秉藩师 进至东固，遭我红军突击，溃不成军。

公秉藩呼救无效，化装逃到吉安，分别电告南昌何应钦和南京蒋介石。

何应钦复电要公秉藩速去南昌面谈。

蒋介 石一面复电，说先发收容费五万元，补充步枪二千支，并要公秉藩到京面谈；一面电令王金钰等调部增援，17 日电令王金钰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 向东固驰援猛攻。

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

希即急进勿延，盼复。

19 日又电令蒋光鼐等说：昨电谅达，公 师及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已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务照昨电所定计划急进，切勿因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

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

万望兄等合力进出，有进无退， 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

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东韶战役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打的。

孙部是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所 收编的原冯玉祥的部队。

当时蒋介石将孙部调去参加围剿我革命根据地，孙连仲是进退两难。

若参加围剿，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

若 不参加围剿，又无别的路可走。

终因形势所迫，硬着头皮率部去江西。

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欢迎热烈，孙是受宠若惊。

孙 到南京后，蒋介石除任孙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外，还令孙兼任江西省清乡 督办。

1931年 4 月 1 日，孙部分别由宜黄、乐安向南推进，很得意，认为：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当接到要增援东固的命令时，不知东固败退 的部队在何处，结果自身遭我红军截击，受重创。

孙部在败后撤到宜黄，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结果捏造了一个情报，说：我部奉 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

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

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

两者罪责，请予处分。

这样一上报，不仅何应钦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

而且蒋介石也 慰勉有加，批准所有损失全部补充，计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二十挺。

广昌战役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打的。

该部除一个师在福建，余下的三个 师由南丰方面出发，分三路向我革命根据地进犯。

5 月 10 日，占领了广昌、头陂、白水镇，在闽的一个师也入赣协击。

此时，第五路军和第二十六路军 相继遭受各个击破，于是朱绍良恐怕他的部队地位突出，就将部队撤回南丰，仅留一个师守广昌。

5 月 27 日，我红军主力进攻广昌，击溃余部，师长胡祖 玉受重伤毙命。

30 同，我红军主力又由广昌东进攻击建宁，将由闽入赣协击的朱部一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

第二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又马上部署第三次围 剿。

一面令其原在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赣、闽各部分区扼守，一面增调嫡系部队入赣力图缩短战役间隔，尽快发动进犯。

1931 年 6 月 7 日，蒋介 石致电朱绍良、孙连仲说：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昨已入十九路指挥，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 气。

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

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

13 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 匪告全国将士书》。

14 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说：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 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

20 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熊式辉，提出了他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作战计划。

蒋说：中意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 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

故第十九路仍由吉安、东固、尤岗以达宁都。

而以第五十二师之一旅为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

第六、第 十、第二十三师为一路，仍由永丰、藤田、招携前进以达广昌。

而以第四十五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 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十八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六、第二十六各路进击匪之主力，第九师为总预备队。

警卫第三旅由杭州开巨州，以策应赣东或闽 北防务。

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具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

第二、主力部队专 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续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

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 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1931 年 6 月 20 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

22 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了进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态势。

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 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一百四十三个团（实际参战兵力十三万），分左、中、右三路（右路顺赣江往南，中路由 永丰往南，左路更在东面）并头插入。

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宜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

据此， 部署大要：1、左翼集团军何应钦指挥各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左翼南丰方面进攻红军主力。

2、右翼集团军陈铭枢指挥各师从右翼方面深入苏区进剿。

3、总 预备队策应左右翼集团军作战。

4、四县（吉、泰、万、赣）守备军担任该地区的清剿和维持后方防务。

可见，左翼是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的主力，蒋的四个嫡系师都押在这一线。

7 月 1 日，蒋介石下令各进剿部按计划攻击前进。

结果是怎么败下来的 呢？接战地区包括永丰、黎川以南，瑞金、赣县以北地区，以南丰、宁都间 及黄陂、莲塘、兴国为主要作战地带。

当时国民党部队判断我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境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因此左翼集团军向广昌、宁都、石城 地区进攻，结果扑空；又判断我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狼奔豕突地向古龙固、小布一带地区进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赵观涛（这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的第一和第二两路挺进军的总指挥）。

以后，又认为 我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妄图利用赣江障碍，实行四面包围，围歼我军于兴国以北地区，结果又扑了空。

我红军主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 千里回师，集中主力于根据地后部，整训部队，待机破敌；当敌发觉我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陂方面突进。

蒋介石 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但无济于事。

在 6 月 22 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中刻抵南昌，计划已定，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请转 告毛、许、周各师长，此次固守南丰，牵制赤匪主力，勿使猖狂，厥功甚伟。

孤军奋斗，无任感慰，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

近情盼复。

29 日，蒋介石 对陈诚自抚州打给他的表忠的电（陈在电文中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

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

但求有补于党国， 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

）复电说：古云，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

又云：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请弟审慎出之。

7 月 2 日，蒋介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说：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

请兄如期进 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

兄以常驻吉安往来于前后方之间，可也。

第二天，又致电左翼和朱绍良、孙连 仲、陈诚，告以我军左翼兵力部署并指示作战要领，电文说：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 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

但行军间之前卫部 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

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

惟运用 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

希各官长审 慎之。

15日，蒋介石复朱绍良电说：广昌之宁都大道正面重要，兄是在 正面为宜，则派铭三到白水指挥可。

敬之约今日到南城，中将于一二日回南昌一行，请兄督促各部如期进展。

左翼前方务请兄全权负责办理，勿稍客气为要。

19 日，蒋介石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告急电说：请兄主持一切， 共肩艰危。

此间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余容续详。

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朱绍良、蒋鼎文说：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宁都 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务，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

第九师派宁都部队务于廿二日以前到达。

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剿匪宣 言》。

宣言讲了他这次亲自指挥围剿的经过：中正奉命剿赤，于六月廿日由京入赣以来，即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 督各军，积极进剿。

吹嘘说对我红军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

宣言的中心点是公开打出安年攘外的旗号。

蒋介石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 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

惟攘 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

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修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

放不先灭赤匪，恢复 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又表示他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 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

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

①30 日，蒋介石给北平、南京、 汉口、开封、洛阳、彰德等文武官员发了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龙岗、黄陂、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十日内 肃清也。

末了，由于我红军主力发挥了打运动战的特长，先后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月，将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莲塘、良村、黄陂、 老营盘、方石岭消灭了两个师、两个旅，击溃了一个师。

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就在九一八后以修败收场。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 更大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确定这次围剿的整个步骤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我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 后全力进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

企图以这种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我红军的目的。

1932 年 5 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 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

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

左路军由何成浚指挥， 为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中、右两路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中路军司令部设在信阳（后移广水），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刘峙为副司令， 下辖六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

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六安，由李济深兼总司令，王均为副司令，下辖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两路合计有三十万兵力。

4 月 7 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所在 地）。

18日，在庐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 匪会议，何应钦、何成浚、陈诚、熊式辉等人自南京前往参加，并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数十人参加。

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 分军事的剿匪方什，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①。

计划第一步攻占我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① 《自反录》第 2 集卷 2。

①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我金家寨为中 心之皖西根据地之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

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 地方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犯。

同时，蒋介石拟定一个剿匪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 零，以正击奇。

②在此前，蒋介石接到了徐庭瑶、陈诚、曾万钟、何成浚等先后电告所谓匪势猖獗，并作了电复。

同时，蒋介石又专电各地将领。

4 月 12 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六霍匪情，非我七师往剿，必致弥漫皖北，请兄即照前令如期进剿为要。

6 月 8 日，蒋介石致电朱培德、李济深说：兹决派第十四军与八十七师到汉口，第九师到蚌埠，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 匪，再剿豫皖。

而第一、第四师仍先恢复六安、正阳、霍邱之线可也。

同日，蒋介石又另致电朱、李说：中刻抵安庆、定本晚赴九江，现决定第一、 第四、第七与十二各师同时向六安、正阳、霍邱前进，限本月廿日以前确实占领渒河两岸地区。

6 月 28 日，蒋介石再次到武汉加紧部署。

7 月 2 日， 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会议，指示：（一）注重守土责任。

（二）县长应具与县城共存亡的决心。

③3 日，召见鄂省地方豪绅，垂询意见。

④12 日， 蒋介石又亲自召开湖北省所属各县县长会议，作了长篇训话。

他说：今天，集合湖北的县长于一堂，就是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 模范省。

蒋介石还提出剿灭赤匪的方法不要注重到军队，完全注重人民；要拿地方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来维持地方，剿灭赤匪。

在训话中又 大肆吹嘘了曾国藩、胡林翼如何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要县长们效法 曾胡的精神。

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

蒋介石给参加围 剿部队的将领是龟报频繁，调兵遣将。

7 月 15 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德、李济深，霍邱既克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

8 月 20 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 并严令督促勿延。

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纵队，归陈继承指挥， 向新集进攻。

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补充，第八十九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

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

第十三师 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

如此布置较妥。

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催限期速占新集为要。

9 月 22 日， 蒋介石为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准称立煌县。

同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 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

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廑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还在 1932 年 4 月 16 日，蒋介石在复陈诚的电报中已确定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军事头目：已定敬之为江西总司令，陈伯南为副。

5 月 1 日，何应钦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部，拟定了围② 《蒋总统年表》第 154 页。

③ 《蒋总统秘录》第 1991 页。

④ 《蒋总统秘录》第 1991 页。

剿的方针和部署。

总的是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

军事上，划分地区， 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

政治上，按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 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

其部署是将赣粤闽湘边区划分为九路，全赣又划分为六区，先事清剿。

围 剿部队分为三路，中路军陈诚，左路军蔡廷锴，右路军余汉谋。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 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12 月25 日，蒋介石致电曹浩森说：中今日到沪，明日赴杭，请以中正名义以分 别代电前方各军师旅长努力清剿。

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取华北，甚望我剿赤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

否则残匪一日不清，则 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欲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

不先安内，何以攘外，必陷迸退两难之境。

希深明此意，耐冻忍昔，完成剿赤抗 日之全功。

26 日，蒋介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说：倭寇侵热北犯，其期在即，如赣南匪剿不早日击破，则到时内外并顾，更陷不利，如十九路军能 早短期内进逼瑞金，则陈伯南部必可由筠门攻会昌与干部，十八军即可由南丰、黎川进宁都、石城，未知兄处最快何时可以实施？同日，蒋介石又致 电陈济棠说：兄清匪计划与中完全相同，倭寇北侵，不过时日问题。

枚又不能不迅速准备，尤望于赣南匪巢早日肃清也。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更彻底 地反映了这一反动思想与决定。

他说：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 决东北。

——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计暇计焉！①1933 年 1 月 1 日，陈诚带领的中路军在北方展开进犯。

当时蒋介石的战 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三路分途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置主力于中路。

具体的：1、中路军之第一（罗）纵队、第二（吴）纵 队、第三（赵）纵队，分别集中于宜黄、临川以南之龙骨渡及金谷地区，向广昌、黎川进攻，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地区而歼灭之。

2、左路军，负责闽西 北自崇安、邵武、永安、龙岩地之肃清，维护境内交通之安全，防堵共军向闽北窜扰，并协同中路军进击光泽、泰宁及连城等地。

3、右路军，负责闽西、 赣南、粤北边区，自永定、上杭、安运迄赣州一带零星共军之清剿，并维护交通安全，及防堵共军向南窜。

4、如共军主力向临川，或向闽北建阳一带， 或向赣南瑞金移动时，另按指导要领行动。

各部队统于六月六日前集中完毕。

5、航空第三队则以南昌为基地，与各路地面部队配合作战。

①27 日，蒋介 石由南京前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

30 日，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内心的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 个江西革命青年。

31 日，在南昌举行了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

2 月 6 日，蒋介石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 昌设置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又是怎么败下来的呢？一方面是日军于 1933 年 1 月 3 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① 此为蒋介石 1932 年 12 月 9 日的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001 页① （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268 至 269 页。

危机加深，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

蒋介石 在 3 月 23 日打给何应钦、黄绍竑的电报可以集中的反映出来。

电文说：此次剿赤挫失，短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 可否清商两广与闽光负剿赤任务，陈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一致对外也。

蒋介石也深感抗日与剿共两头顾不上。

他在 3 月 27 日给 何键的电报中说：中刻回京，闻江西进剿失利，匪势猖獗，众议非中亲往主持，则应另派大员督剿。

中此时以抗日之任，未能诿御，故不能兼顾剿匪， 未知兄能赴赣督剿代我职权，以分忧劳否？如能毅然慨允，则南顾无虑，公 均感矣。

另一方面是围剿的国民党军队遭我歼灭。

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 说：中路军第一纵队罗卓英指挥官奉命由乐安进击围攻南丰之共军主力，乃命所属第五十二师由乐安经蛟湖的黄陂集中，第五十九师经霍源向河口附 近集中，嗣该两师为共军假情报所欺，于二月廿七日进人乐安以东山区之蛟湖、霍源地方，分别中伏，与共军主力第一、三、五、七军团激战两日，双 方受创甚重。

①实际上，在黄陂登仙桥地区，陈诚昔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遭我红军主力全歼。

3 月 4 日，蒋介石专此致电陈诚安慰与打气。

电文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 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

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

惟有踏着我 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 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

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 恤费五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此令。

《剿匪战史》又说：中路军陈总指挥决心向赣南挺进，仍以第一纵队为主力，将第五、九两师配属该纵 队，先行进剿招携太平圩之共军。

第十一师受命为先头部队，于三月二十日午后经东陂攻占草台岗，入晚因山路崎岖，乃露营于霹雳山一带，然国军之 企图及行进路线事先已为共军所侦知，乃在该山区集中主力围攻第十一师，并切断与第九师及五十九师之联络。

经激成至二十一日二十时许，十一师余 部方转进至黄陂附近收容整理。

实际上，在东陂草台岗，第十一师全线崩溃，旅团长伤亡过半，师长负伤，全师只剩下不到三千人。

当时陈诚在电话 中接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报告时，震惊几乎晕倒。

陈诚对收容的残部大骂：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说什么过去十一师只有个人带伤 服务，现在要集体带伤服务，以报仇雪耻。

二、庐山训练1933 年 3 月 4 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冒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 下，蒋介石不得不于 3 月 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

人民要求抗日 的呼声弥满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

第十一师的师长萧乾① 转引自《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270 页。

就曾慨愤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就医，不敢抛头露面， 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他。

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到了这一年 4、5 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逐趋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4 月 24 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 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

25 日，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 次围剿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

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 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

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 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伯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 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

大概土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今 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

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

在会 上，蒋介石作了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和《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两个报告，还解释了所谓得胜歌。

在制胜之道中，蒋介石讲了七 件事，着重讲了对剿匪被俘而放回的官兵处置办法应加研究，极力鼓吹：现在我拈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 俘不屈。

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三、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

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果真被俘，夏要切记这一句话。

’在安内 与攘外中，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优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 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

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

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 是必然的。

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未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

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 的武力，若是遇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危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

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 地。

蒋介石在报告中十分露骨地说：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象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土匪捣乱是年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 腹之患。

因为这个年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

会毕，蒋介石 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

这次崇仁会议，是蒋介石的心理战的一次会议，目的是以他独裁者的影响，来压制军队中的抗日情绪以及畏共而厌倦剿共的 情绪。

5 月 13 日至 17 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题为《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开幕词与闭幕词。

其间，蒋介石在 所谓国父纪念周上作报告说：江西完全匪化者六县，人口三十万，民国十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彼匪杀死者五、六万。

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 均败坏，惟组织严密。

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

政治训练会议后，蒋介石在南昌科学会馆对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中遭到惨败的第五十二师官兵 作了打气性的讲话，随后又传见了剿匪部队军官，讲了带兵要领。

21 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 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

蒋介石先令控制崇仁、乐安之中路军主力及赣粤边境之右路军，与赣闽边境之左路军，严密堵剿，从而便利全盘围剿部 署。

6 月 2 月，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牯岭会议后赴南昌。

8 月，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 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①。

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 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八个 报告。

在这连篇累赎的报告中，蒋介石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

蒋说：这一次在预备的清剿时期中间，还有一个功夫抽出来，我 们可以来讨论来研究，要希望各位将领和各位参谋长大家共同一致的来彻底讨论一个消灭赤匪的很中肯的恳切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一次请各位来开这一 个会，不是平常普通的一个会，就是我们生死存亡，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统统在这会关头。

第二、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

蒋 作过一个概括：在这很短的会议中，我们以剿匪为核心，已经就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将各种问题详细剖说并共同作彻底的研究。

在这里，有 具体怎么进行剿匪的十五条意见和剿匪的要诀，有从战争观上谈剿匪，有将领们如何带好部队来剿匪，有剿匪必须用‘三分军事·七 分政治’的阐述，等等。

五省剿匪会议之后，在新的一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种种部署 紧锣密鼓之中，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

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

这 个训练团的始末，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成立于二十二年的夏天，廿三年仍继续办理。

廿四年蒋先生入驻四川，就改在峨嵋山训练。

廿五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蒋先生赴广州，暂停了一年。

到了廿六年，重新恢复。

廿六年以前，我虽时常往来这些地方，但没有直接参加过训练工作。

而且以前的训练，完全以军队重要的干部为对象，他的作用，是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 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精神感召及恳切训导之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镕，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 交相火井的夙隙前嫌，不翔然而然的消弭泯灭。

同时更积极的造成了精神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

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促，受训人员在学术 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言之，可以说是未来抗战建国的一种原动力。

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这个训练团围绕着新的一次大规模 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 1933 年和 1934 年分两个阶段各办了三期。

第一个阶段是围剿开始前夕办的，从 1933 年 7 月开始，9 月结束， 先后办了三期，每期三周，共受训了七千五百多人。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突出的，蒋介石在 7 月 11 日对教官顾问说：这 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097 页。

训练内容，有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 治工作等要目。

1933 年 7 月 18 日，训练团开训。

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讲。

他说：我们这次召 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并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湔雪大家的耻辱，唯一要 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

所谓信仰，即我们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对自己要能自信，对部下要能信任，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 信仰。

所以，这次训练期间，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

蒋介石当时是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们耳提面 命①。

就在开训的第一天，又作了《革命军官须知》的讲话。

7 月 22 日、23日、24 日、31 日和 8 月 3 日、4 日，连续作了六个讲话。

8 月 13 日，第二期开始，蒋介石作了《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的开学训词。

他说：这一次要大家到军官训练团来训练，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革命精 神。

具体他说，就是要恢复我们民国十三年那种奋发向上，猛勇精进的革命精神。

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 命的人生观，发生出来的。

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轰轰烈烈的来干一番做人的事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祖宗父 母争一口气！现在我们要剿灭赤匪，抵御倭寇，也就是为此。

因为土匪不仅到一个地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弄 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爱兄弟，不要国家民族，不讲礼义廉耻，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和历史！总之，共产党要叫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 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许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业！所以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 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不让他们始终陷在匪区沦为禽兽，所以我们剿匪就是打禽兽！打禽兽的目的，一方面 是要消灭禽兽，一方面是要救济我们的人民，不让再被禽兽来压迫，一天一天禽兽化，要使他们赶快获得一条光明大道，重新来做一个人！这就是剿匪 的目的和我们军官团的宗旨与精神。

接着，在 8 月 14 日、15 日、20 日、22 日、27 日作了五次专题讲话。

9 月 3 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国旗 与军乐之意义》的训话和《庐山军官团与黄埔军校之前后两大使命》的开学训词。

他说：我们现在在庐山训练革命军军官，是先要消灭赤匪，先扫除 我们国民革命的障碍，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

接着，在 9 月 10日、12 日、17 日、18 日、21 日五天作了七次专题讲话。

在这先后的二十五次讲话中，蒋介石着重阐述了他亲自编写的《剿匪手 本》。

他讲到《手本》的绪言说：绪言就是本书起头最紧要的话头：这剿匪手本绪言以下还有六篇，这六篇都很重要，统统都要明白，但是全书最基 本重要的东西，还是最前面这一篇绪言，我相信你们各官长学员如果真能彻底了解这一篇绪言，常常拿来看，无论是遇到什么危险困难的时候，凭你们 自己革命的精神和能力，一定能够打破一切！又解释说：我们剿匪四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长士兵，匪势一天天猖獗起来，其根 本原因，就是我们一般革命军人‘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如果能够明白主义，能够心志坚定，抱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本着‘不成功使① 《蒋总统秘录》第 2101 页。

成仁’的精神来共同奋斗，匪一定早已剿灭了。

所以今后要剿灭土匪，一定 要我们一般官长能增进自己对于主义的真认识，从而发生真信仰。

如此则必能心志坚宾，百折不挠，则剿匪之功，可立而待。

在第一个阶段训练的讲 话中，蒋介石特《手本》的前四篇作了解释。

第一篇名曰救民，《手本》写道：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 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 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

但是如果国家的年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国力就无法集中，而政府的行 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抵抗外侮。

因此，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外寇，以挽救国之危 亡。

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年，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

第二篇名曰气节，《手本》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 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同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

蒋介石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把土匪打完，我们的国家，要变成功一个禽兽 世界了！所以我们非剿灭赤匪，不能维持从前祖宗遗下来的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能，和继续发扬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第三篇名曰纪律，《手 本》写道：纪律为军队命脉，故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乃为军人惟一之天职。

如此，全军畏威，法立令行、军事方能日起而有功，庶几同心一 德，併力向敌，而谓匪之不灭者，未之有也。

将介石解释说：要我们有‘过则相承，功则相让’的精神积能耐，因为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够精诚团 结，上下官兵共同一致来剿灭这个赤匪，完成革命的事业。

第四篇名曰智勇，《手本》上引了胡林翼、陈儿亭的话，写道：今日赤匪枭张，我军 失利者，皆非斗力而败，实在我谋之不精，智之不足也，故以后本军剿匪，尚勇之外，必须重谋。

蒋介石解释说：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冒险 犯难，缒兵钻隙；军人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成功与成仁。

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

他一 再说：我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 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们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 1934 年 7 月开始，9 月结束， 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 人魂的教育。

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己基本得手，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夏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

1934 年 7 月 9 日， 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

他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 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

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 灵魂。

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

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足总理唯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 义豹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戎们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八德——‘忠学仁爱信义和平’。

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 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门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

唯有照春这个礼 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

接着，蒋介石在9 日、10 日、11 日、16 日、23 日、24 日和 25 日，作了十次讲话。

8 月 6 日，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团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

他说：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 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灵魂！亦就是要先提高我们军人的人格，再来提高我们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新的生命，来创造 我们新的中华民国！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所手创的三民主义。

从 6 日至 8 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五 次讲话。

8 月 25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 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 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决。

9 月 9 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 典礼训话。

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的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

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的 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 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 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 介石在 10日、11 日、15 日、17 日、18 日、23 日、24 日、26 日和 27 日作 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二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 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

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

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

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与指挥。

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

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命。

蒋介石在讲活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 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超过这种精神。

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

这种颓风恶习是指：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

蒋 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

当然，在精神教育中，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 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取。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并不象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 咬牙切齿地、满嘴的反共言语。

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

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 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

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 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

周恩来在 1936 年 7 月 9 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1934 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 时期。

①三、第五次围剿的得手1933 年 8、9 月间，蒋介石完成了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 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三路，北路军为主力。

8 月 16 日，他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廿日以前，一律完毕。

其战斗 序列：总司令刘峙②，前敌总指挥蒋鼎文。

其下拟分三个或四个纵队，以卫立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

第三、第九、第十、第八十、第 八十三各师由卫指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各师由陈指挥，第六（现暂列入薛路）、第四、第七十 九、第八十九各师归赵指挥。

此外薛路照另电先编。

至后方守各部队，第二十一、第五十三、第五十五、第八、第二十四、第二十六、第九十二各师与 河南三十五师皆可调用，而二十五师与四十六师则移驻富田，至吉安防务届时另派西路军十八与五十七或七十七师进驻也。

并催西路军如期完成使命为 要。

9 月 10 日，蒋介石又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

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 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练各讲义，皆应仔细察阅研究。

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

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 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否决心也。

并以此意转勗各师官长为要。

10 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略。

他 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优势兵力（五十万国民党部队对付十万红军正规部队） 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

①过去围剿，是以传统战法对付共军之运动战，每轻用攻击战术，乃致孤军深入，常招致各个击破之后果，如第一次围剿龙岗 之战，第二次围剿广昌之战，第三次围剿黄陂之战，第四次围剿蛟湖、霍源之战，皆蹈同一覆辙。

第五次围剿乃改采‘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战略指导， 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绝不轻进。

举世闻名的碉堡战术，即系此时所倡，发挥了‘步步为营’与‘严密封锁’宏效。

②事先，在 7 月 28 日，蒋介石就 致电贺国光通令各总指挥军师旅团长说：清剿各部到处以修堡筑碉为唯一要务。

8 月 6 日，蒋介石又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匪部将来必西窜， 对赣江西岸之碉堡设计及实施办法，务希速定。

并指定负责部队，并限期筑成，派员督促，凡封锁之碉堡，其防守兵力最大限不得过二连。

如大市镇则① （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71、72 页。

② 在《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一书上说北路军总司令是顾祝同。

① 《红色中国杂记》第 74 页。

②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509 页。

督筑围寨，责成保甲办理。

而省政府助其械弹与指挥训练之员负责指挥为 要。

9 月 10 日，在致熊式辉并转蒋鼎文、卫立煌电文说：永乐与吉水间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勿期 完成，勿议。

可见，蒋介石是把碉堡战术放在首要的位置。

10 月 17 日，蒋介石以战守字第 213 号令，指示各部队行动纲要。

北路军根据行营围剿 计划，下达作战指导，第五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行动正式开始。

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按照国民党的讲法，分为两个阶段，以 1933 年底闽变为界，从 1933 年 10 月至 1934 年 1 月为前期，1934 年 2 月至同年10 月为后期。

在前期，主要战役有：资溪桥附近战斗，这是第五次围剿开始以后的第一次重要战役，已发挥出碉堡工事之显著效果。

1933 年 12 月 14 日，蒋介石急电告蒋鼎文、刘和鼎、赵观涛说：我军昨日已占领资溪县城。

匪 军死伤极重，特闻。

接着，黎川、南丰、硝石地区战斗，切断了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福建西北根据地的连接，包围圈逐渐缩小，南丰、宜黄间战斗， 使广昌处于危急。

闽变发生时，北路军抽调十一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人闽，第三路军仍以主力继续进剿。

在后期，闽变已平定，蒋介石再以全 力继续向赣南闽西进剿，给前线头目的电报十分频繁。

1934 年 1 月 29 日，蒋介石致电刘和鼎、冷欣说：自廿五日起，匪伪一三五七各军团昏回泰宁 附近，与我阵指挥所部在樟村、横村、王村、毛村一带激战。

望我闽北部队迅速恢复沙县，井向建泰方向努力前进，威胁匪之侧背勿误。

2 月 22 日， 致电熊式辉、贺国光，指示沙溪既已占领，应即向永宜以南地区推进。

25 日，致电顾祝同、陈诚说：十八军占领荷田岗后，其主力先向杨林渡、 白舍、罗坊一带伸展为宜。

不必向石嘴方向急进，以免攻坚，如能先占白舍、罗坊，则南丰与广昌公路即可开始修筑，将来南进更易也。

并望限期进占白 舍。

2 月 25 日，致电在闽的蒋鼎文、卫立煌说：第三、第九师务于本月杪集中漳州，准备下月东日由漳州向龙岩前进，预定鱼日到达龙岩城，为要。

漳泉、永莆一带如何部署，即由俊如兄负责处置，详复。

3 月 1 日，致电汤恩伯说：匪一三五九各军团主力已于宥日由康都向广昌退窜，兄部应乘 占领沙县之胜，从速急占泰宁，期与我黎川、德胜关之第五师及熊村、金坑之第十六师联络。

13 日，又致电顾祝同、陈诚说：推测匪情，其在枫林、 三溪现在抵抗一线为其之生命线，亦为我军进入赣南匪区胜利之第一步，故匪必在现地死守顽抗也。

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阵地，作成持 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

15 日，致电刘和鼎、汤恩伯说：此次我北路军南丰前方三坑东华山之役， 匪部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各军团集其全力来犯我阵地，自真至寒四昼夜，卒被我军消灭过半，生俘二千余名不计外，其在阵前遗尸未收者尚有三千余 具，则其死伤之大可知。

从此匪胆已寒，不难如期聚歼，一鼓荡平，尚望我各路军将士一致奋起，努力猛剿，早奏肤功，完成大业，有厚望也。

4 月 9 日，陈诚部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南重要基地广昌进犯，经二十天的反复冲杀，至 28 日占领了广昌。

5 月 1 日，蒋介石致电蒋鼎文说：广昌既 已占领，此后朱匪主力必向东路袭击，望迅将旧县与新泉碉堡线完成后，抽各师主力速筑龙岩至新泉公路，完成后再向连城逐步推进，故此时进展不必 过急，但龙新公路务趁此半月工夫限五月删日完成通车。

各师筑路部队应分段定时与工程期限，皆应由总部负责规定令行，并随时督理毋使延误。

16日，建宁被汤恩伯部所占。

同时，沙县、永安、连城亦先后被东路军所攻占。

8 月 27 日蒋介石致电贺国光、顾祝同、蒋鼎文说：东北西路军预定九月份进剿到达之线，东路军到达长汀城，北路军到 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之线，为要。

进剿部署与日程，盼详告。

10 月 4 日，又致电贺国光转陈诚说：中意克复石城后，留汤纵队守石城，同时使罗纵 队主力急转千头肢，迅占胡岭嘴，使与攻克石城日期相差无几，或进攻石城时以汤纵队任主攻，而令罗纵队为总预备队，一俟石城占领，即可转移兵力， 不致误时也。

6 日，石城被占。

接着，古龙岗、兴国也被占。

至是，瑞金屏障全失，已构成了合围的态势。

南线之药门岭、上伉亦被占。

筠门岭为一 分水岭，扼闽粤赣三省要冲，筠门被占，会昌不能守，而会昌与瑞金相连，会昌一失守，瑞金也决难保存。

闽西方面，要地上杭被占，长汀难保。

上杭、 长汀为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仰给所在，赣南的物资多依赖上杭、长汀供给。

上杭既失，长汀动摇，实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极其严重的打击。

10 月 9 日， 蒋介石致电陈诚说：欲促进战局之以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第八十九两师由汤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 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路会合后，邱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如该两师不便调往，则调绍八与八十八两 师亦可，而现驻资金溪之一师，届时仍可调回广昌以甫地区也。

18 日，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开始向西战略转移，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在1934 年 9 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的围剿大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显得 飘飘然。

10 月上旬蒋偕宋美岭下庐山人华山观察，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等地，分别接见了当地的军政头目，争取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对 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10 月中旬，他接到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知我中央红军西移，匆匆赶回南昌部署善后处理。

当时他十分得意地说：不 问红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

又说：红军不论走那一条路，久围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 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这时，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1、综合最近各方情报，匪之西窜之路线似由会昌、 信车、安远间经大夷以南，再向西北走湘南、桂阳、汝城，沿湘粤边境，越湘水入川南，乃无疑义，其突围部队必系匪第一、第三、第五等军团之主力， 而留置杂色匪部于赣南老巢。

其军攻匪首心随之流窜，堵截之法淮迅速油集部队于南雄、大庾、信丰及桂东、汝城一带，迎头痛击，于湘南赶筑碉堡， 训练民众，坚璧清野，以逸待劳，勿使获得喘息。

2、北路军应迅速乘机将守备部队除必要者外，一律推进构筑兴国、宁都、干部、赣州之线碉堡，否则， 如待进剿部队先予构成再行接替，未免延迟过甚。

3、以现势观之，匪已西窜，如由进剿部队追击，不但鞭长莫及，且亦不可能，此时对军队本身及环境观 之，可令周浑元部就近准备追击外，其余实有整理并从速肃清散匪之必要。

4、为摧毁赣南匪之根基计划，应划赣为特别区，派遣能员负责，注意小学教育， 以期改善儿童心理，对无主土地，应给予平民，或补偿因修路损失之民众：再交通网亦应继续完成，庶为将来军事政治推进之基础。

①介石采纳了阵诚 的意见，一面命令抽调的部队，进行追剿；一面对我革命根据地被占领的地区实行绥靖。

10 月 26 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贺国光说：薛、周两① 引自《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570 至 571 页。

纵队集中后，如赣南匪主力军越赣州信丰之线时，应即以周纵队，取直径向 郴州未阳之线，薛纵队向宝庆、永州之线进出，先将行军日程与运输计划详细规定，以免临时仓促。

31 日，致电陈济棠、白崇德、何键、顾祝同、蒋 鼎文说：赣南匪部已由赣州与大庾之间向西逃窜，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类。

而且国亦难幸存。

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 真正努力，均将于觇之。

即就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乎此。

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期获最后之胜例。

兹特责成伯南、芸樵。

墨三诸兄务将西窜 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同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 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二十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 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

同日，、蒋介石致电薛岳、吴奇伟说：此次追剿，为民族与革命存亡成败之所关望督励诸将士努力前进，急起直追，期 获最后之成功。

与此同时，南昌行营在 11 月 21 日，对赣闽西省的绥靖作了部署：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孙连伸、刘兴、毛炳文、陈继承、谭道 源、余汉谋、张锁、赵观涛为第一一至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陈诚为驻赣预备军总指挥，辖四个纵队。

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刘和鼎、卫立煌、李延年、 王敬文为第九至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卫立煌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

而且规定这个绥靖部署自 12 月 1 日起施行。

11 月 24 日，又以命令规定并说朗绥靖计划。

还将瑞金、石城等六个县划为特别政治区，拟具所谓《施政建设纲要》。

当时蒋介石最怕我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和贺龙部会合，在 鄂湘川黔建成一片根据地。

于是，他命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搞了一个五路进军湘江追堵计划，使红军在战略上陷人不利态势。

从1934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 日，蒋介石调集了二三十个师，同我军苦战了一个星期，这个时候，蒋介石是聚精会神，行营同前线的函电频繁交驰。

结 果；我中央红军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湘江向贵州前进。

事先，蒋介石估计我军可能向贵州转移，在 12 月 1 日致电薛岳、周浑元说：如匪审黔省， 则我中央部队应不顾一切直入贵州，勿误。

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他的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红军的实力。

当时行营综合各方来电，估计 我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向贵州前进途中实有兵力不过三四万人。

这时，蒋介石想搞双管齐下，乘追堵红军的机会，来掌握西南。

蒋介石 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力政，共军人黔，我们就可以踉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 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

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

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陈布霄在 1935 年 3 月的日记上 说：赣匪自去年为国军倾荡巢穴后西窜川黔，蒋公先派贺国光任率参谋团 入川，至是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总部事委张汉卿副总司令与钱参谋长大钧，而躬入川，督率川黔剿事，杨秘书 长畅卿皆行，命余暂留汉口，待命入川。

①l935 年 3 月 2 日，蒋介石亲赴重庆视察军政，并指挥堵击残匪。

遵义战役失败后，他与宋美龄一起由 重庆赴贵阳，督剿共匪，实施禁烟，同行的还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48 页。

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

当时蒋介石抱定与我中央红军决一雌雄的战略企 图，亲自指挥部队，撇开薛岳，调走王家烈（当时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被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我中央红军虚攻贵阳，实渡乌江，吓坏了 在贵阳的蒋介石。

我军过乌江后向云南急迸。

云南的龙云拒绝薛岳部进入昆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方法，答应龙云提出的各项费用要求，在昆明同云龙 密谈多次，要龙云在滇、黔方面作为中央的支柱，还口头答应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由龙云主持，统率两省军政。

当时蒋介石想在大渡河搞一次会 战，策动了十多万部队，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表示他亲临前线督战和官兵同甘共苦的样子。

蒋介石在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 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

结果红军强渡了大渡河，蒋介石梦想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结局破灭。

蒋介石在昆明住了三个星期， 随着战事发展，于 6 月中旬由昆明飞回重庆，7 月初又乘汽车由重庆去成都。

蒋介石一到成都，就给四川的刘文辉一个下马威（因这时蒋的嫡系部薛岳所 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已经到了成都附近，控制了四川局面，同时黔、滇两省在一赶、一买下也已控制），法办了刘元琼（刘文辉的侄子）和 余松林（刘文辉的同乡）这两个在大渡何等地再三败北的旅长，使川军头目不敢不为蒋介石卖力气。

蒋介石调集川军主力封锁蜗江，以寻求最后胜利， 召开了川军各路总指挥会议，一面交换岷江沿线封锁情报，一面交流作战经验，并决定采取困死政策，强迫藏民区实行坚壁清野。

这就是所谓统 一川军，困死共军的一箭双雕的阴谋。

这时，蒋介石在峨嵋山举办了军官训练团，训练川军的头目。

这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继续，其性质是一样的，1935 年 8 月 4 日，第一期开张。

9 月 1 日，第二期开张。

每期受训也是三个星期，第一期是训练军队干部，第二期是训练军队干部外，还有政治上、教 育上、社会上、团队警察童子军等各方面的头头。

按蒋介石的说法，是训练我们四川各界干部和全体民众。

在两期训练中，蒋介石作了十二个讲话， 基本调子是同庐山训练的讲话一样，进行所谓精神教育。

要四川的军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要四川的军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要四川军人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

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的努力。

结果，红军过了草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

蒋介 石即径电毛炳文，要他效法湘军先贤左文襄（宗棠）在西北所创之楷模，使尽全力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

1935 年 9 月 29 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综核各方情报，窜甘向北之匪数最多不过三万人，其抢教虽有二万；然子弹缺乏，粮食不继，沿途死亡之数甚众， 而其留子川北之残匪尚有二万余人，其内部朱与毛以及徐与毛、周与朱发生内江，各存戒心，是其内心不固，可想而知。

此次我军如运用得当、如何在 甘境内照现在之部署节节戳击，使其首尾不应，各个歼灭也。

对于桃河沿岸之布防，此时更应严密，不可以其先头已窜武山陇西之东，而对洮河疏忽也。

将来匪之主力或仍沿洮河两岸至渭源。

临洮之南地区，再转向东北之公算为多，枚此时我军应仍在蜗县、定西多集兵力，调制向陇西、临沈一线以东及 其以南地区，作随时可以出击之准备，结果，蒋介石这步追堵计划又披红 军打破。

10月间，江军如入无人之境，翻过六盘山，突破平凉、固县间马鸿 逵部及东北军骑兵的堵击，扫除沿途障碍，取道环县，脸利到达吴赵镇，蒋介右虽然在 10 月 1 日致电张学良说：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上万人，仅毛 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

朱与徐合而与毛背离，其所谓五九两军团，亦留于川北也。

匪情如此；我军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节截灭，望即令朱、十 各军，同时出击，以期早歼厥丑。

并设法多方宣传，凡在我军特地多制白底黑字之大标语，使匪来降，促其崩溃也。

但蒋介石的这一切打算与行动 都无济于事，追剿红军的计划失败了。

1935 年 9 月底，蒋介石下峨嵋山时，心情忧郁，暴躁异常。

他认为，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时生慨叹。

第三节 CC 派与复兴社一、CC 派的活动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又上台后，不仅仍独揽军权于一身，而且也大抓党权， 自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副部长，陈立夫为机要秘书，为着巩固其个人独裁统治，屠杀共产党人及排除其党内异己势力，就授意二陈扩大 原来的浙江革命同志会①，在南京组织中央俱乐部，团聚亲蒋的力量。

困此，则形成了以二陈为领导的 CC 派②。

ＣＣ形成以后就设立秘密的特务组 织，在中央组织部之下设调查科，各省党部设调查股，县党部设调查干事，由叶秀峰、徐恩曾先后任调查科科长，主要人员有张冲、濮孟九、张国栋、 顾建中、徐兆麟、郑伯豪、齐松云、刘青原、冯思定、刘大刚、任洪济等十八人。

调查科成立后，设立长江通讯社，收容各大报馆记者，广罗通讯 员，并在津沪各地建立秘密电台，发展组织。

CC 除了它的核心组织外，还有一批外围组织。

一个是各省市的忠实同志会。

在 1932 年前后，二陈为了加强对党内其他派系的斗争，秘密指示各省市 党部委员中最亲信的分子，以特别忠诚地拥护蒋介石、巩固党的所谓领导作用为借口，挑选党员中的所谓忠实分子。

另行编成特别小组，对各省市 的领导人发生直接联系，并各在自己所参加的区党分部及工作单位中起领导和影响作用，这批忠实分子编组时经过填表宣誓等手续后，须逐级上报。

据说，这一部分人员的表册，除另行登记保管外，还备有一副册报蒋介石核阅。

其所填写的表格内容，主要是本人的详历和志愿。

誓词内容则主要是表 明本人甘愿竭尽忠诚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拥护，一切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命令是从，而且终身以之，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表格上还须有 介绍人二名亲自签署，以表示郑重负责，誓词之读后也必须由本人和监督人亲笔签署，然后上报存卷。

一般的监誓人是由二陈所指派的各单位负责人担 任。

这个组织的活动，对内是发展人、监视人。

所谓发展人，就是秘密联络拥蒋、拥二陈的分子并介绍其人会。

所谓监视人，就是监视一般党员行动， 向上反映情况或告密。

必要时，这个组织要接受二陈和省市头头所支付的临时任务，充当某个运动的应声虫或拉拉队。

对外是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如反对各进步党派的活动，传播反动宣传及其他种种破坏革命的行动；对国民党内部的其他派系展开斗争，如同复兴社、改组派、大同盟等的互相倾轧、 互相排挤。

另一个是以文教机构或社会团体为主的各种组织。

当时主要的有：北平 和河北的诚社，山东的学行社、建国中学派，山西的平民中学派，湖北的十 人团，上海的S.s（上海会社），江苏的五友社，等等。

当时 CC 主要是企图控制各级政府的民政和教育两个部门。

这是因为民政 部门可以安置人，教育部门可以奴化人。

二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设法转到各级省政府民政部门，国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保荐县长，又可直① 浙江革命同志会于 1926 年由蒋介厂、张静江、陈果夫、等在广州成立。

② CC 的来源说法有二：即二陈，用陈字英文为 Chen，第一个字母为 C，CC 就是二陈缩写； 二是指中央俱乐部英文Ceneralclubr 的缩写不管是那一种说法时，反正 cc 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

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在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 党部就可以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

至于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

这还行吗？CC 就根据这一需要，向蒋介石谋求，向各省头月勾搭，千方百计向民政、教育两个部门伸展魔爪。

可是夺民政、教育两个部门的权并不象 夺取党权那样容易，既受到政学系的抵抗，复受旧官僚的排斥。

可是他们毕竟夺取了几处。

以民政厅长言，在江苏省从 1935 年开始，都是在 CC 手里， 在陕西、河南和和其他一些省也有过短期的掌握。

至于教育厅长，以 1935年为例，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等省都是 CC 分子占据。

抗战中，陈立夫掌握了教育部，夺取的方面更多，不仅许多大学成为 CC 的工具，就是教育部直接办的各省联中也都是由 CC 分子掌握。

那些来到手的 学校，也由学校党部暗中操纵。

CC 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主持各级清党委员会。

自 1927 年四一二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都组织有清党委员 会，以贯彻其彻底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

在中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成立了一个中央清党委员会，由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 锡朋、冷欣、郑异等组成。

在地方，由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清党委员会组织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

这些 CC 分子控制下的清委会，打着将共产分子、土 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化等份子清除之的招牌，实为集中国标进行反共。

同时对国民党内具有进步思想或某些表现上同情共产 党：反对过蒋介石的成员，都诬为反动分子，多方进行搜查和发动检举，罗织成为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

蒋介石将清党运动分 为两期，他说：一期之清党运动，在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之逆谋，屏除共产党徒于党外，其事犹易，第二期之清党，则必以至大至久 之擅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同时确立本党之新生命，自强不息，使一切危害本党与腐化本党者咸无从立足，此其事益甚难也；我 同志能深知其难，而又有不畏难之决心，锲而不舍。

以求达此目的。

蒋介石对第二期清党提出了三条最应注意之点。

第一点是各级党部之组 织必十分严密，党员必遵守纪律。

他说：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 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也过于我也。

今既有清党运动；必注意于党员之训练，入党之审查勿滥，工作之考核宜严，一切投机及腐化分子， 咸宜屏除，务使本党之组织视其共产党更为坚强，本党之纪律视共产党更为严整。

凡共产党组织之特长，足补本党党章所专备者，咸可择善而从，而党 章则尤须实力奉行。

第二点是注重根本消饵之方，对于跨党分子之俭举，不容稍宽，惟处理必求审慎，防止扶嫌倾陷情事。

他说：第二瑚之清党， 有与第一期不同音，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从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 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

第一期之清党，自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 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技，办理稍有不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斫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也大受其影响，此不 可不注意者也。

第三点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贯彻以党治国之宗旨，更不能不从速铲除共产党。

该组织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以党力摧毁共产党组 织，自 1928 年至 1930 年共捕获中共高千十五人，中级八十人，下级及普通党员一万五千人①。

当时浙江省，省党部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各县 县党部都设立清党委员，在所谓清党期间，先后杀害了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共产党员）、农民部长郑振中（共产党员）、工人部长韩宝华（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特派员王雨春（共产党员）、金华政治督察员张 新饰（共产党员）、金华县党部执行委员钱兆鹏（共青团员）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组织部长张农、工人部长沈乐山、共青团省委书记何某以及 其他国民党左派分子共达一千余人。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其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 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

对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党辖恢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

据浙江省党务指导 委员会 1928 年 9 月出版的《浙江党务》第十八期所载，全省七十六个县（市），党员人数有资料可查的有十四个县（市），合计二万二千九百余人，参加总 登记的有一万七千余人，被考查认定为国民党员的是一万二千余人。

第二项是设立设计委员会。

自 1931 年 4 月顾顺章（中共中央保卫局 局长）由徐恩曾逮捕叛变后，调查科乃开始采用利用叛徒，加强特务工作的政策，利用顾顺章开办叛徒训练班，改造其特务工作，设立设计委员会， 搜罗叛徒参加其特工。

当时参加的有徐锡根（即冯琦）、王云程、余飞、梁辅丞、胡大海（即陈庆斋）、王克全、黄平等人，利用叛徒站马路、坐茶馆 指认共产党员，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参加其领导机构。

王云程被任为北平市党部调查室主任，邹春主（曾任我河北省委秘书长，1931 年叛变）被任 为湖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吴振挺（曾任我满州 c·Y 省委书记）被任为湖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以及卢福坦、余飞先后任上海区区长，季源溥任南京区 区长等。

总计 1931 年至：937 年这一时期内，调查科对自区我党组织是作了严重的破坏。

据他们自称，在此时期内的方针是：防制与争取并重，一方 面执行自首政策，扩大转变潮流，一方面肃清白区中共组组，其成果是逮捕了顾顺章、向忠发、李竹笙、袁炳辉、余飞、卢福坦、盛忠发、胡均鹤、 徐锡根、王云程及破获红十四军、平津等市委组织、陕、甘、宁、晋、豫等省委机关）民国二十二年清除苏、皖等地残余组织，民国二十六年铲除中共 特务队，破获上海电台，并限制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全国的人民阵线。

总计在此时期，共捕获中共高干九十五人，中千二百九十人，下级与普通党员五万六千人，一部送法院判罪，大部自首释放及派赴共党作内线①。

第三项是设置反省院或感化院。

1929 年 12 月，蒋介石指使国民政府立法院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反省院组织条例》，说为感 化反革命人，得依本条例于高等法院所在地设反省院。

由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派任院长。

这些院长按照所谓有关‘反省 院’以及破坏我党与其它革命组织活动的反革命法规，如《反省院组织条例》、《各省反省院训育课程教材纲领》、《反省院训育主任 工作大纲》及《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产党人自首法》，来开展其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当时进反省院的条件，1929① 中统局 1942 年 11 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

① 中统局 1942 年 11 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

年 12 月 2 日公布的《反省院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为：凡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入反省院。

一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十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而悛悔实据者。

二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反革命之虞者。

三 反革命宣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者。

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第八条之规定移送者。

五经中央党部议决送反省院者。

1935 年 7 月 25 日修正的《反省院条 例》第五条经修改为：，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入反省院。

一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或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之罪受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七年有期徒刑逾三 分之一而有饺侮实据者。

二犯前款之罪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再犯之虞者。

三犯第一款之罪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

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之规定移送 者。

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送反省院者。

反省院的组织，名义上是省一级高等法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则是 CC 手中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 护，以实行其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

在实际执行中那就更随意了，有些被国民党根据治罪法条文，无刑可判而释放了又不放心的政治犯， 如案情较轻而活动能力较强的青年学生等，就在其判决书上写明押送反省院，又有些刑期较长的政治犯，外面如有反动地位较高的人说情，亦 不等刑期过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就可提前移送反省院。

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 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

当时浙江反省院的阴谋与活动是这样的：总的是采取所谓监管与感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以 迫使入院的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人士叛离革命。

具体的，一是根据所谓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强制性地学习《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苏联五 年经济计划》、《马列主义批判幻二是特约叛徒讲演、名人讲演和反省人讲演，举行辩论会，学习《浙江反省院月刊》；三是强制书写所谓自 白书、论文或心得。

通过这些活动来胁惑反省人叛变投敌。

第四项是在各种组织中的党团运用。

党团运用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民党的总章规定有所谓党团运用一项。

即凡有国民党员所在的机关团体或学校，于基层组织之外，指定个别党员，专负对党外人士进行监视、 调查，并随时向党组织密告，必要时还要接受组织的指示，在所在单位进行种种阴谋活动。

在清党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三令五申在各单位的 党员多方设法打入非党的群众中监视其进步活动，特别以调查共产党员的活动和进行检举破坏为其主要任务。

因此，在 1928 年以后，各机关团体和各学 校中布满了白色恐怖，社会人士随时都有被扣红帽子的危险，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CC 分子，特别是 CC 中的特务分子，借党团运用为名，以实行其报复陷害的事实屡有出现。

第五项是控制各级邮电检查机关。

为了严密防止社会上的进步活动，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内政部及各地的警察部门，在各大中城市的邮电机关 内设新闻及邮电检查所，以 CC 在各省市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为主体，吸收少数邮电工作人员，专对各地的报刊和信件、电报等，事先进行拆封检查，发现 有进步的书信和盾件、电报立即非法扣留；认为必要时则寻根追底、对有关人员罗织成罪，施以种种迫害。

二、复兴社的活动蒋介石为什么在当时要搞一个复兴社呢？这得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1931年九一八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 无可遏止。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感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下表示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自己的主要爪牙黄埔系军人来说，也 很难压制得下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

怎样把这股抗日的热潮同反共统一起来，而且把这股热情拿来为反共服务呢？这 是蒋介石当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一面他标榜复兴民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另一面他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 家统一。

这样，就把抗日与反共这两者统一起来，把抗日的热情引诱过来反共。

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这种形势下 为达到反共目的所玩弄的一个阴谋手段，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

靠什么人来搞这个民族复兴运动呢？在蒋介石看来，忠实的骨干只 有利用其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

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一方面为了升官发财，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眼见国 家灭亡已迫在眉睫，却又不能不激发爱国天良，因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抗日要求。

即如一贯反共最力的复兴社主要骨干桂永清，也有这种倾向。

当 1935 年蒋介石举行全国童子军大检阅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桂在绕场察阅一周，到最后见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十个人的东北童子军代表时，桂永清竟至痛哭 失声，向蒋介石报告时还埂咽得说不出话来。

抗日与反共，本来在黄埔学生的思想感情上是一个很难统一起来的矛盾，但是蒋介石却运用这个所谓民族 复兴运动的阴险手法，来利用他们这个思想矛盾。

有了这班人马，怎么来搞呢？当时，蒋介石想学习与运用苏联对反革命 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服务。

他就指使贺衷寒来具体办这件事。

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后派往苏联留学，1926 年 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 年 1 月毕业回国。

1929年春，经蒋介石 批准又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1931 年 2 月应召口国。

在蒋介石第二次下台 期间，贺衷寒加紧了这次工作的进行。

待蒋介石在 1932年 1 月重新上台后， 马上就打出了复兴社的牌子。

社章有四条，即：1、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2、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

3、本社以 蒋介石先生为社长。

4、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十六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 力本仕社员。

誓词大意是这样的：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

如违誓言，愿受极刑。

谨誓。

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1、不得违抗命令。

2、不得有小组织。

3、不得泄漏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

5、不得贪赃纳贿。

6、不得狂嫖滥赌。

7、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据说，蒋介石拿出一张写有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的纸条交给他们，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1932 年 3 月初，复兴社在南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

参加会议的四十多人。

一开场，蒋介石讲了话，宣布复兴灶正式成立，鼓励参加青要一心一意 地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

大会进行了选举，蒋介石为真命社长，贺衷寒等九人为中央干事，戴笠等三人为候补干事。

在复兴社以下，除设总 务、组织、训练、军事、文化等部门外，另设立唯蒋是从，成为终身职业的专门进行阴谋暗害活动的特务处。

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

这个特务处正式建立于 1932 年 4 月 1 比所以此后即以每年的 4 月 1 日为军统局照例举行纪念的所谓我们的工作纪念日。

建立伊始，参加的主要人物有（除戴笠外）郑介民、唐纵、徐亮、林桓、周伟龙、邱开基、张炎元、赵世 瑞、吴乃宪、王天木、陈恭澍等，即所谓戴笠十弟兄（其中有两人不是）复兴社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初刘健群。

这三个人 在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贺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革 命之路》等等。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著作虽不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很不少。

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 阐发和注疏，自命力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

他 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青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

总之一句话：不可反抗， 只能服从。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 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 澄清吏治。

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他在 1933 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 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 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年壮丁的军事训 练！刘健群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 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

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

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 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须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

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 确的道路。

总而言之，他们三个人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复去，不离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 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必须剿除共产党，然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作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 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

归根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复兴社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第一项是发展组织，培训人员。

在总社下，在南京、上海、北平、武汉 各建了一个支社，还准备在广州建立支社。

蒋介石的意见，在组织发展上，吸收黄埔学校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 严一些，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的条件要放宽一些。

同时，在南京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为期三 个月，有二百七十人（包括中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参加受训。

主要课程有领袖论、党派批判、蒋介石训话、名人讲演。

受训后十分之八九都加入了复兴社。

1932 年４月间，又办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受训的 是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后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

刘健群还搞了一个军委会政训班，招考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五百多人，予以半年 的训练，毕业后分到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

当时蒋介石还想把留俄学生考核一部分加入复兴社，预备将来作农工运动。

结果这班人都醉心千升官 发财，谁也不愿去做农工工作。

第二项是进行法西斯舆论宣传。

1932 年 1 月 1 日开办了一份《中国日 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把《军声》杂志社拿过来，还办了一家拔提书店（拔提是英文 Party 的音译），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 籍。

第三项是打入 CC 和其他反蒋派系中去，捞取情报，进行分化瓦解活动。

CC 是拿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是利用军政的力量互相争权夺利。

当政学系杨永泰将豫、鄂、皖、赣四省党部领导权从 CC 手中夺到时，黄埔系就乘机进入 党部。

一些 CC 分子看各地党部成了无香火的土地庙，就纷纷奔向黄埔系，加入复兴社。

当时豫、鄂、皖三省，就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复兴社或靠 拢复兴社。

在学校中，CC 同黄埔也展开了拉夫争夺战，互相攻击对方有共产党人，甚至互相绑架，互相暗杀，进而导致了 1938 年在武汉，蒋介石公开宣 布双方解散小组织，决定建立三青团。

1932 年 4月间，广东的陈济棠派人到 长沙联络何键反蒋，5、6 月间，李济深派人到武汉活动军校后期的学生反蒋。

这些人不是被复兴社分子吓跑，就是被蒋介石抓起来秘密处死。

第囚项活动是杀害进步爱国人士。

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暗杀杨杏佛和史良 才。

杨杏佛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这个组织是 1932 年底由蔡元培、杨杏佛和宋庆龄、鲁迅一起搞起来的。

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下手顾忌 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和威吓；加上杨杏佛在1933 年春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 蒋介石种种蔑视民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

于是蒋介石就决定要杀害杨杏佛，将这一罪恶活动交 给戴笠来干。

1933 年 4、5 月问，戴笠着手观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决定要将杨杀害在法租界杨的住处）这样既可以显示复兴社的力量，又可以使蒋 介石不负破案责任。

1933 年 6 月初，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六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 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6 月 13 日，他们将杨杏佛枪杀在上海法租界亚 尔培路331 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汽车上。

他们连发十多枪 将杨和司机打死，杨的儿子杨小佛被其父亲的身体袒护着只是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参加行动的一个复兴社分子叫过得诚，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 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以后戴笠为纪念他，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路叫过得诚路。

宋庆龄到万国殡仪馆吊祭杨杏佛，指出这是一种有计划 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劣手段所吓倒。

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

复兴社分子把这些情况一一禀报蒋介石。

史良才是上海《申报》的主持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 良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又受到当时爱国民主运动潮流的推动，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进而反对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史良才又以巨款支援上海八一三抗战，还聘请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的工作。

在这 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要除掉史良才。

当时史是有防范的，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

1934 年复秋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令要暗 杀史良才，戴就亲自赴沪布置。

这一年 10 月间，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于是复兴社分子就在 11 月 13 日将史良才枪杀在由杭州返上海的途中（浙江海 宁县翁家埠附近）。

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良才家属并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凶，而同时，凶手们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犒赏费。

事后，为 了灭口，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枪杀史良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夫人杀害。

此外，象在察北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第三党派领袖邓演达以及许多反蒋地 方军人（如西北军人任应歧、东北军人王以哲）都遭到戴笠杀害。

第四节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态度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权后，对内是大打内战，包括军阀间的混战和对我 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外是对待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

总的大政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是安内却引狼入室，日寇大举进兵东 北。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大敌当前，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椿事情。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 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 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

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辉。

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

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

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 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 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 1931 年 7 月 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 的书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

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 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不先消灭赤匪，恢 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九月一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 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 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①。

1931 年 7、8 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卖，又转过来反张，迸兵北平。

这时，张学良就 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

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达都拿 出来了。

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 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

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① 张学良于 1981 年 5 月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后，因患重伤寒症入北平协和医院医治，原打算 9 月返沈阳，后闻日军事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要暗杀他，就继续留在北平。

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 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①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 主张采取不抵抗的对策。

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

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

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 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

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

当时第七旅旅长 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

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千， 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

据 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 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②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 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

’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

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 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①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既定了，所以到了 9 月 12 日中国驻日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 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

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 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 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

他说：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 气。

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

这种精神的表现， 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迷信 国联来解决。

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

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 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第三，先要 安内。

他在 9月 28 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 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①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 26 页。

② 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 6 辑。

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10 月 10 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 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

到了 11 月 30 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 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

陈布雷在日记 中说：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

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 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

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 北当局，节节抵抗。

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

冯 玉样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

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 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 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

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 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

委员长是个现 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全国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 要蒋介石出兵抗日。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 故意与政府以难堪。

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 其行动越轨者，亦足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

①全国各地打电报到南京提出质问、警告更是象潮水一样。

顾维钧说：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 电报质问，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

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

我记得江苏省同 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

我记得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市商会发给我的电报，对我提出的直接 谈判的方针也提出了警告。

②二、怎样对待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杭战？1932 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下野在溪口，表面上不问政事， 实际仍操纵南京政府一应重大政策。

一二八事变一发生，当时南京政府① 《顾维钧回亿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33 年 5 月版第 425 页。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27 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 424 页。

毫无准备，下关日舰一声炮响，只得迁都洛阳。

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 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 此爆发了。

蒋介石怎样对待这场抗战呢？他是一面主张抵抗，一面又进行妥协。

主张抵抗这一面，一是发通电，发指令；二是组军参战。

1932 年 1 月 30 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

这个通电是在十九路军发出艳电后，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献计，要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 所以才有冠冕堂皇卅日电。

不过这个通电还是表白了蒋介石的态度。

他说：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 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

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 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画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 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蒋表 示：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公身虽在野，犹愿与众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 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蒋介石重新上台到了南京后，就 在 2 月 5日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 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

16 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日 本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

而江西与河南之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 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2 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张治中（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 育长）去浦口迎接蒋，就向蒋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 并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参战。

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 是有种种原因的。

原先，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在南京开会商议怎么办时，蒋是一言不发。

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都在会上讲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话， 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中央派兵参战。

蒋介石始终一言不发。

那么为什么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呢？按宋希濂回忆说：此刻 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 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三十三天。

①在激烈的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在 2 月 18 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 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

电文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

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 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① 仅驻杭州的第八十八师在此役中阵亡将士一千多名，事后在杭州松木场立碑纪念，现纪念碑修复一新。

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 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

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 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 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 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

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

’（此电文祗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 入。

）如此精诚，真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②同月 23 日，蒋介石曾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

电文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 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

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 惊全球。

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

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 愿与诸将土共勉共勖，奋斗到底。

25 日，又致电蒋光鼐谈及部队部署。

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 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 时竭蹶，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进行妥协这一方面，活动十分频繁。

一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 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谈。

蔡到杜家时，张静江对蔡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

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 触即发之势。

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

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

倘能撤退，我可 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

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 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

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

杜、史二人从中缓和， 不欢而散。

很显然，张静江的行动，是蒋介石所授意的。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 即 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参谋总长）给蔡廷锴连发三次急电，着 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

蒋介石还密令 宪兵第六团于 1月 28 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 务（后经蔡廷锴指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 逞）。

战事一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 不计划调兵援沪。

黄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

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31 至 32 页。

何应饮受蒋介石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

2 月 10 日，陈铭枢给蒋光鼐的电文 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 仪）、达天（王俊）办理之。

13 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 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 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 18 日下午，和谈破裂。

此前，第五军已于15 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濂的部队在 14 日已进入阵地。

到了 3 月 3 日， 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祺（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

5 月 5 日签 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7 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次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

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 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

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 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

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 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同周围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肉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 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

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 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 7 月 10 日、8 月 8 日、8 月 9 日、8 月 17日，连续致电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和注意日军行动。

1933 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潢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

1 月 6 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都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翼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 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始进入热河布防。

但是张学良东 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 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

1933 年 1 月10 日、2 月 6 日、2 月 25 日和 26 日，蒋介石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集中（热河）计划，须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既 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 切，以报党国。

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 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 迫张学良下野。

引诱两广参加剿共。

1933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叫黄绍竑（当时内 政部长）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蒋介石才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

陈济棠他们没有上当，看穿蒋介石想利用红军把他们的两广部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两广的军队。

当时陈济棠对 黄绍竑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

陈济棠说是这样说，但还是参与了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战争。

3 月 13 日，蒋介石从保定致电陈济棠说：抗日剿共，如能同时派兵参加，固甚企盼，否则，剿共部队，务望饬令捷进急击，以期早日合围，稍戢凶顽， 在此外寇内匪夹攻交迫之中，苟不剑及履及以赴之，恐无复我辈从容画策之 余地矣。

4月 15 日，从南昌致电陈济棠说：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 专责以御侮。

21 日又致电陈济棠说：剿共抗日，分工合作，故中意剿共仍以伯南兄总其成为宜。

派少量兵力北上。

蒋介石以两广不肯进兵江西为借口，仅派了徐廷瑶的 第十七军的三个师（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十五师和刘戡的第八十三师） 北上。

迫张学良下野。

长城抗战一打响，蒋介石派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 黄绍竑等专车北上。

表面上看，好象蒋介石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实际上各有各的任务：宋子文是为张学良出国作布置，何应钦是要取张 学良而代之，罗文干是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

2 月 24 日，日军向热河进犯，不久热河失陷，张学良曾说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日寇拼 到底的豪语，结果也落空，迫于舆论，不得不向蒋介石引咎辞职。

当时蒋介石之所以要张学良下野，一因，北方的军队如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 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的部队都不服从张学良的指挥；这就无法靠这些部队在北方对日寇抵挡一阵，而中央军又不能调往北方；二因，张学良的体力 与精力都不支，当时他是瘦骨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三因，蒋介石要找一只不抵抗主义的替罪羊。

张学良在 3 月 8 日电南京政府辞职。

张学 良曾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

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

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 济，但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

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 没有好处。

张学良下野后又说过：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那天？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

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 在北方同日寇边打边谈。

3 月中旬，蒋介石北上石家庄、保定，处理华北日趋紧张的形势。

23 日， 蒋介石到了北平，在居仁堂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各方面的将领都参加了），先听取汇报，然后指示。

他肯定地说：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 再增加援军。

当时镇守长城各口的部队（傅作义部守独石口、王以哲部和徐廷瑶的第十七军守古北口、宋哲元部守喜峰口、商震部守冷口），打得很 勇猛。

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夺喜峰口，黑夜奔袭，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不少日军，而且夺回喜峰口。

徐廷瑶部的三个师守古北口，先是关 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的第二师顶上去，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又顶上去，前后打了两个多月，创长城抗战史时间最长、 战事最激烈的业绩。

3 月 5 日，蒋介石自南昌致电杨杰，此时惟一战略，以宋、万两部全力出冷口，袭击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否则， 时机稍纵即逝。

21 日，蒋介石自保定致电何应钦，要他部署华北军事。

电文说：请今后方各部预备队就地构筑工事，杨村与三河尤为急要，密云工程亦应速成，第四十四师平时工事训练颇精，不如开至密云为宜。

又将来大 规模战争事，仍应注重多伦方面，应预选一能受于众望之将领，前往指挥，并准备一切。

4 月 22 日，蒋介石自南昌又电令何应钦从速准备华北对日军 事，北平城之工事，务请积极限期完成，以备万一，万一倭有取平津之征象发现，则准将古北口方面之精悦秘密抽入北平城中，中并电京抽 调八十八师密运北来。

5 月 6 日，蒋介石再电示何应钦、黄绍竑，妥慎应付华北军事：中央各师要得机整理，黄绍竑以参谋长代行委员长之职，速赴张北，负责指挥，以图恢复；应停止撤销对这次长城抗战的成绩的虚妄宣传；祇能妥择阵地抵抗，不许轻进。

到了 5 月 24 日，日寇迫近顺 义、通州、香河，北平处于三面包围。

在战事发展愈来愈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对日的交涉活动便日趋频繁。

5 月 3 日，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

黄郛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

何应钦在北平来不及请示蒋介石，就同意日方提出派军 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并由黄绍竑专程去庐山向蒋介石面报。

蒋介石事先将汪精卫、孙科都找到山上听取黄绍竑的汇报，蒋连声说：好，好，你们处 理得对。

5 月 27 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

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迭 此复电，妥为运用，审慎规定，万一谈判决裂，祇有不顾一切，併力死拼，尤应及早准备，北方内容复杂，前途困难，中岂不深知，弟应尽吾人最后之 努力，以尽其职责，不得不然耳。

一切成败利害，不必再计，吾人荣辱同体，断不令兄等独任其难，艰危至此，全赖兄精心毅力以撑持，幸勿稍存消极， 倘战事再发，中当北行，同生共死。

31 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熊斌（当时北平军分会总参议）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 谈判，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十九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 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三、对闽变的镇压淞沪协定签订后。

十九路军撤出抗战阵地，开始仍摆在沪宁线上，后调 往福建。

有的说，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为了在南京政府心脏地带去掉一个障碍物，同时利用十九路军去围剿福建的红军，在反共战争中消灭这一支 部队。

有的说，李济深认为把十九路军摆在沪宁线上，深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他和陈铭枢争取，把十九路军调离沪宁线。

陈铭枢曾同陈公博谈及：现在包围于十九路军左右的已有六师人，只在一夜间，便会全部被解决 了。

①也有的说，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是蒋先生把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拼， 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

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 的手法。

②十九路军入闽以后，摆在它面前的出路问题是，它对蒋介石和共产党采① 《苦笑录》第 210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59 页。

取什么方针？当时它既要解决漳州一带蒋系部队（张贞）和泉州一带土匪部 队（陈国辉），又要进犯我闽西革命根据地，其方针是一面反蒋，一面反共。

反共这一面碰了壁，它的主力向龙岩、漳州推进，进逼闽四时，在连城，区寿年部几乎全部覆灭而退守永安；在延平，谭启秀部战败而退出水口，红 军大有指日可下福州的形势。

这时，蔡廷锴看到了反共没有出路，甚至连十九路军这点实力也难以保住。

反蒋这一面增长了，发现蒋介石多起要颠覆十九路军的活动。

其一，蒋 介石收买十九路军下级军官搞暗杀活动。

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设立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以复兴社骨干分子桂永清任主任，令十儿路军选派下级 军官一百二十名送训。

这些受训军官，后来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担负了拥护领袖、遵守纪律和暗杀所谓叛变领袖分子的任务。

1932 年冬，这些被 收买的分子在厦门被破案而供认以杀蒋光鼐、蔡廷锴为首要任务。

其二，蒋介石收买十九路军上层，阴谋倒戈。

蒋介石授意熊式辉用同乡的关系拉拢十 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叫杨永泰鼓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阴谋叛变，又利用复兴社骨干分子张炎元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及补充师的旅 长赵一肩、司徒非，还利用郑介民策反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旅长云应霖、张君嵩，利用张辅印、李国骏等策反六十师的团长汤毅生等多人。

其三，蒋介 石收买福建驻军。

十九路军抵闽后，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所有驻闽部队受其节制，蒋介石就收买、利用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第二师 师长卢兴荣等监视十九路军的活动。

其四，蒋介石压迫十九路军对我红军作战，令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连城几乎全军覆没，蒋介石又通令全国说十九路军剿共不力，遗失口令信号，泄漏机密，以打击该军威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廷锴等下了决心，开始改变其方针，由反蒋反共转向联共反蒋抗日。

1933 年 11 月 20 日，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更换了国旗，公开与蒋介石破裂。

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中，声讨了蒋介石的卖国罪行。

宣言说：中 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变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工具之时，痛 民族的危亡，已至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

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 种种痛苦，皆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

这个人民革命政府的性质，是为抗战发动的一个廉洁政府。

作为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二八十九路军淞 沪抗战的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是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第一次脱离控制所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

他们也比较清楚地估计了这一运动发展的方 向：除了团结内部、集中力量，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红军在军事上密切合作进行彻底革命以外，别无其他取得胜利的道路。

①蒋介石是怎样镇压这个事变呢？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变乱，蒋公于事变甫萌时，竭力劝导，不欲以纪律相绳，乃变乱终于勃发，蒋公在赣筹策既定， 于十二月莅杭部署讨乱军事，凡留居一周，而后由浙入闽讨逆。

②当时，蒋①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缉》（全国）第 37 辑。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37 页。

介石在南昌，他根据所获悉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国内形势，认为非迅速 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

他和熊式辉、顾祝同、陈诚、林蔚等人进行了几天的商讨后，决定立即从各方面抽部队入闽讨伐十九路 军。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 赣东进入闽北，集给于建阳、建瓯一带。

1933 年 11 月 30 日，落介石在南城检阅第三师和第九师，对全体官长发表了讲话，大骂闽变说：此次叛 逆第十九路军在福州组织了一个所谓生产党，成立了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并且撕毁了总理的遗像、遗嘱，禁用青天白日的国旗和党徽，不仅背弃中国国 民党和三民主义，而且连中华民国的国号也要根本推翻，伪称一个什么‘中华共和国’，这真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实为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 污点，和中华民国最不幸的一回事。

表明了他要坚决镇压闽变的态度：现在第十九路军已经为几个叛逆的将领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所利用， 要来反叛中央，反叛中国国民党，毁弃三民主义，推翻中华民族，所以我们非以最大的决心赶快把他扑灭不可。

进而，蒋介石给第三师和第九师下达 了要开到福建去，一面剿匪，一面讨逆的任务，给这两个师的官兵打气说：此次出师讨逆，乃为要实行总理的二民主义，乃为要拥护中国国民党 和中华民国而出师讨逆，乃为抗日、为剿匪，为安慰一般先烈的灵魂，为拯救福建民众出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出师讨逆，古人所讲的‘师出有名’，和‘仁 者无敌于天下’，我们现在讨逆剿匪之师，乃是理直气壮的仁者之师，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到福建出师讨逆，一定能很快的将这些叛军削平，并可将赤 匪同时肃清，获得根本解决与最大的成功。

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 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线运到衢州，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

原驻闽北的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亦归张治中指挥。

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 濂的第三十六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

1933 年 12 月 1 日和 10 日，蒋介石在抚州检阅了第三十六师和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发表了长篇讲话，诬蔑第十九路 军外结倭寇，内联赤匪，拿了日本三百万块钱，和赤匪打成一片在福建公然造反，是彻底的反革命，认为讨逆和剿匪是一码事：现 在福建的叛逆已经与赤匪联络一气，叛逆所窃据凶地方，已开始匪化，所以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 本剿灭赣的土匪，非同时剿灭这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

另外，蒋介石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当时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 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

将原驻在南京的最好的两个炮兵团——第一、第五两团（这两团各有德国造的卜福斯山炮三十六 门，装备齐全，系经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的大部分，运到建瓯集结。

派海军舰队到福建海面活动，进行侦察和威胁。

蒋介石本人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队开始攻击十九路军。

上述 可见，蒋介石是不惜血本，抽了他的嫡系部队，配上海、空、炮的力量，并亲自指挥，大动干戈，彻底镇压闽变。

在蒋介石的淫威下，国民党内其他一些派别也纷纷通电表态拥护蒋介 石、反对闽变。

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词极为严峻。

陈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

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 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毋需多此一举。

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

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 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①结果，闽变在蒋介石的镇压下，加上两广的反对、十九路军内部的 叛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错误对策，致使闽变前后不到两个月，于 1934 年 1月底 2 月初宣告失败。

蒋鼎文占领福州后，蒋介石发表他为东路军总指 挥，所有在福建的部队均归他节制。

蔡廷锴只身离开部队去香港，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改编，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蒋介石另派人接任， 原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由中央资遣出洋留学或考察，中级干部依其志愿送入陆军大学或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学习。

随后，缩编了部队陆续运到河南等地 整训，逐渐被蒋介石吃掉。

其中也有一部分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改编。

这支抗战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完全解体。

四、对两广六一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南反蒋由来已久，还在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原由广州非常会议成立 的西南政府于 1 月 5 日通电撤销，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谓均权分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 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

当时陈济棠想保持他的南粤王的地位，李宗仁想推动陈济棠和其他方面组成反蒋介石的联合阵线。

蒋介石之所以容忍 西南这种局面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

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期间，蒋介石指示陈济棠参与围剿 的电令频繁下达，尤其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更是电令一个接一个。

1933 年 3 月13 日，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出兵抗日剿共。

4 月 15 日，电今陈济 棠倾全力以剿共。

同月 21 日，又电令陈济棠负责剿共。

5 月 20日， 复电陈济棠，速清心腹大患共匪。

9 月 7 日，电令陈济棠，尅期规复 瑞金、会昌。

1934 年 5 月 18日，致电陈济棠，加强碉堡工事，防匪西 窜。

蒋介石还专门派何健前往广东晤谈，在 6 月 11 日给陈济棠的电报中说：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似有扫荡一切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

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走后，几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标洽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

芸樵①兄关怀尤切，兹特托其赴粤 晤谈，尚盼开诚相示，以求一当。

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忘怀要解决两广问题。

到了第五次围剿得手后，两广同蒋介石的矛盾又日渐明显暴露。

1935 年 6 月 8 日，李宗仁给龙云的电报中说：承示蒋公到滇，与兄陈述统 一御侮，卓见伟论，至为钦佩。

弟等对时局混沌，极抱杞忧。

如确能推诚相与，因势利导，致国家于长治久安，固弟等所祷祝也，很明显，话中有话， 李宗仁是认为蒋介石没有推诚相与，是另有阴谋。

龙云在复李宗仁的电中表示赞同李的意见。

12 日，落介石密电龙云说，据确报，粤桂乘倭寇进 逼平津之机，决定动员北犯。

望兄部即派有力部队进驻盘属，并请代为抚慰黔军勿为逆用。

22 日，西南执行部通电龙云转国民党中央，例举了华北危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62 页。

① 芸樵即何键。

急的一系列事实后说：际兹危急存亡之秋，中枢有无对付方策，请明白宣 示国人。

于是，龙云就在蒋介石与两广之间进行调处，来往电报十分频繁。

最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1）军事：两广应划为一军区，委陈伯南负 责主持，德邻副之。

现存之集团军名义，即通电自动取消。

所有两广军政人员，概呈中央另行加委。

现有军队数量，酌予减缩，或维持现状，但不能再 有增加。

（2）政治：现设立之西南政务委员会应即取消，粤省府就此改组，主席及各委员人选，概由伯南提出呈请中央照委。

（3）党务：现存之西南执 行部，若能同时取消，更觉开诚。

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

（4）广西方面：应成立绥靖公署，由中央任命健主充主任，或仍委德邻兼充，以 健生委充省主席，均无不可。

（5）制度：如前电所提出之均权问题、财政问题，均与国家制度有关，且均权，汪、蒋两公曾经自动通电，原则上可谓成 立。

惟详细办法未明白规定，俟将以上四条大体解决后，再由伯南领衔，以中委立场正式提出，五全大会明白规定，所时滇省亦愿附骥。

第一条， 如桂有异议时，将两广各划为一军区，以伯南、德邻分任之。

此层明知不妥，但为顾全大体，因人设事，由伯南酌夺可也。

①1935 年 9 月 6 日，龙云致电 蒋介石，提出了解决两广与蒋之间矛盾的四条意见，即：（一）两广划一军区，陈正、李副，桂省设绥靖署，以自充任。

（二）政委会取消，两省府 改组。

所有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

（三）执行部如同时取消，更见诚意，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

（四）关于制度关系，全国应以中委名 义正式提出，不必列为调解条件。

不过龙云始终认为两广向来欲望甚奢，得陇望蜀，贪婪无厌（9 月 7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意密报蒋介石），对于和平统一，诚意甚少，其目的总以视外交为转移，认为在外交吃紧时 间，中央无奈伊何也（10 月 28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怠又密报蒋介石）。

最后，龙云的调处毫无成效。

10 月 31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说：此间续谈 结果，西南两机关照旧不动。

所有两广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

两粤划为一军区，以陈为长，大体如此。

1936 年 1 月，胡汉民由欧洲回国；5 月，忽因脑溢血病故。

这时，蒋介 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要求两广当局进一步加强全国精诚团结，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

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 要彻底解决西南。

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

这里所讲的情报就是陈济棠派他的哥哥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探悉了蒋介石要彻底解决西南的 三大原则，即：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

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

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这三大原则， 据李宗仁估计，可能是蒋介石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其用心是想挑起粤、桂之间的磨擦。

当时，陈济棠对蒋介石这个决策有另一番想法。

济棠得讯大恐， 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

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于是，陈济棠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 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

所调主动，陈济棠认为唯一可借口向中枢作 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蠢，要求中央领导抗日，而且又认为当时蒋介石既有事于西北（张学良、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而日寇侵略华北（日寇要 求华北特殊化），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所以是假抗日旗帜进行反蒋的绝好① 《龙云拟致陈济等棠电镐》（1935 年 8 月）.《历史档案》1987 年第 1 期。

时机。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两广先动手了。

1936 年 6 月 1 日，两广公开揭起抗日旗帜，实际进行反蒋。

2 日，国民 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冬电，逼请中央领导全国从事对日抗战，并通电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吁请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

4 日， 西南将领（即第一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和李宗仁）率领全体将领及海军、空军、要塞司令等数十人，由陈、李领头，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 电，表示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发，全国震动，这就是两广六一事变发生了。

当时，西南方面可使用的兵力有：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三个军、一个独 立师、一个教导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旅再加上四个盐警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在发动事变时将独立师和教导师扩编为两个军，总共约七十个 团、二十万人马。

孪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两个军，临时又扩编了两个军。

再加上民团，总共约十多万人马。

空军方面，广东有六个中队（司令是黄光锐）， 广西有三个中队（司令是林伟成）。

海军方面，广东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是张之英）。

蒋介石方面的兵力比较分散，追击长征的红军和乘机对黔、 川、康各省的驻防，在潼关、洛阳一带驻重兵，促张、杨继续剿共，在闽、浙、苏、豫及陇海线各地驻兵；还有一部分在抗日前线，这样东抽西拉， 剩下来能拿出来对付两广的仅二十万人马。

双方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两广方面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

粤军主力集 中在大庚、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

蒋介石方 面将原驻贵州的薛岳所部威胁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所部威胁粤东边境，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调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 两广；并将空军集中在湘、赣两省基地，以一部海军集中厦门，准备以海空 协同陆军作战。

事变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广东的陈济棠为中心，第 二阶段是以广西的李宗仁为中心。

第一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冬、支两电发出后，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 议，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和抗日救国军，颁发了印信，部队仍沿用第一、第囚集团军番号。

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 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蒋工作。

这时，蒋介石伪装镇静， 在 6 月 8日举行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说：本来两粤与中央并没有多少 隔阂，中央数年以来，始终秉集中国力的方针，苦心以谋团结之增进。

在胡先生逝世以后，中央认定格外要体会胡先生救国苦心，对于在两广各位同志 的意见，和政治主张，必须尽量的容纳，也相信在两广的同志，必能够体察胡先生的遗志，进一步的实现团结，以增进我们一致的力量，完成我们救国 的志愿，这是中央最近对于两广至诚的态度。

又说：最近一周以来，各方面的谣言格外多，尤其是日本同盟社所发的消息，格外离奇。

说两广要单 独抗日救国，组织军政府出兵北上，并且现在已经出兵到了邻省的某某地方，而其他外国的新闻电讯社，也辗转传播不一其词。

甚至还有推测两广出兵不 过是假抗日的名义，事实上是联日，其目的在推翻中央，诸如此类的谣言，很多很多。

现在两广的情形究竟是怎样，我们还不十分明了。

但我们相信中 央和两广救国的精神是一致的，两广同志对于救国必先团结以及分歧不能救国的认识，必与中央的看法相同的。

不但外文报纸种种诬蔑他们的话，我们 决不能轻信。

就是说他们已准备单独出动，我们根据常理来判断也认为地不可信。

蒋介石的这番话无非是表示他没有要乘机解决西南的企图。

他还表 示中央马上就要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两广一般同声关心国家安危，异常殷切，一定能踊跃参加，共决大计。

同时，蒋介石复电陈济棠，说今天要救 亡图存，必须以整个的国力，取一致的步骤才行，否则就会减损对外的力量，要陈济棠部队的征调，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并要陈济棠推派负责人员来 京共同商决一切。

6 月 9 日，蒋介石用中央委员会名义电复西南各委员说：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

惟须 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

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借牺牲的方针，遵循不边。

诸同志 关怀迫切，尤其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石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

希望所属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 计。

这个时候蒋介石是企图以开会商讨为名，制止西南部队的行动。

对此，西南方面立即于 6 月 11 日发出真电，针对中央 9 日的佳电的内容逐 一驳复，要求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对日抗战，并在军事上要蒋介石同意其建立救国军，让其北上，给其饷粮接济。

7 月初，西南方面组织了一个由三百多 人参加的北上请愿代表团，请中央回师抗日。

同时，派了五位中央委员去参加五届二中全会，向中央提出五项救亡案（即早定抗日决策、领导全国一致 抗日、废除中日间一切协定、开放人民民主权利等）。

蒋介石采用了各种手段来解决广东的问题。

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全会的名义指责西南方面的行动，是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

全会还通过了唐绍仪等三十一个中央委员的提议：请明令撤销西南执行部 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其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当集中中央，共同负责。

同时，又通过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之调整案》，把 李宗仁、自崇禧、陈济棠、余汉谋等吸收为国防会议会员，指定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负责整理会省军事，李宗仁、自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 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在会外，蒋介石 在 7 月13 日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上表示：自从‘九一八’以来，中央一 贯的方针，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认定内不能安，不仅外不能攘，而且连‘外交’二字也谈不起来。

由此可知此次全体会议所讨论的要案，虽然包 含内政外交西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内政问题。

于是他就斥责两广异动，认为这件事如果纯就国家的法律纪纲而言，当然没有放任容忍 的余地。

在暗中，蒋介石不仅向两广调集军队，而且进行了分化陈济棠内部的工作。

蒋介石先是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

7 月 4 日，黄光锐 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蒋介石。

7 月 25 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并宴请这批飞行员，大吹：你们全体空军同志，冒险犯难，归到 中央，革命精神，已经是全部的表现了！空军人格，已经充分地提高了！乃至全国军人的人格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也因你们这一次的举动而无形中提高 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没有不重视这一回空军来归的事实的！没有不赞扬我们空军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而奋斗的精神的！陈布雷在日记中特 地记上这一笔：粤事渐定，空军黄光锐等全部来归于中央，蒋公颂词训勉，优待有加。

①据说，为了收买这批空军，蒋介石花了比陈济棠全部飞机多得 多的钱。

最初，蒋认为太不合算，不肯出那么多钱，但听到经纪这项买卖的人说，把陈济棠的空军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在 广东的全部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的，蒋才答应。

接着，蒋介石又收买了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余 就通电拥护中央，对陈济棠实行逼宫，限陈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收买，声明服从中央。

蒋介石就在二中全会上免了陈济 棠本兼各职，命余汉谋为绥靖主仕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张达也着手迎接余汉谋上任。

陈布雷回忆说：陈李白等之军事行动既发生后，蒋公即在中央纪 念周发表极恳挚严正之谈话，主张对日问题，应于全体会议中解决，一面电劝粤方，将入湘之师撤国粤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会之日期，粤方仍未遵从， 中央乃遣队伍驻屯于衡州以北，师行神速，卒阻异谋使不得逞，其时中央各军事首领及冯焕章、李协和和唐主智等均电陈李白切劝慎重，而蒋公亦对陈 济棠恳切浩谕，电文往复不下十数。

①蒋介石这么一搞，陈疥棠就被搞垮了。

7 月 18 日，陈济棠宣布下野，随即到香港去了。

陈走之前，给了李宗仁二十 万大洋，要李回广西缓图善后。

第二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 李宗仁由广州回到南宁，事变的中心也就由广东移到广西了。

李宗仁在回忆中认为他和广西参与事变，一是不得已的。

他说：济棠既预备发动， 乃于五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

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 我和自崇漓去穗共商大汁。

我说，伯南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 他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 垮台无疑。

’他们并一再强调，即使广西不参加，陈总司令还是要发动的。

二是使陈济棠搞得不要太过份。

他说：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 西方面不论愿不愿意，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 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三是预料事变的前途不妙。

他说：看这情况，我便觉得这一运动的前途， 凶多吉少。

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哦们便深知陈济棠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必然要失败。

上述三点是李宗仁的解释，而事实上，李宗仁回到广西， 他是看到蒋介石正在利用广东问题的解决来乘机解决广西的可能。

因此，广西当局已面临着一个所谓生死存亡的关头。

刘斐①在回忆中说：我当时 曾和李、白开玩笑他说，‘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

李、白对这种形势是有其打算的。

第一个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 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杭日救国，虽败犹荣；第二个打算，纠缠到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时，万一有和的可能，就应适 可而止。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8 页。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66 页。

① 刘曾任白崇禧的参谋长，两广事变时专采住各地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蒋介石对广西李、白的解决，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由和到战再回到和。

第一步是和，就是和平解决。

蒋介石认为对广西作战有五不可，是不得已的下策，如此战事拖上三个月以上就糟了。

所以，蒋介石最初用武力包围 广西，想迫使李、白就五届二中全会所任命的绥靖正、副主任就罢战言和。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广西事久悬不决，蒋公以绝大之宽容与忍耐处之，辞 修次长多方策划，蔚文厅长亦居中筹策，在军事上只作戒备，决不进袭。

②第二步是战，就是用武力解决。

蒋介石的态度为什么起变化呢？一种说 法，是蒋介石听了熊式辉的话。

熊式辉上庐山向蒋介石献计，认为蒋应乘广东问题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调虎离山之计，压迫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 之患。

蒋听了熊的话，一面于 7 月 25 归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兔了李、白原定广西经靖正、副主任的职务，另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任命白崇禧 为浙江省主席，以原浙江省主席黄绍坟为广西绥靖主任；另一方面以大军包围广西，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合路大军，来围困广西。

顾祝同所 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何，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

一 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夸张，遥遥向广西逼近①。

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话（杨当时任湖北省主席）。

蒋氏 于七月十八臼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

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②。

面临这种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的步子，李、白就采取了对策，将部队由 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

因为蒋介石要把他们调离广西，要端他们的饭碗，要彻底搞掉他们，所以更 坚定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决心。

李、白为了先礼后兵，向南京有关的人士进行宣传攻势，攻击蒋介石拟自以政府名义更调李、白原来宣布的职务，是别有用心，完全是违反二中全会决议、违法失信的行为，并间接表 示他们本来已决定去就职的，现在对此违法失信的措施不好遵循了。

这时，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

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地提出逼蒋抗日 的主张，认为原来反蒋抗日的口号是不适当的。

当时李、白想拉拢的救国会也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实行逼蒋抗日，反对宁、桂形成对立的 局面。

同时，冯玉祥也自南京上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劝蒋介石不要丧国家的元气。

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在庐山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 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

’蒋说：‘请您说吧！，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 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好？’蒋说：‘不好。

’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门外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要自己杀自己， 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了才去对付仇敌。

’蒋说：‘这话 很好，一定不打内仗。

’①蒋介石在当时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也看到广西并没有建立独立的政府。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个战的一步又变了。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9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74 至 675 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73 至 674 页。

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弟三步是和，再回到和平解决的步子上去。

1936 年 8 月 1 日，蒋介石以东电向李、白促驾，并解释了调李、白 任新职是为了使李、白摆脱自 6 月 1日以来所处的困境，要他们从真心完成 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出发，接受新的任命，还威胁说他们如果出兵邻省，只有 陷于绝境。

同时，许多人从中进行斡旋和平。

8 月11 日，蒋介石亲赴广州指 挥解决广西问题。

蒋介石到了广州，主要做三件事，一是设法巩固他在广东的地位，加强 对广东的控制，二是大吹广东余汉谋和广东空军等将领的功绩，给人们树立一个服从他的样板，三是大谈以武力为后盾的和平解决广西问题方针。

这些工作在蒋介石频繁的活动中和连篇累犊演讲中集中地反映出来。

8 月 17日，他在广州中山堂参加了广东党政军长官就职典礼。

20 日，他参加了廖仲 恺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23 日，他参加了驻广州空军司令部总理周。

24日，他参加了广东党政军联合总理纪念周大会。

29 日，他参加了在广州空军 司令部举行的来粤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

30 日，他参加了在黄埔军校举行的全国高级将领（上校以上）会议。

同一天，他又在黄埔行辕召集师长 以上的将领会议。

同一天，他在黄埔行辕宴请了团长以上的将领。

9 月 5 日，他在黄埔行辕举行大学校长茶话会。

9 日，他参加了广州举行的总理首次革 命纪念会。

15 日，他参加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广东省分会成立典礼。

蒋介石在上述这些会议上，都发表了长短不一的演讲。

在 8 月 17 日题为《革命成功在实现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一开张就大吹 了一下余汉谋和广东空军，说今天这一个盛会，是革命策源地重新回复到本党真正领导的一个纪念，是余总司令率领陆空海军各位将士，和各位同志， 从千辛万苦中，拨乱反正，奋斗出来的结果，尤其是空军同志，在极恶劣的环境之中，秉持革命的信心，认识国家民族的立场，拥护正义，分别公 私，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

接着，又大讲了他对改革广东政治和社会的意见以及四维、八德，最后又回到广东同中央的关系上来，说广 东和中央决不能有分别，要知道无广东即无今日之中央，如无中央亦不能有今日之广东，所以中央如果有力而稳固，就是广东的福利，反之中央如失败， 亦即是广东失败，就是整个革命的失败，广东与中央的荣辱利害得失，是完全一体的。

在 23 日题为《如何健全空军》的演讲中，再吹广东空军能够 坚守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拨乱反正，完成统一，大讲如何健全空军。

莅 24日的演讲中，大讲建设广东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要务，说广东归顺中央 之后的社会秩序完全改观，井然不乱，今后要把广东建设成为礼义廉耻最新的社会。

在 29 日题为《诙复革命精神》的演讲中，集中讲了两 个问题，一是解决广西的方计，他说：各位此次奉命率领部队，调来广东，虽然是准备到广西执迷不悟的时候，执行国家的命令来扫除国家统一最后的 障碍；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革命党要统一国家，不是靠武力、用军队来统一的；而是完全要靠革命的主义，要用革命的精神来统一的；必须如此，才 能完全真正的统一。

尤其此次解决广西问题，是我们国家完成统一最后的一回事，格外要显出我们主义的力量，和革命的精神，不要以为我们军队 多，武力大，便存一些骄情的心理，以为可以不顾一切的横行。

大家此次到广东来，最大的意义，是要发挥我们主义的力量与革命的精神来消灭广西割 据封建形态，完成中国的真正的统一。

另是要部队精诚团结，他说：以后不许再有‘粤军’与‘中央军，的分别，而且以后应当照新式的番号来称呼，不许再分别叫什么广东军’与‘中央军’。

大家对于第四路军①一般 官长，务必特别敬重。

蒋还强调说：不仅对四路军要如此，对一切友军都要如此。

在 30 日的演讲中，再次讲了解决广西问题的方针：他说：此 次广西将领要反抗中央，要作统一的障碍，中央为贯彻和平统一的主张，一方面尽量设法开诚劝导，希望这个数军人的觉悟，一方面也不得不在云南贵 州湖南广东等省配备相当的兵力，作最后的准备，以便在和平统一最后绝望的时候，执行国家纪律，来扫除革命的障碍，求得国家真正的统一，增加对 外御侮图存的力量。

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巩固广东同解决广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 相辅相成的，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广西。

李宗仁和白崇禧这时向蒋介石提出了六条要求，即：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 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杭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

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 职务。

三、中央辅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

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

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 开昭示信守。

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

蒋介石听了这些条件后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 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

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

按当时的形势，蒋介石的真心是要和平解决广西问题。

于是，就派程潜、居正、朱培德三人赴桂。

8 月 25 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欢迎。

30 日，蒋介石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说：党国存亡，革命成败，全 在此举。

吾人唯有彼沥真诚，勿存彼此之见，方是以救党国而慰民望。

如能彻底了解，同以党国为重，既无不可解决之事。

兹请觉生、颂云、益之①三公， 到邕与兄等恳谈。

凡中央之措施方针及中之志意，均可为兄等尽言其详。

而兄等有何意见及困难，亦可对三公面罄。

务望开诚切洽，使公私均得其宜， 以达到吾人共同一致团结御侮之目的，尤盼能与兄等早日把晤共同救国大 计。

9 月 2日，程潜等赴南宁谈判，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波折，乃于 4 日完 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而回广州向蒋面报。

6 日，蒋介石重新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兼第五路军副司令，黄绍竑仍为浙江省 主席。

7 日，蒋介石写信给李宗仁说：居、程、朱诸先生回粤，携示兄等手书，诵悉。

种切多年同志，克达精诚团结之目的，党厘庆幸。

革命成功， 不仅私衷所感慰而已。

当此军政交接之际，为需健生兄相助结束。

中将在粤稍待，请其处理完竣，来此相晤，惮得共同入京襄助。

切劝其暂勿出洋，中 亦以此意径函健兄矣。

同日，蒋介石写信给白崇禧说：居、程、朱诸公回粤，携来手书，述及在桂晤谈详情，且感且愧。

吾兄赤忱为国之胸襟，尤 使中公私交慰。

惟兄拟出国考察一节，壮志自可赞佩，但目前党国多难，时叹才难。

故无时不望吾兄共同患难，始终其事，相予赞襄到底。

是以亟盼兄 入都佐理，俾大计得共筹商，而中个人之获益更非浅鲜。

且吾人睽别多年，切盼把晤，彼此相同。

唯念桂省军政交接之际，一切处理必繁，不妨展缀时 期。

中尽可在粤稍待，诸请从容处理，使各事妥贴，俾德、旭二兄得以顺遂① 第四路军是由粤军第一师扩充而来，这里也可泛指为广东部队。

① 觉生即居正，时任司法院长；颂云即珞潜，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益之即朱培德，时任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汪。

进行。

届时务盼命驾来粤，畅叙契阔，然后相偕入京，共负艰巨，实所切望。

8 月，程潜写信给李、白，除表示万分感佩外，要李、白加意猛进。

10 日，李、白电程潜等表示接受蒋介石新的任命，并决定 16 日就职。

16 日， 李宗仁通电全国说：案奉国民政府九月六日电令，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

等因。

奉此，宗仁遵于本月十六日，在南宁宣誓就职。

宗仁忝总师干， 重膺疆寄，敢不竭尽驽骀，在我中央领导之下，以完成抗战救亡之素志。

17 日，李宗仁赴广州见蒋介石。

李宗仁在回忆中说：九月十七日，我乃只 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

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

自此大家言归干好，共赴国难。

①陈布雷在日记中谈及此事：李总司德邻亲谒蒋公于广州，归还 军权，完成统一。

蒋公闻其来粤，不待来谒，先往访晤，谓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

又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

②9 月 26 日，广西各界抗 日救国会为促蒋抗日通电全国。

28 日，蒋介石离粤飞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行营，由何应钦负责处理。

两广事变就此了结。

蒋介石采用了不同于解决闽变的手段，和平解 决了两广反蒋的事态。

对这两个反蒋事变，蒋介石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一是武力镇压，一是和平解决，蒋经国曾解释说：粤桂军阀虽反对我父亲， 但他们也反共。

福建的蒋、蔡等人反对我父亲，却又联共并公然成立什么人民政府。

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自然两样。

五、同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停止反共要求一致抗日将蒋介石在西安软禁，发生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张学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

1933 年 4月，张由顾问端纳（W.H.Donald）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

1934年2 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

1935 年 1 月，改任张为武昌 行营主任。

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他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 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

这时，蒋介石曾有意委张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 相机消灭之。

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好，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

这一年 9 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 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

张学良就任后。

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 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 亡或被俘。

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

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遇。

以前张 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的，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启去飞机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577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59 页。

场迎接。

而当时，只派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去迎接。

到南京后，蒋 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取消其被我红军所消灭的师的番号，并减发军费。

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 动摇。

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

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 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纳闷。

过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一是他已被蒋介石本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 绝无出路。

鉴于此。

张学良设法同我们党谈判。

1936 年 4 月 9 日，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了协议，逼蒋抗日。

在《蒋总统秘录》中说及此事：是故张学良乃为谋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而有所策划，遂即在上海与潘汉年、 在洛川与李克农见面；并终于与周恩来在东北军所守备的延安碰头，秘密会谈。

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 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

⋯⋯周承认，蒋公忠诚爱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

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 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冯玉祥在搞北京政变时，扬就是国民军 的师长。

在 1929 年蒋冯战争前，蒋介石将杨虎城拉了过去，杨从此脱离冯而成为蒋介石系统。

中原大战中，蒋升杨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追击冯军，进占 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改任西安绥靖主任。

就从这时开始，蒋介石力图排斥和消灾异己。

蒋、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杨在大革命时期早已 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

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袁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张汉民、 王泰吉、阎揆要等。

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的爱国 思想。

1933年日寇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

同年 5 月，杨在人 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

同年，杨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

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 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映南打红军。

1931 年 1 月，杨调其囚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 营。

2 月，杨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兰田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

总 之，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

杨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 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

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

1935 年秋，南汉宸① 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

这一年 12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

1936 年春，王炳南奉 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

经过多方面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

1936 年 10 月22 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

28 日，蒋在与张学良谈 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

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① 有的文章认为不是南汉宸而是申伯纯。

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

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 换一段落，始、终，本、未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

可叹！①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路：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刻将所部调出陕甘。

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 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 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

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进忠言，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 则用武力。

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936 年 12 月 2 日，张学良在洛阳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 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

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日记上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

此实为 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貌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②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 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 者。

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

12 月 4 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 安东郊临潼华清池。

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 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 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

7 日，蒋介石再度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命根据地。

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 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

9 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 无寸铁的学生。

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

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沪况。

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 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活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

’彼自以所言甚 得体，言时甚得意。

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

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 学良说话，不可太重。

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①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享变就发生了。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 杨虎城软禁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

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

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部队将领樊松甫将张学良① 蒋介石 1936 年 10 月 28 日日记，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19 页。

②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0 页。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4 页。

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

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 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 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

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

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松甫转，并说蒋介石失踪。

南京接到樊松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三时五十分。

又过了一个半小 时（即到了 12 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

说明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 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

12 日夜里十一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开场，一直开到深夜三时，接着又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

这两个会 议具体决定了四项：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 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

会上还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 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代叛乱。

总之，当时南京政府是决定要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

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

日本是希 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

日本外相召见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

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

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 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

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

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 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

鉴于此情，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 地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都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

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危在 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

正是处在上述的混乱局面之下，宋美龄到了南京。

事变发生时，宋美龄 还在上海。

当时的情景，正如宋美龄自己所回顾的那样：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

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 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

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

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 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①当晚，宋美龄马上偕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七时抵达。

宋美龄 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都异常紧张，国民党中央已采取严办张学良的决定；何应钦等正在部置进攻西安。

此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 度是比较冷静的。

她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 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

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乘事变的时机，部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 满。

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

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 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御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

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 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

在美国人罗比·尤思森写的《宋氏三姐妹》一文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南京政府官员中有一派主张立即轰炸西 安。

宋美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国民党人将是一场灾 难。

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只看作蒋介石是她的丈夫， 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蒋的生死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

另外，还有英、美的态度。

华北事变后，英、美舆论就 不断地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国家。

西安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马上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联络。

它们希望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

它们认为张、杨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抗日而已，大有调解的余地。

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 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

英、美同时在经济上援助宋美龄，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稳定法币 的币值。

英、美政府一再指令它们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

为了稳住南京的政局，宋美龄做了这么几项工作。

第一，她同何应钦展 开了针修相对的争论。

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

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 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并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代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何应钦则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

宋美龄感到极度的气愤，她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的人。

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

她说：惟目前处置 西安叛变，若这张挞代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 国力，浪作牺牲。

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

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 美龄，要她拿主意。

正如她在回忆中说：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

于是，宋美龄就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

宋美龄向他们说明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尚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 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真情。

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 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

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使宋美龄无法考虑出解决的对策。

因此，必 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能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

宋美龄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电台一处，以便能随时取得联系。

接着，宋美龄发电报给张学良，她准备派端纳①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 中调解。

12 月 14 日下午，在得到张学良允许后，端纳就负着宋美龄给他的使命到西安。

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了张、杨，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交给了张。

宋在给张的信中说，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

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诚意。

他又到 蒋介石那里，向蒋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

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瞩蒋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之外，还特地对蒋 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

蒋介石当时见信后是禁不住咧嘴哭了，端纳乘此机会劝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 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唔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言之意，只要您答应他 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

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

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

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 转。

端纳的这番话，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一个震动。

端纳在完成了初步的使 命后，于 15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谈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的安 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样熙到陕去磋商释蒋问题。

宋美龄在电话里听了端纳的情况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发现了第一次希望 的曙光。

这时，何应钦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 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 已。

在 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由何应钦操纵发布了对张、杨 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 陕狂轰滥炸。

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的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 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

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 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

于是，宋美龄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 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

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性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 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

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拒不执行，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陕被迫下达的。

到了 18 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 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并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

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羡龄详尽地报告了 情况。

’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顿下来。

宁陕虽然开始对话，军事行动也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囚在西安，生 死并无保证。

为了进一步在释蒋问题上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付，最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资格先到西安活动。

20 日上午，宋子文不顾阻拦，同①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过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只是蒋介石的顾问。

端纳一起到西安去。

宋到西安后马上去见了蒋介石，蒋见宋来，激动不已。

宋还将宋美龄的信给蒋。

宋美龄在信中对说蒋说：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生死共存。

接着，宋子文要求会见中共代表周恩 来，探听中共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变有重要作用。

于是，周恩来抓住时机，同宋子文进行了长谈。

周耐心地向 宋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宋认清国内外形势，说明走不走抗日道路对他们的利害 关系，希望宋能说服蒋介石真正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

宋子文在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 全状况后，带着满意的心情在 21 日回到南京。

宋子文返南京后，到处宣传西安情况，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含着讽刺的意味说：南京有谁能 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

这样，使何应钦的气焰有 所收敛。

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什 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

而摆在未美龄面前的仍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

当时飞机轰炸虽已停止，而地面的战斗在20 日晨爆发后，中央军在华县附近搞掉了东北军的两个营，在渭南占领了赤 水，再从赤水绕道包围了渭南。

宋美龄深感如果战争再发展下去，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前面几天的努力将成泡影。

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 得张、杨的这次行动。

根据端纳的报告，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以死来要挟张、杨。

蒋介石给宋美龄的信中就要求南京进行军事行动（当时 宋美龄没有把信中这个内容告诉何应钦）。

宋美龄恐怕蒋介石坚持这种想法，不同张、杨进行谈判，那么和平解决事变就会遇到重大困难。

对此，宋美龄 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

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都会爆发，赴陕的风险也很大。

张学良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 供保护。

何应钦又恐吓宋美龄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

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 尽尊严。

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都不顾。

她为着英、美和四大家族的利益，为着挫败何应钦的阴谋，求得同蒋介石的直接联系，承担了风险，去胜任这 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

22 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

朱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

22 日午后，宋去见蒋，当时的情景如宋美龄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 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

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

蒋介石那时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

对 此，朱美龄是比较理智的。

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

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

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 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

第二个行动是召见张学良。

宋来陕时，张学良是去机场迎接，双方仅交谈了几句。

宋美龄在见蒋后， 即召见张学良，虽然没有对张、杨的此次行动加以斥责，但还是责怪张学良造成了大错。

不过，宋向张说了当时唯一的问题是怎样解决事变。

张学 良对宋美龄说及他的这次行动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

同时张向宋吐露了他当时的苦衷是蒋拒 不与他进行谈判，怒气不遏，闭口不愿发一言，请宋美龄从中做一些工作。

宋美龄也深信张学良言之由衷，但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尊严，还是说 张学良的这次行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

最后，宋还是要求张尽快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明确表示他个人 亟愿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但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

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 可以代为见。

应该说，在和平解决事变上，宋美龄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三个行动是正式参加谈判。

23 日，宋美龄与宋子文一道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 和中共代表团开始谈判。

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 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 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由于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的督促，因此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也不免讨价还价。

经 过两天会谈，根据上述的六项要求达成了基本胁议。

24 日夜，宋美龄和张学良、杨虎诚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

这次由宋搭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 并向蒋介石指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

周恩来还一针见血地指明目前 形势是不抗日无以图报，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对外抗日，才是唯一出路。

在周恩来同蒋介 石谈话时，宋美龄在旁也劝蒋介石以后再不要剿共了。

宋氏兄妹还对周恩来表示敬佩和感谢。

最后蒋介石虽然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但表示以领 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

这样，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第四个行动是争取早日放蒋。

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 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走。

宋美龄很焦急与疑惧，唯恐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

于是，宋氏兄妹就一方面往 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面的商量；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部队自潼关各后撤一千公尺，并转告孔样熙、何 应钦关于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

宋美龄除了做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外，还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给张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 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双方都会毁于这场战争中，诱惑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

在斯诺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有关宋美龄的 这样一段文字：她总在说，她希望张以释放他们做为给他们的圣诞礼物。

最后是以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就在 25 日下午三时多，既没有 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然后又亲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

西安事变就此和 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 陈公博在回忆中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

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 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①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 12 月 29 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

① 《苦笑录》军 253 页。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

12 月 31 日，军委会 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

四天之后，即 1937 年 1月 4 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蒋介石的请求，这 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 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

杨虎城被逼 于 1937年 6 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

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 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 1937 年 11 月，毅然携眷回国。

杨回国后便被拘禁，直至 1949 年 9 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凤将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 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

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

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 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

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

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

可痛至 此！①蒋介石在这里是讲准了一点，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顿挫，逼使他走上抗日的路。

蒋自己也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

所以，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①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