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绕过院子中间的老松树往前走，踏上台阶，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拐，沿着宽宽的甬道再往前，第二间是邓小平的办公室。
办公室房间很大，约有 30 平方米。
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墙的地方放着一排老式的书架。
办公室里的沙发也是老式的。
最西边的这张沙发是邓小平常坐的。
写字台上摆放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礼物。
邓林：我爸爸这个人喜欢很完美的东西，我认为他喜欢干净，不喜欢脏兮兮的；喜欢整洁，不喜欢乱哄哄的。
所以一看到谁乱哄哄的，不够干净，他就不大喜欢。
他喜欢花，喜欢香味。
我们每年都要弄点桂花。
弄桂花的时候，院子里就特别香。
他还喜欢白兰花。
书架上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
墙上挂着邓小平 86 岁生日时画家吴作人书赠他的条幅寿比南山。
这里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那个日子。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 1939 年的秋天……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
先从云南滇越铁路到越南的河内，从河内转车到越南的海口，从海口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
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
领队对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
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
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
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
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
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
当时我四哥常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中共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
他们常刻印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
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
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
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
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
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
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
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
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 ，最后到达西安。
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
我二姐要去延安。
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
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没有介绍信，八路军办事处不接待我们，我们在办事处大哭了一场也无济于事。
后来我们就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
当时胡乔木在西安附近开了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经过审查，批准我们到延安，我们三十多个人一块儿步行去延安。
我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给她雇了一头毛驴，七天后，我们到达延安。
当时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参加了抗大学习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
我在我大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我和二姐进了陕北公学，因为表现好，我入了党。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
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 1939 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
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
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
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
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
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
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
我那时已经 23 岁了。
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
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
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他们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
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
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
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
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
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司令。
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
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
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
他说：那好，那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
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
后来我对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
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一二九师，住在一块儿了。
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 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砍头我也要跟着他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卓琳：后来我就对他说，我说话你得听。
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
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
他就不吭气。
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
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
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
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
算了，慢慢相处吧。
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
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
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
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
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
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
那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
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女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里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
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
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
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
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
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
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
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
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