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岁月…… 196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
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
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
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掉！ 1969 年 10 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
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当时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
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
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
我大嫂就告诉她说，我是了解他的。
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卓琳：有一天，有人让我和邓小平还有老祖 ( 夏伯根 ) 收拾些东西坐飞机走。
我们收拾了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
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步校。
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江西，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
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
1933 年， 29 岁的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强迫劳动。
36 年过后的 1969 年， 65 岁的邓小平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
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 70 岁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 200 块钱， 200 块钱的生活费。
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
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
他说咱们来种地吧。
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
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
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着他上楼。
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
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
那种菜怎么办呢？总得种点吃的呀！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种这些容易种的东西。
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在下头。
有时候我大哥还要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
我大嫂这人，心胸是比较宽广的。
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
我母亲和他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
重体力活都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擀面这些事情，都是他来干。
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
像种菜，他们三个都种。
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
卓琳：我们在新建县住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 8 点走，半个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
我拆线圈，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
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
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
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卓琳：在江西时，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
胖子在北大时，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对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
我哭了三天。
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
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去让孩子看到不好。
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
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
他已经摔伤了，一条腿折了，送到医院抢救。
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然后我们就到江西去了。
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写了封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他，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
我们从孩子的小姑姑的来信中知道了朴方的情况，很着急。
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他的病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
毛主席同意了。
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卓琳：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孩子的小姑姑生孩子没有人照顾，要雇个人。
我们说：老祖呀，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
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 200 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 20 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
邓楠：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那么热，摄氏 40 度啊！那么几个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
砸那个煤，煤是那么大的，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
柴都是一根根大的、粗的，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
后来飞飞去了以后，帮他们开了一块地，妈妈搬个板凳坐那拣石头。
然后开始种东西。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后来种丝瓜。
他们洗衣服，冷得多冷啊，冷得都要生冻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冻得那样。
邓榕：在江西，我从农村回到家以后看到爸爸妈妈特别高兴，因为好几年没见了。
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不太了解，因为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一直被关在家里。
而我和弟弟在外插队这么长时间了，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社会也乱了这么长时间了，回到家里把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和我父母说，我发现我母亲用特别惊讶的眼光看着我。
后来才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一直被关着，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
所以我和我弟弟就给他们讲了好多社会上的情况，他们逐渐对社会上的混乱状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程度有了些具体的印象。
到了江西以后，爸爸妈妈在工厂劳动。
我爸爸不爱说话，一个是政治上比较谨慎，一个是性格内向，所以他在工厂做他的钳工，按时上下班。
我妈妈性格比较活泼，跟工人交流很多，经常跟一块干活的女工、小姑娘们聊天，什么都聊，聊社会上的、生活上的事情，还要回些酒曲做醪糟、米酒，跟小姑娘们常说说笑笑，挺高兴的。
后来我妈活动稍微自由了以后，可以到工人家里去走一下，她就带着我去。
因为工人家里有磨，我们家没有磨，我们想做粉蒸肉什么的，就带我到工人家去，找女工拿点米去先炒，然后磨，磨好后带回家去让我爸爸做粉蒸肉吃。
我爸爸做的粉蒸肉很好吃。
我妈妈特别爱种地，爸爸妈妈和奶奶都爱种地，可以补足很多家用。
他们很节约，如果没有小孩在，他们肉也不吃。
我父亲买最便宜的酒喝，烟也少抽一半，主要的目的就是节约下一些钱给我和我弟弟插队用。
我和我弟弟除了能挣够一年的口粮钱外，基本上其他的生活费还得靠家里。
为了给我们攒够每年回家的路费，为了每年回家能给我们买点肉吃，给我们做衣服，因为我和我弟弟回家经常穿着破棉袄、破衣服，每年总要添置一些新衣服。
劳动，干农活，衣服消耗得特别快，特破，衣服都打补丁。
我妈每次回来都给我们把衣服补得好好的。
我妈针线活特别好，还给我们织好多毛衣，因为她大生产时就学会了织毛衣，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到大穿的毛衣毛裤通通是我妈妈织的。
我妈妈特别能干，她织毛衣是一流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家五个孩子穿的毛衣、毛裤，包括帽子、围巾全是我妈一个人织的，她一年的工作量其实是相当大的。
还有我父亲的，她自己的，我祖母的毛衣毛裤也都是她织的。
我母亲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她能一边看文件一边织毛衣，看文件的速度很快，织毛衣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用看毛衣，一边看文件一边织，毛衣样子还不错，都挺合体的。
到江西以后还给我们织毛衣，省下钱来给我们做衣服、织毛衣。
他们自己的生活特别节俭，一个月我父母和祖母三个人的全部花销就是六十块钱。
他们要控制在六十块钱以内，甚至馊了的稀饭也喝。
他们种菜是什么目的呢？最重要的目的是补足家用，这样就不用上街去买了。
我奶奶是种菜的主力，因为她最会种菜，农家出身。
卓琳：老祖（夏伯根）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蒸饭。
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
我说，老祖你走吧 ! 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
她说，你们怎么办 ? 我说，我们自己来。
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
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
我烧火，他炒菜。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
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
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
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
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
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别人要看。
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家庭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全家福：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 ■ 邓榕（毛毛，邓小平的三女儿）， 1950 年生于四川重庆。
文化大革命中在陕北插队三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
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八年，任副主任。
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多年从事研究工作， 1993 年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2000 年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邓榕：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 ? 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
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
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
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
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
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邓楠：妈妈照顾父亲的生活非常到位，不会让父亲做什么。
妈妈这个人一点都不厉害，很单纯，没有什么心眼，挺厚道的，从不对父亲说什么厉害话，从来没有。
就是有点急躁，比如教育孩子，孩子太闹太调皮了，打孩子，开铁匠铺。
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
她对你好，好得不得了，但一急起来会打你。
我们全挨过打。
邓榕：因为我最小，妈妈爱打扮我，弄得花枝招展，弄个蝴蝶结，或奶奶给做件衣服。
我们也没什么好衣服，小时候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做的，奶奶手工做的。
我们父母对孩子非常友好，他们是父母，也是朋友。
不是父道尊严、母道尊严，也不是父母尊严，都不是。
老爷子对妈妈特疼爱。
在二野时，陈锡联就说，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
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
我爸爸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
但我们家的人，孩子们都不觉得他严肃，不怕他。
邓林：我还是怕他的。
老爷子的特点是他轻易不管，但他一旦说一句话，是单刀直入、切中要害，让你说不出话来。
有时还是很厉害的。
邓榕：老爷子特别喜欢孩子。
我们都有个毛病，就是睡觉时爱露肩膀。
老爷子每天晚上都给孩子们盖被子，可能因为他肩膀怕冷，从小他就给孩子盖被子，被子压得紧紧的，不能漏风。
我在《文革岁月》那本书中写过老爷子对妈妈的照顾。
那时，妈妈患高血压，跟更年期、跟心情不好都有关，家里的重活都老爷子干。
在江西时，家里所有的被子、床单、被罩、工装，这些东西都是老爷子洗，妈妈根本就起不来床。
邓楠：在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就是老爷子，但他不说。
但凡他要说一句话，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绝对服从，那必须服从。
肯定是很有权威的，但他一般不说。
家里的事都是妈妈管，从来就是妈妈作主。
妈妈管事，他俩配合得很好，爸爸不管具体的事情。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邓榕：他们表面上性格差别是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人。
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底，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邓林：我没见过爸爸妈妈吵架。
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没见过，他们没有红过脸。
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俩，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
妈妈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