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0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三军团东渡赣江一九三○年九十月间，蒋、冯、阎军阀战争大体停止，敌军大举进攻，已在开始准备。
同时，总前委得到可靠材料，证明立三路线已被揭露。
在一军团占领吉安后，总前委改变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的计划，要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谨慎地争取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准备长期斗争。
从战略全局着眼，这一意见比前者更全面、更正确。
当时，我对这个方针是完全拥护的，没有什么犹豫。
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敌第一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命鲁涤平为总司令。
红军第三军团从赣江西渡到赣江东。
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平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
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
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
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
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
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
不少同志担心三军团过江东以后，湘、赣两江之间谁人坚持，苏区不是白搞了几年！这是三军团带群众性的意见，也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必须重视。
我说，湘鄂赣边区可扩大十六军；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成立九军（一九三○年冬成立，约近三千人，一九三一年春，他们过长江以北，编归第四方面军，军长陈祁以下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张国焘当做改组派〔46〕杀了）；湘赣边区已有独立师，可再加扩大。
说明这些布置之后，他们的顾虑减少了。
要坚持根据地，红军要有地方性，但又要反对地方主义，这是复杂的问题，要有时间逐步去解决。
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
这些问题总算是大体得到解决，但在思想上的认识并不深刻。
这时总前委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三军团传达指示。
周到后，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他，大问题是没有了。
周问：其他准备工作呢？我说：就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我去搞船去。
表示过江的决心。
会议从上午开到黄昏，大家都同意了。
我带了一个连把船搞好，回军部时还未散会。
有几个团级干部，其中记得有杜中美，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
这就是地方主义，还有人支持，它还有一定力量，还要做工作。
我说了几句，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
我问：还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了。
我说：明天拂晓开始渡河，船已准备好了。
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并不是那样简单。
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说，这是彭德怀的阴谋，反对过赣江，预先布置好的。
一个人预先说，不要过河；最后又说，要过河。
难道一万几千人的武装部队，净是一些木头，可以随某一个人搬来搬去的吗？能够这样反尔复尔吗？我看是不行的。
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合情理的、没有根据的推测。
真正的教训是当时思想工作没做透。
揭露伪造信件粉碎第一次围剿三军团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之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粉碎敌军（十万）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
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人的进攻，需要取得作战经验。
但是，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
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
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
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
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则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由党内路线斗争，转移为敌我斗争了，这当然会为AB团所利用。
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
这时，三军团驻在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相距六七十里，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
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
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
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
我说：请他进来。
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
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
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
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
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
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约过半小时，周才来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我说：送信人就走了吗？他说是的。
我想，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才怪咧！更证明是阴谋。
如果有人把敌人阴谋信以为真，可能造出无可补偿的损失。
周在桌上拿起伪造信看着，我问：你看怎样？周答：为什么这样阴险呀！我说：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
周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我说：是今天九点。
立时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请来，把信给他们看了，说明这信是阴谋，他们一致同意这看法。
代远说：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
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我当即写了一个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代远叫我：吃饭哪！我说：还有几个字没完。
把宣言给他们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又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袁、邓谈了（当时对周高潮有怀疑。
对周进行了分析：周是大约十天前由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不过不是AB团，是立三路线者），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
此事交给邓萍办了。
我和代远、国平到会场，大家正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
一进门，杜中美这个张飞说：好大的阴谋！我说：是呀！周高潮宣布开会，要我先讲。
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
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
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我讲这段话时，黄公略同志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
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
他就走了。
我继续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
长沙撤退后，我赞成在湘赣两江间机动。
现在军阀战争停止，蒋介石、鲁涤平以十万大军来进攻，为粉碎它，就必须谨慎而又有把握地打败它。
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
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办法呢？我们对邓乾元也不过是撤销了他的职务吧。
我还说了毛泽东同志在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态度和由瑞金到鄠都间，对有人错误地杀了两个群众的严肃批评。
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AB团；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
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
第二天，我们将三军团开到小布，离黄陂总前委十五里。
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
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富田事变，巩固总前委的领导。
三军团前委宣言发布以后，过了几天，反动的省行动委员会过了赣江，到永新去了。
因为这个阴谋挑拨失败了。
那次他们也写了同样的假信给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来了。
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冈，全师被消灭，他本人被俘。
前头捉了张辉瓒，成了今天豪壮的诗篇。
张辉瓒是主力师，他被俘之后，敌全军动摇，给了我顺次各个击破敌人的良好机会。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被欺骗的群众觉悟了，立即回家替红军带路、运伤兵。
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胜利了，建立了以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
粉碎第二次围剿一九三一年一月粉碎第一次围剿后，蒋介石在三月又开始第二次围剿，这次总司令是何应钦，他的战术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使用的 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 七百里。
到四月下旬，敌已逐步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之线。
当时兴国还为敌军占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由龙 冈开至东固，离兴国六十里。
有人说，这是钻牛角。
毛主席约我到东固（三军团驻地）富田之间山上去看地形，我们饱吃了刺梅，才议这一仗如何打法。
在龙冈讨论时，已决定在战役上选定歼灭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的这路敌军（此敌，系北方队伍，初到南方不习惯，又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记不起是上官云相，还是罗霖军（注：当时在富田地区的敌军中的北方队伍是王金钰军。
）），但是进到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我军歼击，这个战术问题尚未确定。
我们到东固后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几次难于肯定。
这次到实地侦察，解决了如何打法的战术问题。
决定一军团之三、四两军在离东固约十五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是一个背水（背赣江）阵。
毛主席问，有无危险？我说，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敌人。
接触不到两三个小时，敌就被一军团击溃，三军团未赶到预定地点，使敌逃脱了一部分。
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
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三万五千红军，击破二十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建宁战斗是三军团打的，得城后，决定三军团去进占黎川。
杀了黄梅庄一、三军团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进攻。
三军团在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最后，在福建建宁消灭刘和鼎师，转移到江西之黎川县做群众工作，筹款，准备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进攻。
这时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
这是宣抚谁呢？当然是蒋介石在两次大举进攻失败后，企图以阴谋手段分裂红军，宣抚黄公略。
过了两天，黄梅庄这个大流氓果然来到黎川，还带一青年特务，装扮为学生。
进我军防线时，自称是黄公略亲兄，警戒部队把他送到三军团指挥部，我安置了他的住宿，即约滕、袁、邓谈。
介绍黄梅庄的情况：黄梅庄系大学生，黄公略的大哥，大老婆生的，比公略大二十余岁，看起来似公略的父亲。
他虐待公略，不给公略钱上大学，贱视公略母更甚。
蒋委任黄汉湘为宣抚使，幻想勾引黄公略叛变，黄梅庄即为此事来穿线。
黄汉湘系政客，黄梅庄为流氓。
公略母年已五十，是丫环提为妾的，平江起义后，被黄家逐出家门，她表现很好，对公略无怨言。
我说，对黄梅庄不采取欺骗手段，就得不到实证。
得证据后将黄梅庄处决，再告公略，断绝蒋介石的幻想。
他们同意了。
过去我与黄见过面，这次我装得分外亲热，待以丰盛午餐，且专备竹叶青。
我敬了他的酒，说：我喝半盅，你的酒量如海，饮一盅。
他一口即干，我说：你的酒量大，我不能多饮。
他说：我喝两盅，你一盅。
想把我弄醉，搞情报。
他只知道我不饮酒，不知道我能饮而不饮。
我喝了两三盅，还吐了一些，他满满地喝了五六盅，说：你们连续取得胜利，势力发展得真快！我说：不大，公略军才三万人，我也不过五万。
他见我说出兵力，很高兴。
说：再喝一盅。
我喝了半盅，说：好！汉湘先生高升，公略与我同贺。
梅兄冒暑前来，必有贵干，祝你成功。
我和公略相知甚深，情同骨肉；患难与共，素称莫逆。
如有好处，幸勿瞒我。
他连说：不敢！不敢！他酒量虽大，此时亦有半醉。
我说：我们共才几万人，能编个什么呢？他说：总司令！总司令！公略去仍当军长。
尽吐实情。
我说：这是你想象的吧，怎么能保证呢？他说：不是。
委员长（指蒋）、汉湘叔，均有信给公略。
当时，他酒已到八九成，说话颠三倒四，连说：高兴！高兴！再来一杯。
我说：勉陪吧！谈着，他把皮箱底层剖开，从夹层拿出蒋介石、黄汉湘给公略的信。
蒋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走人歧途等。
黄信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等，一套鬼话。
看他酒性发作，似难支持，我说：梅庄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晚餐时再谈。
这时，膝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还在等我告情况，我即将实情告知。
袁说：将黄梅庄头割下来，包好，用小皮箱封着，叫随梅贼前来的特务，星夜赶送南昌，只说黄梅庄已密去黄公略处，数日后可来此地接他。
此事交政治部保卫部长杜理卿（即许建国）处理的。
邓萍以公略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湘附逆，亦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
将黄头密封，信附其间，交黄梅庄随从速送蒋介石。
将黄梅庄罪证和处理经过即告公略同志，他很高兴地回了信，同意我们的处理。
不久后，蒋介石将宣抚使署名义取消了。
从此，对红军不再抱这样的幻想了。
粉碎第三次围剿在第二次围剿以后，不出两个月，蒋军进行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亲自指挥，兵分几路记不清了，约三十万人，以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熊式辉等为各路总指挥，长驱直入，齐头并进，将我苏区县城尽占。
我方面军仅三万二三千人，被迫绕道闽西之将乐、连城到瑞金，经兴国至老营盘，企图从赣江边之富田突破敌之薄弱部分，被敌发觉。
我军改从良村突破，进攻黄陂。
两役消灭敌三个师，吸引蒋军向黄陂回击，我军从间隙中转回兴国境内。
待敌发觉，再向兴国时，我军已取得半月休整。
敌军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精疲力竭，减员三分之一，不能不撤退。
乘其撤退时，消灭蒋鼎文一个旅，在东固、白水地区消灭某师（似韩德勤师），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战。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
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
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
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常讲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
创造新苏区 学会做群众工作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三军团奉总前委指示，分布在会昌、安远、寻邬、信丰及鄠都以南地区，中心是放在会昌、安远。
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两个多月的成绩还是不小的：消灭地主武装，肃清民团；做群众工作，分配土地，创造新苏区；成立了一个赣南独立师，一千五六百人，黄云桥为师长。
每个新成立团是从三军团中抽一个连为骨干扩大起来的，很快就有了战斗力。
这个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中也是好的。
三军团本身由一万五六千人东渡，经过三次反围剿战役，只剩有一万人左右。
现又争取了约四千人补充三军团，建立了安远、会昌、寻邬、信丰四个县的政权，并建立了一些县、区的地方武装，约近半数地区分配了土地。
我当了三年多红军，这时才学会分田。
对毛主席的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给养——才体会到：只有做群众工作，从发动群众到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群众才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军队中的阶级觉悟就迅速提高，就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筹款、筹给养时也不会把富农当地主打。
对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有了体会。
打赣州正在深入展开土地改革斗争时，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接到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三军团停止地方工作，只留少数干部继续坚持，要三军团夺取赣州。
我接到这项命令也是乐意执行的。
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
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会昌）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
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北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做依托。
赣州城在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只南面是陆地，敌人长期设防有准备。
我围攻月余，爆破几次均未成功。
打赣州有以下错误：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47〕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
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
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
也没有估计到我军进攻赣州，蒋介石就可能让出大庾钨矿给粤军，作为勾引粤军围剿我军之条件，客观上对于蒋粤矛盾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
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执行方面军总司令部打赣州的错误命令时，不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觉地坚决地执行。
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证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后再行北进。
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
从军事上看，当时罗卓英率两个师从吉安沿赣江西岸南援，广东两个师六个团由南雄沿粤赣公路北援，我应集结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南康机动位置，另以其他部队围困赣城进行佯攻。
那次消灭两路援军的任何一路都是最好的机会，但我未积极建议打援。
久攻不克，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屯兵坚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
其次敌情不明，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
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看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昆写的一篇守赣州经过，才知当时马旅是八千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一万人，共一万八千人。
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
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
如当时守敌只有八千人，我想是打开了。
敌情没有确实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粉碎第四次围剿从赣州撤围后，集结江口地区，中央局赶到前方来开会，毛主席也来了。
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中央局主张三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以及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主席的意见是，三军团向北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和赣东北打成一片。
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
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
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
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
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江口会议后，三军团进到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
毛主席率一军团占领漳州，后出广东在南雄以东某地和粤军十余团打一个相持战，三军团赶到时，敌我都已退出战斗。
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
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
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
三军团到广东南雄地区同一军团会合时，毛主席还在随第一军团指挥。
六月中下旬，一、三军团会合后同时北进，三军团经鄠都、兴国向宜黄，又东转广昌向南丰前进。
这时，前方总司令部已改组，朱德仍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毛主席离开了部队。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军团奉命夺取南丰①。
该城是蒋介石预备进攻基地，自二次围剿被粉碎以后，就开始设防，有坚固工事。
蒋介石把南丰看做江西东面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称战略支撑点，有毛炳文六个团驻守。
我强攻两天未克，伤亡约千人，三师师长彭遨阵亡。
这时，方面军领导来了，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原任中央局书记，当时似乎不再兼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惟不见毛主席。
我问刘：毛主席未来？刘答：政府事忙。
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我们继续围攻南丰城，但未猛攻。
守敌毛炳文告急，蒋介石调驻吉安两个师，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
三军团改强攻为佯攻，和一军团一道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进之敌，消灭援敌两个师。
宜黄敌一个师向南出击，我又歼灭该师，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共歼敌二万八千人。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粉碎了。
注：①红军夺取南丰城是在一丸三三年二月。
注 释〔46〕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
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47〕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
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抗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这次抗战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
这次事件通称一·二八事变。
第十章 在反五次围剿前后逐渐认识王明路线（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传达了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如何伟大正确，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国际路线；讲到召开四中全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
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
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
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
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
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
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
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
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
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
军队也不做地方群众工作。
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
不久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其罪状是罗明在一封信中说，苏维埃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具体政策应有所不同。
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什么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
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于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
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48〕的批准。
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连城战斗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这给了王明路线在军队中贯彻的机会。
王明路线大肆宣扬四中全会如何正确，在行动积极化的口号下，红军根本得不到休息、补充、训练。
王明路线机械地了解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在战术上也要求以少胜多，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一九三三年夏，三军团即转入闽西作战，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城，相当大片土地。
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
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什么，什么。
在这里联合兵团作战和独立兵团作战应加区别：前者应该严格些，后者应给予最大的机动权力，以便于灵活地完成任务。
教条主义常不加区别，看成一个公式。
当时连城有十九路军之区寿年旅三个团，守着强固的野战工事，装备在当时白军中数第一等，有相当战斗力。
我由北向南完全处于仰攻，难于接近。
五六月（注：公历为七八月。
）天气，在闽西其热如焚，带领侦察排侦察了一天，找不到攻击点。
按其办法是完不成任务的，要完成任务必须机动，改变原计划。
将情况电报司令部，得到批准，改为由南向北攻，这仍然不能完成任务，必须根本改变计划。
连城以南三十里之朋口，有区寿年旅之一个团（缺一个营）据守，工事坚固，地势险要，但守军少，采取围攻打援来完成任务吧。
激战一天，消灭了一个营，包围着一个团直属队和另一个营，区寿年果然倾城来援。
消灭其来援之敌一部，余向连城以东之沙宁方向逃跑了。
此役，如一、三军团在一起作战，则区旅是可以全歼的。
取得连城后，亦不做群众工作，命令三军团立即进攻洋口、延平。
消灭了民团、商团。
驻该地之十九路军，已乘轮船逃跑了。
在闽西占领的地区确实不小，已有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
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
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
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
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
把这些看法简单打了电报给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越使我觉得毛主席的土地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与十九路军的谈判八月，红军进到离闽侯不到二百里处，蒋光鼐和蔡廷锴〔49〕派代表陈××（名字记不起了）（注：当时十九路军派到红三军团来的代表是陈公培。
）前来试探。
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
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
把这些意思和八一宣言中的三条（注：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
）向陈谈了。
陈说：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
我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
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得来的。
宿了一晚。
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
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
我想还是重视的。
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不久陈××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50〕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
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自己提不出什么理由来。
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
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
这才是不够重视哪！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那时我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
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没有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嘛，自问还是有的。
在这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
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福建事变〔51〕与第五次 反围剿的开始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
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
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我的。
三军团奉命由福建向江西转移时，就便请示总政委，得知中央还要把赣东北区三千人的红十军南调，到中央苏区集中。
红军主力不出闽浙赣边区，不去威胁南京、杭州，不做十九路军的掩护者，福建事变只能成泡影，是不能巩固的。
蒋介石有钱进行收买，再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十九路军就会完蛋。
金钱收买再加军事压力，这是蒋介石的惯技，只有对红军不灵。
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准备了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像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中央不讨论，前方司令部也不开会讨论。
丝毫也不重视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经验。
这种主观主义在当时很使人着急。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对他们的军事路线错误也就有了深一层体会。
特别是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使我军不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
如：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三个师进占黎川。
失去黎川，这是必然的，不放弃就会被消灭。
结果撤去独立团领导人的职，开除党籍，公开审判，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我当时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
说，为什么要审判他？要审判的人还多呢！在黎川失守后不久，令三军团从福建泰宁向洵口（黎川东北）前进。
在洵口与敌一个师遭遇而消灭之（三个团缺一个营）。
这个营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半天至一天时间，即可消灭，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
领导者李德〔52〕不待围死之营消灭，强令三军团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间）进攻，钻进硝石这个死地。
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
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
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面，有向泰宁进攻模样；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有向硝石夹击消息。
我速电反对上述命令，算是得到复电，允三军团撤回洵口，幸免被歼。
团村战斗不久（约一九三三年九十月），敌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德胜关（福建江西交界）推进。
团村是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黎川城东约三十里的一个小盆地。
时约十月初（注：团村战斗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天气凉爽，枫叶初红。
某日，正红日东升，朝霞映射着德胜关，秋景宜人之际，敌以两师十二个团进至团村东十余里，离德胜关亦十余里；另以三个团组成的师进至团村以东三至五里，为第二梯队。
近午，敌三个师倒品字儿形摆成。
各敌到，即布置做工事，筑堡垒。
我军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二、三、四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后约五六里之处，敌未发觉，亦不注意搜索。
敌第一梯队两个师十二个团，各约展开一半兵力；二梯队之一个师（三个团）筹划做碉堡之事。
信号一发，我正面之师积极佯攻，埋伏之主力（我三个师）同时猛烈突入敌之第二梯队，手榴弹声，机、步枪声，杀声相混杂。
敌第二梯队大乱，波及第一梯队两个师亦乱；我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遂全军大混乱，向黎川城乌龟壳内逃窜。
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我四个帅共约一万余人相混杂。
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人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
我以一万二千人，击溃三万余敌，仗虽打胜，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仗，这也算是胜仗吧！但无后方补充的我军，这种击溃仗，实际意义不大，对敌打击意义也不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这个战斗，虽实际意义不大，当时人马翻天的景象，却经常使人回忆。
我在指挥所打摆子，冷透骨髓，看到当时情景，也就不冷了。
因而有感，默念：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
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
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蒋介石发现我主力在团村方面，他即令泰宁方面之敌，向南推进。
我方面军总司令部，把一军团调来了，使人高兴；可是在寸土不让的方针和对这一方针的机械执行下，仍然不敢让敌深入。
一军团从正面突破敌军，三军团从侧面突不出去。
只有一条隘路，深谷悬崖，敌防我侧击，尽将树木伐倒堵塞。
足有三四个小时，才把障碍排除，敌已逃回乌龟壳了。
如果让敌再前进四五十里，那一仗就打好了，敌之助攻方面（福建），就将失去作用，就将影响敌军主攻方面（江西、由北向南）。
敌发现我主力到了泰宁方面时，黎川方面之敌又向德胜关推进。
从此以后，敌就采用扯钻战术，从中央苏区的东、西、北三面作向心推进，南由粤军堵防，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而我方则完全招架战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敌从东向西进，即调三军团或者一军团去堵一下；以后则以三军团位置于广昌、白水、石城线，同敌七个师正面顶牛，一直顶了五六个月。
敌在步、炮火力完全有效的掩护下，一次推进四五里，堡垒筑成后，再推进，我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补充。
红军兵力五万，敌五十万；敌有全国人力、物力，我苏区则二百五十万人。
在这样的物质力量对比下，去与敌拼消耗战，又怎样不失败呢？第二次进攻南丰城，我一、三军团和第九军团（约三千人）总共不到三万人；敌五个师集结南丰城，有坚固工事，说什么要把敌挤出城来打。
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我们这样去进攻南丰城，是毫无胜利把握的。
此役归我指挥，但他们的全部部署、命令已下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
一、三军团平列在一线上，由西向东攻击，九军团由南向北攻击，战斗一天毫无进展，这样平分兵力的战斗部署，敌人反击哪一点，都有被突破的危险，又无法更改其部署。
傍晚敌向我九军团出击，罗炳辉部撤走了，敌约两个师绕至三军团指挥部侧后里许，幸而还控制了一个新兵团未使用，即进行阻击。
如果让敌发展，我一军团被截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有被消灭的危险。
这次算是集中了兵力，但不是用在运动战，而是用在攻坚战。
广昌战斗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在泰宁地区之娥媚峰，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做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和四方面军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失败，这封信未得到答复。
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
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
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
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
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
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工事。
我说，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
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总算得到这位外国顾问同意了。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
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
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
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
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
他们看到了实际，黄昏后允予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破圩集结。
他们对于红军的英勇顽强、战斗动作熟练和战术指挥没有批评。
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恐怕平均没有我们现在一次打靶的多。
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
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53〕，如何组织火力。
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
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
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
我举了上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
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
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
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
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
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
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
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
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
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
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
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
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
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
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
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
实际对他的错误，只是举例说的。
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从广昌战斗后，同敌人一直顶到石城，顶了四个多月。
其中在高虎垴打了一个小胜仗。
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
他们抓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
当我写了之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
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
上述等等，使我慢慢理解到，除了军事指挥的错误，加上他们推行的那种过火斗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打着国际路线旗号，冒称布尔什维克化，都是贯彻了四中全会这条完全错误的路线。
注 释〔48〕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
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 一个支部。
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宣布解散。
〔49〕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丸路军副总指挥。
〔50〕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等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
他们反对蒋介石。
〔5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
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逐渐认识到，跟随蒋介石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协定。
十一月，他们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
〔52〕李德（一九○○一一丸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 劳恩。
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
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
一九三丸年，李离开中国。
〔53〕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 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
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我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我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