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
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
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
齐鲁大地之子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8月6日。
就在他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四天，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末代皇帝溥仪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所谓的民国时代。
但是，新的时代并没有新的气象。
皇威犹在，旧习未除，似乎还是大清帝国的继续。
正如鲁迅所说：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新旧交替时代，但是，也是思想界最为活跃和人才辈出的时代。
由于季羡林的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一点边儿，所以他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
季羡林就出生在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临清地处鲁西北平原，京杭大运河由此穿过。
由于盐碱地多，土地贫瘠，更兼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发生春旱夏涝，农作物产量较低，丰年难以果腹，灾年则颗粒无收，所以临清是山东的贫困地区之一。
农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棉花为主，也产大枣、柿子。
此外，临清的大蒜个儿大味好，颇有名气。
临清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初年，即以清渊之名建县。
后赵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由于地倚清河（卫河古称）而更名为临清。
至明代升格为临清州，属东昌府。
后又恢复为临清县。
1984年撤县改市，称临清市。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临清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
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临清是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几百年中，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歌楼舞馆，鳞次栉比，是很阔过一阵子的。
几代皇帝南巡，都曾经过临清，在史书上都有记载。
据季羡林考证：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Yule）的名著《CathayandtheWaythither》（《东城记程录丛》）中，就有关于临清的记述：这是天主教神父鄂多瑞克（Odoric）旅行记中的一段记载，时间是1316年至133O年，是在中国的元朝。
原文是：离开了那坐城市Manzu（扬州？明州？镇江？），沿淡水运河走了八天以后，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叶做Tenyin。
它位于一条叫做Caramoran河的岸上，这一条河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正如Fenara的Po河。
——《故乡行》季羡林认为，根据鄂多瑞克航行的时间，再根据此城的地望，此城必是临清无疑。
至于鄂多瑞克为什么在旅行记中给临清记上一笔，只能推想，元代的临清必定已经贸易兴隆，文化昌明，成为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了。
临清在历史上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
著名的舍利宝塔，与杭州的六合塔遥遥相对，成为临清的著名景观。
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者。
明代万历年间州人柳佐建永寿寺，规模宏伟。
据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清李基和有《清渊十景诗》，可见其时临清人文景观的盛况。
其他如鰲头矶、钞关、清真寺等，都是著名的文化古迹。
可是，随着大运河北段逐渐干涸，特别是津浦铁路通车以后，陆路交通代替了水上航运，于是沧海变成了桑田，临清昔日的辉煌逐渐成了历史陈迹，慢慢衰败下来，逐渐成了一个无名的小县城。
但是，文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衰败而衰败，它的流风余韵仍然长久地盘桓在临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至今，这块齐鲁故土，孔孟的故乡，依然民风淳朴，凝聚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然而，正如季羡林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想，近年来京九铁路修通，临清为车站之一。
如今临清借京九线通车的东风，又开始大兴土木，渐渐繁荣起来了。
临清古代曾经出过几位文臣武将，但都不甚有名。
近代名人中，名副其实的临清人，大约要算抗日将军张自忠了，这是临清人的骄傲。
今天，临清又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季羡林，据说家乡人早就打算把他的名字修进县志里去，恐怕是进入艺文志之类的吧。
不过按老规矩，活着的人是不进县志的，不知道老家的人有没有按老规矩办事。
但是，不管进没进县志，如今季羡林的名字在临清早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临清人的又一骄傲。
按照季羡林的说法，在他出生的年代，全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的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而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
他的家乡清平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
官庄则是县里最穷的村，而他的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简而言之，季羡林出生在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
官庄距临清县城四十里地，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贫困僻远的小村。
官庄笼罩在一片黄色之中。
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甚至连天空也是灰黄灰黄的。
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黄泥汤里游泳戏水。
全村惟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杨树。
只有当阳光照射在树身上，绿色的树叶映出点点光亮，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时，才给这个单调、沉闷的小村庄带来一丝生气。
季羡林的家在村子南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实际是在村外，是村里穷人住的地方。
他家住三间破旧的土坯房，房前有个小院子。
院子里有两棵高过房顶的大杏树，结的是酸杏。
可常常有人来偷摘杏吃。
有一次，同村的一个男孩爬上房顶偷杏，不慎跌下来摔断了腿。
院前门旁还有一棵花椒树。
除此而外，院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季羡林的祖父母早亡，他从未见过他们，祖父母身后留下三个儿子。
季羡林的父亲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叔叔。
小的一个叔叔过继给了外姓人，改姓刁，从此与季家脱离了关系。
父亲和另一个叔叔，兄弟俩相依为命。
他们俩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一贫如洗。
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食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
后来，乡下实在呆不下去了，兄弟俩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番。
离官庄最近的大城市便是山东省首府济南，兄弟俩就来到了济南。
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在人口稠密的济南府，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卖过苦力。
后来，叔叔在济南找到了工作，立定了脚跟。
兄弟俩又商量，决定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乡务农。
季羡林的叔叔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老季家争一口气。
于是，季羡林的父亲便从济南回到了老家官庄，耕种祖父留下的半亩多薄地，以维持生计。
就在父亲从济南回到官庄种地的这段时间，1911年8月6日，这个贫穷农民的家庭里，终于有了一丝欢乐的气氛——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季羡林呱呱落地，来到了人间。
关于季羡林的生日，这里顺便作一点说明。
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
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
可是，200l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党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九十岁生日。
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
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
这件事也算得季羡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
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辞，也颇耐人寻味。
季羡林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娘家姓赵，就住在离官庄五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不识字，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
季羡林六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濡以沫，母子之间的感情至厚至深，至博至大。
如今，已经年届九十的季羡林，念及母亲时，仍然忍不住要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季羡林幼年时候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有时候，在做午饭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做午饭。
季羡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
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歌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
在绿豆地里，季羡林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
他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母亲看一看。
棒子上长了乌霉，他觉得奇怪，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
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有时，他想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
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里已经满了。
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
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季羡林童年的境遇，他在《我的童年》一书中这样记述：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
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榛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
我在春天或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子，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
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顿牙祭。
夏天和秋天，对门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去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
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和豆子交给母亲。
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一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
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
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
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
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到一小篮麦穗，高兴地递给了母亲。
母亲把麦穗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
季羡林越吃越想吃，吃完饭以后，他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追着要打他。
季羡林当时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
母亲没有法子来捉他，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儿子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
最后，母亲也笑了。
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
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
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
命运的转折但是，世事难料，人生变幻莫测。
就在季羡林六岁的时候，幸运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唤的手。
转瞬间，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改变。
事情是这样的：官庄的季家原来是一个大家族。
父亲一辈中，大排行兄弟就有十一人。
其中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杳无音信。
留下的五个，一个送了人，自然也与季家无缘了。
余下的四个，只有季羡林的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济南的叔叔又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
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整个季氏家族中惟一的男孩子。
在封建社会中，他当然就成了给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惟一指望。
为此，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
恰好，此时叔叔在济南谋得了一个职务，有了稳定的收入。
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父辈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
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7年春节前夕，父亲把六岁的季羡林送到济南叔叔家。
从此，季羡林便离开了父亲、母亲，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结束了农村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然而却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了。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家孩子的童年生活。
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来说，特别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来说，童年时期的蒙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人文社会学者不同于作家，他需要长期积累中外文化知识，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而要打好这样的文化基础，一般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开始的。
纵观20世纪中国学坛大师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季羡林这样六岁以前还在地里拾麦穗，割草喂牛，与文字无缘的人，日后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
例如，比季羡林大三十岁的鲁迅先生，虽然幼年时家道中落，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却仍然能够在三味书屋中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开蒙教育；又比如比季羡林大二十岁的胡适先生，从小就能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满三岁便认识了七百多字，三岁多就进了正式的学堂读书。
因为个头太小，还需要别人抱上高凳子坐着，才能听老师讲课。
三四岁的胡适，便已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了；再比如比季羡林小一岁的钱钟书先生，出身于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四岁识字，五岁入私塾读《毛诗》，每天上学都由家中派人接送。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季羡林的蒙学却等于零。
说实在的，像季羡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若无特殊的机遇和过人的聪慧与勤奋，要想日后在中国学坛独树一帜，并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
季羡林常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
这完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
当时季羡林到了济南，开始上学读书，他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个饭碗。
而不是做学者。
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有期望他成为学者。
季羡林做学者的志向并非从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涨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渐树立起来的。
寄人篱下1917年初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
在阵阵扑面的寒风中，父亲带着六岁的季羡林，骑着毛驴，踏着地上的残雪，从鲁西北的官庄，一步步走到了济南。
到了济南，展现在幼年季羡林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儿的一切，都使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又惊又喜，大睁着双眼，左瞧右看。
不必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景观，也不必说车水马龙的街巷、来往穿梭的人流，无不使他目不暇接，喜出望外，单是那巉岩嶙峋、险峻雄伟的千佛山，就让这个少年大吃一惊，大开眼界。
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大平原的黄土地上，从未见过山，更不用说如此奇特的大山了。
济南虽然比官庄好，但是让他伤心的是离开了亲爱的母亲。
他初到济南时，常常在梦中梦到母亲，然后从梦中哭着醒来。
尽管这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能吃上肉，但是他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咸菜，也要回到母亲身边。
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
他毫无办法。
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但是对母亲的想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叔父，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
1993年，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叔父：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
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
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
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
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
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
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一个对宋明理学如此热衷的人，当然是坚守三纲五常、夷夏之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传统思想的人。
一个有趣的例子最能说明叔父的思想。
季羡林刚到济南时，曾上过一年私塾。
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生畏。
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
后来，叔叔把他送进了一所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
当时五四运动已波及到了山东。
一师校长是个新派人物，他率先在自己的学校采用了白话文的教科书。
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字叫作《阿拉伯的骆驼》。
故事讲的是：为人做事不应该得寸进尺，否则便会灾难临头，当时在世界上是一篇流行的课文。
碰巧，课本被叔父看到了。
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季羡林便转到了新育小学。
新育小学最初是用文言教学，后来，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改成用白话文教学了。
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会说话。
叔父也没有办法，只好置之不管了。
但是，在家里还是叔父说了算。
叔父对季羡林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因为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家这根独苗身上。
叔父虽然思想守旧，却是个既明白事理又务实的人，而且颇具远见卓识。
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
时间虽然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和一些单词，可这短期的英语启蒙，不但引发了季羡林学习外语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而且，在考中学时也沾了光。
因为他要考的正谊中学，居然要考英语。
出的题目是：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识。
季羡林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了，结果被录取。
考上的不是初中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算是沾了半年的光。
这自然使叔父大为高兴。
于是，他决定，侄子在整个中学期间，都要在课余学习英语。
不但要学英语，而且课余还要学古文。
叔父让侄子再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
参加两个学习班，自然要给老师报酬，增加了叔父的经济负担，但叔父不在乎花这些钱，因为他决心要把侄子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
就这样，季羡林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天从学校下课之后，就先去古文学习班读古文，晚饭后，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
这样的日子，大概坚持了八年。
即使如此，叔父仍恐对侄儿的教育不够周全，竟自己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亲自给侄子讲课。
选文的内容大多是一些讲理学的文章。
对此，季羡林说：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叔父对侄子虽然严厉，却也不乏慈蔼。
从下面关于兔子的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来：也不记得是几年以后了，总之是在秋天，叔父从望口山回家来，仆人挑了一担东西。
上面用蒲包装的有名的肥桃，下面有一个木笼。
我正怀疑木笼里会装些什么东西，仆人已经把木笼举到了我的眼前了——战栗似的颤动的嘴，透亮的长长的耳朵，红亮的宝石似的眼睛……这不正是我梦寐渴求的兔子吗？记得他临到望口山去的时候，我曾向他说过，要他带几个兔子回来。
当时也不过随意一说，现在居然真带来了。
这仿佛把我拉回了故乡里去。
我是怎样的狂喜呢？——《兔子》叔父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
叔父的严格教育，使他从小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且坚持终生，这是日后他在学术上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根基。
叔父在季羡林的青少年时代，创造各种条件，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这是他后来能够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继而留洋，终于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大学者的先决条件。
季羡林对叔父尽职尽责的培育之恩，永远铭记在心，永远感激不尽。
叔父虽然严而慈，却是一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更兼婶母偏爱自己的女儿，对侄子另眼相待，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一个少年来说，是不会留下太多愉快回忆的。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季羡林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几十年来，他只字未题，外人无从知晓。
2001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在一篇题为《一条老狗》的散文中，在回忆母亲的时候，对他童年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偶尔提及，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惟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
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
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
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
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
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呑声饮泣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处境，使本来天真活泼，在小学时还经常同男孩子打架的季羡林，变得拘谨了，循规蹈矩了，内向了。
也正因为这样的处境，季羡林从小就明白了自己与其他孩子的区别。
失去了父母的依靠，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孤军奋战，百折不挠，才能成功，这便愈加促使他埋头苦干，发奋图强，勤奋学习，比一般孩子早熟得多。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管外部环境多么严酷，天真的童心却是永不会泯灭的。
在小学三年里，季羡林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
实际上，虽然叔父管教极严，季羡林却并没有唯命是从。
他当时对正课并不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小说。
叔父是个古板的人，把小说视为闲书，不许季羡林看。
但季羡林也有对付叔父的办法。
在家里，他的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
他坐在桌旁，桌上摆的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
《红楼梦》大概太深，他看不出其中奥妙，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他很不喜欢，因此看不下去。
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
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他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用不着什么防备，一放学，他就躲到假山背后，或者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地大看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时候看到天黑，才摸黑回家。
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
他自己也想当那样的英雄。
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里带着宝剑，射杀坏蛋强盗，然后再一哼，白光和剑便回到自己的鼻子里。
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一百次，上千次。
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连树木也能戳断。
他信以为真，也想练成铁砂掌，便猛戳起来。
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才停止了练习。
学习英文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他从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当时他认为用方块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种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英文，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不可思议。
越神秘的东西，越有吸引力。
英文对季羡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他每天同十几个孩子一起，课余向一位英语教员学英语，兴趣极大。
虽然他英语成绩不错，但是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脑子里：为什么是和有算是动词？它们一点也不动嘛。
当时老师也不能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
当年用动词来译英文verb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个译名给多少孩子带来了这样的疑问。
十三岁那年，他考上了城里的正谊中学。
他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济南第一中学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把握不大，没敢报名，结果报了个破正谊。
所谓破，指的是教学质量不如市一中，其实正谊中学在济南也属于较好的学校，尤其是校舍十分讲究，环境优美。
它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为人间乐园。
正谊中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等，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齐全的课程了。
英语老师水平很高，学生们写的英语作文，他很少改动，而是一笔勾销，自己重写一遍。
对这位老师，季羡林印象很深，受益匪浅。
这时叔父已经开始亲自给季羡林讲课了，教材就是那本包括理学文章的《课侄文选》。
课后，他还要去学古文和英文，负担是很重的。
但是季羡林这时毕竟还只有十三四岁，玩兴很浓，课后多半跑到学校后面的大明湖畔去钓虾，捉蟹。
他在《我的童年》里写道：综观我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到了正谊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
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灰黄。
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玩具，自己把细铁条弄成一个圈，再弄一个钩一推，就能跑起来，自己就非常高兴了。
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
初露锋芒1926年，十五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
北园高中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盛。
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先生。
他提倡读经。
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一位是绰号大清国的老师，是一个顽固的遗老。
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同注疏在内都能背下来。
据说他们还都能倒背如流。
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
王崑玉老师对季羡林影响很大。
他十分赏识季羡林的文才，在课上，对季羡林的作文大加赞扬，曾下过这样的批语：亦简劲，亦畅达。
这对一个十五岁的高中学生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
惊喜之余，季羡林对古文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自己设法找来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大家的文集，认真地作了一番研究。
至于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他的英文水平在班里从来遥遥领先，无人能与其竞争。
季羡林常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
由于季羡林各科成绩都很优异，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所以在高中阶段，他的学习热情大为高涨，第一学期就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超过95分。
因此，受到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先生的嘉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励他，这自然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
季羡林回忆道：我有意识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
后来，在高中学习的三年中，六次考试，他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贯。
当时在学校里，季羡林的名字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受到同学们的尊敬。
大伙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诗人。
其实他并没有写过什么诗，而且一生不喜欢新诗，这个外号大约是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吧。
在老师们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必将在今后的学坛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
这个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
前两位是他的业师。
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
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青年学生大为兴奋。
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其影响，他写了一篇名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
可惜，此文还未及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
胡也频慌忙逃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暗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季羡林早年同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因缘就此中断。
接替胡也频教季羡林国文课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
董先生算是鲁迅先生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是鲁迅写的序。
董先生十分赏识季羡林的作文，认为是全班之冠，全校之冠，每次都给以详细的批改和鼓励，这就更激发了季羡林的写作热情。
他在《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中回忆道：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刻拿起笔来，写点什么。
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
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
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三年级，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也以白话为主，但是，季羡林并没有放松对中国古籍的钻研。
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
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苏轼、陆游、姜夔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读了很多。
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影响深远。
高中时，他已经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并陆续发表在天津的《益世报》上。
《文明人的公理》是揭露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后，日本兵在济南横行霸道，抢劫老百姓财物的悲惨的一幕。
表现了季羡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的讽刺。
《医学士》是揭露一名庸医，嫌贫爱富，终因玩忽职守，致人死命的故事。
《观剧》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老式剧场中污浊、混乱的情景，以及国民党士兵欺压百姓横蛮无理的行径。
这些作品均发表于1929年。
季羡林写这些作品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高中学生。
作品自然单薄、稚嫩，但从内容上，已经能看出他的爱憎感情和关注现实的倾向。
这大约是受到胡也频先生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创作出来的吧。
与此同时，季羡林开始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在山东《国民新闻》上发表。
如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老妇》《世界底末日——梦——》《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老人》；美国当代作家LoganPearsallSmith的《蔷薇》；美国诗人、戏剧家D·Marquis《守财奴自传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小诗》等。
季羡林是不悔少作，也从不掩少作的。
早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无论多么幼稚，他也绝不作任何改动，在l992年编辑《季羡林文集》时，照登不误。
他说：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这没有什么丢人的。
五三惨案惊魂1927年，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广东出发，一路扫荡，宛如劲风扫残云，把各路军阀打得落花流水，纷纷溃败。
1928年，大军占领了济南。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怕失去它在山东的利益，悍然出兵占领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
当时，季羡林还是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由于日军占领了济南，国民军撤走，所以学校不能开学。
学生们都只能在家里待着。
日本军队当时成了济南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又非常害怕中国老百姓，常常搞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搜查，闹得全城风声鹤唳、鸡犬不宁，经常发生日军枪杀中国老百姓的事件。
季羡林本人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
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的小徒弟。
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
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
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
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
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
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
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
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
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知道。
在日军刺刀下度过的1928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沉痛地写道：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这段经历，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叔父的礼物——包办婚姻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尊叔父母之命结了婚。
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读书，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满意，他在学校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
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该完成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
按常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学生，正值青春年少，学业初始，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
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而言，则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的。
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送给的礼物。
这一年，经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结了婚。
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他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就住在他家后院。
两家门当户对。
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
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
这桩包办的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到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
他在l93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
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
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
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
①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了。
回首十九年走过的道路，有得有失，有喜有忧。
得和喜的是：经过叔父和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他从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品学兼优，前程无量的有为青年；失和忧的是：他离开了母亲，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母爱。
这使他终身负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他还必须承受叔父母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
可这就是人生，有得必有失。
诚如他八十五岁时，在《人生》一文中所说：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
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不管怎么样，1930年，展现在十九岁的季羡林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
他已经有实力，有自信，在未来的人生舞台上，一展身手，与那些高官显宦、书香门第的富家子弟们，一比高低。
注：①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