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的吉普车载着季羡林等六个中国人，离开了哥廷根，驶上举世闻名的国家高速公路，向德国与瑞士边界方向开去。
季羡林回头看了一眼哥廷根，小城烟树，历历在目，他心里油然升起千缕离愁，抑制不住的泪水湿润了眼眶，直到哥廷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转过头来，拭干了眼泪。
别了，哥廷根！盟军的吉普车载着季羡林等六个中国人，离开了哥廷根，驶上举世闻名的国家高速公路，向德国与瑞士边界方向开去。
季羡林回头看了一眼哥廷根，小城烟树，历历在目，高耸的俾斯麦塔和古城墙巍然矗立，哥廷根大学的建筑依稀可辨。
汽车越开越快，哥廷根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哥廷根终于变成了一团阴影。
此时，他心里油然升起千缕离愁，抑制不住的泪水湿润了眼眶，直到哥廷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转过头来，拭干了眼泪。
季羡林一行在法兰克福住了一宿，次日到达德瑞边界。
在瑞士边境换乘瑞士火车，向首都伯尔尼进发。
季羡林在火车上，凭窗眺望。
远山如黛，积雪如银，倒影水中，成一团氤氲紫气，再衬托上湖畔草木的浓碧，有如仙境般的美丽。
瑞士自然风光如此之美妙神奇，变幻莫测，引人遐思，使他惊呆了。
过去他也曾看过许多瑞士风景的照片和图片，然而实际的景色，比照片上的景色更美、更神奇。
他感叹道：自己学了半辈子语言，读了半辈子中西名著，可是到了现在，要我用嘴描绘眼前的美景，我说不出，要我用笔写出眼前的美景，写不出。
他完全沉醉在这美得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景色之中去了。
季羡林留德十年，时间是够长的，但是十年中，他除了哥廷根和柏林外，没有去过德国的其他城市，更不用说欧洲的其他国家了。
瑞士距哥廷根，坐汽车不到一天的路程，并不算远。
他久闻瑞士风景秀美，然而也未曾去过。
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有钱的问题。
到德国头两年，每月只有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补贴，只够勉强维持生活，自然没有余钱去旅游。
可是后来担任了讲师，有了收入，应该有财力出外旅游观光，但他仍然未能成行。
当然也有战争影响的因素。
但二战爆发时，他已在德国呆了四年之久，如果想去旅行的话，四年之间，总可以安排去一趟瑞士吧，他却始终没有去。
原因何在？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他自己的解释：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人，所有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
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
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
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
我又是一介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
我所有的是时间和书籍。
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
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
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由此可以看出，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没有去过外地旅游，除了没钱，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时间，或者说，还有比旅游更让他感兴趣的事。
在他看来，独自一人畅游于书海之中，所得到的享受，远甚于去高山海滨旅游。
而且，像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碑铭等，对一般人来说，是极其枯燥乏味的事情，而他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
一般人只有在读文学作品时，才能感到身轻神怡，如痴如醉，得到美感享受，然而季羡林却在读吕德斯和陈寅恪两位大师的艰深玄奥的论文时，才会有这种感受。
他说：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岸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
我读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
也许有人会觉得季羡林性格与常人不同，有些怪癖。
季羡林的回答是：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癖’，然而毫无‘怪’可言。
人们常说：成大事者，皆有癖。
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如果季羡林没有这种好读书的癖，如果他像一些留学生那样，终日忙于旅游，购物，跳舞，搓麻，谈情说爱，那么，他又怎能在学业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又怎会有今日蜚声中外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呢？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瑞士的火车上来。
季羡林一面观赏着窗外的美景，一面嘀咕着身上带着的几块黑面包该如何处理？原来，离开哥廷根时，因为挨饿挨怕了，他把保存的几块黑面包，郑重地带在身上，以备路上不时之需。
上了瑞士火车，他感到黑面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瑞士已无用武之地，便想按我们中国人的老例，把它从车窗扔出去。
于是，他一面凭窗欣赏窗外的青山绿水，一面低头看铁路旁边的地上，想找个有点垃圾或不太干净的地方，为面包找个归宿之地。
但是，他找呀，看呀，看呀，找呀，从瑞士边境直到首都伯尔尼，硬是没找到哪怕是一小块积有点垃圾或纸片的地方。
他非常失望，也非常吃惊。
战争刚刚结束，到处是残垣断壁，瑞士虽说是中立国没有卷入战火，但多少受到影响，可是仍然能保持如此整洁有序，足见其国民素质之高，公共环境之好，不能不令人佩服。
感叹归感叹，手里攥着那块德国黑面包，一直不敢扔掉，直到下了火车，在车站上才扔进垃圾桶里。
游子归来在车站上，老朋友张天麟、牛西园，以及使馆的人，前来迎接季羡林一行。
接着他们便到中国驻瑞士公使馆报到，并且领到了十月份的救济费。
当时国民党政府指令驻瑞士使馆，竭尽全力，救济沦落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以争取留学生回国。
因为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又没有卷入二战，所以这里的公使馆俨然成了整个欧洲的代表。
所有准备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这里集中。
季羡林一行抵达伯尔尼的次日，10月10日，正赶上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
晚上，使馆举行庆祝双十节的宴会，来自欧洲各国的留学生，济济一堂，热闹非凡。
季羡林孤身一人长期生活在哥廷根，十分寂寞。
此时见到这么多的同胞，心情激动万分。
宴会上又准备了丰盛精美的中国饭菜，使在饥饿地狱里呆了多年的季羡林垂涎欲滴。
当他正准备狼吞虎咽，大干一场时，忽然想起了德国医生的忠告：人如果饿得时间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就会失掉饱的感觉；此时如果放开肚皮去吃，就有可能撑死。
于是，他立刻警惕起来，不敢畅所欲吃，只能解馋即止，从而未酿成大祸。
在瑞士停留期间，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季羡林在同久违了的国民党外交官打交道时，便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这些国民党官员，一个个不学无术，对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外卑躬屈膝，奴颜媚骨，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可这帮人在留学生面前，却要摆出一副官僚的臭架子，装腔作势，颐指气使。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胆敢暗中克扣国内汇来救济留学生的美元。
这种卑鄙的勾当，使留学生们大为愤怒。
在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公使大人不得不把克扣的钱吐出来发给大家。
从这件事情中，留学生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对付南京来的外交官，态度必须强硬才会有效；如果同他们讲理，反倒会受欺侮。
季羡林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后来半年多的归国途中，他同留学生们一起，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同那些腐败奸滑的官员，大吵大闹，据理力争，才可能得到一点应得的救济。
季羡林一行在瑞士停留了近四个月。
1946年2月才离开瑞士，踏上回国的归途。
他们回国的路线是：从瑞士乘火车到法国马赛港，然后乘法国运兵船到越南西贡，再从西贡乘船到香港，最后从香港乘船抵上海。
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切尚处于混乱状态，途中遇到多次风险。
从地中海经红海到印度洋时，战时埋设的水雷尚未清除。
船行至此，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
在这段海域行驶，全船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总算老天保佑，没有碰到水雷，顺利驶出了雷区，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从西贡到香港，换乘较小的船。
船遇大风，在滔天巨浪中颠簸。
虽然船开足马力，破浪前进，是一整夜竟然寸步未移动。
季羡林本来就有晕船的毛病，呕吐不止，食物吐完之后，从胃里吐出的全是绿水。
他在甲板上，昏昏沉沉地躺了两天。
这次行程，从1946年2月2日出发，至5月19日抵达上海，历时三个多月。
其间历尽艰险，九死一生。
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旅行。
但是，在回国途中，比身体受折磨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内心的矛盾和心情的沮丧。
当船离开马赛港，向东方行驶时，他的心情本来是很好的。
又兴奋，又激动，万千思绪，联翩而至。
他想：十一年的异域背井离乡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祖国就要展现在眼前了。
他有千言万语要向阔别了多年的祖国母亲倾诉。
但是，离祖国越近，他听到有关祖国的消息越多，看见自己的同胞也越多，他那满腔热情像是迎头被泼了一盆冰水，渐渐地凉了下来。
自从在瑞士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打交道后，他的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到了西贡，同样的事，又发生了。
南京政府在西贡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总领事馆，派来了总领事，以及领事和副领事等一班人马，管理越南华侨事宜。
总领事馆实际上成了一个大衙门，把国内衙门那一套弊病全带到了国外。
西贡的华侨本来是很爱国的，但常常受到领事馆的盘剥和和刁难。
有些华侨吃了亏，投诉无门，只好忍气吞声。
季羡林等一批留学生到了西贡，华侨们以为他们都是有后台的中国人，不然怎么会出洋镀金呢？于是便把他们看成了青天大老爷，纷纷前来告状。
留学生们个个年轻气盛，对国民党的外交官，早已痛恨有加，听了华侨们的诉苦后，一个个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
他们把华侨们的苦衷和要求统统向总领事和盘托出。
总领事也模不清这些年轻人的底细，只好唯唯诺诺，有的事也居然办成了。
留学生们为了给领事馆一点颜色看看，第一次吃饭时，看到餐桌上摆着竹筷子，便故意说：这不行，必须换象牙筷子。
这当然有点无理取闹。
但是，第二天吃饭时，就一律是象牙筷子了。
季羡林在1946年3月13日的日记中记道：十点同他们到领事馆去见尹凤藻（总领事）。
一直等到十一点，他才回去。
一见面，态度非常不客气。
我心里大火，向他顶了几句，他反而和气了。
这种官僚真没办法。
4月13日，日记中又有这样一段话：早晨六点起来，吃过早点，同虎文、士心、萧到领事馆去，交涉订在大中华的舱位。
老尹又想狡赖，看我们来势不善，终于答应了。
从两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季当时真实的心情。
到了香港，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出面接待留学生。
他把留学生们打发到一个鸡毛店似的小客栈里住。
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
客栈里住的都是一些小贩、流浪汉和身上长梅毒的人。
这些人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抽劣质香烟，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使留学生们难以忍耐。
一天，特派员召见季羡林等留学生，商谈去上海的问题。
当留学生们走进特派员的办公室，大吃一惊。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一个特派员的办公室，竟然其大无比，装修极为豪华。
这位特派员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威仪俨然，戴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面团团如富家翁，摆出一副官架子。
季羡林与同去的留学生一看，心里完全明白了，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便一屁股坐到他的办公桌上。
这一坐，立竿见影。
特派员立刻站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乘船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季羡林对香港虽然久仰大名，但从未去过，这次是初到，却没有留下好的印象。
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不像今天这般豪华，还是个很土的城市。
更由于季羡林刚从欧洲回来，把香港同柏林、伯尔尼、马赛这些欧洲的大城市一对比，更显出它的土气。
这且不说。
香港当时没有一点文化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很困难，使他大为失望。
更让他反感的，是从鸽子笼似的屋子里传出来的打麻将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从天而降，吵得他心烦意乱。
这当然是一介书生对香港的印象。
如果换了别人，那印象可能完全不同。
5月13日，季羡林一行终于登上开往上海的船。
他的心情开始很激动，然而船上的混乱现象，又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在这条船上，统舱之下还有甲板一级。
到处都是包裹，有的整齐，有的凌乱，有的包裹里还飘出了咸鱼的臭味。
到处都是人，每个人只能有容身之地。
霸道者抢占地盘，有人出钱，就能得到。
因此讨价还价之声，争吵喧哗之声，洋洋乎盈耳。
好多人都抽烟，统舱里烟雾迷漫。
这种烟雾，再混上人声，形成一团乌烟瘴气的大合唱。
小船破浪前进所激起的海涛声，同这大合唱相比，简直像小巫见大巫，有时连听都听不见了。
季羡林和几个留学生住在头等舱和二等舱，算是船上的特权阶级。
不管外面多么脏，多么乱，只要把门一关，舱内还能保持安静和干净。
但是，有时他们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必须到甲板上去。
其实只需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甲板，但是，就这几步路，也是异常艰难的历程。
因为他们必须在挤得像沙丁鱼的人丛中，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条路来，才能到达甲板。
到了甲板上，他忽然发现，在横躺竖卧的人丛中，有一位年轻女子十分面熟。
仔细一看，原来是同他们一起上船的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的女生。
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呆在这个鬼地方？只见她此时正紧闭双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转不动。
有人跨过她的身躯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觉。
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脸上，她连眉毛都不眨一眨。
她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天，一直躺到上海。
这使季羡林吃惊不小。
他知道，她是学数学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看着她的表情，他怀疑她当过修女。
不管怎样，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
否则她在船上的这番功夫，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大为愤慨，多日郁结在心中的千言万语，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涌泻出来。
他写道：我是一个俗人，心中没有上帝。
我不想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要活动，我要吃要喝，我还要想。
在这时候，祖国就在我面前，我想了很多很多。
将近十一年的异域流离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这十一年的经历现在一幕一幕地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千头万绪的思绪一时逗上心头。
我多么希望向祖国母亲倾诉一番呀！但是，我能说些什么呢？十一年前，少不更事，怀着一腔热情，毅然去国。
一是为了救国，二是为了镀金。
原定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能够挺过来的。
但是，我生不逢时，战火连绵，两年一下子变成了十一年。
其间所遭遇的苦难与艰辛，挫折与委曲，现在连想都不愿意回想。
试想一想，天天空着肚子，死神时时威胁着自己；英美飞机无时不在头顶上盘旋，死神降临只在分秒之间。
遭万劫而幸免，实九死而一生。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家中一点信息都没有。
亲老、妻少、子幼。
在故乡的黄土堆里躺着我的母亲。
她如有灵，怎能不为爱子担心！所有这一切心灵感情上的磨难，我多么盼望能有一天向我的祖国母亲倾诉一番。
现在祖国就在眼前，倾诉的时间来到了。
然而我能倾诉些什么呢？我不能像那位天主教徒一样，躺在那里死死不动。
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我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
我在欧洲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
但是，我遇到了困难，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阴影。
在西贡时，我就断断续续从爱国华侨口中听了一些关于南京政府的情况。
到了香港以后，听的就更具体、更细致了。
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
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
所谓祖国，本来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
山川大地永远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爱的。
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语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
我的娘一点也不丑。
可是这一群劫收人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留德十年》不知不觉中，船就到了上海码头。
时间是1946年5月19日。
他提着行李，挤在混乱的人群中，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他没有跪下来捧着祖国的泥土激动地亲吻，而是一个人挤在人群中，茫然地向前走着，心里喜怒哀乐，像是倒了酱缸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他吃惊地反问自己：上海，这真是中国的地方了。
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
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
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他叹息道：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
祖国母亲呀！不管怎样，我这个海外游子又回来了。
这一年，季羡林35岁。
初进北大季羡林抵达上海后，本想立即赶回济南老家与家人团聚。
无奈当时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他有家难归。
不过，还有另一件同样急迫的事需要办理，就是要赶紧落实回国后的工作问题。
关于这件事，还要从几个月前，他同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通信说起。
1945年秋，二战刚刚结束，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先生去伦敦治眼病。
他们希望陈先生眼病治愈后，能留在牛津讲学。
陈先生急欲恢复视力，决心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只身远涉重洋，赴英就医。
1945年9月14日，陈先生在邵循正先生陪伴下，由成都飞往昆明，再飞印度转赴伦敦。
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虽经两次手术，陈先生的眼病未能治好。
1946年5月，陈先生归国，回到了南京。
季羡林在清华念书时，曾旁听过陈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均极为敬佩。
但季羡林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与陈先生并不熟悉。
1945年，季羡林在哥廷根准备回国，听说陈先生其时正在伦敦治病的消息，立刻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向陈先生报告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情况。
虽然陈先生当时对季羡林以及他的学业并不了解，但是有一个机缘，使陈先生很容易便可以对季羡林有了了解。
季羡林的师祖吕德斯，正是陈先生当年在德国留学时的老师，而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正是陈先生的同学。
季羡林一讲自己的学业情况，陈先生立即了然。
果然，不久季羡林就收到了陈先生寄来的一封长信。
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陈先生说，他打算介绍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
这当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
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1930年他曾考取北大，只因想出国，弃北大而就清华，现在又要回到北大了。
他狂喜不能自已，立即回信应允。
这便是季羡林到北大的因缘。
季羡林在上海停留了数日，在好友臧克家先生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几天，立即赶往南京去谒见陈寅恪先生。
陈先生当时正借住在俞大维的官邸。
季羡林到南京后，马上前去俞家见陈先生。
师生别离已经十多年，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慨叹良多。
陈先生命季羡林立即持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见当时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
因校长胡适此时尚留美国未还。
陈先生当时已是学界大师，一言九鼎，有他的力荐，傅斯年先生对季羡林到北大任教，表示十分欢迎。
但他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
季羡林对此并不在意，欣然同意。
能进北大，已如登龙门，他哪里还敢讨价还价。
就这样，季羡林回国后的工作便定了。
他后半生与北大共命运的人生道路也就从此定了下来。
此时正值6月，学校都在放暑假，离北大开学还有三个月。
季羡林既拿不到工资，又不能去报到，只好在南京等待。
可是他囊中羞涩，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老同学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的办公室内。
住别人的办公室是很难受的。
人家白天办公，他就出去游荡：晚上，别人下班回家了，他就回到编译馆，睡在办公桌上。
早晨一起床，赶紧离开。
国立编译馆地处台城下面，季羡林多半在台城上云游。
什么鸡鸣寺啊，胭脂井啊，几乎天天都去。
南京素有火炉之称，夏日骄阳似火，在炎热的天气中四处游荡，苦不堪言。
他走累了，热了，就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下，休息片刻。
他望着台城上面郁郁葱葱的古柳，不由得想起了唐朝诗人韦庄的诗《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这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本是借景寄情，抒发自己对朝代兴亡，人间沧桑的感慨，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绪。
季羡林此时想起这首诗，则别有一番见解：这里讲的仅仅是六朝。
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
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
今天我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我觉得它们有情得很。
我天天在6月的炎阳下奔波游荡，只有台城古柳的浓荫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我坐下来稍憩一会儿。
我难道不该感激这些古柳而还说三道四吗？（《回忆梁实秋先生》）细细品味这段话，多少隐含了几分无奈与愤懑。
这不是冲着韦庄的诗去的，而是针对现实。
在国外苦读十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已聘为北大副教授的学者，竟然住不起旅馆，睡在别人的办公桌上，天天像流浪汉一样，顶着烈日，在台城上游荡。
这样的世道，能让人不沮丧不愤懑吗？从台城再走远一点，出了城就到了玄武湖。
这里湖光潋滟，风景宜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面对如此美景，季羡林却提不起半点兴致。
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
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生活，使他心急如焚，痛苦万分。
他感到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等于自杀。
他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没有。
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惟一让他高兴的事，便是有幸结识了梁实秋先生。
有一天，李长之告诉他，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回到了南京，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
季羡林听了，喜出望外。
经李长之的介绍，他很快便认识了梁先生。
论辈份，梁先生与季羡林不是一辈人。
梁先生比他大十几岁，应该算是老师一辈的人了。
当年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就读过不少梁先生的文章，对梁先生潜怀着崇敬之情。
见面后，梁先生的人品与谈吐立刻令他十分倾倒。
梁先生为人毫无架子，对季羡林和李长之这样年轻一代的人，完全平等相待，态度真诚和蔼。
梁先生对季羡林的才学人品十分赏识，曾在一家大饭店宴请他吃饭。
梁夫人和三个孩子都参加了。
这次见面，给季羡林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后来，梁先生去了台湾，从此音讯杳无，但梁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始终活在季羡林的脑子里。
在极左的年代，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先生同鲁迅有过一场争论，又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曾经被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层地狱。
特别是鲁迅那篇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全国凡念过中学的人，只知道梁先生是一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对他真实的人品和才学完全不了解。
梁先生为此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与骂名。
1987年，留在大陆的梁先生的孩子梁文茜和梁文蔷，奉父命专门到北大看望季羡林。
时隔四十年，梁先生还没有忘记季羡林，可见当年季羡林给梁先生的印象是颇深的。
这件事使季羡林十分感动。
他原期望还能在大陆与梁先生见面，不意梁先生当年竟然仙逝，让他悲痛不已。
1987年，梁先生夫人专程从台湾到北京来举行追思会。
季羡林当时正在南京开会，未能参加。
可是，南京不正是1946年他与梁先生相识的地方吗？季羡林一时感慨良多，独自站在南京宾馆的阳台上，眼望台城，临风凭吊，悲从中来，不胜唏嘘。
季羡林在南京停留的日子，经济上也捉襟见肘，十分拮据。
他在上海时，曾卖掉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米加金表。
这种表当时在国内还是十分稀罕珍贵的宝物。
但他却受了骗，只卖了十两黄金。
他把一部分黄金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剩下的部分就供自己在南京吃饭之用。
日子就这样艰难地一天天地捱下去。
一直到1946年的深秋，季羡林才从上海乘船北上。
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故都北平。
到车站迎接他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
汽车经过长安街，黄昏已过，街灯昏暗，落叶遍地，一片凄凉的景象。
此时季羡林心头不由自主地又涌出了两句唐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
诗中的长安原指长安城，他心中想到的自然是长安街。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在国外时常常会幻想着重逢时一幅幅欢娱的情景，今日归来，竟是如此的惨淡和凄凉！他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古城依旧，街市如昔，同他离开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他心中悲喜交集，思绪万端。
叹人生之无常，嗟命运之渺茫。
十一年的海外经历，在脑海里层层涌现。
他感叹道：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还要深秋的深秋。
这就是他回到北平时的心境。
到了北大以后，他暂时被安置在红楼三层的楼上住。
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
季羡林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落落，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暗处仿佛有鬼影飘忽。
他走过长长的楼道，能听到自己足音的回荡，也让他胆战心惊。
第二天，阴法鲁教授陪他去谒见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汤用彤先生是著名的佛学大师，他的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史》，集义理、考据、辞章于一体，蜚声海内外，至今仍是此道中的楷模，无人能望其项背。
汤先生的书，季羡林都读过，从佛学研究来说，他与汤先生也算同道，因此对汤先生的学术造诣是很了解的；他对汤先生高尚的品德，也听说过不少。
可以说，汤先生早已是他崇拜的对象。
汤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季羡林。
初次见面，汤先生就给季羡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回忆道：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
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
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
季羡林眼中的汤先生，不正同我们今天看见的季先生一样吗？这真是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
他们虽然辈份有别，却志同气和，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汤先生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
此话在南京谒见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过，并不陌生，季羡林当然立刻应允。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汤先生忽然通知季羡林：学校决定任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这个决定实在大大超出他的预料。
季羡林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一星期，便提升为正教授，这在北大恐怕是前无古人的。
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至今似乎也没有人打破。
至于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让他在欣喜之外，增添了一些惶恐。
因为文科研究所的导师都是知名的饱学宿儒，而季羡林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
这个决定，当然与他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蜚声学坛的论文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汤先生对他的赏识分不开。
对此，季羡林心里是很清楚的。
他写道：这是谁的力量？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汤用彤先生——笔者注）的垂青与提携。
这正如韩愈在《为人求荐书》中所说：伯乐一顾，价增三倍。
季羡林到了北大，遇到了汤用彤先生，正如千里马遇到了伯乐。
北大早就有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想法，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主要是缺少能够讲授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一直不能建系。
194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学者，建系的条件基本具备。
于是，经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的酝酿研究，再加上陈寅恪先生从旁推动，东方语言文学系终于诞生了。
东语系初建时，只有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
教师除季羡林外，还有王森先生、马坚先生、金克木先生、马学良先生、于道泉先生等五位。
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
在红楼系主任办公室，就可以开全系大会了。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
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
秘书长的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总管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
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
没有什么副校长。
全校有六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
各院由院长一人管理全院工作。
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但一切井井有条。
不像现在，如一些嘴损的人所说：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管理上还矛盾丛生，混乱不堪。
这个事实至少值得大学管理者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
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和图书馆长毛子水先生，为了季羡林研究工作方便，特意在图书馆内为他开出一间专用的研究室。
季羡林从书库中把自己要用的书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对他的研究工作极为有利。
为教授或副教授设专用研究室，而且允许他们把自己常用的书从图书馆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在当时是很通行的，至今在国外的大学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名研究生马理女士做季羡林的助手，帮助整理书籍。
马理女士是已故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谢绝剑桥聘约应该说北大对季羡林的关怀照顾，已经做到无微不至了。
季羡林对此也十分感激。
可是有一件无法解决的憾事，使他一筹莫展。
那就是，北大图书馆藏书虽然甲天下，但是有关季羡林专业研究范围内的书，却如凤毛麟角。
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北大图书馆稍多一些，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它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没有。
这种情况季羡林回国前是估计到的，但是没有想到缺失这么严重，完全不可能继续进行梵文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是个学者，他的兴趣在研究学问上，而不是当官或图虚名。
他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仍然恋恋不舍，可是又无可奈何。
当时东语系的工作也十分清闲。
教员不过五人，学生更少。
季羡林开了一个梵文班，学生只有三人。
其余蒙文、藏文、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
季羡林这位系主任可谓政务十分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
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从不开什么会，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一个见面聊天的机会而已。
季羡林每天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好在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课堂就在三楼上。
季羡林在征得汤先生同意后，便去听课。
他听课，每堂必到。
汤先生上课没有讲义，只用口说。
季羡林就认真记笔记。
汤先生讲了一年的课，季羡林一堂也没缺过。
此外，他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正开此课。
在征得周先生同意后，他便去旁听。
周先生比季羡林年轻几岁，当时还不是正教授。
别人看见季羡林这位正教授兼系主任随班听一位副教授的课，觉得很奇怪，议论纷纷。
季羡林却处之泰然，任人去评说。
他从来主张能者为师，反对学术上的论资排辈。
然而，听课也解决不了他心中郁结的疙瘩。
旧业不能搞了，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终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
季羡林再一次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
这时，一个解决矛盾的出路浮现出来了。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尚未离开哥廷根时，曾接到由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
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当年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
他曾在季羡林留德研究生交换期满后，主动找上门，请他担任汉文讲师，从而解决了季羡林的经济困难，得以留在德国继续深造。
二战前，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便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工作。
他对季羡林的才学很了解。
战争一结束，他便向剑桥大学推荐季羡林。
剑桥大学接受了他的推荐，便向季羡林发出了聘约。
季羡林接到剑桥大学的聘约时，思想上就产生过激烈的斗争。
他所搞的研究工作，不像搞创作，只需要灵感就行，而是需要资料的。
这些资料，全世界只有欧洲最多最全，剑桥大学当然藏书更富，是做研究的理想地方。
可是，一想到当时祖国正处在灾难中，自己又是亲老、家贫、子幼。
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他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失掉人性的人。
但是，如果回国，则自己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
顾此失彼，顾彼失此，实在没有一个两全的办法。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回国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后，再返回欧洲，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
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办法。
回国后，季羡林受到北大的优厚待遇，本来已打消了去剑桥的打算。
可是面对中国图书馆梵文典籍空空如也的现状，他又感到前途黯淡，忧心忡忡。
剑桥大学丰富的藏书，优越的研究条件，又令他向往不已。
过去那场回国还是出国的思想斗争，又在他的脑子里激烈地展开了。
最后，他决心先回济南老家看一看家里的真实情况，再作决定。
1947年暑假，津浦路仍然不通，季羡林便乘飞机返回已经阔别十二年的济南老家。
当他迈进家门时，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
家庭经济困难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
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十几年未见的妻子，被穷困的生活折磨得老了许多。
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十六岁，儿子十二岁，瞪大了眼睛望着陌生的父亲。
眼前的一切，令他痛苦万分，心如刀绞，顿时流下了眼泪。
悔恨、内疚、悲痛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
他立即作出决定：不去剑桥大学应聘了。
他写道：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
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他立即给哈隆教授写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
哈隆教授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
季羡林这次回家，原来的婶母已经去世，他看见了未曾晤面的第二位婶母。
这位续弦的婶母，是季羡林1935年离开济南赴德国留学后，才同叔叔结婚的。
虽然通信中，在敬禀者后已经称呼过她婶母，他并没有见过面，这次才同真人对上号。
婶母（后来全家人称她老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季羡林初到家时，她斜着眼看季羡林。
她大概感到奇怪，结婚十几年了，忽然冒出一个像亲生儿子似的侄子？这位婶母不是一般的人。
在季羡林离家十二年里，中国正值乱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叔父脾气又极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奉，经济上又没有来源，全靠婶母一人支撑。
她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去卖衣服家具；在日军刺刀下去领混合面；骑着马到济南南乡里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靠自己幼时所学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
她以少妻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老夫。
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她没让季羡林的两个孩子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
后来，季羡林的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成了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
儿子延宗，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5年毕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担任高级工程师。
如果没有婶母，他的家早就完了，孩子们更不会有这样好的前途。
季羡林对婶母非常感谢，也非常尊敬。
他在《寸草心·我的婶母》一文中写道：我不是一个混人。
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
老祖所做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回到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
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
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处得十分融洽，互相尊重。
妻子彭德华这些年也不容易。
虽说婚姻是包办的，而且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对季羡林搞的学问一窍不通。
在文化上，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共通的语言。
但是，她这些年，含辛茹苦，勤勤恳恳，功不可没。
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难侍侯，家里又穷，但是她都挺过来了。
她究竟吃过多少苦，从来也不说。
季羡林对她的评价是：在道德方面，她是超一流的。
上对公婆，她真正尽到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
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
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
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寸草心·我的妻子》由于当时战乱，再加止叔父有病，孩子上学等困难，季羡林没有把家眷带回北平。
直到1962年叔父去世后，老祖同妻子彭德华才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羡林团聚。
季羡林这次回济南，把家中的事安顿妥善了，又停留了几天，然后只身回到北平，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欧洲已不去了，留在国内又不能从事梵文研究，他心中的疙瘩仍然没有解开。
在学术研究上，究竟何去何从呢？他想来想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好顺时应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到什么坡唱什么歌了。
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读书时，因为觉得有趣，曾随手从《大藏经》和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和比较文学史方面的资料。
当时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只是觉得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值得去做。
现在想来，在目前情况下，搞一搞这方面的研究，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因为尽管中国图书馆缺乏有关印度方面的材料，可是中国典籍浩瀚无量，至少中国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跟印度沾边，不致十年工夫前功尽弃。
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就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下手。
这就是季羡林后来之所以从事这两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原因。
当然，随着研究的深人，比较文学史研究逐渐扩大为比较文化史的研究，从中印比较文化史研究进而扩展为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
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乱世中的孤独者季羡林在红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搬进了翠花胡同文科研究所内居住。
翠花胡同在沙滩南面，与红楼只隔一条马路。
翠花胡同名称虽然很美，却有着令人恐怖的历史。
文科研究所所址，就是著名的东厂。
明代大奸佞魏忠贤的特务机关就曾设在这里。
当时这里面杀人如麻，不计其数。
传说里面闹过鬼，一般人是不敢进去的。
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当年正在念高中，曾在翠花胡同住过。
他有一段回忆，不妨照录如下，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一点感性认识：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1947—1948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对常住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
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
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
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
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
还有过去那院子的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
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
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
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羡林）老师。
那时候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
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
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极为深邃古奥的多种古代东方语言的大专家，胡适之校长特聘来的教授和系主任。
于是我对知识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胀，看到季先生进出研究所，感到真是从容出入，望若仙人。
我还觉得，位敢于单独住在那样一个深宅大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是参透了天人三界的人；一位甘愿在近似大庙荒斋之处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静中追求什么，除了钻研学术，我想不出还有别的。
——《鲁殿灵光在，梵天寿量高》其实，季羡林虽然一生研究佛学，但并不信鬼神。
他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俗人，七情六欲都有，感情极为丰富。
他并没有参透天人三界，孤独寂寞倒是真的。
他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这又深又大的院子里，从外面进去，也要走好长时间，越走越静，连自己的脚步声听得清楚。
最后，等到脚步声成了空谷足音的时候，他住的地方便到了。
院子里早年的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凉的气氛却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古代的石棺石椁，古代刻着篆字和隶书的石碑，仿佛进入了古墓。
因为他住在这样恐怖的地方，平时来往颇多的朋友，也很少有人来访问。
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打听再三，确认他在家，才有勇气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他的屋子。
季羡林这时期，不但居住环境幽僻，心情也是很寂寞的。
他写道：我是不是有寂寞感呢？应该说是有的。
当时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
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
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的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
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
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一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他偷偷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马缨花》北大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是多数北大的老师和学生，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
季羡林孤身一人，回家也没有饭吃，因而也就只好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了。
他回忆道：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
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
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
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
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
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
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
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的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
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
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
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
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
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
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年，而土性难改。
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
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我眼中的张中行》中国自有大学教授这个职业，至今不过八九十年。
在一般人眼里，大学教授地位高，工资高，架子大，属于高薪阶层，必定住小楼，吃山珍海味，出门坐汽车，家中有保姆伺候，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事实上，诚如季羡林所说，除了抗战前那段黄金时期，大学教授每月拿三四百大洋，生活颇为宽裕外，其他时期，都是属于低薪阶层，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勉强糊口而已。
解放后，中国的教授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对象，还要夹着尾巴做人。
至于文革期间的遭遇，已是众所周知，列为臭老九，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无社会地位可言，遑论架子？中国教授史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1946年至1949年三年中，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透顶，处于崩溃的前夕。
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
从法币改为银元卷，又从银元卷改成金元卷，越改越乱。
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权夺利。
国民党内各派系同样你争我夺打得不可开交。
政坛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群魔乱舞，一片乌烟瘴气。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
手中的工资，一小时候后，就能贬值。
季羡林每逢领到工资，便赶紧去黑市换成银元或美元，才放心。
要买东西时，再换成法币，不胜其烦。
法币贬得一塌糊涂，有时买十斤粮食，要提着十斤重的纸币去才行。
国共两党的斗争，此时也进入白炽化阶段。
一方面，在各个战场上，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进行着殊死搏斗；另方面，在国统区内，共产党开辟了又一条战线，即白区的地下斗争。
北平城内，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斗争十分激烈。
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
国民党市党部经常到北大清华来抓人，或者纠集天桥流氓闯进校园捣乱威胁。
学生们便用桌椅堵住校门、楼门，严阵以待，闹得校内人心惶惶。
季羡林当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
他属于虽不热衷政治，但是对政治却十分关注的一类知识分子，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属于中间偏左的逍遥派。
他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凡利国利民的，他都拥护，凡祸国殃民的，他都反对。
国民党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他自然反对，而且，他对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是一贯支持的。
他自己在清华上学时，就曾参加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的请愿，也曾去农村宣传抗日的活动。
因此，这一时期他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
我们可以从他当时发表的一篇时评《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中看出他的政治态度。
这篇评论写于1948年5月9日，恰值日蚀，太阳被罗睺吃进了一半，天地变色。
颇有象征意味。
这是一篇学者式的时事评论，锋芒并不锐利，只是对民社党和青年党在国大竞选的种种丑态予以嘲讽而已。
民社党和青年党本是国民党派系中的两个小党，是国民党这位大老爷的两个姨太太。
但是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大中分配的席位，而向国民党讨价还价，上演了一出出的闹剧，诸如抬棺进会场，国大代表坐在棺上让美国记者照相，代表白天绝食夜里吃水果饼干，遗书要跳江却遛之乎也等等。
大概这些令人作呕的丑恶表演，让季羡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提笔写了这篇杂评。
文中虽未对政局作全面的评论，然而作者的爱憎和立场却是十分清楚的。
文尾写道：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有怀过什么希望。
倘若他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这篇文章是对他自谓中间偏左的逍遥派的最好注脚。
不过，写这样直接批评某个政党的政治评论，在他一生中，是十分罕见的。
政局混乱，烽火遍地，物价飞涨，经济拮据，这已经使刚留学归来的季羡林感到惶惑不安；国内资料匮乏，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则是他心中的至痛，更兼妻子儿女远在济南老家，自己有家而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孤身一人住在枯井般的翠花胡同文学研究所内，终日形影相吊，寂寞之感时时袭上心头，这一切，使他内心感到万般痛楚与无奈。
回想当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虽然有轰炸、饥饿和孤独的种种折磨，然而却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写。
那种在饥肠辘辘中，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生活，对一个学者来说，总比终日无所事事混日子好得多。
但是，人必须面对现实，既然自己选择了回国的道路，也就只好顺时应势地生活下去。
知遇之恩，永生难忘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季羡林虽然感到万般无奈与寂寞，但是，在那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日子里，也有令他愉快和欣慰的事。
一件事是他能够常常与恩师陈寅恪先生见面，聆听寅恪先生的指教，向寅恪先生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
这对季羡林来说，是莫大的幸事，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
10月，陈寅恪先生携妻女从南京北上，返回清华任教。
当时季羡林住在城内，陈先生住在西郊清华园，相距甚远。
即使在今天，从沙滩到清华园，乘公共汽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何况在当年。
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
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十分荒凉，有时半道还真有绿林好汉打劫的。
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了。
季羡林一得知陈先生返回清华的消息，立即前往清华园拜见陈先生。
季羡林曾经写道：有陈先生在，我是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
在三年内，季羡林多次到清华园去拜谒陈先生。
季羡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便到神甫的静修院（今车公庄市委党校）的地下室去买了栅栏红葡萄酒，带到清华园去。
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的事。
当季羡林把酒送到陈先生手中时，心里深感欣慰。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不少游人。
季羡林与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陈先生的弟子，请陈先生到中山公园赏花散心，得到陈先生慨然应诺，弟子们大喜过望。
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弟子们在一旁侍陈先生观赏紫藤，气氛十分欢快。
陈先生当时已几近失明，虽然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藤萝花的紫色，但兴致极高，同弟子们谈笑风生，大家尽欢而散。
这也是那个年头里，季羡林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与陈先生有关的事，使季羡林终生难忘。
1947年冬，天气大寒，煤价猛涨，就连陈寅恪先生这位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学界泰斗，竟然也没有钱买煤取暖。
季羡林得知此事后，立即报告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
胡适先生是最爱才的人。
当年他推荐并无学历的王国维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诗曰：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胡适先生为安徽绩溪人——笔者注）指的就是这件事。
这一回轮到胡适先生再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正是陈寅恪先生自己。
胡适想赠送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
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
于是胡适便责成季羡林来办理此事。
季羡林乘胡适自己的汽车，到清华园新南院52号陈先生家，装了满满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
陈先生只收两千美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虽然不算少，然而同书的价值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这批书实际带有捐赠性质。
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令季羡林大为感动，对陈先生的人格更加崇敬。
在这三年中，季羡林与陈先生往来频繁。
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的文章，乘到清华园晋见陈先生之便，向陈先生读了一遍。
《浮屠与佛》主要探讨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
当时胡适与陈垣二位先生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似乎双都动了感情。
因为佛教最初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而是通过中亚各国的媒介传入的。
季羡林利用自己掌握吐火罗语的优势，解决了这一难题。
陈先生听完后，大加赞赏，立即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
季羡林的文章在该刊第二十本上发表后，一登龙门，身价十倍。
季羡林的名字，遂为国内学人所知晓。
当时远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吴宓先生在1948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记到此事：晚读唐长孺携借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完。
三十七年七月出版。
首为陈寅恪《元微之悼亡诗与艳诗笺证》。
中有季羡林《浮屠与佛》，谓浮屠乃印度梵文Buddha之对音，汉时即入中国，且通用。
其后佛之单音自中亚细亚诸国［吐火罗文B（较古）龟兹文Pud，吐火罗文A（较近）焉耆文Pat］译语传来，遂替代前名。
实则此二字渊源不同，佛非佛陀之简省也。
云云。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26页）可见季羡林此文影响之广，也可见由于陈寅恪先生的提携扶植，对季羡林在学术上的成功，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季羡林对陈师的恩情，一直铭记在心，不曾忘记。
1995年，即陈寅恪先生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后二十五年，中山大学举办了陈寅恪学术研讨会。
季羡林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详尽地阐述了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
同年12月，他又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文中写道：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
我要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文的老师西克教授。
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
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
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活，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
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
文中，季羡林深情地写道：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五年，算是寿登耄耋了。
现在我时常翻读他的诗文。
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
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
哲人其萎，空余著述。
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
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
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在这三年中，还有另一件事令季羡林感到十分愉快，而且终生难忘。
这便是与胡适先生的一段交往。
季羡林当时身为北大东语系系主任，经常要向胡适校长请示汇报工作。
他们又同是北大教授会的成员，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成员，因此见面的机会很多。
再有一件事使他们联系更多起来。
当时印度尼赫鲁政府派到北大来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十几位研究生。
胡适对印度研究很重视，很感兴趣，他对汉译佛经相当熟悉，因此对这批印度客人十分关心。
因为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胡适很自然地把接待和照顾这批印度客人的任务，委托给季羡林去办。
胡适亲自主持欢迎会欢迎这批印度客人，还用英语致了热情的欢迎词。
他多次会见师觉月博士和印度留学生。
这些活动，胡适都要求季羡林参加。
有关印度客人的学习及生活安排情况，季羡林都要及时向胡适汇报。
在学术研究方面，季羡林也同胡适有过交往。
前面提到的《浮屠与佛》一文，其写作动机正是因为季羡林偶读《胡适论学近著》，了解到因为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胡适正同陈垣先生争论，才动了写作的念头。
文章发表后，令胡适吃惊不小，从而对这位年轻教授另眼相看。
1949年，季羡林又写了一篇论文《列子与佛典》。
他在文章里，用了大量佛经的材料，论证了《列子》一书伪造的时间，这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文章写完后，他送给胡适看。
胡适连夜看完了论文，立即写了回信。
信中夸赞道：《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也许因为季羡林这两篇文章给胡适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胡适晚年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一次下午饮茶的时候，他对年轻的研究人员说：做学问就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这是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时，台湾的李亦园院士亲口告诉他的。
季羡林震惊之余，百感交集。
胡适先生直到晚年还关注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并且对自己的学术水平作出如此高的评价，知己之感，知遇之恩，油然而生。
1948年冬，北平西山的红叶依旧火红，古都的街市平静如常。
但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冬季，在这个冬季里，发生了自1911年清朝覆灭以来，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权更替。
1948年12月上旬，几十万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已经把北平团团围住，毛泽东指示围而不打，耐心等待。
目的是保护这座中国最大的文化古都。
12月中旬，处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一带，已为解放军占领。
可是此时北平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也并不惶惶。
在人们的内心里，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专横，已深恶痛绝，这个政权已经民心丧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虽然人们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了解，但多数人抱着一种期待和欢迎态度，静静地等待共产党大军的入城。
15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南苑机场匆忙登上一架小飞机，逃离北平，向南京方向飞去。
与胡适同机南飞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陈寅恪先生。
蒋介石政权在崩溃前夕，作出了三项重要决策：抢运黄金白银和外汇、抢运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和抢运学人。
前两项抢运，大获成功。
1949年运抵台湾的黄金即达数百万两，文物精品五千多箱。
而最后一项抢运学人活动，却令蒋介石大失所望。
在胡、陈二位乘机抵达南京后，21日，另一架从北平起飞抢救学人的飞机抵达南京机场。
胡适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
飞机舱门打开，他满怀希望能同老朋友见面。
然而除了三四位之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
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胡适与陈寅恪这两位中国顶尖级的学者会追随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去的时候，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大吃一惊。
陈寅恪先生携妻带女，抵达南京后，只住了一个晚上，便赶赴上海，最后辗转到了广州，在岭南大学留了下来，任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并没有去台湾。
胡适最终也没有追随蒋介石去台湾。
1949年4月，他从上海乘海轮，去了美国，过着客寓异乡的寓公生活。
直至50年代，才去了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陈二位先生为什么离开北平南下，又没有去台湾，作为晚辈的季羡林当时是无从知晓的。
实际上，至今这个谜团也没有解开。
但是，二位恩师匆忙离去，而且从此云天相隔，在季羡林心中留下的却是无限的惆怅和遗憾。
1949年1月，国民党驻守北平的傅作义将军，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同意接受共产党和平解决北平的方案，北平又一次免遭兵火之灾，得以和平解放。
22日，傅作义部队开始撤出北平，同时，雄纠纠、气昂昂的解放军开进了北平城，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
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季羡林的人生旅途也随之开始了新的征程。
三年学术成果差强人意从1946年至1949年，短短的三年中（实际不过两年多一点时间），季羡林共写了四十余篇文章，在各类报刊上发表。
这些文章内容广泛，体裁各异，长短不齐。
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论文；一类是介绍东方语言文化以及国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现状的文章；还有一类是各种评论文章，其中主要是针对当时派遣留学生政策的意见。
对于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季羡林在德国时便痛感其弊端甚多，回国后，这些看法如骨鲠在喉，是非说不可的话。
单就学术论文来说，三年中，季羡林共写了十三篇，简介如下《一个故事的演变》这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
季羡林通过考证，证明源于印度《五卷书》的一个故事，（即一个鸡蛋的家当），流传到中国、欧洲以后，因时因地而演变的过程。
《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这篇文章是根据德国比较文学史的创立者Th.Benfey的关于《五卷书》的一篇长文介绍的。
严格说起来，它不能算是一篇学术论文。
但是Th.Benfey是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创始人，季羡林受其影响很大，所以在此提及。
《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这也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
是讲《五卷书》中的一个笑话，在欧洲和中国流传过程中的变化。
文章强调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以及普通百姓创造故事的惊人能力。
《木师与画师的故事》这同样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是中印两国民间故事流传的一个例证。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在这篇文章里，季羡林介绍了几个跨越国界、流传时间又很长的故事，其中包括曹冲称象的故事。
据季羡林考证，都源于印度。
文中，季羡林还认为：世界上的许多童话、故事、寓言的老家是印度。
《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根据季羡林的考证，柳宗元《黔之驴》的来源，也与印度有关。
他在印度古籍《五卷书》和《嘉言集》中找到了这个故事的母题。
《〈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在这篇文章里，季羡林指出：虽然吴敬梓的书多有历史事实的根据，但是，他是在写小说，因此他从其他书中也抄来了一些材料。
《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季羡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印文化关系的课题，这说明他正在寻找出路中的一些想法。
后来，中印文化关系成了他终身研究的课题之一。
《猫名寓言的演变》这篇文章也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季羡林先在明刘元卿的《应谐录》中发现了猫名的寓言。
接着在日本的书中找到了这个寓言。
最后又在印度的《故事海》、《五卷书》、《说薮》等书中找到了它。
文章论述了这个寓言在流传中有趣的演变过程。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这一篇文章属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范围。
《论梵文td的音译》这是季羡林初到北大三年内写得最长的一篇论文，是为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校庆而做的。
这篇论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佛典中汉文音译梵文的现象来研究中国古音。
许多中外著名音韵学家都参加了讨论。
季羡林的这篇论文使众多学者折服。
原因是学者中没有人能同时精通佛典、古代印度语言和古代中亚语言的。
季羡林用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的音变规律，解释了汉译佛典的音变现象，使问题涣然冰释。
季羡林对自己的论文十分自信。
他说：我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例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
著名音韵学家罗常培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考证严谨，对斯学至有贡献。
《浮屠与佛》和《列子与佛典》这两篇论文是季羡林在三年中写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内容前文已经介绍，不赘述。
从上面的简略介绍可以看出，季羡林这时期的学术论文，大部分属于比较文学范围。
季羡林利用自己熟悉汉文古籍、佛经及梵文的优势，对许多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社会中或书籍中流传的民间故事，寻根溯源，证明它们都来源于印度。
正如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成的《〈痴华鬘〉题记》中说的：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译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像季羡林写的这类寻根溯源的文章，在过去少有人写出，原因是少有人能同时掌握汉文古籍、佛经和梵文。
所以鲁迅先生也只能说尝闻而已。
这些文章究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入中印文化关系和比较文学两大类研究之中。
这也是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匮乏，暂时放弃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而顺时应势，寻到的新的出路。
不意有了这个开头，后来中印文化关系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竟成了他毕生从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此外，这些文章的研究方法，均属于考据一类。
以比较文学来说，季羡林采用的是所谓影响研究方法，而非平行研究方法。
由此也可以看出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看法。
季羡林后来在2O世纪8O年代曾倡导比较文学研究，影响颇大。
他倡导的也是影响研究，而非平行研究方法。
影响研究要求论证的每一步都要拿出证据来，不能凭空想象，随意附会。
这种研究方法正是他的老师西克教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也即是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
季羡林受其影响，从以上几篇论文中已可看出。
后来，这种治学方法，贯穿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之中。
《列子与佛典》、《浮屠与佛》和《论梵文td的音译》，是季羡林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三篇论文。
这三篇论文的问世，使中国学坛始知有季羡林其人。
三篇论文既出，季羡林名声鹊起，学坛士林对这位从德国归来的年轻博士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