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东语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从北大最小的系忽然变成了北大最大的系。
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喜迎解放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这一天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当天新华社发出的由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北平解放》新闻稿写道：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
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
……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
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进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
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打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切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事实确如新华社的新闻稿所说。
1月31日这一天，虽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天气奇寒，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高涨热情。
他们冒着大风，挥舞旗帜，敲锣打鼓，拥到北平的大街上，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军入城。
季羡林同北平市民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一个人从翠花胡同住处走到不远的东四牌楼，站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迎接这支胜利之师，观看这历史性的场面。
当天下午，他到西城去看朋友，走到什刹海桥上，正巧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
这位年轻的战士，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眼睛炯炯发光，一身厚墩墩的黄色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
季羡林看见这位战士的样子，心里陡然觉得这位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
它仿佛象征着勇敢、纪律、忠诚、淳朴；它仿佛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
……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
（《黄色军衣》）季羡林左思右想，一时百感交集，很想走上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黄色的军衣。
当然，他没有真正地走上前去摸，而是仍然走自己的路。
但总忍不住回头看了几眼，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黄色的影子，这个影子从此便永远镌刻在他的心头。
季羡林和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但是，他也有一段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写道：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
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
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
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荡涤一清。
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我也有一个适应过程。
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四十来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
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
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
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
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也仿佛年轻了十岁，简直成了一个大孩子。
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1948年12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时，由于行色匆匆，他来不及同北大的同事们告别，只留下一张便函给汤用彤、郑天挺二位教授：今日下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难备地走了。
一切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
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未几，国民党政府派人送两张机票给汤先生，胡适也从南京来电促汤先生南下。
虽然汤先生与胡适交谊甚笃，但由于他对北大这片学术圣地的深爱和依恋，他拒绝了胡适的邀请，毅然选择了留下。
不过，胡适拜托他维持北大一事，他倒是尽力做到了。
中国革命胜利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
北大的著名教授绝大多数也留了下来。
有的人明明可以走，甚至南京政府的机票都送到家里，也没有走，而且还有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
这同俄国十月革命时，大量知识分子出国外流的情况截然不同。
对此，中共领导人是很清楚的。
胡适南下后，北大群龙无首，一时成瘫痪状态。
教授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校务委员会，主持学校各项事宜。
通过选举，汤用彤先生被推选为校务委员会主席。
汤先生临危受命，行使校长之职，领导北大度过了新旧更替的过渡时期。
解放军入城以后，2月28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钱俊瑞等十人到校，与学校行政负责人及教授、讲师、助教、学生、工警代表等在孑民纪念堂开座谈会，商谈接管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北京大学诸问题。
下午2时，欢迎接管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
二千余名师生员工到会。
汤用彤教授致词，表示欢迎接管。
军管会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宣布正式接管北大，并讲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同时宣布：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立即解散，活动立即停止；训导制取消，党义之类反动课程取消；学校行政事宜暂由汤用彤教授负责。
大会后，文管会代表和北大教职员工一起举行游行庆祝。
游行队伍先绕场一周，然后出西校门经景山东街、景山东大街、景山东前街、沙滩、操场大院，复入西校门，达民主广场。
4时30分，在庆祝北大新生、北大新生万岁的口号声中散会。
3月5日中共北京大学总支部召开干部会宣布总支负责人：书记林乃燊、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殷汝棠、副书记叶向忠、宣传部长黄仕琦、校政党组书记谭元堃、团党组书记汪家镠（以上为总支委员）。
5月4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许德珩、钱端升、曾昭伦、袁翰青、向达、闻家驷、费青、樊弘、铙毓泰、马大猷、俞大绂、胡传揆、严镜清、金涛、扬振声、郑天挺、俞平伯、郑昕等十九位教授和两位讲师、助教代表俞铭传、谭元堃，两位学生代表许世华、王学珍为校务委员会委员。
汤用彤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主席，许德珩、钱端升、曾昭伦、袁翰青、向达、闻家驷及讲助代表俞铭传、学生代表许世华为常务委员。
军管会同时宣布：学校行政工作从即日起由新成立的校务委员会领导。
北平市军管会还任命曾昭伦为教务长，郑天挺为秘书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铙毓泰为理学院院长，钱端升为法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向达为图书馆馆长。
五天后，即5月9日，文管会宣布：派驻北大的军管代表和联络员，因校务委员会的成立，决定撤销。
①从此时起，北大没有校长，也没有实行后来通行的党委领导，校务委员会遂成为北大最高领导机构。
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51年6月马寅初校长到校就职。
这一段时期，在北大被称为接而不管的时期。
校务委员会工作十分繁忙，除领导学校日常的教务、行政、后勤工作外，还要筹建教授会、工会等组织；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组织师生员工参加国庆、五一节游行，声援抗美援朝，向志愿军捐献慰劳品、写慰问信等活动。
并且经常请来中央领导人、知名人士、战斗英雄到校作报告，对师生员工进行教育。
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艾思奇、范文澜等都曾到北大来作过讲演，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接而不管的这段时期，北大师生心情舒畅，干劲十足，朝气蓬勃，每个人都为北大的新生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喜悦，每个人都希望为新北大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整个北大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
───────①关于军管会接管北大的材料均引自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该书于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语系空前壮大季羡林在回忆中说：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
一解放，东语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从北大最小的系忽然变成了北大最大的系。
这是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这个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194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令他感到非常吃惊。
打开信一看，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季羡林当然记得。
当年的胡乔木面容清秀，说一口带苏北口音的官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非常斯文的样子。
他们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同时，十八年前在清华学生宿舍里，夜深了，胡乔木坐在他的床边苦口婆心地劝他参加革命，然而被他婉拒了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当年的胡鼎新还不过是个在学生洗脸盆里撒传单的青年革命者，而今的胡乔木则已经是共产党的高官，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心头。
然而胡乔木在信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官架子，而是十分客气地征询季羡林的意见。
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材。
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
季羡林看完了信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当时的革命热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
这样好的机会从天而降，无论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好事，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
在季羡林给胡乔木发出回信后不久，一天，胡乔木亲自来到翠花胡同拜访季羡林。
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肚子里有说不完的话。
两人在详细商谈了东语系扩大的问题后，胡乔木特意告诉季羡林：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
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是考虑到季羡林当时可能还不习惯说毛主席所以才这样说的。
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
就在胡乔木拜访季羡林后不久，这三所大学的师生便合并到北大东语系来了。
据《北京大学记事》载：1949年6月，奉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之命，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合并到我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同时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两位教师调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
1951年1月26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送100名青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蒙古、维吾尔、阿拉伯、越南、暹罗、缅甸、日本、朝鲜及西南少数民族语文，以培养少数民族及东方语文方面的革命工作干部，学习期限4年，学习期间按学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由中央统一分配。
这批学生预计今年2月底以前报到，请北大做好学生入学准备工作。
这批学生按时来到北大，进入东语系学习，东语系得到进一步扩大。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一跃而成为北大最大的系。
仍据《北京大学记事》载：1952年8月25月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全校教师讨论的情况，编制新北大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方案如下：……十、东方语言学系专业：1、蒙古语（教师2，学生3）2、朝鲜语（教师4，学生31）3、日本语（教师4，学生45）5、暹罗语（教师4，学生39）6、印尼语（教师8，学生67）7、缅甸语（教师3，学生28）8、印地语（教师6，学生45）9、阿拉伯语（教师5，学生27）总计：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O人。
这时东语系的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
第二位是西方语言文学系502人，第三位是物理学系435人。
东语系不但成为北大最大的系，而且是当时全国惟一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
过去只有几个人，门可罗雀的东语系，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季羡林的政务顿时大大地繁忙起来。
他要处理系里日常的教学工作，参加各种会议，接待内外宾客，安排全系教师和学生的食住问题，甚至新生入学时他都要去前门车站亲自迎接。
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还感到时间不够。
这时，他连坐在红楼前长板凳上吃碗豆腐脑的时间都没有了。
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来到学校，在校门口卖烤白薯的摊上买一块烤白薯，边走边吃，便是一顿早餐。
中午有时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有时干脆事先买两个烧饼放在办公室，中午休息时，两个烧饼就一杯热茶，午饭便解决了，然后继续伏案工作。
好在这时他的女儿、儿子都已经上了大学，济南老家有婶婶和妻子照顾，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日子过得平平安安。
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除了东语系的工作外，季羡林还成了一名热心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他是筹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即后来的工会）的活跃分子。
可是，到了真正组建教职员联合会的时候，却遇到了未曾料到的极大的阻力：北大的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
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怎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幸而当时一位高层领导人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
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
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
季羡林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1952年北大由沙滩迁往西郊后，又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
他这位资产阶级的教授竟然领导北大工会好几年时间，今天看来，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也说明季羡林当时的工作是颇得人心的。
由于担任北大工会的领导工作，季羡林在北大名声大振，不但全校的教职员熟悉他，就连北大的工人也都认识他。
当时季羡林万万不会想到，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而且成为北大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最好例证。
他说：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
此是后话。
1951年，季羡林又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
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参加的会议更多起来。
人民代表的任务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在人民与政府间起到桥梁作用。
据《北京大学纪事》载：1951年3月9日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内容：北大参加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钱端升、季羡林等传达市人代会的决议，并详细报告了大会对北大所提出的39个提案的处理经过。
师生们听到自己的意见被提到大会讨论并有了结果，都感到兴奋、满意。
由于工作热情太高，担任的职务太多，季羡林陷入了会议的漩涡之中。
这使他既兴奋又有点为难。
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说：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
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
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三四十年后，经过各种会议的千锤百炼，季羡林已经从一个害怕开会的生手变成了开会的行家里手。
他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
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教授。
凡是同季羡林一起开过会的人，都会知道他参加会议的几大特点：一是提前十分钟到会场，决不迟到；二是发言不说空话、套话，言简意赅，说完就完，决不拖泥带水；三是语言生动有趣，偶尔说几句诙谐幽默的话，引得哄堂大笑，使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四是他主持的会到点散会，决不拖延时间，让与会者都能准时吃上饭。
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间，季羡林整日忙忙碌碌，在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和会议的漩涡中度过。
在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和曹葆华一起翻译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长文在《新建设》上发表。
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志愿军。
季羡林当时身无余财，便找来一本外文资料，同陈玉龙先生一起翻译，发表后将稿费捐献。
这些行动表明了季羡林在解放初期，对马列主义和新政权的积极态度。
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但不觉得劳累，反而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洒满阳光的日子1951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
在拟定代表团名单对，他又想起了季羡林。
他了解季羡林长期从事印度语言文化研究工作，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是这个代表团的理想成员。
他立即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季羡林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一接到胡乔木来信，立即表示非常愿意参加。
季羡林研究印度语言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
现在天赐良机，岂有拒绝之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团员，随团出访印、缅两国。
这是他建国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尽管他后来曾多次出国访问，到过三十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度、缅甸，但是这第一次的出国访问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兴奋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对他思想震撼最大的一次，使他终生难忘。
季羡林本来是个很怕见官的人，更讨厌摆官架子的人，对官场那一套低级庸俗的东西深恶痛绝。
他这脾气，在前一章叙述他归国途中的遭遇时已经提到过。
但是，季羡林一生中都避免不了要同官场打交道，他对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对策。
他说：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
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
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
见面也不打招呼。
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
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
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
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怀念乔木》事有凑巧，解放后，季羡林年轻时的两位好朋友胡乔木和乔冠华都做了大官，而且官越做越大。
这南北两个乔木，都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
到后来，一个执掌意识形态大权，一个执掌外交大权，名满天下，权重一时。
如果是一个官迷，碰到这种情况，可就是碰上了向上爬的绝好机会，只要多跑两趟，跑出个官来当当，是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季羡林不是这样的人，他对二乔，不但不趋附，反倒退避三舍，有意回避，以避攀附之嫌。
季羡林同胡乔木本来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胡乔木几次主动征求季羡林的意见，还亲自到季羡林住处拜访，没有半点官架子，这使季羡林觉得他不属于那一类低级趣味的官，两人的联系便比较多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
但多半还是胡乔木主动来看季羡林。
1993年，胡乔木去世后，季羡林写了一篇悼文《怀念乔木》，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并且表达了自己对胡乔木的看法，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胡乔木的看法相左，颇引起过一些议论。
不管怎样，季羡林还是认为，这次能够有幸参加代表团出访，与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
他说：这次出访，当然要感谢乔木。
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多是文化界的名人，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
丁西林任团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冯友兰、季羡林等。
秘书长是刘白羽。
明眼人一看名单，就知道这是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高规格的中国文化代表团。
因为这个团是首次在国外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很重要，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组团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
1951年整个夏天团员们都在做准备工作。
最费事的是画片展。
因为要通过展览，才能让国外了解新中国的变化和成就。
于是，到处拍摄、搜集最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
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请周恩来最后批准。
季羡林同全体团员一起，过了一个异常紧张但又兴奋愉快的夏天。
1951年9月20日，代表团离开北京飞抵广州。
在广州又住了一段时间，将讲稿和文件译成英文，做好最后准备工作。
当时广州解放时间不长，国民党的飞机有时还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
团员们出门，都有怀揣手枪的保安人员暗中保护。
来到广州，季羡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抽空到岭南大学陈寅恪先生家中拜谒。
陈先生见季羡林来访，心情极好，师生相谈甚欢。
陈师母唐筼女士亲自下厨，设家宴招待季羡林。
然而令季羡林料想不到的是，这次拜谒恩师，竟然成了永诀。
代表团在广州稍事停留后，即乘车离开广州赴香港，然后由香港乘船到仰光，在缅甸住了三个星期。
又乘飞机抵加尔各答。
在印度住了六周，几乎遍访了印度全国的各大城市及佛教圣地，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
最后又由原路返回香港，于1月24日回到北京。
代表团从1951年9月2O日离开北京，于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前后足足有四个月时间。
出访时间之长，是后来少有的。
当时中国和印度、缅甸的关系正处于亲密友好的时期，新中国首次代表团的访问，受到印度、缅甸政府和人民极为热情的接待。
这次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
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忆这次访问的经历：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
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
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
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
我不能忘记，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
……我不能忘记，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
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
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
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
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上面说的这些良辰美景，奇山异水，宫阙胜地，使季羡林心荡神怡，留恋不舍，念念不忘。
这固然使他觉得不虚此行。
但是，在访问中，真正使他感到心灵震撼，永志难忘的还是另外的一件事。
那是代表团从缅甸仰光乘飞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机场的一幕：代表团走下飞机，踏上印度的土地，在机场受到两三千人热烈欢迎。
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上面飘扬着红色的旗子，响起《东方红》的歌声和中印友谊万岁！的口号声。
代表团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上了四五个浓香扑鼻的花环，无数双热情的手伸向每一个团员。
代表团被人潮簇拥着走出机场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在不远的地方，在木栅栏以外，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印度人，手里举着旗子一类的东西，拼命地对着他们摇晃，嘴里大声呼喊着不知什么口号。
季羡林好奇地走到这群人面前，蓦地一声：毛泽东万岁！破空而出，声音洪亮清晰。
季羡林闻声，顿时感到浑身震撼，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解放前，季羡林在国外呆了十一年，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在国外的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和歧视，季羡林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太多了。
这些事情曾经一次次地刺伤着他的爱国心。
今天，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
他亲耳听到印度人喊出毛泽东万岁的口号，怎能不使他自豪、骄傲，进而对毛泽东、共产党更加崇敬和拥戴呢？对这次出访的感受，他曾在《寿作人》一文中说：我们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参加工作，参加劳动，大家兴致很高。
我同作人，年纪虽轻，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
当时我们看什么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
我们都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既兴奋，又愉快；既骄傲，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
季羡林这段话道出的心情，其实不只是在出访的四个月里的心情。
自打1949年北京解放开始，直到这次出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都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
但是，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
从沙滩到燕园1951年9月2O日，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值金秋时节。
天高气爽，蓝天白云，到处洒满秋日的金色阳光，北京城洋溢着欢愉的氛围。
然而，当代表团在印度、缅甸访问了四个月后，于次年1月24日返回首都的时候，北京已经进入隆冬季节。
天寒地冻，草木凋零，寒风扑面，一片萧瑟景象。
季羡林身上还带着加尔各答的热气，满怀访问中的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
当他回到沙滩的时候，立刻感到北大同他离开时有些异样。
的确如此，在这四个月中，比天气变化更大的是，中国高校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院系调整；另一件是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思想改过运动。
新中国成立，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看齐。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大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院系调整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
即是按苏联办高等学校的模式，调整中国原有高等学校的院和系。
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性大学本来想加强和巩固，但效果并不理想。
此项工作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O月完成。
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
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并新设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单科学院。
原来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私立大学取消，合并到其他院校。
具体到北大的调整方案是：北大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
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的各系并入北大，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
燕京大学校名撤销。
调整后的新北大包括以下各系：一、数学力学系；二、物理学系；三、化学系；四、生物学系；五、地质地理系；六、历史学系；七、中国语言文学系；八、西方语言文学系；九、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十、东方语言学系；十一、哲学系；十二、经济系。
北大是全国惟一有哲学系的大学。
1952年9月底，北大从城内沙滩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
10月4目，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
马寅初校长发表了拥护院系调整和努力建设新北大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刚调来的副校长江隆基表示欢迎。
不久，江隆基任北大党委书记。
马寅初与江隆基共同领导北大达五六年之久。
北大东语系在院系调整后，也作了适当调整。
原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划归中央民族学院，东语系只保留东方外国语言。
国内外均有的民族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
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
后来又增设了乌尔都语（1954年），波斯语（1957年）。
东语系搬进了原燕京大学西校门内北侧的一栋二层的古典式建筑，定名为外文楼。
东语系自搬进外文楼至今，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再搬过家。
季羡林也从1952开始在外文楼里上班，直至1983年卸任系主任职务，他在外文楼上了整整三十一年的班。
季羡林的住处也从城里的翠花胡同搬到中关园一公寓的一套单元房里。
按级别，他本可以搬到环境幽静的燕南园或燕东园的小楼里居住。
但是因为他当时仍然是只身一人，按当时北大的住房政策规定，他只能住在中关园一公寓。
中关园一公寓在燕园东门外，距外文楼有二三里地远，他每天便骑自行车上班。
中关园一公寓是院系调整以后，北大盖的第一幢专家公寓楼。
楼内住着邓广铭、王铁崖、梅祖彦等教授以及日本、朝鲜专家。
季羡林住在506号，东语系教授杨通方及夫人李玉洁住在505号，两家门对门。
中关园一公寓在当时算是颇为讲究的建筑，但是周围却十分荒凉，连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商店饭馆了，就生活便利而言，是无法与沙滩的翠花胡同相比的。
当他在翠花胡同住的时候，每天早晨可以在红楼前的小摊上喝一碗豆腐脑，吃一个热烧饼，时间来不及的时候，买一个烤白薯，趁热吃下去，还是很惬意的。
中饭、晚饭，隔三差五的去菜根香饭馆吃一顿饭，打打牙祭，三顿饭总算说得过去。
搬到中关园一公寓以后，周围什么饭铺也没有，只好天天吃食堂。
他每天晚上在食堂吃完饭总要多买一个馒头带回家去。
第二天早晨把馒头切成片，烤热了，再沏上一杯酽茶，外加一碟花生米。
馒头片就着花生米，再慢慢把热茶喝下去，一顿早饭便解决了。
午饭和晚饭都到食堂去吃。
他总是拿着一个大搪瓷茶缸去食堂打饭。
吃米饭时，饭和菜都倒在茶缸中一块吃下去。
吃馒头时，就用茶缸盛菜，一只手拿馒头，另一只手拿筷子，就像大学生一样，很快便吃完一顿饭，然后回外文楼继续工作。
生活的简朴概可想见。
还好，季羡林对吃饭从不挑剔，他自己并不感觉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院系调整过程中，1952年7月，教育部宣布：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调整工资，实施新的工资标准。
新标准规定，高校共三十三个工资等级。
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
1956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然被评为一级。
1956年北大同时被评为一级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郑昕等著名教授共二十八人，占全国五十六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
1956年，季羡林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这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他开玩笑说：出城以后，我‘官运亨通，财源大开’。
这里说的官，指的是被评为一级教授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
当时在北大被评为一级教授，是一件既光荣又极困难的事。
从上面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北大的一级教授都是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学者，大多数是季羡林老师一辈的人物，而季羡林这个晚辈后生竟也赫然名列其中，怎能不叫他感到既惊且喜呢。
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到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根据我的回忆，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
人事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
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
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回忆汤用彤先生》至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更是中国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
从人数之少来看，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
季羡林四十多岁，就登上了中国学术地位阶梯的顶峰，当然使他喜出望外，但也有点不安。
他说：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
他如此火箭般地上升，自然会招来一些人的妒意，被同事赐给了一个诨名，曰：一级。
只要季羡林一走进食堂，便有人窃窃窃私语：一级来了！一级来了！使季羡林颇为紧张，只好装着没听见。
但事后他说：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诨名是应该的。
再说说季羡林的财源大开。
按当时北京地区（六区）的工资级别，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每月津贴100元，共445元。
这个数目今天看起来实在微不足道，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十分的不菲。
当时助教的月工资是56元，技术员是49.5无，普通工人是30多元。
季羡林曾经举例说明当年445元的实际价值：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一元五到两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块钱一只。
萌生原罪感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它几乎同院系调整同时开始的，只是时间短一些，到1952年5月即告结束。
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所谓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三反、五反运动的对象主要是机关干部和私营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本来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既然是全国性的运动，各行各业，不论关系大小，都必须一律参加。
北大在195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三反运动。
由汤用彤副校长负责。
这次运动不过是群众学习文件，学校各级领导检查了本单位的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最后处理了几个管钱管物的贪污分子，运动在北大就算过去了。
思想改造运动可大不一样，这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搞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
借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思想改造又称‘脱裤子，割尾巴’。
这些知识分子的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洗脑筋’。
①北大是全国有名的知识分子聚集之地，自然也就成了这次运动的重中之重。
其实，这种洗脑筋的工作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各级政府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组织大中学校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活动，都属于洗脑筋一类的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约有一百万人参加了这类学习活动。
②1951年秋，政府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一次更大规模的学习和改造思想运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运动的首倡者并非中央政府，而是北大校长马寅初。
马寅初是1951年6月1日到北大任校长的。
三个月后，即9月7日，他便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恩来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学习活动。
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编者注：对董必武同志的尊称）、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
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
③———————①杨绛：《〈洗澡〉前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③《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的初衷，是自己深深感到，要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教师都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学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在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中，也是一种普遍的愿望。
而且，他给周恩来写信的目的，只是想请上述十二位中共领导人能给北大教员自己组织起来的学习活动担任教师，并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
姑不论马寅初这样点名敦请国家领导人来北大讲课，是否有些异想天开，至少可见他对中共领导的尊重。
但是后来这种自愿的学习活动，变成了波及全国二百万知识分子的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并且弄成自我检查，人人过关，揭发批判，上纲上线，人人自危的局面，大概是马寅初始料不及的。
周恩来将马寅初的信转给了毛泽东。
9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转给他的马寅初的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位同志去讲演。
我不能去。
①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政府决定：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推广到京津所有高校，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
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北大教师干部四百多人参加。
周恩来一开始即讲：北京大学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这个报告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
在报告中，周恩来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改造思想，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周恩来说，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改造的过程。
三十多年中，他犯过许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因此就必须向进步理论请教，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
他说，这样做了，就有力量，就行得通了，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论述了取得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
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和抱什么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
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
他说，中间立场、中间态度是没有的。
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
他要求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②──────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周恩来报告后，北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
这类占大多数。
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
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
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
①季羡林从印、缅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
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
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
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
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
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
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
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
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
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
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
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
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
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
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
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
他继续写道：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
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
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
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
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上面大段摘引季羡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
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
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沉重十字架，踏上了永无止境的忏悔之路。
在北大，像季羡林一样的虔诚信徒，还有不少。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
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
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
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
群众大受感动。
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
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
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仍然没有通过。
北大洗澡运动最后剩下的两个困难户是：经济学系的周炳林教授和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
这两位教授都因为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在自己所在院、系作过多次检讨，未获通过，又在全校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仍未获通过。
4月8日，周炳林教授在法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五百四十多条意见，足见群众革命热情之高。
周炳林教授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于是，马寅初校长、钱端升院长亲自到家中看望周炳林，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
法学院为了帮助周炳林教授检查过关，甚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对他思想进行研究。
运动到了这个地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说了算，群众认为不满意，便需继续检讨下去。
马寅初校长不知如何是好。
4月18日马校长专门主持会议，研究周炳林教授在全校大会检查的有关事宜，甚至动员周炳林教授的共产党员女儿给周做工作。
最后，周炳林教授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查。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4月21日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
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林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
时间可以放宽些。
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林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①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林教授在民主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
朱光潜也随之通过检讨。
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
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反共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团结，一片新气象。
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补充一笔。
毛泽东在信中提出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人以外，其余均可帮助过关。
显然，张东荪是划分敌友的标准。
张东荪何许人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了，而在当年却是个有名人物。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422页介绍：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洗澡终于完成，运动渐渐停止，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以后历次运动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始是大会动员，小会学习；然后是自我检查，群众批评或批判；再后是典型引路，人人过关；高潮是大会批判，定性处理；结尾是落实政策，甄别平反。
除文化大革命以外，历次运动的过程大体都如上所述，概莫能外。
───-------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2O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同时又是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一个批判狂潮汹涌澎湃的时代。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激情与痛苦并存，幻想与灾难同在的，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
当时，意识形态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它的主旋律是：批判，批判，再批判。
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里这样概括：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
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
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
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为可观。
……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
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当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射向这个靶子。
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的学术界都参加进来。
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钩。
修正主义这个词，5O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
但是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
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
季羡林对50年代的批判运动概括得很全面，很简洁。
不过，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批判与运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二者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紧密。
一般说来，批判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作靶子。
这种批判并不会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因为能够上靶子资格的人是很少的。
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才有入选资格。
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的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总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
一般的平头百姓只要跟着摇旗呐喊几声，甚至冷眼旁观，看热闹，也不会有人管你的。
运动一来则完全不同。
无论哪次运动，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而不是某一个人。
这次运动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下次运动又是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当然知识分子都跑不了。
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人人过关，没有旁观者，谁也不能漏掉。
批判也好，运动也好，如果从打击的对象来看，大致可以以1957年反右斗争为界，前后有所不同。
反右以前，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反右以后，逐渐发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这些软弱的知识分子，而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即走资派。
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按照当时的理论，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总是互相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所以知识分子仍难逃厄运。
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运动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接下来是：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
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
其间，还穿插有对学术界各学科权威人士的批判。
季羡林当时对大批判运动的认识又是如何呢？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
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
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
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
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季羡林从不说假话。
在当时的环境之中，除了像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可以读史早知今日事以外，没有几个人能看清大批判背后的真相。
季羡林在50年代的大批判中没有成为批判的靶子。
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后台保护，也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被疏漏掉了，而是因为当年的季羡林还够不上成为靶子的资格。
虽然季羡林在1952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但他是属于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列，他无论在学术成就或社会影响力上，都远不能同他的老师一辈如胡适、陈寅恪、朱光潜、俞平伯等相提并论，季羡林的名气，在东方学界，在北大，是人人皆知的，在这两个圈子以外，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季羡林是何许人也。
另一个没有成为靶子的原因是，他是个语言学家。
即使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语言也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
换言之，语言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之内。
因此，季羡林不但本人免遭批判，而且也没有被选中参加某个批判班子。
他只是作为普通一员，心悦诚服地参加了历次大批判运动。
但是，在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批判中，季羡林的恩师和崇敬的前辈们，却一个个中箭落马，身陷逆境。
第一个中箭落马的是沈从文。
季羡林自清华毕业以后，就同沈从文先生失去了联系。
到了1946年季羡林来到北大工作，又与沈先生不期而遇。
此时，沈先生随西南联大复校，从昆明回到北平，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授，他们算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事。
过去的友谊又重新恢复，来往颇为频繁。
有一次沈先生请季羡林吃饭，吃的是云南有名的气锅鸡，饭间，有一件小事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悼念沈从文先生》中回忆道：当时要解下一个用麻绳捆得很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
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
这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
然而它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
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
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
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
不是有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可是，小事过后，便来了大事。
季羡林继续回忆道：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并没有听说，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
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
他仍然是朴素如常。
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
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大概是什么《文坛一瞥》之类，前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
这位理论家视觉似乎特别发达，他在文坛上看出了许多颜色。
他一瞥之下，就把从文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
我没有资格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
但是沈先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
季羡林回忆中提到的理论家和他的一瞥，指的便是郭沫若1948年3月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文章《斥反动文艺》。
该文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文艺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
并强调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黑色、桃红色的作家。
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郭沫若这篇文章是出自个人之意抑或其他背景不得而知，但就其当时的显要地位，说这样的话，无疑就是一种政治宣判。
事实上，解放前夕，虽然国民党政府把沈从文列为被抢运的学人之一，并派人给沈从文送去两张直飞台湾的机票，然而被沈从文拒绝了。
他选择了留下。
可事情的发展出乎沈从文的意料。
北平解放不久，北大部分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校内张贴，并张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
这些学生对沈从文的突然袭击，是自发的，还是有背景的，至今也无从知晓。
沈从文遭此打击，精神崩溃了。
1949年春的一天，沈从文试图切脉自杀，被抢救幸未死。
病愈后，被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学习毕业后，无处安排，便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他从此离开了北大，离开了文坛，销声匿迹。
①——————①关于沈从文解放前后的情况，材料引自温儒敏、李宪喻《旁听生·作家·教授——沈从文》一文，载《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第二个中箭落马的是朱光潜。
1946年，季羡林任北大东语系主任时，朱先生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两人的办公室相距不远，师生间经常见面。
季羡林在《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回忆说：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
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
这说明朱先生对共产党是信任的，是乐观的。
但是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先生因有政治历史问题，在全校大会上检讨三次，也未获通过。
后来，由于毛泽东的批示，他才同周炳林教授一起勉强过关，但仍受到群众监督的处理。
李赋宁先生曾谈到朱先生在建国初期的一些情况，足见朱先生当时处境的艰难窘困。
他写道：当时我三十五岁，孟实先生（朱光潜字孟实——引者注）已五十五岁，但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尽管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政治历史问题受到群众监督。
孟实先生从城里搬来燕园，住在校医院附近的一所年久失修的平房内。
孟实先生的夫人奚女士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住集体宿舍，孟实先生一人住在城外，生活上困难不少。
老房子夏天雨多，时常漏雨。
保姆李妈因年迈还要由孟实先生亲自从粮店背米回家。
当时孟实先生的工资评得很低，大约是讲师的待遇。
傅鹰先生为他打抱不平，说北大西语系只有朱光潜最有学问。
（直到1956年，孟实先生的工资才定为高教一级）。
①—————①李赋宁：《怀念朱光潜先生》，载《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光潜先生不光最有学问，而且文章写得好。
季羡林说：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文章。
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
第三个中箭但未落马的是胡适。
自1948年底胡适从北平乘机南飞以后，季羡林就再没有见过胡适，也没有互通音问，他对胡适离开北大后的情况并不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法清楚。
1955年开展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
对胡适的批判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继续和深入。
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引发的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在10月16日给中共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是对三十多年以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的第一次认真开火。
接着，毛泽东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了胡适。
他写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这时，大家才明白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过是这场批判运动的序幕，重要的是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它是一切毒素的源头。
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颇具戏剧性的是，批判胡适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确切知道胡适究竟在哪里，多数人以为胡适在台湾。
其实，胡适当时并不在台湾，而是客居美国。
据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O年》提供的材料说：在美国纽约，闲散如寓公的胡适，每隔一段时间便兴致勃勃地和助手共同欣赏从大陆等地收罗回来的一大堆批判自己的材料。
尽管在美国并无多少人关心大陆的这场运动以及留意这位外貌很朴实的中国老人，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熊熊烈火，仍然使这位隔岸观火、并在烈火中益见其身价的学人内心窃窃私喜。
历史的可笑就在于，当许多人作义愤填膺状，或作痛心疾首状，或违心检讨、惊惶度日时，大洋彼岸应当为这场运动‘负起责任’的被批判者却优哉游哉地过他的闲适日子。
其实，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的本意，是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是要清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树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没有这场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完成。
毛泽东之所以选中胡适作靶子，恰恰是因为胡适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且影响深远。
至于胡适这个人，并不重要。
据说，毛泽东曾表示，将来要替胡适恢复名誉。
①又据说：1957年前后，大陆曾派人对在美国的胡适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尊重胡适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
胡适当即回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②1986年11月，《光明日报》文载：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满天下，对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称得起一代宗匠，总算是给了胡适一个应有的评价。
胡适本人已不重要，又缺席批判，独自在纽约优哉游哉地隔岸观火，然而在大陆，曾经与胡适共过事，有过往来的人和他那满天下的弟子们，却不得不作公开检查，并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又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运动。
不过，由于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的目的在改变学术界的风气，所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能过关。
───────①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②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四个是虽中箭却誓不低头的陈寅恪。
陈寅恪1949年1月19日乘海船由上海抵广州成为岭南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后，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遂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寅恪一向以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闻名学界。
1953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历史研究所。
郭沫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为此，中国科学院特派陈寅恪过去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北上任职。
汪篯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时，以为此事势在必得。
不料，陈寅恪看完郭、李二人信后，虽未回绝，却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项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①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刘少奇。
陈寅恪提出的条件，在当时简直骇人听闻。
但这并不是陈寅恪一时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昏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也是他毕生追求学术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
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②──────①、②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结果又出人意料。
可想而知是指陈寅恪最终没有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他本来也不想出任。
出人意料的是，陈寅恪这样胆大妄为的言论，竟然没有遭到批判。
其中自然有着深远的原因。
据说，原因其一，五十年代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并说知道此人的历史著作。
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去查找，后来才查知在广州的中山大学。
便嘱咐广东当局好好优待。
其说二，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
①这类传说可靠与否，不得而知。
但是50年代陈寅恪在广州确实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礼遇和善待。
中共领导人：陈毅、陶铸、胡乔木、周扬等都曾到陈家拜访。
不过，陈寅恪在1958年前，还是遭到过两次打击。
第一次是1951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语言学家杨树达的旧作《积微居金文说》。
杨树达请陈寅恪为该书作序，陈欣然同意。
但到了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杨去信称：陈寅恪序言的‘立场观点有问题’，陈寅恪的序文自然被删去。
②第二次是1954年，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潜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陈寅恪思想的陈旧腐朽，并讽刺学界将这样的人捧得那么高，最后不无幽默地说，‘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
③龙潜还在肃反时当众作诗讽刺陈寅恪。
陈寅恪在1958年前遭到的这两次打击，比起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即使这样，这两件事，对这位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生命的学者来说，其精神上的打击之大，也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1958年大跃进时代，高校掀起厚今薄古之风，对学术权威大肆批判，陈寅恪这次再也躲不过去了，他被劈头盖脑的几百张大字报淹没了。
1966年文革风暴扫荡神州大地，陈寅恪被抄家、批斗、勒令搬家，造反派的大字报甚至贴到了他的床头。
已经双目失明又膑足的陈寅恪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了，终于在1969年10月7日被折磨致死。
关于陈寅恪的评价，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今天看来，陈寅恪的思想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超前。
一——————①、②、③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至于前文中提到过的季羡林结识的前辈作家、学者老舍、冯友兰及业师吴宓等人，解放后都各自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
读者必定关心，当年在批判上述几位大师，同时也是季羡林的恩师、业师的时候，季羡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虽然季羡林当时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由于他对几位恩师和崇敬的前辈知之甚深，对他们的道德文章都十分了解，因而，他的态度始终是保持沉默，而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反戈一击，致恩师于死命，以求自保。
现在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尚未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上述几位大师的文章。
访问当年东语系的领导，也没有人记得季羡林曾经写过批判文章。
当然，这并不说明季羡林有什么先见之明，也不能说明他当时对大批判持保留态度，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季羡林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老实人，一个不做违心事情的人，一个不损人利己的人。
在当时扱其复杂的境况下，能做到实事求是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下面引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季羡林当时的心态和他的为人之道：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
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
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激情岁月的尾声回顾历史，自1949年建国至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十年中，只有1956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风平浪静的一年，只有这一年没有搞运动，也没有搞大批判。
不但如此，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了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对被改造、批判了五六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似晴天霹雳一样感到震惊。
因为他们对戴在自己头上的这顶资产阶级帽子，本来已经心悦诚服，习以为常。
忽然被摘掉帽子，并且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急剧变化，似乎来得太突然，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但这话出自国家总理之口，赫然登在《人民日报》上，又无庸置疑。
于是他们惊喜交集，奔走相告，并且以为从此可以告别这顶不光彩的帽子了，真的可以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了。
据统计，1956年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约为十万人，其中四万二千人在高校。
这种状况显然与六亿人口的大国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即将来到的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需要。
正是基于对这种现状的考虑，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从改造对象变成了国家的宝贝，受到重点照顾。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鼓舞下，知识分子不再是批判的对象，也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令他们如释重负，欢欣鼓舞。
在经历了五年脱胎换骨的痛苦改造后，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与关怀。
他们拿着高工资，住独门独院的小楼或高级公寓，享受着名目繁多的优待。
他们重新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党的干部也对他们嘘寒问暖，这使他们受宠若惊。
到后来，有的人故态复萌，摆出教授的架子，在燕园的林荫道上，旁若无人，高视阔步，成了当时燕园的一景。
大学生们也过得逍遥自在，午饭时间，一边用勺子敲打着搪瓷饭盆，一边嘴里哼着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成群结队地出入大饭堂。
1956年的北大校园充溢着平和、温馨、自由的氛围。
1956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未名湖的冰解冻了，湖水澄澈碧绿，波光粼粼，映着博雅塔的倒影，宁静而充满活力。
湖边的柳丝绿了，随风飘荡，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黄色的迎春花，紫色的二月兰，一丛丛，一片片，开得那么耀眼，让人忍不住要多看上几眼。
整个燕园，大地回春，如诗如画。
这是北大校园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4月4日下午，俄文楼二楼音乐厅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东语系教员党支部讨论季羡林入党申请支部大会。
这是北大党委落实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报告的一个重要举措。
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除了东语系教员支部的党员以外，还有不少外系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入党积极分子。
党委书记江隆基特地前来参加会议，说明北大党委对此事的重视。
支部大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全体一致通过季羡林的入党申请。
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几乎是一片赞扬声。
最后江隆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除了对季羡林入党表示祝贺外，又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号召知识分子跟党走，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
季羡林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但是当时他没有讲更多的话。
直到一年后，他才写了《入党一年》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他写道：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
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
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
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
季羡林从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最终申请加入共产党，这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季羡林是一个执著的爱国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
他内心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因为政治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
他所谓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实际是对那些置国家利益不顾，玩弄政治的政客以及他们的政党不感兴趣，甚至嫌恶。
他经历过的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和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政党争权夺利，政客翻云覆雨，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的时代。
这使他产生了政治是肮脏的结论。
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
建国以后，在中共领导下，虽然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但是新政权在短时间内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内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再加上建国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心振奋，而且在1957年前极左路线尚未泛滥成灾，中共的大政方针没有大的失误。
这一切改变了季羡林以往对政治的认识。
他在1954年写的一篇短文《充满信心，迎接1955年》中，充分表达了对政治的新认识以及对共产党的赞扬，他写道：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像生龙活虎一般从事于各种建设事业，使我们的祖国天天改变着面貌，我们之所以取得上面那些胜利，是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从解放以后季羡林个人的际遇来看，也是一帆风顺的。
他没有受到过批判，也没有在运动中被重点审查，相反，他担任北大校工会主席，一干就是六年，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
l95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还参加出国代表团。
这些都说明新政权对他的信任。
当时，只有政治历史清白，表现积极，靠拢党组织的人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但是，季羡林并不是很早就提出入党申请的。
因为对参加共产党他有一个思想顾虑，这个顾虑即是：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
在他看来，当中国共产党人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自己却躲在万里外的异邦，追求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他感到自惭形秽。
他没有脸面在革命胜利后申请入党，因为这有摘桃派的嫌疑。
这种在一般人看来近乎迂腐的想法，在季羡林看来却是事关品质、道德的大事，这使他在申请入党时犹豫再三。
这种想法恰恰反映出季羡林性格中诚实、质朴，甚至天真的一面。
季羡林的这个活思想，可以从他的好友臧克家的文章中得到证实。
臧克家在《朴素衣服常在眼——记羡林》一文中写道：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
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
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
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
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上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
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养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
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
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
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
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似的，而是沁透式的。
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季羡林入党后，以组织观念强而受到表扬，据说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参加支部会时，突然上面来了通知，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宴会要请他参加，他急得到处找支部书记请假。
他的党费总是每月准时交纳，分文不差，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他必定竭尽全力去完成。
他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只是付出。
他入党后从不以党员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个普通一兵。
如果按党章来衡量，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事实上，80年代初，季羡林作为优秀党员，在北大成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校刊上大量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
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季羡林在学术回忆录《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195O年至1956年自己的学术成绩作了回顾。
他吃惊地发现，这一段，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文章，差强人意。
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季羡林的慨叹与惊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学术研究是生命的记录。
时间过去了，却没有留下记录，就等于浪费生命，无异于自杀。
可是在那样的年月，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学问呢？批判和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开会，简直可以说无日不开会。
正如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的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所有人的宝贵生命都消耗到无休止的会议中去了，而且是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自己统计的一份七年学术成果成绩单：1950年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2、《记梵文原本的发现》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零。
1951年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序》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3、《介绍马克思》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1952年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1953年这一年我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心得》2、《纪念马克思的著成一百周年》1954年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这是颇费了一些力量才写成的一篇论文。
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纸至迟到了唐代已经传入印度。
造纸法的传入，由于材料缺乏，不敢肯定。
传入的道路是陆路，也就是广义的丝绸之路。
2、《中印文化交流》3、《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后两篇都不是什么学术论文。
1955年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
汉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1、《序》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这一篇勉强可以算做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并没有费多少力量，不过摭拾旧文，加以拼凑，勉成一篇而已。
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这同前面1954年关于纸和造纸法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
我在上面下过一些工夫，可以算得上一篇学术论文。
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1956年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
汉译《沙恭达罗》出版。
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2、《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3、《序》4、《沉重的时刻》（译文）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文学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即关于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学习佛言。
我的结论是：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
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季羡林为什么在这里一口气把七年中写过的东西都罗列出来？他写道：我那样做是有用意的，我的用意是在‘示众’。
季羡林的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衣不求华，食不厌蔬，一生所求只在学问二字，每天早晨四点即起床，伏案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敢有丝毫逸豫。
可是皇皇四十载，书剑两无成，怎能不令他言念及此，心如刀割。
他连声呼道：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