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反右风暴擦身而过20世纪的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
正当全国知识分子从平静的1956年迈进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鼓励提意见，忽然变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这使所有知识分子大惊失色。
在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甚至还来不及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一张大网已将五十余万名知识精英一网打尽。
五十余万人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另册，被批判，监督，劳动改造。
被株连的亲友，铺天盖地，不计其数。
被株连者在入学、就业、提干、入团、入党，甚至婚姻等方面均遭到歧视。
1957年北大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4月25日，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于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各行政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并邀请校务委员、系主任、民主党派、工会、学生会负责人等一百五十人参加。
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揭露学校中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这是北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开门整风指示，召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也是北大党委整风的开始。
这次干部整风会议是一次马拉松的会议，从4月25日开到5月14目。
期间，在大会上有五十多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
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
后来这些发言者中的部分人，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
5月14日，会议最后一天，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宣布：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不过，它只是北大整风运动的序幕。
应当补充一笔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一周，即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的哲学界人士。
北大哲学系郑昕、冯友兰二位教授参加了接见。
接见中，在大家谈到关于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切学术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讨论。
当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到来时，毛泽东特意向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
毛泽东的话使郑、冯二位教授深受感动，使他们对党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深信不疑，同时，北大的教授、干部们闻之也深受鼓舞，打消了在整风运动中大家的种种顾虑。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整风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5月19日，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北大出席团的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北大整风运动中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
接着出现了哲学系龙英华贴出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
这两张大字报出现后，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蜂涌着，奔告着，争论着。
北大学生的大鸣大放随之开展起来。
5月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
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教学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意见。
其中一篇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批评《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刊物。
傍晚，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16楼旁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辩论，形成了一个辩论会。
晚上，江隆基在大饭厅向同学们作当前学校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表示支持同学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5月21日，谭天荣宣布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
刘奇弟贴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轰动全校。
这一天，油印小报《自由论坛》、《春雷》、《百花坛》出版，同时贴出墙报《广场》，与其持对立观点的油印小报《观察家》、《五月》也随之出版。
5月23日，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到北大大饭厅旁广场上进行讲演，引起极大争论。
北大的大鸣大放随之进入高潮。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贴满了一切可以贴的地方。
为了弥补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
晚饭后，学生们把饭桌当讲台，轮流上台发表演讲，争论激烈，情绪激昂。
这个阶段，有人无所畏惧，有人惊惶失措，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冷眼旁观，鲜明地凸现出每一个人的性格。
在这些日子里，从饭厅到宿舍和教室区，到处是辩论会、演讲会，整个北大沸腾起来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社论指出：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右派分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
这篇社论的发表意味着：反右，开始了。
当人们读到社论，醒悟过来，为时已晚。
这一年北大没有放暑假，全校师生都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了。
季羡林在整个运动中的经历颇为奇特而又鲜为人知。
从整风开始到反右结束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北大，然而他既没有被划为右派，也没有参加批判右派的斗争。
他自己说：反右期间我成了‘逍遥派’。
许多当年参加过北大反右斗争的人，被问及是否还记得季羡林在运动中的表现？大都摸摸脑袋，皱皱眉头，想了想，然后说：没有印象。
那么，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到哪里去了呢？是一件突发的事件使他远离了运动。
运动初期，东语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由于几年来在招生工作上出了点问题，导致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后有改行的现象，这在计划经济时期被视为工作的失误。
这件事对东语系在校学生产生了很大冲击，一部分学生提出转系的要求，其他学生也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忧心忡忡。
于是在东语系学生中顿时刮起了一股转系风。
季羡林作为一系之长，自然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
学生情绪激昂，四处张贴大字报，指斥招生计划的错误，要求领导批准他们的转系申请，在教室的黑板上，大字书写救救没娘的孩子！以示抗议。
他们天天纠缠住季羡林不放，要他作出明确回答，言辞十分激烈，甚至出现过几次围攻季羡林的紧急的场面。
这当然有些冤枉了季羡林，一个系主任怎么能对国家的招生计划负责呢？他又有什么权力对学生作出同意转系的许诺呢？可是学生不管这一套，硬是揪住季羡林不放。
事情越闹越大。
最后，教育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亲自来北大参加处理这件工作，并派了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协助季羡林面对学生做工作，事情才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等到转系风平息下去，善后工作处理完了，鸣放已经结束，运动转入了反右阶段。
季羡林说：事情得到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
既不被批，也不批别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
逍遥派这个词儿当时还没产生，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现的，季羡林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说明自己的处境而已。
当时全校到处摆满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战场，而办公楼礼堂是最大的一个，此处离东语系所在的外文楼最近。
季羡林有时候就坐在办公楼前的石头台阶上，听大礼堂中批判右派的发言。
他回忆道：其声清越，震动楼瓦。
听腻了，便也念点书，也写点文章。
我悠闲自在，是解放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
在北大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中，竟也有像季羡林这样的逍遥派，竟还能念点书，写点文章，若不是季羡林自己说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
季羡林一生的经历平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但是他在每个节骨眼上，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东语系的转系风波，季羡林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提意见，他也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
这倒不是因为他说话谨慎，善于审时度势，而是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
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于党。
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前文中说过，季羡林于1956年4月4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为一年。
1957年4月4日再经支部大会通过，季羡林遂成为正式党员。
这便是季羡林说的红色外衣和护身宝符。
一个刚刚转正没几天的党员，一般是不大可能对党说出什么逆耳之言的。
再说，解放八年来，季羡林的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在历次运动中不曾受过什么触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在学术地位上受到尊重，是北大教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对三害尚无切身感受，对党更无怨言，所以，即使‘竹筒倒豆子’，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这是出自内心的真话。
那么，季羡林当时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他在回忆中写道：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
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季羡林当年虽出于偶然的机缘逍遥于反右运动之外，躲过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忘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这场劫难。
经过多年的思考，他对反右斗争这场运动终于有了新的认识。
1999年，他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以下的一段话：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
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
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
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
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
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季羡林语出惊人，引来了颇多议论。
这段话确当否姑且不论，但它至少说明，季羡林这个当年的逍遥派，对反右斗争并非无动于衷，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最终得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
狂热的1958年西谚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
上帝为什么要发笑呢？因为人类一思索，往往就距离真理越远。
今天，当我们回忆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事，也和上帝有了同感，会哈哈大笑，笑我们自己狂热地干了蠢事。
可当年却是不笑的，不但不笑，还豪情满怀，充满必胜的信心。
人们那种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现状的渴望，改天换地的豪情，超英赶美的雄心，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前无古人的。
遗憾的是，这一页最终竟成为历史的笑柄。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5年的社教，在这八年中，究竟搞过多少次运动，现在已经很难条分缕析地说清楚了。
仅1958年这一年，在高等学校内开展过的运动就有：反右补课、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大辩论、整改运动、兴无灭资运动、双革四化运动、大炼钢铁运动等等。
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个新的运动，人人忙得喘不过气来。
至于大运动中的小运动，更是多如牛毛，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西瓜给老师送礼、插红旗拔白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大专小红论、批判粉红论等等。
所谓双反运动，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所谓粉红论，即在政治上既不红透，但也不白，取红白之间的粉红之谓也。
运动形式和斗争手法层出不穷，若非亲历者，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总的说来，运动可分为务虚和务实两大类。
务虚，是指改造精神世界，其目的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如红专大辩论。
务实，是指改造物质世界，其目的就是要改天换地，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如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的北大没有放暑假，炎炎夏日里，全校师生在各自岗位上，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地苦干、巧干，每天都在放卫星，有时一天放好多颗卫星。
8月8日，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师生向党委报喜，宣称他们放了一颗大卫星：本专业师生奋战一周时间，完成了二万条词条、一百万字的《汉朝词典》。
这种卫星难以让人相信，以当时朝鲜语专业的力量，全体师生不吃不睡，一周内抄也抄不出一百万字的词典来，且不论词典的质量了。
可是当时并没有人怀疑这些卫星的真实性，甚至私下里也没有人说怪话，这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季羡林也不例外。
他是个赤诚的爱国者，热切盼望国家早日富强。
他又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而且按他自己的说法，在政治上是属于幼儿园水平，像他这样的人，处在全国人民热情奔涌，如痴如醉的年代，焉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季羡林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道：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
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
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们现在还可以从1996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中，读到季羡林在大跃进期间写的文章。
因为季羡林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有言在先：不悔少作，不避讳过去文章的浅陋或错误，凡能找到的，有文必收，并保持原样不作改动。
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季羡林都要写一篇文章向海外侨胞们报告祖国建设的成就并谈谈自己的感想。
1958年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在大跃进中庆祝国庆节》。
文中写道：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句话；但是在今年，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
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
接着，文章便开始介绍大跃进秒新分异的情况：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小麦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
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纪录就出现了。
不但出现了，而且像给风吹着一样，纪录一天天升高。
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纪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
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亩产最高产量是三千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纪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
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
稻子也是一样，早稻的最高纪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
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
信嘛，他们不能够想象，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么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
不管这些人怎么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纪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纪录。
至于最高纪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
季羡林说的水稻亩产四万三千多斤的纪录，果然是牛刀小试。
1958年9月18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赫然登载了广西容县水稻亩产达十三万斤的报导，放了一颗特大卫星。
这个鲜为人知的容县顿时名闻天下。
在全国人民为这颗特大卫星欢呼雀跃的时候，也让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
大跃进、浮夸风、蛮干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地步，全国人民却浑然不觉，依然沉醉在放卫星的狂喜之中。
只有当时的苏联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全铺上粮食，铺一米厚，也达不到中国报纸上吹嘘的产量。
这本来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普遍反对，被中国老百姓嗤之以鼻。
就连季羡林这么实事求是的人，也从没有怀疑过报纸上的消息。
他说：我听到‘上面’说：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季羡林在文章里还向侨胞们报告了北大大跃进的惊人成果：只是化学系一个系就完成了研究项目一千多项，经过严格的审查，其中七十几项超过了国际水平。
……我所在的东语系，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已经编出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汉语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
这些词典，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些词典也许编出来了，但是当时并未出版，其中有的至今也未出版。
至于它们是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就只有天晓得了。
引述季羡林在大跃进年代写的文章，目的只在说明，季羡林也是一个凡人，他当时同六亿神州一样幼稚，并不比别人高明，也没有金睛火眼、远见卓识。
他虽是留过洋的教授，但是在全民无意识的狂热社会环境中，知识和智慧也帮不了忙，一个留过洋的教授丝毫不比一个文盲更清醒。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神话。
接着来的便是三年自然灾害。
人们普遍挨饿，浮肿病四处蔓延，校医院门口排上了长龙。
北大不得不减少生产劳动、停止剧烈的文化体育活动、暂停体育运动会、严格控制会议。
党委的中心工作是办好食堂，劳逸结合，从全校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食堂工作，口号是：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
两年前燕园里大跃进热火朝天、车水马龙的风光顿时销声匿迹，眼下是一片偃旗息鼓，冷清萧条的景象。
季羡林曾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说：我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说过。
实际上，在这段困难时期，季羡林的精神面貌反而格外地好，从他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散文这点上，便可以看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再说。
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
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
但是，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就惹了大祸。
一场反左变成了反右。
反右倾运动从上而下，铺天盖地而来，又打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
季羡林曾说过：我一生最佩服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
这四个人是：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和彭德怀。
众所周知，这四个人虽然政治信仰不同，职业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爱国者，都是敢讲真话的硬骨头，都是因为讲真话而蒙冤受屈的。
从季羡林最佩服的人，也可看出季羡林本人的性格和信念。
彭德怀的蒙冤，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在文章里特意写了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彭德怀的崇敬之情，他说：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的无过于彭大将军。
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会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庐山会议后，大跃进狂飙再起，跃进，跃进，再跃进，直到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发烧的头脑才暂时冷静下来。
可是，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刚刚好转，又开始了继续革命。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传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弄得全国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最后忽然发现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北大一向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任何一个运动都不能少：反右倾、拔白旗、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教育改革、学毛著、学雷锋、反修防修等，又经过了数不清的运动。
北大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运动，都已经锻炼成了运动健将，行家里手。
无非是这次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大家都习惯了这一套，不再感到新奇和害怕，反而变得麻木了。
季羡林也跟大家一起，在时紧时松，时强对弱的运动中度过了四五年乱哄哄的日子。
啊！朗润园季羡林在中关园一公寓一住就是十年，始终是单身一人。
到了1962年，叔父去世，他便把妻子和婶母接来北京同住。
可是中关园一公寓的房子住不下三个人，于是学校便分配给他朗润园公寓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当时13公寓刚建成，季羡林是头一家搬进去的。
朗润园在北大校园的东北部，这里原来是明清名园之一，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
1900年圆明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朗润园也变成一片荒芜，只剩下一弯湖水，一座土山。
1962年北大开始在朗润园旧址修建职工宿舍，共建了六座，结构一样，都是四层，两个门洞。
五座在湖东边，由南向北排列8－16公寓；在湖的北部偏西，孤零零地矗立着的，就是朗润园13公寓。
在燕园院墙里面，还有一个园叫燕南园，与朗润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燕南园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围住，园中错落地建了十六幢西式小洋楼，楼周围是小花园，楼与楼之间有水泥铺的小路相通，满园树木参天，绿草如茵，分明是一派欧式庭院风格，与燕园内整体的中国古典式建筑迥然不同。
燕南园地处校园中心地带，围墙外就是图书馆、学生宿舍、商店、食堂、篮球场，人声鼎沸，喧闹异常，但是园内总是静悄悄、空荡荡的，人迹罕见。
教授们住在这里真是闹中取静，想必会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感受吧。
这里一向被视为燕园的世外桃源。
自燕京大学建校以来，学校著名的教授大都住在燕南园。
到了1962年，像著名教授冯友兰、王力等也都住在这里。
冯友兰的三松堂也因此地而得名。
80年代初，季羡林曾经有希望住进燕南园，可阴差阳错未能如愿，为了纪念这段因缘，他特意把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燕南集》。
可是，时移事易，事隔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人人向往的燕南园，因年久失修，更兼文革期间抢占住房的破坏等原因，已经变得草木凋零，小楼颓败，杂草丛生，一幅废园的凄凉景象。
与其相反，当年荒凉的朗润园，如今却是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一派旖旎风光。
朗润园现在是北大众园中最美的一个园。
有一次，季羡林同一位老朋友去庐山归来，老朋友到他家拜访，看见朗润园的风景，对他说：你家里有这么好的风景，还到庐山去干什么？可见朗润园给人的印象有多美。
季羡林自从搬进朗润园13公寓后，便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单身生活，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季羡林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季羡林一家给左邻右舍的印象是忠厚俭朴，古风古貌，还带点乡土气。
三位老人的人缘极好，他们受到朗润园老人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与邻里的关系也很融洽，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季羡林人称季爷爷，妻子彭德华人称季奶奶，婶母人称老祖。
孩子们见到他们，大老远就喊：季爷爷好，季奶奶好，老祖好。
三位老人也会含笑回应一声：真乖，好孩子。
季羡林家里也是一团和气。
季羡林自己说：叔父去世以后，老祖同我的妻子彭德华从济南迁来北京。
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
自从我六岁到济南后，六七十年来，我们家从来没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
我看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为过。
老祖虽然年迈，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操持家务主要靠她。
老祖天天背着一个大黑书包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
妻子虽然文化不高，只念过小学，对季羡林搞的这一套学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也从来没想知道，在这方面她和季羡林之间可以说毫无共同语言，但是，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
她同婶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治学中去。
季羡林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明他家的幸福生活。
他写道：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
食前方丈，杯盘满桌。
烹饪都由老祖和德华主厨。
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
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誉美之词都成了多余，都会黯然失色。
此时，季羡林的女儿婉如、儿子延宗都已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并且都成了家。
每逢节假日，女儿和儿子带着家人来朗润园团聚，季羡林家三间屋子便人满为患。
祖孙三代，老老少少挤在一起，有说有笑，边吃边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季羡林这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烦恼之事，一扫而光，完全沉醉在天伦之乐的温馨氛围之中。
张中行先生在朗润园住过，是季羡林的邻居，后来又成为好友。
他曾经用厚朴两个字评价季羡林其人；又用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来评价季羡林的家。
张先生不愧是老作家，有眼力，这两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现在就借张中行先生的评语，先来谈谈季羡林的厚朴。
在北大这个圈子里，季羡林是名教授；在全国这个大圈子里，是人人皆知的学术大师。
可是看装束，则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
他永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
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没有一丝学者的风度。
他青年时期，曾在德国留学十年，为什么不穿西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季羡林的回答是：那些一句洋话也不会说的人，都穿西服，打领带，装出洋派头的样子，我有逆反心理，所以不穿。
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
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也总是一身竹布长衫，一双力士球鞋，手拿一把油布雨伞，往来于北京各大名校间去讲课吗？陈寅恪先生从西方留学归来，在清华任教时，不也是身着长袍，肘下夹着一个布包，不认识他的人，还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吗？中国老一代学人，特别是在国外留学多年后归国的大学者，钟情于传统衣着的情结，与其说反映了他们对某些不学无术，却西服革履的所谓西崽们的反感，不如说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心理。
当然，如果仅仅从衣着上来理解季羡林的厚朴，就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了。
在权势者、富有者、大学者中，也有不少衣着朴素，待人平易，谈吐得体的人，但他们在不经意中，往往会流露出自己的拥有，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他们的朴实和平易不过是一种装饰。
季羡林则完全不同，他的朴实和平易极其自然，是打心里流出来的。
他无需装饰，因为他本来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平凡的人。
至于季羡林的性格，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
关于这个问题，他本人从未谈过，外人揣摩的倒不少，但难免失真。
可是，有一次，他在谈论交友之道时，偶尔泄露出对世态人情的好恶，让我们可以窥见他对自己性格的概括。
2000年1月8日他写过一篇散文《佛山心影》，内容是记1999年初冬，应香港企业家石景宜博士之邀，赴广东佛山做客的一篇游记。
石老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作过重大贡献，曾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季羡林与石老萍水相逢，一见如故，遂成好友。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作过总结。
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一下。
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
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一些境界，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完全做到。
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
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
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
如字有二解：一是如同，二是赶得上，我取前者。
既然是勿友不如己者，而且如字取如同解，那么，这段话无疑可以看作是季羡林的自况。
仔细琢磨这段话，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它既包含了我们民族传统中做人的基本准则，比如：质朴、诚实、气节、利人等等，还流露出一股山东人特有的执著、仗义和梁山好汉式的硬气。
把这些综合起来，也许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
再谈谈季羡林家的陈旧。
如果走进季羡林的家，定会让你吃一惊：水泥地，大白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的房间，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老样子。
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
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
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
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
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这间屋内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是书，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
这样的屋子和陈设，的确够陈旧的，一点现代化的气息都没有。
不过，今天你若去季羡林家，就会发现情况有所改善。
这事儿说起来也算是个笑话。
1999年春节，中央某领导和教育部长要去给季羡林拜年。
事前，国务院办公厅派人来打前站，一是通知访问事宜，二是考察环境。
来人对季羡林家的简陋、寒酸吃了一惊，连忙回去如实汇报。
上面发下话来，赶紧送去一套沙发，几件家具，以便领导访问时有个像样的环境。
不料，季羡林回答说：不，就这样。
上面见他如此固执，只好作罢。
后来，二位领导来拜年时，就坐在狭窄拥挤的书房里和季羡林谈话。
房间里只有一张二屉桌，上面堆满了书，桌子两侧放了三把椅子，由于前后都有书柜，所余空间太小，坐在椅子上的人必须上身挺直，不能动弹，是很难受的。
事后，有人好奇地问季羡林：上面要给您换家具，岂不是件好事，为什么不同意呢？季羡林笑答：他们今天来换了，等访问一完，就又搬走了。
听完季羡林的回答，在坐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此事过了不久，北大领导作出决定，无偿给季羡林家装修客厅，并赠送一套沙发。
从此，季羡林家终于有了一间像样的客厅了。
季羡林通常在早晨4点准时起床，洗脸刷牙之后，便来到书桌前，拧开电灯，坐下，开始工作。
此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整个燕园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人们还在鼾睡。
季羡林大概是燕园里起得最早的人。
屋子里有两张书桌：一张是写学术论文用的，桌上及周围摊开着各种资料和书籍，虽然看起来零乱，但是用起来方便，伸手便可拿到；另一张是写散文和翻译用的，桌上放着稿纸和笔。
他一般先坐在写学术文章的桌前，继续前一天的研究工作。
写累了，便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来到写散文和翻译的桌前坐下。
如果这时有所感，有所悟，情动于衷，文思泉涌，他便会拿起笔来，很快写出一篇散文来。
如果这时缺乏激情，他便翻译一段文字。
季羡林觉得，人的脑子就像一把刀子，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好像刀子用久了会钝一样，这时候，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搞点翻译，换一换脑筋，就像是磨刀，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是人生一乐也。
所以，尽管季羡林现在已经写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并且公认为当代散文大家之一，但是，他仍然把自己写作散文称作余兴，而非正业。
他工作三四个小时之后，窗外渐渐亮了起来，黎明来到了。
他抬起头来，透过玻璃窗，往远处望去，东方的天空已是一片青白，朝霞正在慢慢地散开，博雅塔的身影清晰可见。
往近处看，窗前的白玉兰正含苞欲放，湖岸柳枝摇曳，湖中碧波荡漾。
间或有散步的老人从窗前走过，或者晨练的年轻人跑过，传来咚咚的脚步声。
这时，房门轻轻地打开了，老伴来招呼他，早饭已经做好。
于是，他放下笔，来到隔壁的大屋，坐在八仙桌前吃早饭。
早饭极简单：一杯热茶，几片烤馒头片，一碟炸花生米。
吃完早饭，他便提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人造革书包，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
从13公寓门口，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是一条曲径。
季羡林喜爱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几十年来，他每天沿着这条路走到外文楼去上班，中午又沿着这条路走回家，来来往往，不知道在小路上走过多少次。
每次他走在曲径上，便会感到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之感。
这是一条不过百米长的小路，但是，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小路。
它在《红楼梦》里都曾有过记载。
这条路在燕园里是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把它称为后湖。
小路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中间有溪水流淌，溪上有一石板小桥，供行人通过，实有曲径通幽之趣。
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点染。
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种颜色，一直开到秋末。
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
夏天，湖中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一到冬天，则有白雪覆盖。
这是一条神奇的幽径，也是校外人很少知道的北大一景。
这条幽径给季羡林留下印象最深、最让他留恋的，则是路边的一株大藤萝。
它既无天棚，也无支架，而是攀附在几株大树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慨。
每到春天，走在树下，一股幽香会蓦地撞进鼻官，抬头看去，在团团绿叶中，一簇簇紫红色的藤萝花正在绽开。
季羡林每次走在藤萝下面，闻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鸣声，会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
不幸的是，后来这株藤萝被人砍掉了，这使他悲哀至极。
他提笔写了《曲径悲剧》这篇著名的散文，表达了他的愤怒与悲哀。
季羡林总是提前十几分钟来到办公室。
待到8点钟，东语系的同事们上班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坐在系主任办公室，已经开始工作了。
季羡林以身作则的行动，使东语系教师、干部也都准时上班，少有迟到的。
季羡林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和参加的会议太多，因为除系主任职务以外，他还担任校内外的许多职务。
整个上午，他就在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各种事务、接待各类来客中度过，一刻也不得休息。
中午，季羡林又沿着幽径走回家去。
午饭也极简单，以素菜为主，吃面食，也吃米饭。
他喜欢吃大葱就馒头，这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
他特别爱吃荠菜馄饨。
春天，每当他早晨离开家时，看见老祖背着大黑书包，艰难地往小土山上走去，就知道老祖是去挖荠菜。
这时他便幻想着午饭时可以饱餐一顿荠菜馄饨，心里乐滋滋的。
季羡林没有午睡的习惯。
吃完午饭，看看报纸，翻翻杂志，歇息片刻，便又去外文楼上班。
傍晚，下班回家，走完曲径，来到13公寓西边几间古老的平房前，他会停下脚步，站着同房主人聊几句天，顺便看一看他种的花。
这几间古老的平房坐落在密密的竹林里，很不起眼，可是却大有来头。
原来是清代保卫八大名园的侍卫们住的地方。
现在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女的是德国人，北大教员；男的是钢铁学院教授，中国人。
季羡林在德国时，就认识他们，算是老朋友了。
自从季羡林搬到l3公寓，老朋友又成了老邻居。
两家人之间经常来往，逢年过节，互相拜访，感情十分融洽。
季羡林是喜欢花的，但是他既无空闲，又无养花水平，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了。
而这位钢院的教授却是个养花的行家。
他喜欢种外国的唐菖蒲，还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
最难得的是，他种了一种特大的牵牛花，比平常的牵牛花要大一倍，如小碗口一般。
每年春天开花时，颇吸引行人注目。
据说，此花来头不小。
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里有，齐白石晚年以画牵牛花闻名于世，临摹的就是梅府上的牵牛花。
季羡林为了赏花，路过时，和花主人聊几句天，顺便也看看蹭花，满足一下自己的美感享受。
看完蹭花，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
这时，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全家人一起吃晚饭。
饭桌上，季羡林总要同老祖、妻子聊聊家常，或者听一听她们有什么见闻。
饭后，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季羡林便又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或者顺手拿过一本书来随便翻翻。
这随便翻翻是鲁迅先生说的，其实它是治学者开扩眼界，发现新意，积累资料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
如果翻到有价值的资料，有新意的见解，他便会随手拿过一张纸片，把它记下来。
这些纸片有信纸、旧日历、用过的信封、请柬等等。
几十年过去了，季羡林随手记下资料的纸片，已经与他等身了。
在有电视以后，他除了看新闻联播外，还喜欢看（听？）说书节目，什么《小五义》之类的，这是他一天中惟一的消遣。
晚上9点半左右，他准时躺下睡觉。
季羡林同大家一样，每天八小时上班，甚至超过八小时，而他那一千万字的著作是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呢？主要就是在每天早晨从4点到上班前的三四个小时里写出来的。
从1946年住进沙滩红楼开始，他便每日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无论冬夏，从未间断，及今已近六十年矣。
很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这件事。
他这种勤学的精神，也给人们很大的激励，同时，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季羡林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写作，却是鲜为人知的。
还是先听一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吧。
1985年他写过一篇散文《黎明前的北京》，文中写道：三十几年以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
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
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
说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
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
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
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
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因此，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
南风拂面，春满燕园季羡林曾经说过：我写东西有一个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
他又说：我所谓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
这说明季羡林的散文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趋时应景之作。
1961年，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在停笔十五年后，又重新开始了。
从1961年到l965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写了二十七篇散文，这些散文都收在《朗润集》和《燕南集》中。
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件事，不是要对他的散文作全面的评价，而是要想透过这些散文，寻出季羡林在60年代初至文革前这段时期的思想轨迹。
在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前几年头脑发热的教训，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紧张的政治气候稍稍有所缓和。
从l961年开始，北大便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
批判错了的，恢复名誉，恢复职务。
1961年5月28日，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党员大会上，一改以往的口气说：当前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人是极少数……今后不要再用白专的概念了。
1962年，贯彻《高教六十条》精神，北大由党委领导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系党总支对系行政也只起保证和监督作用。
这些举措说明，在大跃进折腾了三四年后，北大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又开始像一个学校了。
师生们重新回到教室和实验室，而不是整天忙活着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批判，去农村参加劳动。
学校发出明文规定：教师要确保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上，要保证学生每天有六小时学习时间。
虽然还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但这已经算是作出了最大让步。
在这股风的吹拂之下，中文系、历史系甚至要求学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古文。
学生会举办的星期天讲座，讲演的有：沈同教授的《生命的奥秘》，黄昆教授的《半导体》，赵以炳教授的《健康与长寿》，李赋宁教授的《怎样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等。
讲座共举行了十四次，听众达一万六千人次。
1962年3月26日，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科技工作、创作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中，按照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
陈毅的讲话则更明确、更干脆，他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
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这就是所谓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这头上帽子的一脱一加，令知识分子们几年来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他们可以睡个好觉，不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
像1956年时一样，他们又可以在燕园里抬起头来走路，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
不过，回潮也好，什么也好，总算让知识分子们在极左路线肆虐几年之后，过上了几天平静日子，稍稍喘了一口气。
在上述政治环境下，1962年5月，季羡林被选为北大出席北京市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
北大代表共十二人，季羡林名列其中。
这件事不但反映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显示了季羡林在当时北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
季羡林从50年代开始，在社会、文化界便是一名活跃分子，担任过各种社会职务：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历任1954年、1959年、1964年，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非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
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出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1955年10月，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前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应邀赴仰光，参加缅甸研究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62年，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200周年纪念大会。
会后，去埃及、叙利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访问。
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
事实上，自解放以来，无论在领导眼里或是群众的心目中，季羡林始终是又红又专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一个榜样。
因此可以说，在60年代初的四五年中，他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心情也是舒畅的，他对当时政治上的主旋律：学毛著，学雷锋，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也是衷心拥护的。
他说：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
广州会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人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
——写作的前前后后》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的心情驱动下，季羡林重新拿起了笔，把他在国内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事物记下来，同时饱含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深情，二者溶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二十七篇散文的内容。
这些散文在题材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国内的新气象、新风貌；另一类是写他访问亚非各国的观感。
这些散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亚非各国当时激流涌进的历史潮流。
尽管这些散文的题材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是由于季羡林是怀着满腔热情写作的，是真情的流露，因而沒有丝毫勉强之处，也沒有贴政治标签的痕迹，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动。
这里要重点谈一谈《春满燕园》这篇散文，因为这篇散文的离奇遭遇，与季羡林日后十几年的命运息息相关。
1962年春天，季羡林接待外宾的任务特别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接待外宾的临湖轩去一趟。
在临湖轩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日日红桥斗酒卮，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
季羡林非常喜欢最后两句诗。
他有时早到了，就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品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经过几年的运动后，社会环境终于安定了，人们的心情也舒畅了，这一切就像春天又回到了人间，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
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
在品味诗的同时，他联想到了天天早晨在校园里看到学生读书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回家以后，便写成了散文《春满燕园》。
《春满燕园》是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散文。
它由郑板桥的诗说起，转而联想到北大师生心中也有一个春天，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
这个春天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
接下来，文章描写了夜晚教师们在灯光下潜心备课，伏案苦读的情景；早晨，学生们在校园里朗读外语，在图书馆里全神贯注做功课的场面。
最后，文章写道：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
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文章寓情于景，感情真挚，语言华美，自然流畅，不失为一篇散文精品。
季羡林自己对这篇散文也很满意，他说：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
果然，《春满燕园》一发表，就获得了好评和强烈的反应。
季羡林的学生给他写信，称赞这篇散文。
许多中学和大学课本选它当教材。
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每年秋天接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季羡林，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散文。
季羡林心里自然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还没有等到季羡林的喜悦之情消逝，1966年6月4日，季羡林从四清基地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第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就是批判《春满燕园》的。
这件事暂且按下不表，下一章再听分解。
社教运动的角色转变一般说来，在历次运动中，季羡林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被改造的对象，没有教育批判别人的资格。
不过也有两次例外，这就是两次社教运动：北大的社教运动和农村的社教运动。
他说：在这两次运动中，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
一般人只参加过一次社教运动，即农村的社教运动，可是北大的教师、干部却参加过两次。
因为北大历来是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其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其他高校无法替代的。
所以在全国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同时，上面决定在北大先进行高校社教运动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
但是北大的社教运动刚刚结束，还没来得及推广，比社教运动彻底得多的文革风暴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全国，高校社教运动已失去推广价值，于是这场运动便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了。
这样一来，北大的教师干部就比其他学校的教师干部多经受了一次阶级斗争风雨的锻炼。
1964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二百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北大，北大的社教运动从此开始。
带队的既然是副部长级，队员们的来头也就不会小，都是从全国各地文化单位抽调来的厅局级的精兵强将。
由于工作队是戴着有色眼镜进校的，事先就认定北大是个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烂掉了的单位，党员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猖狂，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活动也相当严重。
北大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黑窝点。
对这样的单位，当然必须夺权。
因此，工作队一进校，北大原来的干部一律靠边站。
工作队在各系扎根串连，重新组织积极分子队伍。
工作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物色积极分子时自然抱着唯成分论的眼光看人，特别重视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和政治历史是否清白。
季羡林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如果讲唯成分论的话，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红五类。
在北大教授中，像他这样出身好，历史清白，又是共产党员的人实在难觅。
因此，工作队一到东语系，季羡林就被列入积极分子名单，成为依靠对象。
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代表党的，季羡林是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
而且，以季羡林当时的觉悟是完全不可能想到工作队也是会犯错误的。
他把自己参加社教运动看作是对党的忠诚，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
尽管当时他并不明白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
他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
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拥护就可以了。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人类天性中的从众心理，使人并非做每一件事都要弄明白后才行动，倒是稀里糊涂随大流的情况居多。
就这样，季羡林参加了东语系积极分子队伍，并且被工作队任命为东语系社教领导小组组长。
季羡林虽然身为社教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都掌握在工作队手里。
北大社教运动开始以后，一贯听党的话的季羡林也产生了许多疑问，他写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也不理解为什么社教运动要整党的领导人？拿东语系来说，总支书记、副书记都是他的学生，他和他们共事十几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工作上是很融洽的。
他对他们也知根知底儿，他们平时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呢？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复杂和矛盾的。
他在l998年出版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中，对北大社教时自己的思想曾经作过这样的表述：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
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烂掉了。
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
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
但是，我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
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
社教运动开始时实行背对背地给校系领导提意见，揭开北大阶级斗争的盖子。
后来就变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展开面对面的批判斗争。
北大党委书记六人中斗了五个人，常委十四人中批判斗争了八人，连党委书记向市委请示汇报工作，也被工作队视为搞阴谋活动，追逼交代。
东语系的总支书记、副书记也被批判了十三次。
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各级领导大多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帽子。
整个北大教师和干部队伍也立即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被整的与整人的。
社教运动，全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又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如果只从字面上看，不过是一次教育运动而已。
其实不然。
这是一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夺权斗争，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谁要只从字面上来解读历次运动的内涵，那就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比如文化大革命，与文化何干？不过社教运动就更为复杂，从最高领导层就对运动的性质存在分歧，运动搞起来，焉能不乱？当然，当时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上面情况的。
老百姓只知道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运动搞了不到半年，北京市委忽然出面干预，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为被批的校、系领导平反，并且撤了张磐石工作队队长的职务。
那些被工作队鼓动起来，曾经在会上批判过各级领导的积极分子们，尽管满腹委屈和狐疑，也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耷拉了脑袋。
北大的社教运动便像烙饼一样翻了一个个儿，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对积极分子来说，好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冷水，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自己成了一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可是悔之晚矣。
季羡林当然也感到一头雾水，莫明所以，可是他的困惑又能向谁去诉说呢？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大这块烙饼又重新翻了一个个儿，积极分子们重新得势，以陆平、彭佩云为首的各级领导又成了走资派，被批判斗争得一塌糊涂。
文革结束后，烙饼又翻了过来。
北大的社教运动虽然结束了，工作队员们拍拍屁股也走了人，但是工作队在运动中制造的被整和整人的两派矛盾，却并没有随着运动的结束而烟消云散。
它无形地、长久地困扰着北大教师、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遗患无穷。
而且，这次夭折了的社教运动，为后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甚至可以说它是北大文革的一次预演。
除此而外，社教运动也实实在在让北大人吃了亏。
由于搞社教，本应进行的评职提薪工作未能进行，接下来便是十年文革，评职提薪更无从谈起。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文革结束后，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清华已经是讲师或副教授了，而在北大还是助教或讲师。
北大人的工资也比清华同行低一级。
这件事让北大人耿耿了许多年。
再说说季羡林参加的另一次社教运动——农村社教运动——的情况。
1965年秋天，季羡林参加完国际饭店会议，便被派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任务。
1965年11月，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
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是要知识分子经风雨，见世面，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摔打，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知识分子身上的污泥浊水才能洗干净，才能成为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战略任务。
季羡林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来到南口村的。
季羡林被任命为工作队副队长，主管整党工作。
工作队在农村社教时是名副其实的全面夺权，农村原有的各级干部统统靠边站，工作队把党政财文大权全部掌握在手里。
不过，上面对工作队员要求也很严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时还没有出现特权，腐败现象尚未滋生，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干革命的劲头。
季羡林从六岁离开农村以后，一直没有在农村生活过，这次因参加社教运动，再次回到农村，触景生情，感慨良多。
农民的纯朴善良，使他倍感亲切，农村广阔的田野和从田野里散发出来的泥土的芳香，使他心旷神怡，好像又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官庄。
但是，四十八年过去了，中国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又使他黯然神伤。
他又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农民每日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每月工资是四百五。
我不敢说出去，怕农民吃惊。
季羡林和工作队员们一起，日夜操劳，搞了几个月社教运动，结果搞了一些案子，还逮捕了人。
不过后来多数都平了反。
季羡林在南口村一直呆到1966年6月4日，才奉命回校。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来势迅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季羡林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将经受他生命中最惨烈的考验，可是此时他却浑然不知。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里，季羡林在政治运动和会议的夹缝中，毕竟写出了一些学术著作，不像前七年那样。
在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季羡林十年的学术成果总括起来是：一、出版了两部专集：《中印文化关系论丛》和《印度简史》。
二、翻译并出版了两部印度古代文学作品：《五卷书》和《优哩婆湿》。
三、写作了十五篇论文。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收入了季羡林从1946年至1956年十年中写的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包括前文中介绍过的一些文章，也有未曾发表的文章。
该书于1957年出版。
《印度简史》是季羡林1956年写的一本有关印度历史的专著。
这本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简明而通俗地把印度历史介绍给中国读者。
由于篇幅限制，该书只介绍了印度历史的大体轮廓，而且根据出书当时遵循的原则是厚今薄古，对古代讲得简单，重点放在近现代。
这对季羡林来说，不但用非所长，而且有点大材小用。
该书于1957年出版。
下面介绍一下这时期季羡林的十五篇论文的要点：《试论1857年－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影响》1957年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百年纪念，季羡林为此写了这篇论文。
后来这篇论文扩大成了专著《1957年－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
在论文中，季羡林利用了新学到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对这次大起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4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文章。
他认为中国的纸是由陆路传入印度的。
后来有人反对他这种说法，主张纸是由海路传入印度的。
为了回应此说，季羡林再次撰文，列举了大量论据，论证海路传入说之不当。
《印度文学在中国》这篇文章是季羡林根据平时阅读时所作的笔记，加以整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开来写成的。
他在题目中用了文学这个词，这是广义而言，寓言、神话、小故事，以及真正的文学都包括在里面。
文章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印度文学，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这其实是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l958年，但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极左思想的干扰，未能发表，一直到1980年才发表出来。
季羡林在这期间还写过两篇文章：《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也同样遭到了被枪斃的命运。
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是一篇论争性的学术论文。
季羡林就混合梵语的佛典语言问题，与美国梵文学者佛兰克林·爱哲顿（FransKkliEdgerton）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
这是其中的一篇论文。
论争的焦点，仍然是季羡林在德国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语尾-am＞o，u的问题。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这篇文章对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提出了颇有新意、又很有见地的看法。
这篇文章运气比较好，写好了立即就发表了。
《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和《五四运动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这两篇文章，严格说来算不上是学术论文。
因为文章的内容以资料为主，沒有多少分析和论证。
但是这些材料很有用，搜集时下过比较大的功夫，所以也列在这里。
《关于优哩婆湿》和《前言》《优哩婆湿》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部名剧。
季羡林在l956年从梵文翻译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以后，1962年又翻译了《优哩婆湿》。
以上两篇文章是关于剧本《优哩婆湿》的评介。
《古代印度文化》这篇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法律、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
《十王子传》浅论《十王子传》是印度古代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在印度国内外受到重视，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
季羡林在论文中，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巴利文》季羡林曾选译过一些巴利文佛本生故事。
这是他写的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的论文。
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寓言、童话等，是佛教徒用来宣传教义用的。
它虽然最初产生于印度，但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布，后来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广为流传。
这些故事，随着汉译《大藏经》也传入我国，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经书里的故事即是。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这篇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原始佛教起源于印度的原因。
从以上的介绍，以及前文中有关季羡林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来看，季羡林自1946年回国至1966年二十年中的学术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老本行——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范围，扩大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历史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方面。
其中的原因，前文中已经提到，主要是由于回国以后，国内缺乏梵文、吐火罗文的资料，难以继续深入研究。
他这种扩大研究范围的作法，开始是出于不得已，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逐渐在新开辟的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到了60年代，季羡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还是比较文学、印度学、佛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翻译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
在以后的岁月里，季羡林将要沿着这条杂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且越来越杂。
最终，他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自1949年解放以后，任何一篇文章（包括专著、翻译、文艺作品等）如要得到发表，必须经过两种审查：一种是对文章进行审查，看看是否有违禁的内容。
违禁的内容不只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方面的等等。
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违禁的内容也会变。
这项审查工作一般是由出版单位来掌握。
遇到内容难以判断的文章，或者重要人物写的文章，出版单位拿不准的时候，便会呈报上级领导部门进行审查。
有个别的文章，甚至要由主管文化部门的最高领导者来定夺。
另一种审查是对作者政治情况的审查。
如果某出版单位通过了第一种审查后，打算采用某篇文章，便会与作者所在单位取得联系，查问此人是否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作者所在单位要出具证明，同意或不同意此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一般本单位会告诉出版单位，此人不宜见报。
出版单位便会以其他借口，将文稿退还作者。
一篇文章只有在通过了这两种审查后，才能公诸于众。
季羡林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他属于姓名可以见报的一类人。
而且，他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是知名人物，出版单位对他都很了解。
因此，他这三篇文章之所以不能发表，问题不是出在他本人身上，而是出在文章的内容上，也就是没有通过第一种审查。
这三篇文章究竟有什么犯禁的问题不能发表呢？说起来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写于1961年1月10日，是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
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二千多年来，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其中包括：屈原的《天问》、《三国志·魏书》中的曹冲称象故事、六朝志怪、唐传奇、变文、柳宗元的《黔之驴》、元杂剧、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等作品，从题材或结构上，都直接间接受到过印度文学的影响。
论据确凿，论证严谨，无懈可击。
接着，文章又介绍了近代以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还介绍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盛况。
最后，文章谈到印度现代作家普列姆昌德、钱达尔、安纳德等人的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印度电影《两亩地》、《流浪者》在中国放映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
《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这篇论文写于l961年2月21日，是为了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篇两三万字的长文。
文章主要论述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包括：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泰戈尔访问中国；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等方面的问题。
《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这篇论文也写于l961年，与前文不同的是，它主要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读者看到这里，大概已经明白了八九分，问题显然出在泰戈尔身上。
的确如此。
但是这件事又是比较复杂的。
在60年代初，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对西方十八九世纪的著名作家，包括俄罗斯的著名作家在内，都可以挥舞大批判的千钧棒，大肆批判而毫无顾虑。
惟独碰到了泰戈尔，像手里拿着一块烫手的山芋似的，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进退维谷，顾虑重重，处境十分尴尬可笑。
在这里，先举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紧张心情。
1961年是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各国都开展了纪会活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
季羡林参加了这项工作。
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一书中回忆道：为什么叫《泰戈尔作品集》这个名字呢？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泰戈尔作品选集》呢？主其事者的一位不大不小的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认真地说：‘选’字不能用！一讲‘选’就会有人选。
谁敢选肯选泰戈尔的作品呢？最后决定用《作品集》。
仿佛这些译成汉文的泰戈尔的作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加以挑选。
这真是掩耳盗铃，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之举，实在幼稚可笑。
泰戈尔的作品难道就真的像洪水猛兽、妖魔鬼怪那么可怕吗？为什么连这位当年在文坛上翻云覆雨、叱吒风云的极左官员也不敢、不肯选他的作品呢？其实，说穿了，要害就在泰戈尔的作品中，除了有反帝反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还有赞扬母爱、童心、人类之爱的菩萨慈眉的一面。
当时正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
报刊上每天都在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
西方作家从莎士比亚一直批到罗曼罗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苏联作家肖罗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以及根据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等，都成了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最理想的靶子。
在这样的情势下，去选泰戈尔的作品，不是自蹈死地吗？那么，为什么还要出版泰戈尔的《作品集》，而又不对他进行批判呢？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因为泰戈尔同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泰戈尔当时是亚洲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他的作品从2O世纪初就开始介绍到中国来，几十年中，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在中国广为流传，长盛不衰。
泰戈尔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就写文章痛斥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推行鸦片贸易。
1924年，泰戈尔为了寻求友谊，不顾年迈体衰，远涉重洋来中国访问，历时五十天，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半个中国。
回国后，他特意在自己创办的国际大学里增办了一个中国学院。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他写诗怒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且在给日本所谓爱国诗人野口米次郎的著名公开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侵华谬论。
由于上述原因，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国际大学的亲笔题词中写道：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艺术家，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
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对泰戈尔这样一位既宣扬人类之爱，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外国作家，即使是奉行极左路线的权威，也不知道如何办是好。
这就是季羡林的论文不能发表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也妨碍了季羡林文章的发表。
就是泰戈尔1924年访华这件事。
1924年我国文坛上正在开展一场所谓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
新文化阵营指左翼作家。
封建复古派指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张君励、辜鸿铭为首的玄学派。
资产阶级右翼文人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徐志摩、林长民等。
泰戈尔当然不知道中国文坛上的这场斗争。
他只是为了寻求友谊，为了膜拜中国古文化而来。
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一直由徐志摩、林长民等人接待。
泰戈尔访华在当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报刊上天天在头版登载他的行踪，发表有关他的评论。
由于上面提到过的，泰戈尔的思想既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有菩萨慈眉的另一面，因此，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这次访华便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欢迎、反对、利用。
现代评论派持欢迎态度，并且宣传泰戈尔是爱的象征，是来传播爱的福音的；左翼文人则持反对态度。
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地批评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
复古派、玄学派则利用泰戈尔访华为自己张目。
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泰戈尔访华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应该说，泰戈尔这次访华是不适时宜的。
正如鲁迅所说：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
而泰戈尔本人则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明其妙而去。
60年代初，泰戈尔访华时对立两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健在。
当年的左翼作家则已位居要津，掌管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权。
他们对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斗争记忆犹新。
而季羡林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介绍和评论泰戈尔访华这件事。
这样一来，季羡林的文章遭到封杀，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季羡林的三篇与泰戈尔有关的文章，在尘封了二十年后，终于在80年代初得以重见天日。
值得庆贺的是，2000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泰戈尔全集》。
《全集》共二十四卷，约一千万字。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在天之灵，他对我们民族的一往深情，我们是没有忘记的。
补充几句题外话：季羡林与泰戈尔之间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
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之旅曾经在济南停留，并且发表演讲。
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刚上初中，年仅十三岁的孩子。
他对泰戈尔一无所知，但是为了好奇，也跟着成年人挤进了泰戈尔发表演说的会场。
季羡林回忆道：他的话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他那长须长袍非常有趣。
他一身的仙风道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到了高中阶段，季羡林开始读泰戈尔的作品，曾翻译过泰戈尔的诗，还模仿泰戈尔的诗体写过一些小诗。
后来，季羡林又走上研究印度语言、文化的道路，这使他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的理解，比一般人更为深刻。
他曾阅读过泰戈尔的主要理论著作和作品，这不但是因为他喜欢读泰戈尔的书，而且研究泰戈尔已经成为他的份内工作。
他除了写过上述三篇有关泰戈尔的专论以外，还写过《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泰戈尔序》、《菩萨与金刚——泰戈尔散文之我见》等多篇论文。
1984年，他又翻译了印度女作家梅特丽娜·黛维夫人撰写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
这是一本记叙泰戈尔生活和思想的实录，是泰戈尔研究者必读之书。
季羡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研究泰戈尔的权威。
季羡林还两次访问过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创办的国际大学。
第一次是1951年；第二次是1978年。
这两次访问，更加深了他对泰戈尔的景仰之情。
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十分惊讶。
当年泰戈尔曾竭力提倡东方精神文明，推崇印度古代梵我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复兴，就是整个亚洲复兴的基石。
季羡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曾大力倡导东方文化，宣传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必将再领风骚。
泰戈尔和季羡林，这两位东方的智者，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但是，当他们度过了漫长的生命历程之后，竟然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亚洲的未来，这样一些关乎人类前途的重大的问题上，有着惊人相似的认识和预言，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