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
是一间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
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升级了，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山雨欲来1966年的春天，季羡林继续在京郊南口村埋头搞社教。
南口村虽说离北京城也就几十里地，却显得很偏僻荒凉。
据说在修铁路以前，当年这里是十分繁华的，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
铁路一修通，骆驼失去了运输工具的价值，这里的繁华景象立刻就消失了。
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残垣，一片荒凉寂寞景象，当年的盛况只残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来自五湖四海。
除了北大师生七八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来自武警总队等单位的。
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尽管过去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
工作队的队长是昌平县的一位干部，指导员是东语系的党总支书记，季羡林任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
由于南口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季羡林对外面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
但是从每天送来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以及校内来人传来的各种信息，又使季羡林感到外面的形势似乎有点不对劲儿。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仍然埋头搞他的社教运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
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能从中嗅出点火药味，看出点风向来。
季羡林在南口村读到这篇文章，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
他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学术文章看待，可见他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
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而且他当时搞的社教运动就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竟然偏偏忽略了阶级斗争。
季羡林不但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优点？），心里藏不住话，不懂得韬晦之计，不懂得沉默是金。
他看完姚文元的文章以后，竟然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他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
5月10日，姚文元射出了第二枝暗箭：《评三家村——〈燕山夜活〉、〈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杀气腾腾，已经将三家村判定为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这个‘黑店’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
目的是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这么吓人的罪名，谁看了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可是季羡林仍然未看出其中的杀机。
他又到处去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
我同吴晗3O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
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
如此等等，说个没完。
季羡林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同他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他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他毕躬毕敬，季羡林已内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
就是季羡林的这一个心腹，把他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帐。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被关进牛棚以后，他的这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他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他的头上，把他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季羡林在南口村时，还有一件小事，必须提到。
在南口村社教工作队里，有一位从武警总队来的姓陈的干部，是个老公安，年纪不大，已经有十年党龄。
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
季羡林与他相处得很好，几乎无话不谈。
但是，有一件小事引起了季羡林的注意。
这位陈同志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用火烧掉。
这同季羡林的习惯恰恰相反。
季羡林有一个好坏难说的习惯：他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信件，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都要精心保留起来。
看了陈的行径，季羡林大惑不解。
特别是一张铅印的贺年卡，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同志却连这样一张贺年卡也不放过，而且不是撕掉，一定用火烧掉。
季羡林看到这情景，实在沉不住气了，便与陈进行了如下一段对话：你为什么要烧掉呢？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
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季羡林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
他自己心里估量了一下：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
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
有人来抓，并不困难。
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
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
岂知陈同志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真理。
过了没多久，季羡林就碰到点子上了，并且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主要罪证就是他精心保留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纸片。
这是后话。
5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
工作队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央发出的文件。
大家都分明感到形势有些不妙，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氛，但是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闹不清楚。
季羡林在南口村仍然我行我素，在和煦的阳光中，在春光如海的氛围里，懵然如井底之蛙，做梦也没想到‘文革’这场暴风雨会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仍然悠哉游哉地过着日子。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现在回首往事才知道，1966年上半年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酝酿时期。
在表面平静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像炸弹一样投向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当中。
自从1965年11月，由江青一伙策划，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就给文化大革命定下了调子，全国的政治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3月中旬和4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文化大革命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会上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为反党分子。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所以又叫《五一六通知》。
《通知》重点批判了彭真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中最重要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打击的对象就十分清楚了，全国形势立刻严峻起来。
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从哪里开刀？由谁来打响第一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经过缜密考虑，最终选择在北大发难。
前文中曾经提到，1964年夏季到1966年初，北大的社教运动曾经有过一次反复。
社教运动开始时，工作队无端地全盘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并且把党的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
在批斗陆平等人的过程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甚为积极。
哲学系的一批青年教师受极左思潮影响，也积极参加了对党委的批判。
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北京市委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珮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未能奏效。
1965年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
接着，北京市委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
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
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戈华均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
张盘石受到批评后，离开了北大。
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并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
社教积极分子受到批评后，口服心不服，仍然认为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
特别是聂元梓等人，对北京市委处理北大社教运动的做法心怀不满，抵触情绪很大，对市委的批评耿耿于怀。
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为北大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
这就是当时北大内部潜伏着的矛盾和危机。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
当时北京市委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要攻击的第一座堡垒，被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姚文元的两篇文章都是冲着北京市委去的。
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彭真、邓拓、宋硕、彭珮云等，又都曾卷入过北大的社教运动。
如果文化大革命从北大下手，利用北大社教运动中对北京市委心怀不满的积极分子来打响第一枪，岂不是一箭双雕的绝好主意吗？经过精心策划以后，5月14日，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
调查组的任务，名义上是调查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实际上是整北京市委的材料和寻找合适的人来打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同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工作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5月中旬，曹轶欧在驻地友谊宾馆与聂元梓、杨克明（哲学系教师）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
聂、杨等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受到批评以后，虽有翻案之心，但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有一些心灰意冷。
可是，当他们读到《五一六通知》以后，感到精神为之一振。
他们感到《五一六通知》里讲的话，正是他们当年想讲而未能讲出的话，只不过《通知》讲得更清楚，更透彻罢了。
顿时，他们意识到，重新评价北大社教运动的时机来到了。
曹轶欧还两次约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鼓动陈站出来揭发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问题，曹说：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的。
但是，两次都遭到陈的拒绝。
最后，曹只好表示算了，但又叮嘱陈：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谈起，必须严格保密。
①（以下有关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资料、数据、日期等，凡参考《北京大学纪事》的，不再一一注释。
从他处引用的，另加注。
）──────①《北京大学纪事》。
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5月23日晚，聂元梓、杨克明约集哲学系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量起草向北大党委发难的大字报，决定从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开刀。
大字报由宋一秀起草第一稿，杨克明加工修改，聂元梓最后加工定稿，并第一个签了名。
5月25日下午两点，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
大字报一贴出，便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激烈争论。
学校内部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支持大字报的。
两派互相争论，互不相让，形成对立。
晚8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欢迎对党委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面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
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拒绝出席大会，说明北大常委内部对大字报的态度也有两派。
晚12点，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到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到外面。
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
并强调要遵守党纪国法。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
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5月27日、28日两天，北大校内贴出大字报共五百多张，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四百多张。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遭到反击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大字报贴出后的情况。
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
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拉开了序幕。
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三十二人进校。
凌晨零点30分，工作组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会。
张承先表示：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运动，同时向北大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6月2日，首都各报均全文登载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该文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并说：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云云。
这篇评论员文章同时还说：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
这段话实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6月2日以后，北大校内形势骤变，聂元梓等人以革命左派身份，向围攻他们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整个校园内更加混乱。
6月4日，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宣布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
（二）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北大党委。
（三）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称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这个结论在北大又投下一颗炸弹，令北大师生员工感到瞠目结舌。
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聂元梓一派人对曾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从6月1日至6日，六天内，校内贴出五万余张大字报，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人达十万人之多。
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除哲学系外，全部陷入瘫痪。
从6月初开始，北大校园内便出现了打人、骂人、推搡、揪头发、撕衣服、往身上贴大字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等粗暴野蛮的斗争方式。
自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学生们便开始漫无边际，肆无忌惮地横扫起来。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遭到学生、职工，以及不明身份的人批斗，每天批斗十几次，家中的名贵字画，各种陈设被洗劫一空，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
有些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交代问题。
陆平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
他被簇拥着站在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
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
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
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唱戏一样。
北大革命小将的创造力十分惊人。
北大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再在名字上用红笔划上叉，这个天才的发明就是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
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领导着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
脖子上挂牌子的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刻传遍全国。
不过，挂牌的钢丝越来越细，木牌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以致细钢丝嵌进犯人肉中，鲜血直流，则是校外的革命群众对北大新潮流的发展，在北大似乎还没有见过。
不管怎样，从6月1日以后，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
此种风气迅速蔓延到中小学，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季羡林就是在这个混乱时刻从南口村回到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奉命回校6月4日，在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北大师生忽然接到不知道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季羡林赶紧收拾行李，好在他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只一床被褥，一个脸盆，几件随身穿的衣服，顺手一卷，立即成行。
他挤上学校派去的大汽车，坐在车上，从车窗向外望去，看见自己住了八九个月的南口村平静如常，心头不觉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
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他也顾不得细细咀嚼这缠绵的离情，只在心里说了一声：拜拜了，南口村。
汽车启动了。
他看了看东语系那位总支书记，只见他神情严肃，沉黙不语。
季羡林想，他的政治细胞比自己多，阶级斗争经验也比自己丰富，他沉默不语，必定是有什么不祥的预感。
季羡林虽然心里也没底，有点嘀咕，但是也没有时间考虑得太多。
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次回校却惴惴不安，好像走向一块未知的土地。
一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开到了燕园。
季羡林原来在车上还天真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前来迎接他们，热烈的握手，深情的寒暄。
因为总支书记和他，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被罢官嘛。
然而一进校门，令他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不久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
校内林荫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大小汽车。
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
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挤满了自行车。
至于校内的人和校外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喧声直上九重霄。
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
抬头望去，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小字报，五光十色，简直是一个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
季羡林哪里知道，从6月1日起，燕园就天天如此。
到北大来朝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进燕国。
在革命派的眼中，北大己经成为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有的甚至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
他们坐的汽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大家只好下车步行。
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都抛到爪哇国里去了。
同行的那位总支书记，一下车，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他是钦定的走资派，陆平的黑帮，大概理应如此吧。
此时季羡林也管不了这么许多，只是心中暗暗庆幸，幸亏沒有人来接自己，要不然，自己也会像那位总支书记一样，被劫到不知什么可怕的地方去了。
刚才在车上自己还幻想会有人来迎接自己，说明自己在政治上实在太愚蠢，太幼稚，他在心里责骂自己：简直像一头蠢驴。
季羡林在目瞪口呆之余，稍稍定了定神，意识到，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拳打，没有脚踢，自己现在还是一个自由人，还有行动自由，便挤进了人群，一手抱着铺盖卷，一手提着脸盆，茫然地向朗润园13公寓的家走去。
季羡林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但是，还没有人来接他，他还能住在家里，还有行动自由，这说明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沦为牛鬼蛇神，还不属于横扫的对象，这让他稍许安心。
至于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
幸而大字报不多，主要的一张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关于《春满燕园》的那一张。
大字报的大标题是：季羡林的《春满燕园》是一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其论点是：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复辟。
写教师备课，学生晨读就是业务挂帅、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季羡林当时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这样，当他看到这一张大字报的时候，除了吃惊以外，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像吃了一肚子苍蝇似地，直想作呕。
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学校之所以要办，就是让人来念书的，为什么在学校里，一提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他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在心里问道。
可是，大字报从来只下结论，不做推理分析；只扣帽子吓人，不摆事实讲道理。
这正是大字报威力的奥秘所在。
季羡林看完大字报，心中忿忿不平，不由地哼了一声。
就是发生在这十分之一秒钟时间里的哼声，也没能逃过革命小将警惕的耳朵，暗中给他记下了一笔账。
后来，季羡林成了死不改悔的死硬派，经过上百次的批斗，罪名多如牛毛，但是，《春满燕园》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和业务挂帅这条罪状，像中药中的甘草一样，哪次也少不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
季羡林此时的思想就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他在心中思忖：自己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这场革命，他也不甚了然，但是打心眼里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说：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但是，有许多事情，他又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比如，为什么每一个单位必定有一个走资派？如果每一个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那么，我们工作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再说，走资派也好，反动学术权威也好，如果他们犯了什么罪，就判什么刑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折磨他们，侮辱他们呢？季羡林的这些道理自然没有地方可以去讲，也没人可讲。
他便只好想：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有这样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季羡林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除了最高层了解内情的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又都是紧跟和坚决拥护的，要不然，文革的烈火怎么会呼啦一下燃遍全国呢？而且群众情绪之激昂，热情之高涨，斗志之昂扬，也是前所未见。
那些被批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大多数当时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这场革命的正确性。
没听说过谁在当时就能洞若观火，看出这是一场浩劫。
甚至有的人被迫自杀以后，在他们的遗书上仍然写着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这都是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
这里不想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是想交代一下季羡林当时的思想状态。
林彪当时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这句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提倡盲从的话，当时也没有谁认为是错误的。
这句话正是针对少数对文化大革命心存疑问的人说的，而且似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季羡林这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
他也需要时刻了解革命动向，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以便有所准备。
因此，他每天都到校园里去转一转。
6月4日以后，燕园里一天比一天热闹。
许多边远省份的人，越过万水千山，赶来北京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
燕园平时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
山边树角，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
季羡林在燕园中行走，感到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太仓中的一粒米一样渺小。
他除了看大字报以外，还看了不少批斗的场面。
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如果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
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
如果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
我没有见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
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
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
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
最后一定要上纲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
反正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
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批斗的对象，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总支书记，帽子是走资派；一个是与季羡林的同行，教梵文的一位老教授，帽子是历史反革命加反动学术权威。
季羡林在回忆对这两人的批斗时写道：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
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
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
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
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
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
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
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判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
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
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
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
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的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
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唾沫与骂声齐飞，空中溢满了火药味。
一只字纸篓扣到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老教授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剥陆离的美国军装。
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去的。
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6月1日至17日，北大被乱打乱斗的教师、学生达一百七十八人。
6月10日，历史系教授汪篯在家中自杀，时年仅五十岁。
汪篯曾是陈寅恪的学生，追随陈多年，并担任过陈的助手，与季羡林私谊甚篤。
前文中曾经提到过，l953年，汪奉郭沫若之命，前往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被陈拒绝。
后来，汪调北大历史系任教。
60年代初，汪篯已经在治隋唐史方面成绩斐然，颇有名气，被称为党内专家。
1963，经教育部批准，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
可是，文革刚刚开始没几天，这位富有才华的历史学界的新星，便陨落了，成了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
这件事对季羡林震动极大。
汪篯自杀后，北大教师中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
逍遥半年聂元梓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签名者，已经名满天下，但是运动初期，北大文革由工作组领导，她不过是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下设的一名办公室主任。
直到7月28日，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聂元梓终于从工作组手中夺了权，实现了她独掌北大大权的梦想。
7月29日，全国人民从广播里听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人大会堂万人大会上做检查的实况广播。
这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国家主席作检查，吃惊不已。
刘少奇在这个被称之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检查中，承认自己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宣布：中央决定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
会后，大家才明白，工作组的错误其实跟张承先没有多大关系，根子在上面。
同时群众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两个月来翻云覆雨的折腾，原来是最高领导层出现了裂痕。
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人们终于明白了，在共产党内还有一个司令部，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少奇在国家领导人排序中，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从7月30日至8月3日，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三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张承先，清算工作组的错误。
但是张承先说：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8月4日，康生、江青等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校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在会上，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
8月13日，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大，到市委党校集训。
8月15日，聂元梓的校文革筹委员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领导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一律挂黑牌、坐喷气式。
8月17日，毛泽东题新北大三个字。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并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
各系、各单位相继成立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的社论，社论说：不把旧北大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倒，打碎，新北大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9月1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聂元梓任委员会主任。
至此，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季羡林当时对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当然是不清楚的。
他只感到，自己此时仍然是个自由人，还没有人来揪他，但是这更让他感到惴惴不安。
就好像天上飞的鸟儿，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猎人随时都可能扣动扳机，把它打下来，终日胆战心惊那样的感觉。
季羡林知道自己现在是座泥菩萨，随时都有可能被揪出来，所以最好还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点，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妙。
6月18日38楼发生大规模乱揪乱斗事件时，他就没敢去看，自己独坐家中，只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心里紧张万分。
至于后来发生的轰工作组，万人辩论大会，聂元梓上台，十万人批斗陆平、彭珮云大会等重大事件，他都没敢亲临现场，只是道听途说，或者从大字报上看到而已。
他虽然暂时逍遥，颇为惬意，但是在家里呆着，心里总不踏实，脑子里整日胡思乱想。
有一件事一直萦绕他的心中，挥之不去，这便是：自己头上究竟应该戴一顶什么帽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头上也是应该戴一顶帽子的。
自己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他苦苦思索，自己该戴什么帽子呢？在当时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两顶帽子，对自己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他认为这两顶帽子对他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他是一系之主，虽然只是个芝麻官，但毕竟是个官，那就是当权派无疑了。
至于走没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是他想，既然全国几乎所有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难道他不走吗？因此，他认为这顶帽子对自己蛮合适。
他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权威二字当然推辞不掉。
至于是不是资产阶级呢？他想，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自己有个人考虑，而且不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了。
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季羡林一想通了不过如此而己，反倒心里踏实多了。
季羡林毕竟是书生，他哪里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他真的被揪出来的时候，岂止是这两顶普普通通的帽子，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足以致他死命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
他最关心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自从50年代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后，他就知道，矛盾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
还有一种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虽然这种理论高深莫测，玄而又玄，缺少明确的法律界定和定量分析，但是，季羡林当时仍然对这个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无数次学习会上，谈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大放厥词。
然而现在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才知道，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他曾经看到那些被戴上敌我矛盾帽子的人，毕恭毕敬，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做人，还会随时招来横祸。
过去他对这些人的内心感受，从来没有关心过，也从来没有想过。
现在才明白，这实在是痛苦万分的事。
他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想知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但是苦思冥想，也没有得到答案，又不能去问别人，估计别人也说不清楚。
这又使他陷入困感之中。
他说，他当时的处境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有一天，他正在家里看书，忽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接着闯进几个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
什么叫四旧？季羡林也说不清，只好由这群红卫兵裁决。
他的桌上，墙上，床上摆着挂着许多小摆设，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对象。
红卫兵说什么是四旧，季羡林就立刻拿掉或者砸掉，心里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半个小时内，季羡林自己破了不少心爱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是他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喜欢，也摔得粉碎。
小将们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发现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一点灰尘也没有，便说：这是不是你刚挂上去的？季羡林连忙答道：不是。
因为我天天撢土，所以才没有灰尘。
事实上，确实是季羡林刚挂上的。
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令季羡林吃惊之余，由衷地佩服。
但是，这次行动，使虔诚达到顶峰的季羡林心里也产生了一点叛逆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
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还有一次，季羡林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季羡林看完，发现在自己姓名前面没有任何修饰语，既无走资派，也没有资产阶纵反动学术权威，使他失望之余，又感到惊喜。
他暗想：这至少说明，在革命群众中，还没有给我扣上一顶什么帽子。
但是，小将们既有成命，他当然要诚惶诚恐加以执行。
于是立刻取出三千元存款，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
季羡林满脸堆笑，把钱呈上。
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季羡林毛骨悚然。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说：你拿回去吧！季羡林敬谨遵命，退了出来。
这究竟耍的是什么把戏，至今季羡林也不明白。
革命群众并没有把季羡林忘掉，时不时地把他叫去开批判会。
请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差，差以万里。
批判会主要批他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学生们管这叫修正主义。
这种批判对季羡林来讲，早已是老生常谈，习以为常的事了。
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意接受修正主义这顶颇为吓人的帽子。
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
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
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有所悟。
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
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给季羡林头上戴的，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点联系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帽子，而且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心里真是感到十分满意。
虽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完全美妙，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会被革命小将揪出来批斗，但毕竟现在还是自由的，就不再去想那么许多，自己乐得先快活一阵再说吧。
《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不论是久远的中国历史，还是短命的北大校文革历史，都脱不出这条规律。
聂记校文革成立不久，全校大一统局面尚未形成，便烽烟四起，渔阳鼙鼓动地来，出现了分裂。
从8月份开始，北大出现了众多的造反派组织。
它们各自为政，独立行动，不受任何人领导，人自为战，队自为战，派自为战，于是北大校园里便再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
当时成立造反组织不需要登记，不需要经过任何人批准，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只要自己贴一张大字报宣布自己叫什么战斗队，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再喊几声万岁！就可以了。
当然，起名字也是颇有讲究的，譬如：新北大、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东风等，以见其革命性；取自毛泽东诗词的也成为时髦，如缚苍龙、九天揽月、跃上葱笼从头越等；也有颇为吓人的，如铁锤、清道夫；还有一目了然，干脆明快的，如干到底、揭老底之类的，五花八门。
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的战斗队。
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18日至10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校出现的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约九十二个，参加者三千余人。
以后又陆续增加了许多。
这些造反组织首先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甚至有的外籍专家也被抄家）。
红卫兵还以反四旧的名义，将临湖轩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改名为反修园；南阁改名为五二五楼（因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写于5月25日）；俄语系也一度改名为反修系。
聂记校文革宣布：将6月l日定为北大校庆日。
造反派在横扫之后，便开始打内仗。
到了l0月中旬，原来和聂元梓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各派虽然表面上慷慨陈辞，革命不离口，实质上目的都在争夺北大的领导权。
当时聂元梓是老佛爷，校文革就是朝廷，因此争论的焦点便是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是否执行了正确路线。
反对派说：聂元梓上台以后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聂派则说：聂元梓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
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此时还未开始文攻武卫，主要还是以笔杆子为武器，用大字报进行战斗。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擦，争斗，兼并，重组，众多的造反派组织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新北大公社，是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一派是井冈山兵团，是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
到了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分裂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
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出于种种原因，分别归属于两派麾下。
聂元梓和校文革除了与反对派打内战以外，还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杀向社会：到上海去支持王洪文的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批斗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的走资派；参加刘少奇罪行调查团、揪叛徒调查团；批判朱德、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罪行等，忙得不亦乐乎。
聂元梓和校文革穷于应付内外两条战线的战斗任务，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更无暇关注批斗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从1966年8月份开始的大串联，早已风行全国，北大师生大部分也都离校外出串联去了，一时间，喧闹的北大校园忽然冷清起来。
季羡林在文革初期，想象自己头上应该戴的两顶帽子，结果半年过去了，一顶也没给他戴上。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完全成了一个自由民。
这时，没有人来勒令他拿出钱来，也没有人再到他家去扫四旧，相反，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工作和集体劳动，这使他喜出望外。
他说：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仍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在这段日子里，他首先参加了接待来北大串联的革命小将的工作。
全国大串联开始后，各地、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号，到处串联。
几千万人，在全国各地漫游，四处造反。
中央文革命令各单位要好好接待这些革命小将。
小将们坐车乘船都不花钱，吃、住费用全由接待单位负责，整个儿一个免费大旅游，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好事。
串联的造反派，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也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就凭一身旧军装，再加一副造反派的派头就足够了。
这副尊容，人见人怕，列车员不会向你要票，连警察也惧你三分。
到北大来串联的外地人比6月初来看大字报的人还多。
据统计：自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中，到北大来串联的外地人员共约2l2.4万多人次。
小小的燕园又挤得水泄不通。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
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
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
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
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
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
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
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
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
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
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大串联很快突破了学校范围，扩展到工厂、农村，生产秩序大乱。
成千上万的人在全国涌来涌去，交通线路不堪重负，耗费国家资财无数。
随着冬季到来，大串联的势头仍然未减，而食宿接待已难保证，中央只得下令停止串联。
于是，季羡林又参加了劝说这些客人回去复课闹革命，或者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劝说客人走的工作，比接待工作更加艰巨。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到西颐宾馆、气象局等外地人住得多的地方去做说服工作。
那些在北京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争论。
弄得季羡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是还要忍气呑声，去做劝说工作。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
此时已经是1966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季羡林每天从学校骑车，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
中午就在那里吃饭。
那里根本没有他们呆的房间。
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
这个天棚连风都挡不住，更甭说寒气了！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
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
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苦的。
但是季羡林仍然感到很愉快，因为能参加这项工作，说明他仍然是革命群众的一员。
最让季羡林兴奋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
季羡林曾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
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非容易的事。
文革开始后，聂元梓和校文革便宣布：取消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五类分子等数百名干部、教师的选举权。
季羡林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他为此而感到庆幸，他写道：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
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
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那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
我真的是欢喜欲狂了。
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
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牛棚杂忆》还有一件事情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回忆。
1967年的五六月份，正是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命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季羡林也被恩准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一块去了。
那一年雨比较多。
在村子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
雨下不长，几乎转眼就过。
可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
师生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子打出来。
一阵雨来，他们就着了慌，用苫布把麦子盖上。
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苫布掀掉。
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
特别是夜里下雨，师生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苫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个个成了落汤鸡。
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
那时的农民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气。
白天，大家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
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
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
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季羡林孑然一身，什么都没带。
夜里别人都放下了帐子，蚊虫叮不着。
惟独季羡林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
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到他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
早晨起来，伤痕遍体。
但是，季羡林毫无怨言，仍然精神百倍地干活。
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高。
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小伙子。
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
季羡林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虽然还不算老人，但是也差不多快进入老年了。
他几十年在大学里教书，同书本粉笔打交道，没有经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干这么重的活儿，实在是有些吃不消。
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累点，苦点，只要站在人民一边，总比揪出来批斗要好得多，所以他才心里美滋滋的。
如果季羡林就这么甘于逍遥，甘于不问世事，甘于随遇而安，甘于自得其乐，甘于难得糊涂，甘于逆来顺受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平安无事地度过十年文革岁月，而不会坠入牛掤的地狱中去。
事实上文革中，不少的逍遥派就是这么顺利地走过来的。
可是，祸福茫茫不可期。
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季羡林的想象……两派对峙，血染燕园l967年2月15日，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率先联合成立了新北大公社。
在成立大会上，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热烈祝贺。
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相应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
这一派可视为在朝派，无论人数和实力均雄居首位。
1967年8月17日，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井冈山兵团宣布成立。
它是由原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组织（简称井、红、团、零、飘）联合而成的。
在成立大会的宣言中称：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时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笔者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
令人吃惊的是，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出席了大会并讲活。
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并担任第一届总部勤务员和核心组组长。
井冈山兵团成立后，各系各单位也相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纵队。
井冈山兵团以纵队区别于新北大公社的战斗团。
东语系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第九纵队，简称九纵。
这一派可视为在野派。
在野派无论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远逊于在朝派。
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北大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虽说两派组织都是执行极左路线，派性十足，都搞打、砸、抢、抄，都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以壮声势，都表示自己是这位旗手的忠实信徒。
但是，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兵团则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这时中央已经下令，要实行三结合，解放干部。
于是双方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表示自己一派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
一次，两派在大饭厅召开辩论大会，季羡林前去旁听。
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
领导人的官衔也都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勤务员。
会场上自由辩论的气氛十分热烈，领导人的公仆形象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样的场景，季羡林感到全场洋溢着一股革命的气氛，好像回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一样，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最让季羡林感到吃惊的是，在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白发盈巅，神态安祥地坐在那里。
季羡林仔细一看，这不就是他十分熟悉的周培源副校长吗？这让季羡林吃惊不小。
周培源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党中央明令要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周培源本来也未想参加造反组织。
在3月份，校文革召开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上，周培源就在大会上亮相，并表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没有表示偏袒某一方。
后来，校文革不搞斗、批、改，继续大搞乱批乱斗，不择手段镇压不同意见的小组织，并且秘密整周恩来的黑材料。
周培源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革命路线，便同其他一百三十四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称：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都是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引者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周培源带头写的《公开信》一发表，立刻惹恼了聂元梓和校文革，于是便对他进行围攻，恫吓，谩骂，弄得这位老先生心烦意乱。
周培源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事情既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出于无奈，便横下一条心，干脆上山，加人井冈山兵团。
周培源上山后，立即被井冈山的群众选为总部勤务员。
在大饭厅辩论大会上，周培源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对季羡林震动极大。
他被周培源的勇气和正义感大大地感动了，同时，开始回顾自己一年来走过的道路，并思考下一步的选择。
季羡林想：一年来自己‘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处境实在来之不易，所以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派，做一个逍遥派是自己惟一的选择的，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
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中的桃花源。
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自己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个活神仙。
但是，人世间绝没有桃花源，燕园也不例外。
燕园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
我必须作出反应。
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
俗话说：树大招风。
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
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
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
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牛棚杂忆》命定站在暴风雨中季羡林决心不再做逍遥派，不再企盼什么避风港。
他要面对现实，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出自己的选择。
长期以来，季羡林就感到，北大这位老佛爷干的许多事违背了上面说的革命路线，他说：虽然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
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
积之既久。
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
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尺度。
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
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
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
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
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
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
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
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上面已经提到。
看了这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不平。
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
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牛棚杂忆》季羡林曾经同这位老佛爷打过交道，深知她愚而诈，心狠手辣，属于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是在耍阴谋诡计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一类人。
虽然此时季羡林心里对新北大公社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还不愿马上行动，与老佛爷为敌，那样做风险太大，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表面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使馆去示威游行。
原因是印尼方面烧了我国驻雅加达的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
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
北大两派谁都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
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
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停放了几十辆租来的大轿车，供示威者乘坐之用。
两派当然分乘自己的车。
可是季羡林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便成了问题。
此时两派中认识季羡林的几员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季羡林跟前来献殷勤，拉季羡林上车。
这反倒使季羡林乱了方寸，不知道该上哪派的车好。
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女将，拉季羡林特别积极。
从内心来讲，季羡林是愿意上井冈山的车的，但是，他当时还有顾虑，害怕这一上车便暴露了自己的倾向，得罪了新北大公社一派。
新北大公社来拉他的人也很积极。
最后，在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之后，还是上了公社的车。
另一件是有关参加学习班的事。
当时上面要求造反组织解放干部，实行三结合。
两派为了表现自己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纷纷拉拢干部，组织干部学习班，以壮大声势。
有一些在前一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
这些人就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
季羡林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
井冈山的人前来动员他参加他们的学习班。
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他参加自己的学习班。
老问题又出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又成了哈姆雷特，犹豫不决。
虽然经过长期的观察与考虑，此时季羡林是愿意去井冈山办的学习班的，但是他想，如果自己要是在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必然隐含着极大危险性。
新北大公社毕竟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有一个心胸狭隘的领袖，得罪了她，后患不堪设想。
犹豫了很久，为了个人安全起见，季羡林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
季羡林说：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
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惊人的程度。
两派都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吹捧得像圣母一样。
当然这是他后来的看法。
当时季羡林同大家一样，对这些吹捧并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说：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
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在处理上面两件事情时，季羡林都做得十分谨慎，韬晦之计施展得也算巧妙。
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季羡林生性诚实执著，不会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更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心里有话说出来才痛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他对两派的看法，大家都一清二楚，这便给他带来了麻烦。
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车轮战术来拉他。
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到他家，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你不能参加井冈山。
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对他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向他家打电话，劝说他，警告他；有的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甚高。
此时季羡林的处境同上面提到的周培源的处境完全一样。
季羡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
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
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
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季羡林就这样下海了，上山了。
季羡林一参加井冈山，由于他的威望，在北大的影响，立即被选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
像他这样年龄，这样著名的教授，公开宣布参加某一派造反组织，特别是井冈山，这在北大除了周培源以外，还是罕见的。
这件事当时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井冈山一派的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新北大公社一派的人则怒气冲天，破口大骂；他的朋友们都替他捏一把汗；逍遥派们则等着好戏看。
海下了，山也上了，这个举动给季羡林带来了双重性。
他说：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
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
派性我本来就有的。
但是过去必须加以隐蔽。
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
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真活，谩骂成份也是不可避免的。
派性这种新事物，是很奇特的。
它好像邪魔一样，谁要是中了派性的邪，就如同鬼魂附体，立刻失去理智，失去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是非不分，真伪难辨。
一旦有了派性，朋友可以割席，夫妻可以反目。
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就因为夫妻参加的派是对立的，便会因此搞得家破人亡。
同一派的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什么缺点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
对立面一派的人，都变得一无是处，即使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今天因为参加的派不同，就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一向四平八稳的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好斗的公鸡。
派性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使人不知疲倦，义愤填膺，只要是为自己一派干事，义不容辞，虽死犹荣，简直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后来，两派之间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互相残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白白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事后，许多人感叹：如果大家把派性产生的这种力量和干劲，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四化岂不早已实现；用来抵御侵略者，又怎会有百年受外敌欺侮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的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求一下。
二十多年后，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他对北大两派作了如下的评论：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了。
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学生组成。
两派当然都有自己的政纲。
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
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
据我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
季羡林虽然是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佛爷的，但是心中仍然有些惴惴不安。
此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荣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更加趾高气扬，炙手可热。
季羡林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她能饶得过自己吗？季羡林常常在心里嘀咕：一方面，自恃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他想，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来揪他；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跳出来参加了井冈山以后，老佛爷和新北大公社已视自己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且，当时只要随便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一个好人打成现行反革命。
从1967年夏天到秋天，季羡林仿佛在走钢丝，随时都有跌下来，坠入万丈深渊的可能。
这时，流言极多。
一会儿说新北大公社要揪季羡林了；一会儿又说要抄季羡林的家了。
季羡林对这些流言，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终日提心吊胆。
他说：我的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
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
炎炎长夏，惨淡的金秋，季羡林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度过的。
厄运临头——抄家随着天气转凉，风声越来越紧。
季羡林多次听到新北大公社要对他下手的传言。
然而，他还有侥幸心理。
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
但是，季羡林错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
季羡林刚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
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六条大汉，都是东语系的学生，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若寒霜。
季羡林一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惊奇。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季羡林虽不认为自己是好汉，但眼前亏却是不愿吃的。
他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
季羡林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去了。
他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老伴，也被赶到那里。
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三位老人浑身打战。
他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
季羡林当时既不敢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
他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
他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
然而，只是站在厨房门口的就有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
过去师生，今朝敌我。
季羡林知道，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就掌握在这帮人的手里。
当时打死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季羡林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
只听到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翻箱倒柜之声，捣碎、摔碎器物之声，此起彼伏。
季羡林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的一些小古董，小摆设被砸毁了。
小将们对抄家这一行已经非常熟练，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来找季羡林要楼下的钥匙。
原来季羡林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
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他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
于是季羡林在征得了全楼住户的同意后，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
这位姓王的小将到季羡林家来过，知道书都藏在楼下。
他伸手向季羡林要钥匙，季羡林知道他是个内行，敬谨从命，把钥匙交给了他。
小将们抄家，深谋远虑，涓滴不漏，极端地负责任，真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时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是季羡林心中更加痛苦万分。
那些他心爱的书，几十年积攒起来的书，有的是从中学时代就跟随他，有的是在德国留学时挤出生活费购得的。
这些书，几十年来，伴随他辗转迁徙，漂洋过海，走南闯北。
它们不但是他教书、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长久与他相依为命，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却正在遭殃。
季羡林蜷曲在厨房里，心里面思潮翻滚，宛如大海波涛，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更说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酱缸，酸甜苦辣，一时俱陈，说我悲哀吗？是的，但不全是。
说我愤怒吗？是的，但不全是。
说我恐惧吗？是的，也不全是。
说我坦然吗？是的，更不全是。
总之，我是又清楚，又糊涂；又清醒，又迷离。
此时我们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
我们像几只蚂蚁，别人一动手，我们立即变为齑粉。
英雄们革命之后，楼下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他们得胜回朝了。
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
接着，一片宁静弥漫天地之间，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三位孤苦无告的老人，从棒影下解脱出来，呆对着被英雄们洗劫过的战场。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
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了的东西，都打翻了。
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
地面上堆满了从书架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
季羡林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
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竟被踏破，水流满了一床。
看着这被洗劫的情况，三位老人谁都不说话──他们还有什么好说呢？季羡林写道：我脑筋此时还是清楚的。
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被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
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
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
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
从抄家的行动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牛棚杂忆》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长夜漫漫何时旦？这是季羡林毕生度过的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一夜。
天一亮，季羡林就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
他想去找自己的组织，帮他讨个公道。
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开放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并历数他的罪行。
季羡林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中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
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
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
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季羡林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
他们告诉他，抄家的事他们早已知道，要派一个摄影师到他家去进行现场拍摄。
井冈山的领导人表面上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井冈山总部已经决定调查他的历史，必要时把他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
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季羡林还痴心妄想井冈山的头头会替他说几句话，保证他的安全。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不是昨天还是同一派的战友吗？不是当季羡林决定参加井冈山后，所有井冈山的头头都激动万分，认为这是他们的一大胜利吗？竟然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打算落井下石把自己人送上敌人的祭坛。
季羡林走出大门，他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用锁锁死，这说明他已经被新北大公社时刻监视着了。
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步行回家。
从此便同那辆伴随他近二十年的自行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已经到了。
他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就是不拍照。
这时季羡林才明白过来，这位摄影师不是来拍抄家的罪证，为季羡林辩护的，而是来寻找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
他主要寻找公社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
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发重型炮弹。
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抄家的专家也是很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决不会犯那样低级的错误。
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派抄家术真是无懈可击，便嗒然而去。
季羡林到井冈山总部去时，看到总部的领导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他当时曾有过一个后来想起来令自己后怕的想法：他想留在井冈山总部。
因为他害怕，公社派随时都可能派人到他家去把他抓走，关到什么秘密的地方去，严刑拷打，横加折磨。
这种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的事，在当时是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
井冈山总部比较安全，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
可是季羡林有点迟疑。
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总部准备同公社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他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他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井冈山总勤务员周培源的历史。
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
季羡林想，既然他们连周培源的历史都要调查，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的历史呢？他当时感到很寒心。
想到这件事，他便放弃了留在井冈山总部的打算。
季羡林的历史清如白纸，并不怕谁来调查，可是，在那个年月，所谓调查实际是诬陷。
连国家主席、真正的老革命家刘少奇都能调查出叛徒、工贱、内奸的历史来，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季羡林呢？季羡林想，与其被自己人抛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
他毅然离开了那里，回到自己家中。
现在，他的家就成了他的囚笼。
他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落下砍向他的脖颈。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季羡林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没有任何手续，任何证据，任何审判，只凭公社派喇叭里一声打倒，季羡林就被打倒了，成了敌人，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理可讲。
一夜之间，季羡林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忽然变成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东语系公社命令季羡林：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要随时听候传讯。
但是，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几天，仍然没有人来，他觉得很奇怪。
他当然不会知道，此时东语系公社派的人也很紧张，他们正在从抄家的材料中努力寻找有关他的罪证。
原来，公社派在季羡林自己跳出来反对聂元梓的时候，虽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们苦于罪证不足，难以下手，所以迟迟不能行动。
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最卑劣的手段：先抄家，后取证。
希望从抄家出来的材料中取得证据，然后证明抄家和打倒是正确的，所以才拖了好几天。
结果，他们胜利了。
到了抄家后的第四天，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闯进他家，把他押到外文楼去受审。
以前季羡林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现在是阶下囚了。
可怜他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
第一次审讯，还让季羡林坐下，审讯人有几个就是他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
但是季羡林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他们硬顶，说话声音很大，情绪十分激烈，结果审不出什么东西来。
如是一次、两次、三次，审讯者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季羡林估计，可能是他们感到掌握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的缘故吧。
最后，审讯者终于抛出了底来。
第一个底是一只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
审讯者说这是季羡林想焚信灭迹的铁证。
说季羡林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
事实是，季羡林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他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他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
房子减了一半多，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负担。
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足见心中并没有鬼。
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
没想到现在竟成了罪证。
季羡林向审讯者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他态度恶劣。
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季羡林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
原来在文革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
季羡林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
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季羡林的房间里季羡林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
季羡林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他态度更加恶劣。
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
这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他的。
前面说过，季羡林有个好坏难说的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要保存起来，同四清工作队里那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好相反，陈同志是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烧掉，不留任何痕迹。
结果正如陈同志所言，季羡林果然由于保留了一张照片，碰到点子上，吃不了兜着走了。
审讯者硬说，季羡林保留这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
审讯者还没好意思给季羡林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两者已间不容发了。
季羡林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他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季羡林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了。
他还有什么办法呢？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季羡林真正紧张了。
他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又无尾巴，可革命家们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可怕，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
尽管这些铁证都是莫须有的，它们之间毫无关联，但是若是一个不认识季羡林的旁观者，看到一把菜刀，一只装满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再加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三件铁证放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联想，那还用问吗？简直是铁证如山，罪不容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扣上美蒋潜伏特务的帽子也绝对有人相信。
季羡林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于是，他连夜失眠。
白天为了恭候提审，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
他完全失去了信心。
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更是乱梦迷离。
他一会儿看到那把菜刀，觉得有人正拿它来砍自己，不禁吓出一声冷汗。
一会儿又看见那只装满了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
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燃向自己身边，又出了一身冷汗。
一会儿又看见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
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正想咬自己。
宋美龄则变成一个美女蛇。
他更吓了一身冷汗。
蓦地从梦中醒来，大喊一声，定睛看看四周，原来是在自己家中，方知刚才是噩梦一场，心还在怦怦地乱跳。
在那些日子里，季羡林变得神经兮兮，迷离恍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环顾眼前，自己现在已是待罪之人，阶下囚徒，人人得而辱之。
不仅公社派的人，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就连原来一派的井冈山的人，态度也与公社派的人毫无二致。
当公社派把季羡林打倒后，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
他们也派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把他押去审讯。
季羡林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季羡林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二十多年来担任东语系主任，所有的教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自己聘请的。
他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惟独在对待教员上，从不敢摆架子，作威作福，总是诚恳待人，鼓励后学。
平时教员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大家相处，亲如一家。
可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分派，怎么一下子就视自己若仇敌，怒目相向呢？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及门弟子。
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贫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学得不怎么样，但是季羡林当年为了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自己的助教。
另一个也是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的人。
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
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季羡林在课堂上给他们吃偏饭，多向他们提问。
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就是这两个在山上的人，把他揪去审问，口出恶言，还在其次。
他们竟动手动脚，拧他的耳朵。
天下竟有这样不仁不义以怨报德的人！季羡林毫无办法，只能叹道：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奈之何哉！总之，季羡林此时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又是刀山火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一年多来，他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曲背弯腰；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
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季羡林作为逍遥派时，看到这样的场面，胆战心惊，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
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笼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自己还有别人都没有的一篮子半焚的信件、一把菜刀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
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前途要比他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
环顾眼前，众人怒目相向；瞻望未来，漆黑一片。
季羡林完全绝望了，他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
何去何从，季羡林必须作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
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
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生中曾多次碰到过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不过，那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抉择，只不过是套用其意罢了。
这一次，季羡林可真正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
生存，还是死亡？他必须二者取其一。
他选择了死亡！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
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决定的。
况且，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法令：谁要是走这一条路，不管什么原因，都叫作自绝于人民。
是党员的，以叛党论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按对抗革命论处，定为现行反革命。
凡自绝于人民者，都要累及亲友，株连九族。
有许多人在当时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并不是他们怕死，而是怕因为自己的死祸及后人。
季羡林既已下定决心，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
他继续写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
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
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士可杀，不可辱。
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尊奉的人生信条。
从屈原投汩罗江到老舍自沉太平湖，都是这样做的。
这是他们在面对侮辱时惟一能保全自己人格尊严的一种选择。
据《北京大学纪事》公布的材料：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底，我校有30人自杀身亡。
自杀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变得习以为常。
每当听说某某自杀的消息，闻者往往并不吃惊，也不去追问自杀的原因，只会发出一声感叹：哦，又死了一个！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样。
季羡林一旦做出了自绝于人民的决定，心情反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
他想了很多，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全。
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
第一个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历史系教授汪篯。
文革开始没几天，他就服安眠药自杀了。
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打倒反革命分子汪篯！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当时曾引起了全校极大的震惊。
季羡林与汪篯是非常熟悉的。
汪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的危险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一直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治学都很好，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
季羡林实在不能理解，但是十分同情他。
季羡林想到的第二个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
季羡林与程也是非常熟悉的。
程在解放前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
年纪虽然不大，也算是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
季羡林看见过他颈悬木牌在校园里劳动。
季羡林想，大概他对这种侮辱实在忍受不了，于是自己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喝下白酒和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季羡林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里像火烧一般，痛得满地打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他还想到了一些别人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楼，摔得粉身碎骨而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一想到死后的惨状，就使他心惊肉跳。
他想到每个自杀的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都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
他无法再想下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古代。
他想到了屈原的投水而死。
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而死。
对这种死法，他很担心，太痛苦，太原始了。
他又想到国外。
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知作恶多端，最后自杀身死。
据说他是服氰化钾而死。
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也是无法学到的。
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想来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需要别人帮忙，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思量，他想，服安眠药应该是最稳妥、最少痛苦的一种死法，也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自杀方式，而他由于几十年神经衰弱失眠，对安眠药颇有研究，且积存不少。
最后，他决定采用这种方式告别人间。
季羡林在决定了自杀的方式以后，便开始考虑时间和地点问题。
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此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了一番周折。
最方便当然是死家里，但他又顾虑重重。
他写道：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
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见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
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替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能不尔。
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亲人的房间，他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
总之，在家不行。
——《牛棚杂忆》那就在外面吧。
他首先想到了西山。
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诗意呀！简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
但是他想，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
他又想到颐和园。
过去有不少名人到这里来寻短见，最著名的是王国维。
可是季羡林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
他又想，到颐和园山后找一个洞穴，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
但是他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仕女君子。
这个主意也不妥。
最后，他忽然想到一个绝佳的地方。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
这里有极大的苇坑。
时值初冬，芦花正旺。
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需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
何等干净，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
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
——《牛棚杂忆》想到这里，季羡林心情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
但是决心已下，决不回头。
于是，他继续考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
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
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
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剩下这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牛棚杂忆》两位老人大概明白季羡林的意思，知道他已经走投无路，自己也无力救他。
她们显得很平静，感情并不激动，也没有流眼泪。
季羡林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因为那毫无用处。
他环顾四周，伴他一身的那些珍贵的书籍，他现在也管不了啦。
这生离死别的一幕，竟然这样平静，平静得让季羡林感到心惊肉跳。
季羡林把平日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搜集在一起，既有丸的，也有水的，找来一个布袋子，把它们统统装在里面。
他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出门。
忍辱偷生就在季羡林准备上路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
季羡林知道，红卫兵光临了。
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四个学生，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
他们是来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的。
季羡林此时毫无反抗的能力，他像一只被赶进屠宰场的牲畜一样，只能任人宰割，任人驱使。
他立刻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贴耳，跟着出去。
走在路上，季羡林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
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他态度恶劣，今天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季羡林脑子里懵懵懂懂，一会儿清醒，一会糊涂，乱成一团。
季羡林意识到，一场大风暴正等待着自己。
过去看过的那些残酷的场面，不意今天竟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他像是被绑赴刑场的囚徒，在燕园里走着。
一路之上，他不敢抬头，不敢看人。
他只感到周围有一大群观众，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就像鲁迅小说《示众》里描写的一样，而他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
他被押解到了一个地方。
一看地面，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
红卫兵押着季羡林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
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
季羡林也被命令面壁而立。
他不敢看任何人，不知道他们是谁。
他此时耳朵还没有被堵上，从杂乱的说话声中，他听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这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由此他判断，这是新北大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
他屏气地站在那里。
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心里得到一点安慰。
但是立刻又听到一声更清脆的耳光声，他的脸上有点火辣辣的。
他意识到，这一声是打在自己脸上了。
他心里有一点紧张。
接着，他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
他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
浑身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准备着承受拳打脚踢。
他知道这些都只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
果然，一会儿大轴戏来了。
他忽然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两个红卫兵。
一个抓住他的右臂，拧在他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
同时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脖子上，不让他抬头。
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
弯腰！于是，他弯腰。
低头！于是，他低头。
往下弯！于是，他往下弯。
这时腿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再往下弯！他就再往下弯。
他有些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他双手悬空，全身重量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受不了啦。
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把他变成了那样子。
季羡林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在地上。
但是，他不敢。
他知道，若是跪下，必然招来一阵拳打脚踢。
他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
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
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
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
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
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
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
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
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
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副书记。
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
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
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
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
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
我知道他正在受难。
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
可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况且我的双腿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
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
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
我咬紧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
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我也只能唾面自干。
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
此时闹轰轰的大饭厅好像突然静了下束，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又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
季羡林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
季羡林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
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
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
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
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头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
……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
路旁的叫喊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
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
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牛棚杂忆》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下，季羡林被一脚踹下汽车。
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起来。
这时一个老工人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拳，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刻流出了鲜血。
他仓皇不知所措。
忽然听到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
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
在遭遇这次空前残酷的批斗之后，季羡林大彻大悟了。
他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
他不想自杀了。
‘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
……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呢？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
所谓至今，指的是他写《牛棚杂忆》的l992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之后了。
实际上，季羡林当时做出活下去的决定，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
季羡林不是一个满不在乎的人，也不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一生研究佛教，但并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那一套理论。
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守道德、遵传统的人，一个重气节、有骨气的人。
因而，忍辱偷生对他而言是痛苦的、违心的、被迫的、无奈的。
在后来好多年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季羡林常常提到这样一件事：文革结束以后，一次，一位文艺界的著名领导人，见到他，忽然对他说道：羡林同志，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
’现在看来‘士’也是可以辱的啊，哈，哈，哈，哈。
季羡林以极其鄙夷的口气向人重复着这位领导人的这句话，由此可见其内心的痛苦。
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觉得文革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肉体的摧残还是可以忍耐的，但是精神上的摧残与侮辱是最难忍受的。
接着，他自言自语道：我那时为什么不死呢？这段奇耻大辱的历史，季羡林今生今世恐怕是永不能释怀了。
季羡林的命是拣到了，但是拣来的命是为了批斗的。
隔了几天，东语系对季羡林的批斗开始了。
上一次在大饭厅的批斗，季羡林只是配角，这一次却是主角了。
季羡林被红卫兵从家里押到外文楼，被命令在走廊上面壁而立，旁边早有两位陪斗者立在那里。
只听得大教室里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几条大汉一拥而上，将季羡林的胳臂反转到背后，还有几只手摁住他的脖子，走进了教室。
从门口到讲台，不过十几步，可是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啊。
从两侧不知伸出多少只拳头，雨点般地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
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地押上了讲台。
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
那时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则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
人生变幻莫测，真无以复加矣。
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
一位女士领唱。
她喊一声：打倒╳╳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
这╳╳是可以变换的。
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成反革命分子再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
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
大概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帽子都给季羡林戴遍了。
季羡林斜眼一看，主席台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的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上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
季羡林心里一愣，几乎昏了过去。
他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这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极大的仇恨，都能置他于死命。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连个可钻的地缝都没有。
他想，干脆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打倒口号喊过之后，主席恭读语录。
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
然后，到季羡林家抄家的王某某，便历数季羡林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
季羡林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全身精力都集中在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
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造谣、罗织、说谎。
季羡林此时已不感到忿忿不平了——惯了。
发言者说到激动处，打倒之声震天动地，宇宙间仿佛真的充满正气，于是群众激动起来了，已经不满足于口喊打倒，而是逐渐围了过来，对季羡林拳打脚踢，把季羡林打得口鼻流血，倒在地上，于是再踏上千万只脚。
季羡林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身体更加衰弱，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殴打呢？他索性躺在了地上，任人拳打脚踢，让他们踢个淋漓尽致，尽兴方休。
批斗不知进行了多长时间。
季羡林忽然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季羡林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
然而，群众的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完，又追出外文楼，仍然是拳打脚踢。
季羡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
最后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儿才稍有缓和。
这时，季羡林已经快逃至外文楼东面的民主楼了，回头一看，后面没有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胸腔里。
喘了一口气，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
鼻下，嘴角，额上，有点粘糊糊的，用手一摸，全是血和汗。
他就这样走回了家。
季羡林又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
难熬的1968年春天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在这段时间里，北大仍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全校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它实际上是由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把持的，井冈山不承认，称之为派文革，因此名存实亡。
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并且卷入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和地派两大派的斗争中，外校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声援自己一派的战友，经常到北大来参予北大两派的斗争。
北大两派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
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北大两派的派仗逐渐由文斗变为武斗，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
为了平息武斗，1968年2月13日，北京卫戍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帮助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但是由于校文革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不承认校文革就是实现反革命复辟，而井冈山则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派文革的口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结果没能实现两派的联合，宣传队促进两派联合的任务未能完成。
不过，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却也办成了两件事：一件是实行每日生话毛泽东思想化即：（一）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二）抓好天天读；（三、四、五略）（六）坚持四个制度：进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门背诵毛主席语录；处处有毛主席像；处处有毛主席最新指示。
一时间，校内开始修建毛泽东塑像，到处可见毛泽东语录，人人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毛泽东请示，晚上回家前再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
开会时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在家则努力背诵毛泽东语录。
整个校园内红旗招展，语录随处可见，人人胸戴毛泽东像章，言必称语录，行必带红宝书，真正形成了生话毛泽东思想化。
解放军宣传队办成的另一件事是按周恩来指示，劝周培源下山，退出北大两派的斗争。
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了周恩来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国。
2月15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接见周培源时说：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
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
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
于是周培源退出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也不再敢去抓他。
周培源由于受到上面保护，虽参加井冈山兵团，但未受到新北大公社迫害。
同周培源相比，季羡林由于没有靠山，又无人保护，就只好像进了屠宰场的牛羊一样，任人宰割了。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北大两派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但是仍然谈不拢。
聂元梓校文革便决定以武力打垮井冈山，在3月20日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并任命╳╳╳为总指挥。
井冈山兵团也不示弱，两天后，立即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
因为井冈山兵团在北大占少数，于是与井冈山兵团同为地派的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地质学院东方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及邮电学院红卫兵组织等，为了声援井冈山兵团，多次组织队伍来北大游行。
人数少则上千，多则上万。
他们在北大校内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打倒聂元梓！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等口号，并和新北大公社派的人发生武斗。
3月26日，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入北大，发生了武斗。
北大武斗形势引起了上面的关注。
3月27日，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公开站在新北大公社一方，袒护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
江青的讲话使聂元梓有恃无恐，次日便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
双方因而发生武斗。
29日，凌晨l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4月26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发生第二次大武斗。
孙蓬一亲临现场指挥。
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
此后，聂元梓、孙蓬一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O、21、22、23和24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三幢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
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西线指挥部。
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井冈山兵团打垮。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起死人事件：一起是，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走进图书馆翻阅期刋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
另一起是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
当时各级公、检、法都已被砸烂，打死人是没有人管的。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人人自危，北大校园内，随处可见一队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队员，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
整个燕园冷冷清清，人迹罕见，气氛紧张而森严。
两派虽然忙于武斗，但谁也没有忘记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审讯和批斗。
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
其中党委书记陆平被关押在生物小楼内，曾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和逼供。
1967年冬天至1968年春天这段时间，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也是派性膨胀登峰造极的时候。
季羡林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继续被批斗、审讯以外，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隔上几天，季羡林总会被批斗一次。
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
首先是北大的工人批斗季羡林。
前面说过，解放初期，季羡林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
他生平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
他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多项职务，l952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又被选为校工会主席。
在沙滩时，还曾经学过美国的竞选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过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
当时刚解放，他心情舒畅，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兴奋得好像每天都生活在云端里。
工会工作是兼职，不拿一分钱的补贴，完全是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
有时为了布置会场，他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以此为乐。
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位担任过工会主席或副主席，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却成了季羡林的特殊罪状。
北大的工人阶级早就对臭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心怀不满，到了季羡林被打倒，在批斗季羡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
工人的想法和做法与教员学生区别十分明显。
工人比学生力气大，行动更粗野。
一天，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后，闯进来两个工人，声称要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季羡林只好从命。
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都揪出来，一起批斗。
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到，只剩下季羡林孤身一人来演这场独角戏。
工人不喜欢在室内斗争，也不喜欢用嘴来批判，他们更喜欢在外面游斗，也就是在大马路上，边游边斗。
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
季羡林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
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还搀杂着哈哈大笑声。
仿佛一场杂耍盛会。
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
耳光和脚踢，已经是家常便饭。
这一次因为是游斗，虽然挨打比较多，但没有坐喷气式，这让季羡林真有点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找上门来了。
在文革前，北大根据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所。
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到季羡林，要他担任所长。
季羡林推辞不了，只好答应。
其实所长之职，只是个挂名，什么事情也不管。
因此季羡林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还不错。
可是季羡林一被打倒，亚非所的人也不甘落后，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决不能放过批斗季羡林的机会，这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
季羡林被揪到燕南园的所里。
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
屋子不大，人数不多，都是研究人员。
季羡林说：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
这次批斗就是如此。
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
东语系的批斗会已经数不胜数，其中有一次给季羡林留下颇深印象。
在主斗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面孔以外，竟然也有井冈山的面孔。
他们两派虽然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批斗季羡林时，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同仇敌忾，一致对敌。
这次批斗的主题是从季羡林日记中找出的一句活：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
这当然犯了大忌，简直是对红都女皇的大不敬。
但是这句话本来是说明季羡林派性有多么顽固，是站在井冈山的立场上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没想到，时过境迁，自己对之忠贞不二的井冈山一派竟然出卖自己，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自己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季羡林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
他想得很多，很远，他在《牛棚杂忆》里写道：我想到了我的幼年。
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
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
我天天下地劳动。
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
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
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
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可是，季羡林明白，后悔是没有用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如何改善当前的处境。
他觉得，他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
这不是指一般的锻炼，而是一种特殊的锻炼，说白了就是专门锻炼双腿。
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要善于坐喷气式。
能够坐上两三个小时而仍然坚持不倒，便是最大的胜利。
在历次的批斗中，他最受不住的就是坐喷气式，倘若一旦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批斗者一定会认为自己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来惩罚自己哩。
他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
他写道：坐喷气式坐到半小时以后，就会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
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
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
虽然历次批斗季羡林都坚持下来了，没有倒下，背语录也多少起点作用，但是他觉得并不保险。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有个长久之计。
于是，他就想到了锻炼。
他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
他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
同时，他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
必至眼花流汗为止。
他说：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
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人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
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季羡林每天站在阳台上锻炼，有时能看见几只麻雀跳跳蹦蹦地觅食，一会儿，翅膀一展，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季羡林非常羡慕，他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在被红卫兵押解的路上，经过湖边，看见在湖中枯木上晒盖的王八，一听到人声，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季羡林又会羡慕不已，他又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当然这些幻想都毫无用处，只能暂时排解一下自己的苦恼而已。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
所谓劳动，就是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这改变了季羡林天天在家等候批斗的窘境，他心中略有喜意。
从此以后，他便同上面提到的东语系首先被批斗的那位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
他们这一对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成了东语系造反派的阶下囚，成了一对难兄难弟。
每天早晨8点到指定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干杂活。
12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6点回家。
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不断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
他们两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
多脏多累的活，只要那工人的嘴皮一动，他们就必须去干。
这位工人站在一旁，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两位老教授干，有时还大声斥责，颐指气使。
他就是这样来领导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
季羡林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决不敢，也不愿走阳关大道。
因为在大道上走最不安全。
大道上都是三五成群，或几十成群，戴着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来来往往。
像季羡林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
他满脸晦气，目光呆滞，一身破衣烂衫，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
当时谁都可以对他这样的人打一拳，踢一脚，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会受到人们夸奖的。
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唾沫的。
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他眼里撒，如果任其撒，眼睛是会瞎的。
碰到这种情况，季羡林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走一途。
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说：过来！我拍拍你！季羡林也只有快走几步，逃跑了事。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只好专拣偏僻的小路走。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大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
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
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冲天。
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
现在这地方却成了季羡林的天堂。
这里气味虽然难闻，但是非常安全。
到了这个环境里，季羡林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还敢抬头看一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感到异常的快乐。
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
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
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刻血流如注。
此时那个监工的工人不但毫不关心，反而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季羡林正准备挨几下耳光，不料那工人大发慈悲，没有打耳光，而是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连忙乘机滚蛋。
他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只能用一只脚走路，另一只脚拖着走，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
他不敢去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的，平时看见他还怒目而视，现在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回到家，两位老太太看到他这副狼狈相，大吃一惊，也一筹莫展。
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
可是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怪罪下来，还是自己倒霉。
这时季羡林不期望有谁会对他讲什么革命人道主义，他说：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此时北大两派早已开始武斗了，两派都有自己的武斗队。
兵器就是把好好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一支长矛。
武斗队员个个头戴柳条编的安全帽，手持长矛，像古代武士一样，十分威武。
季羡林没有亲眼看过两派武斗的场面，只是时常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武斗后留下的战场。
四周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石块，这是两派交战时的炮弹。
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
一次，他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
他大吃一惊，继而心里莞尔一笑。
大家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
这是井冈山兵团的人用来嘲弄新北大公社那个老佛爷的。
季羡林忽然觉得这些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
季羡林看着那串破鞋差点笑出声来。
他脸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意了，笑的本能似乎已经忘掉，不意这次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他囚徒生活中也算是一个轻松的插曲。
1968年的整整一个春天季羡林都在劳改。
此时大地重又回春，燕园里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一片花海。
季羡林原是个爱花如命的人，但是到了此时，却变成了一个色盲。
红红绿绿的花朵，在他眼中都变成了灰色。
他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这春色满园的美景呢？令季羡林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绚烂多彩的春天，又一场暴风骤雨突然降临。
1968年5月4日，中国的青年节，新北大公社不知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突然决定对全校的黑帮进行一次大批斗。
5月4日，囚徒们一个个被从家里押解到了煤厂。
提起煤厂，在当时真是大大地有名。
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
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
运煤工人当然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对付这群文弱书生，他们的力气绰绰有余。
文革初期，到煤厂劳动过的走资派，一提起煤厂，都不寒而栗，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全校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牛鬼蛇神都被押到煤厂来了，其中包括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
每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
他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
季羡林一看阵势，估计批斗时间不会短，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
路途颇远，他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然后回去坐在地上待命。
他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风暴呢？时间终于到了。
只听到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仍是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被两只手卡着，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学三食堂。
囚徒们被押解着，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排，都坐上了喷气式。
季羡林只瞥见他的左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楚了。
行礼一切如仪。
先是一阵打倒声，每个囚徒都被打倒了一遍。
然后恭读语录，接着是批判发言。
季羡林什么都没听见，只关心批斗什么时候结束。
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直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
可他那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
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
过了不知多久，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季羡林知道，批斗结束了。
但是，同上一次在大饭厅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
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
季羡林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侍他。
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不但抬不起头，连身子都站不直。
季羡林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
两旁不知有多少人在欣赏，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
于是游斗开始，但是走路的速度比上一次快得多，季羡林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他无法走得那么快。
于是他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就拖着他走，不是架着，而是好像拖一只死狗。
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摩擦。
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
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
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没有。
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
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
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
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
不知道怎么一来，又被拖了回来。
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
我稍稍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非同小可。
同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大不一样。
季羡林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嗡嗡作响，心里怦怦直跳。
在朦胧中感觉到脚趾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他完全垮了。
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兴尽后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
他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
他感到宇宙间好像只有他们三个被斗者。
张学书和王恩涌比季羡林年轻，身体也结实。
他们俩把季羡林搀了起来，把他扶回了家。
这种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使季羡林永生难忘。
太平庄劳改季羡林原以为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
没想到，在大批判的第二天，聂元梓的校文革便决定将全校一百三十余名黑帮分子集中成立劳改大队，押送到昌平县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200号去关押劳改。
劳改大队的总负责人是国政系学生刘╳╳。
季羡林当时并不知道校文革的这个决定。
他只是接到命令：到煤厂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
季羡林一听要带上行李，便知道又出了新花样，不知道这回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哩，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
他扛着行李，战战兢兢地走进煤厂，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
他随时准备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
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
他觉得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觉得这不是吉兆，其中必定暗藏杀机。
过了一会，他们这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
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手执长矛，开始训话。
他说明了这次集合的目的，是要去200号劳改，同时讲了一大通歪理。
现在季羡林没有坐喷气式，能听清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不少，比如你们这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想翻案！训话者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这一点季羡林完全相信。
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先是一个耳光或踹一脚，把他们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拥上去猛揍一顿，再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被打者一声不敢吭，打完再回到队伍中。
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季羡林是懂得的。
季羡林幸而是猴子不是鸡，没有被拖出去，不过也生怕自己被拖出去，吓得直打哆嗦。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的押解下，排队登上几辆敞篷卡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
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劳改的地方——太平庄。
到了太平庄以后，黑帮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
这些早已荒废不用的平房，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
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一层土。
好在黑帮们早已经无所谓了，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没有感觉了。
每屋住四个黑帮，与季羡林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位老教授，还有一位非常熟悉的国政系姓赵的教授。
他们虽然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敢笑一笑。
他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
他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
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
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程。
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
然而押解他们的革命小将或中将，对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却怕得要命。
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暴动，所以长矛总是不离身的。
其实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到了夜里，更是警备森严，大概是怕黑帮们逃跑，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要去厕所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
有一天夜里，季羡林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
他什么人都看不见，只好对空高喊：报告！在黑暗中果然有人声：去吧！但是他没有看见人影。
黑帮们是来劳动改造的，第二天早晨就上了半山，任务是栽白薯秧。
按说这不是什么累话，可是，季羡林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
但是他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
可是他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手执长矛的押解人员，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季羡林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
季羡林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批斗时的伤痕，他的身心已经完全垮了。
有一天，他的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凶猛，直肿得像个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
他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
押解人员便命令同住的那位东语系老教授给他打饭。
不能去栽秧了，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
押解人员便命令季羡林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
于是季羡林就咧着双腿，趴在地上，把砖头石块拣在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
大队人马都上山了，院子里一片寂静。
季羡林一个人孤独地在院子里爬来爬去，艰难地捡拾着院子里的砖头瓦块。
此情此景，令季羡林百感交集，有时抬起头来，仰望长空，不禁长叹一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季羡林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他到几里外的200号去找大夫。
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
但是郑重告诫他：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
于是季羡林遵命，咧着两腿，夹着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般地爬了出去。
他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200号。
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
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
军医看到季羡林，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他。
季羡林一看到军医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异样的光彩。
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季羡林要求的一切。
可是，季羡林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他高声说：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
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慌不迭地说：走吧！走吧！季羡林本来希望军医至少能把他的睾丸看上一眼，给点止痛药什么的。
现在一切都完了。
于是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也是神秘莫测的。
过了几天，季羡林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物，睾丸的肿竟然消了。
于是季羡林又上山干活了。
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季羡林同东语系那位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
黑帮们的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他们住的平房隔一个干涸的沙滩。
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有人住，厨房就在这里。
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里，有桌有椅，吃的饭菜也不一样。
黑帮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前，当然没有什么桌椅。
吃的饭菜极为粗糙：粗米饭或窝头，清水煮白莱。
但是，在太平庄的二十多天的劳改中，季羡林也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
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季羡林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季羡林真希望长期在这里呆下去。
坠入阿鼻地狱但是，季羡林的希望又落空了。
造反派的脾气谁也摸不清。
l968年5月16日，聂元梓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
监改大院，俗称牛棚。
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
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仍由国政系学生刘╳╳任总负责人。
5月17日，季羡林等在太平庄劳改的黑帮们接到命令：立即返校。
原来是奉校文革之命，要把他们这些牛关进牛棚里去。
至于为什么不在太平庄劳改，而要回校关进牛棚，那就除了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几位头头之外，谁也说不清了。
黑帮们回到学校，第二天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
被告知就在此地，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请君入瓮，自己住进去。
季羡林对这几排平房是非常熟悉的。
过去，他从家里到外文楼办公室去，天天都要经过这里。
因为教室紧张，他还曾经在这里上过课。
这三排平房都是极其简陋的房子。
房顶极薄，挡不住夏天的炎阳。
窗户破旧，缺少玻璃，又挡不住冬天的寒气。
根本没有暖气，安上个炉子，也只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
地上是砖铺地，潮湿阴冷。
然而，新北大公社的头头们却偏偏选中了这块地方当牛棚，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黑帮这群牛们，被分配住在平房里，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个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
因为房屋久已荒废，霉气冲鼻。
监改人员特别宣布：老佛爷天恩，运来一批木板，铺在地上当床，可以挡住潮气。
在西边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个席棚，名曰审讯室。
南面外文楼的后面，也搭了一座大席棚，供囚犯们吃饭之用。
监改人员则住在民主楼里，那里设了监改总部。
黑帮大院的建筑规模大体如此。
季羡林奉命在今天考古楼东侧的一排平房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
先用铁锹挖土成坑，栽上木桩，再在桩与桩之间架上木柱，搭上架子，最后在架子上钉上苇席。
席棚搭完，又被调到审讯室去，用铁锹和木棍把地面捣固，使之平整。
囚犯们干活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觉悟特别高，而是知道监改人员手中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
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西语系教授，大概是没有去过太平庄，手中的铁锹稍稍停止了一会活动，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棒。
在众囚犯的努力之下，监改大院终于完成了。
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向南的一排平房的墙上，用白色颜料写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每个字比人还高，龙飞凤舞，极见功力，顿时满院生辉。
这八个大字对每个囚犯都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
从此以后，囚犯人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
牛棚里有劳改罪犯守则，这就是牛棚的宪法。
在宪法和经常补充的口头法律条文的管束下，囚犯们每日生活倒也井然有序。
早晨6点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
一声铃响，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子跑步。
监改人员站在院子中央，发号施令。
跑步本来应该是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锻炼够充分的了，何必多此一举。
实际上，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他们在整天的体力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
跑完步，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脸漱口。
洗漱完，排队到员工二食堂去吃早饭。
走在路上，一二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
根据监改人员的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被踹上一脚。
到了食堂，只许买窝头和咸菜，油饼一类是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
即使让买，囚犯们也买不起。
当时劳改罪犯的生活费是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
这点钱，仅够吃饱肚子，也就只能吃窝头和咸菜。
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牛们无份。
囚犯们只能在楼外面的树下，台阶上，或者蹲在地上进膳。
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与囚犯们无关，他们只能吃些盐水拌黄瓜，清水煮蔬菜之类的菜。
整日剧烈的劳动，而肚子里却滴油未有，季羡林说：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入饥饿地狱。
但是其间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子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
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即了。
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
此时黑帮们全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
他们有活，不管多脏多累，一律到牛棚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
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长分配牛马一样。
在出发劳动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
这指示往往相当长。
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让你背诵。
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
现在，如果黑帮们被叫到办公室去，要先喊一声：报告！监改人员说进来才能进去。
进去后，垂首肃立。
监改人员在谈正事前，要让你背今天规定的语录，有时他只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语录背完。
倘若背错一个字，则严惩不贷。
这种荒唐的做法，不知是哪位天才发明的，今天说起来，年轻人都不会相信，即使亲历者，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滑稽可笑。
可是，当时是没有人觉得可笑的。
就像基督教徒做弥萨，伊斯兰教徒一天做五次礼拜一样，是极其神圣、极其严肃、极其正常的事情。
可是，做弥萨做礼拜不需要背经文，教徒并无心理压力。
背语录则完全不同，几万字的语录一般人是很难记住的，特别是老年人记忆力衰退，就更难背诵。
有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背不下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其实监改人员自己也未必能背下来，因为有时季羡林由于神经紧张，也曾背错一二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未发现。
背语录这种宗教式的查经办法，究竟有什么用处？实在让人很难理解。
季羡林说：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
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囚犯们抄完语录，便跟随牢头禁子去干活。
季羡林什么活都干过，比如：搬运耐火砖，运沙子，运煤，搬石头，修理地下管道等等。
总之，什么活最重，最累，最脏，就让囚犯们去干什么活。
由于季羡林不但是劳改罪犯，而且是原井冈山的成员，而工人中大都是新北大公社派的，所以他被打骂的机会就比一般人更多。
晚上，吃过晚饭，最重要的仪式便是晚间训话。
晚间训话，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地点在两排平房之间的小院子里。
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训话，这个人似乎是上面派来的，公社派的头头。
训话者还常常换人。
训话的内容，每天不同。
因为他的目的不在讲大道理，而大道理本来就没有太多好讲的。
他的讲话是属于折磨学。
训话的主要做法是抓小辫子，而小辫子黑帮们满头都是。
小辫子的来源大体有两个：一个是白天劳动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个是囚犯们每天写的书面思想汇报。
囚犯们干活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可是监改人员总要挑点刺儿，否则就无从监改了。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说不定哪一个囚犯被监改人员选中，于是训话时他便会倒霉。
至于写书面思想汇报，是每天的重要工作。
按说这些牛鬼蛇神都是走笔如神的教授学者，写个区区的思想汇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其实不然。
不论黑帮们怎样冥思苦想，细心推敲，在中国这个文字之国，想要从文字上挑点毛病，还是易如反掌的。
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如下：罪犯们先列队肃立，因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
监改人员先点名。
点名本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小事，却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就是将来我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
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已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
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
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
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
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
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
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凄凉。
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
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其他罪犯站在这间房子门外，个个心里打鼓。
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自己的名字，还没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反剪双臂，拖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
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
更厉害的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两只脚。
牛棚生活除了每日的劳动改造以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囚犯们每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首先要应付的就是外调。
外调是一个专有名词。
意思就是外地外单位的人，来到劳改大院，向某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个人的罪行。
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
全国哪个单位都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行，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本来应该是司法机关管的事情，但是当时司法机关已经瘫痪，无法履行职责。
再说了，当时各单位都分了派，为了把对立面一派的人打倒，还是自己代行司法职责来得方便。
由于派性作怪，即使被调查者明明没有问题，也要实行有罪推定，非调查出罪行来不可。
拿季羡林来说，在他没有开罪那一位老佛爷的时候，是没有人会对他进行调查的。
一旦他跳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以后，对他的调查工作便立刻上马。
新北大公社把季羡林看作眼中钉，四处调查他的罪行，并且非常卖力气。
两个调查人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鲁西北临清县官庄季羡林的老家，满以为打着老佛爷的旗号，便可以吓唬那里的农民，把季羡林打成地主。
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官庄的贫下中农把这两位外调人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该是第一名。
两位外调人员只得悻悻而归。
但是，老佛爷仍然不死心，又派人去了第二次。
这次遭到了与上次同样的命运，这才死了把季羡林打成地主这条心。
季羡林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
这些人也分三六九等，很不相同。
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季羡林写完材料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便了事。
有的要求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
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暴的。
有一次，山东大学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
于是，季羡林被带到审讯室，接受他家乡来人的审讯。
他们调查的是季羡林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中文系教授的关系。
由此，季羡林知道，他的这位朋友此时也遭了难。
没想到这两个山大的外调人员对季羡林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他的头发，打他耳光，用脚踹他的腿。
季羡林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造反派的罪犯。
季羡林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他们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感到恶心到了极点。
此时，他想起了他的老师吴宓的诗句：如此乡音真逆耳。
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脏话，迫他交待，不但要他交待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季羡林自己的罪行。
来势之凶猛，让久经沙场的季羡林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大汗。
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两位汉子还兴犹未尽。
这时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
季羡林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其次是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的囚犯并不完全同牛一样。
牛们每天只要出去劳动，便算完成任务。
而囚犯们除了劳动之外，还要触及灵魂，接受精神折磨，这就是批斗。
在未进牛棚之前，要么只批斗，不劳动；要么只劳动，不批斗。
现在却成了双轨制：劳动与批斗并举。
季羡林说：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让我等‘罪犯’选择的活，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
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
因此，季羡林虽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
即使已经被分配了劳动任务，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
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个单位，由于某种原因，要批斗他。
此时，便可以看见两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拿出大院办公室的批条给工人看一眼，便押着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
季羡林在大院中是属于要犯，并非他有什么重大罪行，只因为他是原井冈山的勤务员，而且反对过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大恶极，罪在不赦。
因此，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
1968年6月18日，一年一度的斗鬼节又到了。
自从1966年6月18日第一次大规模斗鬼以后，这一天便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定为纪念日。
每逢纪念日都要以大规模的斗鬼活动来纪念。
前两年季羡林还没有变成鬼，l968年这一次他是逃不过了。
一大早，牢头禁子们便忙碌起来了。
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的。
在列队出发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
东语系代表只有二人：他和那位老教授。
押解他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工作人员。
由此季羡林推断，这次被斗的人是由所在单位确定的。
这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他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的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是和颜悦色。
这简直令季羡林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
季羡林自从当上罪犯后，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当人看待，反而觉得反常。
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与众不同的态度，使季羡林终生难忘。
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样子。
季羡林在回忆斗鬼日的情况时写道：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
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
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
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
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
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
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
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
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
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
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
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
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
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
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
——《牛棚杂忆》第三是被侮辱与虐待。
监改大院不是监狱，监狱是按照法律条文实行管理的，全世界的监狱，起码在条文上都是不允许侮辱和虐待犯人的。
监改大院则不然，它是私设的牢房，不受官方管辖，就好比现在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绑架人质后私设的牢房一样。
这里只有约束犯人的各种规定，这不允许，那不允许，却没有对监改人员的管理规定。
监改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犯人，而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和惩戒。
而这些所谓的监改人员，都是新北大公社头头精心挑选出来的。
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做监改人员的。
只有那些平时就心狠手毒，打人成性，有虐待狂心理的人才能入选。
由这样一批没有人性的家伙来管理监改大院，囚犯们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
侮辱与虐待是家常便饭，是监改人员取乐的一种方式。
有一个监改人员张╳╳，是生物系的学生。
他是在牛棚建成后才来的。
此人一来，便表现出与众不同，鹤立鸡群的样子。
他不是什么大头目，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
经常可以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里抄来的——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
这在阴森恐怖的牛棚里，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一天晚上，季羡林看见这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两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
他面前垂手站着一个囚犯。
张老爷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
季羡林仔细一看，这罪犯竟是陆平。
黑帮大院初建时，陆平因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别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
这个姓张的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季羡林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而已。
可是，季羡林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同样的厄运竟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
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铃，季羡林忽然听到从民主楼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季羡林听了以后，连忙以超常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姓张的正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式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我没有联系。
季羡林答。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季羡林大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姓张的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季羡林承认他说的是实活。
这次谈话一没有拳打脚踢，二没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是极大的仁慈吗？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一句话里面暗含杀机。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呢？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季羡林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天霹雳一般，听到一声：季羡林！季羡林连忙跑出牢房，看到这位张牢头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季羡林知道，事情有点不妙。
还没等季羡林继续想下去，他的脸上，头上，蓦然感到一热。
姓张的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劈头盖脑地便向他打来。
季羡林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直冒金星。
但是他不敢躲闪，躲闪会打得更重，只能笔直地站在那里，任链条在全身乱抽。
季羡林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
季羡林感到自己好像要失掉知觉，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他本能地坚持住，没有倒下去。
只见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震天。
季羡林完全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好像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了没有知觉的东西。
不知道打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隐隐约约地仿佛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他知道一切结束了，连忙逃回了牢房。
回到牢房后，季羡林立即感到浑身上下痛起来。
他想，自己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查体。
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是否完整。
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还能睁开，并且看得清楚东西，证明眼睛是完整的。
用手摸一摸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里，粘糊糊的，都流着血。
他又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
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
这一夜，他浑身疼痛，辗转反侧，直到天亮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背语录。
季羡林被派到北材料厂外面的马路旁去筛沙子。
他身上是什么滋味，心里是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说：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得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
季羡林这个家，没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刻搬到昨天在门外受刑的那间屋子里。
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
这屋里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
看守什么呢？不得而知。
或许是怕犯人受重刑后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的吧？这时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他升级了，升入更高的层次。
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折磨的异化季羡林在牛棚中长期劳动改造，受尽折磨与侮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
牛棚不是地狱，胜似地狱。
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
他说：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
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
不伦不类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的话，季羡林当然属于好人一类。
他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品德高尚，忠厚诚信，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大好人，这是有口皆碑的。
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
季羡林一不吝啬，二不拜金。
他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次到药房去买药。
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了他一块大洋。
当时在小孩子眼里，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1946年，他从海外归国，为给家里寄钱，卖了自己的一只瑞士欧米茄金表。
钱寄出以后，他又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
伙计也算错了账，竟多给了他一两黄金。
在当时一两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
解放以后，他给家乡小学捐献图书，一次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图书寄去，当时一万多元也不是一个小数。
在季羡林看来，这些事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从未向人提起过。
由此可见季羡林是一个多么诚实慷慨的人。
然而到了现在，他写道：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
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
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
人鬼界限，好就是‘破罐子破摔’。
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
别人说长道短，也由它去吧。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当时，天天劳动强度很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
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
有一次，我被派去清理学生宿舍区的武斗现场，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霉的干馒头。
我简直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的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
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
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里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工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
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
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
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
这又是意外的收获。
我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
从此别人不愿走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季羡林沉痛地写道：上面说的这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
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
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
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
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季羡林的回忆和对回忆的反思，除了令人感到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之外，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两个人和他们的著作，那就是卢梭的《忏悔录》和巴金的《讲真话的书》。
卢梭在《忏悔录》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用意：我正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仿者的工作。
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揭露在世人面前。
这个人就是我。
他在书中以惊人的诚实和坦率的态度来剖析自己，毫不隐讳自己最下流最可鄙的行为举止。
这部宏篇巨制对人类的社会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作家在内，都对《忏悔录》推崇备至。
但是卢梭的预测并不完全准确。
像《忏悔录》一样的书固然前无古人，却是后有仿者的。
至少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就写了一本类似《忏悔录》的书───《讲真话的书》。
巴金先生以不怕下油锅的勇气，在书中检讨自己三十年中，迫于形势说假话写假话的罪行，并且发誓再也不写假活。
现在，季羡林以同样的坦诚，给我们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环境中，自己的灵魂是怎样堕落的，同样能唤起世人的警觉与醒悟，以及对他人格的加倍敬重。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长期处在生存危机和心理失落的情况下，就会对自己采取一种‘放弃’状态，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失控’，做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出的事情来。
所以季羡林说：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能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
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活，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这种堕落，显然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属于心理现象。
可惜，在文革前，全国高校已经撤销了心理系和心理专业，官方认为心理学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不屑一顾。
甚至把党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与心理治疗混为一谈，其无知与愚顽，到了何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对国人心灵的摧残，较之物质的摧毁，惨重百倍。
甚至连季羡林这样的人，都曾堕落，遑论他人。
这真让人感到怵目惊心，不堪回首。
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可以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物质损失挽回来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全民思想、心灵的摧残与荼毒，则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所能挽回的。
至于季羡林最后提出来的质问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这却是一个难答的问题。
艰难的解放1968年夏，北京天地两派的武斗不断扩大，北大校内两派的武斗也逐步升级。
7月22日，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领的楼房断电、断水。
井冈山兵团则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
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
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校外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附近居民及路人皆惴惴不安，视北大如战场，纷纷躲避。
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混战，震惊了中南海，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
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8时半，毛泽东亲自召见首都高校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即所谓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
毛泽东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
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
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
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
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
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派，忙于武斗。
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
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
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
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
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毛泽东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一锤定音，没有任何人敢违抗，包括自恃有靠山的聂元梓在内。
于是，首都高校的武斗立即停止下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北大。
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外文印刷厂、北京齿轮厂、财经印刷厂和67军等六个单位、四百九十二人组成。
半年后，1969年3月24日，8341部队八十一名军宣队员在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下，进驻北大。
军宣队中包括后来名震一时的四人帮爪牙迟群和谢静宜。
从此时起至i976年文革结束，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便在工人和军队组成的宣传队领导下度过了八年的漫长岁月。
宣传队进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
据统计：新北大公社向宣传队上缴扎枪、长矛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件，铁棍约200根。
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
宣传队办的第二件事是，要求两派倒旗，回各班系、各单位去联合闹革命。
8月28日，新北大公社（5000人）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宣布：从8月28日22点起，解散新北大公社各级组织。
8月29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从8月29日下午3时起，停止一切工作。
至此，北大两派长达两年多的斗争历史宣告结束。
宣传队办的第三件事，便是在全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这次清队运动，又一次执行了极左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许多无辜者。
从9月下旬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
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
根据1968年12月12日宣传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
这还不包括在此《简报》发出后六天，即12月18日夜，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内。
据l969年9月4日宣传队向市革委会上报《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1969年7月上旬转入（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9月2日告一段落。
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内含1名学生）9人，地、富、坏分子14人，共102人。
这真是王八多得腿碰腿了。
据说，通过清队以后，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了。
时令已经进入了1968年的冬季，此时工军宣传队已经进驻北大两个多月。
劳改大院内的劳改队伍逐渐缩小了起来。
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但是季羡林仍然呆在劳改队伍中，没有人来过问他。
监改人员命令所有的人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去住。
又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传下命令：各系的罪犯分别回到各系关押。
东语系便把季羡林等几名犯人提回系里，关押在外文楼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
到了外文楼以后，季羡林没有再挨打，但是没想到由于他态度不好，没有低头认罪，又遭受一次飞来横祸。
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营长赵╳╳，把季羡林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季羡林一个问题。
季羡林当时认为解放军的水平总应该是高一些的，但是令季羡林非常失望，这位营长态度极其粗暴蛮横。
这使季羡林心里非常窝火，他的犟劲也上来了，便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日记已经全部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
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
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
季羡林万万没想到，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
这位营长大概认为季羡林这个囚犯竟胆敢顶撞他这个太上皇，真是胆大包天，于是勃然变色，大声指责季羡林态度极端恶劣。
季羡林回到牢房，马上就有革命群众到屋里来贴大标语：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整个牢房被红红绿绿的标语几乎贴满了。
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对季羡林的神经已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
他夜里照睡不误，等候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
季羡林被两个东语系的红卫兵押到东语系学生住的40楼。
他看见楼外早已贴满了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顿时他明白了，因为昨天他顶撞了军宣队，这是赵营长对他的惩罚，他现在变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了。
季羡林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
先走进一层楼道，楼道本来就很窄，现在又挤满了学生。
季羡林被押着穿过人群，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声，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
他被两个红卫兵押着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飞上了二楼。
二楼同样是震天的口号和雨点般的拳头。
在嘈杂混乱声中，他又被押上三楼。
仪式完了以后，又被押回牢房。
后来季羡林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
是谁发明的，不得而知。
季羡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这样的批斗，花样虽然新鲜，但是对他也没有什么刺激，只觉得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
这位赵营长下定决心，不整得季羡林死去活来绝不罢休。
于是连夜制定方案，调集人马，布置任务，要给季羡林一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季羡林又被押到一间教研室里，那里面坐着教师，也有学生，面对面地对季羡林进行批斗。
然后是第二个教研室，第三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都批斗一通。
东语系有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
接着又到东语系学生班里去批斗，每个班批斗一次。
季羡林也记不清究竟批斗了多少次。
他说：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吧。
以每次批斗一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
反正三两天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忙。
这样的批斗能产生什么效果呢？他说：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
我爱上了这种批。
我觉得非常开心。
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
那些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1969年2月17日，宣传队根据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宣布监改大院解散，并释放分别关押在各系的罪犯。
监改大院这座由聂记校文革私设的牢房，从1968年5月建立至1969年2月解散，历时十个月。
先后关押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
1969年春节前，东语系革委会突然通知季羡林说：你可以回家了。
没有说明原因。
季羡林满腹疑问，抱起铺盖，走回了13公寓的家。
他走进家门，看见那间大房间已被封了门。
全家人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面。
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告诉他，他被关押期间，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睡在季羡林的床上，还用他们家的煤气做饭。
这个家伙还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张！否则有你们好看的。
季羡林听完，心里一阵恶心。
他拿着革委会发还的钥匙，打开了门，看见屋内一片狼藉。
又看了看自己的床，他忽然想到，自己离开这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此时季羡林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
自己现在虽说已经不是囚犯了，但是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前途仍然渺茫。
每月只能拿到的那一点钱，连吃饭也不够。
此外，还有不少外来压力。
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要注意他呀！季羡林听了虽不感到吃惊，但心里仍难免别扭。
他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
这样的身份，就仿佛成了瘟神，还有谁敢接触他呢？即使没有人告诉他现在已判了群众监督，他自己已经有点反常。
走路抬头，仍然不习惯。
进商店买东西，像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不敢叫售货员同志，可是，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好呢？当时还没有叫小姐、先生的习惯。
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
他自己都感到十分难堪，仿佛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了。
过了没多久，季羡林被指令到学生宿舍40楼去参加学习。
他第一次去40楼的时候，正是冰封雪飘的时候。
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
季羡林走出家门，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面上走过去。
季羡林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本来是个形象的比喻，可自己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来到4O楼，不久前他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这回是什么身份呢？他自己也说不清。
他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
幸而没有口号声，没有拳打脚踢，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
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
从此以后，他就以这种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学生的学习活动。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季羡林开始很不习惯。
自己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
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
学生们活泼爱动，休息时吹拉弹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季羡林则呆坐一旁，宛如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和现场的气氛很不协调。
又过了半年，8341部队进驻北大。
开始，北大师生，包括季羡林在内，都对这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抱着极大的希望。
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
可是，8341部队进校没有多久，宣传队领导小组就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可理喻的决定：北大大多数教职员工，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劳动改造。
此地天气炎热，是江西鄱阳湖地区有名的血吸虫病重疫区，苇叶上的露水珠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
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头说，这叫作热处理，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
季羡林开始是做好了热处理思想准备的，准备被发配到鄱阳湖去。
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却让他留在北京，同学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县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到了新华营后，他才知道，没让他去江西鲤鱼洲而让他来新华营，原来是另有任用。
根据上面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更好。
季羡林现在就成了这样一个活靶子。
季羡林在新华营被分配到菜窖里搬菜，曾经被拉出来，批斗过几次，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1970年旧历元旦，季羡林奉召回京。
季羡林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家，到l970年春节奉命从新华营回京，在这整整一年里，他游离于人鬼之间，滥竽于革命群众之中，是人是鬼，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毕竟不同于监改大院的囚徒，所以他称这一段时期的处境为半解放。
东语系大队人马回校以后不久，全校首批八百八十名工农兵学员便进入了北大。
大概是为了有利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学校命令各系党政办公室都搬进学生宿舍里去。
教师也要到学生区去活动。
东语系的办公室搬入了学生35楼。
35楼共有四层。
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
在二层中间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党政办公室。
季羡林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
季羡林的差事就是当门房。
领导分配的任务有三：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
第一个任务对季羡林来说，又难又不难。
领导嘱咐他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
季羡林与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相识了，他都认识。
高年级的学生，他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
可是新来的工农兵学员他一个也不认识，怎么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也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不是又难又不难吗？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
不难在有电话就接，没有电话就闲坐着。
难在什么地方呢？女生的电话特别多，她们又都住在三四层，每次传呼，季羡林都要爬上三四层楼。
虽说爬楼运动是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一项很好的体育锻炼活动，但是已经六十岁的季羡林，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也真有点吃不消。
他觉得这样不行，就改到楼外向上高呼：某某某，电话！这个办法有点效果。
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颇引起了一些麻烦。
可是，季羡林能力有限，有麻烦也就只好让它有麻烦了。
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比较容易的。
来了报纸，他就上楼送到办公室。
来了信，他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面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
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
季羡林每天早晨8点从13公寓走到35楼，12点，回家吃午饭；下午2点再去，6点回家。
每天上班十足八小时，步行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
季羡林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后来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工资，吃饭再也不用发愁。
他说：当时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也没有哪一个人敢来拜访我。
外来的干扰一点也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春光虽好，季羡林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
他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仍然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季羡林正闲坐在门房里向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供贴大字报用的席棚上贴出了许多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
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
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季羡林原来不想去管它。
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他走出了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这张大字报。
他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针对他来的。
大字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
这真是从何说起呀！对文化大革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以反周恩来、反军乱军为的目的极左的年轻人的组织。
季羡林一非青年，二又是黑帮，而且一直关在劳改大院里劳动，他哪里有资格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激进组织呢？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嘛。
几年前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春满燕园》时，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一次他连哼都哼不起来了。
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
根据1973年3月1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二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一百一十七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
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
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
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
这真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第二件事是关于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情况。
大约到了1973年，北大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快要结束了。
剩下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全校只有两三个人了，季羡林是其中之一。
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季羡林谈话，季羡林知道，这下轮到自己了。
系领导是一个解放军军官，由总支书记陪同，告诉他，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他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
季羡林一听，当然非常感动。
他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
当东语系一位同志先递给了季羡林一千五百元时，季羡林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党总支。
这位同志告诉他，还有四千五百元以后给他。
季羡林打算，一旦得到这四千五百元时，也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突然有一天，系军宣队的头儿和总支书记又找到季羡林。
总支书记问他：你考虑过没有，你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季羡林一听，愕然不知所对。
他想，要说思想问题，自己有不少毛病。
可是要说政治问题，自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只能说没有。
当时季羡林被问得很窘，半天没说话。
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
不久，总支宣委一个从中文系调来的干部又来找季羡林，告诉他，支部决议：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但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季羡林一听，勃然大怒。
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了，临了仍然给自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我的表情，他脸上也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
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
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方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
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
如果我在支部意见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道多少麻烦要找。
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
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偷译《罗摩衍那》季羡林是个闲不住的人。
他在当门房时，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无事可干。
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他很不习惯，甚至很难受。
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觉得很无聊。
这时他心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想，自己为什么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干，以打发这有涯之生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比如打麻将，可是季羡林不会，况且当门房的处境也是不可能打麻将的。
想来想去，他一生惟一擅长的事便是舞文弄墨，要找点事干，还是跳不出这个圈子。
在这个环境里，写文章还是可以的，但他当时丝毫没有写文章的心情。
而且，把大摞大摞的资料搬到门房里去做学问，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的事，是绝对要受到批判的。
最后，他想到了翻译。
这件事倒是可以干的。
他不想翻译原文短而且容易的，原因是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很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内是摆不掉的。
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省去经常换原文的麻烦，即使不能一劳永逸，也可以一劳久逸。
为什么说是无益之事呢？因为当时他想到，像他这样的人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
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有益吗？于是他经过反复的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至少有八万行。
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古代两大史诗。
同古代希腊两大史诗《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一样，都属于伶工文学一类。
也就是，最初它们是由伶工歌唱的文学。
最初的文学都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
有了文字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师徒授受，口耳相传。
最后，大约由一个人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史诗经过增删润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诗。
古希腊两大史诗最后总其大成者为荷马，《罗摩衍那》的作者则是一个叫蚁蛭的伶工。
《罗摩衍那》被称为最初的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几个世纪才定形。
旧传本约24000颂，新出版的精校本有18745颂。
《罗摩衍那》的内容也是以英雄美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中间插入许多神话、童话、寓言、小故事等等，幻想丰富，文采绚丽。
由于这部史诗产生于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所以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学等方面的内容。
《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它是印度古典文学的伟大典范，也是后来印度文学创作取材的重要源泉。
《罗摩衍那》很早就传到印尼、伊朗、中亚一带，并对那里的文化产生过影响。
19世纪《罗摩衍那》传到欧洲，引起了广泛重视，很快就有了意大利文、德文、英文的译本。
20世纪又有了俄文、日文译本。
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学会，集中人力来翻译和研究该书。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罗摩衍那》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遗憾的是，与印度有着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历史的中国，在季羡林翻译之前，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这部史诗从梵文翻译过来，所以在中国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这部史诗是宣传印度教思想的，中国古代的佛经译者当然不会去翻译它。
进入现代以后，中国懂梵文的人本来就极少，即使有能力翻译的人，又有谁敢去啃这块硬骨头呢？所以《罗摩衍那》这部闻名于世的印度史诗，始终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空白。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错综复杂，有时一件宏伟事业往往起源于一种巧合，或者说一种机缘。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季羡林没有当门房的际遇，虽然他精通梵文，也有能力翻译它，也绝不会想到去翻译《罗摩衍那》的。
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搞学术研究，翻译只是副业。
而且要翻译这部浩大的史诗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后都是一个忙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来翻译这部宏篇巨制。
可现在机缘出现了。
季羡林运气不错。
他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
当时订购外国书籍本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
他看着这几大本书，似乎感到它们熠熠生光。
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几年中，惟一使他感到高兴的事。
他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他那早已失掉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脸上。
可是，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是个门房。
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
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
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
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
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翻译《罗摩衍那》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就译诗的形式而言，就是一件颇费脑子的事。
要把每首三十二个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这本身就不容易，还要押韵。
季羡林认为诗不押韵，就不是诗。
他不按唐韵，也不按平水韵，而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大体押相同的韵，这样读起来才上口。
可是八万行诗要押韵，仅就找韵脚这一件事，就是非常困难的。
他常常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两三天日冥思苦想，夜不能寐。
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外人是很难想象的。
为了让读者对季羡林译的《罗摩衍那》有一点感性认识，在这里引其中四颂，以飨读者。
这四颂是对印度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描绘：春季在那美丽的林中平坦处，林中生的树木多种多样。
微风乍起，吹动了树木，把繁花吹落到了大地上。
（4.1.7）夏季（雨季）黄昏的霞光染红了云彩，边缘上镶着一缕浓黄，好像一片片可爱的云布，把那天空的创伤来裹上。
（4.27.5）秋季他们观看着许多池塘，涨满了水，就在路旁；点缀着带蓓蕾的荷花，活像那吠琉璃一样。
（4.13.7）冬季林中地上落满了严霜，浓绿已经有点凋落，这土地看上去就显示出，那里炎阳已经变得温和。
（3.13.20）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
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
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罗摩衍那》汉译本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也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1985年，季羡林被邀请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并给最高礼遇，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席。
1994年，《罗摩衍那》汉译本荣获了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逆境成材，发愤著书的人算过一笔总账，他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长长的名单上再增添一人：季羡林身陷门房，而《罗摩衍那》译出。
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季羡林在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悲剧中，犹如炼狱里的游魂一般，历尽劫难，九死一生，隐忍苟活，总算活了下来。
按照前文的惯例，在这里应该总结一下季羡林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然而这已经无从谈起。
作为一个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季羡林在这十年里的学术研究成了一个空白点。
这十年正是季羡林从五十五岁至六十无岁的十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这个年龄段，应当是成熟时期，收获的季节，是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大放异彩的时期，可是，在这大好时候，季羡林却在文革的炼狱里受难。
不过，既然是在劫难逃，慨叹、惋惜也毫无用处，只好效法季羡林，说一声：天凉好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