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晚年生命积淀的喷发

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

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浩劫过后的辉煌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同日，中共北京市委对四人帮在北大的爪牙迟群、谢静宜实行隔离审查。

l0月10日，查封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梁效（两校）。

所有大批判组成员集中学习。

10月24日，北大四千三百多名师生员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粉碎江、王、张、姚反党集团的胜利大游行。

1977年11月23日，进驻北大的军工宣传队撤离学校。

邓小平点名请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大拨乱反正，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以便把干部和教师们解放出来，投入新的工作。

据《北京大学纪事》载：十年内乱中受审查的正、副教授共184人，占当时正、副教授总数185人的99.4%。

经复查需做出书面结论的有l1l人，已全部平反，其中迫害致死的18人。

又载：根据有关规定，全校共清理1l39人的材料，清理后共销毁材料2040公斤。

这真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数字！全校一百八十五位正、副教授中，仅一人未受到审查，这正应了当年军工宣传队所谓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估计。

北大岂不真的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吗？被迫害致死的十八人，这些冤魂即使得到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呢？重达二千多公斤的材料更让人闻之不寒而栗。

人们不禁要问，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不管怎样，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噩梦已经过去了，迎来的是灿烂的朝阳。

北大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步子较其他院校走得更快一些。

到1981年，北大正、副校长七人中，教授四人，中层干部中，正、副教授七十七人，占30.3%。

三级以上教授均配备助手。

一、二级教授家均由公家出钱安装电话（家庭电话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事）。

由于按规定可享用汽车的教授人数太多，而缺少车辆七十七辆，学校不得不表示遗憾。

改善教授、副教授的住房条件，虽经过努力，几经调整，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是目前矛盾最尖锐的问题之一。

正、副教授的配偶、子女调京问题，经校方努力，已解决得八九不离十。

总之，历史再次重复。

知识分子的命运，像烙饼一样，又翻了一个个儿。

他们又重新受到了党的重视和群众的尊敬，被视为国家的财富而不是垃圾。

中文系的教师们又开始讲授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诗词；西语系的教师们再次开设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的专题讲座。

文革以后，季羡林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

为了明晰起见，且把文革后季羡林的官职择要如下：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3月，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l978年7月，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1978年12月，再次当选为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

1979年1月，官复原职，被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

1980年5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0年11月，被选为北京大学第七届党委委员，并且被选为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六名代表之一。

1983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除此而外，他还兼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等五十余个职务。

季羡林的职务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住，如果印在名片上，三张名片也不够，所以他平时不用名片，必须交换名片时，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北京大学教授这一个头衔。

季羡林的飞黄腾达，他自己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的心思在研究学问上，而不在做官上。

可是，这却使过去痛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胆战心惊。

他们怕他报复，感到忐忑不安。

但是，季羡林没有这样做。

他说：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

原因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

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

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牛棚杂忆·自序》）季羡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今天，他仍然友善而亲切地同过去整过他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开会，一起聊天，毫无芥蒂，没有半点隔阂。

过去的事一风吹了，真正做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使许多曾经整过他，批过他，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深受感动，反而自觉愧疚。

其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歉意。

季羡林都向他们表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他甚至有时还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做解释和安抚工作。

季羡林这种深明大义的行动，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使他在北大，在东语系，没有一个私敌。

他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而那位曾经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则早在1971年便因挑动武斗，镇压群众，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等罪状，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

l978年被开除党籍、公职，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依法判处聂无梓有期徒刑l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从冬眠中醒来历史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它的难以预测。

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会出现一个社会安定，欣欣向荣，人心舒畅的社会局面；谁也没想到在经济滑到崩溃边缘以后，中国会出现经济繁荣，持续增长，脱贫致富的大好形势。

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

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四人帮垮台的时候，季羡林同广大群众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他的心合着群众的锣鼓声而颤动。

他在形容当时兴奋的心情时说：我立刻想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那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著名的诗。

诗的前四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表达我的喜悦心情于万一。

他又说：解放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历过。

可见他在文革结束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喜悦。

但是，从l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中，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季羡林的思想状态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他说：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消除。

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从不可接触者到可以接触者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

这个转变过程最后完成的标志，便是他创作的散文《春归燕园》。

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1962年写的散文《春满燕园》，他为了这篇文章吃够了苦头。

到了1978年深秋，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季羡林凭直觉，感到春天真正要来临了。

当时的时序虽然是秋季，但是他却感到大地春意盎然心中溢满了春光。

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特意再走了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

他徜徉未名湖畔，看到男女学生们在黄叶林中于湖水岸边，都在认真地读着书，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复回荡。

他想到，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标签，今天恢复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

他又想到，四人帮这些家伙生性与人不同，凡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春天、美景、鲜花，他们都憎恨，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现在，这一群丑类终于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景象。

他倍感心舒气爽，激情满怀。

就是在这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支配下，他又拿起笔来，再写了一篇歌颂燕园读书声的散文，取名《春归燕园》。

写完《春归燕园》，季羡林的思想终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摆脱了一切束缚，完成了思想转变的过程，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信念和欢乐。

后来，他把写《春满燕园》和《春归燕园》两篇散文时的心情作了对比，我自己感觉得，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

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

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快乐大大超过苦恼。

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人格的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已经年逾古稀，满头银发，额头上增添了许多皱纹，看上去俨然一老翁的样子。

正如臧克家在1980年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中所描写的：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

但是，季羡林自已却一点老的感觉都没有。

他终日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骑车的速度之快让家里人常常替他担心。

此时，季羡林身兼数十个职务，终日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

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

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

这个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工作主要是立法、任命国家高级领导人。

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

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这当然也会占去不少时间。

季羡林打心眼里并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个开会专业户。

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过去三十年已经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正是他搞学术研究的大好时机，不能再错过的了。

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

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

季羡林既不能不做官，又不想失掉做学问，那就只好挤时间了。

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仍然凌晨4点起床，伏案写作，8点以后去上班。

再利用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地读书、写作，连节假日也全部搭进去了，甚至把时间的边角废料都利用起来。

几年下来，他的政务没有耽误，学术研究也获得了大丰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而且创作了数十篇精美的散文。

季羡林是怎样做到、的呢？他在《季羡林自传》中写道：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

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

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

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

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

但是有多少人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

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心烦意乱，啼笑皆非。

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

《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

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谜》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

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

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

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

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

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希望开会了。

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初看让人忍俊不禁，继而令人感慨万端，最后使人黯然神伤。

那些以开会为业，以开会为乐，以开会出名，不开会则无事可做的开会迷、开会专业户、开会专家们，都应该读一读季羡林这段文字，从而了解一点开会的真实效果，以免浪费参会者的宝贵生命。

季羡林说：我不是做官的料。

可是几十年来，命运又使他与官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革以后更是官运亨通，从系主任升至副校长。

季羡林是怎样做官的呢？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刋登过杨匡满写的文章《为了下一个早晨》。

这是一篇介绍季羡林事迹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一段是谈他怎样履行北大副校长职责的：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

我家里也没水。

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行行行！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去就吃不上好菜……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

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的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谁让他没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

这句话概括了季羡林是怎样做的官。

季羡林担任副校长那阵子，经常可以看见他着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东奔西跑的身影，他那满头的白发十分惹眼，远远的就能看出来。

像修水管，食堂开饭时间，打熄灯铃一类鸡毛蒜皮但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每天多如牛毛，都要他去解决。

而他要解决这些问题，只靠发号司令是行不通的，常常还要亲自向有关部门的老爷们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解决。

这哪里像个官呢？可季羡林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做官的。

除了兢兢业业，季羡林做官还铁面无私。

季羡林从来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

在当官以后，更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开后门。

上世纪80年代初，臧克家的女儿苏伊想在北大南亚研究所谋一个一般职员的工作。

当时季羡林恰好担任南亚所所长，这样的事只要他点个头就能办到，但是由于苏伊不具备进入南亚所的条件，最终还是被季羡林婉拒了。

季羡林与臧克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又是老校友，老乡。

前文曾提到，季羡林回国到了上海，就曾住在臧克家家中，在臧家的榻榻米上睡过好些日子。

解放后，他们过从甚密，每年春节，季羡林必定要从北大进城去，到臧克家住处拜年。

臧克家曾鼓励季羡林入党。

他们的友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甚至可以说臧克家是季羡林为数不多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可是，这样的老友有求于他时，他仍然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没有开后门。

这样的事在今天说起来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

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在《我崇敬的季羡林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季先生的言语、行动，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弯抹角，不来什么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

记得八十年代初，小女苏伊因为不习惯工厂车间的噪音，进厂半年，就得了高血压症。

她坚持了五六年，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托季先生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亚研究所里当一名职员，换换环境，可以接触一下文化气氛。

季先生听了，马上约苏伊去谈话。

我陪苏伊去见季先生。

他问苏伊：你读过《大唐西域记》没有？这可是南亚所的入门书，到我们所，都得先考这本书。

当时，苏伊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哪里读过什么《大唐西域记》？我们原以为只考考一般常识，一听，就傻了。

回家后，赶紧向图书馆借书突击。

不久，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对，苏伊被录取；一年后，她又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派给她父亲当秘书，就没有去南亚所应考。

我们都认为季先生按南亚所规章办事，是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季先生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

郑曼女士（也包括臧克家在内）是深明大义的人。

她没有把季羡林秉公办事，不开后门，婉拒了她女儿入南亚所的事看做是不近人情，反而称赞季羡林这样做是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觉悟，季羡林一贯坚持原则，有时也会招到个别人的非议，但是他却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戴和尊敬。

有一次，季羡林在校园里的路上走着，忽然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他的面前。

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季羡林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

季羡林答道。

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

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

说完，年轻人又转身上车，飞驰而去。

另一次，季羡林正同一位教师在校园里同行。

迎面开过来一辆轿车，汽车开到他们面前，戛然而止。

从车上下来一位陌生的年轻人。

他走到季羡林面前，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他知道季羡林要去的地方后，便请季羡林上车，可是被季羡林谢绝了。

之后，这个年轻人又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回到自己的车里。

他开着车尾随在季羡林之后，缓缓地行走。

季羡林多次站在路边招手示意让他开过去，但他没有开过去，仍然慢慢地尾随于后。

一直到了岔路口，季羡林停住脚步向这位青年招手致意，年轻人在车上按了一下喇叭，才驾着车向另一条路开去。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用这句诗来比附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恰如其分的。

重返哥廷根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后，他又回到了当年留学德国时住过十年的哥廷根来了。

1980年11月，他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访问，其中有一站，便是访问哥廷根。

他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他频频地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梦吗？可是车窗外的景物和行人告诉他，这的确是事实。

此时，他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

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和事一幕幕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

那些尊敬的老师们的笑容又呈现在他面前。

那像母亲一样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他眼前。

当然那宛宛婴婴的伊姆加德小姐的美丽的面孔，也在他眼前活动起来。

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他眼前。

一霎时，影像纷乱，他心里也像开了锅似地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停了。

季羡林飞也似地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

忽然一首唐诗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为什么会涌现这么一首诗呢？季羡林立刻意识到，这座只有十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他的心中，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他在这里度过的十年，是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之时，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他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持过。

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他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小城中漫步，他心潮汹涌，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有欣慰，有惆怅，有追悔，有向往，感情上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重压。

哥廷根几乎没有变。

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铜像，同三十五年前一模一样。

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

季羡林感到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

他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

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

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就是当年的那一位。

他感到仿佛昨天才在这里吃过饭。

广场周围的铺子都没有变。

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

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

总之，他看到的一切同原来一模一样。

他甚至怀疑眼前的一切，对自己问道：我真的离开这里已经三十五年了吗？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江山依旧，物是人非。

他想到，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些人，他知道有的已经去世。

有的虽不知生死，但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超过一百岁，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

但是，他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

首先，他要去看一看自己住过整整十年的房子。

他知道，母亲般的女房东早已离开人世，但是房子还在。

他走到那条熟悉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

从前他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水来刷洗人行道，现在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洗刷过似的。

街拐角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

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

他走到当年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层楼他住过的那一间屋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

他蓦地一阵恍惚，仿佛自己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了。

他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来到自己住过的房间门口。

他下意识地想用钥匙去开门，但立刻就住了手，因为他醒悟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一家人了。

他曾多次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真的来到房门前，却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

他在房门外徘徊了片刻，怅然若失地踱下楼。

他下一个打算访问的便是伊姆加德小姐。

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节中，曾经写过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

季羡林离开哥廷根以后，曾经同伊姆加德小姐通过几次信，后来就断了音讯。

但是，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他从未忘记过这段爱情经历，也从未忘记过伊姆加德小姐。

现在重返哥廷根，虽然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然而年轻时留下的珍贵感情使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同伊姆加德小姐见上一面，这个打算在他重返哥廷根的路上早就决定了。

他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当年伊姆加德年轻活泼、如花似玉般的美丽形象，又不断地想象，现在应该年届花甲的伊姆加德小姐又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他想来想去，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

季羡林对伊姆加德小姐的家太熟悉了，他曾经去过不知多少次。

伊姆加德家同欧朴尔太太的家在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远。

季羡林从欧朴尔太太家出来，便径直向伊姆加德家走去。

他来拜访伊姆加德小姐，事先没有同她联系，想给她一个惊喜。

他来到伊姆加德家门口，心里有点紧张，稍微镇定了一会儿，抬手敲了敲门。

他满心希望开门的是伊姆加德小姐。

当年的两个年轻恋人，经过几十年的分离以后，大家都变成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再一次相见，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兴奋，又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就像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一样。

季羡林脑子里飞速地闪过这样念头。

可是，门开了，开门的却不是伊姆加德，而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

季羡林向他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

她摇了摇头，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伊姆加德小姐这个人。

季羡林愕然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连忙表示歉意，扫兴地退了出来。

后来，他又多方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下文。

前文中曾经提到，2000年时，香港电视台的一位女士，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

据她说：她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小姐，并且访问了她。

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小姐其实就住在她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

就这样，阴错阳差地，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失之交臂，错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伊姆加德小姐见面的机会。

不过，后来在好事者们的帮助下，季羡林在九十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伊姆加德小姐从哥廷根寄来的贺年片和她八十岁的照片，多少得到一些慰藉。

但是由于伊姆加德小姐年事已高，已经不能乘越洋飞机来北京与季羡林见面了，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幸运的是，几十年来他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仍然健在。

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八十六岁。

季羡林同他的博士父亲及夫人会面的地方，不在他熟悉的教授的家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

别人告诉季羡林，教授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赠给了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

养老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

但是，季羡林想：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

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

他们不是来健身，而是来等死的。

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

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零丁，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季羡林看见眼前的一切感到有些心酸。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而季羡林也见到了他几十年想念的博士父亲。

他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兴奋啊！但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季羡林渐渐感到，他的博士父亲的晚景并不十分美好。

虽然生活条件是一流的，然而心境却很孤独、寂寞。

他在《重返哥廷根》中写道：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

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

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

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

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

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

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

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

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

在见面过程中，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当季羡林把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第一卷（当时刚出了第一卷）躬躬敬敬地送给他的老师时，万万没想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立刻板起脸来，很严肃地对季羡林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一听，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向老师解释。

他了解老师的心情，是希望自己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而不是搞什么翻译。

可是，这位德国老师哪里能了解自己的处境呢？自从回国以后，他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么搞佛教研究呢？解放以后，运动不断，搞学术研究被视为白专、修正主义，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又怎么敢搞佛教研究呢？文革十年，自己被批斗、被劳改、被痛打、被折磨、被关牛棚，成为非人、不可接触者，九死一生，苟且偷生。

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要说研究佛教，就连研究佛教的念头都没有了。

这一切他能跟他的德国老师说吗？就算说了，德国老师能听得懂吗？他会相信吗？再说，自己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别人听起来简直像听天方夜谭一样荒诞离奇。

在当门房的时候，每天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地翻译，整整五年时间才完成。

好在文革结束了，重开天日，《罗摩衍那》才得已出版。

这些情况要向这位八十三岁的德国老师说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他觉得还是不说为好。

季羡林对老师的批评只好保持沉默，没有作任何解释。

谈话已经很晚了，季羡林站起来，想告辞离开。

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季羡林只好重又坐下。

他心里陡然凄凉起来。

他想：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

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谈话到了深夜，季羡林狠了狠心，向教授和夫人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

老教授一直把他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显出难分难舍的神情。

季羡林此时也依依不舍、心乱如麻。

他写道：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的嘴里传到自己的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

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

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重返哥廷根》穷年忧黎元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一个传统，就是忧国忧民。

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路忧下去，到了20世纪的鲁迅，发出了寄意寒心荃不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

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当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优良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

但是，历史上没有几个统治者是喜欢这种传统的。

他们喜欢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因此，知识分子这种不识时务的忧思、诤谏，往往会碰得鼻青脸肿，弄不好，甚至还要掉脑袋的。

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特有的情结，这种怪脾气，却从来不改，反而一代一代地延续发展着。

季羡林当然也有忧患意识，而且比常人更强烈，更深沉，更执著，用忧患与生同在来形容，也不为过。

他为农民的疾苦而忧，为青年学生的前途而忧，为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忧，为国家民族的前程而忧，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而忧，为地球生态平衡遭破坏而忧，甚至为小猫小狗、小花小草而忧。

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百忧如草雨中生。

季羡林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只在农村生活过短短的六年，但是他和农民天然的血缘关系，使他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倍加关注农民的疾苦。

他与农民的这种感情，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是大不一样的。

就拿下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说，城里人与乡下人对待它的态度往往截然相反。

春天，风和日丽，万紫千红，突然阴霾满天，雨雪纷纷，在城里便会造成出行不便，交通拥堵，车祸猛增，医院里急诊室人满为患，此时，城里人便会诅咒这鬼天气，怨声载道。

可是在农村，农民却称之为春雨贵如油，欣喜万分。

夏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人人汗流浃背，暑热难耐，突然，一阵暴雨袭来，热气一扫而光，凉风习习，此时，城里人便会说：好一场豪雨，下得正是时候。

但是，在同一时间，农民却在为场院里晾晒的麦子被雨水浇了而心如刀绞，抱怨老天爷不长眼，下雨也不挑个好时候。

季羡林这种时候人在城里住，心往乡下想。

1995年，北京缺雨，华北也普遍少雨，土地龟裂，秧苗枯黄。

此时的季羡林忧心如焚，终日坐卧不宁。

在多日没有下过滴雨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刚刚在装修过的阳台上坐定，忽然阳台顶上盖着的铁板发出了叮咚叮咚清脆的响声，似乎是雨滴声，季羡林的精神顿时为之一震，从书桌上抖擞站起来，漫卷诗书喜欲狂，推开了手边的稿纸，静坐谛听起来。

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混成一片，大雨倾盆而下。

此时，季羡林心旷神怡，心花怒放，联翩浮想，拿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喜雨》。

可是，对季羡林来说，喜雨和爱花常常会产生一点小小的矛盾。

季羡林爱花，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

他特别爱玉兰花，不但在自己窗下亲手种了一棵玉兰树，而且，每当玉兰花开的时候，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要长途跋涉，到西山大觉寺去欣赏那棵名震京华的老玉兰花树。

玉兰四月开花，恰是北方农村盼望下雨的季节。

玉兰花又最怕雨打。

雪白如玉的满树玉兰花，一场雨后，就只剩下春风寂寞摇空枝了，令人惨不忍睹。

季羡林爱花，又盼雨，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也。

季羡林究竟该割舍哪一个呢？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下了决心：我宁肯要雨。

季羡林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心里却时时惦念着故乡。

1980年以后，他曾四次返乡。

每次回去之前，心中都惴惴不安。

他说：我希望见到农村，但又怕见到的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的农村。

前两次回乡，虽然改革大潮已经在农村兴起，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新气象，然而他的家乡一带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稀稀拉拉的庄稼，残破的房屋，农民还在用原始工具劳作，一点现代化的痕迹都没有，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片灰黄。

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心里郁悒了好久。

后两次回乡，特别是2002年回乡扫墓，家乡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地里庄稼一片油绿，生意盎然，村中红砖小房，鳞次栉比；公路上，行人、自行车、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

季羡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他立即写了《故乡行》一文。

文中写道：近十几年来，我总共回家四次，目睹家乡旧貌换新颜，一次比一次显著。

看到这样的变化，我这个境外游子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这就是季羡林对农民的切切深情，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农村情结。

再说说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担忧。

季羡林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教师。

除了当过一年中学国文教员（当然也是教师），其他时间，就是在北京大学教书，至今已经有五十七年了。

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第三代、第四代再传弟子，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字。

说他是现在北大学生的祖师爷，名副其实；说他桃李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比喻。

每逢他的生日，前来给他祝寿的弟子，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

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季羡林终生与学生相处，他对青年学生知之甚深，爱之甚切；既有师的严厉，又有父的慈爱。

到了晚年，更有一种祖父对孙辈的宽容与期待。

1986年冬天，北京高校中出现了异常情况。

一股学潮，从南到北，滚滚而来。

青年学生们激动起来了。

他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同政府发生了冲突。

北大学生更是一马当先，群情激昂，罢课，去天安示威。

形势十分严峻，局势有些不稳。

学潮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季羡林见此情况，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容易感情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是他既无法劝阻学生，又无力向上陈述自己的意见。

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忧心忡忡。

恰巧此时，他的老同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让人传来信息，想找季羡林谈一谈学潮问题。

大概胡乔木此时也有些着急，想了解一下学潮的真实情况。

但是胡乔木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可能包围他的汽车，所以他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家里去谈一谈。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向对官敬而远之。

尽管胡乔木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而且与其他的官不同，从未在季羡林面前摆过官架子，还多次亲自到北大来拜访过季羡林，有时，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季羡林一份。

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忘不了送季羡林一筐。

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

投桃报李，季羡林本来应该回报点什么东西，可季羡林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而且一次也没有去胡乔木家回访过。

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

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不管怎么样，这一次胡乔木邀请季羡林去他家谈学潮问题，季羡林不但立即答应了，而且有点迫不及待。

即使胡乔木没有发出邀请，季羡林本来就打算去找胡乔木谈一谈。

因为学潮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前途命运，在季羡林看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传统心理作怪不作怪。

胡乔木派自己的车来到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

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

季羡林坐在车里，车子在燕园里慢慢行驶，透过车窗，他看见青年学生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显得又稚气又可爱。

他心里想，这次去见胡乔木，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决不能让这些可爱的青年学生受到伤害。

车子进入中南海，来到胡乔木的处住。

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

他全家人都出来欢迎季羡林。

他把家人打发到另外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促膝而坐。

胡乔木像往常一样，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开宗明义，先声明说：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

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季羡林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

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说话，胡乔木在一旁静静地听。

季羡林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单明了：青年学生是爱国的。

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

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

最后，胡乔木说话了。

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并且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季羡林听了胡乔木的话，心里非常高兴。

胡乔木留他吃午饭。

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如此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

由此，季羡林对胡乔木又增添了一层好感。

季羡林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北大。

他想，这一趟中南海总算没有白去，兴许他的意见能起到一点作用，学生不致因为学潮而受到伤害。

可惜，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季羡林为学生申辩的一席话，在上者并未听进去。

学潮越闹越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的风波。

但是，季羡林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

他对青年的爱心永远令人感动和崇敬。

季羡林忧国忧民的事迹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又影响巨大的，莫过于他写了《牛棚杂忆》一书。

1998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

《牛棚杂忆》薄薄的一本，还不到二十万字，与季羡林等身的著作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

可是，该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上下，出现了人人说‘牛棚’的奇特社会现象。

《牛棚杂忆》成了畅销书，经常在图书发行榜上名列前茅。

第一次印刷虽高达八万册，却到处喊买不到，不少人只好冒昧向作者求援。

后来，根据国内外流行的情况，权威部门估计，盗版数大约在八九十万册之上。

《牛棚杂忆》受到读者如此欢迎，连季羡林本人也没有想到。

一时间，季羡林的上报率，上镜率猛增。

季羡林和他的《牛棚杂忆》成了人人争说的话题。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他被媒体戴上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

虽说季羡林没有料到《牛棚杂忆》发表后的轰动效应，但是他写这本书时，却是煞费苦心的。

他再三犹豫，几经修改，而且该书能够问世，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季羡林从1988年3月开始写《牛棚杂忆》，到l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一本草稿。

这个草稿在抽屉里压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到了1992年春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

1992年6月3日开始，他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将其抄成了定稿。

草稿与定稿之间的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季羡林在《后记》里写道：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

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

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

否则，我只能说谎。

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

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l992年6月，季羡林把《牛棚杂忆》抄成了定稿后，仍然把它压在抽屉里，没有拿出来出版。

这一压，又是六年，直到1998年，才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他在解释这个缘故时写道：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

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

谁要是中了它，就像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

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研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

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大如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理性。

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

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

他们中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

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

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

我的书里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

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自序》那么，季羡林为什么在1988年时决心写这样一部书呢？他接着写道：这十二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

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

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

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

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

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

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

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

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刻改变颜色。

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

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

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

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

我们当今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

季羡林反思，观察，又困惑不解。

他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

特别是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一些国家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

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可是，他的期待落了空。

他写道：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

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

此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

他希望那些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也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

他说：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

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

季羡林这个期待当然又落了空。

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删繁就简，渐趋凋零，而季羡林此时也已年过八旬，垂垂老矣。

他不能再等了。

到了此时他才醒悟过来，自己的期待实在过于天真，他写道：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不肯动手呢？期待别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

《牛棚杂忆》出版以后，季羡林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

这些来信大部分都不是一般的赞扬或感想，而是联系个人、家庭及亲身经历，出自内心感谢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个巨大贡献，认为这本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著作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又未说的话，来信者，既有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也有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年轻学生。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本书，引起的共鸣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能不奋笔疾书，把自己心中憋了多年的话都掏出来说给他们十分尊敬的作者听。

《牛棚杂忆》的问世，打破了封冻了二十年的坚冰，开辟了反思历史的新局面，之后，陆续出版了一批思忆文学著作，让人们温故而知新，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一股巨大动力。

季羡林为此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新时期文坛骁将季羡林今天成为学界名人，被人称为大师、泰斗、国宝级人物，这与他的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与他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在学术园地里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笔耕不辍，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分不开的。

同时，这二十余年中，年逾古稀的季羡林在整个文化界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参加过众多文化学术领域的建设工作，成为学界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还以思想解放、独立思考、敢说真话、勇涉禁区，标新立异，而备受世人关注。

从l978年起，改革开放宛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整个政治大环境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季羡林感到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地思考了，从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起来。

这可以说是他在这二十余年中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属于他个人的特殊原因。

他说：我性与人殊，越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了。

季羡林一个晚上写成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是家常便饭，一年完成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也轻而易举。

他在《九十述怀》中曾说：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

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

从1992年到今天十年中，季羡林又写了将近四百万字的文稿，平均每年四十万字。

耄耋之年的老人能有如此惊人的笔耕速度，说性与人殊实在是一点也不夸大。

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

他开玩笑地说道：从1978年一直到今天的二十年中，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

我有时候胡思乱想，自己开玩笑：‘如果老天爷或者阎王爷不让我活这样大年纪，让我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肚子里还有一些丝来不及吐出来，对于我自己，对别人是这样，岂不是一个损失吗？’季羡林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但他若是真的在文革中自杀成功，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话，不说别的，像八十万字的《糖史》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译释》这样重要的学术著作就不可能问世了。

因为在当今中国，能写这两本著述的，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人。

那该是多大的损失啊！季羡林是一位杂家。

他是语言学家、佛学家、比较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又是散文家。

一般人也许读不懂他的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的专著（吐火罗文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不足三十人懂得），但是，读得懂他的比较文学、东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的论文，更读得懂他的散文《留德十年》、《牛棚杂忆》、《清塘荷韵》、《二月兰》、《听雨》等，从而对这位泰斗的思想、学识和人格有所了解。

这是季羡林广为人知又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看季羡林在新时期的二十余年为推动学术繁荣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此期间，他通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和标新立异的见解。

1、重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源于19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比较文学是在20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

在许多国家，比较文学专家辈出，灿如列星，有的甚至形成学派。

大家公认的学派有：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西欧学派、美国学派等四个独立的学派。

从全世界学术界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在2O世纪已经成了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

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

根据乐黛云教授的论点：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O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

不过，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在2O世纪2O年代末、3O年代初。

当时最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是吴宓和陈寅恪。

吴宓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课程；陈寅恪则开设了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

清华大学在当时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他们是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杨业治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实绩则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学》和钱钟书的《谈艺录》。

由于这些学者的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可惜的是，建国三十年来，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比较文学被列为学术禁区。

理由是：不同阶级的文学没有可比性。

无产阶级文学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文学不能相提并论。

不管这个理论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在当时它却是统治思想。

于是比较文学课程从大学中砍掉了，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术界也消失了。

到文革结束时，这门在世界各国大学里普遍开设的课程，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1980年，社会刚刚开放，人们的思想远没有今天这样解放，学术文化领域里各种禁区林立，壁垒森严，比较文学这个禁区，当时还无人敢于涉足。

到了1981年，我国同国外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许多国外的书刊又传了进来，其中包括研究比较文学的刊物和书籍。

季羡林看了这些著作后，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苦恼。

兴奋的是，现在终于打破了那些无形的枷锁；苦恼的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在当时，许多人对于打开国门让西方的思想文化进入国内还顾虑重重，最主要的担忧就是害怕国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污染了我们的头脑。

就在许多人惊呼打开窗户，装上纱窗，防止外面的蚊子、苍蝇进来的情况下，季羡林决心打破比较文学研究这个禁区。

1981年1月，在季羡林的倡导下，北大与语言文学有关的四个系和两个研究所内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

大家一致推举季羡林为会长。

研究会很快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

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下，1983年6月，由南开大学、天津师大发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

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1984年，由季羡林主编的全国性比较文学期刋《中国比较文学》在上海创刋。

辽宁大学、广西大学、暨南大学随后也召开了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

不久，辽宁、上海、吉林、江苏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比较文学学会。

1985年以后，比较文学课程在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设起来。

1987年，国家教委规定：比较文学为某些系科的必修课。

到了8O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

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走向世界。

1982年，三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世界比较文学纽约年会，都提出了学术报告，其中一篇被载入《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

1983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首次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1985年，杨周翰教授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

季羡林不但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重新开展的发起人，也是这项学术活动的实践者和引路人。

季羡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比较文学研究家。

在解放前，他曾写过不少比较文学论文，如：《老子在欧洲》、《猫名寓言的演变》、《柳宗元取材来源考》等。

从1978年开始，季羡林又重新开始研究比较文学，并且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如：《里的印度成分》、《在中国》、《吐火罗文A（焉耆文）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关于神韵》、《说嚏喷》等。

季羡林的比较文学论文，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用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说话，决不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因而令人信服。

而且由于他学贯中西，能融古今东西于一炉，写起论文来旁征博引、视野开阔、切中肯綮、深入浅出，为学者们所称赞。

季羡林不但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优秀的论文，还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张。

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就是呼吁建立中国比较文学学派。

季羡林认为：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

对我们来说，比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我们是想通过各国文学之间，特别是中国文学同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探讨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我们的借鉴，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传统中的精华，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新文艺。

过去一百多年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成绩是巨大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始终在欧洲文学这同一个文化圈内进行比较，从而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论。

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东方文学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其局限性十分明显。

季羡林针对世界比较文学的这种片面性，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

这四个文化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

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

这样形成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哪个人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

既然如比，研究比较文学就必须重视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重视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等许多东方国家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巨大影响，其中包括对欧洲文学的影响。

季羡林的新理论，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重视，特别得到亚洲各国学者的支持。

此基础上，季羡林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

他在《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决定拿来或者扬弃。

我们决不无端地吸收外国东西；我们决不无端地摒弃外国东西。

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拿来，否则就扬弃。

这一点功利主义我看是必须讲的。

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

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

季羡林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们的一致赞同，也得到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

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季羡林谦虚地以比较文学的一个没有成就的老兵和一个忠诚的比较文学的啦啦队员的身分，及时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引导中国比较文学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比如，2O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在中国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但是一些人误以为比较文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一时间，文坛上出现了一些乱比瞎比的文章。

季羡林在读了大量比较文学论文之后，感到照这样比下去，中国比较文学将会出现危机。

于是他写了《比较文学之我见》一文，提醒学者们注意这一不良倾向。

他写道：现在不少作者喜欢中外文学家的比较。

在中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等。

又在外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选的标准据说是有的，但是我辈凡人很难看出。

一旦选定，他们就比开。

文章有时还写得挺长，而且不缺乏崭新的名词、术语。

但结果呢？却并不高明，我不说别人，只讲自己。

我自己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总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处，写了犹如不写。

比较文学真好像有无限的可比性。

可比性而到了无限的程度，这就等于不比。

这样一来，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篇地出，而比较文学亡。

他指出：比较文学的比较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也可以称为规范。

他说：这个想法在将近六十年前就有人讲过了。

接着，他引了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的一段话，告诫那些乱比、瞎比的学者。

陈寅恪先生写道：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文学研究之真谛。

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

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

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可言矣。

从陈先生的话中可以看出，乱比、瞎比的歪风，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就曾经出现过。

8O年代这一次，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罢了。

当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出现表面上兴旺发达，实际上在一片繁荣的掩盖下，文章空泛肤浅、夸夸其谈，言不及意，难以深入下去的时候，季羡林又感到忧虑了。

他及时写了《广通声气博釆众长》一文，指出：救之之方，只有一条：广通声气，努力学习。

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

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

既接受，也给予。

博釆众长，必有所得。

所谓努力学习，首先指的是要学习文艺理论。

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

我们都应该下功夫努力学习。

‘釆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

只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出现新气象，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从婴儿阶段步入成人阶段。

一批中青学者写出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比较文学著作。

这些著作将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之内，使西方学者感到耳目一新，从而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渐形成。

2、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胡适是一个享有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

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甚至教育史上，胡适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一个物议沸沸扬扬的人物，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人物。

解放后，胡适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

人人谈胡色变，他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他那句本来是正确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受到了批判。

又说他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把他看得比中统和军统特务还危险，还要坏的人。

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在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中，曾同胡适共过事，当时胡适是北大校长，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两人交往颇多。

胡适的著作季羡林几乎都读过。

可以说季羡林对胡适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对胡适其人是比较了解的。

在季羡林看来，胡适并不像报刋上宣传的那么坏，那么危险，他仅仅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而且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学术领域也开始活跃起来，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和议论频频出现在报刋上，但是还没有人敢涉足有关胡适评价这个禁区。

季羡林觉得，由于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胡适，既不了解他的为人，也不了解他的学术（解放后基本没有出版过胡适的著作），而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发言权的，应该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

而且，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牵涉到许多学术问题的大事。

自己有必要为此写一篇文章。

当时，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

季羡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实事求是地写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

l987年l1月，他提笔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

文中写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

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

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接着，文章就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

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

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

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

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对国民党也不例外。

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

我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

我只想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一群走狗一涌而上。

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风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

文章又针对胡适对国民党闹独立性是小骂大帮忙的论点，进行了反驳：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

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

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

通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

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

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

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

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是解放以来第一篇实事求是评价胡适的文章，并且在文章里驳斥了长期以来扣在胡适头上的种种错误罪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左思潮尚有较大势力，胡适在一般人眼里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追随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文人；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在人们头脑中还记忆犹新。

敢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有大勇气的。

季羡林当然知道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冒风险的，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但是，他是一个是实事求是的人，讲真话的人，有话憋不住的人。

他下决心要做的事，谁也劝不住。

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

令许多人大吃一惊，也让季羡林的朋友们为他捏一把汗。

但是，后来并没有出现争论，也没有批判，只是圈内的人在私下议论纷纷。

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就过去了。

季羡林在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

文章终于发表了，反映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季羡林后来又写过几篇有关胡适的文章，详尽地阐明了自己对胡适的看法，并且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

其中一篇题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这篇长文是为安徽出版社出版二千万字的《胡适全集》写的序。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文章的立意就在拨开多年来罩在胡适身上的迷雾，或者说，涤去泼在胡适身上的污泥浊水，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

由于篇幅限制，在这里略去有关胡适在中国近百年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为学者的胡适和作为思想家的胡适三节的内容，只介绍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胡适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两节中的有关内容，以见季羡林心目中的胡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读者如对全文有兴趣，可以找来原文阅读。

（载《季羡林散文全编》第五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在季羡林看来，尽管胡适毕生喜欢政治，甚至迷恋政治，可胡适不是一位政治家。

在胡适所处的时代和地区，同中国历史上一样，一个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禄的。

而胡适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要害之点，他仅仅是热衷政治的书生或者‘书呆子’。

在这方面，胡适是缺乏自知之明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季羡林举了一个亲眼所见的事例：解放前夕，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在南京导演了一幕选举国大代表和选举总统的喜剧。

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忽然传来了一阵流言说，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

对于这个流言，我们几个对政治最无经验、最不感兴趣的在适之先生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好笑，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法。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焉能把即使只是傀儡性的总统让别人干呢？然而，根据我的观察，胡适却信以为真。

当年他虽是北大校长，但是在南京的时间却比在北平的时间多。

后来，总统选出来了，当然是蒋介石。

然而胡适先生至死未悟。

他在美国有时还对唐德刚说，是CC派反对他当总统。

有时候忽然又说CC派赞成他当总统。

他让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称他是书呆子，难道还算过分吗？季羡林还在另一篇文章《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又举了一个生动的小例子，来说明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

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

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季羡林在这篇文章中，还举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来说明胡适的政治立场：我讲两件亲眼看到的小事。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人所共知，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他那辆当时北平还很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

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论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

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小中见大，这些小事却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在季羡林眼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在《还胡适以本来面目》里写道：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疾言厉色，发脾气。

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

胡适还是一个非常懂得幽默的人。

他决不是一个老气横秋，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而是一个谈笑风生，活泼有趣的人。

季羡林又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

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最让季羡林钦佩和感动的是，胡适平生奖掖后进，毫无保留地帮助青年学者成长，真正做到了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了当时还年轻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加赞赏。

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

在学术成就上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

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

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季羡林把胡适视为自己的恩师之一，对胡适怀着钦敬之情，但是，季羡林并没有一味盲目地赞扬他的恩师，而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之后，以一位耄耋老人的眼光，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胡适为人处事的一些事实。

这些事实，对今天只能从书本上认识胡适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它为我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3、2l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学术界振聋发聩的论点：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

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

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羡林的这个论点一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一时间，东西文化问题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季羡林也成了文化界的焦点人物。

季羡林的论点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日本、韩国的一些学者给他写信或撰文表示赞同他的观点，甚至远在西班牙的一个岛上的一位学者，读了他的论文以后，也写信给他表示赞成他的观点。

季羡林并不是一个早晨醒来，灵机一动，想出这个论点来的。

事情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说起。

自从l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门打开，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以及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雀巢咖啡、喇叭裤、太阳镜等餐饮服饰，大量涌进中国。

这一现象立即在中国文化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一些人说，文化交流好得很；一些人则惊呼：谨防精神污染，反对全盘西化。

两种对立的观点各不相让，争论不休，于是在学术界便形成了一股文化热。

争论的焦点围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几个大题目上。

综观中国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热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以后的2O年代；第二次便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

这两次文化热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便是：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一旦打开国门，面对世界，主要是面对西方世界以后，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西两大文化互相碰撞这个大问题？季羡林是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可以称为开放派。

他早在1986年就在《瞭望》周刊（海外版）40期上发表了《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

他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到了见到外国的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们国力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

打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

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

我们建国以来，四人帮时期是胃病严重时期，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

在此以后的两三年里，季羡林积极投入文化问题的讨论之中。

他写文章，做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两个讲座上的报告。

一篇题为《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另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讲座上的报告）。

在这两个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创新引进等问题。

关于文化交流，他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

但是，他反对全盘西化。

他说：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

‘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

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

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

他说：要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

季羡林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

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非但惊人，而且大胆。

在当时文化界思想颇为混乱的情势下，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辩证的思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经过了四五年的文化热讨论，季羡林的思考逐步深入，从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渐转入对东西方两种文化差异及其互动关系的探讨。

由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他有过亲历东西方三十多个国家的切身感受，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季羡林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前文中引述的观点：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

季羡林对自己的这个预测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并且有一整套理论和事实作依据。

他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的论点概括如下：首先，他同意英国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的观点：每一个文明都有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这样一个过程。

哪一个文明也不能万岁，包括西方文明在内。

其次，他认为：如果从宏观上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那么，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更替兴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

你只要读一读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哲人关于中国的论著，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赞美中国，崇拜中国，事情就一清二楚了。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是鸦片战争戳破了中华帝国这一只纸老虎。

从那以后，中国人在西洋人眼中的地位日降，最后几乎被视为野人。

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忘记了这一切，跟在西洋人屁股后面，瞧不起自己了。

（《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接着，他阐述了为什么说21世纪西方文化将会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理由。

他的论点的基础是：由于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西方文化的衰微，东方文化的兴盛。

他解释道：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

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

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

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分析思想模式正相反。

我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

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为什么西方的分析思维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呢？季羡林首先回顾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这正是西方文化没落的表现。

他说：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于欧美白人之间。

如果自己的文化真正像一些人吹嘘得那样完美无缺，这自相残杀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怀疑自己文化的价值，他们不再迷信自己的文化会万岁千秋地延续下去，所谓‘天之骄子’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口号。

在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与东方之化。

他以德国著名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为例，说明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

斯宾格尔在1911年就预感到一战将要爆发，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了。

战后，斯宾格尔写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指出：战争是西方文化没落的标志。

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引起轰动，但是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美中不足的是，斯宾格尔虽然预言了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正在没落，但是他没有看到东方文化的活力。

继斯宾格尔之后，是更为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

汤因比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弊端，并寄希望于东方文化。

可惜的是，像他们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西方如凤毛麟角。

整个欧美，举世昏昏，绝大多数人仍然沉醉在他们自鸣得意却正在没落的文化里。

当然，斯宾格尔也好，汤因比也好，他们虽然看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端，甚至没落，但是他们并没有寻到挽救西方文化没落的途径。

季羡林又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科学：混沌学、模糊学为例，证明西方的分析思维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说：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年，西方文化正在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竟然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混沌学、模糊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照目前这样分析是分析不下去的。

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人类文化才能重新洋溢着活力，继续向前发展。

最后，季羡林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进行了论证，证明西方文化在征服自然的方针指导下，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给全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

他写道：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

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基础是综合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

结果怎样呢？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

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

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哪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

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

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天人合一新解》西方文化既然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那么多的危害，那么，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季羡林回答道：办法当然有的。

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从善，彻底改弦更张。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

不是的，完全不是的。

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

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

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

就是这样。

——《天人合一新解》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反响颇大，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者有之，要同我‘商榷’者有之，要同我‘讨论’者有之，不是针对拙文而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淋漓酣畅发挥自己的意见者有之。

而他对这些反响的态度，则与众不同。

他写说：文章好的，我击节赞赏；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我略皱眉头，如此而已。

至于‘商榷’、‘讨论’之类的挑战，我一概置之不答。

这并非出于简慢。

其中原因在于，我认为，居今日而要猜测21世纪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东方文化在下个世纪所占的地位，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证明的事实问题。

没有争论的必要。

（《序》）l997年，季羡林自己编了一本《东西文化议论集》，书中收集了老一辈诸大师如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对东西文化和天人合一问题的论述，又从多种报刋上挑选了赞同他意见的论文和不赞同他意见的论文，还收了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文。

他特意把自己的十几篇文章排在前面，在《序言》中，他写道：这决非想抖一抖编选者的威风，而是为了做好这一个靶子，对议论者和读者提供点方便而已。

季羡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书名中的议论二字。

他说：‘议论’，不是‘讨论’，更不是‘争论’，只是‘议’一议，‘论’一论而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

这场有关东西文化的议论，的确没有变成一场讨论或争论。

像京剧《三岔口》一样，虽有刀光剑影，煞是热闹，学者们却各打各的，谁也没碰着谁。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盛衰消长的这场议论，在文坛上便渐渐地消退了。

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

以季羡林为始作俑者发起的那场东西文化的议论，已经过去七八年了。

虽然那场议论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但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又时时让人回想起季羡林说过的一些话。

比如，冷战以后，西方世界的首领美国，大搞单边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在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气使，咄咄逼人。

它不但要征服自然，大有要征服世界、征服人类之势。

它在十来年里，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这次的伊拉克战争，而且这些战争都得到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

这种不讲道理，不能与人共存，唯我独尊，唯我独霸的行径，是不是如季羡林所说，是因为西方文化出了问题？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出了问题呢？过去，我们只习惯于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去寻找战争的根源，季羡林的结论与此不同，他把战争与文化、思维模式联系起来了，正确与否且不论，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2002年10月2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八年前在宴会上的讲话杨振宁乐观预言见证今天》。

文章刊登了l994年9月5日，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大公报》社长王国华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讲话。

八年前，杨振宁教授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信心，他说：去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个研讨会上，专门讲2l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

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将大放光彩，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的发展将为全世界注目。

杨振宁对中华文化在2l的光辉前景同季羡林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

两位不同领域的学术大师，对21世纪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瞻望，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4、关于文化问题的新思考在新时期，季羡林除了提出像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这样的新观点以外，还针对文化、学术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看法和建议。

他对文化、学术问题的这些新思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虽然许多人私下里赞同他的观点，但是还没有多少人敢公开站出来表态，因为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

一些凡是派则在私下里义愤填膺，议论纷纷，但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批判，只好采取投书告密的手段泄愤而已。

季羡林对此毫不在意，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观点。

为了保持这些观点的原貌，现将其摘录如下：关于文艺标准和批判继承：关于评价问题，过去和现在的潮流，不外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不外是批判继承，把批判摆在前面，还有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样的说法。

但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渐渐地觉悟到，这个老一套有点问题。

我现在认为，讲思想性和艺术性，必须把艺术性也摆在前面，因为文学作品或其他艺术产品之所以能成为为人所喜爱的作品，其原因首先在其艺术性。

没有艺术性，思想性再高，再正确，再伟大，最多也只能成为宣传品，而不能成为艺术品。

有一些根本没有思想性或者至少也是思想性模糊不清的作品，只要艺术性强，仍然会为人们所喜爱。

据说，在音乐中有没有思想性的作品，在文学中也不乏其例。

比如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或有题而极端模糊等于无题的诗，谁也说不清其思想内容是什么，却照样脍炙人口，传诵千古。

至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我也认为需要认真思考，认真对待。

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必有其优异之处、可传之处，否则早已被淘汰了。

现在有一些先生总是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

我认为，与其说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为什么不能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矣呢？破立次序之差，表现了人们对批判继承的看法。

我绝不是说，过去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东西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

虽然破立必须结合，不能不结合；但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还是立，还是继承，而不仅仅是破，不仅仅是批判。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关于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性最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的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有阶级性的，是有时代性的，是有民族性的。

《红楼梦》中贾府上的焦大不会喜欢林妹妹，事实昭著，不容否认。

这一套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有其正确之处，也不容否认。

连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代诗人赵瓯北也高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可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赵瓯北的论点。

李杜文章到了现代，经过了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仍然很新鲜。

像李白、杜甫，中国还有一些诗人和散文家，诸葛亮、李密和韩愈就属于这一些人。

外国也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这些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哪里去了呢？我个人觉得，倒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敢于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

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

——《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通史必须重写近代以来，一些学者颇写了一些《中国通史》之类的著作。

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而观点则见仁见智，各不相同。

这是很自然的事。

这些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

这事情本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五六十年代我们所学的相当一些内容是苏联版的、带有斯大林的印记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历史研究，都受到了感染。

专以中国通史而论，历史分期问题议论蜂起，异说纷纭，仅封建社会起源于何时这一个问题，就争论不休，意见差距超过千年，至今也没有大家比较公认的意见，只好不了了之。

我真怀疑，这样的争论究竟有什么意义。

再如一些书对佛教的谩骂，语无伦次，连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都不讲。

鲁迅说，谩骂不是战斗。

它决不能打倒佛教、更谈不到消灭。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一些来，现在先到此为止吧。

在当时极左思想指导下，颇写出几本当时极为流行的《中国通史》，大中小学生学习的就是这样的历史。

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名气多么高，在教条主义流行的年代，写出来的书绝对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有的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

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

关键在一个论字。

这是什么样的论呢？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一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是中国历史长短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文化发源地广袤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写通史，觉得最有把握的是，最早只写到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至11世纪，在《古史辨》派眼中，夏禹还只是一条虫，遑论唐虞，更谈不到三皇五帝。

这样我们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较之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瞠乎后矣。

硬说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不是硬吹牛吗？然而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飞速进步，夏代的存在已经可以完全肯定，也给禹平了反，还他以人形。

即以文字发展而论，被称为最古的文字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其背后还必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

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必将更会向前推断，换句话说，必将会更长。

至于中国文化发源地的广袤问题，过去一般的意见是在黄河流域。

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决不可轻视。

有的人甚至主张，长江早于黄河。

不管怎样，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

这只要看一看《楚辞》便可明白。

没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文化积淀，《楚辞》这样高水平的文章是产生不出来的。

长江流域以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方许多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址。

这一切都说明，过去只看到黄河流域一个地方，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再写历史，决不能再走这条老路。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20世纪以前，尽管我们的正史和杂史上有关于中国文学的记载连篇累牍，可是专门的中国文学史却是没有的。

有之，是20世纪初期始，可能是受了点外来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颇出了一些《中国文学史》，书名可能有一些不同，但内容却是基本上一样的，水平当然也是参差不齐。

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出了几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五十年来，更出了不少的文学史，直至今日，此风未息。

应该说，这都是极好的事情，它说明我国学术界的繁荣昌盛。

但是，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同上面讲到的《中国通史》一样，《中国文学史》的纂写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

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

在这种思想左右下，我们中国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无疑也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

50年代，我们聘请了一些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来华讲学。

他们带来的当然带有苏联当时的那一套教条，我们不少人却奉为金科玉律，连腹诽都不敢。

前苏联一个权威把极端复杂的、花样繁多，然而却又是生动活泼的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学说，一下子化为僵死、呆板、极端简单化了的教条。

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历史上文艺理论的一个指针。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繁荣昌盛呢？在外来的影响之外，还有我们自己土产的同样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不错，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但却不能只一味强调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

在其时，一般中国文学史家，为了趋吉避凶，息事宁人，就拼命在第一条标准上做文章，而忽视了这个第二条艺术标准。

翻看近四五十年来出版的部头比较大、影响比较大的《中国文学史》或是类似名称的书，我们不难发现，论述一个作家作品的政治性或思想性时，往往不惜工本，连篇累牍地侃侃而谈，主要是根据政治教条，包括从前苏联来的洋教条在内，论述这位作家的思想性难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

而一旦谈到艺术性，则缩手缩脚，甚至了了草草，敷敷衍衍，写上几句倒三不着四的话，好像是在应付差事，不得不尔。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艺术性绝对不应忽视，甚至无视，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

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元用处，这样的作品决不会为读者所接受。

有一些文学作品，思想性十分模糊，但艺术性极高，照样会成为名作而流传千古，李义山的许多无题诗就属于这一类。

可惜的是，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视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

连李白和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文学史的作者对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差异也只能潦草地说上几句话，很少有言之有物、切中肯綮的分折，遑论其他诗人。

这样的文学史是不行的。

因此，我主张，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美学研究的根本转型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但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体系。

美学这一门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是受到西方影响之后才成立的。

这个事实恐怕是大家所公认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有一段时期，美学浸浸乎成了显学，出了不少人才，也出了不少的书，还形成了一些学派，互相争辩，有时候还相当激烈。

争论的问题当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美的性质这个问题上：美是主观的呢？还是客观的？抑或是主客观相结合的？跟在西方学者后面走，拾人牙慧，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走进了死胡同，走进了误区。

何以言之？按照西方语言，美学这个词的词源与人的感官（senseorgan）有关。

人的感官一般说有五个，即眼、耳、鼻、舌、身。

中国和印度等国都是这样说。

可是西方美学家却只讲两官，即眼与耳。

美术、绘画、雕塑、建筑等属于前者，音乐属于后者。

这种说法实际上也可归入常识。

可是，中国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

从词源学上来讲，《说文》：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好吃，就称之为美。

这既不属于眼，也不属于耳，而是属于舌头，加上一点鼻子，鼻子能嗅到香味。

我们现在时时都在讲美酒、美味佳肴等等，还有美食城这样的饭店。

这些在西方都不能用美字来表述。

西方的美不包括舌头和鼻子。

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够明白。

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岂非咄咄怪事！我说，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

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美学家谈论美学转型的问题。

我认为，这谈得好，谈得及时。

可惜这些学者只想小小地转一下型，并没有想到彻底走出误区，没有想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我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读过一些美学的书，对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外行。

但是浅尝辄止，也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只能说是一个半瓶醋。

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荡出声。

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近七八十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时有变化，新学说不时兴起。

有的延续时间长一点，有的简直是蟪蛄不知春秋，就为更新的理论所取代。

我套用赵瓯北的诗句，改为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国际文艺论坛上的喧嚣闹嚷声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就形象地说，中国患了失语症。

难道我们中国真正没有话可说吗？难道国际文艺理论的讲坛上这些时生时灭的理论就真正高不可攀吗？难道我们中国的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就真正蠢到鸦雀无声吗？非也，非也。

我个人认为，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一些学者过多地屈服于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同时又没有勇气，或者毋宁说没有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水平极高的旧的文艺理论宝库。

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在我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

我们面对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家那样，把作品拿过来肌掰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出来。

有的竟形成极端复杂的理论体系，看上去令人目眩神摇。

我们中国则截然不同，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或耳听一段音乐，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手执解剖刀，把艺术品或音乐分析解剖得支离破碎；然后写成连篇累牍的文章，使用不知多少抽象名词，使读者如坠入五里雾中，最终也得不到要领。

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烂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

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

比方说，庾信的诗被综合评论为清新二字，鲍照的诗则是俊逸二字，杜甫的诗是沉郁顿挫，李白的诗是飘逸豪放；其余的诗人以此类推。

对于书法的评论，我们使用的也是同一个办法，比如对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论之者评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多么具体凝练，又是多么鲜明生动！在古代，月旦人物，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不赘述。

我闲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有成套成套的专门谈文艺理论的著作？中国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

许多专家的理论往往见之于《诗话》（《词话》）中，不管什么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境界说等等，都见之于《诗话》中；往往是简简单单地几句话，而内容却包罗无穷。

试拿中国——中国以外，只有韩国有《诗话》——《诗话》同西方文艺理论的皇皇巨著一比，其间的差别立即可见。

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判，不说哪高哪低，让读者自己去评论吧。

这话说远了，赶快收回，还是谈我们的失语。

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扳挺不直，被外国人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

我个人觉得，我们有悠久雄厚的基础，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决不会再失语下去的。

但是兹事体大，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

任何掉以轻心的做法都是绝对有害的。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季羡林关于文化、学术的新思考、新见解、新观点，还有一些，不具引。

上面摘引的这些观点，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重要，又都是当前学界十分关注而又急待解决的大问题。

季羡林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态。

对他这些观点的看法，必定是见仁见智的。

季羡林既有勇气公开自己的看法，就不会惮于辩论或争论。

如果真的形成一场大辩论，这肯定对推动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5、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十余年中，季羡林一直是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甚至可以说，在许多领域中他是一位领军人物，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新时期的文化潮流，勇往直前。

季羡林在此时期内，参加和领导过多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弘扬，中外文化的交流，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在此，择其要者简介如下：l978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开始启动，这是新时期开始后的第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空前壮举。

姜椿芳总编辑盛情邀请季羡林参加编撰工作，出任其中《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当时，季羡林在北大身兼数职，本身有教学科研任务，还在翻译巨著《罗摩衍那》，工作十分繁重。

但是，季羡林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

季羡林与《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冯至合作主编这卷书。

他们二人本来就是挚友，现在两人配合默契，克服了重重困难，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编完了。

198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出版了，共三百六十多万字。

在编写过程中，季羡林亲自策划、审稿、撰写辞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他在《评介》一文中写道：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称之为皇皇巨著，是当之无愧的。

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每一个工作步骤我都参加了。

我同大百科全书的同志们，以及编辑与写作的同志们一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尝到了顺利的快乐，也尝过挫折的痛苦；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我知之悉而感之切。

1982年10月，季羡林又应邀与吕叔湘一起指导《语言文字》卷的筹备工作。

1984年初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委员。

同年，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语言文字》卷用了大约四年时间，终于出版。

这两卷书在《全书》中都是进度比较快，质量比较好的，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6、投身中国书院建设1985年，在全国上下一片文化热的潮流中，中国文化书院应运而生了。

书院最初是由北大哲学系几位年轻教师发起的。

他们的倡议得到了该系教授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楼宇烈、许杭生等人的支持，并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周一良、阴法鲁、任继愈、吴晓铃、虞愚、戴逸、侯仁之、白寿彝、吴良镛、金克木、庞朴、李泽厚、乐黛云、丁守和、牙含章等参与其事。

1985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正式成立，第一届院务委员会选举通过汤一介任院长，梁漱溟为院务委员会主席。

在中国历史上，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与官办的学府有一定区别。

宋元明清时代，每一个书院都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

例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之处；岳麓书院是张栻讲学之处。

每一个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书院是自1949年后第一个纯民间的文化团体。

它集合了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老中青学者，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而共同奋斗。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团体，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研究国故，融汇新知。

书院先后聘请了七十名人文社会科学专家教授为导师，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的著名学者。

书院成立后，先后举办了四次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总人数超过三千人，还开办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二年制函授），招收一万二千余名学员，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书院开创了1949年之后大型民间讲学的先河。

由于它的开放性、兼容性、主体性特点，给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文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新风，对当时的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书院这个新事物，使许多文化人感到惊诧和振奋，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注。

当然，也招来不少的非议，这是预料中事，不足为奇。

季羡林在书院开办之初被聘为导师，一直是书院的名导师之一，为书院的学术活动讲演、谈治学经验。

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季羡林接任院务委员会主席一职，遂参加书院的领导工作，并主编书院的大型丛书《神州文化集成》，还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收入其中。

1989年，中国的文化热在高潮中结束，曲终人散。

中国文化书院也暂时停止了活动。

在经历过一个低潮以后，90年代初，在季羡林等同仁的艰苦努力下，书院又重新活跃起来，继续从事促进中国文化繁荣的各项工作。

季羡林在l994年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颇有感慨地写道：回想整整十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几个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

到了今天，在并不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从事国学者。

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

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

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

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当空，也有阴霾蔽天。

这是正常现象，无复独多虑。

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的普遍现象的。

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再借用陆放翁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春。

季羡林这段既富哲理又含义颇深的话，道出了中国文化书院走过的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同时也道出了他投身中国文化书院建设过程中的艰辛历程，十分耐人寻味。

7、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90年代初，季羡林开始筹备和主编一套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大型丛书。

它包括东方文化综合研究、中华文化、日本文化、朝鲜韩国和蒙古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朗阿富汗文化、西亚北非文化、中亚文化及古代东方文化等十编，共五百种书，涵盖了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军事、宗教、医药、建筑、绘画、音乐、书法、民俗等诸方面内容。

《集成》既集中展示了我国从古至今，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东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又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

让世界了解东方，让东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便是这套丛书的宗旨。

季羡林为编撰这套丛书费尽心机，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从策划，搭班子，定选题，到筹款、出版，每件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其中的艰辛和曲折实在难以诉说。

不管怎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1997年10月，终于推出了首批专著十种十二册。

季羡林亲自为丛书写了一篇八千字的长序，并将自己的新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编著《东西文化议论集》收入《集成》之中。

后来，《集成》又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至今已有三十余种面世。

《东方文化集成》部分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日本共同社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走向》称：《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项在文化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认为：这是一套具有战略眼光的丛书。

首批十部专著出版以后不久，就有六部脱销，需要再版。

季羡林曾主编过多套大型文化丛书，这套书虽然困难最多，但是他却情有独钟，他说：我在外面挂了许多名，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有些仅仅是个挂名而已，不干事，也不过问，惟独对《集成》有一种特殊感情，花的时间最多，下的功夫也最大。

8、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差不多同时，季羡林又承担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的任务。

1994年5月，成立了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胡绳、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杨向奎、胡道静、程千帆、饶宗颐等担任顾问，并由刘文俊具体负责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全国五十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都参加了编纂工作。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由《四库全书》派生出来的一部大型丛书。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7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文化的渊薮。

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所收书中有不少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籍被摒弃在外，或予以禁毁，或列为存目。

其中仅列为存目的就有6793种。

所谓存目，根据乾隆帝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的上谕，就是止存书名，汇为总目，而不收其书。

存目书之所以列为存目书，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端：第一，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第二，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第三，著作时代切近者；第四，寻常、琐屑之作；由上可知，《四库全书》之所以把一部分书止存书名，而不收其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书不符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同时也与清王朝要控制《四库全书》的规模，加快速度有关。

四库存目书内容异常丰富。

首先，四库存目书中有许多著作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

其次，四库存目书中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对研究史学及文艺学均有裨益。

再次，文学类有价值的书不胜枚举，如明郎瑛《七修类稿》、胡应麟《诗薮》、胡震亨《唐音癸签》，清沈雄《古今词话》、叶變《原诗》等都属此类。

其他如地理类、文字学类、医学类、天文算法类、农家类、刑法类、杂家类、释家类，都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珍贵典籍。

编纂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

首先是普遍调查，尽数收集，对全世界二百余家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所藏四库存目进行大规模查访，在此基础上编定工作目录。

发现了不少极为稀见，甚至早为有关专家宣布失传的古籍。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共一千二百册，每册八百页。

所收书八成为宋、元、明、清各级善本，三成为孤本。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现已全部出齐，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

9、主编《传世藏书》《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是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该书由季羡林任总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二十六家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二千七百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选目和点校。

该书精选先秦至清末文化典籍一千种、三万卷，三亿余字，编为一百二十三巨册，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又分若干部类，包括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所有大型古籍中的一流经典和重要著作。

《传世藏书》于1991年开始启动，1996年完工，历时六载。

该书是全国协作、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纂出版完成，可谓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纵浪大化中从l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但是，这十年也是季羡林个人及家庭遭遇不测风云，最不幸的十年。

这十年里，他的家庭连遭大难，自己身体又屡患疾病，再加上成名之累，令他饱经忧患，身心交瘁，苦不堪言。

在公开场合，人们看见的季羡林，仍然是一位和蔼可亲，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乐观幽默的长者，可又有谁知道，在他内心深处，却隐埋着那么的难言之苦，难言之痛。

这些痛苦，季羡林是不会当面对人说出来的。

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从他的散文或者某年《述怀》、《抒怀》之类的文章里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窥见到季羡林内心深处的伤口，触摸到他那真实的心灵轨迹来。

季羡林八十岁时尚有一个十分美满和睦的家庭。

老祖和妻子操持家务，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三位老人，你尊我敬，日子过得平静而快乐。

每到吃饭时间，妻子来到书房，招呼季羡林过去吃饭。

季羡林放下手中的笔，暂时忘记那些繁杂的学术问题，让自己的脑筋休息一下，来到餐桌前，饱餐一顿老祖做的可口饭菜。

在饭桌上，三位老人边吃边聊，新闻旧事，家长里短，天南海北地说上一通。

季羡林吃完饭，放下筷子，又回到书房继续看书写作，家务事半点也不用他操心，一切由老祖和妻子安排得妥妥贴贴。

每逢周末，女儿婉如，儿子延宗，带着外孙和孙子回来团聚，祖孙四代齐聚一堂，家里更是欢声笑语盈耳，洋洋喜气四溢，热闹非凡。

季羡林坐在椅子上，看着这合家欢乐的景象，一边微笑，一边沉醉在这天伦之乐的氛围之中，感到无比的幸福。

1990年代初，老祖突然去世。

老祖辞世时已年届九旬，早已超过了古稀的年龄，是在中国人希望的年龄之上过世的，季羡林虽然十分悲痛，但仍能保持理智。

他在《我的婶母》一文中悼念老祖时，用了比较平和的语言表示了自己的祈愿，他写道：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

我想，她是含笑离开的。

然而，过了没多久，还不到六十岁的爱女婉如，又因病故去。

婉如的死，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震撼得季羡林几天都说不出话来。

他痛哭失声，老泪纵横。

这一次的打击对季羡林来说实在太沉重了，可又无可挽回。

他只能拭干了泪水，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

1994年，妻子彭德华又走了。

这位陪伴他度过了六十年坎坷岁月的妻子去世时，季羡林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他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也不愿回到那空空荡荡的家里去，只能整日价只身独坐在图书馆里，埋首故纸堆中，以图忘记一切。

一年后，季羡林写了《我的妻子》一文以示悼念。

他写道：去年德华走了。

她也活到了米寿，她可以瞑目了。

德华永远活在我心里。

季羡林对人生的寿夭穷通并不是没有思考过，早在家庭悲剧发生之前，他已经有所醒悟，有过心理准备。

他写道：我活了八十岁，参透了人生的真谛。

人生无常，无法抗御。

我在极端的欢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我们家这出美满的戏，早晚有煞戏的时候。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家的这出戏，煞得如此之迅疾。

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亲人们一个个悄然离去，一个本来充满欢乐和温馨的家庭，转眼之间，便人去楼空，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尽管季羡林曾标榜过自己是陶渊明的信徒，什么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但是亲人的生离死别乃人生至痛，焉能无动于衷？此时任何的理智与信念都统统无济于事。

他终日怀念亲人，肠一日而九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季羡林无处排遣满腔的悲痛与惆怅，只能拿起笔来，宣泄于笔端。

1993年，他在那篇著名的散文《二月兰》中怆然叹道：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

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

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三位亲人的相继辞世，使他悲痛到了极点，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他甚至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在1995年2月1日提笔写下了《1995年元旦抒怀──求而仁得仁，又何怨！》。

在这篇重要的抒情散文中，季羡林袒露心扉，倾泻出了几年来郁结于胸中的悲戚之情，这是他当时心灵的真实写照。

他写道：我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不是与此有些关联呢？恐怕是有的。

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

今生今世，我必须背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决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

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

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

相隔上万里，相距上千里，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然而我却于最近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

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

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

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

只待东风了。

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篇文章传递了季羡林当时内心悲愤之情的信息。

在平静的语调背后，涌动着滔天的巨浪。

在模糊的词语中，有着深邃的内涵。

季羡林一生饱经忧患，到了望九之年，家庭又连遭不幸（1996年，他的女婿又离开人世），一个本来美满幸福的家庭得而复失，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家寡人，其心情之悲痛、凄凉，概可想见。

但是，季羡林是坚强的。

他没有被厄运击倒，从此心灰意懒，一蹶不振。

相反，他艰难地，步履蹒跚地，在捱过了两三年痛苦的日子以后，到了1998年，终于走出了孤独、悲伤的阴影，重新恢复了生活的信念，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以从他在1998年写的《虎年抒怀》中看出来。

他写道：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感觉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

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

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

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突然离开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受的。

两种心情矛盾的结果，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

在这篇《抒怀》的最后，他写道：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

记得十几岁做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

虽然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

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

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

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原文是：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

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

这是我的现身说法。

但是，我的再少在我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工作。

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

季羡林从八十岁开始，自命为陶渊明的信徒，并且把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这首陶诗旷达倒是旷达，但总给人一种对命运的无为、无奈的感觉，稍嫌有点消极。

季羡林到了八十七时，用东坡词替换了陶诗，作为自己新的座右铭。

东坡词的境界之博大，气势之雄健，不甘于受命运摆布积极的人生态度，显然比陶渊明更能激励季羡林，况且，季羡林我道人生有再少，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掷地可作金石声，分明表现出季羡林在走过一段暗路后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昂扬振奋的心情。

这是季羡林在望九之年精神状态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超越。

到了2000年12月30日，季羡林在写《九十述怀》时，已经完全摆脱了几年来压在他心头的重负，恢复了昔日乐观的心情，并且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

他写道：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港湾。

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

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

然而并不。

我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

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

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我的乌龟。

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还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

我们彼此除了真挚的友情和友谊之外，决无所求于对方。

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

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得到的却不止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

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概括！文章末尾，季羡林充满信心地写道：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

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

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

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

等到我十年后再写《百岁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

季羡林在完成这次精神上的超越以后，完全回复了往日平和乐观的心态。

大家又看到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又听到他宛如孩子般清纯的笑声了。

季羡林虽不锻炼身体，到八十岁时，他身体的状况却比同龄人还算略胜一筹，除了偶尔患心律不齐的毛病，就是每年秋冬之际，哮喘病时有发作。

这两种小病并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他也就不太在意。

八十岁以后，季羡林步入老境，身心两个方面，都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眼睛首先出了问题，看东西模糊起来，逐渐连红绿颜色都分不清楚了。

医生检查，确诊为白内障。

于是到医院动了手术。

当时只做了右眼的手术，左眼留待以后再做，据说这是正常的做法。

术后，季羡林的两只眼睛视力相差悬殊，右眼是0.6，左眼是0.l，看东西一明一暗，颇感不适。

但不管怎样，毕竟能写字看书了，他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就这么着又凑合了几年。

近些年，O.6的右眼突然又出了问题，眼球后面长出了一层厚膜，把视线挡住，尚有0.1视力的左眼视力也在下降，连0.1也达不到了。

这样一来，季羡林一下子成了一个半盲人，以致伸手不见五指。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既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整天在昏天黑地中过日子，这对季羡林来说简直痛苦至极。

他说：我变成了‘目中无人’，即使是熟人，一尺之内才能分辨出庐山真面日。

我又变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上不见蓝天，下不见脚下的土地，走路需要人搀扶，一脚高，一脚低，踉跄前进。

过了一段颇长的等待时间，到了2000年，季羡林二进宫，终于住进了同仁医院，经过北京第一刀施玉英大夫的治疗，他的双眼才重新大放光明。

这让季羡林高兴得真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他祈祷上苍：千万不要让我‘三进宫’。

天有不测风云。

眼病刚刚痊愈，2001年，季羡林又因肾脏出了问题住院一个多月。

2002年因心脏不适又住院治疗。

人老皆有病，这也是不可抗御的自然规律，季羡林心里十分清楚，所以他并不慌张恐惧，而是泰然处之。

他在2001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一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便血四五次。

这可能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是我却泰然处之，心里极为平静。

文章照写不误。

季羡林对自己在疾病面前这种超然自得，淡泊处之的心态，甚感欣慰。

他后来在文章中又写道：实际上，我当时想了很多很多，浮想联翩，也想到了那一种最可怕的病。

这种想法像是一团魔影萦绕在我脑际，一直陪我到了西苑医院，又住进301医院。

即使是这样，我确实做到了日记中所说的‘处之泰然’。

这一点颇令我自己感到无限的欣慰。

但是一旦生病便不能看书写字，这是季羡林感到比病痛更难以忍受的事。

目前，九十二岁的季羡林仍然坚持早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每日工作七八个小时。

1990年以后，季羡林声名日隆，名声四被。

于是，各种各类人物，从国内国外纷至沓来，纷纷拥到朗润园l3公寓季羡林家里，要求同他见面。

季羡林家的门坎几乎快被踏破了。

有时候，季羡林一天要接待六七批来访者。

他开玩笑说，自己简直成了医院的主治大夫，家里吃饭的屋子成了候诊室，客厅成了诊室。

来访者呼名鱼贯而入。

季羡林还成了照相的道具，采访者审问的对象。

人们排队轮流同他照相。

他最怕的是摄影师那一声棒喝：笑一笑。

他说：同老友照相，当然可以发出由衷的笑来，同素昧平生的人照相，能笑得起来吗？2001年8月，季羡林回山东临清老家祭祖，给父母亲扫墓，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竟有六个电视台摄制组随同摄影。

当地政府因为他的到来，专门清道开路，沿途岗哨林立，两旁人群夹道欢呼，官庄1700多人都出来欢迎他。

季羡林见到这般情景，感到诚惶诚恐，心中十分不安，连声说：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家乡给我这么高的荣誉，简直像一个国家总统访问北京。

我实在于心有愧。

可是人们完全不听他的，也不理解他的心情，盛大欢迎仪式照办不误。

这让季羡林陷入了尴尬与痛苦之中。

季羡林每天还收到成捆成包的信件。

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

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

季羡林不可能一一回复，又不愿让来信人失望，只好请他的助手、学生代为回复。

他曾经说过：今后再不接受来访，再不答应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

然而，话声还没落地，敲门声已经响起，又来人了。

有的人竟在门外等候四个小时，只求一见。

简直成了现代版的程门立雪。

季羡林是一位宽厚仁爱之人，岂能让客人在门外空等？只好赶紧请进家里来。

实际上哪一个来访者也拒绝不了，季羡林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可是这样的轮番轰炸，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无论体力心力都是吃不消的。

近年来，他常常发出慨叹：我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

他在《九十述怀》一文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在别人眼里，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

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

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

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到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惬意。

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

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

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

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

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肥牛。

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

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

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整个90年代，季羡林是在家遭不幸、疾病缠身和成名之累三者夹击中度过的，其中的苦痛艰辛外人是很少知道的。

可是，他的三部巨著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完成的。

这里用得着季羡林喜欢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老当益壮的超人毅力与雄心壮志，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最后冲刺，登上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巅峰。

这同样是一种自我的超越。

一种令人敬佩的生命的超越。

仁者寿l991年1月11日，季羡林写了《八十述怀》。

开篇便说：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到了八十岁，然而又没有八十岁的感觉。

岂非咄咄怪事！在文章末尾，他写道：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

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

冯友兰先生未能如愿，以九十五岁高龄离开了我们。

然而，1999年8月6日，季羡林度过了八十九岁的生日，相期以米的愿望，像白驹过隙一样，倏然实现，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现在，年届九十二岁的季羡林除了偶患疾病，住些日子医院便好了，身体器官运转基本正常，每天至少能工作七八个小时。

从季羡林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实现冯友兰先生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相期以茶，创造一个奇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使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季羡林的高寿，在养生之道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授之以人的秘诀。

他每日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

他从不吃补药，别人送的各式各样的补品，都束之高阁。

更不愿去医院看病、查体，除非不得已，才去医院拿点药。

他从不锻炼，不去爬香山吸什么负离子，或者打这拳那拳，练这功那功。

每天的运动量，不过是工作累了，在家门口的湖畔散散步。

他甚至开玩笑说：有那么多锻炼的时间，还不如多做一些工作呢。

他曾应《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养生无术是有术》。

在文中，他说：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

有什么秘诀。

我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

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所谓不‘嘀咕’就是，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从不无病幻想自己有病。

然而，季羡林的长寿其实还是有秘诀的，不过他未曾说过，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秘诀。

那就是，他那平和、博爱的胸怀和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的心态。

这从医学角度来看也是讲得通的。

医学专家们不是常讲健康的心理比健康的体魄更重要吗？我们不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一个身体本来很健康的人，由于内心的抑郁、失衡而折寿吗？季羡林有一篇短文，叫《做人与处世》。

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

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一生为人处世之道的高度概括，也可以看作是他始终能做到心态平和的秘诀。

把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当作为人处世之道的原则之一，过去我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

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严重污染，长江洪水泛滥，黄河断流，各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北京连续遭到多次沙尘暴的袭击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生态平衡问题，人类前途堪忧，更无论个人幸福了。

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包括地球上一切有生命之物），大而言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小而言之，对个人来说，常常表现为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

但凡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关爱备至。

季羡林对草木鸟兽的关爱之心，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就在上面提到的，北大办公楼前两棵西府海棠被砍伐二十年后，他写了《怀念西府海棠》一文。

文中写他独自来到办公楼前凭吊西府海棠，幻想着西府海棠之魂，能重归燕园：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

我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

奈何，奈何！在这风和日丽的三月，我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流满了泪水。

l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又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再次流下了眼泪。

他写道：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

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

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

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

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季羡林不仅爱花木，亦爱小动物，尤其爱猫。

他家二十年来先后养过四只猫。

他同每－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

白天，他亲自为猫做饭；晚上，他与猫们同眠。

他散步，猫便随其后。

猫生病了，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为了让病猫能吃下饭，他再累，也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亲自去海甸肉店为猫买回牛肉或猪肝来。

猫如果走丢了，他便会失魂落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

季羡林爱猫，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

但是猫们也有让他心烦的时候：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

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上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

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

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

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

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

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

（《老猫》）他的散文中，有许多篇是吟咏花木鸟兽的，如《马缨花》、《香橼》、《海棠花》、《夹竹桃》、《兔子》、《老猫》、《喜鹊窝》等等。

读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这些动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作者就是它们的知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同它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一起流泪。

关于钟爱草木鸟兽的这种情结，他曾多次这样地表白过：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

真正伟大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的。

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

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

（《幽径悲剧》）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情，正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

天下凡怀有博爱之心，富于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离娄下》）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季羡林有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独特的地方。

他说：至于人与人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对坏人，则另当别论。

忍者，相互容忍也。

（《做人与处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

他爱生养他的母亲，培育他的叔叔婶婶，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同学和朋友：臧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

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尚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

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爱心所感动，有的文章甚至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

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

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

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

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悼文后，专诚给季羡林写了－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忘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读到您如此亲切诚挚的悼文，也会含笑九泉的。

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

她曾在1987年读过季羡林的《重返哥廷根》－文。

文中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

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季羡林：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

季羡林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

郑曼女士担心季羡林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害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

一周以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季羡林的回信：郑曼克家：你们的来信收到，谢谢！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这个道理，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解的。

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奈何也……但是，对待坏人，又另当别论。

季羡林绝非好好先生。

他对一切恶人恶事决不姑息迁就，有时甘冒生命的危险与恶势力斗争。

季羡林对坏人的看法，颇有新意，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

1999年7月24日，他在《新民晚报》的人生漫谈专栏中，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坏人》。

他写道：积将近九十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

……那么，什么又叫做‘坏人’呢？记得鲁迅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

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

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这有点形而上学了。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

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

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

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

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

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

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季羡林这种关于坏人的看法，也许欠缺理论基础，也许会遭到生物学家、伦理学家们的质疑，但是它符合生活实际，尽管目前科学还不能证实它。

而且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只是还没有人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罢了。

最后，再来谈一谈他做人处世的第三条原则：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

每一个与季羡林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性格的平和、宽厚与朴实。

他从不疾言厉色，也从未见他发过火，骂过人，抱怨过什么事。

一般人看见他平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样子，会觉得他是一个刻板而枯燥无味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正像许多了解他性格的人所说的，他就像一个铁皮暖瓶，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

同他谈话，你才会了解到他的睿智与幽默，听到他发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声，看见他露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从表面上，你永远不会看出他内心有什么痛苦与烦恼，似乎他永远安详、恬静，像一潭平静的池水。

事实上，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点也不比常人少，甚至比常人要多得多，只不过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已。

比如，1999年，他在一篇叫《世态炎凉》的短文中写道：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

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

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

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园里一个不可接触者。

走在路上，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者肯跟我说一句话的。

我也不习惯于抬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为非人。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

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是宾客盈门。

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的想法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

因此，我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

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

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

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

这就是他在遭到那么多大劫难后，仍然能够保持心理平衡的秘诀。

这秘诀其实非秘诀，不正是孔子当年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恕道的永恒意义。

孔子这句话，世人皆知，不是什么秘诀。

但是，世人皆知，并不等于世人皆能做到。

能做到的人，从来就是很少的，尤其在今天。

当然，一个人除了政治上受迫害，会使心灵遭受极大痛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同样会使人心理失衡，比如权力、地位、金钱、死亡等等。

季羡林从不追求权力、地位和金钱，这是人所共知的。

对于死亡，他的坦然和超脱，简直使人吃惊。

他曾开玩笑说：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

……从l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意程度。

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

……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

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谈老年》）一个连死亡都参透了的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他痛苦和忧虑呢？中国古代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长寿之人。

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了八十四岁。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寿命，算得上是长寿纪录了。

这两位圣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知者乐，仁者寿。

季羡林长寿的秘诀，大概也就在一个仁字上吧！辉煌的学术成就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十七岁（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岁至今（2002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内，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

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则是他最后的冲刺阶段。

所以他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

在这最后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

这三部巨著的完成，了却了季羡林平生的心愿，也可以说给他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说到季羡林写《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两部书，倒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事。

季羡林写《糖史》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不可避免。

引他人的著作和观点，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季羡林决不敢有违。

可是，季羡林所需的资料都在古书中，这些书现在尚未输入电脑。

他只能采用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

为了写《糖史》，他用了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

他在回忆这段工作时写道：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

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

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

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

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人生漫笔·我的学术总结》在这两年中，季羡林一直沉迷于书山书海之中，不但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健康，也忘记了燕园的旖妮风光。

他写道：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燕园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

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人视为奇观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

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是书香。

季羡林这种忘我的治学精神真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

《糖史》写作完成以后，他又着手《吐火罗文译释》的写作。

这时，他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里。

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

《吐火罗文译释》也不是一座容易攻克的堡垒，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

没有办法，他只好向海外求援。

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但是季羡林要的资料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只好耐着性子等待。

等得不耐烦时，心里经常像火烧油浇一样，却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

如此又熬了一年，才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写作。

在完成《弥勒会见记剧本》后，他长吁了一口气，本想休息片刻，没想到《中国佛教史》的写作任务又找门来。

其中新疆卷·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目前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推辞不了。

只好又拿起笔来，继续战斗下去。

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焚膏继晷地进行学术研究冲刺，完成了几百万字的重要学术著作，这件事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

这十一部著作是：《初探》《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蕃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译释》等。

这些论文和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

看了上面长长的书单和广博的内容，谁都会惊讶不已。

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在二十四年里竟能写出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著作，简直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何况，其内容又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真是好一个博字了得！诚如周一良先生在《序》中所说：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皇帝号称‘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在这里不可能对季羡林的学术成果作全面详细的评介，既为篇幅所限，也非笔者能力所及。

只能举其荦荦大者，略加介绍而己。

1、《糖史》《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季羡林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

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为什么竟然写起看似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

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

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

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既然是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季羡林的《糖史》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他的《糖史》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季羡林写《糖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

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

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

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

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

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

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写一部《糖史》的念头。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到了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P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羡林看。

季羡林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惊喜之至。

内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少如凤毛麟角，这类卷子被学者视为瑰宝，这张残卷便是有关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贵。

这张敦煌残卷原写在抄录的佛经背面。

因为当时纸张极为珍贵，所以就一纸两用了。

这张残卷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写完，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能通读其意。

季羡林决心啃一下这个核桃，可是最初也没啃动。

他昼思夜想，逐渐认识到：整张卷子的关键就在煞割令一词上。

此词若能解决，则通篇皆活，否则仍然是一座迷宫。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他忽然顿悟：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吗？这个谜一破，他惊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读其他部分，都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写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

文章首先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它讲的是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

接着，文章又从这张敦煌卷子提供的线索，通过大量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

于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

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季羡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

这就是季羡林研究糖史的发韧和滥觞。

此后，季羡林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陆续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1987年）、《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1987年）、《再谈cīnī》（l994年）等。

1993年和1994年两年，如前文所述，季羡林天天跑图书馆，集中精力查阅中国古籍及国外有关资料，把其中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了这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糖史》。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

《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

《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糖史》还证明了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sarkara），传到中国，也传到埃及和西方。

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her，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

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

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

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

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

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

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

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

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

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

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

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

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

阅读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季羡林写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

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汉文书来说，一本四十万字的书，大约五百页左右，即使以读了二十万页计算，季羡林为了写《糖史》，在将近两年中，也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

实际的阅读量当然只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不会更少。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

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始作俑者，是前无古人的。

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

2、《吐火罗文译释》《吐火罗文译释》是季羡林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研究吐火罗文A残卷《弥勒会见记》的英文专著；二、用中文撰写的长篇导论。

季羡林这本书的问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l98l年开始着进行译释，直到1998年正式出版，中间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

1981年，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突然来到北大造访季羡林。

他带来了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残卷，郑重其事地交给季羡林，请季羡林看看这些残卷里写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

因为他们根据出土地点，只知道这是吐火罗文A，至于残卷内容，谁也看不懂。

李遇春是季羡林的老友，他知道在偌大的中国，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所以才不远几千里，找上门来，请季羡林解读。

根据李遇春介绍：这些残卷是l974年冬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

当时农场工人正在取土，在一个灰坑内，在距地表半米深处，发现了成叠放置的这些残卷。

残卷已经被火烧残，上面压着一个彩绘泥塑的佛头（取出后破碎，已无法修复。

）残卷大小共四十四张，每张正反两页都用工整的婆罗米字母，墨书书写，共八十八页。

每页一般有字八行，少数有六行。

四十四张中有三十七张左端约三分之一被火烧掉。

残卷纸张质地较厚，呈赭黄色，两面都很光滑，书写后似曾涂抹一层粘质液体（疑为蛋清），以保护字迹，因此至今字迹清晰，墨色如新。

季羡林仔细看了看这些残卷，字迹清晰美妙，顿时心里产生了喜爱之情。

了解这一行行情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谁要是能从新疆拿到一张半张的出土残卷，都会视同珙璧，大写其文章。

这是绝对的新资料，别人无法同你竞争。

季羡林当然也希望研究这些残卷，但是，他却迟疑踟蹰起来。

原因是，一方面，他固然知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莫大幸福。

有不少学者为了能够弄到这玩意儿，不惜找门子，走后门，托人情，行贿赂，甚至不惜冒险偷偷拍摄。

为了著书扬名，无所不用其极。

而自己却不费吹灰之力，在无意中得之，岂不真如天上掉馅饼，得来全不费功夫。

但是，另一方面季羡林又想，自从l946年回国以后，由于资料完全缺乏，三十多年来，他从未再研究过吐火罗文问题，从未读过吐火罗文的书，对吐火罗文已经生疏了，他已经视吐火罗文为路人，打算终生同它告别了。

这样的情况，能胜任这项工作吗？季羡林知道，这样好的机会，一生大概也只有一次。

接受它，还是拒绝呢？他犹豫不决。

李遇春看出了季羡林的心思，便说：季先生，您要是不接受这项任务，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读了，难道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资料送给外国人去研究吗？这句话刺痛了季羡林的心。

决不能交给外国人去研究！季羡林斩钉截铁地说。

过去，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却在外国这句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话，早已经使季羡林痛心疾首，耿耿于怀了许多年，现在决不能让这样的耻辱继续下去了。

于是，季羡林硬着头皮接受下来了这项任务。

这便是季羡林写《吐火罗文》的缘起。

季羡林接下这四十四张残卷后，立刻把那几本从德国带回来的吐火罗文书籍找了出来。

由于尘封了快四十年，连书中那些当年用铅笔写在书上的笔记，字迹地漫漶模糊，难以辨认了。

但是，既已下定决心，就不应该再怕困难。

于是他绞尽脑汁，把当年从西克教授那里获得的知识，从遗忘中再召唤回来，刮垢磨光，使之重现光彩。

婆罗米字母季羡林是熟悉的，首先要把婆罗米字母转写成拉丁字母，然后才能翻译。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转写下去，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仿佛又得到了天助，刚转写不到几页，这部残卷的书名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它像一支明晃晃的火炬，照亮了季羡林的眼睛，照亮了他的心。

他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了。

书的名称原来是《弥勒会见记》。

知道了书名，事情就好办了。

因为季羡林知道《弥勒会见记》这一部书有回鹘文的译本，而回鹘文的残卷，虽然都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现在却分藏在中德两国的博物馆中，其量颇大，远远超过了吐火罗文。

吐火罗文难通，回鹘文则易解，中外都有一些通晓回鹘文的学者。

这好像是递给了他一根拐棍。

他只要能够理解吐火罗文本每一页的大体上的内容，经过同回鹘文本对照，就能够知道吐火罗文比较详细的内容，因为回鹘文本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

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中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教授、李经纬教授还有新疆博物馆的吐鲁坤等人的帮助，终于把这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的吐火罗文残卷在这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剧本中的位置大体上弄清楚了。

这是一个很幸运的起步。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畅通无阻了。

吐火罗文残卷由于被火烧过，没有一页，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无缺的。

虽然有回鹘文的帮助，但回鹘文同样残缺，只是在残缺程度上稍逊于吐火罗文。

况且，在写这些残卷的当年，大约是唐代，翻译者并不遵守信、雅、达的原则，首先是不大信，就是不大忠实于原文，这就增加了吐回两文对照的困难。

季羡林只能靠他的德囯老师西克教授编的《吐火罗文法》一书的索引，辅之以回鹘文的汉译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辨认，缺字的地方，参照回鹘文，上下推敲，就这样艰难地向前爬行。

在佛教教义中，弥勒是未来佛。

小乘中已有其名，而大盛于大乘。

估计在中亚和新疆一带，古代有一段时间，弥勒信仰极为流行。

光是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就有好几个本子。

西克和西克灵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中，就收了不同本子的《弥勒会见记剧本》都出自中国新疆。

欧、美、日等地研究吐火罗文的人，虽为数不多，但也颇有几位，可是从来没见过其中任何人译释过其中的任何一张。

非不愿也，是不能也。

因为他们手中的残卷是极残的残卷，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而且极为分散和零乱，读起来困难极大，简直不知所云，所以无法翻译。

这次李遇春送来的残卷，则比较集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弥勒会见记剧本》二十七幕中的一、二、三、五四幕中，这样便易于理解和辨认了。

既然付出了努力，必然会得到回报。

从l983年开始，季羡林断断续续地用汉文或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吐火罗文》的转写、翻译和注释。

一直到1997年，四十四张八十八页《剧本》残卷全部译释完成。

1998年，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

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其他语言也没有过。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全剧共二十七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

这个剧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内容是宣传佛教的，大概是在朔望之日供养弥勒时作为一个剧来朗诵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佛经；另一个特点，它虽然自称是剧本，但是无论在形式上和技巧上都与欧洲的传统剧本不同。

它同印度的叙事散文夹诗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剧本》包括叙述（讲故事）和表演（动作）两个部分。

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些表演者互相配合，交互演出。

有点类似皮影戏或解放前天桥拉洋片之类的形式。

总之，它只是一个羽毛还没有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

季羡林本打算把英文版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

可是一想，有点不妥。

在中国，懂吐火罗文的只有他一个人。

一般人视吐火罗文如天书，全译成中文，实无必要，至多能满足人们的一点好奇心而已。

这样一部书所起的作用，同在国外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在中国一点表现都没有，也似乎有点不妥，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季羡林文集》中也将此书收入，全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用中文写成，内容是讲一讲此书残卷在中国被发现的经过，以及原残卷的情况。

又讲了弥勒信仰在印度、中亚和新疆的情形，给中国读者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后半部则干脆把英文本的下半部原封不动地稼接到这本中文本上来。

最后成为一本上部为中文，下部为英文的混合物。

看起来虽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恐怕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了。

也许有人会问，研究这样一些新疆地区出土的古代残卷究竟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近代两位著名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写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

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器物、古文字之学。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王国维特别指出：当时（指唐代）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遗物。

惜我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言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陈寅恪在《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近几十年来，地不爱宝，新资料的发现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如云梦秦汉墓二十三座的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座汉墓的发掘等等，这些出土的秦简、汉简、帛书、帛画、漆器、木器、陶器、铜器、衣物、食品、中草药、印章、文书、契约、账目等，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最新最可靠的证据。

有许多几千年来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由于新出土的资料，不得不重新审视。

新资料的发现，不但给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最新的资料，甚至把中国历史也大大地向前推移了。

至于吐火罗文残卷发现的重要意义，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中写道：吐火罗语被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认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过去从没有人想到的问题，譬如印度欧罗巴人的原始的发源地问题等等。

有人提出了亚洲发源说。

虽然Lüders对此说提出了怀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确凿可靠的证据，加以反驳。

看来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

此外，吐火罗语残卷数量虽还不大，但是它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具体地讲是扩大了比较语言学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视野。

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尤其是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等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由于季羡林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成就，1986年，世界上惟一的一份吐火罗文杂志，在冰岛出版的《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特聘他为顾问。

他的《吐火罗文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

当年王国维慨叹中国无人研究在我们自己国家出土的吐火罗语残卷，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的尴尬历史已经结束，季羡林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让英、法、德、日等外国学者不能不刮目相看。

但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中国至今只有季羡林一人通吐火罗语，后继无人，而季羡林如今已经九十二岁，以后怎么办？3、《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季羡林主持下集体完成的一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校注工程。

在中国，玄奘（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

明人吴承恩据此写的《西游记》更是脍炙人口。

但是，玄奘曾写过一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

它记述了玄奘赴印度游学所经过的和得自传闻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见闻，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

语言简洁，记事准确。

全书共十二卷。

由于它保存了7世纪中亚、南亚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近代以来，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学者都视《大唐西域记》为鸿宝。

它被译成了许多种外国文字。

光是日文的翻译和注释就有四五种之多。

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也有不少译本。

至于研究这本书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

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用最高的赞誉之词来歌颂这一本书，因为它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的必读文献，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史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

20世纪早期英国的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Smith）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

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这本书流传一千多年来，版本众多，错讹之处也很多，地名、人名皆不统一，这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也导致许多译本中出现错误。

此书在国内一直未有校注本，因此对《大唐西域记》作校勘和注释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工作。

因为该书内容涉及到古代中亚史地、古代印度史地、佛教、梵文、巴利文、古代中亚语言等多门学科领域，能通晓这些领域学识的人，在国内只有极少数的专家，而且这些专家最好还能懂英文或日文，以便校注时与英、日译本对照参考。

这样一来，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事实上，早在文革以前，中华书局已经决定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并派编辑谢方求诸北大有关学者共同参与其事。

据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l96l年l月，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周一良在给中华书局的信中说：关于《大唐西域记》，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包括向达、邵循正、季羡林、邓广铭和我），由向达提出几点初步意见，并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但是，随着60年代初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件刚刚开始着手，有了一点眉目的工作就搁浅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彻底夭折了。

文革初期，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含冤去世，几年辛苦付诸东流。

十年文革风暴过后，l977年底，中华书局旧事重提，决心把《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工作重新拾起来，并列入出版计划。

于是谢方又来到北大，找到了季羡林，希望他能出来主持其事。

季羡林听完谢方的陈述以后，欣然答允，并表示全力支持这件事情。

后来，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

但是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尝思有以雪之。

于是，以季羡林为首，邀集了张广达、朱杰勤、杨廷福、耿世民、张毅、蒋忠新、王邦维等七位专家，组成校注班子，开始工作。

由于季羡林反对挂空名不干实事的主编，这本书没有设主编，只署名季羡林等校注。

但是，季羡林做的却是主编的工作。

他除了参加注释工作外，还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

在审阅过程中，他不但仔细批改，提出中肯的意见，而且对一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重要条目注释，还亲自重写，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呔吠陀的注释，就是他全部重写的。

除此而外，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经过深人研究以后的新解，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注释的错误，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在内。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l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部书的校注，既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人成果中的错漏之处，努力解决了一些前人忽略的问题或遗留的难题。

这本书在l990年重印，前后共印9200册。

对这样一部非常专门甚至有些冷僻的学术著作来说，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可观了。

l994年《大唐西域记校注》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以后，季羡林考虑到一般读者即使有了新的注释也难以读懂该书，实有今译之必要。

于是又趁热打铁，另组班子，定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

l985年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今译》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按季羡林的计划，第三步应当是将《大唐西域记校注》译成英文出版。

因为国外现有的两种英译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

但由于此事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暂时还难以实现，只得等待时日了。

4、《玄奘与──校注前言》这篇文章本是为《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写的前言。

但是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视为一本专著。

全文近十万字，分为五个大部分：一、唐初的中国；二、六七世纪的印度；三、唐初中印交通的情况；四、关于玄奘；五，关于《大唐西域记》。

季羡林为写这篇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耗时一年多。

他说：因为《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蜚声世界，特别是享誉天竺，由来已久，影响至大，所以我不惜以近十万字的篇幅，对此书的方方面面，细致深入地加以探讨。

我费的时间长，查阅的资料多，对产生这都巨著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条件都详加论列，以利读者对此书之了解。

这篇长序的要点有四：在论证了唐代佛教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唐初统治者宗教政策、唐代的寺院经济等问题的基础上，季羡林得出结论：佛教发展到唐代，已经越过了光辉的顶点，从中国佛教史的角度来看，佛教当时已经走下坡路了。

二、《序言》在引用了《大唐西域记》的资料以后，得出结论：在印度，情况也差不多，到了7世纪，印度教已完成了转型任务，影响日益广被。

虽有戒日王张扬，佛教已非昔日之辉煌。

后来，伊斯兰教逐渐传入。

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夹攻之下，佛教终于在印度销声匿迹。

三、《序言》中设专章论述玄奘，力图客观地评价这位高僧。

在详尽叙述了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的活动、回国后与唐太宗的关系、翻译印度佛经的艰辛以及玄奘的佛教哲学思想之后，季羡林对玄奘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和歌德的时候说：‘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

歌德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人的庸人气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玄奘在自己的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

但是他的某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但是，话又说回来，玄奘毕竟是伟大的人物。

……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

四、季羡林对《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评价是：经过了一千多年实践的考验，特别是在最近一百多年内的考验，充分证明《大唐西域记》是有其伟大意义的；从中国到印度去的僧人写了不少的书，但是所有这些书同《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都如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

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实算是一个高峰。

从古代一直到中世，到过印度的外国人也非常多，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载。

……但是，它们都无法代替《大唐西域记》，要想了解古代和7世纪以前的印度，仍然只能靠这本书。

所以，《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部书相比的。

许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有一种玄奘情结。

季羡林对玄奘的崇敬之情由来已久。

早在六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曾用过齐奘的笔名写文章，可见他对玄奘心仪已久。

后来，他在许多场合，屡屡称赞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用来自勉和鼓励他人。

l977年，他在与中华书局商讨校注《大唐西域记》问题时，这种玄奘情结再一次地流露出来。

据中华书局编辑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当我谈到中华书局计划重新组织人力整理《西域记》，请他出任注译方面的负责人时，我看到他平静的目光忽然兴奋起来，埋在他心中多年的玄奘情结又出现了。

他的话多起来，不但表示尽力支持中华的整理计划，而且和我谈了不少关于整理此书的看法和意见。

在校注《大唐西域记》的过程中，由于事先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有些轻敌思想，结果遇到不少挫折，走了不少弯路。

有时候，仅仅为了统一一个人名、地名的译名，多次反复，费工费时，大伤脑筋。

这使季羡林十分苦恼，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但是，只要一想到玄奘当年只身万里求法，虽九死而犹未悔大无畏精神，他立刻便振奋起来。

季羡林与玄奘所处的时代相去一千多年，二人生活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追求的目标和从事的职业也大相径庭，但是，在季羡林身上，难道我们不能看到玄奘的一些影子吗？看到玄奘精神的闪光吗？玄奘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精神，不正是季羡林人生的写照吗？5、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研究季羡林自称是一位杂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行。

所谓术业有专攻，他也有自己专攻的术业，这就是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研究。

对这两项研究，他始终抓住，终身不放，并且写出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有创见的论文，这些论文在国际学术同行中受到极大重视，给予极高的评价。

佛教梵语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学习的专业，在留学期间他曾撰写过四篇富有创见的论文，受到德国老师的高度赞赏，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章中己有详细介绍。

这四篇论文现在已成为佛教语言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机会的增多，季羡林对国外学术进展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又重新投入到佛教梵语的研究中，写出了几篇重要论文。

佛教史与佛教梵文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的两门学问，所以季羡林在研究佛教梵语的同时，一直对佛教史进行不懈的研究，并撰写过多篇论文。

由于佛教梵语和佛教史研究都是非常专门的学问，笔者也是门外汉，没有能力作介绍，更谈不上评价，只好将季羡林的弟子、梵文学者黄宝生先生在《学术大师治学录·季羡林》一书中，有关季羡林在这两方面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价，摘引如下，以飨读者：l980年，季羡林读到几本外国学者关于原始佛教语言的论文集，激发他对这一问题又作了一次深入研究，写成《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l984）。

季羡林发现国外有些学者在原始佛教语言研究中有意标新立异，然而学风不够严谨，以致立论轻率，论证粗疏。

因此，这篇论文也具有论争性。

与前两论相比，这篇《三论》探讨的问题更广泛，涉及原始佛教的形成、佛教的传播、宗派的形成以及对阿育王碑的评价等等一系列问题。

他有的放矢，对有没有一个原始佛典？原始佛典使用什么语言？是否有个翻译问题？释迦牟尼用什么语言说法？阿育王碑是否能显示方言划分？《毗尼母经》等经中讲的是诵读方法（音调），还是方言的不同？逐一阐述自己的看法。

虽说具有论争性，他始终坚持以材料说话。

季羡林在论证中也充分利用汉译佛经资料，体现中国学者在佛教研究领域的这一特殊优势。

在写作《三论》的同时，季羡林还发表了《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l984）。

一是利用健陀罗语《法句经》、吉尔吉特残卷、《妙法莲华经》和《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等四种新材料，再次论证他早在四十年前就已提出的中世印度西北部方言一个重要的语法特点，即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并指出这也是探索大乘佛教一条途径。

二是依据巴利文具有大量使用不定过去时等语法特点，确认巴利文是印度中世东部方言。

在此之前，季羡林也曾接受西方学术界的通行看法，认为巴利文是印度西部方言。

但这种看法与巴利文具有许多东部方言特点相矛盾。

因此，他经过深入思考，确认巴利文是印度中世东部方言摩揭陀语的一种形式。

这样，也就能与上座部佛教关于佛典语言的传统说法达成一致，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佛教语言研究方面，季羡林还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梵文本》（l988）。

这部大乘般若经是用混合梵语写的，表明它是般若部中早出的；其语言的主要特点是语尾am变成o或u，表明它与印度西北部方言有关。

这就涉及到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

过去一般认为大乘佛教起源于南印度，几乎已成定论。

而季羡林认为大乘佛教分成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两个阶段。

原始大乘使用混合梵语，内容处于小乘思想向大乘思想发展的过渡阶段。

古典大乘则使用梵语，内容是纯粹的大乘思想。

原始大乘起源地应该是东印度，时间应该上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滥觞于阿育王时期。

因此《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虽然是早出的般若经，还不是原始的般若经。

季羡林在这里提出的关于大乘佛教起源的创见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已向揭开笼罩在佛教神话传说中的大乘起源之谜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佛教史研究中的空白和难点还有许多。

季羡林于l985年以顾问身份参加以刘大年为团长的中国学者代表团，赵德国斯图加特出席第l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了一篇近十万字的长篇论文《商人与佛教》，论述商人在印度的起源和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探讨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原因，并同中国商人与宗教的关系进行比较。

季羡林的这篇论文丰富了佛教史的研究内容，表明佛教研究的深化也要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

季羡林的另一篇论文《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l987），论述佛教史研究中长期受到忽略的提婆达多问题。

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叛逆。

而实际上，他代表早期佛教内部的不同派系，有自己的戒律、教义和信徒。

晋代法显、唐代玄奘和义净都在印度看到过他的信徒，足见他的影响深远。

因此，季羡林认为以后再写印度佛教史，不应该再忽略这个佛教史上的重大问题。

季羡林还在《佛教的倒流》（l99l）这篇论文中，钩稽中国佛教典籍中记载的史实，诸如永嘉禅师的《证道歌》传入印度；印度僧人叮嘱含光把智铠著作翻成梵文；玄奘在印度撰写梵文著作《会宗论》和《破恶见论》，回国后又将《大乘起信论》和老子《道德经》翻成梵文，揭示中国文化智慧融入佛教，传回印度的倒流现象。

季羡林提出的这个问题发人深省。

这也是他努力突破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中所谓单向贸易论的又一次实践。

在吐火罗文研究中，季羡林撰写的《梅呾利耶与弥勒》（l989），论证汉译佛经中弥勒的译名最早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弥勒），而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梅呾利耶）。

前者出现在后汉和三国后期，后者出现在唐代。

这篇论文与他的《论浮屠与佛》和《再论浮屠与佛》的论旨一致，说明佛教最早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因此，最早的汉译佛典的原本不是梵文或巴利文，而主要是中亚（包括新疆）的古代语言。

季羡林的另一篇论文《论出家》（l982）考证吐火罗文中的出家一词译自汉文，提供了文化交流中倒流现象的又一例记。

6、两部酝酿中的专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多年来，季羡林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两部专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

l99l年，季羡林为《神州文化集成》写过一本《中印文化交流史》，但是限于丛书体例，只能写十二万字。

他只能大题小作，戴着枷锁跳舞一场。

就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他再次表白了自己的心愿：我半生搜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至今我写的笔记和纸片，说是积稿盈尺，那还是不够的，比盈尺还要多。

我曾零零碎碎写过一些文章，已经集成了一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l982年，三联）。

在这一本集子之外，还有不少单篇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

我原本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

但羁于杂事，因循未果，至今心中耿耿。

……倘若天假我以长年，在若干年以后，把我手头必须完成的工作做完以后，我还要尝试写一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

季羡林为什么一定要写一本《中印文化关系史》呢？他认为：从地缘上看，中印两国，天造地设，成为屹立于亚洲大陆的两大邻国；从历史上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的四大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从文化上看，印度河、恒河孕育出来的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以外的地区。

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

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将近一半，他们对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而这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的发展。

季羡林写道：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印之间没有文化交流——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两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由此看来，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意义可谓大矣，季羡林撰写《中印文化关系史》实有必要。

季羡林立志撰写一部《印度佛教史》的原因又何在呢？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季羡林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回答道：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

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

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

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既然如此，那么，季羡林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还要写一本《印度佛教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他自己的说法吧。

他写道：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

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

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所创造的。

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

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和佛教研究》既然宗教是一个几乎伴随人类从诞生到灭亡，历史远比国家、阶级要长得多的社会现象，当然是值得一切有识之士来关注，来研究它。

至于说到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它对中国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绘画史、语言史、音韵学史、建筑史、雕塑史、音乐史、舞蹈史等等，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季羡林写道：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的家底。

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影响。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这项工作的偏见和无知，我们在研究印度文化、印度佛教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特别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这种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已经到了必须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这就是季羡林之所以要想写一部《印度佛教史》的原因。

季羡林与佛教接触已经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

从l935年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和罗文，就算是他研究佛教的滥觞。

从那以后，在长达六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不管他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他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始终没有降低。

季羡林写道：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

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

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

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

按说，季羡林通晓德语、英语、法语，又掌握多种印度和西域古代语言，又有扎实的中国文史功底，对佛经也十分熟悉，如果像目前流行的一些写史家那样，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综合，稍加改造，再引经据典一番，凑成这两部专史，简直可以说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

但这和他的治学志趣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季羡林一向恪守学术研究贵在创造的信条，决不拾人牙慧，敷衍成书。

如果按照他的这种治学原则来撰写这两部专史，前人的研究成果要批判地吸收，研究史上的空白要努力填补，研究史上的未解难点要尽量解决。

而无论中印文化关系史或印度佛教史中的难点和空白又何其多，要解决和填补上，绝非易事。

实际上，几十年来季羡林一直在做这项准备工作。

上面黄宝生先生提到的那些文章，就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季羡林目前仍然雄心万丈，潜心研究，锲而不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这个宿愿。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7、学术研究的余兴——散文创作季羡林的散文属于学者散文一派。

他自己说，写散文是在研究学术之余的一种余兴。

往往是在研究那些枯燥无味的语言文字时，累了，想歇息一下，换换脑筋，又正赶上心血来潮，情动于衷，于是，便换张桌子坐下，提起笔来，将胸中的激情和感悟，泻于笔端，这样，一篇散文便诞生了。

但是这余兴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随意成章的。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和做事原则。

他做事从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即使是余兴，也决不粗疏大意，而是当作正经事来做的。

他曾说，他的每一篇散文都是惨淡经营，简练揣摩，煞费苦心之后才完成的。

季羡林的第一篇散文《文明人的公理》写于l929年l月，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

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七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散文的写作。

说基本上，是因为其中也有间断的时候，即从l946年归国至l96l年，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只写过四篇散文：《忆章用》（l946年）、《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l947年）、《到达印度》（l952年）、《歌唱塔什干》（l959年）。

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其余的时间里，他每年都有少则几篇，多则几十篇散文问世，从未中断过。

季羡林一生究竟写过多少篇散文？除去杂文、小品、序、跋等不计，单就纯粹的散文而言，在l992年编《季羡林文集》时，共收入了七本散文集：《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万泉集》《小山集》和《留德十年》。

其中，《留德十年》属于长篇散文。

这七本集子收散文二百零三篇，共九十五万字。

从l992年至今，这十年是季羡林散文的多产期，又出版了《怀旧集》《赋得永久的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朗润琐言》《梦萦未名湖》《人生漫笔》《清塘荷韵──学者随笔八人集》《缀玉集》《漫谈人生》《千禧文存》《新纪元文存》和《牛棚杂忆》等十几个散文集。

这些集子由于受到时下选本热的影响，新旧散文混杂，l992年以后的新作，难以精确统计，约略估计，总在百篇以上。

这样算来，季羡林一生大约写了三百余篇散文，其中包括两部长篇散文《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总字数在一百五十万字以上。

作为一位业余散文作家，能有如此丰硕的收获，这余兴也够惊人的了。

至于季羡林散文的特点，虽然已有众家评论发表，每位读者也会有自己的评价，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先听一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也许更能帮助我们对他散文特点的理解。

季羡林在《漫谈散文》中写道：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

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为我所不取。

季羡林提出的真情二字，指的是散文的内容、思想、感情而言。

那么，在散文的形式上，也就是在艺术性方面，他的主张又是怎样的呢？他在《追求一个境界──漫谈梁衡的散文》一文中写道：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

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之为松散派。

另一派是正相反，他们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

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我窃附于经营派。

季羡林自称经营派，所以他认为散文要讲究章法，结构严谨，头尾呼应，炼字炼句。

总之，要惨淡经营，绝不能随意为之。

他反对某些散文家或写作教材中宣传的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的说法。

他举例说：像法国散文大家蒙田的散文，思想内容虽然极其深刻，但在艺术性方面，却是率意而行。

因此，与其说蒙田是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

总起来说，季羡林对散文写作的意见是：思想内容要有真情。

不能虚情假意，胡编乱造，无病呻吟；文章的形式上，要讲究章法，语言选用上要狠下功夫。

不能松松散散，随随便便。

他说：一篇好的散文，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

稍有写作经验的人，恐怕都会赞同他的这种看法。

季羡林欣赏的散文，古文中有：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

现代作家中，留给他印象最深最鲜明的是：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

实际上，季羡林曾经说过，他理想的散文应当是这样的：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

（《漫谈散文》）季羡林的散文饱含一片真情，这几乎是众口一词，有口皆碑的评价。

正如钟敬文先生在《季羡林散文全编·序》中，用四句诗概括的那样：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季羡林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又是一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

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很少外露，只有在他的散文中，真情通过文字倾泻出来，读者才能感触到他内心喜怒哀乐的真情。

从他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爱母亲的一片痴情（《寻梦》《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赋得永久的悔》等）；他对师辈的缅怀和敬重之情（《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忆念胡也频先生》《回忆陈寅恪先生》《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西谛先生》《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悼念沈从文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等）；他对同学友人的诚挚之情（《忆章用》《春城忆李广田》《怀念乔木》《悼组缃》《悼许国璋先生》等）；他对国际友人炽热如火之情（《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印度人》《天雨曼陀罗——记加尔各答》《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在兄弟们中间》等）；他对祖国壮美河山的赞颂之情（《登黄山记》《登庐山》《游天池》《富春江上》等）；他对燕园、清华园的依恋之情（《梦萦未名湖》《梦萦水木清华》等）；他对花鸟虫鱼的怜爱之情（《老猫》《咪咪二世》《喜鹊窝》、《幽径悲剧》《怀念西府海棠》等）等等。

他有没有愤怒和仇恨之情呢？应该说，也是有的，但不多见。

一本《牛棚杂忆》便是对一切魑魅魍魉的怒斥和鞭挞。

季羡林常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同大家一样，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都有。

他在散文中，从不隐瞒这种真实的感情，把它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呈现给读者看。

他的一片真情，通过他笔下的文字如涌泉般汩汩流淌。

这情感的流水，时而平缓低迥，时而汹涌澎湃，时而起伏跌宕，时而飞流直下三千尺，时而幽咽泉流冰下难。

每一篇散文都像一曲曲交响乐，谱写出他生命的乐章。

季羡林一生走过的道路漫长而崎岖，他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

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

这一切，都可以在他的散文中寻到踪迹。

如果说他的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20世纪中国光怪陆离的景象，那么，他的散文同样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照出的，则是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和生命形态。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做学问之余，还写古诗，而且诗写得极好，恐怕同辈写古诗的人无出其右者。

但是，陈先生写诗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他生命情绪的一种寄托。

他那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名句，既是他生存状态的写照，也是他在逆境中不降志、不屈服精神的阐释，至今读之仍令人感叹不已。

季羡林一生忙碌，百忙中仍写散文不辍，其深层原因，恐怕同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一样，也是出于一种生命情绪的寄托，而非其他。

如果循着这一条思路去阅读季羡林的散文，大约会更贴近事实。

钟敬文先生说：季羡林的散文文字再朴实不过了，情感再真纯不过了。

可是他建造的文学宝塔，却带有繁丽多姿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复调的散文。

钟先生的评价高屋患瓴，极有见地。

他用一个复调散文，便抓住了季羡林散文的真髓。

其实，季羡林早在l980年，为香港文学研究会出版《季羡林选集》（散文选集）写的《跋》中，就说过类似的话。

他写道：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

读季羡林的散文的确有一种仿佛在听乐曲般的感受，比如：《二月兰》不就是一首《悲怆交响曲》吗？《春满燕园》就像《欢乐颂》；《清塘荷韵》不就是《春之声圆舞曲》吗？《晨趣》就是《晨曲》；《去故国》犹如《思乡曲》；《一座精美绝伦的玉雕像──一个幻影》似乎与白居易的诗《花非花》异曲同工，白诗是一首朦胧诗，季文是一篇朦胧散文诗，这不就是一首无标题乐曲吗？……他的散文，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每一篇的旋律和节奏都不相同，一篇之中，又有一个中心的旋律贯穿全篇，中间有变化，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最后，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这就是钟先生所说的复调散文。

季羡林是驾驭语言的高手，精彩的语言，是他散文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般说来，季羡林散文的语言是简单淳朴的，没有过分的雕饰。

但是在如行云流水般的句子中，有时偶尔会插入几句，或整段，生动形象的、诗一般的句子，读起来给人以生动活泼的印象。

如果全篇都是这样的句子，会使人感到厌烦，浓得化不开。

但是在平淡无奇的散文句子中，偶出夹上几句诗化的句子，就会打破文章的平板单调，使人耳目一新。

这就像一池平静的春水，风乍起，吹上了几条皱纹，水的平静打破了，却增添了一些美，一些生气。

有的时候他把圣言经典，诗词名句，与俚语土话，错杂相间；中外哲理，与奇闻异事，流行习俗，熔于一炉，形成了他的散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今年九十有二，正在向期颐之年进军。

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手不发抖，眼不发花，而且文章写得越来越好。

季羡林老年以后写的散文，古朴老辣，豪情逸致，有一种超尘出俗的意象。

行文挥洒自如，所见所闻，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谈古论今，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也算是他近年来散文的特点之一。

前面说过，季羡林的散文属学者散文一派。

由于他国学功底深，又懂多种外语；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可谓集史、识、才、情于一身。

因此写起散文来任意挥洒，新意迭出；评人论事，妙语如珠；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独具只眼。

寓哲理于草木虫鱼之中，寄心魄于日月星辰之上。

抒忧国忧民之真情，赞民族文化之辉煌。

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

他的散文，喜的成分少，悲的成分多，有许多篇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

季羡林的散文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老生代散文的代表之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他的散文的魅力，将长时间地保持下去。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季羡林的人生旅途还在向前延伸。

据说，下个月他还要去香港，接受香港几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

但是，我的书却要打住了。

四年前，我动手写《季羡林先生》的时候，促动我提笔的原因，是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代学术大师的经历。

这个经历本身就非同寻常，很有吸引力，况且还有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

但是，经过四年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而不是什么异常之处，或者什么传奇色彩。

他衣着平常，永远穿一身洗旧了的卡几布中山装，像一个土包子。

当他身着缊袍敝衣，处在西服革履，油光可鉴，烨然若神人的一群之中，你就会感到他那朴素衣着光芒四溢。

他说话平常，声音低沉，略显嘶哑，话语不多，永远面带微笑，像一个老农老圃。

但是，他说的句句是真话、实话。

他从不会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用假话和空话来骗人。

他写文章质朴，像在与读者谈心一样，平易近人，娓娓道来，决无强加于人之意。

但是他的每一个字都燃烧着激情，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更不会摆出一副祖师爷的面孔来教训人，吓唬人。

他说他留学的动机，只是为镀金，回国后好抢到一只饭碗。

别的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他说没有，也不会说。

他一再地说，他从小胸无大志，至今也是一个渺小的人，普通的人。

并且常常为戴在他头上的一顶顶桂冠感到局促不安。

他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

这使他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内心永远充满忧患意识。

他八十岁以后，就成了陶渊明的信徒：应尽便需尽，无复独多虑。

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

他每活一天，就工作一天，为人类多做一点贡献。

他预言：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风骚。

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希望，从不悲观。

他对人类和万物充满爱心，这种爱心发自内心深处，却包容整个世界和宇宙。

不知道哪位哲人曾经说过：伟大来自平凡。

这个平凡的真理，我到现在才醒悟过来，是从季羡林身上醒悟到的。

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修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

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

怀真情，讲真话。

一切真正伟大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那些自以为伟大的人；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那些自命不凡、故鸣清高的人；那些把真理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却干尽蠢事的人；那些装腔作势，自以为满腹经纶，却是满腹糟糠的人；那些满嘴崇高、道德，却一点也不崇高，不道德的人。

这些人，在季羡林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啊！季羡林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是名副其实的称号。

不过，我想说，他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他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为发扬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不愧是中国的脊梁。

朗润园l3公寓一楼东侧房间里那盏灯，每天黎明前仍然准时打开，一位老人坐在书桌前，心事浩茫连广宇，思考着国家民族与人类的未来，然后写下一行行的文字。

他要把九十二年的人生经验，和对人类前途的思考，留给子孙后代，这就是他现在的惟一愿望。

完成于2002年12月6日深夜北京寓所——平居后记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是漫长的，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

20世纪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在这一百年中，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由贫弱走向小康，由混乱走向统一，由任人宰割走向独立自主，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充满着希望、激情、梦想与信心；同时，也充满着失望、迷惘、混乱与幻灭。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是一段痛苦悲怆的历史。

季羡林先生亲历了这段历史中的绝大部分事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是一个正直的中国文化人肩负着民族与文化的双重重任走过的一条崎岖的道路。

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经历，是值得回忆的。

因为它不但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且带有普遍性。

这正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反复阅读季羡林先生的二十四卷《文集》，以及1992年《文集》出版后的作品，竭尽全力搜集有关资料，采访一切能找到的知情人，力图使书稿保持真实。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独自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的时候，往昔岁月的情景，便会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常常令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喜怒哀乐，不能自已。

每当我骑车去朗润园13公寓拜谒先生的时候，看见他日渐苍老的面容，步履蹒跚的身影，心中便会涌起阵阵忧思，回家后更努力地写下去。

现在，《季羡林先生》终于脱稿了，并且得到了先生的首肯。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个人认为，写作《季羡林先生》这本书，是我的夙愿，也是我一生中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感谢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贺剑城先生、黄宗鉴先生、彭家声先生等，他们为我提供了季羡林先生在东语系工作期间的极其真实、具体、生动的材料，以及北大近五十年历史的材料，这些材料往往是书本上难以找到的。

我要特别感谢季羡林先生的助手李玉洁女士。

她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并且亲自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

她还将书稿念给在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听，使本书的真实性得到了保证。

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林金荣女士，是她当机立断，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特邀编辑何拓宇先生。

他是80年代初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一位资深的编辑，他在百忙中出任本书的特约编辑。

他说：这本书是北大三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也很好。

总之，我衷心感谢一切帮助过我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人，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季羡林先生》是不可能付梓的。

张光璘2003年4月10日主要参考书目《季羡林文集》24卷，以及1992年至2002年季羡林先生发表的专著、论文、散文、小品、日记、序、跋等。

《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萧超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中南海开始决策》韩泰华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文革前十年的中国》晋夫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6年以来的中国》汤应武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文化的回顾与展望》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汤一介等著，李中华、王守常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第1版。

《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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