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联防军司令员 新的使命

1941 年开春以后，关向应患肺结核病日益严重。

这年 10 月初，他离开 晋西北去延安治疗，贺龙亲自到彩林后方医院送行。

贺龙与关向应从 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 8 年的艰难岁月。

在这 8 年的风 风雨雨中，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关向应理解贺龙、支持贺龙。

他曾对人说：有人说老贺有军阀主义，其实，他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上 下级关系密切，同他接触多了，就比较随便了。

你不要看老总发脾气，他发脾气其实是爱护你。

他伟大就在这一点上——关键时刻他立场坚定、果 断。

贺龙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问问关向应的意见。

他们俩人思想合拍，配合默契。

关向应病重以后，贺龙十分焦急，诸事都很关心，连关向应应该 吃什么，怎么吃法，都要亲自关照一番。

不久前，刚刚送去一件皮大衣给他御寒，可是，现在，病魔却使他俩分开了。

这使贺龙感到痛苦，尤其是关向 应一走，集军政领导工作于一身，任务繁重。

不过，正如关向应所说：老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

1942 年春，正当贺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晋西北部队精简整编， 解决鱼大水小、头重脚轻①问题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对晋西北的春季扫荡。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两个旅团集中 1 万余人，扫荡兴 县和保德地区。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森少将，率 3 个支队袭击保德二分区指挥机构及新军暂一师；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少将率 3 个支队直扑兴县 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消灭晋西北八路军指挥中枢。

他们采取远程奔袭的办法，增加了扫荡的突然性，到达奔袭目标地区以后，即组成多 路纵队作宽正面的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发现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马上集中兵力攻击。

1 月 4 日，若松少将指挥日伪军秘密出动，直奔兴县。

贺龙及时得到了情报。

他当机立断，率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了兴县西北 的水江头。

6 日，若松占领兴县，扑空之后，马上跟踪而来。

贺龙又转移到瓦塘以北地区。

若松在水江头再次扑空，失去目标，感到奇怪，于是，下令 摆开阵势，采用像梳子篦头一样的办法，以多路纵队，严密搜索。

怎样粉碎这次扫荡呢？贺龙说，鬼子正在找我们的主力，我们要避 开他，让三五八旅去界河口和二十里铺一带活动，到鬼子屁股后面去放火，逼他退出去。

对进入根据地的鬼子，用小部队袭击他，让他不得安宁。

各分 区的部队都避开正面，去打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把声势搞大点，那样，日 军不得不走。

这一着很有效。

三五八旅接连不断地打击若松的运输部队，逼得他掉转 屁股去找三五八旅。

外线部队打得更加热闹：独一旅 3 次截断离岚公路；决死二纵队在文水、交城地区，决死四纵队在离石、大武地区袭击据点，破坏 交通，打敌运输；独二旅、暂一师跳出森少将的合围，袭占了义井。

晋西北各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一共歼敌 1750 人。

敌人顾头顾不了 尾，十分被动，3 月初放弃扫荡，撤回原据点。

① 由于日军强化治安，蚕食根据地，在 1941 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 50万，使党政军民全部脱产人员占根据地人口比例从百分之四点三，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这就是鱼大水小；在军队中，军区、军分区等机关人员和部队总数的比例上升到一比一点七，形成了头重脚轻的 情况。

反扫荡刚结束，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贺龙、林枫速去延安。

贺龙 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交给周士第，即同林枫过了黄河。

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了他。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 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 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

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

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

他先请林彪讲话。

林彪刚刚回国不好意思讲，只说：该受欢 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

谢觉哉转身请贺龙讲话。

谢老风趣他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 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

谢老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贺龙是个共产党员，他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

贺龙没想到，自己做了一点工作，竟受到延安人民如此盛情的欢迎。

他十分激动，在热烈的掌 声中讲话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这样盛大欢迎的。

接着，他简要汇报了晋西北的春季反扫荡情况，兴致勃勃地说：敌人春季‘扫荡’彻底失败了，不过，敌人的战术也有改变，在我们面前 并非完全无能，时常对我们实行反袭击、反伏击。

我们如不注意敌人这种战术上的进步，那一定会吃亏的。

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敌人战术的改变。

谈到 晋西北根据地几年来的建设，更其兴奋，他说：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时间 比较短，从29 年①算起，到现在不过两年，除了打仗以外，允许我们建设的 时间不过 14 个月。

如今‘三三制’政权已经建设起来，一天天在巩固中，过去逃亡的地主，现在已经回来了。

地主士绅、各党派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政权 工作。

他们很高兴，很安心。

我们的行署主任续范亭同志，便是一位国民党员、老同盟会员。

副主任牛荫冠同志，是牺盟会领导者之一，他的家庭是晋 西北第一家大地主。

乡村政权已经过两次改选，现在第三次普选已经完毕，正着手县的选举。

晋西北参议会正在筹备，预计今年 7 月，第一次会议可以 开幕。

最后，他深情他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西 北紧靠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根据地中有一个近便的榜样。

这次讲话，是他真情的流露，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其实，毛泽东让他到延安来，是要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

毛泽东先让他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

他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肖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作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 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又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的反映，仔细阅读了留守兵 团 3位领导写的工作报告，在 1942 年 3 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 工作的会议上作了坦诚的发言。

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又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对留守兵团 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

朱德在他所作的检查工作的结论中，肯定了贺龙的看法。

这次检查，使贺龙熟悉了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为担负联防军司令员作了思想准备。

1942 年 5 月 13 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 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休① 民国 29 年，即公元 1940 年。

养期间，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

毛泽东要求贺龙参加解决三项任务： 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又挑起了一副新的担子。

你的兵练得不错哪！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 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

他同副司 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 4 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 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

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 1942 年10 月间将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任命肖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 员。

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

他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 领导。

经过整编，边区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

不久，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分区视察。

走了一遍以后，他感到忧虑。

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 50 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

眼下，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4 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 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

在非主要方向 的边境上，1个团要担负 400 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 可能发动的进攻。

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 了晋西北。

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侠，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 的任务了。

一二○师独一旅的 1 个团己于 1941 年调来陕北，旅部及另 1 个团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来。

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 准。

1942 年 11 月 26 日，一二○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于绥德地区。

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 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

{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31_1.bmp}1943 年 3 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反 对共产主义。

5 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 逼近，企图闪击延安。

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

形势一下子紧张起 来。

虽然预有准备，但贺龙还是不很放心，又向毛泽东建议，再从晋西北调1 个旅过来。

毛泽东同意了。

6 月，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 调到陕甘宁边区。

贺龙随即命令三五八旅进驻鄜县（今富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 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

部署完毕以后，他又到关中分区亲自检查了一遍。

当他返回延安时，延安各界正在文化沟体育场召开纪念抗战 6 周年纪念会， 进行反顽斗争紧急动员。

人们知道贺龙刚从南线视察回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讲话。

他走上讲台，感慨他说：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 围都是敌人。

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经听到了炮声。

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

他们 不打日本了，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府。

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 6 年仗。

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 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 33 个叛将①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看待，这还有公理吗？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

他坐在台上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

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

蒋委员长‘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

但是河防 大军六七个师和什么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连马鞍子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 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显得尴尬。

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

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决不去打 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

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

我们边区的男女老幼都要准备好，随时还击对边区的进攻！贺龙的话激发了群众对顽固派的同仇敌汽，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由 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作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 不韪。

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冒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 进行破坏。

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军等 8 股土匪，到处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

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 1 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昏时分没有武装护迭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

贺龙决心剿灭这些政治土匪，保护边区政权和人民。

1943 年，他乘陕甘 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剿匪工作。

贺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土匪已经作案 30 余起，干部和群众死伤23 人，损失财物 200 万元，如果任其发展，边区将得不到安宁。

贺龙严厉批 评了某些干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土匪采取放纵和宽大过头的态度。

他提出，由各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联合组成清剿委员会，统一领导剿 匪工作，坚决消灭国民党派来的这些祸害。

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命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拟定了清剿战术，制定了对土 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

贺龙强调：要坚决肃清匪患，但须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取，慎重对待首要分子与胁从分子的区别， 避免乱杀。

经过 3 个月的努力，8 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贺龙当了联防军司令员以后，常常下去视察。

他发现边区部队由于以往 领导不够统一，训练上存在不少问题，各有各的作法；学校、教导队的训练也有与部队实战需要脱节之处。

这自然要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

他决心解 决这个问题。

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贺龙就开始着手解决部队训练问题。

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

要开一个会，① 1938 年 12 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 达 33 人。

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 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 年 6 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 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

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

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

他说：过去学校和部队的教育与 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

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①，作为训练的依据。

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 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

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

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 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

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 到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 个打 3 个。

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

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 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

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 够，安排不尽合理。

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

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

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 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

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

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

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 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

贺龙自己也 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

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会 开活了。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 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 1943 年下半年的训练 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大大推动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训练。

3 个月过去了，军事训练搞得怎样了呢？有什么经验教训？冬季练兵应 当怎么搞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943 年 10 月，贺龙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

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也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 议。

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

他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 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这次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 都练，土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 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

贺龙说：别人能做到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

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 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

贺龙主持的这次高级干部会议，① 军语。

按敌对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

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

毛泽东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 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普遍得到了贯彻执行。

11 月中旬，冬季练兵热潮便在部队中形成了。

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地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这个竞赛是怎么来的呢？一年前，即 1942 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 久，去三五九旅视察。

师长来了，旅长王震十分高兴。

他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

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 50 米。

贺 龙看了，高兴地鼓起掌来。

王震旅长兴奋地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表演完毕，王震请贺龙给部队讲话。

贺龙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 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上地。

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

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

每一颗子弹打死一个仇敌。

一二○师是个大学校嘛！王震接 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习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

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

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

旅政治部很会做工作，他们抓住王震的这一讲话，很快在三五九旅开展了争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在后来的冬季练兵中，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 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1943 年冬季大{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37_1.bmp}练兵到1944 年 3 月结束，成绩显著，收效巨大。

例如，三五八旅考核的结果是：全 旅步枪命中率由百分之四十八点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点三，重机枪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四，轻机枪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山炮命中率达 百分之百，手榴弹投掷距离由平均 25 米，提高到了 40. 69 米，并创造了72 米的最高纪录，刺杀和超越障碍，也都比较熟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 发展， 1944 年 9 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检阅和总结大练兵成果。

贺龙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 72 米的投弹手，（发射 6 发步 枪子弹）打 60 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

他说， 1944 年冬季，我们还 要练兵，我们的目标是：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技术与战术结合起来。

战斗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38_1.bmp}9 月 25 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

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陪 同毛泽东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

军事表演一共 7 项：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

第一项表演投弹。

表演者都投过了 45 米。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 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

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

贺龙说：我们已经计划普遍开展苦练三大技术的活动。

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

毛泽东更高兴了，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 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

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泽东点头说： 是这样的。

贺龙等领导的联防军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 1945 年在爷台山地区打退胡宗南的进攻以及对日反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奋战财经战线1942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 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

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 19 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

这样，从 1942 年下半年开始，贺龙即以很大精力参预领导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上，出力尤多。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 1942 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 难，情况极为严重。

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

他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

① 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

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党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 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

毛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 思想，教育干部。

12 月 21 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大纲的长篇发言。

一个礼拜以后， 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

29 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 发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 性。

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 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

他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

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

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 也落不下来。

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①？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

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

我们边区政 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

所以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

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 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

一个叫沈鸿。

贺龙说：他是个大学生，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 我们边区来，帮助我们造了全套的造枪机器。

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

第二个叫钱 直道。

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

他帮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事工业有很大贡献。

第三个叫林发。

贺龙说：他 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很大问题。

第四个叫陈正霞。

贺龙说：他是个技师。

我们延安，以前有 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

今天不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

还有一个叫华绍真。

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 是个工程师。

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

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① 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① 这里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

们是坚决抗战的。

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 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 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

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不敷出。

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 商量以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 500 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

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 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

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 43 年要由下往上流。

上面向下面要饭吃， 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

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

地方上没有饭吃， 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要。

上面总共补助 500 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

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 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

这种包干的办法，虽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各分区生产的积极性和解决本区财政经济困难的责任感，作 为解决入不敷出的应急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能是权宜之计，根本问题，一是要增加边 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

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 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

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 起来。

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

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 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

边区 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

没有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 民手里。

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银行资金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

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 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

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 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

贺龙说：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产，那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 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

为了解决金融问题， 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

1943 年，边区银行对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 1942 年增长了 38 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 增长了 10 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贺龙在 1944年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①，那我们去年的生产 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 1944 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

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 100 万亩，增产细粮 16 万石，运销30 万驮②盐和土特产，种棉花 15 万亩，织布 10 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① 即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简你边币，是用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

② 指一头骡子所驮重量。

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大家仍很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那时是供给制，伙食费是很少的。

中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一般也只吃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

1944 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

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 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

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

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 1 个月多少 钱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多少？1 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

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

贺龙对他说：前 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

你买半斤木耳就化了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 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丝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丁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 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

虽然军民动 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 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 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

1943 年 10 月， 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

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在财经工作上存 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 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

贺龙及其他财 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

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

在作了充分 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 3 月 4 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

3 月 27 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

贺龙分析了这次边区金 融波动的原因。

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认识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 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 查。

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

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 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

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

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 任。

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

但总的责任我要负。

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

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的报告，写了 1 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

我们做的结果 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一直到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

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 训。

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 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 赞同。

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在晋西北，贺龙是生产运动有名的倡导者，来到延安以后，又兼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全边区的生产成为他分内之事。

他尤其重视军队的生产运动。

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 年来到南泥湾，1 年内就开荒播种 1. 22 万亩，收成不错。

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 食情况。

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

王震 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

陈宗尧在一旁{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45_1.bmp}得意地笑着。

贺龙看了另一个连 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

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陈宗尧回答：十 一连。

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

我带几个回延安去。

吃完饭，贺龙对王震 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 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

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

王震、陈宗尧点头称是。

1942 年 12 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 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 1942 年，边区大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 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应该完成百分之百。

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 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动部队的生产运动。

1943 年 3 月，他提出了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建议；4 月，他号召部 队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 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 10 万石细粮而斗争。

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 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 的动力。

1943 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 来。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

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 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

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 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

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着办了。

结果，守 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

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

这些东西得 到得不到呢？得到了。

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在贺龙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1943 年开荒 20 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 3 万石，三五九旅做 到了粮食自给。

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边区部队做到了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

边区部队共养猪 1 万余头，羊 1.5 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 3 斤 肉。

边区部队建立了 11 个纺织厂，年产布 40万匹，还织了许多毛毯、毛巾， 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

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贺龙来到延安不久，由于感情不合，与骞先任离婚了。

延安的一些热心 人就忙着为贺龙当起红娘来。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 长薛明介绍给贺龙。

薛明是河北霸县人。

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

她带了一支 青年妇女抗日队伍，从北平辗转到长江以南，宣传抗日。

1938 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她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后来 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 年春的一天，西北局书记高岗陪贺龙来到延安县委。

县委书记和薛 明接待他们。

高岗对贺龙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

谈话中，他问薛明：你认识叶群？薛明说：认识。

贺龙说：今天 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

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

谈恋爱嘛，你要不同 意，就算了。

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

叶群是同薛明一道从江西来延安的，彼此是很熟 悉的朋友。

薛明感到，叶群这样做确实不对。

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对同志的关心，所以点头说：可以。

贺龙高兴了：那很好。

朋友嘛，就要这 个样子。

你认为怎么样？薛明回答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贺龙点头说：那好，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我知道，你在请涧工 作做得很不错。

临走时，贺龙问薛明：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回答：离天津很近，霸县人。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你可以 去尝尝，看像不像。

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

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甩开大步走了。

这次见面给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从此，两人开始了交往。

1942 年 8 月 1 日，贺龙与薛明结婚了。

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ewc MVIMAGE,MVIMAGE,!12300540_0348_1.bmp}高朋满座，任弼时、林伯渠来了， 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西北局的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都来了。

林老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呀！他们 俩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

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

薛明知道贺龙有胃病，不宜喝酒，那是贺龙的部下告诉她的。

她马上接过林老手中的酒 杯，一饮而尽，于是，大家就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

窑洞里充满了洋洋喜气。

没过几天，一二○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的窑洞里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贺 龙陪着毛泽东来了。

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向薛明拱拱手，笑着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贺龙在一旁微笑着。

他能不高兴 吗？在延安，他有了一位伴随终生的伴侣。

延安的岁月，贺龙是难以忘怀的。

在整风运动中1942 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件 大事。

贺龙一到延安，无例外地投入了这一运动。

1942 年 11 月 2 日，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发言说：整风整什么？是 整我们党内不正之风，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十年内战中，中央苏区垮了，鄂豫皖苏区垮了，川陕苏区垮了，湘鄂西苏区也搞垮了，这 都是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

他说：今天我们的边区党内还存在些什么不正的东西？整风整什么？就是整闹独立性，整党内那些不正的东西。

贺龙 强调：整风要从上面整起，上面整好了，下面一定整得好，这是个领导问题。

上面没有整好，下面有什么办法。

我责备下面，首先要责备自己。

责人 首先要责己，责己严，责人宽。

我今天是一个司令员，如果军队做了坏事，犯了纪律，违犯政府法令、政策，这个责任是领导机关负，我要负，我是一 个司令员嘛。

我骂下面说是你们不好，我自己好，下面心服吗？不心服的。

贺龙就以这样的态度参加了整风运动。

当时，在边区部队中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诸如，不尊重中共中央西北 局，不尊重边区政府，少数干部对地方干部蛮横无理，不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愿参加边区建设以及生产上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等。

针对这种现象， 贺龙依据整风精神，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开展整军以克服三风不正，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的要求。

他 强调，整军的中心是加强一元化领导，拥护中央与西北局，拥护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此，在部队中要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 向的斗争。

对于部队中闹独立性、各行其是的倾向，贺龙给以严厉的抨击。

他说：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府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不能闹独立性。

我们边区只有共产党，没有两个党，为什么共产党里头槁独立性这个东西？西北局决议随便可以不执行？中央政策随便就可以不执行，这种党员还象什 么样子嘛？不象样子。

我当个师长，一二○师，我在那里的时候部队很好，如果我走了，部队就不好了，这样，我的党性还有没有呢？没有了，是不是 个好干部？不是的。

贺龙的这些思想，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强，旗帜鲜明，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整军工作中起了{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50_1.bmp}重要作用。

1943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 陈正人、贾拓夫 5 人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从此，贺龙以更多精力参预了西北局的领导工作。

1943 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若干问题。

贺龙参加了这次讨论。

红二方面军、一二○师，经历了复杂的情况，在长期斗争中也产生了一些有争议而需要统 一认识的历史问题，因而，在此期间，贺龙召集在延安的一二○师各部队领导干部开了几次会，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

这次讨论，涉及到洪湖时期的肃 反问题，也谈到了到达陕北以后的反军阀主义斗争，并且还讨论了抗日战争初期开辟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些问题。

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

甘泗淇 在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时说：我们在与敌人斗争中，基本上是团结的，在贺、关领导下，忠实于党，同心同德地干，但有些同志过去对贺龙同志认识 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

我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他。

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久前开了个干部会，现己解决了。

①1943 年 1 月 7 日到 9 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西北局工作的中央常委任弼时在 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话。

在这一讲话中，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 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

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 部队，在旧社会里做到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

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

但是贺龙 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

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便跑到洪湖去， 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成为大兵团的红军。

后来因立三路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设 根据地。

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

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 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

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

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 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

这说明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 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但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会有其自身的弱点。

贺龙也一 样。

在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因为对敌情估计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全边区以至各根据地先后都动起来了。

一时间各方面纷纷反 映，党政军民团体中都混进了蒋、汪、日特务。

在这种情势下，贺龙在 1942 年 10月和 11 月曾两次在一二○师整风座谈会上，把当时坦白出来的一 些不真实的情况作为例子，动员干部但白交待，并且点了一些同志的名。

这种做法，不管是由于对情况认识不清，还是为了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审干的安 排，其作用都是不好的，给一些干部造成了伤害。

后来，当扩大化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时，便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反思。

这年年底，在晋绥军区请示关于清 查干部的若干问题时，他便显得十分慎重了，专电林枫、周士第说：清查干部的历史和思想、配备干部要慎重，要德才兼顾，避免宗派现象。

有一 次，独一旅一位领导干部来联防军司令部汇报工作，贺龙对他说：你这个人，自己有体会嘛！有血的教训。

你挑担子、挨捆的滋味忘记了吗？怎么能 相信你的部队有几百名特务？过后，贺龙还派杨琪良随甘泗淇到独一旅进行平反和其他善后工作。

因此，一二○师在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上，总的来说，行动是比较迅速的。

整风运动结束以后， 1945 年 4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贺龙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

6 月 9日，在这次大会的第 十九次会议上，贺龙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 1944 年，盟军在欧洲的反攻节节胜利。

在亚 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侵略者的处境也日益不妙。

日军为了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时仍能保持其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当年四、五月间发动了打通大 陆交通线的攻势。

蒋介石集团正集中精力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日军的进① 甘泗淇：《关于一二○师的工作报告》，1943 年 5 月。

攻毫无准备，连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和贵州一部，重庆震动。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1944 年 4 月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

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 要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为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 工作和根据地的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遵照这一精神，以贺龙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集体，除指导晋绥军区进一步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 斗争，加紧拔除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和向敌占交通线发动攻势外，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 6 支部队开赴日军 1944 年占领的地区，开辟抗 日根据地。

首先出动的是由三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南下支队）。

他们的任务是先到湖南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而后逐步与中 原部队和广东的东江纵队联接起来，形成解放区战场的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反攻。

11 月 1 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 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都到会讲了话。

贺龙讲话时，举起十指张开的两只大手说：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 个起家的。

就是说，最初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是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

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才有了人民军队，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八路军、 新四军。

他的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离开延安以后很久，他那高举起来的两只大手，还不时呈现在南下支队指战员的眼前。

11 月 9 日南下 支队离开延安，开始了转战晋、豫、鄂、湘、赣、粤数省的艰苦历程。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54_1.bmp}中共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全力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反攻。

1945 年 7 月 21 日胡宗南悍然制造了淳化事件。

他指挥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预备第三师攻占了八路军在淳化县爷台山的阵地，企图以此为跳板 进而夺取关中分区，威胁延安。

贺龙一面以联防军司令员的名义向蒋介石、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在他致胡宗南的信中说：先生治军失当，变起萧墙， 略无自责之心，反启诿过之志，淳化兵变实在先生亲手所创造，其然岂其然乎？一面调动部队，部署反击。

经毛泽东批准，他将正在开往对日反 攻前线的三五八旅八团连夜调回淳化县凤凰山、照金地区，和新四旅、警一旅一道进行反击作战，指定张宗逊在现地统一指挥。

反击战从 8 月 8 日夜开 始，到 9 日下午 2 时结束，全歼国民党军进攻部队，收复了爷台山阵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作为对日反攻基地的地位。

第十四章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风雨无阻夺文水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 卓绝的 8 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当晚，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到处是高挂的红旗，震耳的锣鼓，熊熊的篝火和欢乐的人群，欢笑、拥抱、热泪⋯⋯ 延安的狂欢之夜，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喜悦。

在这个欢乐的夜晚，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紧急会议，贺龙参加了会议。

由 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个会议，已经开了 3 天了。

会开得十分紧张，连饭都是在会场里吃的。

因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 变化。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但是，他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困难很多：国际上，美、苏从各自 的利益出发，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国内，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而且，蒋介石的军队有一半以上远在西南、西北，日 军占领地区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大部分处于八路军、新四军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于 8 月 14 日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此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

中共中央对此有极其清醒的估计，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前夕，8 月 10 日，通过了毛泽东 起草的《关于同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决定》指出，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

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 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为猛烈的。

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 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

中共中央还要求正规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以便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 为主的战略转变，适应对日本侵略者实施反攻和反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的需要。

这次中央紧急会议对此决策作了详尽的讨论，并在会后陆续采取了 相应措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贺龙的任务是：统率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 山西和绥蒙。

毛泽东指出：傅作义、阎锡山都已动作，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贺龙对此十分赞成。

他明白，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谁先走一步，谁就能 赢得时间，赢得胜利。

8 月 16 日清晨，会议结束。

贺龙匆匆走出会场，朝着守候在枣园的一辆 卡车上的警卫人员喊道：韦绍坤，我们胜利了，你高兴不？韦绍坤赶紧跳下车来，迎着贺龙说：老总，咋不高兴！我早就想去参加游行了。

贺 龙笑了笑说：蒋介石又在准备内战了！还得打仗。

走，现在就准备出发。

韦绍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老总，到哪儿？过黄河！贺龙 挥了挥手。

第二天一早，贺龙就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 军区政委林枫和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登车出发了。

路过柳树店时，人们远远就看到抱着儿子在大路口等候的薛明。

车 停下来，贺龙走到薛明跟前笑着说：好啊，你们娘儿俩也来为我们送行了。

接着，就抚摸着孩子绒绒的小脸 说：小家伙，我们要去打仗喽！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把有钢链的小刀，在孩子面前晃了晃说：小家伙，这把小刀送给你玩， 快点长大，好去当兵。

薛明听了也笑了，她叮嘱说：到前方去，要多保重，不用惦记我们。

贺龙跳上汽车，急忙上路了。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晋绥军区对日反攻在南北两线同时展开：南线，以夺取太原为重点；北线，着 重于阻止傅作义部东进，争取攻占归绥。

贺龙一行从宋家川渡过黄河以后，便分道而行了。

林枫前往兴县，领导全区党政工作，协调南北两线行动，并 组织干部去东北；贺龙迳直奔赴晋中，指挥南线部队攻占太原。

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已先期去北线指挥作战。

贺龙骑马向汾阳、文水地区急驰。

晋中部队根据他的命令，己从 8 月 15 日开始向拒降的日军发起反攻，逐渐向太原逼近。

这些天来，形势发展怎样？阎锡山如何动作？成为贺龙一路上急切想了解的问题。

虽然沿途都是他曾经 浴血战斗过的土地，很想到这些地方走走。

然而，军情急迫，他必须尽快赶到汾阳前线。

因此，除了在沿途住下来休息的地方，设法了解情况，解决问 题外，其他地方无暇顾及，只得遗憾地策马而过了。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 梁、雁山、绥蒙 3 个军区，并以主力 4 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直属军委。

当天，贺龙到达汾阳西北的向阳镇，随即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

当时的情况是：在南线，8 月 10 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阎锡山便马上以其早在晋西南的孝义、隰县一带集结的 9 个师向太原出动。

8 月 15 日，先头到达太原城郊。

阎军一路上占领{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58_1.bmp}了汾阳、文水、平遥等县城。

所到之处，一律不解除日军武装，反而命令他们向前去受降的八路军作有效的防卫。

在北线。

从 8 月 12 日开始，晋绥军区部队遵照贺龙命令，分两路从平绥路以北和 偏关地区出动，以夺取归绥为目标向平绥铁路西段拒降的日伪军发起反攻，陆续收复了陶林、武川、毕克齐、旗下营、陶卜旗、清水河、凉城、左云、 右玉、和林格尔等地。

18 日，北路绥蒙军区部队攻入归绥，守城伪军节节败退。

此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暂三军、第 六十七军、骑四师等 6 万余人，出河套，分两路东进受降。

8 月 11 日占领包头， 18 日从南面进攻归绥。

绥蒙部队腹背受敌，不得己于当晚撤出归 绥。

在这种形势下，原来夺取太原、控制归绥的计划一时已无法实现。

贺龙说：太原、归绥我们目前都进不去了，要想出个新的办法来。

反正不能让 蒋介石这么顺利地把‘桃子’摘去！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

敌伪正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形势下，我军应迅速改变方针，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交通要道集中， 而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贺龙认为这个指示完全符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太及时了。

于是，迅速调整部署。

他决定：在北线，除 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清水河等城以外，要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晋察冀部队夺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部继续东进；在南线，坚决打 击阎锡山的进犯，夺取汾阳、文水、交城、孝义、离石、中阳及广大乡村，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对于太原、大同、归绥等城市则以部分兵力威胁之。

8 月 26 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部署，并告贺龙，他即将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贺龙一直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诡计。

在延安 时，他就担心毛泽东赴渝的安全。

中共中央对此极为慎重。

中央政治局曾多 次进行讨论。

8 月2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 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他所以暂时取和平姿态，是由于消灭我们的条件还不具备。

苏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摊 子还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还不能下决心打内战。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暂缓前往。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我去，是一个侦察 战，最重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

8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同由重庆归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研究了毛泽东赴渝问题。

经过反复权衡，政治 局同意毛泽东亲赴重庆。

毛泽东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

在晋绥前线的贺龙是不了解这一过程的。

所以，当毛泽东告诉他要去重 庆谈判时，他仍然十分担心。

8 月 29 日，专电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说：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

8 月 30 日，刘、 朱、任回电说：毛泽东赴渝谈判完全必要。

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

又说，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 下打几个胜仗。

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和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看了这封电报，贺龙说：好哇，我们相信中央的判断，现在，我们能 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好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

当时，独三旅进攻仍由日伪军占领的汾阳城，因为计划和侦察不周，未 能得手。

贺龙当机立断，命令刚由陕甘宁边区赶来的独一旅和晋绥八分区部 队攻击文水城。

文水，在太原西南约 80 公里处，是太汾公路上的重要县城，由伪军把守。

贺龙亲自部署作战，命令部队从三面攻城，留下一面围而不攻，以便待适当时机，赶鱼入网，聚而歼之。

30 日下午，发起战斗。

正当部队向文水城接近时，突然阴云密布，大雨 滂沱，部队运动困难。

八分区领导人心里焦急，他们向贺龙请示：雨太大，道路泥泞，部队行动困难，可否待大雨过后攻城？乱弹琴！贺龙听了骂了一句，然后斩钉截铁地下令：风雨无阻！ 贺龙说：把我这话传达给他们，风大雨狂，敌人一般疏于戒备，正是我们击敌不备的大好时机。

要克服困难嘛！风雨无阻这铿锵有力的 4 个字传达到部队，成了一道强有力的动员 令。

战士们柿风沐雨，在泥泞中顽强挺进。

八分区二支队隐蔽地越过壕沟，剪断铁丝网，通过布雷区，把云梯靠上城墙，登上了城东北角，并迅速突破 前沿向纵深发展；独一旅冒着暴风雨，人拉肩扛把几门炮架到了离城几百米的地方，准确地轰击敌人，支援突击部队。

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人一部分被 歼灭，大部分投降，一股残敌猬集西城顽固抵抗。

贺龙命令攻城部队从北向东再向南攻击，迫敌西窜。

31 日傍晚，残敌果然由西门突围而出，钻进了贺 龙布置的口袋，全部被歼。

城防司令以下 500 余人被俘。

收复文水的第二天，贺龙进城看望攻城部队，听取指挥员们的汇报。

当 他听说部队登城以后，及时改造工事击退敌人反扑时，高兴他说：打仗就是要机动灵活。

打开突破口以后，就要防止敌人反扑，要立即构筑能攻能守 的工事，有了它，就可以以一当十。

不创造条件，不讲战术的，不是好的指 挥员。

他还听取了跟随部队进城的文水县人民政府县长李魁年、汾（阳）文（水） 武工队副政委李凤年的汇报。

在他们谈到文水中学有不少帅生渴望革命时，贺龙说：好啊，这些宝贝疙瘩你们去把他们动员出来，办一所我们自己的 学校嘛！这批知识分子，地方和部队都需要。

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文化人才。

把他们动员出来，办一所培养我们自己干部的学校，这可是件重 要的事情！停了一会，他又说：文水在交通线上，阎锡山决不会罢休的，他一定会以优势兵力来反扑。

在这种情况下，城中可以放弃，人才必须力争。

贺龙当场决定，这所学校名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随营学校，由他兼任校长，留下他的秘书彭德担任副校长，主管筹建事宜。

贺龙对彭德说：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这些学生，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他们受敌伪教育时间很长，对我们还不了解。

我们的干部，要以身作则，用共产党员特有的思想 作风去亲近、感化和教育他们，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

后来，贺龙又从各部队抽调了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到学校工作。

到 1946 年，在师生们的强烈要求 下，这所学校更名为贺龙中学，为地方刷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

文水战斗后，贺龙继续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先 后又收复了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城，歼灭日伪军 5000 余人，并且成功地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绥南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晋绥解放区也得到了 巩固和发展。

绥远战役贺龙来到山西前线的半个月内，蒋介石一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 判，一面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津浦、平汉等铁路向各解放区进犯，勾结日伪军夺占城市和交通要道。

到 9 月初，在华北，阎锡山出动了 7 个军， 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傅作义出动了 4 个军和 1 个骑兵师，在夺取包头、归绥、集宁等城后沿平绥路东进，先头部队直指张家口；在华东、中原，蒋 介石调动大批部队，抢占平汉、津浦路沿线城市，企图迅速控制战略要地及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通路以抢占东北。

为了打肢蒋介石这一企图，中 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同蒲、平绥、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继续肃清日伪残余据点，开辟战场，尔后集中主力，组织几个战役，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迟 滞敌人前进，巩固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全军调整部署，特别是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和谈中的地位，争取实现和平。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争取绥察热全境的指示，指出：傅作 义、马占山夺取归绥，继续东进，阎锡山占太原后向北伸张，在此情况下，我力争太原己不可能，应集中兵力，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

为此，军委要求 晋绥野战军除留一部分兵力牵制阎锡山外，主力从太原附近转移到绥远境内打击傅作义。

贺龙接到电报后，马上复电：由他亲自率领晋中地区的 5 个主 力团，立即先行北上，争取用 16 天时间，赶到右玉集结。

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副政委罗贵波留在晋中，执行牵制阎锡山的任务。

中共中央军 委于 9 月 5 日批准了这一部署。

电报发出后，贺龙即刻北上，前往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

在这里，与林 枫一道，处理了几件事：一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加速东北地区战略展开，抽调一批干部和适 当数量的部队开赴东北。

尽管晋绥军区地广人少，但仍然抽调了可以组建 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和 1 个建制团，由林枫、吕正操率领前往东北。

二是研究确定了绥蒙、雁门、吕梁 3 地区的党委书记和军区领导干部的 人选。

三是督促军区后勤部成立兴县总兵站和沿途各兵站，帮助输送大批干部 从延安到华北、华东及东北地区。

在晋绥，过境人员最多时 1 天可达五六百人。

贺龙对后勤部副部长范子瑜说：我们一定要把输送干部的工作搞好， 这是全党的大事。

我们这个地方即便搞得倾家荡产也要把这件事办好。

你就在兴县坐镇指挥。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代理主席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向北发展向 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 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指示要求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坚决打击国民党自 绥远和可能自北平向张家口的进攻，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

贺龙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

他调动晋绥野战军的 4 个主力旅和绥蒙军区 骑兵旅参加绥远战役。

聂荣臻命令晋察冀军区 3 个纵队 9 个旅参战。

这个战役共运用 14 个旅、5.3 万人。

鉴于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较多，贺龙于 10 月 1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绥远战役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统一指挥。

中共中央采纳了贺龙的建议。

聂、贺商定的绥远战役的部署是：晋察冀军区部队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辛镇的敌人，尔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军 区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展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64_1.bmp}两个军区部队协同进行大兵团作战，在晋绥部队还是第一次，如何搞好战役的协同动作，是贺龙一 直思考的问题。

在左云城北广场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同日本鬼子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现在要大兵团作战，打运动战，两大区部队 要协同作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着重指出：我们的部队老战士多，很勇敢，但不要有骄傲情绪。

我们这次到绥东去打 仗，要尊重地方党，爱护地方部队。

这一点要讲清楚。

我军的战斗力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

热爱人民，拥护政府，非常重要，没有这一条不能打胜仗。

他特别强调：对晋察冀部队要主动团结。

没有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持，怎么能打好仗呢？我们一定要尊重友邻部队，爱护友邻部队，团结友邻部队， 这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10 月 17 日，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北越长城，进军绥东，行进在高 山峻岭、羊肠小道上。

贺龙时年 49 岁，身患高血压、胆结石和慢性肠胃炎等疾病，虽然近来没有大的发作，但是，由于鞍马劳顿，病痛一直折磨着他。

这一点，医生们最清楚，常常为他的身体情况担心。

可是，贺龙对此却毫不介意，一路上，饿了，和大家一道啃干馒头；渴了，喝一杯清泉水。

有说有 笑，妙语连珠，令医生和警卫人员惊叹不已。

10 月 18 日，绥远战役揭幕。

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 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一旅各一部。

傅作义见此情景，急忙收缩兵力，命令部队迅速向归绥集中。

21 日，第 六十七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二十六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第三十二师撤至福生庄、三道营，伪蒙骑五师由新堂撤往六苏木。

贺龙密切住视着敌人的动向。

看出了傅作义想把他那已经分开的五指， 匆忙握成拳头的企图。

他想，如果不抓住时机，恰当处置，敌人将很快集中归绥。

这样一来，不仅不能予以各个歼灭，而且会给战役发展造成困难。

贺 龙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命令在平绥铁路以南的晋绥部队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造成有利形势；同时命令已 到商都的独二旅和骑兵旅迅速南下，对卓资山形成包围。

卓资山在归绥以东 75 公里处，北靠大青山的灰腾梁，地势较高，平绥铁 路穿镇而过，东向集宁，西通归绥、包头，一条公路北至陶林，南达凉城，是绥东的一个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

傅作义电令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 此坚守 1 月，以便他调整部署。

24 日，贺龙到达卓资山附近，当即奔赴第一线。

警卫人员担心贺龙的安全，上前劝阻说：老总，危险啊！你不要到前 面去了。

贺龙一听，生气了，手握烟斗指着警卫员们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打仗，能没有危险？不能因为有点危险就失掉战机！让我走！警 卫人员无可奈何。

当贺龙来到三五八旅指挥所时，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大吃一惊，他们说：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危险啊！贺龙也不 答话，拉着他们要到前面去观察敌情。

旅长、政委赶忙拦阻：老总，敌人的炮打得很厉害，不要再往前啦。

贺龙瞪了他们一眼说：打仗还怕炮弹？走嘛！ 在他了解到卓资山守敌有逃跑迹象时，马上指示说，要不失时机地发动攻击。

不要因为我们部队刚刚赶到，不熟悉情况而丧失时机。

你们要一面加 速查清敌情，一面部署战斗。

情况变化了，随时可以调整，不能按部就班。

他决定，黄昏时分，发起攻击。

随即命令：三五八旅担任主攻；独一旅（两 个团）在卓资山东面阻击由集宁来援之敌；独三旅进占卓资山以西、以北地区，断敌逃路，并准备阻击归绥来援之敌。

这时，部队从抓到的舌头那 里查清了盘踞卓资山的敌人是何文鼎的部队。

贺龙听到报告，精神一振，指着卓资山方向说：何文鼎？好嘛，他是我们的老对头了（按：何文鼎的部 队在抗战期间长驻陕甘宁边区北方的桃力民，参加对边区的包围），这次一定要敲掉他。

他告诉三五八旅旅长说，你们一定要集中兵力攻击龙山湾北 侧高地和西山顶。

那是两个制高点，又是何文鼎的侧后，拿下它，对于打垮何文鼎的防御作用很大。

他反复叮嘱：这一仗，要打得快，打得猛，打得 好！速战速决，力争全歼。

他说：速战，我们才能够各个击破增援的敌人，全歼，就会使盘踞归绥的敌人士气沮丧，为战役发展创造条件。

你们告诉部 队，要英勇顽强，猛打猛冲，活捉何文鼎！24 日晚 8 时，攻击开始。

主攻部队勇敢机智，迅速占领了制高点，而后， 穿插分割，逐一歼敌。

他们充分发挥了夜战、近战的特长，战斗发展异常迅 速。

战斗打了一夜，贺龙在指挥所里一夜未眠。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对 警卫班的战士们说：你们呆在我身边干什么？赶快去参加战斗。

我现在用不着你们，一个人也不用！战场上多一个人，胜利就会来得快一分，快去！ 贺龙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从基层挑选来的共产党员，谁不想上战场去与敌人撕杀？首长一开口，一个个都奔向了枪声最激烈的地方。

当然，他们并没有 忘记留下几个人保卫首长的安全。

25 日上午，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新编二十六师 4000 余人，俘虏了中将 师长张士智，可惜，在押解途中逃跑了。

何文鼎呢？战斗刚一打响就偷偷溜走了。

然而，最令贺龙遗憾的是由集宁西撤的傅作义集团主力第一○一师前 来增援，虽然遭到了独一旅的顽强抗击，但是由于上面指挥不统一，独二旅未能按时赶到，让第一○一师逃到归绥去了。

贺龙后来说：如果独二旅赶 上来了，我们就打上一○一师了。

一○一师没有被歼灭，逃走了，傅作义守归绥就增加了信心。

在贺龙用兵卓资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说：如傅固守归绥， 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逼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

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卓资山战斗胜利后，傅作义已将其主力撤到归绥。

聂荣臻 与贺龙约定在卓资山以东的隆盛庄会面商定下步行动。

10 月 26 日，即卓资山战斗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到达隆盛庄，然后，聂、贺一道进入卓资山。

在 这里，聂荣臻与贺龙、李井泉就下一步行动作了研究。

27 日，他们又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指示进一步强调：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 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

聂、贺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分 兵力西出包头。

显然，这个决定的重点在于夺取归绥，西进仅是一种配合行动，没有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军委迅速西进、由西向东打的意图。

贺龙后来说：本来，在卓资山战胜敌人后，就应该按军委指示早日西进，攻击傅军退路，消灭敌军主力。

在卓资山时，我没有把军委指示提出来与聂司令员讨论，这 要负一定责任。

①聂、贺决定的围攻归绥的部署是：晋察冀野战军的冀察纵队、冀晋纵队 沿大青山麓向西进击，肃清平绥路以北之敌，从北面包围归绥；冀中纵队从东面包围归绥；晋绥野战军主力肃清平绥铁路以南至大黑河以北之敌，从南 面和西面包围归绥；晋绥野战军的独一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二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 包头。

这时，傅作义已将其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四师等共 2.4 万人集中归绥，原伪蒙部队扼守归绥外围据点。

敌军依城防守，以逸待劳，并不时出击，给攻城部队以消耗、干扰。

经过在外围的几次激战之后，双方 形成对峙状态，历时半月无进展。

西进的挺进军从 11 月 1 日至 5 日，连克兵州亥、察素齐、沙尔沁，歼敌 5 个骑兵团，直抵包头城下。

在包头，傅作义 集中第六十七军等部共 1.2 万人防守。

挺进军兵力不足，也与敌军形成了相峙局面。

贺龙在归绥城西接到王尚荣的报告，甚为焦虑，经与聂荣臻商量之后， 令三五八旅两个团（缺一个营）由旅长率领增援包头。

11 月 11 日，三五八旅赶到了包头。

包头为绥远第二大城，城墙坚固，又有日军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是一 座坚城。

逼近包头的晋绥部队企图以全部 3 个多团的步兵尽快拿下它，在未充分掌握敌情的条件下，即于 11 月 12 日发起攻击。

攻入城内的 4 个营英勇 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

但困兵力不足，在敌人猛烈反扑下，伤亡很大，弹药耗尽，被迫撤出城外。

当天，贺龙就接到了攻击包头失利的报告。

他与聂荣臻几经研究，决定 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野战军全部和晋察冀部队 1 个旅西进，夺取包头；晋察冀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继续围攻归绥。

对此，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夺取 包头是好的，但须集中力量。

聂应着晋察冀主力与贺、李一同西进，留部分兵力控制归绥。

聂荣臻对这一主张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如晋察冀部队主 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敌人必然乘机反击，战局有恶化的危险；主力全部西进，将分成归绥、包头、河套 3 个战场，兵力分散，难以相互策应； 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补给。

因而，他主张按原部署打几仗，看情况发展，请中央军委慎重考虑。

中共中央军委在 11 月 22 日的指示中虽然仍主张聂部西进，集中力量攻 取包头，但同时指出：中央对于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根据情况实行之。

23 日又指示说：如果你们估计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 部队撤到机动位置，相机再订今后计划。

贺龙是想倾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

他在包头东郊沙 尔沁对部队说：我们先打下包头，再打五原、临河，抄傅作义的老窝，回过头来再打归绥、大同。

12 月 2 日，第二次攻打包头。

晋绥野战军在零下 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英勇作战，表现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衣着单薄，天寒地冻，土工作业、排除障碍和部队生活保障都遇到了很大困难，加 之敌人已有充分准备，因而，激战终日，未能奏效。

① 贺龙：1947 年 5 月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讲话。

这时，贺龙因长期劳累，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无法亲临第一线 指挥，只能躺在床上关注着战斗情况。

当他得知攻坚受挫后，反复思索，感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攻城，将会消耗自己更多的有生力量，也没有取胜的把 握。

这种仗不应再打，因此，他毅然决定停止攻城，撤离包头。

一个指挥员审时度势，权衡得失，敢于及时作出摆脱困境的决策，并不 是件很容易的事。

曾任过傅作义部第一○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的董其武将军在全国解放以后，同贺龙谈及绥远战役时说：贺老总，你那时的指 挥确实高明，很快决定撤退，不攻包头了，那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再攻，也不好攻下来。

因为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 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

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

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很多水，一冻成冰，又滑又硬，不好 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

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

贺龙听了， 笑而不答。

晋察冀军区部队也于 14 日从归绥附近撤围，绥远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历时 50 余天，虽未实现预定目的，但歼灭了 1.2 万敌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

停战令后经过 3 个月的军事较量，蒋介石处处失利，不得不同意重开 国共谈判。

经过国共两党代表几度商谈，在 1946 年 1 月 5 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于 1 月 10 日正式向全国宣布； 同时，双方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从 1 月 13 日 24 时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为了保证停战令的执行，由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 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建立了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

但是，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议的同时，又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命 令。

傅作义奉命向绥东、绥南解放区进犯。

1 月 12 日抢占陶林、和林两城。

13 日进攻卓资山，遭到了晋绥野战军的沉重打击。

暂三军军长袁庆荣被撤 职。

1 月 14 日凌晨，傅部骑四师和伪蒙军一部共 3000 余人，在停战令生效后，侵占了集宁；阎锡山部也会同原伪蒙军王英部，于 14 日侵入丰镇。

接到国民党军违反停战令的报告，贺龙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提 出了两种方案：一是谈判。

因为停战令已经生效，可向军调部报告，通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军撤退；二是打。

用武力夺回来。

贺龙主张打。

他说：理在 我们一边，我们也有力量，敌人孤军深入，仗是好打的，为什么不打呢？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执行部里美蒋的人多。

讨论结果，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贺 龙调 3 个步兵团和绥蒙军区骑兵旅，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统一指挥，在晋察冀部队配合下，向集宁反击。

1 月 17 日晚，八路军兵临城下。

国民党当局忙向北平军调部报告，慌称 集宁在停战令生效前是他们占据的地方，诬告八路军违反了停战令，为此， 军调部决定18 日派执行小组到集宁视察。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当即急电姚喆，要求他们在 1 月 18 日 8 时前，全 歼侵犯集宁的国民党军。

17 日黄昏，总攻开始，18 日晨，城内蒋军被肃清，歼敌 2000 余人，收复了集宁。

这一夜，贺龙守候在新堂土台子野战军司令部，注视着战斗的进程，通 宵未眠。

18 日晨，接到收复集宁的报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命令参谋赶快给姚喆发电报，叫他们马上打扫战场，准备迎接执行小组。

贺龙的命令传 到集宁，全城军民一齐出动，清扫街道，修补城门，恢复战前面貌。

随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集宁的记者写道：执行小组抵集宁时，集宁已无战事，晋 绥八路军驻防该地，社会安谧，秩序良好。

在绥东、绥南、晋北的晋绥部队执行贺龙坚决反击傅作义部进攻的命令， 也击退了国民党军对凉城、丰镇的进犯，击溃了入侵和林的敌人，收复了雁北的左云。

蒋介石在绥远、晋北抢占战略要点的阴谋未能得逞。

3 天后，贺龙冒着塞外飞雪，从土台子赶到丰镇，以中共山西司令员 的身分参加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大同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温天和、中共代表李波、美国代表霍雷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陈正湘。

国民党军山西北部地区司令楚溪春没有到会。

会议开始，美国代表霍雷发言。

此人站在国民党一边，闭口不谈国民党 军队侵犯集宁的责任，只讲什么要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等等的题外话。

贺龙衔着烟斗，冷眼旁观，察觉到霍雷是在故意回避会议主题，转移大家对国民 党侵犯解放区的注意，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这家伙不对头，非整他一下不可。

他冷笑一声，打断霍雷的话，厉声问道：你的权力有多大？你是军调部执 行小组成员，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监督停战，调处冲突，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

霍雷愣了一下，马上又说：我的责任是监督停战。

你们共产党在集宁 就违反了停战协定，侵犯了政府的地方。

集宁的事我们最清楚。

贺龙大声说。

接着，他指出集宁是 1945 年 8 月 22 日由八路军从日军手里解放的，以后被国民党军抢走。

当年 10 月24 日，八路军重新解放集宁，一直到今年 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前都在八路军管 辖之下。

1 月 14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将停战令丢在一边，袭击集宁，被我们 打退了，他们丢了几百具尸体。

他冷冷地问道：你说集宁到底是谁的地方？ 霍雷无言以对。

贺龙针锋相对，毫不放松，又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绥东进攻卓资山、丰 镇，在晋北侵犯左云的事实。

他问霍雷和国民党代表温天和：你们说，究竟是谁违反了停战令？这个责任要谁来负责？温天和呐呐地说：晋北是 阎长官管辖的地方，出了事由阎长官负责。

贺龙马上指着记录员说：好，阎长官负责，温代表说的，请把这记录在案。

温天和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言， 立刻转换了话题，又谈起了双方自由贸易等问题。

贺龙暗暗发笑，拿起烟斗，美美地抽了一口烟，向他们表示，贸易是老百姓的事。

他们愿意来丰镇就来 丰镇，愿意去大同就去大同，我们从来不阻止。

温天和问，楚溪春没有来，贺龙能否到大同走一趟，见见面，一道谈谈遵守停战协定的事。

贺龙不愿去。

他心里想，我们抗战 8 年，进不了大同，阎锡山不打日本，还和日本人勾结，他们进了大同，是不清白的，我不能去那里。

第二天，楚溪春来到丰镇参加会议。

他在会上提出执行军调部和字第二 号命令，共产党军队必须后撤 60 里。

贺龙反驳说：孤山（解放军阵地）离大同 30 里，我们从孤山后撤；你 们从大同后撤，各撤各的，大家平等。

我们后撤 60 里不要紧，你退 60 里，就得把大同的砖瓦都搬走。

怎么样？楚司令。

楚溪春说：为什么我要从 大同后撤？大同隶属国民政府。

贺龙一听隶属国民政府几个字，气愤起来，忽地一下站起来说：你们是什么时候进大同的？抗战 8 年，没 在大同见过你们一兵一卒。

大同一直由我们围困着。

你们是怎样进的大同？楚司令心里明白！楚溪春做贼心虚，坐在那里，扳着脸一言不发。

贺龙看 了一眼楚溪春，笑了笑说：我看大家还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来对待停战协定，这样才能有国内的和平。

作为主人，当天晚上，贺龙在丰镇杏花村酒店设宴，招待参加会议的各 方代表和新闻记者。

席间，楚溪春对贺龙说：贺将军，你们没有煤炭，我们缺少粮食，咱们交换，好不好？贺龙说：楚将军，你们缺粮是真的， 我们可不缺煤炭，多得很。

我们还供应张家口呢！不信你到车站上去看看。

你们需要粮食，我们可以供应一点，为了大同的老百姓嘛！这事可以谈谈。

楚溪春随即表示感谢。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74_1.bmp}贺龙在丰镇针锋相对、 有理有节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三方代表经过 3天磋商，终于达成了恢复 1 月13 日午夜以前的阵地等 6 条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国民党当局也并未执行。

特别是在晋绥军区南线，阎锡山部乘晋绥部队主力在绥远之机，不断违反停战令向解放区进犯，当地八路军未能适时集中兵力予以有力打击，以致被敌人占去了 3 座县城和一些市镇。

后来贺龙曾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指出： 当时我们对阎锡山的斗争有点缩手缩脚，使阎锡山钻了我们的空子，到处打我们。

要接受这个教训。

处理了谈判事务，贺龙便经张家口去北平就医，尔后到延安述职， 4 月下旬回到兴县。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并担任晋绥分局常委。

在贺龙离开绥远以后，晋绥野战军即交由副司令员张宗逊 指挥。

第十五章 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虽说是停战了，但在晋绥解放区与傅作义、阎锡山军队接触的漫长战线 上，磨擦、冲突从未停止过。

贺龙和晋绥分局、晋绥军区的其他领导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是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诡计，不 久将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但对蒋介石这样的对手，不能抱幻想。

因此，他们领导晋绥解放区军民，在停战令下达后， 继续充实着战争准备，以防不测。

军队除个别年大体弱人员转到地方工作外，没有复员，吸收新战士的工作没有停止；由民族战争到阶级战争的思想转变， 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军队训练、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都获得了扎实的进步。

整个晋绥解放区，从军队到地方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向。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举进攻， 1946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晋绥 分局召开了高于会。

贺龙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说：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

真正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 就会起来。

蒋介石打我们 5 年、 10 年、 100 年也不怕。

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还接受贺龙建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 1946 年度的公粮由上年的 47 万石减为 25 万石；发放农贷 1.6亿元西北农币，解 决农民发展纺织业的困难；农民过去欠交的公粮，欠还的贷款，凡交不起的，一律免除；制定怎样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性文件，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作准 备。

到 1946 年底，占全区三分之一（100 万）人口的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基础。

1946 年 6 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 的内战开始了。

进攻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的是第十战区、第十二战区、第二战区所属国民党军 38 个师，约 26 万人。

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承德和 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张家日，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的 中共军队。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军委 6 月 19 日发出指示：华北方面要 首先歼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 3 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作战步骤为：第一步夺取太原、大同问的同蒲铁路北段，第二 步以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主力会攻大同，第三步夺取正太路，相机攻占石家 庄、太原。

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任务，分析了山西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 比，感到晋绥部队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须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争取时间，迅速消灭阎锡山的 1 至 2 个师，夺取晋北同 蒲路沿线及其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县等地，使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以利于尔后会攻 大同。

目前，应对傅作义控制区暂时采取守势，对阎占区取攻势。

贺龙说，我这叫远交近攻，睦傅打阎。

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并建 议从晋察冀军区调 1 个旅，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计划，并由晋察冀军区调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和地方部队一部协同作战。

晋绥军区命 令晋绥野战军独二旅、雁门军区的地方兵团和晋察冀军区十一旅等部共同发起晋北战役，并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组成晋北野战军，任命周士第为司 令员兼政委，贺炳炎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委，统一指挥晋北战役。

6 月 17 日，独二旅攻克朔县，歼敌 1200 余人。

贺龙对周士第说，晋北 野战军要乘胜夺取宁武、原平、崞县、代县，然后攻占五台、忻州，完成任务后再行北上夺取怀仁、应县，为今后会攻大同造成有利形势。

据此，独二 旅 7 月 1 日攻克宁武，7 月 2 日四纵十一旅收复繁峙，8日独二旅进攻崞县， 经 4 小时激战，歼灭阎锡山部第十师第二团及地方团队 2000 余人，俘虏 800余人。

对于这次攻坚的胜利，贺龙极为重视，将其经验归纳为四条，即一， 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二，登城后，有准备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三，预先划分各部队进城后的作战区域；四，敌人将肃清时，我军主力应迅速集中， 以便打援和追击。

22 日，将这些经验报告军委。

26 日，毛泽东批示说：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垣、太行及陈赓，以供参考。

晋北野战军的胜利，使阎锡山甚为不安，他立即收缩兵力，将原平、五 台、定襄等地的军队急速集中忻县，使忻县的守军增加到 8000 余人，包括第十九军军部、第三十七、三十九和第四十师各一部，以及一些保安团队。

7 月 16 日，晋北野战军主力南下，接近忻县。

贺龙告诉周土第：阎锡山 怕丢了忻县，危及太原，很可能调兵增援，那时，你们可以打援，在野战中消灭其一部，并力争将敌各个击破。

果然，阎锡山一面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飞往忻县，为守城官兵 打气，并枪毙了逃到大同的朔县城防司令张文龙，逮捕了在崞县作战失利的第四十师师长王乾元；一面急调第六十八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北上增兵忻 县。

周士第根据贺龙意见，留 1 个旅在忻州外围监视敌人，主力 8 个团迅速南下打援。

7 月 23 日，在平社地区的汾阳岭、邢家山一带将许鸿林的两个团 基本歼灭。

许鸿林仅率 200 余人逃脱。

贺龙决心乘胜攻占忻县，命令在离石的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 率两个团即刻北上，加入晋北野战军，增加攻城力量。

7 月 31 日，晋北野战军对忻县发起攻击。

忻县，是太原北面的门户，经日军和阎锡山军多年经营， 堡垒成群，工事坚固，无强大火力，攻击甚难奏效，至 8 月 1 日，进展甚微。

周士第下令撤回原阵地。

8 月 11 日，第二次攻城，仍未能突破敌人城防工事。

贺龙认为，我们对忻县工事了解不够，炮兵不能按时到达指定阵地充分发扬人力，再打下去，成效不大。

50 多天里，已经收复了 9 座城池，歼灭阎 军 8600 余人，切断了大同、太原间敌军联系，控制了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战役任务基本完成，不必再为忻县多费时日。

同时，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将开始大同战役，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须撤回去整 训。

因此，8月 15 日，贺龙下令结束晋北战役。

就在晋北战役期间，7 月 22 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

关向应是贺龙一 生中最真挚的战侣。

贺龙在《哭向应》一文中说：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

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 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人死出生。

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芦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 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

这样一位战友的离去，对他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悲痛、思念长久索绕着他。

在追悼会上，贺龙泪流满面，泣不成 声，介绍关向应生平事迹的讲话，再也讲不下去了。

这在一个铮铮铁汉身上是不多见的。

这种真诚的悲哀，在贺龙心里一直延续了多年。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80_1.bmp}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中原突围，历尽艰险，回到了陕甘宁边区。

贺龙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王震表示慰问。

此时，他正在为开拓晋西南动脑筋。

晋西南是阎锡山的 老地盘，开拓这个地区，不仅可以拱卫陕甘宁边区，而且对巩固太岳和晋绥解放区都有重要意义。

王震回来，打开了他的思路。

9 月 5 日，他致电中共 中央军委，建议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进驻吕梁地区，开拓晋西南。

军委立即表示同意。

10 月初，王震率部到达离石，被任命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待到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贺龙更深切地感到，今后的仗将越打越大。

晋绥主力部队目前分为两个野战军的状况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

他和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撤销晋北和晋绥野战军，将晋绥野战部队 组成 3 个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三五九旅、独四旅组成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彭绍辉任 副司令员，罗贵波任副政委；独二旅、独三旅、独五旅组成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员。

与此同时，贺龙又筹建了 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自兼校长。

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打仗主要是打干部，没有好的干部，不会有好的部队。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必 须培养大批干部，这是关系仗打得好打不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甘挑重担1947 年 3 月，由于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蒋介石被迫在晋察冀、晋 冀鲁豫、晋绥、东北等战场转为守势，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在西北，国民党军集中了 34 个旅 25 万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 安，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

蒋介石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以及整编第十五师、第三十八师各一部 共 15 个旅由南向北实施主攻；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的整编第十八、第八十一、第八十三师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 部所属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向南，配合胡宗南部作战。

这时，在陕北，解放军 只有 4个野战旅，约 1.7 万人，和 3 个地方旅，在敌我兵力对比上，处于绝 对劣势。

陕甘宁地区虽然地瘠民贫，资源缺乏，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治理，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很高，对战争有准备，群众条件很好；陕北高原山丘起伏， 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有利于轻装野战。

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在陕北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 敌人周旋于山区，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牵制在陕北战场。

陕北面临大战，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呢？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 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是，他已于 1945 年 8 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目前仍在晋绥前线。

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 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从防卫延安的主要方向南泥湾检查防务归来，即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 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表示：很好。

1947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地 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指挥。

党性很强的贺龙，拥护这一决定。

他一贯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 是个人的。

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军队要听党指挥嘛！就在 1946 年11 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 3 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即 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

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

1947 年 3 月，中 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队开赴陕北。

贺龙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

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 汉生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3 月 19 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领导机关一部分撤 到晋绥解放区。

这里一下子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

此时，贺龙深感自身任务的艰巨：他统率的部队仅有 1 个野战纵队、l 个骑兵旅以及 10 余个地方团队， 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 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

但是，担子再重也得挑呀！{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80_1.bmp}而且，就他的性格来说，担 子越重，他越高兴。

3月底，周恩来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会见贺龙，向他传 达了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周恩来与贺龙研究了中央机关来晋人员的去留问题，决定少部分回陕北，担负急需 的工作，一部分随刘少奇去河北，一部分留晋西北。

周恩来对贺龙说，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人员、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妇女和孩子，事情很麻 烦，一切要依靠你来安排。

贺龙说：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

周恩来含笑点头。

他回到陕北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中央机关到河东以后，贺老总亲自 作了安排，安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贺龙一直很担心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安全。

他向周恩来的警卫员作了 详细的询问。

在谈到周恩来从陕北到晋西北这一路上的情况时，贺龙问道：你们带的什么武器？警卫员说：老总，我们只带了两支短枪。

贺龙 一听，立刻板起了脸：那怎么行呀！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警卫员未作回答。

贺龙说：我给你们每人 1 支 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你们要好好保护周副主席。

这时，彭德怀正将陕北解放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地区，伺机歼敌， 急需补充弹药。

5 月 10 日，他致电贺龙求助。

贺龙同李井泉商量后，急送各 种炮弹2000 发去陕北，此后，他又下令后勤部门送去了 3 批武器弹药。

彭德 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此专门致电感谢。

从这件事情上，贺龙预见到，今后，西北战场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相当 大。

从哪里来呢？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以外，就得靠其他解放区支援了。

晋绥既已成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 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

要有效的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

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 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

目前，他们在陕北已无法正常生产，为什么不把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在一起呢？这样，既 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这时，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撤到河东来了。

贺 龙立刻向他征求意见。

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

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 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

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

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

彭、习联名致电贺龙， 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

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颉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到河东。

贺龙任命蒋崇璟为晋绥军区工业部部 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

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 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 年已有 14 座工厂，1 所工业学校， 3500 多名职工， 年产山炮弹 4000 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 7.5 万发，手榴弹 100万余枚， 各种炸药 20 多万斤，子弹 15 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 年 7 月，贺龙因工作劳累，胆囊炎再度发作，并且患有高血压病， 只得住进晋绥军区碧村医院。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来电通知贺龙去河西出席重要会议。

贺龙深知，在西北战场紧张作战的时候，中央召他参加会议， 必定有关系全局的大事要讨论，因此，他不顾疾病缠身，匆忙出院，带了个医生前往陕北。

临行前，他把警卫员叫到跟前问道：我记得还有 1 斤水果 糖吧？警卫员点点头。

水果糖，现在不是值钱的东西，可在当时的解放区却是来之不易之物。

这 1 斤水果糖是 1 年前有位同志特地送给贺龙的，他一 直舍不得吃，让警卫员保存着。

警卫员不知道这位老总这时候为什么要水果糖，赶忙把它拿了出来。

贺龙拎着水果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 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

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9 月 18 日，贺龙赶到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

他是远 道而来的第一人。

毛泽东从窑洞里迎出来，紧紧地跟贺龙握手问候。

贺龙看见毛泽东略显消瘦，便说：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毛泽东笑了，摸摸脸颊说：是吗？可我觉得比 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

我看，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 马走 10里、20 里，也不觉得累。

贺龙说：那我们就放心了。

毛泽东同贺龙谈了目前的形势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毛泽东说，这次 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问题。

原计划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加强陕北军事力量。

现在，有另外一种考虑，陈赓不过黄河，直接到 豫西去，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有利于陕北战争，而且还可以对刘、邓南下起重要的配合作用。

这还要等陈赓来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毛泽东还说，看来陕北战场得依靠你们晋绥了，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如此，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 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

毛泽东说，别小看了后方，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并就 此征询贺龙的意见。

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7 月 21 日，会议在小河村河滩边的一个院子里召开。

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都住在这里。

这次来开会的人多，有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王震等，窑洞太小，容纳不下，便在院子中央大槐树旁搭 了一个棚子，放上两张木桌，几把椅子，就是会场了。

贺龙一坐下来，抬头看看凉棚，笑着说：我们在晋绥开会都有房子，有些人还觉得艰苦。

主席 开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

他说：原计划边区和陈赓两部集中起 来打，现在决定分开来打。

这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是有利的。

对蒋介石的 斗争，计划用 5年解决。

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接着 说：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老总统一领导这两个区的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 详细总结了战争第一年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情况，指出：除山东、陕北两处外，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转入反攻。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关于陈赓纵队挺进豫西的决定，认为中共中 央关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即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行打出去的方针，完全正确。

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 北解放战争。

这样，中共中央便把全面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 龙。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安排，有人觉得，让一个一辈子领兵打仗的老总， 去管地方工作，搞后方，不可理懈。

贺龙自己呢？却感到这个决定很重要。

中共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领导同志亲自指挥更为适宜。

何况，中 央交给他的任务也并不简单，这一点，毛泽东已经同他说得很清楚了。

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要从战争全局出发，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个 人不该计较什么。

小河会议结束不久，他在绥德地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上 说：两个边区1942 年就统一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统一，还山我来当牵头 人。

两边区的党和军队早就统一了，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今后一定要统一。

如果不统一，很难支持目前严重的战争。

在会上，他提出了两边区统 一的三项具体措施：一是统一两边区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 财力。

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为前方服务，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三是要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 支前的积极性。

这次讲话，可以说是贺龙对于中共中央决定最明确的表态，也是他主持后方工作简略的施政纲领。

从西北解放战争的结果来看，当时中共中央根据西北的特定情况让贺龙 主持联防军，把两个边区合起来，统一后方和军区的领导是十分正确的。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回忆小河会议及其以后这段经历时说：不合，仗难打胜。

没有这个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

会后就一体化了。

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

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 1 年 1 个月零 3 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7 月末，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 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 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 集结侍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像。

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 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东行。

在延安的胡宗南，果然误认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进击，勿失此千载良机。

贺龙等 率部于 8 月 18 日渡过黄河。

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

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 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 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赶到黄河以东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贺龙到达河东以后，与习仲勋、林伯渠研究决定，西北局、联防军和边 区政府机关暂驻在山西临县沙原村一带，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支援前线。

贺龙刚住下，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说：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 只要有 7000 至 1 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

8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 两地区沿途筹粮。

粮食、粮食！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西北战场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

当时，西北野战军共约 6 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 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 2 万余人。

这 8 万余人每月需粮 1.6万多石， 还不包括河东晋绥军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所需粮食。

然而，陕甘宁、晋绥 两区加在一起，人口仅 400 余万，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产量较低。

国民党军队侵入陕北以后，胡祸横行，加上近年来陕北和山西 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

有一次，贺龙在谈到这方面情况时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 队到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供给异常困难，加上天灾，绥德地区就有 40万人缺粮。

河东灾荒也很重，朔县、神府、平鲁基本上没收成。

岚县稍好， 也只有二成的收成。

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要解决 8 万多人所需粮食，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贺龙首先同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 政府领导人一起，迅速实行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

贺龙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并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 和西北贸易公司。

贺龙又主持了联防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

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

他还指示陕甘宁各地成 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使野战军走到哪里，便可以在哪里得到供应。

总之，贺龙想尽一切办法，集中有 限财力、物力力战争服务。

再则是派出得力干部，组织庞大队伍，到晋中平原及邻近的解放区筹粮 运粮，千方百计保证西北战场急需。

1947 年 9 月，通过中共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要了 10 万石粮，急需组织运力前往运粮。

贺龙同林伯渠商量后，急调 西北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长薛兰斌前来主持。

贺龙、林伯渠找他谈话，交待任务。

薛兰斌一听就抓了头皮，他说：老总，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啊！ 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陕北，又没有车，路也不好走，还得过中条山、吕梁山、汾河，太困难了。

贺龙敲着手中的烟斗说：任务必须完成，没价钱可讲。

你知道，前方战士没粮吃呀！只要能把这批粮食很快运过黄河，就是支援了战争，支援了陕北没粮吃的老百姓。

薛兰斌说：运粮就得有人，有牲口。

贺龙把手一挥说：那好办！我马上发电报，让晋绥派人、出牲口。

过了几天，贺龙又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 1000 余名师生员工动员出来，交给了薛兰 斌。

贺龙说：这 1000 多人给你当运输队的骨干，依靠他们准能完成任务。

缺少骡马，就人人动手背嘛！薛兰斌率队出发了，贺龙的心却一直放不下来。

他虽然下达了必须完成 任务的命令，但是，他很清楚，要完成这一任务，将面临多大的困难。

他让参谋经常和运粮队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情况。

有一次，他到晋南去，专程赶 到运粮队检查工作。

他看到沿途各地，男女老少齐动手，车运肩扛，运粮队伍络绎不绝，场面感人。

贺龙对薛兰斌说：你们做了件大好事。

我代表西 北局谢谢你们。

贺龙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中、晋西南 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

1948 年 5 月 31 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①，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

在 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

仅临县 3 个乡就 动员了69 万人次，其中妇女占 32 万人次。

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 的。

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

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回忆西北解放战争时，感慨他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 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三是想方设法筹集其他物资。

后方工作是很复杂的，除了粮食，还需要 其他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和经费等等，这些都要由贺龙负责来筹 措和组织。

1947年冬季即将来临时，前方部队急需越冬的被服、装具和经费， 以便南下作战，将战争推向① 指晋绥地区的支前勤务。

抗日战争期间，人民出动人力、畜力支援战争叫抗勤。

这里沿用了那时的说法。

国民党统治区。

可是，到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呢？翻开这个时期西北战场 的档案，可以见到大量反映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领导焦急心情的电报。

这些电报大都是打给贺龙的。

贺龙和林伯渠、习仲勋等商量以后认为，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做点生意，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去出售，换回所需的钱和物资。

然而。

战火连天，千里运输， 哪里去找能完成这样特殊任务的人呢？林伯渠、习仲勋感到为难。

贺龙说：我把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调来，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

张达志带了两 个骑兵团奉命赶到。

贺龙对他说：西北野战军现在困难得很，衣服穿不上，伙食钱也没有。

冬天快到了，要想一切办法支援他们。

我给你一个特殊任务， 当运输队长，做买卖。

你带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

我给你两部电台，直接同联防军司令部联系。

张达志说：运输队用不着两部电 台。

贺龙指着他说：张达志，你别小看这件事。

你带的人不多，可任务却不轻。

你要把土特产卖掉，还得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什么棉花啦， 布匹啦，鞋袜什么的，还要换成钱、金子、银元什么的，任务可不轻。

你必须同我直接联系。

我每天要向你通报敌情，怎么不要两部电台？张达志带来的绥蒙军区骑兵一、二两团要去做买卖了。

上面给每匹马配 备两个口袋装货物，连张达志的乘马也不例外。

临出发的时候，贺龙又一次向张达志交待说：为了行动方便，我任命你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

你每 天同我联系，你要详细报告。

换到的东西和钱，在路上不管碰上西北野战军那支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他们打个条子就行了。

记住， 你们的任务不是打仗，一定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张达志领命出发， 活跃了整整1 个冬季，一直到 1948 年 2 月才圆满结束了这项特殊任务。

在兵员补充上，贺龙主要是全力经营联防军区的地方兵团建设。

贺龙的 办法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

他向毛泽东 报告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作野战军的补充兵团，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渐升级为野战兵团。

这种办法很见成效， 1947 年一年里，就动员了 3 万人 参加野战军，5 万人参加地方军。

在陕甘宁和晋西北这样人口稀少，连年征战的地方，动员出这么多人是很不容易的。

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 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 1948 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 到了7 个纵队零 2 个旅。

到了 1949 年 6 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 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 3 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三三制编制的 18个师，6 个军，2 个兵团， 22 万人的大军了。

19S4 年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 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

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

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三查、三评整训部队，加强对敌斗争1947 年 7 月，贺龙再次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时候，陕北和 晋绥两区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

在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虽经我军多次打击，但尚未丧失进攻能力，还占据着边区大部分县城；边区的地方部队力量 不大，某些干部对敌斗争劲头不足，害怕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1947 年底，贺龙着手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整训部队。

主要是进行三查、三评①，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民主，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在此基 础上，总结经验，加强战术、技术训练，提高战斗力，力争多打胜仗。

1948 年 1月，贺龙对下去检查土地改革工作的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说，请向分区 领导人传达我的意见：首要的是打仗问题，要转变军事领导，以战争胜利促进其他工作改变面貌。

如果仗打不好，地方工作也不好搞。

只要军队积极起 来，坚决开展对敌斗争，不断消灭敌人，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为整顿部队，贺龙和联防军区领导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48 年内， 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后勤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总结工作，表扬进步，批评缺点，提出要求。

针对西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贺龙及 时向地方兵团提出配合野战军作战的任务；对在战斗、工作上取得成就的部队及时表扬，对没有打好仗的，要求及时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经过 1948 年从军区领导到基层的共同努力，陕甘宁地方部队的工作有了显著改进。

以原绥德分区的四、六两团为例：战争初期，这两个团屡次发生不尊重地方党 政机关，违犯政策、纪律，打骂群众的情况。

贺龙治军严明，几次予以严厉批评，指导他们严加整顿。

后来，贺龙调张达志任该分区司令员，领导这两 个团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经过 3 个月的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阶 级觉悟提高很快，组织建设、政策纪律观念也都得到了加强。

1948 年初，整训结束时，正值西野进行宜、瓦战役前夕，贺龙和习仲勋令绥德分区领导人 率领这两个团向榆林以北之敌进攻，截断榆（林）、包（头）交通，予敌以牵制，并保障边区北翼安全。

这支部队于 1948 年 4 月中旬，在内蒙古伊克昭 盟准格尔旗接连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歼灭伪蒙古警备师 1000余人，俘敌少将 师长；一次全歼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 1000 余人。

不但仗打得好，战场纪律、群众纪律也好。

战后，贺龙等军区首长立即发电报表扬，并指出：这 是新式整军之直接结果。

1948 年 6 月，联防军区命令这支部队编为警二旅，以张达志为旅长，开赴晋绥地区，参加保卫麦收，破坏阎军屯粮固守计划的 战斗。

7 月 21 日，该旅参加晋中战役，协同晋绥军区十二旅，在忻县豆罗村一带阻击向太原退却的阎军，全歼敌第三十九师及保安团共 7000 余人，解放 了忻县。

此后，该旅又奉命南下，参加太原战役。

10 月初，经 7 昼夜激战，攻克太原东北重要据点凤阁梁，歼敌 1 个加强营， 10 月下旬，参加攻占太 原外围四大要寨之一的牛驼寨的战斗，也完成了任务。

经过这一阶段的战斗锻炼，警二旅成了一支能攻能守、纪律严明的部队。

贺龙说：张达志带领的 两个团，（协同其他部队）把力量和自己差不多的敌人 1 个师消灭了。

兵还是原来的兵，干部还是原来的干部，只调去了一个张达志，经过军事和政治 整训，进步比较快，战斗力显然提高了。

这支部队面貌的改变，说明贺龙贯① 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评即评干部、评党员、评斗志。

彻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狠抓干部教育，严格要求，加强实战锻炼的措施是很 正确的。

对军区部队的对敌斗争，贺龙极为重视。

他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部 队的情况，作过许多精辟的指示。

如 1948 年 5 月，他针对陇东分区对国民党骑兵作战缺乏经验信心不足的情况，去电报指示：要以积极战斗精神，不 打大敌打小敌，不打强敌打弱敌；遇大敌则削弱之，遇小敌则歼灭之；掌握情况、避实击虚、改进指挥、提高技术、充分准备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1948 年后，各分区都注意了总结战斗经验，陇东分区专门研究了对青海马步 芳部骑兵作战的经验，经过积极战斗，改进战法，扭转了被动局面。

贺龙在肯定部队成绩时，也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要求。

1948 年8 月，他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了部队在贯彻人 民军队建军思想、党委领导、作风和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特别要求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他说：军分区应当是地委的军事部， 地委会议应专门讨论建军和作战问题。

贺龙领导军区部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收到了 显著成效。

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到 1948 年底，军分区 由 5个增至 7 个，部队由 1 万余人增至 3.6 万人。

由地方兵团升级组建了警 四旅，划归西北野战军建制。

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 1948 年作战 459次，歼敌1.2 万余人，积极配合西野作战，保卫和扩大了解放区。

在晋绥地区，贺龙和李井泉鉴于主力部队几乎已经全部西调的情况，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地方部队，运用抗日战争中挤敌人的成功经验，在党的 一元化的领导下，大大加强对敌斗争，方能更有效地对付傅作义和阎锡山，巩固根据地，于是委托副司令员周士第进行具体筹划。

1947 年 12 月，晋绥 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 1 年来的对敌斗争。

从检查中发现，在地方工作上，因为受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新区和边 沿区，发生了一些过左的冒险行动。

如过早地实行土改，在土改中又过多地扣押地主、富农，错斗中农，以及分粮食、吃大户等，扩大了打击面， 伤害了基本群众，孤立了自己。

军事斗争上，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暴露了一些干部对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理解不 深，以致有些仗收获不大。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决定：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 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

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 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

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

争取在一二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 西、全绥远。

对敌斗争会议后，晋绥军区各分区先后召开了党、政、军民负责人参加 的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军区也派出工作组下去帮助落实。

此后，各地根据对敌斗争会议决定，改正土改中错划的成份，退赔错误没收的财物，救济 贫苦农民，安定了人心；组织游击队和武工队在边沿区积极活动，摧毁伪政权，打击小股地主武装，捕捉敌方零星人员，宣传各项政策，配合地方兵团 主动出击。

晋绥地区形势愈来愈好。

由于贺龙和晋绥军区领导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 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逐渐增加，连同独三旅和警二旅，增至 7 个步兵旅和 1 个骑兵旅。

1948 年，这些野战兵团和部分 地方兵团，先后 5次分别参加由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组织的进攻战役，即：3 月份的绥东察南战役，3 至 5 月份的临汾战役，6 月份的晋中战役，9 月份 的绥远战役以及 10 月份以后的太原战役，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晋绥部队 1948 年作战 1173 次，歼敌 5.5 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 军所控制。

贺龙充分肯定晋绥军区对敌斗争会议和会议后取得的成绩。

1949 年 7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假若对敌斗争会议能早开一点的话，也许会更好 一些。

协助彭德怀抓部队思想建设1948 年 1 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共中 央军委命令，更名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来又改称西北军区。

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在集中精力支援前线和建设各分区武装的同时，贺龙十分关注晋绥部队 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

因此，他除了多次参与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研究和制定 西北战场的一些重大决策之外，还用了不少精力，积极协助彭德怀加强西北野战军的军政建设。

1947 年冬，为了配合中原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扩大 和巩固晋南解放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和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三纵队独三旅合力解放晋南重镇运城。

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接受命 令后，攻克韩城，东渡黄河，与兄弟部队协力于 12 月 28 日全歼国民党军 1.3万人，解放了运城，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

然而，他们在执行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上却出了偏差，特别是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好。

1948 年 1 月 11 日，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对此作了严厉批评。

他说：城市政策很重要， 不要破坏，在韩城搞得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里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琴。

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 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

周恩来对二纵队的批评，使贺龙深感不安。

二纵队是他长期领导下的一支老部队，为什么进入城市以 后，不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呢？这说明在新的形势下，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上出现了新问题，急需认真解决。

1948 年 1 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 作出了关于认真执行新区政策的决议。

贺龙同彭德怀商量，由他赴二纵队整顿纪律。

彭德怀欣然同意。

2 月初，贺龙专程到达山西新绛县，在二纵队党 委会上，传达周恩来讲话和西野前委决议。

他对二纵队在韩城、运城违犯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

他强调指出：你们违犯了城市 政策，破坏了群众纪律，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你们违反了党的政策，就脱离了群众。

没有群众，还有什么胜利可言？这不是对敌人有利吗？我们要 在三五年内消灭蒋介石，争取全国胜利，不能认真严格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怎么行？贺龙要求纵队党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检查错误，接受教 训，要把这件事当作大事好好抓一抓。

他在二纵队住下来，协助王震整顿部队纪律。

王震后来说：贺司令员在宜川战役前专门到二纵队来抓遵守政策、 遵守纪律，对二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1948 年 4 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乘宜川大捷的声威，挥师南下，围 攻洛川，解放黄陵、宜君，进逼蒲城。

胡宗南急令整编第三十八师增援洛川。

彭德怀决心以一部兵力围困洛川，主力向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西府（即泾河、 渭河之间地区，古属风翔府）挺进，相机夺取宝鸡。

西北野战军主力从 4 月17 日至 25 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 12 座城镇， 26 日攻克胡 宗南后方补给基地宝鸡。

胡宗南被迫放弃延安。

联防军区部队于 4 月21 日收 复被国民党军侵占了 1 年零 1 个月的延安。

胡宗南急令裴昌会兵团配合马步 芳的第八十二师，共 11个旅，分两路驰援主鸡，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

彭德怀当机立断，于 4 月 28 日撤出宝鸡，转至老解放区的马栏等地休整。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转战千里，攻占宝鸡，迫使敌人放弃延安，严重 削弱了胡宗南集团的力量。

然而，此次作战也暴露了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指挥员未能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在敌人优势兵力 追堵中，几次给西野部队造成险势，使彭德怀大为恼火。

在后方的贺龙了解到这些情况，感到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5 月初，贺龙回到延安，部署工作之后，便同林伯渠前往西北野战军三 纵队驻地黄龙山区的白水县。

三纵队主力在洛白公路追歼从延安南窜敌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小的胜 利，但是未能全部达到预期目的。

贺龙来三纵队，主要是协助纵队党委总结经验教训的。

他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开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验。

贺龙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

他指出：这一仗，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 美中不足，有缺点，主要是干部的军事素质、政治水平不高，作风不够顽强，并且对个别旅的干部不团结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

贺龙亲自参加的这次三纵队党委扩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增 进了团结，对于三纵队以后的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离开三纵队，贺龙同林伯渠赶赴洛川县的土基镇，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 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对西府战役进行总结。

这次战役，西北 野战军共歼敌2.1 万人，扩大和巩固了解放区，开辟了麟游新区，将战争推 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为继续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

但是，由于宜川战役后准备不够充分，在胡宗南、马步芳积极配合，以优势兵力尾追堵截的情况下， 西北野战军遭到了一些损失。

战后，有的干部便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

贺龙到达土基镇以后，对这种反映十分重视，也很恼火。

在贺龙看来， 彭德怀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的后方，削弱胡宗南的力量，迫使其放弃延安，是很有魄力的。

虽然对困难想得少了一些，但其决心正确。

自己必须 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

贺龙在西野前委扩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迸，使我们没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出西南。

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我军西南行动虽然增加了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大炮、汽车 等重装备，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

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 得更好。

会上彭德怀严肃批评不执行命令的旅的干部说：擅自放弃沿扶风、岐 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的任务，让敌人毫无顾忌地长驱直进，使宝鸡缴获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不能抢运，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使二纵队 六旅受到侧敌侧水的严重威胁。

虽经警告，但在陇东屯子镇向东转移令其担任向屯子镇警戒掩护任务时，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使新四旅受到一 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对于这种情况，贺龙极其重视，在了解了各方情况之后，他在会上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贺龙批 评的矛头是针对纵队领导的。

因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发生在旅级干部身上，根子却在纵队领导那里。

他说：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没有按毛主席 指示去做。

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是轻视敌人。

我个人认为，应由主要领导负责。

这次战役中，纵队领导对下 面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是知道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他自己讲的阶级意识不强之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个别纵队领导人起了副作用，对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不能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结果 使他们犯了更大错误。

对于一纵队，彭德怀说：一纵队在西府战役中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但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 了时间，是其缺点。

一纵队是贺龙领导下的老部队，贺龙对他们格外严格。

在土基会议上，他在听了彭德怀的讲话和一纵队领导人的发言之后，仍然十 分严肃地提出了批评。

他说：你们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走错了路，我认为虽然能算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

彭总说了，就是命令。

最后，贺龙说：这次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实现这个决心 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说这个仗总的来说是打胜了，但美中不足。

30 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自述》中把西府战 役作为解放战争中他的两大错误之一来检查时，深有感触他说：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无疑，其中首先就有贺龙的支持。

土基会议之后，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区按照彭德怀提出的计划进行整 训。

为了在整训中贯彻好前委扩大会议决议，贺龙不辞辛劳，深入一、二、三纵队，一面看望这些老部下，一面同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进一步做思想 工作，要他们把思想统一到西野前委扩大会精神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争取西北解放战争的全胜。

对于贺龙的这种良苦用心，彭德怀心里十分清楚。

全国解放以后，有一 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一向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竟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1948 年 8 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共中央将于 9 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 化。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发展到 280 万人，与国民党军总兵力相比，由战争初期的 1： 3.4 上升为 1： 1.3，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 优于国民党军，全军装备大为改善，而且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战斗力空前提高；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 234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 68 亿，老解放区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损失了 50 万人， 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虽然仍维持在 365 万人左右，但大多数部队是被歼后重建或受到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绝大部分正规军又被人民 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 5 个战场，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减少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经 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贺龙此行心绪特别好。

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他经过禹门口，直趋临汾。

在那里，正在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为即将 全部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

他一到临汾，立即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原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的汇报，并同他一道，策马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 校址。

他对李长路说：你要设法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

在汇报中，有人告诉贺龙：晋绥军区工业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建一个 财会、统计人员训练班。

贺龙马上叫人把他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又同他一道去看了财会训练班的地址，最后，贺龙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 北快要全部解放了。

全国解放也不远了。

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

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

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后来成了西北军政大学财经学院。

离开临汾，贺龙到达离石。

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赶来相见。

贺龙对他说：这一带大革命以来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们 一定要把他们收集起来。

我已经让李长路在临汾筹建西北军政大学。

现在，应该让这里的贺龙中学赶快组织人力，到晋中平原去招生。

李井泉说： 老总，这件事由我去办吧。

贺龙笑着说那就麻烦政委同志了。

在他离开离石的时候，李井泉告诉他，贺龙中学已经派该校中学队队长到汾阳去招 生了。

贺龙满意地点点头。

几天后，贺龙路过汾阳，特地把这位队长找来汇报情况。

当他听说只来了 4 个人负责招生时，很不高兴地说：4 个人？力 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强，大力加强。

他对招生的人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军、建国的人 才。

晋中各县已经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参加革命和学习的机会，他们也有这个要求，我们为什么不放手一些呢？我看这次在晋中招生，至少要招1000 名学生。

你们要认真完成任务。

等我从中央开会回来，再来检查。

不 久，西北军大很快组织人力，在汾阳成立了招生办事处。

贺龙一面赶路，一面考察。

9 月初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 坡村。

①9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小食堂召开，会期一周。

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 7 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4 人，重要工作人员 10 人。

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 5 年左右时间（从 1946 年 7 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的号召。

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计划要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长篇发言。

会议最后确定：建设 500 万人民解 放军，在大约 5 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并决定，解放军在第三年内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

会议认为，战争第三 年内，必须准备好 3 万至 4 万名各级干部，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为此，要在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

会议 还预定在 1949 年内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前夕，明确了前进方向， 统一了行动步调。

贺龙完全拥护 5 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

他结合西北 地区的情况发言说：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国会不会利用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

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 种可能，一是战争第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争延长。

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 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

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释了。

他说：西北部队数量不大，但负担不小，几次战役中干部 伤亡较大，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

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

他特别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 他说：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任务的重要环节。

这对西北很需要。

虽然那里的党员是老的，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边区干 部是很差的，如不解决，工作不易做好。

他还认为：今天我们各种知识都不够。

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

因此，他建议： 中共中央宣传部抓好干部教育，特别是要弄一个好教材；中央财政部门搞个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 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 共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正。

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尤其是要反映关于土改、整党的问题。

会 议结束后，贺龙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 9 月 24 日呈 送毛泽东。

晋绥、陕甘宁两地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

毛泽东 1948 年 3 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

贺龙作 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

对这中间出现的错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① 1948 年 3 月 23 日，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离开陕北，5 月到达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 次会议的精神，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

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

贺龙在上送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左’的错误。

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份上，采用了不完全 正确的标准，把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 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 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面，也是这样。

他写道：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 策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改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 本正确的政策原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

应当说，贺龙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的。

写完上述两个报告， 10 月初，贺 龙离开西柏坡，先后到兴县、包头、临汾等地视察和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精神，12 月初返回延安。

1949 年 2 月 17 日，贺龙同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震、习仲勋从 延安出发，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 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途径。

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奉命前往刚刚解放的北平，参与解决绥远问题。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 平和绥远方式。

绥远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属于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管辖，目前，则归西北军区领导，因此，毛泽东要他去北乎领导绥远问题 的第二轮谈判。

为使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有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请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前往卓资山，向在绥远作战的第八军传达毛泽 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他对李井泉说：你一定要讲清绥远方针的意义，使干部战士明了中央的精神。

绥蒙的党政军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 共中央的方针。

你传达我的话，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主动进攻，从 现地后撤 60公里。

他特别要求李井泉告诉绥蒙部队，不准乘机挖绥远国民 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向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

送走李井泉后，他动身前往北平。

在北京饭店，贺龙同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司令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进行谈判，取得 了一致认识，并确定组成专门小组，讨论和拟订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办法。

会上，贺龙对傅作义说：傅先生，这次解决绥远问题，我军派李井泉、 张友渔、潘纪文为代表，和贵方讨论一切有关事宜，请傅先生也指定人员，以便成立专门小 组，共同协商。

傅作义随即指定王克俊、周北峰、阎又 文为代表。

最后，双方商定，在北京饭店成立专门小组作为双方协商机构的联合办事处，着手进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实质性工作。

到了 4 月份，为了 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管辖。

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也就相应地移交给了中共中央华北局。

在西柏坡，彭德怀同贺龙商量，为了给西北地区筹措一些急需物资，学习东北地区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请贺龙去东北走一 趟。

经中共中央同意，参加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即前往东北。

5 月 20 日，人民解放军 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

中共中央任命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为 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贺龙很快结束了东北之行，赶赴西安就任。

5 月 24 日，贺龙到达西安。

第二天，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

刚解放的西安，很不平静。

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为避免被解放 军各个击破，纠集了 11 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反扑。

城内暗藏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

人民解放军入城头 5 天内，就发 生了 170 余起抢劫事件。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此时正在咸阳以西集结，准备一次战役行动，西安市内仅驻有 1 个师，力量单薄。

贺龙一到西安， 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干部研究对策，认为对胡宗南和二马的反扑，不可轻视，要准备其来，不可望其不来。

目前，西安市守备力量薄弱，从华 北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到达，必须考虑个妥善办法，以防万一。

讨论再三，贺龙决定用瞒天过海之法。

他一面责成有关部门想尽 一切办法迅速调运 10 万石粮食进城。

他说：粮食一定要运进来，不然，敌人围了城，城里没粮，援兵一时到不了，就会不打自乱。

一面命令守备部 队的 3 个团向南展开，驻西安各级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拿起武器，采取种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胜利到达陕西的假象。

接收工作照常进行。

公安 部门加紧工作，迅速组织力量打击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

这样一来，敌人一时摸不清西安的情况，未敢贸然行动。

到了 6 月份，第一野战军在咸阳、 礼泉一带给了进犯陕西的青海马继援部以严重打击，十八、十九兵团也相继开抵陕西，才彻底解除了对西安的威胁。

早在 1949 年 2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为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 接收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

当贺龙从东北到达西安时，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展 开。

贺龙认为，就他自己来说，对接管这样的大城市缺乏经验和知识，而且城市工作政策性极强，必须尽力减少错误，把军管工作搞好，因此，凡是重 大问题，他从不轻易个人作出决定，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动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才拍板定案。

贺龙在主持西安军管会期间，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是接管工作。

西安是西北最大的都市，机关、学校、银行、企事业单位很多，接管工作千头万绪。

为使其有条不紊，贺龙领导军管会把接管 对象，分为几种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一种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这主要是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一种先接后管，主要是银行 和解放前己停止运转的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企业；一种是先管后接，主要是铁路、交通部门。

事关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因而，先管起来，组织力量 恢复交通，而后再办交接手续；一种是接了就打碎，例如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党政机关。

按贺龙指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上。

由于接管工作 方针明确，重点突出，仅用了 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

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

贺龙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

西安有不少私营企业，军管会对他们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

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 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而且不管使用那种办法，一开始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

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 3 万纱绽，800 台织布机，是 西北地区一家较大的私营企业。

国民党军逃窜时，全厂职工英勇护厂，保持了工厂的完整。

但是，由于资方经理出走，资金无着，生产停顿。

对于这样 一个工厂应当怎么办呢？贺龙主持军管会展开讨论，决定：一，对大华纱厂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其迅速恢复生产；二，明确宣布，对民族资本的所有权， 人民政府予以承认并保护；三，该厂恢复生产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负责筹集。

在会上，贺龙指定由中政府企业处、工商处和人民银行共同负责解决。

会议 还决定，大华纱厂全体职工维持原有工资不变，并号召资本家认清大局，从速回厂，参加生产管理。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大华纱厂的管理和资金问题， 而且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6 月 27 日就恢复了生产。

这一天，贺龙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该厂复工大会，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

他在会上说：对于国 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

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发展。

这种发展，对人民、国家、 经济建设有益。

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应该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有所不同。

在这里，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作工人， 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起来。

这样做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

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其唯 一的目的，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贺龙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的阐述，大大鼓舞了解放了的工人。

就在这一天，大华纱厂的 纱锭、织布机全部运转了起来。

第二件是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

胡宗南长期盘踞西安，中统、军统特务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逃后，西安又留下了许 多散兵游勇，还有近 10 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

这些都给西安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问题。

6 月中 旬，胡宗南企图向西安反扑，并窜扰咸阳及西安东南一带，市内潜伏特务、散兵土匪乘机蠢动，6 月份共发生抢劫案 70 起，其中多数是有组织的特务破 坏活动，使得商业一度停顿，人心不定，社会秩序混乱。

贺龙及时考察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除了进城前对于对付此等情况准备不足，公 安力量薄弱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动员全党发动群众，调动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治安工作，公安干部在肃清匪特工作中还残存着一种神秘观念。

贺龙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

6 月底，西北局决定迅速纠正这些缺点，严肃批评了治安工作中的孤立作风，要求运用宣传工 具，揭露匪特罪行，发动群众参加治安工作。

为此，贺龙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各区去动员群众，参加维护治安，打击特务土匪。

在政策上则严格贯彻区别 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

这样一来， 20 来天就捕获了大批特务、土匪，破 获了36 起抢劫案。

对于散兵游勇，贺龙指示说：散兵游勇由警备司令部、 公安局会同西北军区切实负责调查清楚，集中管理，分别处理。

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出身，有的是土匪出身，有的还是恶霸、流氓，里面还有许多还乡军 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西北军的，总之，他们是各式各样的，如不分别处理，将来会出问题。

据此，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安局对散兵游勇进行了调 查登记，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有的收容，有的遣散，有的在本市安置，从而解决了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一大问题。

安置失业人员和难民，也是件很难办的事。

贺龙指示说：难民和失业市民问题，市委应该负责进行调查研究，给他们找个出路，审慎地处理好。

民政厅、农业厅应予帮助。

根据这一意见，人民政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10 万失业人员进行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失业人员中的一部分工 人、店员和文教人员，随着工厂复工、学校复课予以吸收；一部分经过集中训练后，分配到新解放区工作：对于大批河南难民，主要是资助他们回乡或 到黄龙、马栏山区垦荒，从事农业生产。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是稳定金融，平抑物价。

贺龙说：西安有 60 万人向我们要吃穿， 但我们的财政厅长接收时只带 1 名通信员、1 匹马、两个肩膀扛一张嘴，其他什么也没有。

不仅如此，刚解放时，由于人民银行未成立，人民币未运 到，人心浮动，商业陷于停顿状态。

总之，财政金融、生产流通面临成堆的 问题。

5 月25 日，人民银行成立，公布了银洋收购价和各地物价情况，于是， 市面上开始有了交易。

但是在胡、马企图反扑西安的影响下，物价大幅度波动，有的商人甚至拒收人民币、银元贩子推波助澜，情况十分严重。

贺龙和 贾拓夫等军管会领导人分析，银无在西安流通的数量并不大，因为胡宗南逃跑时，用收税、抛售物资、盗卖公物等办法劫走了一大批银元，但银元在市 场上流通具有破坏性，特别是排斥人民币，促使物价上涨，并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对象，严重影响人民币的正常流通。

他们经过协商，决定采取三项措 施：一是贺龙签署公告，取缔银元贩子，不准银元流通，打击投机商人。

二是大力维护人民币的信用。

贺龙要求物资部门大力组织四乡的粮食、棉花人 市，一律以人民币交易，成为人民币的物资后盾。

贸易公司奉贺龙之命，两个月内向市场发售了价值 5 亿人民币的粮食、布匹、棉花及油料。

三是贺龙 亲自在西安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进行稳定金融的动员。

他说：稳定金融，是各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做好这个工作。

希望各 位代表对人民说清楚人民币和敌市的基本区别，使他们知道人民币是有充分物资基础的，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唯一合法的永久货币，同时，人民币本身 的作用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经过这样的努力，财政经济情况有了好转。

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 3 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接管和治理西安工作中，贺龙极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粉碎了胡宗南反扑西安的企图以后，贺龙邀请西安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座谈。

贺龙说：西安已经永远属于人民所有，再不会被任何反动派占去 了，但要把西安管理建设得很好，把一个旧的消费城市变为一个新的人民的生产城市，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

40 余天来， 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很不够，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恢复、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两件大事，还没有做得 很好。

希望西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少数民族与我们很好合作，希望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当前和今后各方面的 工作多多提出意见，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随时给以批评和指正。

只要批评是合乎实际情况，对于人民事业有利的，我们无不欢迎和接受。

贺 龙真诚的态度，使在座的各界人士甚为感动。

他们说：共产党善于接受真诚正当的意见，是很好的风度。

他们在会上就接管、肃特、稳定物价、执 行政策等工作纷纷提出意见。

会议一直开到傍晚。

这样的聚会，在西安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贺龙主持下，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 240 个单位，人员 达 25675 人。

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共交通迅速恢复，陕西境内的铁路很快分段通车，社会治安日益好转，革命秩序迅速建立，生产 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正常的流通市场逐渐形成。

在此基础上，西安市共提供 军用物资 6万余吨，粮食 8000 多吨，供应部队，并且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军、 大量民工随军支前，为保证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全境作出了贡献。

9 月上旬，贺龙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西安赴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10 月 1 日，贺龙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望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贺龙百感交集。

从参加护国 讨袁斗争以来，他经历了多次曲折复杂的艰苦斗争，尝过多少酸甜苦辣，今天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理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他内心激动万分， 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行礼。

10 月初，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西南问题，从此，贺龙结束了西安市军管会的工作，担负起 了新的任务。

进军四川早在西安解放之初，中共中央对贺龙以后的工作就已作过考虑。

1949 年5 月 23 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 个兵团 35 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 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因此，在 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贺龙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从西北地区抽出 地方干部4528 人、军队干部 1512 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 作。

他又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 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

7 月 16 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 50 万人，除陈赓现率的 4 个军外，其主力决于 9 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 11 月可到， 12月可占重庆一带。

另由贺 龙率 10 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 川、滇、黔、康四省。

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4 省的重任交给 了刘、邓、贺。

因而，在接管西安的繁忙工作中，贺龙经常抽出时间，为入 川作细致的准备。

9月上旬，贺龙在赴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途中，特地去临汾看望正在集训的干部。

他就集训队必须研究的问题指示说：首先要学好政策。

另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 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各项具体政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

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 用？也都要有长远考虑。

四川情况复杂，有哥老会、还有少数民族。

对反动武装的改造、对城市各业工会的改造，都要特别注意。

要使全体干部懂得， 进城后要建立人民武装，搞好工会工作。

群众的吃饭问题要首先解决。

负担要公平合理。

可见，此时的贺龙已经对于入川以后的工作，有了比较细致 的考虑了。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 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4 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 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

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

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

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 自己熟悉的老部队。

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

而且，从 1947 年 3 月以来，这些部 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

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因此，他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同意 了他的意见。

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 14 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 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

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18 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作战的命令。

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 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 12 月中旬。

10 月下旬，贺龙从北京到达临汾，检查人川准备工作。

中共四川地下党 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前来汇报情况，迎接大军入川。

马识途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 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亲热地让到屋里去。

‘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

’我没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 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

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情况，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

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 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便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11 月 3 日，贺龙、李井泉回到西安， 为筹划进军四川彻夜工作。

11 月 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 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

7 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 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11 月 6 日，周士第和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

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 指挥所，作为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 想进川。

他们有的怕到了川康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

贺龙觉得，这是入川前 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

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

先让马识途介绍四川情况，再由刚从北京参加全 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返回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作形势报告。

在此基础上， 25 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

他在大会上作了 深入动员。

他说：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

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 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艰苦的。

大家不要怕艰苦。

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 家乡不走了。

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 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

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

为 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 了整整 8年的小米和黑豆。

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 年大米吗？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

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

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 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

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 会。

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 境。

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

事过 30 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

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 悔。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的特点，决定采取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①，组织实施解放西南的战役。

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 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 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据此，贺龙、李井泉、 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8 月 29 日，十八兵团发起秦岭战役。

六十军全部和六十一 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之敌攻击，造成解放军欲经川陕公路南下入川之势。

这一着果然有效。

胡宗南和他的高级幕僚深信解放军决不 会舍近求远，经两湖远道入川，必然由西边取三国时魏军伐蜀的路线，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两路合成一把尖刀，直 插川西。

蒋介石对此分析也无异议，于是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的部署。

为利于第二野战军出敌不意地以大迂回动作完成包围，贺龙恰当地把握 着攻打胡宗南的火候，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打到一定时候，即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体整。

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

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 线万无一失。

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

胡宗南得意洋洋，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 4 万余人守备秦岭川陕 公路两侧地区；第十八兵团李振部 4.4 万余人防守李文部以西地区；裴昌会的第七兵团 6 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布防，构成第二道防 线，摆出了坚守的架势。

看到这些，贺龙十分高兴，这说明他执行的牵住胡宗南的任务完成得还不错，于是乘此机会安排十八兵团主力休整，进行深入 的南下动员和山地作战训练，养精蓄锐，待机而发。

刘、邓指挥二野于 11 月 1 日，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 500 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攻击。

15 日解放贵阳，21 日解放遵义。

同时，在鄂川边地区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的部队，先后占领建始、 恩施、宣恩，解放彭水、黔江，生俘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察觉解放军有由湘鄂进黔川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于是，急 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巴山南撤。

胡宗南令其所属各兵团从 13 日起陆续向川北 撤退。

对胡宗南的退却，贺龙早有所料。

他说：胡匪为了缩短防线，集结和 保存实力，势在必撤。

但他并未立即令主力追击。

人们不解。

他向干部们解释说：在秦岭地区已不可能歼灭胡匪的情况下，我们应以不过于压迫敌 人和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目的，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

对此，随军南下的马识途问贺龙：敌人现在真是望风披靡， 只顾往成都跑。

我们为什么不快一点进军，一鼓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① 中共中央军委 1949 年 9 月 12 日关于歼灭白崇禧及西南各敌的作战方针致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 恢电。

呢？贺龙笑着说：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不光要拿下四 川，更要紧的是歼灭敌人，不要叫他们溜到云南边境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走，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滞留在巴山一带。

等二野大军封住了他们往云 南的退路，再迅速进军，把他们包围在川西歼灭掉。

这就是中央指示我们的‘先慢后快’方针。

12 月 3 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 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 5 日下令十八兵 团和七军分 3 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

11 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22_1.bmp}秦岭山脉海拔 2000 米 以上，主峰海拔 3700多米，到处峭壁悬崖，深沟狭谷，除一条川陕公路外， 只有几条古驿道。

这里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加上天气寒冷，部队行进、宿营、供应都十分困难，所需物资必须由战士背负，每个战士平均背负 45 公斤。

贺龙看着背着沉重物资在古驿道上行进的战士，深为感动，他对指挥所的人说：战士们靠‘十一号’①在山路上行军打仗，我们是坐‘屁股冒烟的’②， 走公路。

战士们最辛苦，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

他走下车去，鼓励战士们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困难，追赶逃敌。

他说：前几天，我 们是为了稳住胡宗南这只‘惊弓之鸟’，不让他过早地逃跑。

现在刘邓大军已经解放了重庆，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们现在要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靠你 们走得快了。

十八兵团和七军在贺龙指挥下，以平均每日超过百里的速度直逼四川。

蜀道难行，雪后路滑，有不少战士在途中跌伤，有的汽车翻入了 山谷。

贺龙知道这些事以后难过地说：他们的父母把儿女交给我们，是要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的。

他们还来不及打仗，自己却因为车祸作了无谓的 牺牲，我们将来没法向他们父母交待呀！他反复指示追击部队必须注意行车、行军安全，要求领导干部在每日出发前要检查汽车防滑链是否装好，不 能马虎。

他要求各部队把安全行军作为大事来抓，并指示作战科长每天都向他报告行军和事故情况。

12 月 9 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部分别宣 布起义。

云南、两康和平解放。

14 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 17 日占领著名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

20 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 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

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 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乘车经剑阁前往梓潼，在七曲山， 他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他说：离 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 成都过年了！就在这一天，胡宗南集团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派人前来接洽起义。

贺龙驱卒到达德阳，接见裴昌会。

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员派 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

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伫立在门外等候我。

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 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

’（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接着，他又向① 指两条腿。

② 指汽车。

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

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

’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 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

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

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 台湾。

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

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 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

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

’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 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 日，贺司令员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

你 就跟我一块儿去吧。

’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

默念我以待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 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 21 日到 25 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 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邛崃地区被围 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27 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

当天，成都解放。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全部覆没，战役胜 利结束。

1950 年 3 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

至此，云、贵、川、康 4 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 战争基本结束。

12 月 28 日，贺龙到达新都， 30 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

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 30 余万人的夹道欢迎。

1950 年 1 月 1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 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

他们说：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 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第十六章 在西南军区 改造起义部队，团结民主人士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达 90 万人。

其中 起义的就有 56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

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情况十分复杂。

起义后，他们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 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 挑拨煽动下，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了叛乱。

怎样对待这么多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呢？贺龙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认 真处理，否则将危及西南地区的安定。

他提出：必须将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全部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 进行彻底改造和妥善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

成都战役结束后， 1950 年 1 月5 日，贺龙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 国民党起义部队处理意见的报告。

他们认为，应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四类：一是地方系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领导的部队，他们实力不大；二是国 民党嫡系正规军，人数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义的；二是地方游杂武装，成分复杂；四是在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队。

对不同情况的起义部 队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如对第一类部队，保持原番号，按其实有人数进行整编。

对刘、邓、潘等将领给以适当安排；对第二类部队，授予适当番 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并派得力干部前去联络，了解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稳定情绪。

贺龙等认为，这样做可以稳定一切起义和投 诚部队，影响散匪，利于剿抚；对尚待消灭的国民党军残部，也有分化瓦解 作用。

1950年 1 月 29 日.贺龙签发了成立工作团的命令。

随后，便挑选了一 批干部，首先向在川西的原国民党军第七、第十六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四和第九十四军派出了工作团，对这些起义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经验。

2 月 8 日，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对改造国民党起义部 队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作了阐述。

他说：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 共产党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

我们的方针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按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他们。

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

改编要选好突破 口。

第一步，改编王瓒绪的部队；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的部队；第三步改编国民党其他正规部队。

为了便于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改编工作的进行， 应把各改编部队调开，使起义部队的几个主要集团隔离开来。

要召开大会、小会对起义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讲明我党的方针政策。

向起义部队派工作团， 必须明确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的职权。

在起义部队中要取消反动特务组织，割断各起义部队电台和政工机关问的横向联系，建立战士委员会等一套新的 制度。

贺龙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起义的高级将领的工作。

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0 年 1 月 11 日，十八兵团在成都市蓉光电影院召开欢迎国民党军起 义军官大会。

出席会议的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裴昌会、罗广文、陈克非、董宋珩、王瓒绪等高级将领，以及他们部下的团以上军官。

贺龙登上讲台，向大家问候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

在座的各位同志，从 今日起，我和诸位共事了。

短短的几句话，特别是同志和共事这两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词汇， 一下子使贺龙与起义军官的距离缩短了，台下爆发了一阵充满感激之情的掌声。

贺龙接着说：人民解放军对待坚决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官兵，一 向是热诚欢迎的。

起义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造，完成整编以后，也就是人民解放军了，应该和解放军紧密地团结起来。

但是，大家首先 要做到推诚相见，然后才能由组织上的一致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在座的诸位中，可能有人有顾虑，怕过去是解放军的对头，现在 得不到宽大。

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是改造人、改造社会的，不计较个人恩怨。

不论过去是高级将领，还是下级军官，只要起义或放下武器，人民 解放军就可以宽大处理。

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力量。

接着他谈到了改造的艰巨性。

指出：改造是痛苦的。

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

但是，如果在头脑中取消了‘名’和‘利’，就会大大减少痛苦。

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的过去。

那时候我带的部队，就是我私人的本钱，把一排人拉过来就当连长，把一连人拉过来就当营长。

今天就不是这样了，部 队是国家的、人民的，不是私人的了。

你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过去养成的恶习，必须彻底改掉，迅速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给人民当个老老 实实的勤务员。

贺龙针对起义军官的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讲了 3 个小时，然后同起义 将领们一一握手。

许多起义将领为他坦率而真诚的话语所打动。

郭勋祺刚一散会便说：贺司令员这一讲，我就放心了。

好象吃了定心的汤元。

在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中，有的曾和贺龙共过事，有的则是打过 仗的老对手。

贺龙根据自己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区别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团结争取工作。

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的请柬， 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

贺龙认为这是联络感情、开展工作的绝好机会，欣然前往，同起义将领们亲切交谈。

他说：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 川驻过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过仗，这叫不打不相识嘛！今天，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贺龙豪放的性格，挥洒风趣的谈吐，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 的掌声和欢笑声。

最后贺龙向大家宣布：过两天，军管会将请各位先生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大政方针。

起义将领听到这个关系到他们前途的消息， 都很激动。

几天后，军管会便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

刘文辉等起义将领应邀出席。

贺龙在会上毫无拘束地同大家交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大家 的意见和建议。

他这种谦虚和蔼的作风，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龙了解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卢汉等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实力 派人物，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早有矛盾，被蒋视为异己，受到排斥和打击。

在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他们率先起义，对加速西南的解放进程起了作用。

贺 龙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主动团结他们，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

他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和从香港归来的原云南 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锡候、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铁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裴昌会要求到地方工作，贺龙便推荐他担任 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贺龙曾亲自同许多国民党起义将领个别交谈，做思想工作。

以平等的态 度，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前途。

原国民党军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起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稳定部队。

贺龙 诚恳地给予具体指导。

他说：你们要赶快整理部队，撤销空番号，把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逮捕起来，这样你们 的部队才能稳定。

有一位起义将领对改造他的部队抵触情绪很大，他头发不理，胡子不刮，成天戴着钢盔，穿得破破烂烂。

贺龙知道后，马上找他谈 话，谈一次不行，谈二次、三次⋯⋯共谈了五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他终于被贺龙宽广的胸怀、热忱的态度所打动，思想转变了过来。

贺龙很注意做好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

成都住着一位早年追随过孙中山 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他曾是贺龙的上司。

后来他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一直闲居成都。

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曾派人拉他去台湾，他拒绝 了。

这是一位在西南和国民党上层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一天，贺龙和李井泉在四川地方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熊克武寓所。

熊克武开门出迎，发现来 客是阔别了 20 多年的部下、当今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惊喜交加，赶快邀请进屋。

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顿生钦佩之情，便邀他 出来参加工作。

开始，熊克武婉言推辞：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

贺龙希望他能为建设新中国、新四川带头做贡献，做个继续 前进的革命老人。

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态度所感动，接受了他的邀请。

1 月 10 日，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举荐熊克武，称赞他一 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产，是较正派的人物。

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自 己一份力量。

建议给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

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 建议。

贺龙除了自己积极做工作之外，还动员其他干部去做起义将领的工作。

成都市军管会委员马识途是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同乡。

有一天，马识途收到罗广文请他赴宴的请帖，不知该不该去？便去请示贺龙。

贺龙说：去，为什 么不去？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很好利用！你去对罗广文说，要他老老实实接受改编，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抓起来，只要他把部队完整地交出来接 受改编，不但我们对他既往不咎，他还可以立功受奖，有光明前途。

马识途如约赴宴，向罗广文转达了贺龙的口信。

罗广文听后，感动地说：有贺 司令员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请你回去报告贺司令员，我们愿意接受改编。

后来，他果然清除了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把部队开到华东进行改编。

罗广文本人当 了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为了便于更好地做起义军官的工作，西南军区在军政大学举办了由上校 到中将级军官参加的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由贺龙直接领导。

高 研班第一期于1950 年 3 月正式开课。

贺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根据他们 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区别对待。

对确有真才实学的，结业后绝大多数分配了适当工作。

原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祯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被输 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批教官。

对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则严惩不贷。

有一个少将政工处长，拒绝改造，叛变逃跑，又被抓回。

贺龙 指示召开有高研班和教导总队全体学员与其家属参加的公审大会，按照政策 法规予以严惩。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军区下属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 组成工作团，携带电台，分赴各起义部队去领导和帮助改造工作。

工作团到各部队后，即同所在兵团或独立军的主管人员，组成军政委员会，并向师以 下单位派出军代表，统一领导部队的改造工作。

贺龙和邓小平规定，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军 事和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起义部队中行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职权，凡部队对上对下的报告、命令、 正式公文函件，军代表签字后方能生效；负责沟通与就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的联系，解决部队的困难。

工作团应将各起义部队的电台集中保管， 不再使用，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应予严格取缔。

在工作团出发之前，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

他说：国民党部队起义，回 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

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

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

第一步可以将已经 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后，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动 士兵诉苦，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

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

从 1950 年 1 月到 6 月的半年之 内，起义部队中共有 27 个单位、39 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100 余人。

其中仅云南暂十三军叛变的 1 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 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军 杨汉烈部、第十六兵团三○二师等部分别于 1 月至 3 月叛变，逃入深山。

贺龙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 压，不准漏网。

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

他把起义将领 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

原国民党第三○二师叛乱后，他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 劝说叛乱者返回。

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至什邡，派人上山说服第三○二师叛部。

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

于是，贺龙命 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就平息了川西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

除对 3 名首恶分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了宽大政策。

第七兵团也有数百人携枪叛逃。

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 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

裴昌会又说：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

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地 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

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

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

刘文辉 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

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再处理。

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 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决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 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ewc MVIMAGE,MVIMAGE,!12300540_0434_1.bmp}领十分钦佩。

他们说：贺司令员 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 交往。

贺龙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成功地做了起义部队将领的工作，及时地 向起义部队派出了工作团，妥善地处理了叛乱事件，从而保证了改造起义部队工作的顺利进行。

除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起义部队中的 3 个兵团调往 外区外，留下的 2 个兵团和 5 个军，在 4 个月以后，都顺利地编入了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

这些部队在剿匪、进藏、正规化训练和文化学习，以及 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贡献。

土匪一定要剿灭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

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消灭了， 但反动残余势力还相当大。

他们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妄想把这块地盘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战役刚结束，土匪暴乱也就开始了， 而且蔓延迅速。

西南军区的部队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战。

贺龙把它当作当时的中心任务，亲自领导这场斗争。

贺龙对四川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甚为了解。

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乱不是 偶然的。

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四川有军队 30 万、土匪 30 万、袍哥30万，这叫三三制。

国民党的蓝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两个，康泽 和曾扩清。

被称为袍哥的四川青红帮势力很大，情况复杂。

他们渗透到城乡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中，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

他们熟悉 本地情况，是些地头蛇，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作了布置。

1949 年 4 月，国民 党在成都和贵阳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

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办了 5 期，培训了 3000 多人；在贵阳培训了 1700 多人。

他们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反革命武装，还按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级指挥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 了总司令。

军统也在西南地区作了布置。

10 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重庆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 会。

11 月初，在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 急会议，布置开展游击战争。

12 月，重庆的特务机构撤到成都以后，又成立了由徐远举领导的办事处，专门负责联络各地的反共救国军。

胡宗南 逃跑前，也搞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吸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所谓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所以，西南地 区的土匪，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决心将其消灭，否则其他一切 事情都做不好。

为了适应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任务的 需要， 1950 年 1 月 17 日，在贺龙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十八兵团部队地方化问题。

决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军区及 其下属的各军分区。

当天，贺龙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西南局。

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南军区管辖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贵州、川 东、川南、川北、川西、西康、云南等军区。

①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卫胜利果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 集中 13 个军共 37 个师又 2 个团的兵力，从 1950 年 2月初开始，采用合围、 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① 贵州军区于 1949 年 11 月 15 日成立，由第五兵团兼，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

川东军区于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由第三兵团兼，王近山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

川南军区于 1950 年 2 月 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第十军兼，杜义德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川西、川北、西康军区于 1950 年 2 月 8日同时成立，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张祖谅、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军区司令员为韦杰、政治委员胡耀 邦；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

云南军区于 1950年 4 月 1 日成立，由第四兵团兼，陈赓为司 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2 月 3 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 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期间，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带1 个班外出执行任务，在成都近郊的龙潭寺和石板滩遭到了名为川西人民 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 1000 多名土匪的袭击，朱向篱等全部被害。

土匪还抢劫了 1 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赶去救援的 1 个连，围攻解放军驻石板 滩的军事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 26 人。

贺龙得到报告，极为愤怒，立即命令第六十军前往清剿。

到 2 月 7 日，这股土匪即被消灭。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 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 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2 月 11 日，会议刚结束，贺龙即和王维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 赶回成都去处理川西土匪暴乱事件。

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为了贺龙一行的安全，派 1 个加强连护送。

车队从重庆出发时，贺龙的吉普车一直跑在最前边。

大家担心他的安全， 纷纷劝说。

午饭之后，他才答应走在警卫部队后边。

天近黄昏，他们遇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

贺龙说：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

警卫连在汽车上 用轻机枪向土匪还击，匪徒们慌乱地撤走了。

入夜时分，贺龙一行到达资阳。

这里是起义部队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的 驻地。

因情况比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有人主张不在此停留，连夜继续赶路；有人主张即使在这里住下，也不要通知罗广文，免生意外。

贺龙笑着 对大家说：今天就住在这儿了。

我们不但要住下，还要大摇大摆地进城。

罗广文是按我们指定的位置驻扎在这儿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人家已 经起义，我们就不能轻易怀疑。

他们住下以后，贺龙会见了罗广文，对他有所鼓励。

第二天，贺龙一行安全抵达成都。

此时，成都周围几个县都有土 匪公开活动。

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夜间用机枪朝成都城内射击，扰乱民心。

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也与之相呼 应，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

他们煽动数千人到市军管会闹事，甚至公然撕掉军管会人员的臂章，烧毁停在军管会门口的卡车。

国民党 特务还打算暗杀贺龙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

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成都市内商店不敢开门，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

贺龙气愤地说：我不相信这 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第六十军先集中 8 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市周围和岷江两岸温江、 郫县、灌县等地的股匪。

贺龙对军管会和川西军区的领导人说：你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的，现 在不能住在城里不出去，让土匪横行霸道。

我们解放军什么时候遭到袭击不还手？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全部拉出去剿匪。

对土匪要坚决打击，不要手 软。

有的干部反映：土匪多数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 是老百姓？部队怕打错了。

贺龙说：今后凡是拿枪打解放军的，都是敌人，一律消灭。

但是对经 过喊话，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们了；对被土匪裹胁的群众，也不能打。

贺龙对剿匪部队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

进剿大股土匪时，首先 要打掉他们的指挥部，把土匪搞得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

他同剿匪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匪情，认为 此番成都附近暴乱的中心点是灌县巨源场。

他命令十八兵团副司令员王新亭坐上装甲车，率领精锐部队直捣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挥部摧毁了。

土匪失去指挥部，如鸟兽散。

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县的公路。

成都附近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向远处逃窜。

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 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 1950 年 2 月底，川东、川西、川南 3 个地区已歼匪 4.5 万多人。

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全歼。

那时，西昌还未解放，许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取得了 联系。

在他们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

贺龙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军区3 月份综合报告》中说，这些匪徒为害甚巨。

蓉雅、川湘两路线上的 桥梁全被其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时遭袭劫，邛崃县城曾遭匪万人围攻，我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因受袭而伤亡者，已在 3000 人以上。

粮食损失 1 亿余斤。

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 迟了1 个月。

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于 3 月 15 日，发布了《关 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都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各级党委书记任主任或副 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上层进步人士参加，以便孤立匪特，广泛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

贺龙认识到，剿匪是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涉 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3 月 16 日，他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当前情况，就剿匪问题发表了气度非凡的长篇 讲话。

他说：从缴获土匪的《游击根据地地理图》，《游击战术》和伪国防部‘委任状’等等文件和宣传品，以及俘虏的口供都证明，土匪组织的暴 乱，乃是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王陵基创办的‘游击干部研究班’，以及少数封建恶霸，勾结惯匪流氓、散兵游勇所发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

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据以顽抗的最后的中心地区，特务分子在这里特别多，因而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

当我们大军挺 进四川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当他们稍事喘息之后，便重整反动力量，乘我们人民政权尚未巩固，扰乱社会秩序和破 坏人民政权，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所提的口号是：‘拥护蒋总裁’、‘繁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穿旧军衣、戴八一帽徽的（即 解放军），不打穿新军衣、不戴八一帽徽的（即起义、投诚部队）’，并且假借起义部队的番号印发传单，号召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

在座的一 些人中，对减租减息不满意。

你们长期吃农民的，穿农民的，现在拿出点来给农民，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些人在暗中支持土匪闹事。

有人说，土匪暴 乱，就是因为人民政府实行合理负担，禁用银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的政策。

这显然是替土匪、特务和封建势力说话。

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各民主 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有一段讲话，很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说封建势力在此次剿匪中要来点手法，做点脸色给我们看。

脸色是吓不 倒人的’！我们大家见过土匪袒着臂膀，拍着胸脯，装腔作势，运用敲诈伎俩的脸色吧？但最厉害的脸色也无非是美式的、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 了吧？这又算得了什么？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还不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吗？土匪有什么了不起？有些特务、土匪扬言要跟我们打游击。

可以正告他们，我们共产党是打游击的祖师爷，我看他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土匪一定要剿灭， 特务一定要肃清，这个方针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贺龙这一番话，对于那些企图在暗中支持土匪，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同人民争权力的某些人，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促使他们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接受改造。

有位过去从未见过贺龙的民主人士，听了他的演讲，敬佩之意油 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贺龙这个人真不简单啊！3 月 23 日，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暨西南 军区剿匪布告》，明令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疲劳艰苦，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遂行剿匪任务，还宣布了五项剿匪政 策和十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 卫。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剿匪斗争不断深入。

到 4 月初，各省腹地的大股 土匪已基本肃清。

4 月 4 日，贺龙在欢迎西南军区前指迁到重庆的大会上说：目前大规模的战斗虽已宣告结束，但散伏在各地的小股土匪、特务武装却 亟待我们去肃清。

最近土匪特务武装在各地区肆无忌惮地破坏工厂、机关，抢夺公粮，袭击我分散的部队及人民政府，到处骚扰、捣乱，梦想着‘打游 击战’，苟延残喘。

我们是打游击出身的，只要重新捡起游击战术来，胜利是稳有把握的。

怎样消灭分散成众多小股的土匪呢？5 月上旬，贺龙在西 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详细说明：对于剿匪，也要树立打歼灭战的思想。

有些同志说匪民不分，不能打歼灭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作战指挥要 灵活，部队的装备要轻便，要避免用打正规战的战术去打土匪，也反对打散和赶跑了事。

应该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疲劳，穷追猛打。

总之，剿匪 的战术应该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付敌人的办法。

剿匪也是反封建的斗争，因而也是长期复杂的斗争。

尚未建立剿匪委员会的地区应尽快建立，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组织各界人士，组织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剿匪。

要正确掌握以政治 为主、军事为辅的斗争方针，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各县都要建立点线联络站，进行瓦解上匪的工作。

政治瓦解，必须在军事打击见效 的条件下，才能展开。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要教育批评），有功者赏’的原则，一定要正确执行。

杀掉几个首恶者是完全应该的。

前一段，群众对 我们不杀匪首是有埋怨情绪的。

我们不杀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恶的匪首，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对某些地区的乱杀现象，也是应该制止的。

由于西南军区正确地执行了武装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 4 个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土匪19 万余人。

6 月份，贺龙向重庆各界人士作关于西南地区剿匪情况的报告时， 满怀信心地说：这些成绩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是有足够的力量与把握的，现在各主要交通线上的股匪已基本肃清，各地的土匪遭到了致命打击， 残匪被彻底消灭的时间为期不远了！经过半年的努力，到 7 月止，剿灭土匪已达 34 万多人，比较富庶的地区 和主要交通线两侧已基本净化，征粮任务如期完成，城乡工商业已正常运行。

但是，由于西南地区土匪数量多、分布广，加上地理条件复杂，各地剿 匪工作进展不平衡，因而，当解放军集中兵力在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的平川富庶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进剿的时候，有一部分上匪逃窜到了各省交 界或各省边沿地形险要的深山地区。

其中贵州境内的五六万土匪，控制了边陲 21 个县城。

他们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下，公然建立政府，开办工厂、 学校，架设电台，发行纸币⋯⋯准备长期顽抗。

7 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体会 议。

会议决定从 1950 年冬到 1951 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

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 中的淮海战役。

贺龙十分赞同这个提法。

在 8 月下旬召开的中共西南军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把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写进《关于下半年部 队工作任务的决定》和《西南军区剿匪指示第十一号》两个文件中去。

贺龙主持写的这两个文件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 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在继续深入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 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

为此，西南军区从四川抽调 4 个师人黔会剿。

西南地区剿匪反霸全面展开以后，防止扩大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 稳、准、狠地打击土匪。

贺龙等及时发出了《严防清匪中误捕乱捕现象》的指示，并主持制定了《捕捉处决土匪的权限规定》，指示各部队和公安机关：必须严格将目前仍手持武器杀人抢劫、组织暴乱之土匪特务与社会上一般 之反革命罪犯加以区别。

上述手持武器之反革命匪类，均应以反革命之现行罪犯，严格处理。

对捕获之罪大恶极之匪首须即处决者，可由地委、军 分区报请省、区党委、二级军区批准处决，报大军区备查。

1950 年，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这些反革 命分子与土匪暴乱紧密配合，除在城市从事破坏活动外，还在农村利用封建会道门，组织伪农会，帮助地主恶霸夺田、逼租、索债、暗杀，以打击新生 的农村基层组织。

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公安机关多次召开公审大会，公开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特。

据 1 月至 10 月的统计，全西南地区捕获国民党特务分子 6000 余名，自首登记的1.23 万 名，破获阴谋暴动案 1391 起，缴获电台 113 部。

西南剿匪的淮海战役，在 1950 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全年歼匪近85 万人，缴获各种炮 790 余门，轻重机枪 3700 余挺，其他各种枪 40 余万支。

在剿匪过程中，建立了 10 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和 80多万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在剿匪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总共牺牲了 4230 余人。

1951 年 1 月 6 日，贺龙和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 席写了《西南军区一九五○年剿匪情况总结》，汇报一年来的战果和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毛泽东于 1 月 18 日致电贺、邓、张、李：你们 1 月 6 日送来 的 1950 年 1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

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 众 85 万人，缴枪 40 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

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 4 万人而奋斗。

中共中央 军委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军区和福建、广东、广西军区参 考。

毛泽东电文中说的残存匪众近 4 万人，是西南军区当时了解的情况， 后来查实的数量（包括新出现的）远比此数为多。

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川康滇边、黔湘桂边、黔桂滇边、滇西南和川西北等地。

其中一些重要股匪是由 长期末被抓获的大匪首傅秉勋、何本初、周迅予等率领的。

他们窜入川西北的阿坝、懋功、黑水和大小凉山的藏族、彝族聚居区，欺骗、勾结土司头人， 掩护他们向川康富庶地区和川、青、甘边界扩张。

他们人数虽不很多，却是土匪中最凶残的，破坏能量很大。

贺龙决心彻底肃清这些残匪。

1951 年 1 月，西南军区发出指示，强调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

2 月初至 4 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 10 个连的兵力，平息了 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多人。

川 西军区在剿匪中采取了一些好的办法。

毛泽东在 2 月 15 日批转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 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 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

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 3 月 15 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区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 经验。

此后，各地普遍组织了清剿小组和便衣捕捉队。

1951 年，西南地区又歼灭残匪 20 万人以上。

被土匪盘踞 1 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 座县城全部收复。

1952 年和 1953 年，西南军区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在川西北发 起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进剿作战。

一次是 1952 年 7 月，集中 7 个团又6 个营近2.1 万人，进剿盘踞在黑水地区的土匪。

战前，贺龙对参战部队说：这次 去黑水清剿，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政策。

这一带的人为什么容易受国民党匪特的欺骗宣传来反对我们？这是因为长征时，有的红军部队路过此地时，群 众纪律不好，把这里的老百姓搞怕了。

你们这次去，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更重要的是救济当地群众。

过去欠了‘债’，这次我们要还。

你们要准备好 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各种物资，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运去粮食，无偿救济当地群众。

根据贺龙的意见，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团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即 召集头人、土司开会，宣布黑水暴乱主要由傅秉勋负责。

解放军进剿的目的是消灭傅匪为首的匪特，对苏永和等黑水地区上中层分子，则作团结争取工 作，以分化与孤立敌人。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苏永和等少数民族上中层份子都归降了解放军。

但是，受台湾国民党指挥并得到他们空投补 给的傅匪残部拒不投降。

贺龙命令将其彻底消灭，并派飞机助战。

这次作战 从 7 月20 日开始，到 9 月 20 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除少数匪首逃跑外，共 歼匪 3635 人，缴获各种枪 3935 支（挺），匪首傅秉勋投河自杀。

50多万少 数民族获得了解放。

另一次是 1953 年 3 月，集中 4 个团又 2 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 合下，围歼川北草地的股匪。

草地土司华尔功成烈在剿匪政策的感召下，改变了两面态度，交出了重要匪首何本初、周迅予等人。

后来凉山地区的头人 也交出了匪特 40 多人。

至 1953 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 116 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 利。

在领导剿匪的同时，贺龙还与隐藏在工商业和金融系统中的敌特与奸商 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川西土匪最猖獗的时候，成都市工商、金融系统内暗藏的敌人和奸商乘机兴风作浪，与城外土匪相呼应。

他们垄断了粮 食、棉纱和金融市场。

粮食、棉纱价格暴涨，其他东西跟着涨价，几乎一天一个样，人民币贬值，人心更加浮动。

贺龙认识到，稳定金融、物价，安定民心，是同剿匪斗争相辅相成的。

土匪和暗藏的敌人勾结奸商，企图通过搞乱物价和金融，搅乱人心，扩大暴乱。

所以，稳定金融、物价，对于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保障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

贺龙与川西区党委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对策。

他指出： 对土匪和暗藏的敌人，不仅要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坚决打击，而且还要把他们在经济上的猖狂进攻打下去。

他决心从棉纱和粮食着手，同敌人与奸商 斗一斗法。

当时成都的棉纱市场被少数奸商控制着。

他们对市场上有多少棉纱，在 准的手中，了如指掌。

他们知道军管会拥有的棉纱不多，所以任意抬价，一 支纱由 120万元猛涨到 4000有一天，贺龙把市军管会工商处处长王廷弼找到办公室问道：现在我 们有多少粮食？4000 万斤。

多少棉纱？120 万支。

布匹呢？还有 4 万匹。

贺龙决定首先控制棉纱市场。

他除了利用成都现有的棉纱外，还调动部队车辆，从重庆把大批棉纱秘密运来成都，又从上海、武汉和西北调进了一 批棉纱。

大批棉纱调到成都以后，便逐步往外抛售。

奸商们不知底细，大量 吃进，每支纱由400 余万元涨到了 1700 余万元，人民政府还在大量抛出。

奸 商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棉纱，便向银行借贷，继续一个劲地吃进。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纱售完，就可以抬价出售，操纵市场，结果 把大量资金陷了进去。

这时银行抽紧银根，使奸商们借不到钱，不得不把吃进去的棉纱吐出来。

棉纱充斥市场，价格猛跌。

每支纱由 1700 多万元，跌到400 多万元。

银行又逼他们还本付息。

两头一挤，那些捣乱市场的奸商，有 的破了产，没有破产的也大赔血本。

这样，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纱市 场。

粮食问题也很严重。

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乘机哄抬粮 价，几天就翻了 1 番。

为解决粮食问题，贺龙决定派征粮工作队下乡征购公粮。

地主、富农们就到处叫嚷负担过重。

国民党特务土匪利用这一点大 肆煽动，提出打倒解放军，3 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等口号，煽动抗粮；还不断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使川西的征粮工作一度很难进行。

为了 打开局面，贺龙把余秋里（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找来，对他说：现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

派你带工作队到新都搞个试点，怎么样？ 余秋里说：好，我马上就出发。

余秋里到新都后，参照根据地搞土改的经验，仅用了 1 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了大批粮食和柴草，不仅解决了应急 之需，而且通过征粮，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

贺龙详细地向余秋里了解了川西农民的生活、收成和对征粮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粮工作报告刊登在《川 西日报》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土匪暴乱是征粮引起民变的谎言，使征粮工作逐步顺利展开。

大批粮食从农村源源运进城里，把城里控制粮食 的奸商斗垮了。

由于稳定了棉纱和粮食的价格，其他物价和金融市场也逐渐 趋于稳定。

1950 年春节，成都周围的土匪叫嚣要大闹成都市。

当时，成都市内 商品紧缺。

国营商店东西少，难于支撑门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抢劫，因此，市工商处决定，商店春节关门，并延长假期 1 天。

年初二深夜，贺龙 把王廷弼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道：你们的商店为什么不敢开门营业？王廷弼说：我们年三十开了！天门。

贺龙指出：只开 1 天门怎么行？ 商店不开门，群众的思想就不稳定。

王廷弼说：我们也想开门，可是东西太少。

万一⋯⋯贺龙听了王廷弼的这个解释很不满意。

说道：就是你 们几个搞经济工作的胆小怕事。

明天就要开门营业！不然的话，我要以‘捣乱市场’治你们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们明天就到工商会宣布政策、 定价，后天就是门营业。

对嘛！贺龙这才露出了微笑。

他看到王廷弼紧张地站着，就挥挥手说：你坐下嘛，站在那里干什么？并对警卫员说：做点抄手（即馄饨）端来！他见王廷弼紧张的情绪还没缓和下来，便和 蔼地对他说：批评得重了吧！不要那么紧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看你们的哩！按照贺龙的指示，王廷弼于 2 月 21 日召集成都 22 个行业的代 表开座谈会，要求各行业提前开门，并适当掌握价格，以稳定市场。

会后，各私营商店均响应军管会号召，于 2 月 22 日相继开门营业。

同时，贺龙指示成都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扑灭 反革命破坏活动。

布告指出：凡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捣乱金融、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者，一经查获，一律从严论处，坚决镇压。

在贺龙的领导下，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特务、土匪勾结奸商妄 图扰乱成都市场的阴谋。

经济战线上也打了个胜仗。

指挥进军西藏成都战役刚刚结束， 1950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 4 月开始 组织向西藏进军， 10 月以前占领全藏。

进藏部队到西藏之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 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 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后，贺龙就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 作。

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几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 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 1 月 10 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写了《康藏 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他说：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 嘉黎至拉萨。

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

但山多且陟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每高 1000 公尺，温度（摄 氏）降低 4 度，终年积雪，最难走。

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

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 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

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

甘孜 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

我们已着手编 3 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

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他特 别强调：对宗教问题处理得适当与否，是决策的一个关键。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 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 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

补给，成了重于作故的首要 问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进藏部队，在物资供应上，取之内地，不吃地方；在兵力和装备上，务求精干、适用。

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 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

贺龙和刘怕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 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

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司令部统辖 7 个工兵团， 10 个辎 重团和 1 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 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向贺龙报到。

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

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

现在对于我们来 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

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

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 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

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

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

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

贺龙签发的《西南军区关于支援人藏工作向军 委和西南局的报告》中写道：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

并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及敌情与我军人马装备具体条件定出计 划，实施补给。

如：一，康定以西气候寒冷，人烟村落稀少，宿营困难，特制发人用帐篷、马用头罩、汽车暖罩与解冻剂。

服装每人一件皮大衣、皮上 衣、皮裤、高腰毛里皮鞋、毡子裹腿、皮帽、皮手套、毛袜、包足布、绒衣、线棉背心、棉被、风镜。

为防湿防雨，每人发给雨衣、斗笠、防湿垫布各一 件。

中高级干部每人一个行军床。

二，为了保持战士身体健康，力求食品中养分充足。

特以黄豆、小麦、花生、奶油等原料制成饭粉，以面粉、白糖、 食盐、猪油、奶油、鸡蛋、酵母等原料制成饼干，并以卵片、白糖、精盐、淀粉、蟹黄、味精等原料制成佐食品蛋黄腊和酱油粉等物，内含大量维生素 B、C，并发给维他命 C 药片 70 万片，以补助营养，防止色盲，⋯⋯。

派卫生检查队了解康藏地区发病特点，予以补助药品，特多发防冻药品，以防减员 或减弱战士体力。

贺龙向李达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

他们需 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贺龙是以爱马著你的。

他为支持进藏部队，把他的几匹心爱的战马，全部送给了进藏部队。

他对后勤部门 说：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的需要。

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荷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

服装的样式一定 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

后勤部门把新设计的军装样品送给他看时，他逐件作了检查，还亲自试穿。

帽子样式好看不好看，挡风不挡风；衣服口袋 怎么设计，甚至连军装各部位应缝多少针，他都有所考虑。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52_1.bmp}3 月 14 日。

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 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 藏动员誓师大会，4 月 28 日到达甘孜。

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 1 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了粮荒。

据有关记载，从 5 月 1 日起， 每人每天只能吃 1 斤粮。

直到 6 日和 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

因此，贺龙和邓小平于 7 月 24 日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军委报告： 为了保证 9 月份在甘孜屯积 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

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

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

4 月 1 日，毛泽东指示： 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

为此，两南军区调集 6 个工兵团、3 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 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组织部队和民工 1.7 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 10 月份。

公路已修筑 750 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

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

至 10 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 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3 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

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

但西藏地方当局故意拖延，并加紧军事 准备，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①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0 年 5 月初，他 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愿亲自到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

②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研究了当时的情况，于 5 月 10 日向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决西藏的可能较前增大。

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可能。

格达亦可考虑入藏。

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格达活佛的请求，委派他去拉萨劝说西藏地方当局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然而，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昌都的西藏边 使噶伦拉鲁鲁桑旺勒软禁起来，不许他离开昌都。

格达表示：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被拉鲁拒绝。

后来，格达活佛被英国特务毒 死，随员被押送拉萨。

西藏地方当局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调整了军事部署：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今 那曲）地区，阻挠解放军南下；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西进；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 7 个代本①全部和 3 个代本的 一部，部署在昌都周围和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促使其内部分化，打通和平解放 西藏的道路，西南军区决心以十八军、云南军区各一部和青海骑兵支队等共 约 6个团的兵力，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

贺龙和邓小平在《昌都战役基本命令》中规定：十八军主力应于 9 月上 旬在甘孜、玉隆、邓柯之线集结完毕，9 月中旬由该线发起进攻，争取于 10 月 10日前后占领昌都。

另以该军五十三师 1 个团，同时由巴安（即巴塘）出 动，歼灭宁静之藏军，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五十二师钳击昌都。

以十四军一部，同时歼灭盐井和竹瓦根之敌。

西北军区之玉树部队归五十二师指 挥，加强昌都作战。

贺龙分析了藏军善于骑马，行动较快的特点，对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讲： 要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

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而走得快，才能抓住敌人。

这一作战原则，对于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 用。

解放军各部队于 10 月 6 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 12 日进占芒康，① 即格达呼图克图，1903 年生于西康省甘孜县白利乡贫苦藏族家庭，7 岁为白利寺活佛。

17 岁入西藏学佛 经 8 年，得格西学位。

1936年，担任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

全国解放以后，被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特邀代表。

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② 朱德、刘伯承于 6 月 1 日复电格达：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限欣慰。

谈判条 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

① 藏语，旧译戴本、戴绷或代奔，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名。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政 府规定西藏额设藏军 3000 名，代本 6名，每一代本，率兵 500 名，沿为定制。

例由贵族出身的俗官担任。

1913 年西藏地方政府大量扩军，代本数目也随之增加。

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

为表彰九代本的义举，贺龙接见了格桑 旺堆等人，代表西南军区向他们赠送了礼品和物资。

解放军迅速逼近昌都，并且截断了藏军的逃路。

20 日晨，昌都总督阿 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命令第二、三、四、七等 4 个代本及总署机关和沙王（总督）卫队等共 1700 余名官兵停止抵抗。

21 日，贺龙和邓小平电示十八军：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 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

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 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这次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西藏地方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军进 藏的企图，使其上层顽固势力发生动摇、爱国进步力量更加坚定，从而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八军进驻昌都以后，查清了格达活佛遇害的情况。

消息传开后，激起 了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两南军政委员会于 1950 年 11 月 25 日在重庆为格达活佛召开追悼大会。

贺龙以悲愤之情，著悼文说：中华人民的 优秀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格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 来的事业中牺牲了。

他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

格达委员遇害地昌都，现在已经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它骄傲地 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 国的边疆！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写信给达赖喇嘛，劝说达赖喇嘛速派 代表团到北京谈判。

经中央人民政府再三敦促， 1951 年 2 月 12 日，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 判。

经过 23 天的商谈，于 5 月 21 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

在朱德副主席的主持下，双方代表于 23 日举行了签字仪式。

根据《协议》规定，毛泽东于 5 月 25 日指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 向西藏腹地进军，以保证协议的实行和国防的巩固。

据此，贺龙和邓小平命令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干部的先遣支队， 同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 7 月 25 日由昌都前往拉萨：十八军主力 1.07 万余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

第一梯队， 10 月 26 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 抱。

为了巩固国防，经中央军委批准， 1952 年 2 月 10日，西藏军区成立。

①西藏的解放，为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光明的 前景。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西南军区① 西藏军区司令员为张国华，政治委员为谭冠三（第十八军政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错饶杰为第二副司令员，昌炳桂为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为副政治委员；李觉为参谋长， 刘振国为政治部主任。

调集了大量部队和民工，从 1950 年夏开始修筑由康定到拉萨段的康藏公路。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57_1.bmp}1951 年夏，贺龙在重庆主持筑路会议，对到会的工程技术人员、筑路部队指挥员和西南军政委员 会交通部的负责人说：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

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 设。

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 而且一定要在1954 年把汽车开到拉萨！会后，根据贺龙指示，成立了康藏 公路修建司令部，由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兼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兼政治委员。

为了找出一条从昌都到拉萨的合理的公路线，从 1951 年起，先后派出了6 支踏勘队。

他们翻雪山，过沼泽，在深山大川和原始森林中跋涉 5000 多公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基本查明了康藏公路 预选线路及其两侧的地质、地貌，并于 1952 年秋写出了勘察报告。

报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走北线，从昌都经丁青、索县等地到拉萨；二是走南线， 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太昭至拉萨。

究竟走那条线？陈明义和稷明德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到重庆，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汇报请示。

他们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下午，贺龙就接见了他们。

陈明义、穰明德等走 进客厅，贺龙同大家亲切握手，然后端出一盘香蕉说：你们在康藏高原修路很辛苦，不容易吃到水果，快来打个牙祭吧！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大家一面吃着香蕉，一面向贺龙汇报。

陈明义说：由于运输困难，有时主、副食品供应不上，战士们就挖地老鼠和野菜吃。

贺 龙感慨地说：这和我们长征时一样啊！陈明义说：战士们白天在雨里雪里修路，夜里住在用雨布搭的帐篷里，漏雨飘雪，衣服和被子都湿透了。

贺龙皱起眉头，对秘书说：记下来。

叫后勤部给筑路部队特制帆布帐篷，补发雨衣！陈明义说：西藏是个高寒地带，常年吃不上蔬菜。

战士们由 于缺乏维生素 C，手指甲盖都陷下去了。

贺龙听到这里，不安地站起来，在客厅里踱着步子，思索着，然后，他果断地说：立刻派人去上海买维生 素 C。

必须让战士们每人每天吃 4 片维生素 C.少了不行！陈明义继续说：我们筑路部队得到了藏族同胞的支持。

他们赶着牦牛，冒着雨雪，为部队 运送粮食。

贺龙十分感激地说：真要感谢藏族同胞呀！并严肃地指出：藏族 同胞越是支援我们，我们越应该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遵守民族政策，严格 群众纪律。

穰明德打开地图，把踏勘队预选的南北两线沿途的地貌、地质、气候、 物产、资源、工程难易利弊比较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不同意见等作了详细汇报。

最后他说：究竟走南线还是北线？请贺司令员考虑决定。

贺龙仔细地看着地图，边听、边问，边思考。

经过反复掂量，他拿过一 支红铅笔，指着地图果断地说：走南线。

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高度低。

在西藏高原，这是用黄金也买不到的优点。

第二，南线经过的森林、农 业区、草原、湖泊、山地、物产都比北线丰富，不仅修路用的木材、石料等可以就地取材，还有青稞、牛羊、水果、燃料等，生活也方便。

更重要的是， 南线有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将来开发建设，有着广阔的前途。

公路走南线，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

这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贺龙望望神色有些迟疑的陈明义，猜到了他的心思，便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当然，怒江天险、冰川、流沙，会给施工带来麻烦，甚至带来意 想不到的艰难。

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能挡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我相信，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办法让激流、冰川、流沙、 塌方通通让路。

至于北线，将来仍然要修。

在祖国的西藏高原上，将来要修很多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咧！贺龙的远见卓识和气魄胆略， 使大家信心倍增。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会心地笑了。

这时穰明德把地图一卷说：贺总，等着我们通车拉萨的捷报吧！贺龙放下铅笔，点上 1 支雪茄，微笑着问：什么时候能通到拉萨？1954 年底！穰明德挽起袖子，用力一挥手说：贺老总，1954 年年底汽 车开不到拉萨，我把头拿下来见你！贺龙哈哈大笑，爽朗地说：那好，我等着为你们通车拉萨庆功！确定 这条公路的走向，事关重大。

我要写报告给毛主席，请他批准。

你们先把康定到昌都段修好。

为了解决你们筑路部队的物资保障问题，我派余秋里同志 到康藏公路走一趟。

筑路部队全体指战员经过两年的艰苦施工，比计划提前 50 余天，完成了 康藏公路康定到昌都段的通车任务。

1952 年 11 月 22日，贺龙向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报告筑路问题，对昌都到拉萨段的线路选定，提 出了建议。

他说，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以采用南线为好。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60_1.bmp}1953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此项意见。

并将报告批转周恩来、邓小平：采取南线 为适宜。

贺龙在报告中还详细汇报了筑路部队艰苦奋斗的情况。

他说：3 年来， 筑路部队在 3200 米以上高原环境施工，自然条件极恶劣，生活艰苦，任务繁重，劳动强度大，供应不及时，很少吃到新鲜蔬菜和鲜肉，营养不良，许多 人得了关节炎和心脏、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口腔疾病，体重普遍下降。

接着，他提出了改善筑路部队生活的具体意见：为保持筑路部队的营养量，按每 人每日 4 两猪肉、l 两猪油、5 钱蛋粉、1 斤青菜、7 钱盐、生姜、辣椒各 7分、茶叶 2 钱 5、粮食 26 两①，供给实物，保证定量定质，使部队能够真正 吃到。

为此，拟多从后方输送肉类罐头和发动部队在可能条件下多种菜，另从后方输送一部分干菜。

（毛泽东阅后旁注‘增营养’）。

在不妨碍筑 路与就地取材的原则下，修建一部分营房，供部队休整时居住。

贺龙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部队、检查施工情况，中共中央考虑到他患有 高血压等症，没有同意。

贺龙只好派李达代表他和西南军区党委，到筑路工地进行检查，并先后派出了几批慰问团进藏慰问。

贺龙要求西南军区政治部 文工团，深入筑路部队，进行慰问，收集歌颂他们的创作素材。

文工团员们深入部队以后，创作了《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藏胞歌唱解放军》、《歌 唱二郎山》等大量反映和平解放西藏和筑路英雄事迹的音乐舞蹈等文艺节目，其中流行全国的优秀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贺龙建议推广的。

西南 军区京剧院也遵照贺龙指示，带了一批精彩的节目，到雀儿山等最艰苦的工 地演出。

1954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40 分，康藏公路全线通车仪式在拉萨河大 桥桥头举行。

它标志着西藏经济文化建设开始了新的纪元。

① 旧市制，16 两为 1 斤。

贺龙为修筑康藏公路，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通车之际，他撰写了《帮助 藏族人民长期建设西藏》的文章，称赞在世界屋脊上修建康藏公路是中国历史上亘古以来未有的创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奇绩。

他赞扬筑路部队、民 工和技术人员的忘我劳动和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同时指出：公路通车到拉萨，仅仅是长期建设西藏的第一步，希望进藏部队和全体 工作人员，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热忱而切实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长期帮助藏族人民，稳步地发展西藏的建设事业。

兢兢业业建设国防军全国大陆解放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人民解放军已从战争状 态转入现代化建设时期。

毛泽东发出了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需要大量减 少常备军。

中央军委决定在 1950 年裁减 150 万武装人员，要求西南军区裁减37 万人。

要妥善安置这么多人，任务相当艰巨。

1950 年 5 月上旬，贺龙和邓小平召开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共中央 西南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专门对裁军作了动员和部署。

邓小平着重阐述了精简整编的重要意义。

贺龙传达了西南军区精简整编方案和对复员军人 的安置办法。

他强调指出：总的原则是既要保存部队骨干，以适应国防建设需要，又要使复员人员有家可归，不致流离失所。

因此，要反对推出门了事 的不负责任态度。

他指示，要专门成立处理复员军人的机构，根据复员军人不同的情况，作妥善处理。

由于各级领导重视，组织教育工作做得好，整个 复员工作，于 1950 年底顺利完成。

部队在精简整编以后，很快掀起了学习文化的运动。

贺龙指出，建设现 代化的国防军，必须掌握文化工具，突破文化关。

不过这一关，就学不好现代军事知识和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不能很好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难以完成。

5 月 4 日，他在西南军区高干会议上就说过：部队精简整编后，主要是教育，要把每个连队都变成一个学校。

3 年之内把全军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文化程度，干部不够初中文化水平的都要提高到初中程度。

8 月 1 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 示》。

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从 1951 年 1 月全面展开了。

西南军区机关、部队的学文化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 1952 年夏季，形成了高潮。

在学习上，贺龙身体力行。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两卷出版后①，贺龙 一面夸召大家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首先钻进去，然后考虑如 何运用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求其融会贯通；一面带头制定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计划。

他说，我自己虽然快 60 岁了，但还要努力地学，不断地学，一 直学到老。

毛泽东曾建议贺龙学习文化，周恩来也让他学习写作和书法。

这次，他 便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文化、练习写作结合了起来。

他让秘书买来了魏碑体的字帖和毛边纸，每天早晨先练习几页书法，然后读书。

他虽然患有高 血压病，但仍坚持学习不辍。

在规定时间认真读书，晚上还要挤时间多学一些。

在他的书柜中，除《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东周 列国志》、《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古籍。

据薛明回忆：贺龙读的书中有些文言文我看不懂，他读起来却很快。

我开始不相信他都 能看懂，拿过书来，问他看过的那几页的内容，他回答的基本不差。

开展学文化运动之前，以贺龙的名义上报下发的文件、电报，大都是他 向秘书或有关负责人交代意图，由他们起草，然后由贺龙审阅后签发。

学文化运动开始后，他时常亲自动笔。

有一次，裴昌会到重庆开会时去拜望贺龙，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 1951 年 10 月 11 日发行；第二卷于 1952 年 4 月 10 日发行。

见他正伏案写作，便很奇怪地问：贺司令员，怎么现在你还亲自写东西？ 贺龙说：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写，不要秘书代笔。

我要响应号召啊。

对于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贺龙也十分关心。

在党小组会上，他对秘书、 警卫员、公务员、司机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作为共产党员，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干部必读》。

干革命离了这个 是不行的。

每逢学习日，他路过工作人员的房间时，总要推门看看他们是否在读书。

司机何建成以前不识字，在贺龙的鼓励下，学习非常刻苦，在学 文化运动中立了三等功。

1952 年 5 月 28 日，西南军区直属队举行了隆重的 1952 年度文化学习开学典礼。

贺龙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提高文化科学水平，培养大批工人农民出 身的知识分子，是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必要条件。

所以，普遍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也是全党全军的一 件大事。

他要求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拿出最大的决心，付出最大的努力，加强对文化教育的组织领导；文化教员要热爱和安心本职工作，争取在文化 教育中为人民立功。

他号召广大指战员拿出冲锋陷阵的精神来攻克文化碉堡。

在贺龙领导下，西南军区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干部战士投入了文化学习 运动，掀起了群众性的文化练兵高潮，取得了很大成绩。

西南军区部队干部、战士大都出身贫苦，许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到 1952 年底，第一期文 化教育计划完成后，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摘掉了文盲帽子，部队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有 1 万多人在文化学习中立了功。

身经 250 次战斗、 立过 8 次战功、5 次获得英雄模范奖章的刘子林，原来只有相当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经过短短 8 个月的文化学习，学完了初小、高小的全部课程，以 优秀成绩升入初中班，立了一等功，受到贺龙的接见和表彰。

1953 年 1 月 6 日，贺龙在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上说：文化教育是我军今 后长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仅在文化教育为中心的时期，不准有丝毫的忽视或放松，就是在军事训练为主的时期，也要按规定继续进行文化 教育，大力办好学校，以求在原有基础上巩固、提高。

贺龙不仅重视普遍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也十分重视专业文艺工 作队伍的建设，使他们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服务。

他曾亲自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心，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文化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正如毛主席 所指出的，文化队伍是一支必不可少的军队。

随着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军队也必须成为一支具有 高度文化的现代化的国防军。

这就大大加重了文化艺术干部的任务。

为了发挥文化工作的力量，你们必须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

你们现在不应当不安心， 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去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贺龙号召文化工作者努力面向连队、为兵服务。

1953 年底，西南军区召开文艺检阅大会，贺龙向 与会全体人员说：我们的军队正向着现代化强大国防军迈进，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要响亮地吹起这个伟大时代的战斗号角，光荣地担当起我们队 伍行进中号兵的作用，教育部队，鼓舞部队，使整个部队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和乐观情绪，发挥高度战斗意志。

培养大批能掌握现代武器装备与指挥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干部，是建设现 代化国防军的中心环节。

贺龙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950 年 5 月 5 日，西南军区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贺龙专门给该校送去了加 强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学习，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题词。

7 月，贺龙和邓小平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建设，大量培养干部的指示，指出：为了 适应当前形势和建军要求，需要办两种学校：一种是战略性的正规的高级与初级学校，专训国防军的基本干部。

目前应集中人力、物力办好这种学校。

这些学校的编制、教育计划、设备、制度以及对干部、教员和学员的各项要求，应按中共中央军委规定，达到全国一致的水准。

另一种是速成性或轮训 性的干部教导团、队，轮训各级各类干部，着重提高其本职业务能力。

各军区、军、师和军分区都应组织教导团或教导队轮训各类干部。

对炮兵工兵和 其他专业性学校，亦应调整充实，分头轮训在职各种专业干部。

指示强调：大量培养干部，是适应我军战略性要求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以宁可少养 若干兵的决心，把学校办好。

在贺龙、邓小平领导下，西南军区先后组建了第五（云南），第六（川东），第七（贵州），第八（川西）4 个初级步兵 学校和 1 个航空预备学校。

他们要求各步兵学校的干部应选部队中有作战经验者充任，不可滥芋充数，学员的每一课程之结束和毕业时，均按规 定考试，不合格者退回或留级。

在筹建西南军区第七军医大学时，贺龙数次审查校舍图纸，到重庆高滩 崖、新桥等地勘察地形、选定校址，还亲自登门，聘请了一批在美、英、德、法等国留过学，又在国民党军队或地方医院担任过副院长、科主任具有国内 第一流专业水平的专家、教授到军医大学任教。

贺龙经常去看望他们，向他们征求意见。

他向第七军医大学的校长、政委交代：要给这批专家最好的生 活待遇。

开会、看戏、看电影，都要请他们坐最好的位子，工资由他们自己报，报多少给多少。

贺龙又指示后勤部门抽出几辆吉普车和轿车，作为接送 教授的专车。

要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便于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在贺龙和邓小平领导下，经过精简整编、学文化运动和军政训练，以及 开展三反运动，使西南军区部队的编制更加精干合理，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和军政素质明显提高，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西南军区的辖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国 接壤，边境线长达 6000 余公里。

当时，逃往邻国的第八、第二十六军等国民党军残部勾结特务、土匪，在边境地区频繁进行骚扰破坏。

他们挑拨邻国与 新中国的关系，制造事端，使西南的边防斗争异常尖锐复杂。

贺龙根据云南 省与越、老、缅3 国接壤，有 3000 多公里的边境线，地区辽阔，人口较少， 自然条件复杂，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以及绝大部分边防部队生活、训练、执勤条件十分艰苦的实际情况，于 1952 年 9 月 14 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 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了关于加强云南边防建设的报告，提出了若干措施：第一，迅速解决边防部队住房。

云南边防的营房建设，是国防建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云南军区就地取材、在技术可行的条件下，争取及早施工。

先建筑第一线的哨所、住房及第二线必要的宿舍，尔后再逐步加强。

第二，结合经济建设需要，大力增修公路，架设通信线路，解决运输补给和通信的困难。

除修建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的昆洛、南大、箇奎等长达 1500余公里干线外，加修连接干线的支线。

第三，健全边防军分区。

将丽江、保山、普洱、蒙自、文山等边境军分区改为警备区，适当扩大领导机构，配备较强的干部，以适应边防斗争的需 要。

第四，搞好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西南的边 防都在少数民族地区。

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与艰苦性主要表现在民族问题上。

少数民族工作那天做不好，边防问题那天就得不到解决。

只要把兄弟民族团 结起来，我们的边防就会胜过钢筋水泥工事。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68_1.bmp}1953 年 10 月 21 日至12 月 14 日，贺龙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团长，率领 8 个分团 共 5448 人赴朝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长达 45天的慰问 活动。

在朝鲜期间，除进行慰问活动以外，贺龙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 考察。

贺龙认为，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人民解放军今后建设的参考。

他到夏季攻势作战地域和上甘岭、老秃山等处亲自了解 作战经验、工事构筑和部队士气等等。

为了多考察些部队，他特地向毛泽东请示，要求批准他晚几天回国。

回国后，根据朝鲜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贺龙对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 国防军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 1954 年 1 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他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首先必须培养大批能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的干部。

我认为培养干部，今后应注意培养经过斗争考验并有战斗经验的工农干部和部队中的英雄 模范。

这是我们建军的骨干。

但是这些同志文化程度低，学习科学技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所以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并进一步使之能够掌握科学 技术，这在今后培养干部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贺龙认为，人民解放军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

他 说：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必须依靠国家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

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从国外定货只能解决临时问题，不能解决长久的 问题。

因此，向国外定货必须是急需的东西。

那些可以少定或缓定的，就要少定或缓定，把钱省下来建设我们自己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关于学习苏联问题，他说：我认为学习苏联首先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是要根据中国实际可能的条件与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循序渐进地学。

这就是说，学习苏联不仅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同时还要预见到我国 将来的发展。

第二，是在我们解放军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不能割断历史，要照顾历史，要照顾我军的历史传统⋯⋯要实事求是，而不是追求形式。

关于政治工作，贺龙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无论什么时候 都需要政治工作。

任何削弱政治工作的思想和现象都是错误的。

政治工作必须与业务技术相结合，保证战备训练及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

为此必须注意 加强政治机关的建设，提高政治干部的质量。

部队在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能放松政治素质的提高。

贺龙的发言，给到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十七章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五湖四海揽人才1952 年 8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刘少奇写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 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团中央希望贺龙主持国家体委，是因为他们知道，贺龙一贯重视体育事 业，在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队中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全国解放后，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男女篮、排球队，并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体育工作 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

体育界人士仰慕贺龙。

一天，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 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

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

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 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

贺龙说：好。

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很痛快地答应了。

11 月 15 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

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这时，贺龙还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但他一接受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

旧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极低，直到 1948 年，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得过一枚奖牌，全国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体育人才更为缺乏。

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体育运动搞上去，任务艰 巨。

对此，贺龙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

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他第一次会见体委机关干部时，就勉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克服困难，把体育当作毕生的事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

他充满信心 地对大家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也会大大地发展起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干部，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很多人都不把体育当作正式职业，体育干部更不易解决。

虽然政务院给 体委核定的编制是239 人，但却很难配齐。

没有相当数量合适的干部，体委的工作便很难开展。

1953 年 4 月，贺龙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一回到 重庆，就为充实体委物色人才。

贺龙点的第一个将是张之槐。

他 1937 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篮球队队长， 解放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

张之槐对去体委工作毫无思想准备。

那时部队已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他不愿意在授衔之前转业。

贺龙理解这种心情，对 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

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 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

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

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 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

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

不光去，还得干好。

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考虑，想通了，来找我。

张之槐整整想了一个通宵，深深感到贺龙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终于下了决心。

第二天一 早就去找贺龙，对他说：老总，想通了，我去。

贺龙高兴地说：想通了就好！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 笑我们是‘东亚病夫’。

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

说实话，能把体 育工作搞好，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不那么简单。

快去北京报到。

去了以后和体委的同志们一起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同张之槐一起到体委报到的，还有张联华和朱德宝。

他们也是贺龙点的 将。

张联华也曾是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队员，这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故政治委员。

朱德宝曾是东干队①的队员，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 担任军械处处长。

1953 年 8 月，他们 3 人分别被任命为体委 3个司的副司长。

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 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1 月，他和薛明带着子女鹏飞、晓明、黎明乘轮船离开重庆，辞别了战斗工作了 5 年的西南，到北 京赴任。

与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

他们也是因为西南大行政区撤销，奉调去北京工作的。

一上船，贺龙就打上了他们 的主意。

贺龙先做蔡树藩的工作。

蔡树藩是奉命到内务部工作的。

他在西南与贺 龙共事多年，对贺龙的为人十分敬佩，很乐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所以当贺龙动员他去体委工作时，便欣然同意。

贺龙一到北京就去找邓小平，让蔡树藩 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王凌原是调往地质部的，她被贺龙说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

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贺龙 动员他到体委后，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

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是到外文出版社当社长的。

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便动 员他也去体委工作，张非垢不仅自己同意，而且动员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

我也是文人进武庙。

这样，张彩 珍也进了体委。

贺龙还邀请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到体委共事。

此后，贺龙又乘各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之机，多方设法从原西南、中南、 华北、西北各行政区调来了李梦华、陈先、曹建纯、董念黎等人，又陆续选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到体委机关，使新中国的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

贺龙叮嘱体委的干部说：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不是体委一家的事。

要与有关方面，特别是教育部门、工会和共青团一齐动手。

没有各方面的支持，体委是无能为力的。

大家动起手来还怕 10 年赶不上世界水平！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

早在贺龙到北京之前，他就请北京市政 府帮助解决体委机关的办公用房。

北京市市长彭真大力支持，把位于宣武门 东侧未央胡同 33号的 10 几间平房给了体委。

后来体委人员按编制逐渐配齐， 容纳不下，贺龙再次请彭真设法解决。

彭真又批准把王府井八面槽 9 号的 135问房子给了体委，并在草厂胡同安排了宿舍用房。

彭真给贺龙的信上说：贺 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① 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于 1939 年 7 月成立，成员是东北籍的爱国青年，也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直属队。

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曾提任队长。

这里是指东干队的篮球队。

在国家体委初创时期，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屈指可数，一些人流落海外。

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

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气魄和胆略，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很快地将新中国的体育队 伍建立了起来。

当时用人是十分重视出身和社会关系的。

国家游泳队建队时，对涂广斌 能否人队，有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他技术不错，本人政治表现也好，可以吸收为队员；有人则认为他曾随舅舅去过台湾，不宜当国家队队员。

这事被贺 龙知道了。

他说：这有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的新中国。

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 养。

这样，涂广斌成了国家游泳队的正式成员。

后来他担任教练，培养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国家女排队员曹其纬的祖父是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当过袁 世凯政府外交部长的曹汝霖，从上海女子排球队选入国家女排。

贺龙在一次集会上把她介绍给朱德和陈毅两位元帅说：她就是演电影《女篮五号》里‘小五号’的，是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

几天后，贺 龙给她写了一封信，希望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作贡献，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

由荣高棠转来的这封信，使曹其纬说 不清是感激还是兴奋，不禁泪如泉涌。

荣高棠说：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

你要珍惜这份珍贵的礼物！游泳运动员吴传玉 1951 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后，在 1953 年国际青年友 谊运动会上，获得 100 米仰泳金奖， 1954年，又在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 100 米仰泳和 100 米蝶泳亚军。

贺龙认为，象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应当有权参与新中国的国家大事，经他提议，吴传玉被选为新 中国运动员中的第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龙还请荣高棠陪吴传玉到家中作客，亲切地对他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更值得欢迎。

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可惜的是，吴传玉在同年 10 月到国外学习时，因飞机失事罹难。

贺龙深为惋惜， 亲自出席追悼会，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他学习。

贺龙对傅其芳的关怀，在体育界一直被传为美谈。

傅其芳在香港因击败 过英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李奇和伯格曼而出名。

但仍然没有改变他失业的困境。

动荡的生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

他曾向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代表新中国 打球，但又有些顾虑，因为他在香港欠了一笔债，没法偿还，还担心回大陆后生活水平会降低。

贺龙闻讯后，同国家体委的领导人商量决定，欢迎傅其芳回来。

他欠的 债由国家替他还清，还特别批准他的月薪为 200 万元（旧币）。

这个数目比当时体委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薪金都高。

1953 年春天，傅其芳回到了祖国大 陆。

1954 年，他在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第三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贺龙对他十分关心，亲自我他谈话，鼓励他提 高思想觉悟，努力钻研技术。

1958 年后，他当了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新路子，培训出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庄则栋等一批世界名将， 为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三连冠立下了功劳。

上海乒乓球女选手孙梅英， 1952 年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 军。

有一次，贺龙到国家体委东楼礼堂观看汇报表演，得知孙梅英不安心在北京参加集训，想回上海。

表演一结束，他就把孙梅英叫到跟前，问道：听 说你不想在北京打球，想回上海去，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妈妈？孙梅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贺龙和蔼地说：新中国的青年应当志在四方。

你要是想念 妈妈，那好办，过年过节的时候放你回去探亲。

还是安心在北京练球，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苦练本领，为国争光！孙梅英听了十分感动。

她母亲知道 后，再三叮嘱女儿要听贺老总的话。

全家人都支持她出去打球。

从此孙梅英下定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乒乓球事业。

就这样，贺龙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吸引了许多海外赤子纷纷 归来报效祖国。

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都是五十年代回到 祖国大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经过贺龙、国家体委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国家足、篮、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 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运动队，在 1954 年前后相继充实和组建起来。

许多优秀运动员被选送到中央体育学院和竞技指导科、体育训练班学习，有些 被送到国外进修。

全国各大行政区也按国家体委要求集中训练运动员，仅1953 年就有 854 人受训。

同年，还在人民解放军中，集训了 1210 人。

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虽然指示各省市都要建立体育机构。

但直到 1953 年底，各省市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

贺龙认为，要广 泛吸收体育人才，建立新中国的各级体育机构，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张旗鼓地向全国人民宣传体育运动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以引起各级领导和广 大群众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和热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号召各界支持体育工作。

要做到这一点，体育战线应有自己的一 张报纸。

1958 年初，贺龙为此事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

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4 月 1 日，贺龙和张非 垢、黄中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由贺龙面呈周恩来。

6 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

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报头， 请朱德题词。

贺龙向体委有关领导人和《体育报》的负责人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和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

他说，《体育报》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 要有体育特色；要组织好通讯网，还要有特邀通讯员，也可以请荣高棠和体委各级领导人写文章；《体育报》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

9 月 1 日，一张套红的《体育报》创刊号送到贺龙面前，他立即欣喜地 阅读起来。

第二天清晨就给报社打电话表示祝贺。

贺龙指示说：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 6 亿人民 的报纸。

从此，《体育报》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

他一般都在晚上看《体育报》， 一旦发现有了进步或发生了缺点错误，就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及时予以表 扬和指导。

有时1 天要打几个电话。

报社现存贺龙 1963 年至 1965 年的电话 记录和信函，就有 54 件之多，平均每月一两件。

报社整理的这些指示的记录的摘要，达 3 万字以上。

1963 年 8 月 31 日，贺龙参加了《体育报》创刊 5 周年庆祝会。

他在热 烈掌声中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接着又谈了办报宗旨。

他说：报社同志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详细调查了解 一下，我们在贯彻执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针上的实际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

《体育报》现在的发行面还太窄，应 当考虑怎么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如何使小学生、大学生、干部、工人、农民都能看懂，外行看得懂，内行也爱看。

做好了，几万份报纸就等于几十万 分甚至更多万份的力量。

贺龙要求《体育报》虚心学习其他报纸的长处。

他赞扬《北京晚报》办得好，他们敢于批评，也敢于表扬鼓励，要向他们学 习。

为了把《体育报》办得生动活泼，大家爱看，贺龙要求体委领导人、各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为《体育报》写文章。

其中马约翰在《体育报》 第 608 期上发表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天津女排写的《骄娇二气使我们摔了跟头》，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徐 寅生写的《着解放军练兵的感想》，以及戚烈云、陈家全、陈远高、李世华、韩翠青等人的文章，都受到过贺龙的称赞。

{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79_1.bmp}贺龙还指示《体育报》转载傅其芳为《中国体育》所写的介绍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连载徐寅生的学习笔记 并建议其他各报转载。

《体育报》在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热爱体育运动，发现和培养体育人才， 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贺龙长期带兵，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 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

同样，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 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

因此，在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就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

贺龙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思想总是领先的。

因此，他特别注重运动 队的思想建设。

要求教练员、运动员又红又专。

他对运动员们说：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为了好玩，不 是为了求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

贺龙十分重视各运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 进步。

他多次指示，要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逐步在运动队中建立党、团支部或小组，培养运动员、教练员成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先锋作用。

由于一些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党组织负责人对吸收他们入党有顾虑。

对此，贺龙 说：如果对运动员许愿，说成绩好了可以入党，拿入党做交易是不对的。

但对作出了贡献，政治表现好的同志，就应当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傅其芳是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曾多次申请 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迟迟未被吸收。

贺龙对此提出了批评：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 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

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

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 10 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决心献身于 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

你们如果不敢介绍，我和荣高棠介绍！在贺龙的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贺龙还在国家体委一次党组会议上说：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将来的干部。

如果不是党员、团员，如何通过党、团组织进行教育？军队的新兵，3 年内由团员到党员。

我们的运动员最少的也有 5 年历史，但入党的很少。

陈镜开9 破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为什么不能入党？后 来，国家体委党组每年都专门讨论两次发展教练员、运动员入党的问题。

在贺龙的关怀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丘钟惠、林惠卿、姜玉 民、陈文彬等优秀运动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们多数成了体育战线上的骨干。

贺龙要求运动员具有敢于拼搏的精神，面对强手，敢打敢拼，胜不骄， 败不馁，争取好成绩，但并不一味要求运动员只能赢不能输。

他认为，比赛总有赢输，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他们的最高水 平，但由于技术和实力不如对手而失败了，那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如果打败了对手，但风格不高，也不能称作英雄，这就是贺龙常讲的：输球不能 输人，赢球还要赢人。

在迎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 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当时，这两句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还认为这两句话没有明确的求胜目 标，是消极的。

贺龙从《北京晚报》上读到这两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的内涵，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

他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打出 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

在赛前动员时，他对运动员们说：只要你们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 我贺龙的。

周恩来也十分赞赏这一口号。

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很快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中国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指导思 想。

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

这 样才能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与世界强手相抗衡。

他把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 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中去，取得了显著成绩。

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

贺龙十分强调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勤学苦 练，不怕流血流汗，不偷懒。

要学习解放军，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有一次，贺龙专门给《体育报》推荐《解放军报》刊登的两条报道： 一条是《炮七连九扫骄气》，一条是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

他说：骄气要不断地扫，才能不断进步。

这个问题对体育队伍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贺龙风趣地比喻说：运动员都要练成武松，不能成为林黛玉。

要敢于和强手比。

把世界强队比下去。

我们的腰杆要硬，胆子要大，心要细， 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绣花的功夫。

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有知识、有头脑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国家队建队之初，他就指示：运动员除了学习运动技术理论和进行训练之外，还要学习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文化（包括历史、 语文、数理化基本知识、运动生理等）。

他说：运动员学习时间有限，更应该抓紧时间读书。

他经常督促运动员认真读书。

到运动员宿舍检查时， 总要看看他们枕边放着什么书，并向他们推荐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

贺龙对运动员的生活待遇、家庭婚姻、退役后的安置等问题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对 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月薪仅仅几十元，深为不安。

他说：我们的运动员很好啊！作出了成绩，没有多少物质奖励。

外国的运动员当了世界冠军， 又是洋房，又是汽车。

而我们的世界冠军除了工资，其他什么也没有。

有一次，他对一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说：运动员工资少，伙食标准也不 高。

出国的服装，回来还要上交，你也抠得太紧了。

你给他们多做一套有什么？他还趁外出视察的机会，对一些省委领导人说：你们对运动员要重 视，不要光说球打得好，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要管一管。

在制定运动员工资标准时，贺龙对经办人说：运动员把青春时光贡献给国家了，他们的 工资要定得高一些。

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和其他行业相比，是短暂的。

因此，如何安排运动 员，尤其是如何安排因为比赛、训练致伤和患病的运动员的工作与生活，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

贺龙对国家体委干部司的负责人说：要把运动员当 成我们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安家落户’。

不好好安置运动员，哪能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有谁还愿意当运动员！运动员的安置，国家要背起来。

干部 司应该检查一下 6 个大区对运动员的处理情况。

处理不好的要重新处理。

过去处理不好，是官僚主义，现在知道了，不重新处理，是死官僚主义。

四 川省第一批专业排球运动员中有一名当了教练员，后来却被派到运动系去看门和帮人照顾孩子；江苏省的一名运动员受伤后，被送回原籍务农，所挣工 分不能糊口。

贺龙知道后，责成当地体委立即妥善安排。

他对运动员来信反映的问题，都及时批转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妥善解决。

他常对国家体委负责 人说：优秀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争得了荣誉。

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对运动员不是管一阵子，而是要管一辈子。

培养体育人才，还必须办好学校。

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初，即着手筹建中央体育学院。

1953 年 9 月 20 日，贺龙在重庆对担任四川省文教委员 会副主任的钟师统说：现在，中央叫我搞体育。

要搞，先得抓干部。

体委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

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就由你来当吧。

钟师统说：贺总，我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没有什么于不了的！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懂，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

干吧，需要几个帮手，你提出来，我给你调。

于是，钟师统挑起了筹建体育学院的担子。

1953 年 11 月 1 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

师生们把先 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

共和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

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

他指出：体育是门科学。

体育学院应该 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和训练工作服务。

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 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84_1.bmp}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大办业余体育学校。

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 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培训体育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场馆和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

但是， 旧中国体育场馆极少。

在北京，除 1937 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

贺龙和国家体委负责人经 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

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北京市，终于在天坛的东侧找 到了一块空地。

他们高兴地对贺龙说：地皮找到了。

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

贺龙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长万里。

他曾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 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

万里此时正在外地。

贺龙立即打长途电话，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

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

荣高棠和黄中问他：你怎么提 前回来了？万里风趣他说：贺老总的军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报到？不久，贺龙又调来了参加过修建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

这样，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等负责领导，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通公司承担施工，开始修建总建筑面积为 3.3 万平方米的体育馆。

贺龙给他 们 1 年的工期。

设计人员加班加点，3 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

1954 年秋动工兴建。

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 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按时竣工。

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参加施工的数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

经过 1 年多的紧张施工， 到 1955 年 4 月，一座占地 16公顷，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可供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比赛和训练用的多功能体育馆全 部竣工。

五十年代初期，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 小型体育馆 38 座。

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 2.5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场。

在北京又兴建了射击场、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 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条件。

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给新中国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发展体育运 动的方针。

1953 年 4 月 27 日，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把体育运动搞好，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

这不仅现在需要，而且随着经济 文化的发展，会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贺龙强调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即明确 地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

这是我国体育历史上的一个本质的改变。

体育工作应该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生产和国 防。

体育为生产，体育为国防，国防也是为了生产。

如果体育不是为了生产和国防，那我们搞体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搞体育，把人民的 体质搞好，是为了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的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症的减少一些。

因此，各级体委 必须善于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

1954 年 7 月 13 日，应苏联邀请，贺龙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体育节。

利用这个机会，他对苏联从中央到基层的体育工作进行 1 个月 的考察。

贺龙和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对苏联的体育组织、制度、政策、训练、竞赛、群众体育、业余训练、场地设施等 作了全面调查。

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莫斯科航空 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

在考察中，给贺龙印象最深的是苏联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开展群众性 体育运动。

8 月 17 日回国以后，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国务院高等教育委员会党组织写了报告，介绍苏联开展劳卫制的情况，并且提出了结合中国 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经验的建议。

1954 年，在学校中正式试行劳卫制，作为推广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一项具体措施。

1955 年 10 月，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

在贺龙积极推动 下，这届运动会前后，在全国职工中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

到 1956 年底，已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体育协会 19 个，基层体育协会 2.51 万个，会员达 178万之众。

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在当时，普及面最广，成绩最为 显著。

贺龙曾多次赞扬他们。

1958 年初，贺龙听说全国总工会准备压缩当年的体育经费，便于 1 月 20 日亲自致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随着国家社会主 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体育运动的高潮也必然接踵而来。

据说今年总工会体育规划的数字小（经费也大大缩小了），望加修改。

因这笔钱也是有 关工人福利的，仍以占工会会费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为好。

另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体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以便有领导地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这封信，反映了贺龙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关注。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普及农村体育运动，对 于提高全民族的体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贺龙指出，体育队伍的雄厚力量还是在农村。

但因农村的体育水平普遍很低，经费又很有限，所以开展体育 活动应该有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本此精神，国家体委在1953 年确定，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着重试行一些在 农村中便于开展的运动项目。

另外，也提倡在农民中开展固有的、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各种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

1956 年 6 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 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

提出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共青团组织，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农村体育运 动。

经过各级体育组织的工作，到 1957 年，中国大陆农村中已经建立起了 3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会员达 90 多万人。

在农村，有些地区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排球之乡、武术之乡、足球之乡、游泳之乡、田径之乡、摔跤之乡等等具有某项 优势体育项目的地区。

其中名扬中外的广东三乡’（排球之乡台山县、足球之乡梅县和游泳之乡东莞县）的运动队在全国比赛中，曾名列 前茅。

贺龙十分重视这些体育之乡的经验，要求国家体委作出计划.把他们的经验普及到广大农村去。

武术，是中国民族体育百花丛中的一支奇葩。

贺龙认为武术深深植根 于民间，不受年龄、性别限制，也没有地区、条件的约束，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国利民的活动。

他号召武术界人士不断发掘、 整理、提高、推广这一传统项目，让武术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物华天宝。

1953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暨竞赛大会期间，贺龙对武术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 套路是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

这是要花费力气去发掘的。

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之后，才能发掘出宝藏来。

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 被挖掘出来的是真宝还是假宝，还得花力气去淘洗、整理，剔除其违反科学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恢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使它符合科学原理， 使它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要提高拳艺，不外两个方法：一是从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长处。

只有经过刻苦认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习前人之习，也才能在自己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

这是第三件事。

他主张，民族形 式体育中有些封建味道的东西要否定掉，这些对增强人民体质没有益处。

我们要的是真功夫，这对人民体质的增强有好处。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地 方开始组织武术团体时，一些走江湖的甚至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也混了进来，搞起烧香拜师、磕头收徒那一套。

贺龙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且明确 指出：今后，对于武术的研究、整理工作应该限定在一定的部门，并需要有真正懂武术并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人来领导。

贺龙的意见，对于中国武 术的发掘、整理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3 年之后，大部分省市建立了武术队和业余体校武术班。

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也培养出了一批 武术人才。

1962 年编写了体育学院通用武术教材，研究、整理出版了《简化太极拳》、长拳以及关于刀、枪、剑、棍技术的一批书籍。

辽宁、北京、上 海、山东和安徽等省、市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武术运动员。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 成绩显著。

为了检阅 10 年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 195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

作为运动会的组织者，贺龙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作了认真周到的考 虑。

仅运动会的开幕词，他就和筹委会的有关人员反复修改了多次，还将文稿送周恩来、彭真等审阅。

那时，工人体育场刚刚落成，贺龙怕出席开幕式 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台时不方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主厥台及其附近的通道、台阶上试着走来走去，指点工作人员对一些地方进行铺垫。

由于 台阶很滑，已经 63 岁的贺龙在一次试走时不慎跌了一跤，摔坏了左腿。

他忍着痛一直看着工作人员将台阶铺垫好才离开。

回家后，医生让他卧床养伤。

贺龙说：党中央让我管体育。

这次全运会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人都要来参加开幕式，到时候，我还要当向 导、引路，我能躺得住吗？9 月 13 日，全运会开幕。

贺龙腿伤未愈，仍提前来到工人体育场，又一 次检查了通道、台阶和主席台，还在给毛泽东准备的椅子上坐了坐，试试是否安全舒适。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90_1.bmp}下午 3 时，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贺龙致开幕词说：解放后，我国运动员创造和打破了 2800 多次全国纪录，出现了 1 个世界冠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1956年和 1957 年只有 3 人 6 次打破了 3 项世界纪录，而在 1958 年就有 9 人 8 次 创造了 5 项世界纪录，增长了 1 倍多，1959 年，仅 1 至 8 月，就有 29 人 在几个项目中 12 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现在全国有成亿的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广播体操已成为广吝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他号召与会全体 人员要千方百计地创造优异成绩，把全运会开好，开得精彩！这届运动会果然开得很好，在 36 个正式比赛项目、6 个表演项目中，7 人 4 次打破 4 项世界纪录， 664 人 844 次打破和创造了 106项全国纪录。

1965 年 9 月，贺龙又主持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这届全运会上，有 24 人 10 次破 9 项世界纪录， 331 人 469 次破 130项全国纪录。

这一年，共有66 人 41 次打破 26 项世界纪录，是中国历史上破世界纪录最多的一年。

1954 年开始试行的劳卫制，在推广过程中，曾出现一些问题，引起 了一部分人的反对，有的报纸还登了不赞成劳卫制的文章。

贺龙认为不能因为出了一点事就取消劳卫制，应该经过修改项目，加强技术指导来 解决。

他派荣高棠当面向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当即表示：劳卫制还是要搞，使劳卫制得以在全国推广开来。

到 1966 年全国每年平均有 500 万人达到劳卫制标准，已有等级运动员 1000万人以上，其中运动健将3392 人，打破世界纪录 145 次，获得 14 项世界冠军， 210 人荣获体育运动 荣誉奖章。

在 1959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贺龙提出了开展群众性的 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的问题。

他说：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少年，不脱离生产和学习，利用业余时间，通 过各种生动的形式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锻炼身体，树立起献身国防事业的思想。

这不仅等于为义务兵役制创办了一所业余预科学校，而且 也为服役期满的退伍青年准备了继续提高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场所。

1951年，刘少奇同志曾指示肖华和刘亚楼同志，考虑在我国建立航空科学志愿学 会一类的组织，着手培养国防后备力量。

周总理也同意我们筹建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重点试办。

我们已经作了一些工作，还须继续加强。

1952 年 6 月，在贺龙主持下，在北京建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

3 年 中，还先后在青岛建立了航海俱乐部，在成都建立了初级滑翔站和重庆跳伞运动站，并以这几个城市为重点，分别试办了航空模型、无线电和军事野营 等 10 项军事活动。

参加学习军事技术和国防体育活动的青少年达 5 万多人。

1956 年，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简称国防体协），先后由蔡树藩和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兼任主任。

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支持 下，航海俱乐部、滑翔学校、射击场、航空干部训练班、滑翔机制造厂、摩托俱乐部、航空俱乐部、航海模型俱乐部、潜水俱乐部等相继成立。

新中国 的国防体育运动逐步开展了起来。

贺龙认为，在国防体育中，射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便于普及的项目. 他说：国防体育首先要开展射击运动，要使每个人都学会打枪。

贺龙亲自出任国家射击队筹备委员会主任。

他从部队选调来了近百名神枪手，成立 了第一支国家射击队。

贺龙带领射击教员钱福锦等，跑遍了北京城郊，在西郊翠微山下选定了北京射击场的场址。

1955 年 10 月，中国第一个大型射击 场——北京射击场建成。

11 月 1日，在新落成的射击场举行了由中国首次主 办的国际射击友谊赛。

参加的有苏联、保加利亚、朝鲜、蒙古、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选手。

贺龙两次到场检查比赛的准备情况。

观 看中国运动员的训练。

在同运动员谈心时。

有几名运动员说：苏联选手的射击技术很高，他们是老大哥，我们赢不了人家。

贺龙说：不管老大哥 老二哥，比赛场上我们就是要赢。

胜了，我们就是老大哥！这席话，给中国运动员增添了极大的勇气。

中国选手牢记贺龙的嘱咐，在比赛中发挥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团体总分 列第四名。

李素萍夺得了女子小口径步枪 20 发立射的冠军。

中国射击队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信心大增。

在友谊比赛闭幕的庆祝 舞会上，贺龙特地把李素萍带到周恩来身边，介绍说：这是你的老乡。

这次比赛得了冠军。

周恩来高兴他说：咱们国家第一次搞这种比赛，成绩 不错。

要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啊！{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93_1.bmp}1958 年 8 月，在北京龙潭湖举行全国规模的航海模型比赛。

贺龙邀请陈毅、叶剑英两位元帅和肖 劲光、刘仁等观赛。

他们仔细地欣赏了 100 余艘小巧玲珑的各种舰船模型。

在青少年自行设计的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模型前，贺龙异常兴奋他说： 我们要建设一条强大的海上铁路。

他当即指示，比赛后，国防体协要组建一支航海模型队到全国各地巡回表演。

赛后，国防体协挑选出各类船模 20 余艘，加上当时的摩托艇队，共 30 余人，组成中央航海模型摩托艇巡回表演队，先后在武汉、广州、上海等 12 个大中城市进行了表演，仅长沙市， 观众即达 20 万人。

贺龙对航空运动也十分重视。

1958 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和蔡树藩来 到位于良乡的中国第一个航空运动基地——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视察，看望正在集训的跳伞运动员。

贺龙看到运动员食堂设在一间又窄又脏的锅炉房 里，眉头立刻皱到了一起，很不高兴他说：食堂怎么能设在这儿？他指示俱乐部的领导要关心运动员的生活，立即解决食堂房子。

贺龙还经常督促 国防体协的领导人到第一线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运动员们没有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在各种竞赛中，多次创造世界纪录。

当时，31 项航空 模型比赛的世界纪录中，中国居第一位。

1960 年，贺龙提出了以滑翔为国防体育的重点。

贺龙认为，开展这 项运动，一方面可以培养青少年的勇敢精神，普及航空知识；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向空军输送预备人员。

他说：空军每年需要（招收）多少名飞行人 员，只要到航空俱乐部去查查档案即可。

1964 年 8 月 29 日，中国人民航空运动协会在北京成立。

贺龙亲临祝贺，并对以后的航空运动如何开展，作了具体指示。

从此。

中国的航空运动翻开了新的一页。

全国各地的航空俱乐 部、滑翔学校向空军输送了一批批滑翔员。

仅山西省 1964 年到 1966 年就输送了 120 名。

对军队中的体育运动贺龙尤其重视。

他把体育看作是军事训练、思想作 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4 年 4 月 13 日，贺龙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在部队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加强体育锻炼，使每个同志都能够 更好地掌握现代作战技术，使每个同志都能够高度地发扬现代作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连续性和艰苦性，以便克敌制胜。

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坚强耐劳 的体魄，没有机动、敏捷的体能，没有勇敢、坚毅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

而体育运动是实现上述条件的重要手段之一。

他要求多多提倡适应军 事需要的各种体育活动，把部队中的所有成员都组织到一定的体育活动中来。

不久，国防部颁发训令，指示各军兵种建立健全体育机构，在团以上单 位配备专职体育干部。

1955 年，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设立了体育局。

贺龙向训练总监部推荐曾担任过东干队篮球队队长的韩复东当局长。

此时，韩复东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一师师长兼汕头警备区司令员。

他觉 得自己年纪已大，不想再搞体育工作了。

贺龙对他说：这可不能从兴趣出发呀！我这么大年纪了，党中央、毛主席还叫我当体委主任。

我不是从兴趣 出发，这是党的事业。

让你来又不是让你上场打球，是来当体育局的局长，领导军队的体育工作。

你才 30 多岁，不但要来，而且一定要搞好。

贺龙还 对他说：体育和国防的关系更是密切，陆、海、空军都要有好的体魄。

飞 行员 1小时飞行几百公里，以至上千公里，没有好身体怎么行？所以，搞好 体育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体育出战斗力。

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无帅们的关怀下，人民解放军的体育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

1959 年 5 月举行第二届全军运动会，有 1 万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有 28 人次超过16 项世界纪录， 16 人次、2 个队超过 2 项国际友军运动会纪录， 101 人 次、6 个队打破或创造了 50 项全国纪录。

勇攀世界体育高峰贺龙在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同时，还花了很大精力领导专业体育 队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定登山、乒乓球和羽毛球作为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突破口。

地球上 14 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9 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 中国的登山运动在 1955 年以前，还是空白。

1955 年 3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 35 人的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

这支年轻的登山队，到 1958 年，先后征服了苏联境内最高峰万厄尔布鲁士峰，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公格乐九别峰和号称山中之王的 贡嘎山，中国的登山运动开始起步。

为了发展这一运动，按贺龙指示，在国家体委设立了登山处。

1957 年攀登贡嘎山时，丁新友①等 4 名运动员不幸殉 难。

一时，一些人认为，登山又费钱、又费力、又危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主张撤销登山队。

贺龙认为：登山运动不仅是一项有意义的体育运动， 而且，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科学考察都有重要意义。

登山队不但不能取消，还要加强！他指示国家体委，处理这一事件时，一要表彰登山队， 二要纪念烈士，先开庆祝会，再开追悼会。

贺龙的坚定态度，使中国登山运动得以坚持了下来。

1956 年，中苏两国运动员联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后， 1957 年 9 月，苏 方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在 1959 年 3 月至6 月，从北坡 攀登珠穆朗玛峰。

贺龙支持这一倡议。

1958 年春，他交代国家体委就中苏联 合攀登珠峰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得到了批准。

4 月 8日，贺龙召 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 开座谈会，研究攀登珠峰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提出，尽快成立登山协会，扩大登山队伍，进行科学考察和技术准备，以保证明年攀登珠峰成功。

1958 年 7 月下旬，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珠峰进行磋商，确定了实施计划。

贺龙让黄中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作了详细汇报，随即成立了登山指挥部，贺龙亲任总指挥，黄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第二书 记谭冠三任副总指挥。

1959 年 3 月，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登山活动无法进行。

贺龙指示继续进行准备，改为明年攀登。

西藏叛乱平息后，国家体 委及时通知苏方，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可于 1960 年 3 月进行，邀请苏方代表来华具体协商。

但是，苏方一直拖到 1959 年 11 月底才派代表来华会谈，而且 提出将联合攀登珠峰的时间推迟到 1960年以后，但无充分理由。

这表明，对 方已无意实施原定计划。

12 月 20 日，贺龙把黄中、史占春和登山队副队长袁扬请到办公室，问 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说：其他方面问题不大。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 8000 米以上高度的装备。

按照原来的协议，这由苏方提供。

苏联不参加.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可是，目前我国还不能生产。

贺龙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 预算。

我给刘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

说罢，他站起来说：好，就这样吧。

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

中国人民就是 要争这口气。

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① 丁新友：北京大学助教，作为科学工作者参加攀登贡嘎山时不幸殉难。

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后 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

邓小平说：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 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

周恩来同意了中国队单独登山的计划。

贺龙对攀登珠峰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

因此，他决定派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去西藏担任第一线指挥员。

1960 年 2月，贺龙对韩复东说：珠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 科学考察。

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

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

登山队应该有部队的战斗作风。

你是打过仗的 人嘛，所以派你去。

后方的事有黄中同志。

前方就委托给你。

你的位置，应该在距离登山队最近的地方。

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工作，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 下，贺龙、李达和黄中在北京组织了力量雄厚的科学考察队伍，制定了详细的科学考察计划。

中国科学院、地质部、中央气象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 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都抽出了年富力强的干部、科研人员，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珠峰科学考察队。

参加这次攀登珠峰的总共有214 人。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并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

西藏工委组织了有西藏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援委员会，全力进行保障。

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

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

此时，国际上正出现一股反华逆流，国内又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

贺 龙深知，在这种时候攀登世界最高峰的重大政治意义。

他对史占春说：现在中国各界都在勇攀高峰，而你们是真正的攀登高峰。

史占春向贺龙立下 了军令状：我们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

⋯⋯非成功不可！贺龙说：有这个志气就好！你们要注意‘三气一线’，就是天 气、氧气、志气和登山路线。

这是确保登山成功的主要条件。

要么不爬，要爬就要爬上去。

我在北京准备开几万人的大会欢迎你们！1960 年 3 月 25 日，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最高峰挺进！4 月 15 日，韩复东在登山队队部传达了贺龙的要求。

他说，贺老总非常 关心大家，让我给大家捎三句话：第一，争取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第二，注意安全，决不打盲动仗，但在充分准备的基 础上，也可以打几分冒险仗；第三，如果在顶峰与外国登山队相遇，就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

贺龙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起了一幅大比例尺的珠峰地形图，上面标示着登 山路线和每一个营地的位置。

他让秘书守着电话，随时听取登山大本营的报告，并在地图上标明登山队每日到达的位置，便于不断了解登山进展情况。

由于天气恶劣，登山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遇到了困难。

后来，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一批在体力和技术上有希望登顶的运动健 将如史占春、王凤桐、许竞、陈荣昌、彭淑力等不同程度地冻伤，不能继续攀登。

这一严酷的现实，在登山队引起了不安。

此时，周恩来访问缅甸后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当他知道这一情况 以后指示说：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

贺龙向登山大本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命令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

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 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登山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经过艰苦拼搏，终于在 5 月 25 日黎 明 4 时 20 分胜利登上了顶峰！新华社随队记者郭超人含着喜悦的泪水，立即向北京发出了征服世界最 高峰的第一条电讯。

贺龙收到了登顶成功的报告，眼里也闪出喜悦的泪花，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宴会，接到 贺龙的电话，他兴奋地举起酒杯，建议大家为征服世界最高峰干杯。

然后，他又斟上满满的一杯酒，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深情他说：这杯酒留着，等 我们的登山英雄回来，请他们喝！贺龙也向登山队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 建议他们为此发行一张号外。

当天，《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第一份套红号外，飞舞在首都街头。

人们争相阅读，奔走相告，群情振奋。

6 月 26 日下午，国家体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工人体 育场联合举行了有 7 万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

贺龙对大会组织者说：要让登山英雄们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坐在一起。

于是，身穿蓝色登山服和藏族服 装的史占春、许竞、贡布和刘连满，同董必武副主席、贺龙、罗瑞卿、郭沫若等在京的国家领导人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接受了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

贺 龙在大会上说：我国登山队在全国人民热情支援下，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终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第一高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登上珠穆朗 玛峰的创举，在世界登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

他热情赞扬说：在登山队的 英雄当中，有不顾高山缺氧的危险和身体极度疲劳，坚持不渝爬上顶峰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有身先士卒，历尽艰辛破冰前进的登山队长史占春； 有让战友踩着双肩越过绝壁，把宝贵的氧气留给同志的刘连满；还有无数往返奔波于冰山险川之间，为了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而贡献一切力量的英雄。

这种无比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是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中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

香港的一家报纸评 论道：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不言而喻的竞赛。

中国以 3：0 获胜。

国际登山界盛赞中国登山队的这一胜利，说它将作为登山探险的一个里程碑永远载 入史册。

攀登珠峰后，登山协会提出： 1964 年向最后一座 8000 米以上的处女 峰——希夏帮马峰冲刺。

贺龙支持这一计划，他说：爬希夏帮马峰，要爬就得爬上去。

将来再登珠穆朗玛峰时，从北边上，南边下；或从南边上，北 边下。

史占春说：将来我们可以组织两支队伍，同时从南，北两路登，南上北下，北上南下，就是来个双上双下。

贺龙听了大为振奋：对嘛！这个办法比我想的好。

这样做是一个壮举， 不但影响大，而且是世界第一！希夏帮马峰海拔 8012 米，是世界上最后一座尚未有人攀登过的 8000 米 以上的高峰。

希夏帮马是藏族人民给它取的一个并不美妙的名字，意即青稞枯败，牛羊死光的地方。

许多外国登山家把它称作神秘的山峰。

1964 年 5 月 1 日，由 13 名汉、藏族运动员组成的突击队，在队长许竞、 副政委王富洲、副队长张俊岩率领下，登上突击营地。

5 月 2日，许竞、 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索南多吉、成天亮、米马扎西、多吉、云 登等 10 名勇士登上了峰顶。

贺龙在招待登山队的宴会上说：登希夏帮马峰，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 但路是人走出来的。

中国登山队员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从万分险恶的岩石和冰雪上，踏出一条路来，直达顶 峰。

他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登山队学习，横扫骄娇二气，吃大苦、耐大劳，勤学苦练，掌握过硬本领，迅速地攀登上各项体育运动的世界高峰。

中国现代登山运动从一开始就同科学考察联系在一起，这应当归功于贺龙。

贺龙说：没有科学考察，登山就没有生命力。

登山队员要用科学成果 为国家建设服务。

攀登珠峰成功以后，贺龙向登山队员提出了要成为登山家、探险家和科学家的新要求。

在攀登希夏帮马峰时，贺龙还决定，攀登成 功以后，举办一次高山科学考察展览会。

因此，无论是攀登珠峰，还是攀登希夏帮马峰，登山的科学家们都完成了预定的考察计划，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标本。

在新中国，乒乓球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水平很低。

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以及乒乓球界有识之士的努力，这个项目的水平 提高很快。

在 1959 年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决定， 1961 年在北京举办第二十六届 乒乓球锦标赛。

这是国际体育组织第一次委托中国组织的单项世界大赛。

贺龙认为，这是促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推动中国乒乓球运动向世界水 平迈进的一个良机。

他指示国家体委，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次比赛办得 象个样子。

贺龙指派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并派若干蹲点小组，进驻国家乒乓球队。

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贺龙指挥小小银球 的份量。

有人说，贺老总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来了！1961 年 2 月初，贺龙南下视察部队。

行前，他请陈毅给乒乓球队作一次 动员讲话。

3 月 12 日，陈毅陪同周恩来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运动员。

周恩来叮嘱说：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保养，不要紧张， 为国争光。

不仅要比赛，还要学习，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

不要争一日之短长。

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

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 长远些。

陈毅说：贺老总南下视察部队，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话。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没取得特别 优胜，也不责备你们。

胜利的英雄，我们尊敬；失败的英雄我们更尊敬。

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不泄气。

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要 斤斤计较，赢得输不得，赢了笑嘻嘻，输了哭啼啼。

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回来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敬酒献花，鼓励失败的英雄。

贺龙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向中国乒乓球队作赛前动员。

他的第一句话 是：今天，我来看看你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给你们增加包袱的。

运动员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笼罩在会场上的紧张空气一扫而光。

贺龙接着 说：我国的乒乓球队从 1953 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不到 9 岁，还是个‘红领巾’。

我当主任的，对你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

一个 9 岁的娃娃，经验不多，比日本、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队都年轻。

他们都是前辈，都是教师。

后辈打前辈，学生打先生，应当没有‘包袱’。

对什么队——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要拼命打，象打老虎一样，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你们很年轻，要放松打。

这届不行，还有二十七届、二十八届、 二十九届。

我再讲一遍，不要背‘包袱’。

我看在座的都有‘包袱’。

你们都把‘包袱’卸下来。

‘初生牛犊不怕虎’。

不怕输，就不一定输。

希望小 将们把外国种子队员多打下去几个，为中国种子队员开路。

贺龙讲了两个多小时。

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运动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信心倍增。

4 月 4 日下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战 幕，参加比赛的，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 32 个乒乓球协会选派的 220 多名男女选手。

中国男女队一路夺关斩将，杀败了许多著名种子选手，双双 获得了同日本队的决赛权。

14 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以急切、紧张的心情观看团 体决赛。

中国男队以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迎战日本队，打得十分紧张激烈， 扣人心弦，终于夺得了冠军。

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获得亚军。

贺龙陪同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接见中国队的领队、教练 员、裁判员和运动员以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兴奋得无法入睡，便叫女儿晓明给荣高棠打电话，再次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慰问和祝贺。

运动员们一回到住地，职工们把赶制的一只迎春花篮和一盘做成锦标赛 会标图案的大蛋糕，抬到他们面前，祝贺胜利。

运动员们望着这两件珍贵的礼物，十分感动。

看着大蛋糕，谁也舍不得吃一日。

大家认为，贺老总花的 心血比谁都多，一致决定把这个大蛋糕送给贺老总，当即推选领队张钩汉等为代表，连夜送到贺龙住地。

这时已是 15 日凌晨 1 点多钟了。

第二天清晨，薛明向贺龙讲了运动员们送蛋糕的经过，他高兴极了。

虽 然因患糖尿病，医生一向不让他吃甜食，但他珍惜乒乓球小将们的一片心意，深情他说：今天我可以破例，一定要尝尝小将们送的蛋糕。

单项比赛，庄则栋摘下了男子单打桂冠，赢得了圣·勃莱德杯；丘钟惠 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获吉·盖斯特杯。

中国选手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上，总共获得了3 项世界冠军、4 项亚军和 8 个第三名。

这一中国体育 史上空前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震动。

在授奖仪式结束后，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贺龙却把国家体委和 乒乓球队的负责人留在工人体育馆，连夜开会。

他说：二十六届比赛结束了，但继续战斗的思想不能结束。

现在我们己成骑虎之势。

骑在虎背上，决 不能下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我们的乒乓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即准备夺取下一届的胜利。

‘蹲点小组’不能马上解 散。

要抓紧时间，认真总结经验，调整队伍，采取措施，提高战斗力。

他还说：人，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要掌握这个规律，注意培养新人，把班交接好。

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取得的胜利与贺龙重视 体育科学研究分不开。

他认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 要手段。

早在1958 年 9 月 18 日成立的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在第二十六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夕，搜集了世界各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特别是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打弧圈球的许多技术资料，给中国乒乓球队提供了大量信息。

比 赛以后贺龙对运动员说：你们不要忘了科研所提供的资料，他们立了一功！1962 年，贺龙提出：体育用品，包括乒乓球拍等等都值得研究。

他说， 这就好比部队手中的武器，需要不断研究、改进。

体育科研所经过反复研究乒乓球拍，连续试制了 4 批 68 种木板、 15 种胶皮、7 种海绵样品，通过近200 人次的试用，积累了大量数据，又经过认真的科学分析，找到了适合中 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球拍的类型和规格。

试制出来的海绵和胶皮，达到了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的水平；木板达到了美国威尔逊牌的水平。

为中国乒乓球 队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创造了条件。

在 1963 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男队蝉联冠军； 庄则栋蝉联男子单打冠军。

而女队却由亚军跌到了第三名，女子单打比赛只有孙梅英获得了第三名。

为了帮助女队打好翻身仗，早日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1964 年 4 月下旬， 乒乓球队运动员徐寅生给女队员讲了一次话。

他首先坦率地解剖自己，讲了他如何克服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弱点，树立雄心壮志，敢于为国家的荣誉而去 拼搏的经验和教训；然后逐条分析了女队存在的主要问题。

他的讲话深刻尖锐、亲切中肯，深深地触动了女队员们。

10 月 10 日，贺龙收到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

他认真地读着，越读越 有兴趣，一口气将它读完，连声叫好，立即给国家体委领导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徐寅生的讲话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

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 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是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 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更要抛开个人的得失。

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训练，比赛敢打敢拼。

我看这些 都是正确的。

徐寅生同志还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自我检讨来说明问题，就更 有说服力。

贺龙又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读后于 1965 年 1 月12 日批示：{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07_1.bmp}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

并请你们回去后， 再加印发，以广宣传。

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 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转给贺龙，并说：这可是千军万马的力量啊！ 贺龙接到批件，迅即召开国家体委党委会议，学习、座谈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的指示。

他对大家说：毛主席对徐寅生的讲话提得很高。

体委要 跟上去。

不要看不起运动员。

对小将要重视，要培养、教育，接班人就是他们。

徐寅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体育战线的第一个标兵。

还要培养第二、 第三、第四个标兵。

我老早就讲过，要树立乒乓球队这个标兵。

徐寅生是一个高标准的标兵，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

他还交代体 委，要把几年来运动员写的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让大家看看，对学习会有很大的推动。

贺龙又到国家乒乓球队去，向运动员们宣读毛泽东的批示。

他对其他项目的运动队说：你们要跟乒乓球队比赛，首先要在政治上比赛，要学徐寅 生，要赶徐寅生，超徐寅生。

都要做到心怀祖国，放眼世界。

全国要培养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徐寅生，体育事业就搞得更好了。

1965 年 4 月，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举行。

中国女队第一次夺得团体冠军。

连同男子团体、男女双打和男子单打， 中国队共获得 5 项冠军。

贺龙正在西南视察，得到喜讯，即致电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热烈祝贺，并转达了毛泽东的祝贺。

贺龙返京后，5 月 29 日陪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接见了中国乒乓球 代表团全体人员。

他仔细地看了郑敏之写的《二十八届比赛总结》，批示道：我很高兴。

这个总结的特点，就是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敢于批判自己的缺 点，有自我改造的勇气，有自我革命的精神。

郑敏之同志 13 岁到运动队来，现在也不满 20 岁。

她有干劲，有志气。

在比赛中，打出了风格，打出了 水平。

这篇总结.又有力他说明乒乓球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我认为，我们整个体育队伍所有的运动员，如果都能像乒乓球队这样学习毛泽东思 想，就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国家羽毛球队也是在贺龙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

球队刚组建时，第一批 队员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王文教、林丰玉和陈福寿等人。

后来，方凯样、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等相继回国，组成了一支以归侨为主力的 运动队。

1958 年，中国羽毛球队提出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

1963 年夏，中国邀请已获两届汤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队访华。

中国国家队与客队比赛 5 场，4 胜 1 负，实现了 1958 年的誓言。

1964年秋，国家羽毛球队回访印尼。

中国队同东道主队比赛，6 战全胜，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09_1.bmp}北欧的羽毛球强国丹麦和瑞典闻知中国队屡次战胜世界冠军印尼队，急欲同中国队一比高低，便邀 请中国队访问北欧。

贺龙接见出仿的中国羽毛球队负责人时说：这次出访，我们自己出钱，就算是交学费，打输了没关系，但是要把他们的技术特点、 打法带回来研究。

1965 年秋，中国羽毛球队在丹麦和瑞典以快、狠、准、活的风格， 进行了 34 盘比赛，全部获胜。

丹麦选手不服输，在招待中国选手的宴会上说：10 月份不是我们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刻，4 月份对我们是最佳时节。

希望中 国明年春天邀请我们到贵国再进行一次比赛。

羽毛球队归国后，贺龙称赞他们打得不错，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第一 条是政治挂了帅，脑子里有祖国、有人民、有党和毛主席。

第二条是流了汗水、用了脑子。

羽毛球队负责人向他讲了丹麦选手不服输的事。

贺龙说：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

他要求羽毛球队好好训练，准备明年三、四月 份邀请丹麦队。

他说：你们要赢球还要赢心，让对方口服心也服。

丹麦队来华的费用，我们承担。

1966 年 4 月，丹麦羽毛球队男女选手各 4 名如约来华。

他们在比赛中确 实发挥出了最佳水平，但仍然输给了中国队。

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贺龙出任体委主任以后，对提高足球、篮球和排球这三大球的水平 一直十分关注，期望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54 年，国家体委派青年足球队去匈牙利，向曾获奥运会冠军和世界锦标赛亚军的匈牙利足球队学习。

出国前，贺龙委托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和荣高棠代表他去饯行。

荣高棠对领队柯轮说：贺老总要我转告你们：你们是新中国第一支出国学习的年青 的足球队，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和培养。

我国足球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你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结合自己的特点去 发展，为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作贡献。

1955 年春，柯轮回国向贺龙汇报足球队的学习情况。

贺龙逐个询问了队 员的学习和生活，并给中国驻匈使馆代办郝德青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加强对运动队的领导，经常检查督促和帮助。

他把信交给柯轮，再三嘱咐：向足 球队的同志们问好！希望他们安心从事一辈子体育事业，祝他们进步！这支青年足球队学习勤奋，在短期内就掌握了一些先进的足球技术和战 术。

1955 年 8 月，他们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北京足球队的名义，和华沙队对阵。

1952 年中国队曾以 0： 7 输给波兰克拉斯 科夫部队足球队。

这次华沙队扬言，要以 8： 0胜北京队。

这时，贺龙正率 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纪念活动。

他把李梦华和 柯轮叫到宾馆，问：你们听说了吗？华沙队扬言要以8： 0 打败北京队。

你们有什么感想？运动员是怎么想的？他们表示，运动员的技术已有较大 提高，赢虽然没有多大希望，但绝不会输 8个球。

贺龙说：你们一定要认 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

球可以输，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灭。

足球队要学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来。

你们回去告诉运动 员们，第二天我要到场助威！8 月 1 日，当贺龙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中国队精神大振，开场不久就踢 进一球。

贺龙为他们鼓掌。

终场时，北京队虽然以2：3失利，但北京队的顽强精神和球艺进步之快，受到了球迷们的称赞。

回国后，经贺龙提名， 优秀守门员张俊秀被补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龙对中国足球队寄以很大的期望。

对他们的微小进步，都予以热情鼓 励。

1956 年 2 月，南斯拉夫国家二队来华访问。

在上海江湾体育场首战中国青年队。

开赛前一天，正在上海的贺龙接见了青年队。

对他们说：南斯拉 夫的足球队水平高。

但是你们在匈牙利苦练了这么长时间，提高也很快，并不比他们矮一头。

你们上场，不是耷拉着脑袋去准备输球的，而是要挺起胸 膛，敢于和他们比个高低。

这场比赛，中国青年队虽然以 2：4 失利，但踢得勇猛顽强，表现相当精彩。

第二天，贺龙在上海体育学院接见他们。

青年 队的小伙子们因为没有赢球，不好意思地坐在同时被接见的上海运动员后头。

谁知，贺龙一进会场，就称赞起青年队来：你们昨天踢得很好，你们 是英雄！踢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精神，这就是完成了任务。

干什么缩在后头？快坐到前边来。

输了怕什么？球虽然输了，但下半场是 2：2，有后劲， 实力相当。

你们要牢牢记住这场球，认真总结，不断发扬这种精神。

我们的足球运动是大有希望的。

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负于乌拉圭队， 没有进入前四名。

贺龙没有批评足球队，反引咎自责。

他说：我是体委主任嘛，运动队没搞好，是我的责任，不能怪运动员。

他派国家体委负责人 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还亲自同罗瑞卿联系，让足球队员到硬骨头六连当兵，向解放军学习，磨炼意志。

贺龙没有批评运动员，但对足球的现状并不满意。

他说：我们足球队 有些技术是向匈牙利学的，但我们自己也有好的东西，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不能全都学人家的。

老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行。

足球除了短传，还可有长传、 中传，两条腿要像两只手，左脚不能踢不行。

他决定 1964 年三、四月间，国家体委举行一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

贺龙向主持会议的黄中交代说：我 对足球的现状是不满意的。

一定要通过这次会议解决问题，足球一定要上 去。

这次会议，根据贺龙对足球工作的多次指示和建议，研究了中国足球运 动的现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

确定北京等 10 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 展足球运动；要求足球从少年抓起，以中小学为开展群众性足球活动的主要基地；针对中国足球队风格软，体力不足，射门差的问题，提出了不怕 吃苦、不怕流汗、严格要求，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狠抓以射门为中心的 30 米以内硬功夫等等措施。

同年 6 月，贺龙责成国家体 委机关会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通知》。

这年年底，几个主要城市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学建立 了足球队。

同时，国家体委恢复了甲、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

此后，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

在第二届全运会后，组建 了以年青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

他们在 1966 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取得了亚军。

篮球运动在中国开展得比较普遍。

1951 年 5 月，在第一次全国性篮球比 赛之后，组建了国家篮球队。

但技术水平并不高。

贺龙对提高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经常去看中国篮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同他们一起 总结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技术、战术上提出一些很有指导性的意见。

他在分析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往往先赢后输的原因时指出：关键问题是有迷信 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

因此，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他建议国家体委派国家篮球队到苏联和 东欧一些国家去学习和比赛，吸取先进经验，锻炼队伍。

针对中国和欧洲篮球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贺龙建议：篮球要提出 一个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

欧洲人一般都比我们高大。

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

从我们的身体条件出发，一定要学会左右手都会投篮，也要学 会投远篮。

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

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

这样矮个子就能打败高个子，就能把我们的篮球队锻炼成为 一个强队。

1959 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和其他体育代表队来华比赛。

其中，保加利亚篮球队曾获奥运会第四名和欧洲冠军，实力最强。

贺龙看过保、捷两强比赛后，对中国男篮第二天迎战保加利亚队能否取 胜，一直不放心。

当晚，夜已很深，贺龙约了荣高棠和黄中，前往中国男子篮球队的住地，找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

贺龙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 打？我看他们的中锋厉害得很，投篮也很准。

你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呢？两位教练没料到他们会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了一番之后， 张子沛一边在沙盘上摆着模型，一边讲述他们拟定的比赛方案。

贺龙听完汇报后说：好，我们就要搞个小个子打大个子战法。

对强手 要敢打敢拼，不要怕他们。

你们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

打 好这场球，向国庆10 周年献礼，为毛主席争光！第二天，贺龙和国家体委的几位负责人都到场观看。

中国男篮的战法果 然奏效，以 86： 77 战胜了被称为巴尔干雄鹰的保加利亚队。

这一下轰动了北京城。

贺龙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要发挥中国人灵 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传统技术。

如果我们近投、中投、远投都能得分，还会不赢吗？中国排球运动的水平，起初也比较低。

1956 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排球 锦标赛时，女队名列第六，男队名列第九。

在此之前，中国排球运动员已经创造了快板球、后排插上、两 次球、勾手大力发球、上手飘球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但国内却未予以重视。

六十年代初被日本女排引进，很快风行世界。

那时的中 国排球，普遍存在着快攻强，强攻弱；进攻强，防守弱以及一传、拦网、防反等技术较差的问题，以致在 1962 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 队均只取得第九名的成绩。

日本女子排球队在 1962 年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1964 年又摘取了奥运 会桂冠，被称为东洋魔女。

她们是如何快速起飞的？引起了中国排球界的注意。

后来发现东洋魔女的成功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采用了大运 动量的训练方法。

这同贺龙提出的训练的难度应该比比赛时大两倍的观点是相近的。

贺龙指示国家体委邀请日本女排来华作较长时间的访问。

1964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 比应国家体委之邀，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贝冢队再度来华。

在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贺 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客队训练。

一开始，他就被大松博文指导训练的场面 吸引住了。

大松亲手将球扣给女队员，其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 高，是前所未见的。

姑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拼死扑救。

有的姑娘精疲力竭，倒地不起，大松竟把球连连向她身上扣去，并大声责骂，直至她挣扎 起来接球。

贺龙看后对有关人员说：召集在京的排球队都来观摩，组织教练员和运 动员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

他还说：各队都要研究和保持自己的独特打法，不要学了大松的，又丢掉了自己的。

贺龙同李达、黄中、李梦华等研究后提出：如大松同意，可以邀请他明 年来华指导训练。

贺龙将这个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和陈毅，并请他们去看看大 松博文的训练。

11月 25 日下午周恩来观看了大松的训练。

在接见大松时周 恩来说：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

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一国的总理亲自观看一名排球教练员主持训练，还要接见他，这对大松 来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

他为中国总理的赏识所感动，欣然表示明 年再来中国。

贺龙决定借助日本女排这次访华，推动全国的体育训练。

经国务院同意， 他让国家体委趁贝冢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现场会，委托李梦华赴沪主持，并转达他的意见：大松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值得我们借鉴。

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决不 能丢掉我国‘快板’等优良传统打法。

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也要以我为主，发扬中国的特点。

12 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代表包括各主要体育 项目的教练员共 320 人，集中上海，边观摩、边讨论，对照日本排球队的训练，找各自的差距。

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和在运 动队内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的精神。

上海会议的召开，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全中 国体育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比较世界最好水平，中国三大球的进步幅度，仍不尽如人意， 无法同世界强队甚至亚洲强队抗衡。

贺龙甚为焦虑。

1962 年春，贺龙在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郑重表示：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 15 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 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 70 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 大球’翻身。

他停顿了一下，以充满希冀的目光，望着在座的人员，语调铿锵他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1965 年 12 月 8 日， 在国家体委党委会上，荣高棠又转达了贺龙的话：希望我活着的时候把三大球搞上去。

贺龙气吞山河的宏愿伟志，深深地感染了国家体委的负责人， 也感染了中国体育界，成为体育界的共同誓言。

架设友谊的桥梁贺龙常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在国际联系中，体育和文化 艺术、贸易一样，往往是打先锋的。

我们去搞体育活动，各方面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左、中、右派都好接触，有助于扩大我国 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出于他们的政治偏见，竭力阻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际奥林匹克组织的成员，并企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给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发展体育交往制造了许多障碍。

1954 年 5 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九届委员会上，以 23 票 对 21 票通过了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成员的决议。

但是，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未经全体委员讨论，把台湾的体育组织也列入了奥 委会成员之中，企图在奥委会中制造两个中国。

1955 年 6 月，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等赴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代表 联席会议，他坚决反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中国奥委会宣布：反对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参加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 动会，中国奥委会和有关体育组织在 1958 年 6 月至 8 月相继退出国际奥委会和各联合会，并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改正错误之前，中断 同他们的一切关系。

①9 月 5 日，贺龙就这一事件发表讲话说：体育运动对于沟通国际往来， 增进国际友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几年来，我们通过体育来往结交了 36 个国家、5000 多位国际朋友。

⋯⋯冲破了外交限制，和日本，法国、西德 等国进行了体育往来。

我们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国际体育组织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退出了凡有蒋帮代表参加的国际奥林匹克等 10 个组 织。

今年，我们更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拿出成绩给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看看。

体育界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使中国处于孤立地位。

贺龙却充满信心他 说：原则立场必须坚持。

我们绝不能做有损祖国荣誉的事。

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孤立不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我 们快 10 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照样兴旺发达了吗？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回去的。

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谁能永远闭着眼睛说不存在？关键是 我们要坚持不懈，在体育上搞出成绩来。

1962 年夏，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东道国为主持正义， 拒绝台湾体育组织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

但是，在洛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执委会无理决定：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 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要印尼为此承认错误，企图压印尼屈服。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毫不示弱，于 1963 年 2 月 13 日庄严宣布印尼退出奥林匹 克运动会，并倡议召开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

他的这一义举，显示了亚洲独立国家的豪迈气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

6 月 26 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在北京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 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贺龙被推选为筹委会主席。

他在① 1979 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中国全国性的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内。

同年 11 月，国际奥委会经通讯表决，批 准该决议。

1980 年 2月，中国恢复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

大会上说：新兴力量运动会高举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 旗帜，所以我们要大力支持。

他建议筹委会，为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组织选拔赛。

他说：得前七名的就参加，凡是水平低的，就不得参加。

我们支持新运会，但是要有水平，不能花了国家的外汇，去当观察队。

1963 年 10月初，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组成，共有 14 个项目的代表队，印尼体育部长马拉迪向中国大使姚仲明表示：中国由贺龙元帅亲自主持 参加新运会的工作，我们对此极为重视。

如果贺龙元帅能亲临新运会，将对新运会增光不少。

10 月 26 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 苏班德里约，正式邀请贺龙去印尼参加新运会。

11 月 6 日，贺龙应邀飞往雅加达。

10 日，第一届新兴力量{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19_1.bmp}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

当身着蓝色上衣、米黄色下装的中国选手迈着整齐、 矫健的步伐，行至主席台前时，场内 10 万观众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国！中国！此时，印尼总统苏加诺情不自禁地与同他坐在一起的贺龙紧紧握手。

第二天上午，贺龙赴茂物拜会了苏加诺，并代表刘少奇主席向苏加诺赠 送礼品。

贺龙还先后会见了印尼各位副总理，武装部队参谋长等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为增进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第一届新运会于 11 月 22 日胜利闭幕。

各国运动员在新运会上创造了 5 项世界纪录和 60 多项本国纪录。

中国运动员获得 66 块金牌， 56块银牌和46 块铜牌。

其中，黎纪元打破了最轻量级抓举世界纪录；李淑兰打破了女子 射箭双轮 30 米的世界纪录。

11 月 23 日贺龙回国。

在他的专机上，搭乘了田径队和羽毛球队的十几 名运动员。

贺龙从前舱来到后舱，点着郑凤荣、倪志钦等人的名字，询问他们参加新运会的感受。

倪志钦没有跳出好成{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20_1.bmp}绩，心情不好。

贺龙安慰他说：我知道你没跳好，老躲着我。

跳不好没关系嘛。

好好总结经验教 训，下次就能跳出好成绩。

打仗，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常胜将军是没有的。

随着国力的增强，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水平的提高，新中国不仅同苏 联、东欧和亚洲国家，而且同法国、西德等几十个欧美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体育往来。

国家体委频繁地派出体育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加比赛。

贺龙大都亲 自审定这些代表团和运动员的名单，并对他们耳提面命。

每有外国体育代表团（队）来访，只要贺龙在北京，他都要接见，热情地向客人介绍新中国体 育运动发展情况，诚恳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不断地相互交往，使世界越来越了解了中国，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便发生 了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

打开了隔绝 22 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

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 14 年间，由于他对发展体育事业有 独到见解和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以及重视人才，任人唯贤，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不仅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并且为进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龙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第十八章 广泛的国务活动 领导中央机关精简整编贺龙到中央工作以后，先被任命力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后来又被选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从而，他除了继续以很大精力领导国家体委之外，还不断参与各方面的国务活动，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执行一些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央一级机关也出现了盲目 设置机构，扩大编制，增加人员等倾向。

195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对中央一级机关进行过一次整编，并确定 了各部门的编制。

但是，扩大机构，增加人员的趋势并没有刹住。

精简整编工作，还需进一步落实。

贺龙到达北京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将领导中央一级机关精简整编 的任务，交给了他。

1954 年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任命贺 龙为主任。

国务院的命令中指出，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继续贯彻精简节约的精神，克服国家机关重叠，编制扩大等现象，以节减行政经费， 提高工作效率。

命令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国务院各办公室，各直属机构，均应将本单位之机构编制，报经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

贺龙上任伊始，有些部门领导人就来找他，希望对他们单位的编制作些 照顾。

有个别好心人还委婉地劝贺龙不要在精简整编中得罪人。

贺龙听后坦然回答：精简整编是中央的决策。

中央让我抓这件事，我不能怕得罪人。

贺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亲自到一些部门去作调查，基本上掌握了中央一级机关的组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他发现，到 1955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 各部、会，国务院各部、委、办，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机关共 121个、10.7万余人，比 1954 年上半年核定的 9.3 万人的定额，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由于机构不断扩大，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助长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

在机关人员中，还积压了许多有才能的领导骨干。

有的部门抗日战争以前参 加工作的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造成了人才的积压和浪费。

1955 年，中共中央决定国家机关实行工资改革，从原来的供给制改为薪 金制。

工资改革，与精简整编有密切关系。

因此，国务院决定将编制审查委员会扩大，改称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贺龙仍为主任，习仲勋为副主任。

中共中央决定，这次中央一级机关的整编，要精简 5.3 万人。

也就是说，现有机关人员要减掉一半。

在工资改革之际，人员的去留，机关级别的升降， 关系到每个人的职级与工资待遇等切身利益。

贺龙深感精简整编这项任务的艰巨。

因此，他提出，首先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搞通。

4 月 30 日，贺龙召开中央直属机关高级干部会议，作 了《关于中央一级机构编制的基本情况和整编工作意见》的报告。

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当前中央机构在编制体制、工作作风、办事效率等方面存在的诸 多问题，阐明了进行整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指出，如果中央机关不彻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很难适应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 巨任务。

贺龙还指出：此次整编的方针是：整顿机构，减少层次，紧缩编制，调整干部，精减人员。

总的原则是只减不增，经过整编达到精干机构， 紧缩编制，节约人力财力，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之目的。

这次整编首先从整顿机构着手，划清业务范围，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关系，坚决裁并一切可有可无的和重复的机构，减少组 织层次。

然后再合理调整干部，将中央机关过多的科以上领导骨干及适合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和使用不当的技术人员调整出来。

贺龙认为，妥善处 理整编下来的干部是保证整编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之一。

对编余人员的处理，既要反对简单草率，推出门了事的态度，也要防止处理迟缓，久拖不 决。

要尽量帮助被精减人员解决一切应该解决的困难，对他们的工作做到合理分配。

处理的原则是：合理使用，妥善安置。

处理的办法主要是：一， 层层下放；二，学习训练；三，放在编外；四，退职回家。

最后贺龙要求，这次整编是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的重大措施，一定要搞好。

各 部门首长要亲自动手，层层负责，认真贯彻中央的整编精神，特别是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打通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克服消极抵触情绪。

同时，要充分发动群众，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各机关的整编工作在 5 月份全面展开，月底前提出新的编制方案，报编 制工资委员会审批，6 月份开始按新方案调整机构和调配人员，7 月底基本整编就绪。

5 月 20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央直属机关的整 编情况。

他说，减一半人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精简之后，对工作不会削弱，而将进一步则强。

由于这次编余的干部数量很大，如何按党的干部政 策将这些干部合理分配，妥善安置，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

因而贺龙建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召集有关部门组织一处理委员会来统一研究，统一处 理。

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从 6 月下旬起，中央机关开展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整编工作 一度停顿。

7 月 9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邓小平报告：到 6 月底，中央机关 44 个单位，已精简了 3 万余人，占这些单位 2 月底实有人数的百分 之四十二，预计到最后，还可以再精简一批人。

贺龙建议 9月中旬再召开一 次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整编作出安排。

9 月 7 日，他将为此次会议准备的报告文稿——《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精简方针完成整编任 务》呈送毛泽东、周恩来审批。

在报告稿中，他肯定了 4 个月来，中央一级机关整编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一阶段要进一步发 动群众，研究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确定编制方案，使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同工作任务相适应，同时做好干部调整和人员处理的工作目标，以及肃反 告一段落的单位，应抓紧时机，继续进行整编，争取年底结束的要求。

中共中央 11 月份批示，同意贺龙上述报告以及他为国务院起草的《国务 院关于处理中央一级机关整编出来人员的指示》、《关于精简国家机关改进国家机构的决议》等文件，并批转到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中共中 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要求他们按照上述文件精神，做好精简工作。

之后，中央机关的精简整编工作再度展开并顺利完成。

睦邻、和平、友谊贺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贯彻睦邻友好，寻求 和平、友谊与合作的外交方针，频繁地参与了外事工作。

1956 年 3 月，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贺龙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赴卡 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该国第一任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就职庆典。

当时，巴基斯坦是中央条约组织①的成员国，而且刚同美国签订了共同 防御援助协定。

贺龙此行的目的是宣传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中巴睦邻友好关系。

在美国和西方对新中国实行 敌视、封锁政策的时刻，这次访问引人注目。

贺龙知道，此行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使这个国家了解新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睦邻友好的愿望。

22 日，贺龙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

23H 上午参加了伊斯坎德尔·米尔 扎总统的就职典礼；下午到卡拉奇日汉哲公园出席了有 10 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24 日上午，贺龙拜会米尔扎总统，代表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向总统致意。

米尔扎是位将军，对中国政府派一位元帅来参加庆典，十分高兴。

他对贺龙说：我为中国派出贺龙元帅这样重要的人物来参加我们共和国成立典礼，而引以为极大的光荣。

他希望贺龙到各地看看。

当他得知 25 日贺龙就要回国时，非常惋惜。

贺龙说，中巴两国关系一天天增进，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来的。

米尔扎一再问：到底什么时候来？并说，他们的总 理不久即将去中国访问，他希望周恩来总理不久也能来巴基斯坦回访，时间最好在今年冬天。

这位总统对贺龙说：我们两个都是军人，说话会肯定确 切的。

请你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再来？贺龙说，贵国总理访问中国后，周恩来总理可能要来贵国回访，本人希望能和周总理一起来。

米尔扎高兴地 说：这应该是一项军人之间的诺言。

并说：巴基斯坦对中国怀有极高的敬意。

我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十分仰慕。

周恩来总理是极正直、极 有天才、极有能力的政治家。

他请贺龙带个口信给周恩来：如果周总理对巴基斯坦，特别是它和别的国家的关系能给予任何指导，只要这种指导是符 合公正的原则，他将乐意采纳。

贺龙把新到任的耿飚大使介绍给米尔扎总统，告诉他，耿大使也是一名 军人，是一位将军。

米尔扎听了，高兴地对耿飚说，大使有任何困难和问题，无论白天或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我都愿接见。

最后，贺龙代表毛泽 东主席向米尔扎总统赠送了礼品。

这次拜会十分成功，给巴基斯坦领导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贺龙又拜会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和外交部长乔 德里，同他们进行了坦率友好的谈话。

贺龙坦诚地告诉他们：中国同一些邻国还有未划定的边界，但并不妨碍友好相处。

我们要以和解的精神处理边界 问题。

中国和缅甸在去年 10 月举行了边界会谈。

大家在互相信任的气氛中冷静地研究和解决问题，对双方都有好处。

帝国主义总是要挑拨各国人民之间 的关系，我们亚洲人民需要团结起来。

半年以后，贺龙随周恩来访问亚洲和① 中央条约组织，是西亚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组织，成员有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英国，美国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1955 年 11月正式成立。

后由于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伊朗先后退出，该组织于 1979 年 9 月 28 日解散。

欧洲的 11 个国家。

这是中国政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 动。

11 月 18 日至 1957年元旦，他们依次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 和巴基斯坦 5 国。

在访问巴基斯坦时，米尔扎总统对贺龙遵守半年前的诺言，随周恩来再 次访巴，尤为高兴。

第二天就邀贺龙同他一起去打猎。

12 月 21 日，米尔扎同贺龙到达卡拉奇东北 90 英里的海得拉巴附近的猎场，边打猎，边叙友谊。

傍晚时分，才兴致勃勃地带着猎物回到了卡拉奇。

周恩来、贺龙 12 月 30 日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1957 年 1 月 3 日 回到北京，3 天后又踏上了旅途。

从 1 月 7 日至 2 月6 日访问了苏联、波兰、 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 6 国。

自从赫鲁晓夫 1956 年 2 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因 此，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贺龙、王稼祥等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就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与这些国家 的领导人交换意见。

周恩来、贺龙在同苏联领导人接触中，敏锐地感觉到：赫鲁晓夫等人对国际形势的全局缺乏远见卓识；对中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 观点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

代表团把这个看法报告了中共中央。

结束了对苏联和东欧两国的访问，周恩来、贺龙访问了阿富汗和尼泊尔。

1 月 30 日，他 们到达科伦坡，对锡兰①进行 5 天友好访问，这是他们访问亚洲和欧洲 11国 的最后一站。

在锡兰，有一件事至今传为佳话。

2 月 4 日下午，周恩来、贺 龙出席了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庆祝锡兰独立 4 周年的万人大会。

在周恩来讲话时，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

参加大会的群众，纷纷离开去 避雨。

周恩来却站在雨中继续讲话，有人去为他打伞，也被他谢绝了。

贺龙坐在主席台上，也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头发、脸颊往脖子里流，但他依然端 端正正地坐着，显示出一种军人的特有风采。

见此情景，躲雨的群众非常感动，纷纷跑了回来，冒雨静听周恩来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雨中的 周恩来、贺龙一直等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讲话结束，才站起来，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

这时，群众争先恐后拥到台前，向中国客人挥手，不断高呼贾 威伐（百事顺利）。

中国领导人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新中国尊重各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态度，赢得了锡兰人民的尊敬。

3 月，缅甸总理吴努、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藻卓昆和昂山夫人等，应中国 政府邀请来昆明渡假。

19 日，贺龙到达昆明负责接待工作。

3 月的春城，春光明媚，鲜花盛开。

22 日下午，吴努一行乘专机抵昆明， 贺龙和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以及手持鲜花的 3000 余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吴努十分感动，再三表示感谢，并说：这次到昆明，感到亲戚朋友之 间的感情比过去更加亲密了。

第二天，贺龙陪同吴努到西山游览。

24 日，贺龙和夫人在温泉设便宴招 待吴努一行。

贺龙把这次宴会安排得轻松、热烈、欢快，象亲友间的聚会。

吴努十分满意，他对随行的藻卓昆等人说：今天贺副总理是主人，你们可 以自由、随便喝酒。

大家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频频为胞波情谊干杯！26 日下午，在震庄宾馆，贺龙就发展中缅友好关系、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等问 题向客人作了说明；云南省领导人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情况、中国的少数民① 1978 年 8 月 16 日，锡兰议会通过新宪法，把国名由锡兰改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族工作和民族政策。

吴努听了说：现在有的邻近国家害怕中国利用两国民 族之间的关系搞‘侵略’，帝国主义分子也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推行他们的政策。

他提出，为打消邻国的疑虑，中国能否改变某少数民族的名称？贺龙认为民族的名称是历史形成的，不好更改，应该说服这位总理。

他 首先向吴努表示：中国可以保证不会侵略别人。

接着，诚恳地解释说：一个民族的名称，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而且中国这个民 族的名称同某邻近国家的那个民族的名称，也并不相同。

云南省的领导人接着说：周总理、贺副总理每次到云南来，都教育我们对邻邦要谦虚，要遵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要犯大国主义错误。

我们边境上很多少数民族头人到昆明或北京，周总理、贺副总理都亲自找他们谈话，要他们搞好与邻邦的关 系。

吴努听了，表示满意，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表示{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29_1.bmp}赞赏。

当天，贺龙把同吴努谈话 内容，向中共中央作了报 29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昆明。

下午，在贺龙和云南 省领导人陪同下与吴努进行了会谈，并且签署了对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有重大意义的换文。

当晚，周恩来、贺龙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缅甸贵宾。

应邀参 加宴会的中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头人，兴奋地不断向周恩来敬酒。

周恩来是颇有些酒量的，连饮了 3 杯。

又有人来敬酒了，贺龙担心周恩来喝多了影 响健康，急忙上前接过头人的酒说：这杯酒我替总理喝，很感谢你们。

周恩来知道贺龙有糖尿病，不宜喝酒，便说道：你别喝，这杯我喝。

贺 龙还是抢先喝下了这杯酒。

周恩来对敬酒的头人说：贺副总理有糖尿病，不能多喝啊！两位领导人互相关怀体贴的情景，使在场的宾客深为感动。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对薛明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又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些，他是一位功臣，你可要记住啊！要照顾好他的身体⋯⋯。

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使吴努非常开心，他决定将访问的时间延长一天，于 4 月 2 日回国。

1964 年 11 月 5 日至 13 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邀请，中国派出了以 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 周年纪念活动。

7 日晚，贺龙同周恩来等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宴会。

苏联元帅科涅夫见到贺龙很高兴。

他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说：贺龙元帅是我的老朋友。

罗科索夫斯基和莫斯卡连科元帅也表示了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在勃烈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米高扬①等领导人敬酒后，周恩来同贺龙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向他们祝酒。

在场的有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 基、崔可夫、扎哈罗夫、克雷洛夫元帅及克拉索夫斯基空军元帅等。

周恩来提议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苏联元帅们高兴地举 起酒杯，表示这一杯酒非干不可！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

他先同周恩来寒暄了几句， 接着挑衅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鬼来搞乱我们两国关系，我们要友好。

周恩来说：加强友谊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人民要幸福，你 们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

周恩来当即严正指出：你胡说什么！因为有西方的使节和记者在场，① 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当时都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没有多说，也不再理采马利诺夫斯基。

在场的苏联元帅们见此情景， 走到一旁商量了一下，崔可夫便走到周恩来身旁说：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不代表我们。

周恩来说：我了解你们的意思。

接着苏联元帅们走过来 同周恩来、贺龙一一握手。

周恩来回到了主宾席。

马利诺夫斯基碰了钉子，但并不罢休。

他别有用心地对贺龙说：贺龙 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

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 浮华虚饰。

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

他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 时间未到。

贺龙听罢，勃然变色，义正词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 本不能同意。

说罢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话。

周恩来很气愤，立即向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刚才胡说八道。

米高扬说：这绝对不代表我们的路线。

他多喝了几杯酒，才说这样的蠢话，请你不要 认真看待这件事。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这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

8 日上午，苏联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贺龙等。

双方寒 暄过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代表团向苏领导人指出：昨晚马利诺夫斯基在宴会上的挑衅，是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侮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 国人民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侮辱。

这种事连在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过。

如果是内部谈话，或在兄弟党宴会上和一般场合，我们早就回击了。

但 昨天是你们的国庆宴会，而且有西方使节和记者在场，我们不愿意使亲者痛，仇者快，才没有当场争论。

勃烈日涅夫辩解说：昨天马利诺夫斯基酒喝多了， 是酒后失言。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像这样严重的事，是不能用酒后失言来解 释的。

中国有句俗话叫酒后吐真言。

接着，周恩来质问道：你们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为了当众侮辱我们？你们是不是像马利诺夫斯基 所说的，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要知道，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不能损害毛主席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你们是不是也像帝国主义所说的那样，以为中 苏原则分歧只是个人意气之争？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其他问 题！勃烈日涅夫不得不表示：感谢周恩来、贺龙昨晚所采取的有分寸的做法。

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作为中央委员他也没有权利发表（这种）个人意见。

他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领导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 主席团的看法。

马利诺夫斯基愿意向中方正式道歉。

我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

勃烈日涅夫一再表示：这是我们领导集体的看法，是苏共 中央主席团的正式声明，请求中方信任和作肯定的评价，希望不要因为这事影响了双方已经预定要进行的工作。

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 划清界限。

贺龙从 1954 年 9 月{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33_1.bmp}到1966 年 5 月，12 年中，先后 8 次参加或率领中国党政军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 访问了 14个国家，接待了越南胡志明主席、朝鲜金日成首相、印尼苏加诺总 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马里凯塔总统、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罗马尼亚主席毛雷尔等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 24 个国家的 30 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以及其他政府的、军事的、体育的和党的代表团，为宣传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发展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谊，维护亚洲和世界 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经济建设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 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贺龙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经济建设甚为关心， 多次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经常到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贺龙认为，四川、贵州和云南 3 省位于祖国战略后方，地域辽阔，资源 丰富，但是经济比较落后。

开发大西南，不仅对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且对改善全国工业和交通的战略布局，巩固国防，加 速国家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成都解放之初，贺龙就派了 1 个师参加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

随后， 他和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重庆建成了西南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建设了重庆人民礼堂、西南博 物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等等六大建筑。

1952 年秋，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贺龙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领导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西南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 1957 年 12 月 28 日，受国务院委托，同 聂荣臻等去成都参加宝（鸡）成（都）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对宝成铁路和四川的灌县、新都、自贡、重庆等地进行考察。

回到北京以后，在参加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利用会议空隙，于 2 月 7 日向周恩来写了《关于视察宝成铁路的报告》，对于这条铁路的作用，贺龙认为：宝成 铁路的建成，使成渝路和全国铁路相连接，使四川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从此畅通无阻，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说，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特别是对西南丰富资源的开发，促进人民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条铁路也存在着需要改善之处。

1959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降低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缩短经济建设战线， 通过了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

为了检查这一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5 月 21 日，贺龙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研究。

他在听 取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之后，视察了无缝钢管厂和洗煤炼焦厂。

随后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书记阎红彦等陪同于 27 日到达重 庆，听取重庆市委的汇报。

第二天到达綦江铁矿，并在那里给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四川钢铁生产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要让四川 省完成年产钢 107 万吨的指标，必须解决生产技术、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和设备等方面的 4 个问题。

贺龙回到重庆后。

31 日，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 封是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

他说：我在成都看了无缝钢管厂。

这个 厂生产200 公厘钢管的厂房已基本建成，只差装房架。

由于是下马项目，最 近停止施工，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都露天放在那里。

国家已经花了绝大部分资金，突然停工，雨季一来，必将造成损失。

建议追加些投资，至少把 200 公厘钢管厂房建成，暂做设备仓库；如可能，则考虑建成一个车间，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中共中央对贺龙的建议很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调整投资 中，增列建设这个车间的追加投资 700 万元，并要求在 1960 年第二季度建成。

另一封电报是给铁道部长滕代远的。

贺龙说：由于现在四川炼钢用的镁砂是散装水运，因而混进了煤炭、玻璃等杂质，降低了镁砂的耐火度，使平炉、 电炉、转炉都不能正常生产。

请考虑可否将四川每月所需的 2600 吨镁砂，改为火车直达运输，将来能包装时再改为水运，如认为可行，请通知冶金部。

5 月底，贺龙出席了由李井泉主持、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冶炼、煤炭、 运输工业会议。

他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视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所属的重庆第二、第三钢铁厂。

在对成都、重庆等地的钢铁工业作了调查以后，6 月 8 日贺龙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四川修铁路专用线》的报告。

报告指出：根据四川省的钢铁生产、市场安排和运输情况，有几条工程不大，但对钢铁生产 和整个市场安排大有好处的专用线路，急需在第二季度内完成铺轨任务：一条是资中到威远的 39 公里支线。

目前每天要出动汽车 300 辆到威远拉煤，还 不能保证需要，这条支线修通后，就可保证威远煤炭的外运。

另一条是岔滩到石门坎 9 公里的区间线，修通后松藻煤矿的焦煤可以由岔滩直运重庆。

这 两条支线的路基大部已经完成，批准后就可以铺轨。

另外，白沙沱长江大桥竣工后，如果能提前修通渝赶（水）线和大桥环形线，可以减少在猫儿沱担 负装卸工作的工人数千人。

建议中央对上述问题予以考虑。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贺龙的建议。

6 月 16 日，贺龙去西昌视察。

在西昌听取了省建委负责人杨超关于西昌 地区资源情况、西昌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准备时间，以及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的初步意见的汇报。

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在西昌工业基地建设 远景规划中，提出了到 1965 年要生产钢锭 320 万吨、钢材 200万吨的高指标。

贺龙察觉了其中的问题。

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这个指标是不是大了？大 了要落空。

他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有关人员深入思考。

他问：生产320 万吨钢锭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煤？这些矿石和煤如何拿出来？1965 年机械加 工能力按计算将达 20万吨，这些机械加工设备放在哪里，如何运进来？用火 车运需要多少车厢、火车头？这又从哪里来？贺龙指出：做规划要考虑国家和地区的承受能力。

武钢有火车、轮船、木船，交通运输便利，但困难仍然 很多，何况西昌？他说：这些问题提请你们考虑，我是给你们‘泼冷水’啊。

接着， 又讲了他的想法：西昌钢厂要一个一个炉子上，一步一步建才比较稳妥。

建设钢厂时，对城市如何建设，也要好好规划。

这里主要是东西河的水患问 题。

我常常说包钢的‘三黄五地’，那里也有水患问题，大水一来，把钢架桥像抬滑杆一样硬是抬走了。

因此，西昌城市规划要考虑到各个方面，既要 考虑如何治理水患，还要考虑城市的下水道、市内交通（汽车、电车）、农牧副业和轻工业生产。

因为大规模建设开始以后进来的人，不仅要吃饭，还 要吃水果、牛奶，要日用百货。

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啃‘背脊骨’，就不能吸引人进来。

要把一切都准备好，就等‘东风来’（指成昆铁路通车）。

在西昌钢铁厂的准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钒、钛的分离试验工作，从小到 大，反复试验，不要将来厂子建起来了，技术问题还未解决，那可是个大问题，这是准备时期的重要工作。

因此，可以从外面搬研究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还可以从外 面搬些厂进来。

但移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工作一定要做细，开始要小搞。

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意见无疑能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处理各项 建设事宜。

6 月 22 日，贺龙给周恩来写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的第六个报告。

贺龙认为，西昌地处亚热带，资源丰富，已查明的地下矿藏有 20 多种，其中初步探 明的铁矿石储量有 18 亿吨，百分之九十七是钛铁矿，含钛百分之十一至十四，所以，把西昌列为国家钢铁和有色金属基地之一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 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

但是，目前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所以，西昌工业基地的建设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宜采取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 展的方针。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可以考虑列为重点。

最近两三年内主要是进行准备，修通成昆铁路，并先建设一座生产 70 万吨生铁的高炉以及相应的 煤矿、铁矿、炼焦和辅助项目。

贺龙的这些报告，为国家对四川的工业建设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64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对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分 析，特别是对可能爆发大战的判断，确定实行生产布局的重大调整，决定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于 1965 年全面开展。

为了检查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 况，及时了解和解决三线建设中的问题，贺龙于 1965 年 3 月 23 日至4 月 22 日，再次到四川视察。

在成都，他陪同朱德、董必武一起听取了三线建设副 总指挥程子华的汇报。

随后，贺龙打电话给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要他关心三线重点项目之一的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他说：我们不能只顾 武钢、包钢、太钢，而把三线建设丢了。

贺龙在重庆听取了军工部门关于三线国防工业建设情况、铁道部关于三线铁路建设情况和余秋里关于整个三 线建设情况的汇报以后说：只有把三线建设完成了，经济和国防布局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才会有更大的保障！我支持你们，你们好好干吧！我们要抢 时间，加快建设。

战争什么时间打响，谁也不知道。

凡是战争需要的，早些 准备就对了。

回到北京后，贺龙心里仍惦记着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对三线建设， 林彪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结果使有些现代化的大工厂，一个厂子分散在几十公里长的山沟里，各个工序无法施行自动化流水作业，浪 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贺龙给李井泉打电话说：靠山、分散、隐蔽，适当强调就可以了，有的厂子，还是要适当集中，不要太分散了。

在 1965 年 12 月上海会议以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但他以 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仍时刻关心着三线建设。

1966 年3 月 9 日至 4 月 9 日，贺龙再次到四川视察，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那 里。

他非常关心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坚持要去看看。

当时，那里还不通火车，坐汽车要走两天，沿途有些路段很艰险，随行医生虽极力劝阻，但贺 龙坚持要去。

在去攀钢途中，看到西昌地区农业落后，贺龙心情十分沉重。

他对当地 的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

你们不抓农业，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不抓生产，不关心人民生活，就会脱离群众，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 训。

贺龙自 1954{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39_1.bmp}年到中央 工作后，曾 5次到西南地区视察，对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公司等重点 建设项目和国防工业建设作过不少指示，向中央提了不少重要建议，那里经济建设的成就，凝结着贺龙的不少心血。

新疆之行1965 年 10 月 1 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10 周年。

中共中央决定派 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参加庆祝活动。

代表团成员包括全国 27个省、市、 自治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7 个部、委、办， 25 个少数民族的代表 65 人，是一个规格高、人数多、代表范围广的代表团。

随团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的 还有北京、内蒙和陕西省的 5 个文艺团体的数百人。

贺龙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 去新疆的。

他认为，这次庆祝活动有重大意义。

通过庆祝将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自治区生产建设的高涨，进一步贯彻 1963 年 10 月中共中 央确定的新疆工作的方针政策。

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有特殊的重要性。

代表团此行就是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9 月下旬，中央代表团离京前，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刚刚结 束，王恩茂等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参加会议的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人发出了盛情的邀请。

不少大军区的领导人向贺龙要求，让他们一起 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

这一要求经请示邓小平同意，并且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

当时去新疆的有北京、沈阳、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 京和福州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

这些大军区领导人去新疆，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成立10 周年的庆祝活动增添了隆重、热烈气氛，表明了人民解放军 对新疆建设的支持。

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却引起了林彪的猜疑。

他的老婆叶群散布流言说：贺龙竟有如此强的号召力，他一声召唤，这么多大军区 的领导跟他走。

后来，她又诬蔑说，这次活动是贺龙在拉山头。

9 月 27 日，贺龙到达乌鲁木齐后，便进行紧张的工作。

他除参加庆祝活 动外，连续听取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全面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搞好党、政、军的团结和各民族的团结， 把经济抓上去，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把军队和生产兵团建设搞好，巩固西北边防。

他通过大会讲话，接见党、政、军干部与各方面代表，深入基 层同群众广泛接触等方式热情地宣传了中央的精神。

30 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干部 1000 多人，隆重集会，热烈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6 周年和自治区成立 10 周年，贺龙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民和其 他各族人民致以热烈祝贺。

他高度赞扬解放以来，特别是自治区成立 10 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人民 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粉碎了外国制造的武装暴乱和颠覆破坏活动以及武装进攻，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各族人民的革命成果做出了 重大贡献；生产建设兵团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既是生产队、又是工作队、战斗队，屯垦戍边，对改变新疆面貌，繁荣新疆经济，巩固国 防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贺龙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 共同任务。

新疆的自然资源很丰富，发展前途无限光明，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新疆的经济工作做好，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 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把新疆建设好。

最后，贺龙要求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干部要认 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革命的理论和本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做好各项工作；同时，对外国的颠覆破坏和武装入侵，要保持高度警惕，坚 决斗争，保卫好祖国的西北边疆。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42_1.bmp}2 日和 3 日，贺龙和中央代表团高克林、陈漫远、张达志、刘春、梁必业 5 位副团长及部分团员， 分别接见了来自天山南北参加庆祝活动的农、牧民代表，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民兵代表。

贺龙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 部时，强调指出，党中央对新疆的工作是满意的，评价很高。

他要求新疆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要无条件地服从自治区党委的领导。

军队同地方关系搞 不好，军队要负责，要做自我批评，对地方有意见，可以向自治区领导反映，不能犯自由主义在下面乱说。

要注意谦虚谨慎，同兄弟民族搞好团结。

4 日至 11 日，贺龙一行在王恩茂、赛福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 郭鹏的陪同下，到天山南北慰问新疆各族人民。

先后到北疆的伊宁、{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43_1.bmp}克拉玛依和奎屯、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垦区，南疆的和田、喀什和阿克苏垦区进行慰问。

参观了棉田、麦田、 瓜果园、养鹿场、鸡鸭场、学校和职工宿舍；接见工农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内地支边的知识青年代表，同群众促膝谈心，代表中共中央、 毛主席向大家表示慰问。

贺龙高度赞扬广大军垦战士经过 10 年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已把原来的茫茫荒漠，建设成了林带整齐、条田成片、瓜果飘香， 可与江南媲美的好地方。

他勉励大家继续搞好工农业生产，搞好边疆建设，搞好民族团结，建设国家，保卫边疆。

贺龙在同生产建设部队某部原红二方 面军和八路军一二○师的老红军、老八路座谈时，同他们一起回忆了革命斗争历史，并要求他们不要忘记过去，要把自己的革命经历讲给年轻人听，对 他们进行优良传统教育，培养好革命接班人。

贺龙勉励知识青年，当好老军垦战士的接班人，不但要把农场办好，还要支援地方建设。

要牢牢记住：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疆就是要为各族人民服务。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12 日晚举行宴会，欢 送中央代表团。

贺龙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代表团在各地慰问和访问中，看到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了各民族真正平等，新疆各 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密团结坚如磐石，深为欣慰。

这种团结是任何国内外反动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它是战胜敌人，做好工作的基 础。

我们还看到，新疆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把一个封建、落后的旧新疆，建设成了初步繁 荣昌盛的新新疆。

这说明新疆各族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勤劳勇敢、意志坚强的人民，是祖国的好儿女。

最后，他号召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勇往直前，再接再励，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贺龙此次去新疆，广泛接触群众，直接向各族干部和广大群众宣传中共 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新疆的方针、政策及对各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搞好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巩固祖国 的边防，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贺龙以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进行诸多 方面的国务活动，襄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从上面提到的一些事迹，就可以见到他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在处理政务上做出的杰出成就。

第十九章 殚精竭虑建设国防 狠抓军工产品质量1959 年 9 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

26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 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

11 月 7 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听取了第 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以后，认为应该在军委领导下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委员会，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

10 日，军委常委向 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

1960 年 1 月 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 建议，并任贺龙为主任。

从此，贺龙便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国防工业领 域。

国防工业，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作为主管国防工业的军委副 主席，贺龙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

他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

他说：国防工业委员会是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组织，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办事机构，是协商委员会。

国防工委向党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和监督执行。

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务院、中央军委行使行政职权。

为了 工作方便，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国防工委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

随后，贺龙于 1 月 13 日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干部 会议。

他郑重地对大家说：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

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

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贺龙在工作上重视调查研究。

2 月下旬，在广州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时，他便同聂荣臻、罗瑞卿商定，会后一起去视察国防工业。

准备用 1 年时间，对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作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

27 日，军委 扩大会议结束。

3 月 1 日他们就动身了。

先去南宁、贵阳、重庆视察，3 月13 日到达成都。

17 日，贺龙、聂荣臻、刘亚楼①等到成都市郊的飞机制造厂 视察。

这个厂是 1958 年自行设计、自行建设的第二个歼击机制造厂。

该厂的口 号是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

贺龙去这个厂视察时，因腿疾未愈，以手杖助行。

走进工厂办公室，他见厂领导人夹着厚厚的一叠文件，就问：你 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厂领导答道：是的。

贺龙说：先不用了，我们看看再说。

贺龙说罢，便从屋顶到地面，从墙到窗户，看了几眼。

这里的墙没有粉刷，露着砖缝。

他用手杖轻轻一捅，一块砖竟被捅出了半截，还旋转了 90 多度！他惊奇地问：嗯？怎么搞的？总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不牢， 所以⋯⋯贺龙生气他说：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这么简陋的房子，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他又转身问 刘亚楼：你是空军司令员，是使用飞机的。

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刘亚楼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贺龙又问厂领导 人：你拿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建筑面积，速度如何快？这位厂领导人连忙解释说：我们厂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设的。

为了省钱，① 时任空军司令员。

一个钱顶两个钱用。

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贺龙打断 了他的话：我们就是来看工厂和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

是好是差，眼见 为实。

贺龙和聂荣臻等来到飞机总装配车间。

这座厂房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 粗糙。

厂房的跨度有 30 多米，却用了很细的立柱和横梁，一看就有岌岌可危之感。

贺龙问道：这么大的跨度，柱子和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总工程师说：设计的人说有安全系数。

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

看来必须加固。

贺龙问，你能保证不垮吗？党委书记连忙为他解释：他是总 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

贺龙说：那好。

你既然是管生产的，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总工程师说：不能。

建厂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

我们也提过意见，但上级没有采纳。

贺龙追问：哪个上级？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建设计院， 都是我们的上级。

贺龙说：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

工厂领导人回答：没 有。

贺龙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

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他对工厂领导人说：你们马上整 理一个材料，我拿着‘通天去’。

他把手杖朝天空指了指，又问：你们去年上天的新飞机在哪里？我要看看。

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哪！总工 程师说。

贺龙默然了。

18 日，贺龙、聂荣臻来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

该厂负责人听说有中央领 导人要来视察，临时作了准备。

贺龙一行在厂部办公楼前下了汽车，贺龙对聂荣臻说：我们不上办公 室去了，先到工地看看吧。

聂荣臻点头同意，他们径直朝车间走去。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48_1.bmp}党委书记快步赶上，介 绍说：这个厂是在‘大跃进’的 1958 年 10 月 18 日动工的。

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钱用’，‘一百天建成工厂’，要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 地取材，因陋就简；还要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17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还没有安装。

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 木工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继续说：所有的厂房，设计标准都低，屋架跨度大，横梁小，立柱细，承受重量过大。

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 和木制大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随时都有起火的危险。

车间的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成了沥青地面。

机器一 开，地面就震动、下陷，不能保证加工精度。

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

贺龙停住脚步问：什么‘六边’？ 党委书记说：就是‘边施工、边返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

贺龙轻轻地哦了一声说：还是到车间看看去吧。

贺龙、聂荣臻来到三号车间，看见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就 问：天气还凉，为什么不关上？说着，用手杖把窗子轻轻一推，准备关 上。

突然，一块近1 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

贺龙急忙向后退了一步， 那块玻璃落地，哗的一声在他脚前摔得粉碎，把在场的人们惊呆了。

贺龙面带怒容他说：这样的厂房能生产发动机吗？工人的安全有保障 吗？无人回答。

因为从厂长、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军代表到每一名工人， 谁都不情愿盖这样的厂房。

在会议室里，由于激动，贺龙不时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连声音也有些颤 抖了：造飞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设备还没有完全搬进来，房子就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 说着，他又戳了几下手杖。

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

我看这是少慢差费！厂长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

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 争不过来。

贺龙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汇报？厂长答：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准重建。

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

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

贺龙说：你们写个报告，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写清楚。

我倾向推倒重建。

我 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

推不推倒，最后由技术部 门定。

贺龙在四川视察中，深深感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严重。

3 月 25 日返回北京，第二天下午，他就到周恩来那里，详尽地汇报了视察中发现的问题。

两人一直谈到入夜时分，回到办公室，他又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通 电话交谈了许久。

放下电话，他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家飞机工厂的材料，作为急件送给了李富春。

李富春看后，决定向这两个工厂派出专门检查组。

检查小组在成都进行了两个月的检查，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 的检查报告》，6月，由贺龙转呈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批示说：成都两厂 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根据这一批示，贺龙委托罗瑞卿去成都，同成都军区、成都市委负责人一起，采取落实措施，并决定从军区抽调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四川省 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数量的施工队伍，快刀斩乱麻，重建成都那两个厂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

在返修、重建的几年里，罗瑞卿 每年都要到成都去，督促检查一遍。

两厂的基建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

国防工业系统中的质量问题，不仅存在于基本建设，而且产品质量也在 普遍下降。

1960 年 4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到沈阳检查，发现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以致大批飞机无法出厂。

他立即给贺龙和军委写了报告。

贺龙看到报告，感到问题严重，决定进一步听取一机部领导的汇报。

5 月 10日，军委常委会听取汇报以后认为：目前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质量不好 问题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解决。

并且决定：在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当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 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数量，只计算产值，不顾质量的错误观点。

于是，质量第一，作为方针，在国防工业系统第一次被明确提了出来。

24 日，贺龙给中共中央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沈阳飞机厂和沈阳 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详细地叙述了这两个厂极其严重的质量问题，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

着重指出象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 动机厂这样的质量事故，并不是个别的情况。

根据一机部的检查和各军种、兵种的反映，其他一些军工产品，在质量上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问题。

军工产品是直接使用于战场上的，只有质量好，数量多才有意义。

针对这两 个厂严重的质量问题，他提出了四项改进措施：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抓质量；加强企业管理，迅速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材料不合格，宁可不生产； 加强重要国防工厂的干部，首先是加强导弹、航空、造船、无线电等工厂的干部。

他建议从全国范围内遴选最优秀的、最认真负责的干部到这些工厂去 担任厂长和党委书记，坚决撤换不称职或玩忽职守的干部。

另一份是《关于国防工业生产和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这份报告反 映了国防工业生产中新材料、优质材料不足，基本建设中材料、设备、劳动力不足以及干部缺、弱等问题，相应地提了五项改进措施。

中共中央同意了 贺龙的报告。

在处理了成都两个工厂的施工质量和沈阳两个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以 后，5 月 31 日，贺龙到株州湘江机器厂视察。

他听取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对产品质量的介绍；检查了正在生产中的零部件；分别召开了上厂领导人、工程 技术人员、工人和军事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研究工厂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视察了厂属生活福利设施，了解了职工的生活情况。

贺龙在这个厂住了 6 天， 临行时一再叮嘱党委成员：产品质量不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一定要确保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加快生产和试制的进度。

6 月 2 日，贺龙到达湘潭，视察江南机器厂。

6 日到达上海，参加 8 日至18 日在那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在 6 月 14 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写了《关于检查湘江机器厂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对军工厂发展方向的设想。

他首先肯定了湘江厂从生产炮弹发展到生产 喷气发动机的成绩，然后，根据军事工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出：该厂今后不应再扩建，而应充分挖掘潜力，广泛地开展技术革新，充分利用已 有的条件，做到在基本上不扩大规模的情况下，建设成为以尖端产品为主的工厂。

亦即是说向‘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大’的方向发展。

经过贺龙和国防工业战线其他领导人的种种努力，不少军工企业的领导 人头脑清醒了，开始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

但是，也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没完全转过来，甚至有抵触情绪。

针对上述情况，在 9 月 13 日中共中 央召开的电话会上，贺龙再次就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军工产品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质量问题。

产品质量不好，不仅影响了国家计 划的完成，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了部队装备供应和对敌斗争，还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耽误了掌握新技术的进程。

因此，必须明确认 识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要下最大决心狠抓质量。

他强调，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思想问题，特别是领导思想问 题。

有些干部对确保军工产品质量的特殊重要性缺乏明确认识。

军工产品都是直接用于战场上的。

在战场上，你消灭不了敌人，敌人就消灭你。

所以， 军工产品的质量必须精良，产品质量不好，在战场上出了故障，实际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

因此，对军工产品质量的态度，是一个党性问题，一个对 待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问题。

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工人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关心产品质量，坚决同一切忽 视产品质量的现象作斗争。

他对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五条措施：一，要把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搞深搞透；二，部、局领导和工厂厂长、党 委书记要对产品质量负完全责任；三，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战争观念；四，认真整顿工艺；五，对每一个质量事故，都要认真严肃处理，找出原因，总 结经验教训。

这个讲话，在国防工业系统产生了广泛影响。

11 月 11 日，贺龙和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回 国。

他们在火车上商定，先不回北京，到哈尔滨和沈阳飞机厂去看看。

代表团的专列直驶哈尔滨。

14 日上午，贺龙一行到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 造厂视察。

这个厂的负责人 13 日下午接到通知，连夜准备了一本厚厚的汇报材料；在总装车间布置了一个小型实物展览，挂满了各种图表。

最引人注目 的，是挂在入口处的前言。

贺龙走到前言处停住了脚步，仔细地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就走 进展室，听厂党委书记念汇报稿。

厂党委书记刚读了一段，贺龙便打断了他的话：请你讲讲目前产品的 质量情况。

书记说：产品质量情况，我还说不清楚。

贺龙问：这几年来，你们厂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书记答不上来。

工厂的另一位 负责人回答说：我们厂 3 年来还没有交付过 1 台合格的发动机。

贺龙问道：为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

贺龙严肃他说：3 年了，投入 了那么多材料，合格的发动机还造不出来。

你们知道制造发动机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吗？这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节约外汇买来的，被你们白白糟踏了。

要是人民知道你们这样干，是不会饶恕你们的。

他边说边用手杖戳着地坪，发出咚咚咚的声响。

帝国主义仇视封锁我们，苏联撤销合同卡我们， 都是看我们落后，欺负我们！你们还不争口气！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小小展室，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贺龙双手一按手杖站了起来，径直走到前言下，指着上面写的在省市委和部、局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 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句话，对那位书记说：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对我们也不讲实话。

明明 3 年没有出过 1 台合格的发动机，却写什么‘胜利地完成 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这套做法不就是浮夸吗？！临出厂时，贺龙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

他用和缓的语气和蔼地问那位书 记：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6 年了。

在这个厂当了 6 年的党委书记，汇报时却讲不出生产和质量情况。

你要好好学习啊！书记点点头，愧疚他说：我们马上把‘前言’撤下来。

贺龙用手杖 指指工厂大门说：先不要撤。

要有勇气把这个‘前言’放在工厂的大门口，‘示众’3 天，让职工们看看。

这天下午，贺龙一行来到飞机制造厂。

贺龙在总装车间看到有一批飞机正在检修，便问：飞机的交付情况怎么样？厂党委书记很诚实地回答：几年来还没有交付 1 架合格的飞机，贺龙、罗瑞卿一听，哪里也不去看 了，径直来到厂部会议室。

这里已经坐满了哈尔滨几家军工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

一进会议室，贺龙便说：今天把大家找来，主要是谈谈军工产品的 质量问题。

首先请飞机制造厂的同志谈谈质量情况。

制造厂的军代表说：这个厂制造的一架直升机，原来是准备赠送给越 南胡志明主席的。

但运到南宁后，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送出去。

飞机上的 零件也是进口的。

他所说的这架飞机，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胡志明作专机用的。

贺龙来厂前，只知道这架飞机困质量不行，没有送出去，却不知飞机零件还是苏联产品。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快，严肃地批评说：装的什么零件？又去送给谁？你们也不看看对象？这种没有志气的做法，怎么也说不过去。

我 们是国际主义者，有义务支援兄弟国家，但是，必须用力所能及的东西去支援。

要实事求是，不要欺骗。

本来这种直升机已经是比较落后的型号。

你们 试制了 3 年，交付了几架？制造厂的一位负责人回答说：还没有交付 1架合格的飞机。

贺龙听罢，严肃地用手杖指着会议室挂着的领袖像说：你们要为我们 的国家，为我们的国防想想，为毛主席、少奇同志想想，要为总理、小平同志想想，你们对得起谁呢？你们是一个大厂，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党把这么 重的担子交给你们，可是你们几年出不来合格的飞机，还这样心安理得！他又看看发动机厂的负责人，接着说：他们那个厂还在‘前言’里写上‘胜 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3 年没出合格的飞机发动机，给谁完成了任务？现在看来，整顿产品质量问题，靠修修补补是不行了，必须下决心 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要采取彻底的办法，重新来过。

在从飞机制造厂返回哈尔滨市区的途中，贺龙一行顺便视察了铝加工 厂。

贺龙看到制造飞机能够用上自己加工的各种铝板，很高兴。

他与罗瑞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铝冶炼车间，又来到铝板压延车间。

当他发现该厂因卫生 状况不太好，影响到铝板的质量时，就叮嘱厂长说：要文明生产，才能保证质量。

铝板出厂前要严格检查呀！贺龙和罗瑞卿在离开哈尔滨之前，又把那里的几家军工厂的厂长和党委 书记召集在一起，再一次强调了质量对于军工产品的重要性。

他们指出：军工厂的产品质量一定要好，如果不好，会误国误民；军用产品是用于打敌人 的，质量如果不好，不仅会伤害战士的生命，还会影响战斗的胜利。

敌人每时每刻都想整我们，我们如果刀子不快，就会被敌人杀害。

11 月 18 日，贺龙一行到达沈阳。

20 日，他们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

半 年前，军委常委曾听取过一机部领导人关于这个工厂和发动机厂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汇报；贺龙还给中共中央写过专题报告。

所以，贺龙很关心该厂目前 飞机的质量。

他走进工厂总装车间的大门，指着一排排飞机，问正在检修的工人：这些飞机的质量怎么样？工人们回答说：修来修去，还是出不 了厂！贺龙看了看车间的黑板，上边质量第一四个字，是刚刚写上去的， 墙上也贴着带有质量第一四个字的标语，他摸了摸，浆糊还没有干，就转身问总工程师：飞机的质量究竟怎么样？总工程师回答说：飞机的 抖动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出厂。

贺龙没有再问什么，就直奔停机坪。

这里停放着两排银白色的米格 19 歼击机。

由于故障没有完全排除，一直停在那里。

因而这个停机坪被工人们谑称为养鸡（机）场。

贺龙望望养鸡场，心情沉重地对该厂负责人 说：关于‘质量第一’的问题，今年 1 月中央上海会议时毛主席讲过，刘主席、周总理、总书记都讲过；5 月军委又作了决定；9 月在全国国防工业电 话会议上，我直接给你们传达了。

这样三番五次他讲‘质量第一’，按理说大家应该很好的执行了。

这么多飞机摆着出不了厂，还在投料，还在追求产 值！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办？全国六亿八千万人民宁可不吃肉，不吃鸡，换回来的材料，你们却把它做成超差品，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也是架不合格的。

驻厂军事代表插 了一句。

啊？贺龙吃了一惊，上次听说那架飞机合格了，我在电话会议上 还说‘要发电报表示祝贺。

’原来是架不合格的，我们受骗了！罗瑞卿也气愤他说：你们敲锣打鼓喊着报捷，我们听了非常高 兴。

我想，外国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造飞机嘛！我见了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见了元帅们，都报告了。

大家都挺高兴，还给你们发了贺电。

没料到你们是搞假动作，瞒上啊！贺龙当即果断地决定：重新试制！不要采取改良的办法。

新的与旧的 要一刀两断，不要藕断丝连。

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第一道工序，一直到出飞机，都要严肃认真。

罗瑞卿表示赞成：对，从头做起。

新的、旧 的之间划一条线，不要搭界。

新的，按正规做法搞，重新投料；旧的，这批不合格的飞机，要考虑补救办法。

他问厂长和工程师：你们有什么打算？ 他们回答：我们就照这个指示办。

当天，贺龙一行还到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贺龙问厂长：你们对引进的外文资料消化透了没有？厂长说：前几年，引进的资料有一部分还没有开箱，试制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把亚 音速飞机发动机的零件装配到超音速飞机发动机上，结果不合格。

贺龙对厂长和党委书记说：已经造出来的，要一件一件地检验，合格 的就要，不合格的就不要。

要下这个决心。

发动机质量不好，空军就不接收。

规章制度，不该改的就不改；过去改错了的，要坚决改回来。

我们讲改革， 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也改掉了。

在技术上一定要‘先学楷书后草书’，按原来资料进行改正。

未经认真试验的不能随便改。

我说的中心 意思就这么一句：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相信你们一定能搞出合格的产品来。

离厂前，贺龙、罗瑞卿建议这个厂进行一次质量整风。

11 月 22 日，贺龙召开沈阳地区军工厂负责人汇报会，详细了解沈阳地 区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

当他听到这个地区存在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浪费时，痛惜他说：当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卡我们， 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该争口气吗？我今年 65 岁了，只要叫我管事，我还要认认真真地管。

何况你们还这样年轻，更应该争口气嘛！会 议结束时，贺龙谈了考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抓军工产品的质量，已经整 整 1年了。

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

原因在哪里？我看是领导干部的思想 问题，要整顿整顿才行。

我们回去以后，准备在北京召开一个大一点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

23 日，贺龙一行结束了在东北的视察，回到北京。

一直随同贺龙视察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后来说：贺总曾经告诉我们，毛主席说过，国内问题决定国际问题。

他勉励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争一 口气。

贺总甚至愤慨他说，我今年 65 岁了，我还要拼命于它几年，拼死就算了。

说老实话，我当时听了这些话曾流了眼泪。

尽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三令五申，要求解决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质 量第一的方针也提出半年多了，但贺龙从调查中发现，产品质量不好似乎已经成了国防工业的顽症，仅靠过去那种开会、发文件的办法已经不能 彻底扭转大跃进遗留下来的这种片面追求产值、数量，不顾产品质量的倾向了。

他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极端负责精神，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在国防 工业部门召开一次整风式的三级干部会议，来一次强烈的冲击波，降一场狂风暴雨，促使那些至今还不重视产品质量的领导干部猛醒。

1960 年 11 月 25 日，贺龙把准备在国防工业系统召开部、司（局）、厂 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28日晚， 又向毛泽东主席请示。

毛泽东同意召开这次会议，并指出：帝国主义压迫 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30 日，贺龙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的预备会议。

他说：当前国防工业的 军品质量问题很多，很严重。

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为中心，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

开会的方法是摆事实， 讲道理。

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翻出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目的不是追究谁的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

接着，他首先 自我批评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已经受到了损失。

这个损失由我向中央、军委检讨。

因为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要你们负责。

前天，富 春同志给我寄来一封信，赞成召开这样一次会，希望好好地整顿一下干部的思想和作风。

并且说，首先要推动国防工业的领导同志作检讨。

我们要 看到战争的危险还存在，要对国家的安全负责，对我国六亿八千万人民负责。

我们如果不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还象个共产党员吗？他号召与会同志整 顿好思想和作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地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好。

12 月 1 日，贺龙向周恩来报告了会议准备情况。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嘱 咐：军工产品质量确实要好好整顿。

8 日，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开幕。

根据贺龙的建议，会议在北京 工业学院主楼举办了军工劣质产品展览会（共有展品 1309 项），以期引起人们对质量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大会发言中，代表们充分肯定了 11 年来国防工业取得的成绩，同时也 揭露出了不少问题，分析了产生的原因，研究了克服的办法。

贺龙在会议中间，于 12 月 24 日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 了一份《关于国防工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

《报告》根据三级干部会上揭露出的大量事实指出，目前国防工业问题确实十分严 重。

主要是：产品质量普遍下降；军品生产任务一再延误；国防工厂基本建设的质量不好；工厂管理紊乱，事故不断，伤亡严重；浮夸、弄虚作假、瞒 上欺下之风盛行；军工厂在生产民用产品方面也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

因而国家在国防工业中的巨额投资，未获得应有的成果。

贺龙把这比喻为铸剑 成犁。

国防工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几次发言，高姿态地检查了工作 中缺点，承担了责任。

12 月 27 日，贺龙当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会议情况、会议总结的内容以及 今后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同意。

1961 年 1 月 6日，贺龙作了会议总结报告。

报告肯定了国防工业 11 年来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 了国防工业建设必须遵循的 17条准则。

准则的主要内容是：必须立足于应付 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必须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必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工业；必须随着国家独立完整的经济 体系的建立，逐步建成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做到工业配套、地区配套、产品配套；必须贯彻执行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必须贯彻质量第一， 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方针；无论是突击尖端、基本建设，都应当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必须迅速地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必须坚决贯彻勤俭办国防工业的原则；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统帅业务；必须 树立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浮夸，反对弄虚作假。

这些准则，是经过与会者集体讨论和研究后拟定的。

既是对三级干部会 议的总结，也是对建国 11 年国防工业建设诸问题的科学、系统、全面的总结，是国防工业建设长期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

它体现了贺龙对于国防工业建 设和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远见卓识。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专门就贺龙的总结发言稿进行了讨论，并由彭真等作了修改；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聂 荣臻、罗瑞卿也先后审阅并作了修改补充。

这次会议于 1961 年 1 月 7 日结束，历时 40 天。

聂荣臻当时评价此次会议说：我完全同意贺龙、罗瑞卿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在中共中央、 毛主席、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贺总亲自主持，开得很好，是我们国防工业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

军工产品的质量低劣，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军当前 的对敌斗争和对未来战争的准备，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一定能迅速扭转局 面。

这次会议，以整顿产品质量为中心，总结建国 11 年来国防工业建设的经 验教训，要求深入开展整顿干部思想和整顿产品质量的运动，对全面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生产的方针政策、纠正军工企业管理 混乱、改变浮夸作风、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会议揭问题、查原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有过激、过火现象，伤 害了一些干部。

贺龙在 4 年后提到这次会议时说：质量不好不要整吗？干部思想不对头不要整吗？会议不要开吗？实践证明那次会议开得是及时的， 有效的。

不过也有缺点。

如果把会议领导得好一点，特别是会议的领导方式好一点，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那次会我是有缺点的，你们可以批评。

1961 年 2 月，贺龙和罗荣桓一起视察部队到达南昌。

24 日贺龙住进了南 昌飞机厂，对该厂进行了 3 天调查研究。

在工厂领导人及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贺龙听取了他们关于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贯彻情况，以 及生产、基本建设和职工生活情况的汇报。

厂长说：传达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以后，干部很高兴。

贺龙说：也高兴，也失望。

失望的是生产任务不饱满，工厂吃不饱。

要和干部讲清楚， 1961 年到 1964 年，钢材品种不齐，外汇不多。

只要国民经济建设起来了，国防工业也就起来了，如果把国民经济压下去，就变成 穷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任务吃不饱，就要搞民用产品。

今天做民品，明天还要做民品。

要向职工讲清楚，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只顾军品是 不对的。

在把军品生产安排好以后，多余的力量搞民用产品，军民结合不只是军工厂和各民用工厂协作的问题。

民品生产，也要保证不出废品。

厂长 说：有的干部认为军品难搞，民品好搞。

贺龙当即指出：对于部这种松劲情绪要注意，要批评。

民品也要保证质 量，不能出次品。

无论军品和民品都要质量第一。

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军火商出的飞机、汽车，寒带、热带、亚热带都能开。

我们难道连外国军火商都 不如吗？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在寒带、热带、亚热带都能用。

因此，要教育广大干部职工，提高信心，严把质量关，做到材料进厂合格就收，不合格就 不收、不投产；工具、卡具、样板、工艺装备要检查清楚，合格就用，不合格不用。

厂长说，厂党委为贯彻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厂进行质量整 风，开展七查工作。

贺龙听了，语重心长他说：整风要坚持实事求是，有什么就整什么，是 什么就整什么，从上而下，一级一级搞。

首先把干部思想搞通。

厂级干部整风可以开党委扩大会，吸收工程师、军代表参加，要和风细雨，不要把北京 开会那一套搬来。

26 日，贺龙给{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63_1.bmp}罗瑞卿、 孙志远①、方强、赵尔陆 4人写了一封长信，通报了他视察南昌飞机厂了解到 的情况。

他在信中指出：工厂对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抓得紧并进行了初步检查，群众也还满意。

但在干部中存在着等挨整，怕负责任，以及对 提高产品质量信心不足等问题。

在生产方面，存在战线长，技术力量不足；产品种类增加，工人技术等级下降；生产任务不饱满，每天都有 2000 左右工 人停工等问题。

为了解决该厂产品积压和飞机出厂问题，贺龙建议三机部派薛少卿副部长来南昌指导帮助工作。

3 月 7 日，贺龙在杭州又给罗瑞卿等 4 人写了一封信，根据在南昌、长 沙视察发现的问题，对当前国防工业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大抓政治思想教育。

除应继续整风，贯彻三级干部会议决定的 17 条外，还应对中央的 12 条②进行深入教育；第二，大抓生产安排；第三，大抓技术力量；第四，大抓设备检修。

同年 11 月至 12 月，贺龙在广东省视察期间，组织中南局、广东省委、 广州军区主管军事工业的负责人，参观了广州地区三机部所属的黄埔造船厂、广州造船厂、无线电工厂和无线电器材厂。

12 月 18 日，贺龙再次给罗 瑞卿和孙志远写信，指出了这些厂在领导班子、企业管理、物资储备、职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三机部派出得力工作组到广州检查和帮助工 作，解决存在的问题。

贺龙四处奔波，推动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贯彻，在国防工 业系统起了很好的作用。

质量第一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国防工业建设和产品质量不好的状况有了不同程度扭转。

4 年之后，当贺龙再到西南和东 北的一些军工厂时，见到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到十分欣慰。

1965 年 4 月 13 日，贺龙、聂荣臻和四川省委书记李进泉走进 4 年前视 察过的成都飞机制造厂。

当年陪同他视察的工厂领导人和成都军区政治部钱副主任前来迎接。

贺龙听了工厂领导的汇报，很高兴。

他说：上次来，我批评了你们， 是不是有意见呀？我今天向你们道歉！厂长马诚斋怀着感激之情说：批评得对。

就是您上次来捅了两棍子，我们厂才得救了。

总工程师晋川诙谐 他说：我们厂那时像婴儿发高烧，得了小儿麻痹症，半身不遂。

我们当时提意见也解决不了。

全靠贺老总那次视察才解决了问题，工厂翻了身。

全厂 职工都非常感谢您哪！党委书记黄明说：要不是您那次下了‘推倒重来’的决心，我们厂不会有今天。

没有意见就好。

有意见就当面提。

贺龙爽快他说，走，到车间看 看去！贺龙一行兴致盎然地参观了厂区主要建筑模型、飞机模型和几项工艺、 新产品，以及总装配车间。

他问马诚斋：飞机出来了吧？马诚斋说：出① 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② 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 12 条，故简称12 条。

来了。

但是防弹钢板未过关。

贺龙问飞机质量怎么样？质量问题还 不少，基本功不过硬。

贺龙说：要保证质量啊！质量只能上升不能下降。

因为这是上天的东西，若是在空中出问题就完蛋了。

他问厂领导人：你 们现在劳动不劳动？晋川说：每星期劳动一天。

贺龙说：劳动是应该的。

要每天跟班检查质量。

脑力劳动也是劳动。

出这个飞机真是费功夫啊！ 他转身对钱副主任说：你也要抓质量啊！钱副主任笑着说：我是搞政治工作的。

贺龙笑着说：我知道。

政治工作就是要落实到质量上，否则 就是空头政治。

贺龙返京后，5 月 21 日约见孙志远，就视察中发现的航空工业质量问题 进行研究，再次嘱咐要扎扎实实搞好产品质量，千万马虎不得。

此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响。

贺龙满怀喜悦之情，听取第七机械工业部负 责人汇报发展航天工业的规划，设宴招待了参加制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专家和全体工作人员。

7 月 25 日至 8 月 16 日，贺龙又到东北视察。

26 日，他在沈阳飞机制造 厂，听厂长陆纲说，今年飞机可以超产，新技术产品也可以按计划交付。

贺龙满意他说：嗯，现在和 1960 年大不一样了。

那次我来时，这儿里里外外 都是‘鸡（机）窝’。

现在嘛，才象个飞机制造厂。

他走到刚刚组装好的一架飞机旁，抚摸着光滑平整的机身和机翼，称赞道：你们做得好！他侧身四顾，一幅写有千万不要忘记歼击机一年生产，三年返修的沉 痛教训的大标语映入眼帘。

他连说：好，好，贴在这里好。

这是谁提出来的？陆纲回答说：三机部党组的指示。

贺龙赞许地点点头：提得 好啊！8 月 4 日，贺龙再访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和飞机发动机厂。

他先到两个厂 的总装车间看了一遍，询问了生产和产品质量情况，然后到会议室，点燃一支雪茄，坐在沙发上休息。

曾经挨过他批评的工厂负责人静静地坐在一旁。

贺龙赞许他说：过去你们 3 年造不出合格的飞机，也造不出合格的发动机，我批评了你们。

如今，你们 1 个月就可以生产几架优质飞机和若干发动机，该是鼓励、表扬你们的时候了。

他表扬了工人们搞的一项可以缩短工时几倍的技术革新。

他说：还是工人聪明。

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

当工厂领导谈到正在自行研究设计新产 品时，他鼓励说：要发展生产，没有后继机型不行。

只仿造外国的，不自行设计不行。

飞机工厂要建立自己的设计队伍，要设计新机种，从改进到创 新，循序渐进。

只是仿制，跟在别人后面跑，永远追不上，还会掉队的。

贺龙怀着对国防工业的满腔热忱、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冲破 各种阻力，狠抓产品质量，锲而不舍，终于使国防工业系统生产的军品和民品，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可以信赖的形象。

建设国防工业要靠自己早在 1954 年 1 月，贺龙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曾明 确提出：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必须依靠国家重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建设来解决。

依靠外国订货只能解决临时问题，而不能解决长久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工业主要由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兵工厂和各解放区的兵工厂组成。

这些工厂设备简陋陈旧，只能生产一些轻 武器和检修重装备。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它 在国家 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占百分之二十七。

到 1959 年，建成了一批重点 工厂，国防工业初具规模，并陆续仿制了苏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和各种轻武器。

贺龙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以后，根据国际形势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的宏伟蓝图。

他 强调，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防工业体系，不能光依赖别人，要靠自己，走自力 更生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 的协议。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 同补充书，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大批图纸、计划和资料。

苏联还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原材料，大量减少成套设 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妄图压中国屈服。

在上述撕毁和废除的协议中，国防工业约占四分之一强，给中国刚起步 的国防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8 月 5 日，贺龙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议，和聂荣 臻、刘伯承、罗荣桓、薄一波、罗瑞卿、谭政以及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的负责人一起研究对策。

贺龙和与会者都认 为：没有外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对此不能估计过低。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我们不但完全可以克服 困难，而且完全可以用比过去更快的步伐前进。

苏联毁约停援，使完全依靠进口的 1691 种新型材料供应中断。

国防工业 面临着重大困难。

贺龙在会上郑重提出，我们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打破一切依赖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材料、设备问题，应该仔细摸一摸， 那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摸个水落石出。

我们面前有一堆困难，这是前进路上暂时的困难，但必须下大力量加以克服。

这是关系到能否建成现代 化国防的问题，是关系到 6 亿 8 千万人民能否挺起胸膛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完成突破关键、实现自力更生的任 务。

会议要求国防工业部门深入、细致、全面、彻底地弄清楚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存在的困难是什么？缺什么条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订出全 面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

优先安排当前最急需的、在本年度内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设法把依靠外援或进口的东西，在国内解决。

根据会议研究的问题，8 月 14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在 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

22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批转各部门贯彻执行。

在中央批转贺龙的报告以后，他开始抓落实工作。

贺龙决心使急需的材料、设备逐项落实。

他选择了一个僻静地点——北京养蜂夹道一号，以国防 工业委员会主任名义，召开新材料、新设备协作定点会议。

在 1960 年 9 月到1961 年 9 月长达 1 年多的时间里，他邀请有关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 经委、建委、冶金、化工、机械、石油、轻工、纺织等工业部的副主任、副部长以及有关司、局长等各路诸侯，开了 30 多次集体办公会议。

每次会 议都由贺龙主持。

他同大家反复协商，逐项落实急需材料和设备的研制和生产。

有一天，会议从上午 9 时一直开到下午 3 时，贺龙招待大家，吃罢饭， 他放下筷子后说：今天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苏联又卡我们，逼着我们非自力更生不可。

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可不能慢慢来。

一定要疾如星火，日夜 兼程，争取早日实现啊！说罢，他站起来，双手抱拳，极为庄重地对在座的人说：军工材料，就拜托各位了！为了坚定国防工业战线上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走自力更生道路的 信心和决心，贺龙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

他说：自力更生，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方针，在当前形势下，更为重要。

我们必须 从产品设计、试制和生产，到原材料供应，都立足国内。

仿制的目的是锻炼技术力量，积累经验，以便为独立设计和制造创造条件。

一切依赖别人，只 搞仿制，不积极培养设计力量，不积极支持自己设计的产品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在独立设计和试制过程中，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我们应该给 予积极的帮助和支持，绝不能泼冷水。

材料、资金、人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是应该出的学费。

在独立设计和试制的时候，要虚心学习一切先进经 验，认真考虑现实条件，把敢想敢干和科学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战略上藐视困难和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好地结合起来。

当前要突破材料、技术和设备 这三关。

突破这三关，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

应该大力加强培训工作，迅速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同时要加强各种新型材料、精密设备、测试 仪器的研究、试制和生产。

特别要抓紧立足于国内资源的各种新材料和代用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

1962 年 9 月，贺龙在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帝国主义和苏联都欺侮我们。

苏联卖给我们几架米格 21 飞机，给的图纸还 把重要部分抽掉几十张，不靠自力更生行吗？我们要争这口气！自力更生就是要靠这些军工厂和各有关部门。

原材料工业部门——冶金部、化工部等要 共同努力，首先是三机部要努力。

原材料、尖端产品、无线电等，都要靠自己的力量过关。

在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贺龙认为，应从组织体制止解决工厂、科研 机构、学校三结合和研究、生产、使用三结合问题。

他专门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及其所属的研究所作调查研究。

科技人员希望把研究所合到厂里去。

贺 龙说：这个意见很好。

我早就提出过几个三结合。

听了你们的意见我心中有数了，回去就为你们讲话。

厂、所合并是个大问题，贺龙觉得还应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在沈阳，他 征求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的意见，他们一致赞成。

回到北京，他又同孙志远 交换意见，孙也完全同意。

随后，贺龙就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合并问题，给罗瑞卿写一封信，通报了下去调查的情况，建议国防工业各部党委认真研 究讨论一下，把能够合并、要求合并的厂、所合一批试试。

这个方向我认为是不会错的，而且从当前技术发展需要看，这个问题越早解决越有利。

后 来，中共中央采纳了贺龙这个建议。

到 1963 年，国防工业部门许多过去不能制造的仪器设备、武器装备能够 研究制造出来了，贺龙十分高兴。

1963 年 4 月 9日，他在军工厂的领导干部 会上说：在自力更生方面，这两年成绩很大，应该鼓励。

三级干部会议时我批评了你们，今天应该鼓励。

使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有两个教员：在抗日 战争时期，国民党不给八路军发晌，迫使我们各根据地自力更生，大搞生产，搞得丰衣足食； 1960 年苏联停止援助，逼着我们非自力更生不可。

设计、 原材料、技术都要自力更生。

开始时对怎么搞，自己没有一套，最近两年已经摸到了一套，要在这个基础上巩固、提高、发展，不能满足。

我们的武器 装备，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还是海上的都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很多年，帝国主义就认为我们搞不出最新武器，我们能不发奋图强、自力更生 嘛！在贺龙主持下，1960 年 1 月，国防工业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我国国防工 业建设的建议》（草稿）。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审查这一建议时，贺龙着重指出：随着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在尽短时间内建成一 个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工业建设总的目标。

必须大搞尖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

在和平 时期，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化武器，常规武器只应作小量的制造和储备，还要军工厂腾出力量大力进行民品生产、加强科学研究、建设新厂和培训干 部，以便既能支援国民经济建设，又能早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些，不要舍不得压缩常规武器生产，有了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有了 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等新武器的制造工业，我国的国防就有了真正的可靠的基础，而常规武器的制造和储备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为了迅速突破尖端 技术，在国家经济许可的原则下，建议把国防工业部门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汇合起来，拧成一股绳。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形势严峻。

因此，贺龙反复提醒国防工业战线 和军队的干部，要顾全大局。

在考虑国防工业和军队建设需要时，应首先想到国家经济条件是否可能办得到，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

12 月，贺龙在《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再次重申：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妥善地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极为重要。

国 防工业是建立在基础工业之中的机械加工、高能化学和电子组装的综合性工业，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基础工业提供原料，国防工业也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 武器装备。

因此，就全国来说，在目前和平时期积极发展国民经济，是第一位的，发展国防工业是第二位的，也就是国防工业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 设。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①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压 缩城市人口的措施。

为了贯彻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主持下，7 月 18 日至 8 月 16 日在北戴河举行了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贺龙在开幕时说：我们常讲国防工业必须服从国家的经济建设。

这次国防工业实行调 整，就是具体的服从。

我们原来想把国防工业搞多一点，搞快一点，现在看来不行，多了的这次要退下来。

要坚决执行全国一盘棋的要求，服从国① 即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家计委的统一安排，调整军委提出的国防工业八年规划。

8 月 12 日，贺龙请周恩来向参加会议的国防工业企业的负责人讲国防工 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生产尖端武器和生产常规武器的关系。

周恩来对当前的三大任务，即第一，支援农业；第二，支援轻工业和市场；第三， 兼顾国防作了阐述。

在贺龙的影响下，国防工业部门从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定的新产品试制项目削减了百分之八十三，基本建设压缩了百分之六十 五。

由于贯彻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日渐好转。

国防工业也随之向前 发展，到 1964 年底，形成了既能生产飞机、舰艇、坦克、枪炮和无线电器材等等常规武器装备，又能生产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天器材等尖端武器和 技术装备，门类、品种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贺龙要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美好愿望。

心中装着群众六十年代初，中国处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

贺龙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不吃肉，不吃蛋，但却时刻关心着全国人民，特别是国防工业战线上广大职工的生活疾苦，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 1960 年 12 月召开的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贺龙要求各级领 导干部关心职工的生活，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

他说：人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生产的好坏决定于人。

因此，各级党委、行政和工会 领导人，除了应当经常关心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以外，还必须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

这在目前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要 千方百计搞好食堂，办好各项福利事业，保证职工的身体健康，这是当前各级党委、行政和工会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

各工厂企业要根据中央的指 示，指定一位副书记、副厂长专管安排包括家属在内的职工生活。

这是一件大事，工厂党委一定要把它做好。

同时，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劳逸结合的指 示，严格控制加班加点和过多的业余活动，精简会议，减少职工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对于最近某些工厂发生流行病的现象，必须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和 预防措施。

1961 年 2 月下旬，贺龙到南昌飞机厂观察，看到不少工人得了浮肿病， 脸色腊黄发亮，满面愁容。

他立即召集厂长、党委书记了解情况。

然后他又到工人宿舍，找工人谈心，到工厂的农场、养猪场等处调查，随后同工厂领 导人研究怎样安排好职工生活。

厂长说：工人粮食不够吃。

厂里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最多时曾达到全厂 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贺龙听后心里十分难过，问道：部队中战士的粮食可以调剂，工厂是不是也可以调剂？你们厂里空地很多，应当多种 蔬菜。

还要多喂猪，现在喂多少头？厂长答：我们现在喂了 1000 多头猪。

贺龙说：太少了！你们厂那么多职工，应多养些猪。

还要多开点荒地，把 机场周围的空地都利用起来。

多收点粮食，既可补助职工，也给农民减少些负担。

如果能做到职工平均 1 人 1 头猪，1 个人 1 个月可以吃到 3 斤肉就好了。

还要想法子喂些鸡，多搞些副食。

你们在战争年代搞过农副业生产吗？ 厂长说：我们在太行区搞过，那时搞得挺红火。

贺龙说：你们要一手抓军工生产，另一手抓农副业生产。

把农副业生 产搞好了，让职工吃饱、吃好了，浮肿病人没有了，工业生产也就好搞了。

你们厂在江西，先带个头，敢不敢？敢，我们敢！厂长、书记齐声回 答。

你们工厂党委开个会、大家商量一下，作个决定。

贺龙继续说，关心职工生活，还要把家属工作做好。

家属、小孩是职工的后方，人数比职工 多 3 倍，家属、小孩吃饱了，职工情绪也就稳定了。

你们要拿很大力量做好家属工作，这是稳定职工很重要的一环。

贺龙从南昌到长沙视察了几个军工厂。

3 月上旬，他在杭州给罗瑞卿写 了一封信，建议把大抓生活安排列为国防工业系统必须狠抓的 4 个最重 要问题之一。

回到北京以后，贺龙又建议尽快把关心职工生活的工作在国防工业系统 全面展开。

贺龙更想到了知识分子。

5 月 4 日，他同聂荣臻在听取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人汇报工作时，交侍说：要好好照顾科技人员的生活，特别是 对老知识分子，更要多加注意。

不仅要让他们本人住好吃好，对他们的家属、小孩也都要照顾好。

他说：你们去找刘仁同志①，专门和他谈一谈，要他搞 个定点供应。

我们不吃，也要他们吃好。

如果不行，可以来找我。

工作上出了成绩，要挂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出名。

6 月 9 日国防工业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生活福利工作的指示》，对做好职工生活福利工作作了 具体部署。

按照《指示》规定，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迅速行动起来，经过半年多的 努力，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

11 月份，贺龙看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 年生《关于湖南6 个工厂大抓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以后，十分高兴。

立 即给罗瑞卿写信说：这个报告，我认为很好，可以转发各国防工厂参考。

湖南的几个军工厂，今年 3 月才开始抓农副业生产，到现在就已取得了显 著成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产，解决了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

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自力更生，搞农副业生产，改善生活，不仅是必要 的，也是可能的。

我意凡是有条件的工厂，都应该下决心大抓一下农副 业生产。

由于坚恃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解决了职工的生活困难，调 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既取得了经济效益，又取得了社会效益，因而，这两手抓在国防工业系统作为传统，被延续了下来。

许多关于贺龙关心群 众，爱护人民的生动事例，也给大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国防工业系 统传为佳话。

① 时为北京中副市长。

强化武装力量建设1960 年 9 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军事工作中贯彻抓两头、带 中间的方针，即既抓解放军建设，又抓民兵建设；既抓机关，又要大力抓好基层建设。

据此，贺龙除继续抓好国防工业之外，以更多的精力抓了武装力 量建设。

1961 年初，他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相约，一同去作调查研究，检查、推动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特别是要摸一摸在国家经济暂时困 难时期，加强军队基层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保持部队稳定的情况和经验，以及民兵工作落实情况。

2 月 4 日，贺龙和罗荣桓乘火车南下。

5 日下午两点多到浦口，南京军区 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等在车站迎接。

他们利用轮渡过江的时间，向两位元帅简要汇报了南京军区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 神，在部队中进行两忆三查①和部队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当天下午，贺龙和罗荣桓看望了南京军区警卫部队的 1 个连队，了解战士们的学习、生活情 况。

6 日到上海，第二天，听取了驻沪陆、海、空三军领导人的汇报。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汇报时说，在当前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有 些家在农村的战士，对亲友没有饭吃，干部作风不好等说了一些怪话。

有些连队干部就认为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并根据战士的思想情况，把他 们分为三类。

有的还被划为落后分子。

贺龙听了马上指出：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 子。

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 2 月份，南方 5 月小麦登 场，北方到7 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罗荣桓说：在战士中不 准划类。

不要把说‘怪话’的战士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贺龙接着说：帽子不能随便戴，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

我们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耐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矛盾会激化，甚至 铤而走险，不利于部队稳定。

8 日，贺龙、罗荣桓到达杭州。

贺龙对浙江省军区和驻杭州地区陆军、 空军部队领导人说：部队的政治教育与政治思想工作，必须根据当前新形势和部队的新情况，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不能搞老一套。

因为，在现实生活 中，每天都有许多新问题出现，停顿就等于落后，尤其是特种兵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

政治思想工作应区分对象，不要一般化，一般化的政治思想 工作是没有力量的。

比如空军有飞行员，有地勤人员，有雷达兵等，对各类人员的思想工作怎么做，要摸出一套来。

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首先 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搞好政治工作的前提。

调查研究不但今天要抓，明天要抓，而是一辈子都要抓。

结束了对浙江驻军的视察，贺龙、罗荣桓于 11 日南下，13 日到达福州。

14 日是农历除夕，他们不顾旅途劳累，把福州军区的领导人请到宾馆，听取 他们关于海防斗争和民兵工作情况的汇报。

福建省地处海防前线。

那时，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岛上 的国民党军不断派飞机、舰艇进行骚扰，派特务和小股武装登陆渗透，还常常向厦门、闽江口等前沿区域和在近海作业的大陆渔船打枪打炮，斗争① 两忆是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十分尖锐。

贺龙对福州军区领导人说：加强海 防，就要搞好民兵工作。

首先你们大军区的领导干部屁股要坐到人民武装方面来，不能只抓部队那几万条枪。

要把主要的力量， 比如说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抓民兵那几十万条枪。

那么长的海岸，只靠那几个正规军防守是不行的，要靠人民武装。

不懂得这一条，也就没有真正 懂得毛泽东思想。

罗荣桓说：没有人民武装，也就谈不到积极防御。

海防主要靠民兵防守，要很好地发挥民兵的作用。

这是个战略问题，不是个战 术问题。

贺龙问：你们考虑一下，拿十分之六的力量去搞民兵，你们思想搞通搞不通？军区领导人回答：搞得通。

贺龙风趣他说：共产党 人是聪明人，但聪明人有时候也会办傻事。

民兵有几十万条枪他不去抓，眼睛只看到那几万兵。

我要是军区司令员，就亲自抓民兵。

我们是鱼，民兵是 水，你们想一想，没有水，鱼怎么能游动！因此，首先是你们军区的几个领导人思想上要搞通。

罗荣桓说：不很好抓民兵，万一发生了事情就坏了。

现在主要是思想没有转过来，总是把民兵看成小玩艺儿。

不要忘了，我们是搞人民武装起来的。

贺龙接着说：你们算算，假如福建一个省有 1600 万人，起码可以动员160 万民兵。

如果把民兵搞好，再加上正规军，这有多么大的力量！刚才罗 帅提到用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抓民兵，我说应当拿百分之六十的力量抓民兵，都是一个意思：希望你们重视民兵工作，希望下次再到你们这里来，能看到 民兵工作比现在搞得好些。

司令员、副司令员，一个去抓正规军，一个搞民兵。

你们一动，下边也就动起来了。

说到这里，他加重语气提醒军区领导 人：要懂得，不搞人民武装就是忘本，就是没有真正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

省军区更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搞人民武装上。

民兵训练不要搞那么多， 不要搞形式，不要搞会操，把各种姿势的射击和利用地形地物这两项学好就 很好了。

春节刚过，年初二（16 日）贺龙、罗荣桓从福州出发，视察驻莆田、泉 州地区的部队。

17 日，到达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厦门，听取当地驻军的汇报。

他们冒着金门国民党军炮击的危险，视察了第一线炮兵阵地，了解战士们对 武器的使用和生活情况，指示部队领导人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搞好各项战备工作，守卫好祖国的南大门。

19 日，贺龙和罗荣桓离开福建到达南昌。

江西省是福州军区的后方。

所 以，贺龙在听取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和副司令员倪南山等关于省军区情况汇报时再次强调省军区要以主要力量抓民兵。

他说：你 们军区的民兵有 6 万多条枪、2000 多挺机关枪，还有那么多子弹，比红军一、三军团的武器都多，了不起。

你们要把屁股坐到这边来——要抓民兵。

真正 的铜墙铁壁是人民么。

江西省搞民兵工作比其他省有利条件多，你们有井冈山摆在那里，不要忘了井冈山啊！你们今后主要是搞民兵。

省军区有六、七 位领导同志，起码经常得有四、五位搞民兵；军区的几千名干部，不要尽在机关里写指示、写文章，要多下去抓民兵落实工作。

南昌步兵学校是福州军区培养连、排基层干部的学校。

贺龙、罗荣桓在 视察该校时，对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领导方法等作了重要指示。

贺龙说：你们是初级学校，主要是搞思想、搞战术、搞技术和传统教育。

你们学校 的教育应该比地方学校搞得好些。

要使学员接触社会实际，看到好的和坏的，有个对比。

把学员关在学校里是教不好的，要出去走走，让他们上井冈山看看。

没有汽车就走着去，边走边做课目。

南昌暴动时有几万人，但失败了； 井冈山千把人，却成功了。

这两件事是鲜明的对比。

江西地区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在江西的部队如果教育搞不好，那要打屁股。

罗荣桓很赞成贺龙的意见，他说：上井冈山是实际教育，比在课堂上 讲要好得多，学员的印象就会很深刻。

现在讲大抓基层，在学校把连排长教好了，对抓好基层大有益处。

这次巡视，贺龙调查了南京、福州两个大军区的陆、海、空军，苏、沪、 浙、闽、赣、湘等 6 个省军区和警备区以及一些军工厂，历时近两个月。

通过这次调查，他对部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民兵工作等有了进一步了 解，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国防建设主要是抓好三件事：第一，抓好解放军的建设；第二，落实民兵工作；第三，抓紧对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和国防工业建 设。

在军队建设的两头——基层和机关中，贺龙更为关心基层建设，尤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

1962 年 10 月，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对人闽加 强东南沿海战备的原武汉军区某师的战备情况作了调查，并给贺龙送来了他写的调查报告。

这月 26 日，贺龙给刘培善复信，强调部队工作主要是把基层 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搞好。

他说：军队是要打仗的，是要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死活的。

所以，军队工作就要过得硬，不过硬是不行的。

要军队工作能 够过得硬，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没有扎扎实实的支部工作是不行的。

我们的军队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它不是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也就 是党的工作。

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党员积极的、模范的工作，很难设想能把我们的军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做到一声令下，大家视死如归。

因此， 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

所以在考核一个部队工作时，也要首先看一看他们各级党的领导如何， 支部工作如何，党员的情况如何，阶级觉悟如何，因为这是部队领导的核心，团结的核心，是部队的堡垒，对于这一环节必须抓紧。

后来，贺龙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工 作中，重点要放在基层、放在连队。

连队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是战斗中的尖刀，任何高明的战略战术，任何优良的武器装备，都要通过连队在战场上 应用，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同机关建设比较起来，连队建设更为重要。

领导机关的工作，要为连队服务。

把连队建设好，这是军队建设中最普遍、最大 量、最起作用的事情。

连队基础打好了，就能经得起任何考验，在战时就一 定能过硬。

对于军队各级领导机关的建设，贺龙认为：领导机关是军队行动的指 南。

如果领导机关搞不好，就要打瞎仗、走瞎路，无指针可依。

因此，也要认真抓好，这是军队建设的另一头。

他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议研究军兵 种和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亲自到一些军兵种、大军区机关视察，抓思想 和作风建设。

贺龙从 1962 年 12 月起，就按当时军委分工亲自抓了海军机关的建设。

他找海军主要领导人和海军党委的一些常委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1963 年 1 月中旬，他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海 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贺龙在会上对海军领导班子出现的不团结问题，特别是对李作鹏等人打击贬低别人、标榜抬高自己的恶劣行为，作了严肃的 批评。

刘伯承、徐向前对海军的建设也谈了许多重要意见。

会后，军委就海军问题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

毛泽东对此作了重要指示。

海军根据军委指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海 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的情况，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使海军的工作 在 1963年有了明显的转变。

1964 年 3 至 6 月，贺龙多次对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等表示他 对海军的进步深感欣慰。

贺龙指出：海军过去工作中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军委指示没有认真贯彻，过分强调海军特殊。

你们海军有特点，其 他军兵种也有自己的特点，特点并不是海军特有的。

最根本的、共同的是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坚决地、具体地贯彻军委指示。

要使中央、毛主席、军委 的指示结合实际具体落实，而不是借口特殊，不认真执行上级指示。

针对海军机关的实际情况，贺龙要求：首先要把班子搞好。

领导机关要解决的问 题很多，要抓住关键。

关键就是要把班子配好，搞好党委团结，这在什么时候都是第一条。

大庆油田为什么工作好，就是班子强，团结好。

要搞好党委 团结，一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地搞好团结，搞好集体领导。

但团结是有原则的，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非原则问题应相互谅解。

这一点很重要， 要向大家讲清楚；二是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

这个问题，正、副司令员，正、副政治委员都有责任。

政治机关是党的机关，要敢于坚持真理， 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

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

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

我是主张‘摸’的。

党章规定，党员 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对中央委员也可以批评。

过去海军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现在要很好地开展起来。

对过 去批评和处分错了的，领导上应当很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向他们道歉，把问题谈清楚，把这些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把工 作搞好。

贺龙还向肖劲光、苏振华提出，你们应该下去，蹲到舰上去、岛上去， 到连里、班里呆一呆。

好好把情况摸一摸。

下去不能搞官僚主义，要了解问题，解决问题。

下去一趟，怎么都要搞点东西出来，对下面有点帮助。

海军 机关要为基层服务。

要把机关搞精干一点，有些领导干部身体不好，不能做工作的就离职休养，挑选一些年轻力壮的优秀干部上来工作。

不是要搞接班 人吗？我们要搞子孙万代么！舰队、舰艇和院校也都应该是这样。

9 月中旬，贺龙在听取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汇报时，再次指示要抓好领导 机关的建设。

他说：首长对司令部要很好地抓，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司令部，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司令部要战斗化，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根据东南 沿海战备行动的经验，司令部组织上一定要精干，政治上一定要强，业务上一定要精通。

不能成为官僚机构，浮在上面。

在这一年中，贺龙在视察广州军区、空军、工程兵时也都一再强调抓好两头的重大意义。

抓两头，是贺龙在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期间 一直努力贯彻的一个重要思想。

贺龙一向注{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83_1.bmp}重干部的培养。

他认为军队是人和装备的有机组合，而在人的方面，主要的又是干 部。

因而，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对于部培养、军队院校建设，投入了很多精力。

1964 年 3 月 27 日，他在听取张宗逊汇报时说：要很好抓高等军 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工作，这两所学院办得好不好，培养出来的干部好不好，关系重大。

学校是基本建设，关系军队的建设、国家的安危，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你们应该亲自到那里去住，去 听课，细致地摸一下。

9 月中旬，贺龙在听取政治学院领导汇报时说：政治学院要研 究思想政治工作。

毛主席现在一周找政治局同志谈一两次话，就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

你们自己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好、贯彻好。

党委一定要在原则 的基础上搞好团结。

党委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自己上课教书，给学员讲为人民服务，特别要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人生观问题。

10 月 12 日，贺龙主持第四十九次军委常委会，专门研究院校问题。

叶 剑英汇报了在长沙政治学校召开的院校工作现场会议的情况以及对院校进行整风的意见。

贺龙发言说：办军事院校，必须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

全军 所有院校，包括高等军事学院，都应该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

以我为主，最根本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是用毛泽 东思想武装起来、建设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建党建军的根本。

办学数量，应根据需要，抓住重点。

需要培训多少干部，就办多少学校，不十 分需要的学校，应当合并、取消一些。

对全军儿所重点院校，要好好抓，领导要亲自抓，要花一些力量把这些学校搞好。

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更要 抓好。

领导干部要发扬光荣传统，培养好接班人。

我们要把我党我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就需要培养接班人。

但是，要下一代接 好班，首先要求我们这一代人交好班，你交班都交不好，人家怎么接好班 呢？1964 年 11 月 22 日，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的福州军区副政委廖海光和浙 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秀龙来看贺龙。

贺龙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亲切地询问他们学习的情况。

对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系统的东西。

学习毛泽东思想，就 要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主席不是讲要培养接班人吗？老干部首先要搞好自己，同时要注意培养接班人，苗子要选对选好⋯⋯廖海光、张秀龙向学院领导汇报了贺龙的谈话。

学院组织大家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并于 30 日专门派宣传部的梁唐向贺龙汇报情况。

贺龙所了汇报后说：培养干部是基本建设，你们的责任就是把全军高等 学府办好，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干部。

我们这一代斗争经验很丰富，打仗、建党、建军，几十年革命，坚定不移。

但帝国主义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 化得出结论说，到了第三、第四代就不行了。

我们的干部好的是多数，但也有极少数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高官厚禄、贪图享受、腐化堕落， 所以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因此，高等军事学院要强调我们的光荣传统。

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这是真正的优良传统。

讲到这里，贺龙十分感慨他说：过去我们大家在一起，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有钱就花，无钱不花；官兵 一致，军民一家。

现在同志间疏远了，和群众也不打成一片了，把过去的老传统丢了。

所以，高等军事学院一定要把老传统拣起来，保持发扬下去，培 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我们交班，就是要交艰苦朴素的班，交为人民服务的班，交做称职的人民勤务员的班。

贺龙还对梁唐说：你回去和李志民（学院 政委）讲，要把学院办好，就必须搞好党委的团结。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靠什么人？靠党员、靠干部。

如果执行方针政策变了样，就要受损失。

所以，搞 好党委团结很重要。

党委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就好了。

不团结，无原则，思想不统一，就无力量。

这时，贺龙伸出手，先分开五指然后握成拳头比划着说：5 个指头分开就无力量，形成拳头才有力量。

对于高等军事学 院党委的整风，贺龙说：我讲两条：第一，要坚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党章办事。

不要讲意气，不要不讲理。

思想 问题不容易一下子弄清楚，总有个认识过程。

所以，党委整风必须多花点时间，要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在党的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某些同志一时 转不过来，要等待。

第二，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教学中，要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

特别是把毛主席讲的 10 条军事原则好好地温习一下，这 10 条在革命战 争中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把《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通、学好。

贺龙的这些发言和谈话，反映了他对军队院校建设的基本思想，也反映 了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培养优秀军政干部的殷切期望。

精心备战，保卫边疆1962 年 2 月至 5 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央军委在 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编制装备会议，着重讨论了部队的战备方针、编制原则、整编方案和装备保障，并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

2 月 19 日至 3 月 6 日，贺龙参加了会议在广州举行期间的领导工作。

会议之后，林彪因病休养，军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和聂荣臻两位副主席的肩上。

1962 年是很不太平的一年。

在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反华，中 苏矛盾日趋尖锐；在国内，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困难。

从春天开始，国民党军队就从各方面加紧进行窜犯大陆东南沿海地 区的准备；中印边境局势也很紧张，印军不断调兵遣将，侵入中国境内，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

5 月上旬，贺龙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分析研究 中印边境地区形势。

根据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步步推进的势头，军委常委一致认为，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难以避免。

为了防范印军的进攻，会 议决定，立即指示西藏和新疆军区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作好应付突然事变 的准备。

为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备工作，5 月下旬，贺龙同中央军委战略委 员会领导小组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了美蒋关系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

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企图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 的指示，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加紧备战，调整部署。

与此同时，贺龙还召开有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各个国防工业部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了保证战 备需要的军工生产。

部署完毕东南沿海的战备，贺龙又着手检查中印边境的战备工作。

7 月16 日上午，他召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领导人和总参谋部有关部 的领导人研究中印边境战备问题。

贺龙指出：对部队的战备情况，总部要好好检查一下，看看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已经解决的是不是已经落实。

对 边防建设要作长期打算。

边防部队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很差。

他们为人民、为祖国忠心耿耿守卫边疆，我们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说到这里，贺龙 停了一下，对总政副主任甘泗淇说：要加强边防部队的政治工作，要根据不同特点进行工作。

贺龙又向总后参谋长胥光义交代：总后要以支援进 藏部队的精神来支援他们，搞好对边防部队的供应。

要注意保持部队的体力。

同时，要认真研究改进用于高原地带的被服、装具、炊事用具和主副食供应 办法，做到轻便坚固，经济适用，重量轻、质量高。

7 月底贺龙再次召开军委常委会，研究东南沿海和中印边境形势。

大家 认为，由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使美国与台湾蒋介石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民党军队单独搞大、中规 模的进犯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至少被推迟了。

因此，会议决定，调整东南方向的军事部署；中印边境地区则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 准备。

在东南沿海，由于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军事 冒险计划，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却愈 发紧张了。

6月份，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侵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

至 8 月底，印军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 境内设立了 9个据点，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设立了 43 个据点。

9 月 20日，印军向择绕桥的中国边防哨所射击，制造了流血事件，中印边境形势进 一步恶化。

贺龙在 9 月底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中印边境斗争的最新情况和边防部队的战备工作。

10 月 20 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

中央军 委立即命令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

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三 天（23日），贺龙和聂荣臻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境作战问题。

大 家根据两天的战况和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部署，研究了作战方案，对解决部队的后勤保障（特别是运输补给），加强战地政治工作和 群众纪律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了安排。

自卫反击作战开始后，贺龙的心也飞到了前方。

他像过去战争年代一样， 在办公室里挂上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标示出双方的态势及变化情况，以便于根据战局变化，通过总参谋部对作战部队下达指示。

至 28 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驱逐了侵入克节朗、达旺地区的印军；在 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百分之八十六的据点，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的胜利。

中国政府于 10 月 24 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 判，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

为了表明中国方面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于 28 日停止战斗行动。

但印度政府再次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并于 11 月 4 日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中印边境地区印军总兵力由 2.2 万人增至 3 万人，准备进一步 扩大边境武装冲突。

根据上述情况， 11 月上旬军委常委开会，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徐 向前等对下一步作战的兵力使用、组织指挥、战前准备、后勤保障以及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进行研究，作了具体指示，从而保证了边防部队 从 11 月 16 日至 21 日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从 22日零时起，中国 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

国民党军队在 1962 年进犯大陆的阴谋被粉碎后，不甘心失败，便变换方 式，由空中、海上派遣小股武装，对南起广东，北至山东的沿海地区，进行渗透袭扰。

为了粉碎这种袭扰破坏，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6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12 日，解放军三总部在福州召开了岛屿战备工作业务会议。

这是一次保证中央军委战略方针和全军作战计划落实的重要会议，贺龙 十分重视。

4 月上旬，他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

贺龙认为，中国的海岸线很长，岛屿多，海防任务繁 重。

要做好海防战备工作，党的领导最重要，要突出强调党的领导；要迅速解决守岛部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加强各大岛上的军队干部；各岛 都要把民兵工作搞好，进行人民战争，只靠几个军不行。

他还提出：要加强对岛屿的建设。

岛上的部队应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

要生产 粮食，解决水源，修路绿化。

大的岛屿如海南岛，还要能造子弹、手榴弹等。

只有把岛屿建设好，才能长期坚守，独立作战。

船只太少的问题也要解决。

船只要轻巧，速度快，能抗风，既能用于交通运输，又能用于作战。

杨成武汇报时提出，这次会议没有研究 1950 年解放金门岛失利的战例。

贺龙说：为什么不能研究？那是经验教训。

不能因为 某些人看法不一致就不研究。

不要爱面子，我们要的是‘里子’。

应该总结起来研究一下，作为教训来接受，以后还有可能打岛子，应该好好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

1962 年以后，新疆的边境也不安定。

1963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 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了新疆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 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

兵是练出来的1963 年 12 月下旬，叶剑英到南京军区参加推广郭兴福教学 方法①现场会以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

贺龙同意叶剑英的建议。

1964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 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

此后，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蓬勃 地开展起来。

2 月 5 日，南国羊城春意盎然。

这天，贺龙、聂荣臻、徐向前、 叶剑英 4 位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军委领导人，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州军区领导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该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评 比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

在接见时，贺龙说：兵是练出来的。

过去战争时期，我们就很重视练 兵。

如果发 100 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 50 发训练他打枪。

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 100 发子弹去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100 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

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 50 发子 弹可能打中 50 个敌人。

罗瑞卿问一个叫袁春阳的炮连班长：表演时，为什么最后一发没有命 中？袁春阳答道：炮筒打热了，影响命中率。

贺龙说：恐怕是紧张了吧！如果元帅们、将军们来一看就影响命中率，打起仗来怎么办呀！我 们不怕敌人。

袁春阳坚定地回答。

贺龙赞许地点点头说：好啊！脑子里要经常装个敌情，任谁来看，心里也不紧张，也不影响成绩。

1964 年，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全力推广郭兴福教 学方法，推动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的开展。

他亲自抓北京军区，4 至 6 月间， 先后7 次到北京军区视察。

4 月 7 日，贺龙首次观看了北京军区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中涌现出来 的尖子分队的表演。

他说：部队平时不打仗，要训练好才有战斗力。

苦练才能出精兵。

各部队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要把这些尖子的经 验普及全军。

应该把每个战士都练成这个样子，全团、全师、全军都练成这样，人人过得硬，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打胜仗。

他还强调：搞 好部队训练，先要抓好干部训练，干部训练不好，战士就训练不好。

为了进一步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4 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全 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并成立了全军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

4月下旬，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向贺龙汇报了比武计划 及所需经费、器材和弹药等。

贺龙同意了这个计划。

于是，比武的准备工作在全军展开。

北京军区为选拔参加全军比武的代表队，5 月中旬，在天津杨村召 开训练现场会，组织各部队尖子分队表演。

贺龙用了两天时间，观看尖子分队白天和夜间的几十个课目的表演。

在观看表演期间，他对在场的各① 郭兴福教学方法是南京军区某团二连的副连长郭兴福在上级帮助下总结出来的。

其主要特点是：1.善于在教学中抓活思想，发扬军事民主；2.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3.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4.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5.严格要求，一丝不 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

级领导人说：训练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不仅军训部门要 抓，作战部门、通讯部门也要抓；不仅司令部要抓，政治部、后勤部也要抓。

只有这样，训练才能搞好。

所以，这种表演，总政、总后也要看看，因为这 不光是训练问题，还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

做好政治工作，是各级干部、各级机关的首要任务。

行军有行军的政治工作，作战有作战的政治工作，政 治工作做好了，其他就好办了。

在表演时，贺龙看到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技术能手个个身手不凡， 不由得兴奋地鼓起掌来，不住地叫道：打得好！好极了！他说：把兵都练得这么好，有这样的本领，不消灭敌人才怪呢！每个分队表演之后，贺龙都要接见。

他{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92_1.bmp}亲切地拉着战土们的手，拍拍他们的肩膀，夸奖他们功夫过硬，是毛主席 的好战士，勉励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贺龙还对陪同观看表演的军区各级干部讲：目前，摆在你们各级领导人和司、政、后机关面前的，是要 研究怎样普及训练经验。

一方面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另一方面要找出你们自己的郭兴福，把你们自己的东西总结出来。

培养典型很重要，运用典型 推动工作更重要。

如果把‘尖子’经验总结出来，推广出去，把部队都练成这样，还得了啊！每个干部，尤其是军、师、团的领导干部，要好好学 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特别是‘十大军事原则’。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所以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是因为贯彻了毛主席军事思想，贯彻了‘十 大军事原则’。

在学习的时候，要钻进去，学深学透，融会贯通，才能灵活运用。

他颇有感慨他说：现在的兵真好，这样聪明，又有文化，服从命 令，遵守纪律，那一个国家也没有这样好的兵。

贺龙觉得这样的表演，应该让中央的领导人也来看看。

于是，他向周恩 来作了汇报，建议中央领导人抽空去看看部队的军事表演。

周恩来愉快地接 受了贺龙的建议。

5 月 20 日中午，周恩来、彭真、陈毅在贺龙、罗瑞卿、杨勇的陪同下， 来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夜老虎连训练、构筑防御工事等等白天和夜间课目的表演。

周恩来看完表演，兴奋地对杨勇说：你们的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

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

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

21 日上午，贺龙返回北京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北京军区尖 子分队表演的情况。

但是，没有得到回音。

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却迥然不同。

当贺龙向他汇报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后掀起的练兵热潮，以及北京军 区尖子分队的表演情况以后，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

6 月初，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这份简报很快转到贺龙那里。

他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看比武的罗瑞卿和张宗逊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请他们考虑怎样安排？罗瑞卿 同张宗逊商量后，建议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表演。

贺龙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让通知这两个军区 做好准备。

6 月 15 日和 16 日，在贺龙和罗瑞卿等人的周密组织下，北京和济南军 区的尖子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①所有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表演。

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等对表演{ewc MVIMAGE,MVIMAGE,!12300540_0594_1.bmp}分队和参加 表演的民兵高超的技术，过硬的功夫，给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在看完射击表演以后，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对贺龙说：不错么！贺龙 答道：因为主席来看，有的战士太紧张了。

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

毛泽东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 搞夜战，搞近战。

贺龙告诉他：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夜老虎连’的表演。

毛泽东问：什么叫‘夜老虎连’？贺龙说：就是专搞 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

毛泽东听后高兴他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

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

要从困难着想。

什 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

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

表演完毕后，毛泽东在十三 陵召开会议。

他对前来参观表演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他 要求地方党委注意抓军事工作。

17 日下午，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决定将毛泽东的指示， 由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立即向驻京机关高级干部传达；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未到会的军委常委传达。

毛泽东在看过北京和济南军区部队的表演后，对部队的训练尖子十分欣赏，亲自找贺龙谈了几次，指示要在全军推广尖子 的经验。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普及夜老虎连。

他指出：过去上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

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

‘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这样，打起仗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贺龙向张宗逊布置工作说：我己向毛主席说了，两三年可以把‘尖子’ 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

我是根据部队的训练情况和士兵服役年限考虑的。

今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出现了一批‘尖子’，我们要抓住‘尖子’不放。

各级领导要亲自抓，严格督促，定期检查。

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要雷厉风行，要像今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搞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很 快搞出成绩来。

贺龙特别注意纠正在军事训练和比武中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

6 月中旬，他看到总参军训部《军训简报》第 4 号上，一篇题为《练为了战，还是为了看》的文章，揭露有些部队训练中有拼凑尖子和种种弄虚作假 现象，还指出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好看，不能搞形式主义。

贺龙认为这个情况反映得很及时，意见很正确。

24 日，他对北京军区的领导人说：从 杨村到北京进行了几次大的表演。

毛主席、刘主席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① 参加观看表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李并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康生、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聂荣臻等，和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 兵种领导人。

看了，这是对大家的鼓舞和鞭策。

今后应当把兵练好，从实战需要出发，都 练出过硬的本领。

训练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培养出更多的自己的郭兴福。

8 至 10 月间，贺龙同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在北京、青岛和济南等地， 先后观看了工程兵、炮兵、空军、海军的尖子分队和山东省民兵的军事训练表演。

在观看工程兵表演时，贺龙再次强调：要做好尖子经验的推 广工作，同时，从上到下都要注意反对弄虚作假。

他说：现在各军区‘尖子’都不少，要注意保持各自的特点，注意总结经验，写出材料来。

主席看 北京和济南部队的‘尖子’表演时，最欣赏‘夜老虎连’的 3000 米越野竞走。

‘夜老虎连’每个营搞 1 个，每个团搞 3 个。

就是要搞夜战、近战， 200 米过硬⋯⋯能打，会走。

总参谋部一定要抓紧‘尖子’普及工作，要搞个规划，要快搞。

普及一定要实事求是，训练是为了打仗的，不能弄虚作假。

一 些材料说，在‘比武’后选拔‘尖子’中都有调人换枪，冒名顶替，代替操作，熏准星缺口，打不好不算等等作弊情况，名堂多着哩！全国都学解 放军，可是解放军自己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家学！三总部要带头反这个东西，部队也要反。

贺龙在青岛{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97_1.bmp}观看北海舰队汇报表演时又强调：要从难、从严、从实战情况出发训练部队。

他说：打 仗时敌人就是选坏天气来，我们平时也要选坏天气练。

在七、八级的大风浪中练过硬功夫。

在训练中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有些技术 要经常用，只有平时用好了，战时才能更熟练。

正当贺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全军推广尖子经验的时候，林彪 派他的老婆叶群带了一个 10 余人的工作组，到广州军区三七九团蹲点，假调查研究之名，搜集大比武的罪证。

这个工作组在该团蹲了 1 个来月，先 后给总政党委和林彪等军委领导人写了 4 个调查报告。

在一份题为《对三七九团一连 3 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材料中，夸张而蛊惑人心地列举了移 苗并丘，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 10 个问题。

在大比武 中，出现某些问题并不奇怪，而且贺龙和罗瑞卿在半年前就已发现并着手纠 正了。

从6 月份起，贺龙就三令五申，要求坚决反对拼凑尖子和其他种 种弄虚作假现象；反复告诫必须是练为战，不是练为看，要练过硬的真功夫。

半年来，这些问题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

叶群等把它重新提出来， 并非是为了改正推广训练尖子经验中的缺点，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叶群在另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 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

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 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最后，她危言耸听他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 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的接班人。

从此以后，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尖子表演很多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 等。

林彪派叶群下去调查，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0 年底，林彪推 行他那一套极左的政治思想，并用所谓的政治思想来冲击其他，代替一切。

贺龙、罗瑞卿等军委其他领导人大力倡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在全军展开比武活动，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显然和林彪的那套政治思想大相径庭，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这使林彪十分恼火。

他要用 所谓的突出政治，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下去。

所以，当林彪看到叶群搜集来的这些材料，听到种种流言以后，如获至宝。

一面把总政一位领 导人找去，对他说，去年军事训练时间过多，训练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影响了四个第一，要他给张宗逊传话，让张作自我批评，还让他的 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总参打电话，说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一面在《解放军报》1965 年元旦社论的讨论稿中，给 1964 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 一大堆罪名。

林彪的上述做法，矛头显然是对着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人的。

然而， 贺龙他们认为中央军委的做法是正确的。

他们光明磊落，但然处之。

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1965 年 1 月上旬，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 扩大会，总结 1964 年的工作，讨论 1965年的工作纲要。

会议由军委秘书长 罗瑞卿主持，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

会前，将叶群等人 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大家。

在总结 1964 年工作，特别是讨论如何评价军事训练时，有个别人指责 说，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

大多数与会者看了叶群的调查报告，又听了这种言论，都认为，这种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抹杀甚至全盘否定 1964 年军事训练成绩的观点是不对的。

大多数与会人员认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1964 年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第一位的，必须肯定。

在这一年中，掀起了两个学习高潮：一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一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

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大比武，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把部队广 大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有干劲、有办法、有水平、取得了很大成绩。

杨得志、杨勇等许多大军区和总部的领导人在发言时特别指出：去年我 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高度，是我军多少年来最突出、成绩最好的 1 年。

有人说去北 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也是假的。

他们打靶时 1 枪 1 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口服，怎么是假的？当然，在比武中出现了一些缺点， 但这是前进中的毛病，不仅军事训练中有，政治工作中同样有。

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是指责，泼冷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有的当面质问 那个讲军事冲击了政治的人：你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谁向林副主席这样报告，就是别有用心！这次会议原来准备只开 1 天，结果开了 4 天，大家还言犹未尽。

罗瑞卿 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到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对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满意，虚伪地表示：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

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之后，关于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的言论虽然暂时停 息了，但林彪并没有就此罢休，只是感到发难的时机还不成熟。

1 年之后，在批判罗瑞卿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贺龙时，林彪便又把大比武翻 了出来，说：1964 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

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

林彪向贺龙开刀，已经到了不择 手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