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肯尼迪政府因为比利·索尔·埃斯蒂斯利用上届政府的棉花和谷物计划操纵市场而对他提起公诉时，弗里曼毫不迟疑地把三个受了埃斯蒂斯贿赂的农业部雇员（从农业部的十万名雇员中）开除掉，而且亲自查明联邦经费并没有遭到损失。
他没有等国会进行调查就采取了行动。
当国会开始调查的时候，调查小组存心寻衅，可是当调查小组离开时，却不住地赞扬他的较为严格的管理。
弗里曼起初并不想接下管理这个臃肿部门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在本森当部长的时候，农业部的雇员人数大增，而全国农场主的人数却有所减少，以致国会半开玩笑地考虑到，该部所需要的是农场主而不是需要雇员。
肯尼迪遵照自己定下的一条规则，他的内阁中是不用竞选失败的政治家的，因此起初也并不想邀请弗里曼担任这个工作。
但是农业部长的人选很快就收缩到两个竞选失败的政治家身上了，这两个人都是由于跟肯尼迪的政见及宗教信仰一致而丢失了选票的。
他们是弗里曼和前众议员乔治·麦戈文。
肯尼迪任命弗里曼为农业部长，而把同样献身于他的麦戈文安排在白宫去负责新扩展的独立的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事务上。
这两个人都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失败主义的征象来。
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斯图尔特·尤德尔始终没有竞选失败过。
他在国会的经历促使他为了他的部门和政党的利益采取一些跟白宫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独立、大胆的行动，并发表一些跟白宫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声明，但是，这也使他能够成为总统跟国会联系的另一条渠道，并成为一个有力的竞选者及竞选顾问。
说来很巧，我首次会见弗里曼和尤德尔都是在很特别的时刻，虽然总统早在1955年无意中就和他们俩会见过了。
1959年国会休会以后，尤德尔在凌晨三时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宣布他拥护肯尼迪做总统候选人。
1960年春天汉弗莱退出竞选以后，我为了谋求获得明尼苏达州代表们的支持，在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代表大会休会以后的凌晨四时，我同奥维尔一起曾在圣保罗的简·弗里曼家的起居室里喝他家自制的热巧克力饮料。
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尤德尔曾呼吁大家拥护肯尼迪。
总而言之，肯尼迪内阁的成员是一群很有才华的人。
在就职前的那个星期天，总统在棕榈滩工作，全体阁员除了少数几个人没到场外，都聚集在阿瑟·戈德堡的家里，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的聚会，把早餐和午餐并作一顿，吃着熏鲑鱼和炸面饼卷。
我当时感到极为高兴，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少数几个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自己的一些同僚。
有些人在到达时可能还无法肯定别的出席者是些什么人，或者甚至无法肯定熏鲑鱼和炸面饼卷是些什么玩意儿。
但是从这第一次会议之后，他们就一直是一个和睦的团体，一个忠诚的团体。
没有一个人试图牺牲他的同僚或领袖的利益以增进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利益和特性从属于约翰·肯尼迪的利益和特性。
在次于阁员一级的职位上效力的具有阁员才干和能力的人，其人数之多也是不寻常的。
除了上文提到过的那些人和往后要提到的国务院内的各种各样人材以外，还包括那些不可或缺的副手或副部长，诸如国防部的吉尔帕特里克，商业部的古德曼和罗斯福，财政部的鲁萨和福勒，司法部的卡曾巴赫和农业部的墨菲等。
爱德华·R·默罗大大地改善了美国新闻署的工作，改善了它在国会以及在世界上的形象，并改善了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发言权。
宇宙航行局局长韦布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都以非凡的才能履行了他们的职务。
肯尼迪赞赏的助理部长和局长有：劳工部的埃丝特·彼得森和吉姆·雷诺兹，财政部的萨里和卡普林，司法部的马歇尔，统计局的斯卡蒙，以及国防部的万斯和尼采这些助理部长和局长。
他感到很放心地把文官事务交给梅西，地区事务交给托布里纳和霍斯基，联邦采购事务交给布延，航线事务交给哈拉比和博伊德，进出口银行的事务交给林德。
他经常就司法部副部长权限以外的法律事务同阿尔奇·考克斯商量。
他还为那些被委派在制订规章的机构里的人员的才干感到骄傲，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卡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米诺、联邦动力委员会的斯温德勒和国家劳工关系局的麦卡洛克等。
取得通力合作约翰·肯尼迪从他集合起的各式各样人材那里，吸取了他鼓励他们发表的各种不同的意见。
他也知道，这么多意志坚强的人在一起共事，不可避免会时时发生职权范围方面的冲突，这是他并不加以鼓励的。
他也几乎无须去鼓励他们。
例如，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办公室要求农业部给予它较大的独立性，农业部则要求国务院移交给它某些职权，而国务院又要求减少财政部在国际收支方面的职权。
财政部对于司法部阻碍银行合并感到恼火。
司法部发现商业部在保障民权方面软弱无力。
商业部在一些海员罢工事件上同劳工部纠缠不清。
劳工部在处理季节性农业工人的问题上又同农业部意见不一。
农业部在国立公园和国有森林问题上同内政部发生争执。
内政部指责联邦动力委员会妨碍有秩序地发展动力，而肯尼迪任命的联邦动力委员会的官员们自身也发生了分裂。
这些争端以及诸如此类的纠纷——民用航空局与海军航空兵之间，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与空军之间，陆军工程兵与农垦部队之间，国务院与商务部之间，国防部与中央情报局之间——并非都是由总统亲自解决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如此。
有些是由白宫和预算局解决的，有些是由当事者双方自行解决的。
有些则无限期地积压下去，尽管劳工部与商务部、国务院与国防部、农业部与内政部之间一贯存在的对抗状态明显地有所缓和。
肯尼迪知道如何使激动的情绪缓和与平静下来，以及何时应对相持不下的部门的观点加以抑制和平衡。
他由于了解情况比较全面，所以看得较为广阔。
肯尼迪为了使他的最高领导层保持异常的协调，作出种种努力，使每项政策都能得到主要执行者的支持——举例来说，这样他并不认为他能在军事预算问题上过分压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在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上过分压财政部长狄龙。
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
这件事与其说是个事例，不如说是个例外。
在一次讨论国际收支问题的会议结束时，总统告诫所有与会的人都要保守秘密。
财政部长狄龙嘟嘟哝哝地说，已经太迟了，让·莫内已经在巴黎谈论这些建议了，肯定是国务院把它泄漏出去的。
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对于财政部控制这方面的外交活动原已感到愤懑，听到这话，就尖锐地反唇相讥道，狄龙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莫内谈的一些建议纯属其个人见解。
总统在离开会场之前使大家都平静下来，但事后在他的办公室里却对我说道，我希望这件事并不意味着道格拉斯和乔治之间有什么恶感。
要是真有的话，那也应是本政府里发生的仅有的一次。
尽管这可能是过分乐观了，但是他的助手们为使他获致成功所作出的贡献，实际上的确促成了一种异常团结的局面，而肯尼迪也为此感到很自豪。
内阁里没有什么派系，搞阴谋更是没有的了。
当然，不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六个部的部长在古巴危机期间感到多少有点被忽视了。
那些因为减税的需要而预算遭到削减的部门，对于减税的建议是不起劲的。
那些不常受到邀请参加肯尼迪公余的社交活动的人，可能对麦克纳马拉一家和狄龙一家感到有点嫉妒，或者，如果他们本人并不感到嫉妒的话，他们的夫人无疑是会有这种想法的。
但是在政治或哲学的路线上，并没有明显的或者持续不断的分裂。
然而，要使在联邦薪俸名单上的近三百万名男女文职和军事人员形成一部运转自如的政府机器，所需要的还不只是友好情感和伙伴关系。
肯尼迪在这方面采取的三种特别的处理办法是值得一提的：（1）改组决策的行政部门；（2）各种公开声明要经过审批、要口径一致；（3）更换人员。
决策过程肯尼迪把有关外交、内政、立法和政治方面的非凡的第一手知识带进白宫，但是缺乏行政部门方面的经验。
他一向是对政策而不是对行政管理更感兴趣，后来他还承认，从当参议员到当总统，这里边可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开头的几个月中，是感到非常困难的。
他在整个任职期间，一直不断地改进各种行政程序，但是从一开头，他就反对那种把总统职务当作集体化和刻板化的东西的概念。
他没有采纳艾森豪威尔离职时的建议——设置一个政府首席部长来监督所有外事机构。
他放弃了由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象公司董事会那样集体作出决定的惯例。
他废除了白宫班子的会议和每周的内阁会议的做法。
他废除了白宫班子的金字塔式结构，还废除了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式的职务、白宫班子秘书、内阁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等。
所有这些，在肯尼迪看来都不过是在总统和负责官员之间没有必要地强加上的一些文牍工作和机构。
他废除了几十个部际委员会，那些机构的专职是就一些过时的问题提出成批的建议。
他对那些冲淡和分散了他的权力的组织体系图和指挥系统是不大重视的。
他对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建议并不感觉兴趣，因为这些建议把达成最低限度妥协的选择方案都窒息了。
相反地，他依靠非正式的会议和直接的联系——依靠总统个人的白宫工作班子、预算局和特别工作小组来为他的决策进行调查和说明问题——依靠总统的特使和总统经常的电话联系和备忘录——依靠把自己人安排在各个战略据点上。
特别是在1961年，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安全事务上，他把直接负责的或者具有第一手材料的低级官员或专家召到白宫去商谈或打电话给他们。
当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问题时，肯尼迪说，总统不能管理一个部门，但是他至少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
……政府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让公文在办公桌上搁的时间太长了。
……总统的作用之一就是设法使公文运转得快一点。
否则天塌下来的时候，你也只好等着。
有个记者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取得协调动作方面的方法比作橄榄球和篮球之间的差异。
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靠定期的战术磋商和严格的分工，而在肯尼迪的政府中，则所有的成员都在不断地行动。
肯尼迪也召开战术磋商会议，但是仅仅在必要时才召开，而且也只请必要的人参加会，即那些他需要听取其正式观点的人，或那些他希望听取其非正式意见的人。
对此，他根本不拘礼节，也不问是否有此先例。
虽然与会者由于议题不同而经常更动，但并不是随便凑合的。
在召开讨论对外政策的会议上，麦乔治·邦迪负责确保不漏掉一个有关的负责官员，不漏掉一个有关的观点。
而在召开讨论内政事务的会议上，我则力图做到这一点。
例如，如果沃尔特·赫勒和乔治·鲍尔希望就国际收支问题与总统会晤，我就设法保证狄龙接到参加会议的邀请。
总统本人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他坚持非但和各部首脑接触也和他们的下属接触一事，使他决不至于得不到中肯的意见或批评，而在关键性的最初几个月中，他和他的内阁成员都改进了使用各种渠道和使各种决定密切配合的能力。
但是肯尼迪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即任何规模大于其必要性的会议，其灵活性和机密程度都比较小，而且也不那么易于解决问题。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他召集内阁会议仅仅是因为我想我们应该开一次会了——自从上次会议以后，已经过了几星期了。
并且，除了难得的几次以外，这种会议总使他感到厌烦。
在这种会议上，他不象过去罗斯福总统那样，去同内阁成员们谈笑，征求他们在政治上的意见，建议他们自动提出各种问题来，或者在讨论时请他们一个个发表意见。
肯尼迪在这种场合是难得想这样做的。
在肯尼迪的内阁会议上，没有作出过任何重要的决定，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几项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外交事务方面。
内阁作为一个整体召开会议，大半是作为一种象征，它仅仅是提供情况，而不是讨论磋商，是帮助促进各种联络渠道的畅通，是帮助保持内阁成员的团结精神并避免使肯尼迪受到废除内阁的指责。
在会上，没有高级辩论，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说明，也没有预先分发的文件。
肯尼迪主要依靠他的内阁成员，而并不依靠作为一个组织的内阁。
与此相反，他认为……内阁全体会议……是没有必要的，难免浪费时间。
……内阁官员处理的所有这些问题全是非常专门的。
我每星期都会见全体内阁官员，但是我们不召开全体会议。
花一个上午讨论邮政局的预算，却缠住了农业部长弗里曼，这实在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农业部长有他自己的职责。
……如果问题牵涉到劳工管理，那末对我来说，与商业部长霍奇斯和劳工部长戈德堡会商会更好些。
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内阁比过去任何内阁都重要，可是内阁会议却并不重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型的正式会议也和这种情况差不太多，它们专门处理外交事务。
麦乔治·邦迪总准备一份比较有意义的议事日程，事先还分发文件，总统对这样的会议总比较感兴趣点。
他主持这种会议是十分道地的，他首先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就正在探讨的形势提供情报摘要，然后请国务卿提出他的建议，最后把问题向国防部和其他一些部摊开。
有时，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出一些次要的决定，或者装做作出实际上早就决定了的比较重要的决定。
出席会议的人数一般总保持在大大低于前几届政府的水准上，但仍然大大超出法定的要求。
他强烈地主张所有重要的决定应在只有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上作出，往往他只同他打算向其传达决定的那个官员一起讨论决定。
我们每周平均同国务卿、国防部长、麦乔治·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等开三四次会议，肯尼迪在1961年说，而人数大得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却不那么有成效。
如果有较多的一伙人在场，要决定涉及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在出现一次危机的期间或者在危机以后，总统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总比较定期地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部分原因是把它作为记录下所有负责官员的意见的一种手段，但是主要是为了制止外界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往往把政府的机构和效率等同起来。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有人问及外间传说的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立场时，他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总统的一个咨询机构。
归根到底，美国总统必须作出决定。
这是总统的决定，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也不是任何集体的决定。
他这番话一点也没有夸张，因为他常常否决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成员的决定，而且至少有一次还否决了他们全体的决定。
有些人对于肯尼迪对待组织机构的态度啧有烦言。
霍奇斯部长就公开发牢骚说，应该更多地召开内阁会议。
国务院的助手们私下抱怨说，如果在作出关键性的决策时他们不在场，那末他们的威望将蒙受损失。
腊斯克国务卿则不满地说，他不喜欢在不负任何责任的索伦森和凯森那样的人作出学究气的评论的会议上提出他的意见。
他宁愿把自己的论点只说给总统听。
不过总的说来，各部的首长都同意威拉德·沃茨的结论，即虽然没有召开大量的正式会议，总统和内阁之间……内阁官员之间两方面的联络通气全达到了异常密切的地步。
演说和声明的审批总统规定，所有重要的演说和国会证词须由白宫审批，但除了在危急时期，这个规定是难得执行的。
塞林格和他的班子以及特德·里尔登审查日常的演说稿。
邦迪和我的班子分别审查关于国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声明。
总统审查他自己的一些演说稿。
有时遇到某个敏感的问题正在举行听证会时，他便要求我们事先对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行政部门证人的所有国会证词加以协调，并在听证会进行过程中加以检查，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或是1962年的经济与税收前景等问题上就是如此做的。
这种做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国防部发表的有几篇演说就变得不十分炫耀武力。
一个国务院的助手获得通知，他不得坚持自己在民权方面的不切实际的建议。
不过这还不是一种完善的制度。
有几篇有争议的高级声明未经审批就发表了，而且没有什么方法去审批对新闻界或国会质询所作的答复。
最难审查的演说稿——而且如果不加审查，听其发表又最为危险的——就是高级军官发表的那些演说，他们的意见往往并不反映总统对于和平的看法。
在肯尼迪就职的第一个星期，海军作战部部长阿莱·伯克的一篇强烈的反苏演说被白宫把调子改得缓和了些，以免不利于RB－4侦察轰炸机飞行员的获释。
当这件事为外界知道以后，兴起了一大阵关于封住了军界嘴的喧嚷。
实际上，海军上将伯克是自动把演说稿提出来的，而且这种程序也没有什么反常。
但是有一点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确，即现役军官不应在他们的演说或国会证词中破坏最高统帅的最后决定；不应在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上混淆世界视听；不应把对部队或舆论进行政治思想的灌输作为他们公务上的一项职责。
上述最后一项的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埃德温·沃克少将对驻在德国的他的部队使用了右翼极端分子的材料。
总统在报纸上看到了沃克的狂热的指责，于是请麦克纳马拉进行调查。
1961年11月，沃克少将受到告诫并被调往太平洋后，他即辞去了军职。
肯尼迪说，保护军方，使他们不直接卷入政治，规定他们的训话要准确而无党派性，并且要求他们的正式发言反映官方的政策，这并不是什么过激的，甚至新奇的做法。
也没有对军方的言论自由或是他们坦率回答国会的质询加上任何新的限制。
但是如果一个著名的高级军界人物发表了一篇影响到对外政策或者可能影响到军事政策的演说，我认为人民——以及国外——有权指望这篇演说是代表本国政府的意见的。
……审查的目的……在于保证……政府是以一个调子发言的。
同时，肯尼迪指出，为了这一目的，他自己的演说也交给国务院和国防部去审查。
然而，斯特罗姆·瑟蒙德却乘机发动一次参议院的调查，企图把这种审查制度与对共产主义的示弱联系起来。
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一项声明说，经过再三考虑以后，他自己政府规定的审批演说的政策应予取消，这使局势更形复杂化了。
但是几位高级军官全证实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同时沃克少将的大肆咆哮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
总统相当欣慰地说，军界支持他的审批政策的最著名的人物，都是些显要的军官。
他们懂得军方和文官之间要保持正当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了那么多年，它规定由文官负责控制和承担责任……事实上，军方对这个问题似乎比有些文官更为理解。
然而军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用一个调子发言，即同他们的文官总司令同一个调子的。
有些人仍然向国会和新闻界抱怨，因为他们认为有些决定没有同他们作充分的磋商，或者被不明智地否定了。
但是，总的看来，华盛顿官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地用同一个强有力的语调在公开场合讲话。
人事更动在肯尼迪留用或任命的重要官员中，没有几个是被公开免去联邦政府职务的。
有一个身居要职的留用人员，肯尼迪的批评者，本是免职的对象，但是当肯尼迪看到邦迪的备忘录，说明按照法令只能以行为不检的名义才有希望把这位先生免职时，总统便在文件下面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批示：不要这么做——他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我们的。
肯尼迪。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不能继续胜任，那些徒有虚名和那些不具备肯尼迪同样的精力和理想的人，不是要求他们退休，就是另行安排职务。
最为突出的一次改组——被某些方面的人士称之为1961年感恩节大屠杀——发生在国务院里。
总统几乎刚一就职，就对国务院失去了信心。
他感到国务院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扼杀独创精神的惯性，而且那里的过分疲沓的倾向也使国务院显得优柔寡断。
那里意见纷纭而缺乏活力。
总统始终弄不清楚（甚至在人事变动以后，情况也仍然如此）谁是主管人员，谁明确奉派去做什么职务，以及为什么他自己的政策方针似乎一贯地遭到修改或拒不执行。
国务院的领导——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鲍尔斯和鲍尔，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巡回大使哈里曼，助理国务卿威廉斯，拉美事务协调官伯利，所有内阁官员级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显得人材济济，但其成绩却显得与此很不相称，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肯尼迪感到鲍尔斯推荐的人干得比腊斯克推荐的人出色；腊斯克感到被肯尼迪亲自指派的下属约束住了，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腊斯克就职以前就委派来了——他还受到白宫的所有助手以及为研究对外政策而调来的一些局外人的约束；鲍尔斯则认为在国务卿本人无暇顾及的行政改组工作上得不到腊斯克的支持；而沉浸在联合国一纽约的气氛中，把世界舆论看得比国内舆论更为重要的史蒂文森，却感到和华盛顿的决策失去了联系。
另外，改组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方案不仅由于指导无方而受挫，而且也由于国会——批评国际开发署人浮于事和缺乏效率的最严厉的人们——拒绝授权裁减冗员而受到影响。
其实在国际开发署中，有许多人就是通过国会的关系安插进去的。
国务院与国会、新闻界及白宫之间的关系颇为混乱。
国务院的老人都怀念地谈起艾奇逊——或者尼克松。
外事人员中有许多最辉煌的人物在麦卡锡一麦克洛德时期、在杜勒斯的一人外交时期都变得暗淡无光。
外事机构现在仍然苦于士气低落，仍然在埋怨那些放肆的非专业人员和其他机构的干预，并且仍然受到那种对每一决定都想面面顾到、从长考虑以致于往往议而不决的体制所困扰。
（不过，有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告诉肯尼迪，外事人员已经变得十分象一匹训练得不得当的马，惩罚它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坏。
）总统并不希望更换国务卿。
但是腊斯克却把行政事务推给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和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杰·琼斯（文官委员会以前的一个委员）。
切斯特·鲍尔斯喜欢探索长期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权宜之计。
正如一位观察家向总统概述的那样，腊斯克觉得使用一位副手很难，而鲍尔斯则觉得做第二号人物甚至更为困难。
总统喜欢鲍尔斯，喜欢鲍尔斯的大多数想法和他所推荐的大多数人员。
但是国务院的班子毕竟需要一个总管。
肯尼迪曾经考虑过许多人。
邦迪在1月间就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了。
萨金特·施赖弗和戴维·贝尔需要留在原职上。
鲍勃·肯尼迪担任这个职务也不合适。
阿瑟·迪安和约翰·麦克洛伊两人因为在裁军和联合国方面的工作而受到很大的尊敬，但是他们全不愿意接受固定的专任职务。
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鲍伊一向主要是位思想家而不是个行政人员。
最后，解决的办法很清楚，就象也许早就应该很清楚的那样：把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经济事务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提升为第二号人物。
但是1961年夏季。
关于即将重新安排鲍尔斯工作的消息过早地传了出去，使鲍尔斯的政敌全很高兴，他们错误地以为这是总统透露给他的专栏作家朋友的。
这一来反而推迟了鲍尔斯的坏运。
外交机构中的某几派人、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五角大楼的将领和右翼报刊的社论都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在反对鲍尔斯。
他们批评鲍尔斯太软弱、太天真，或者说他在猪湾事件中力图推卸失败的责任。
肯尼迪却没有被这种批评中的任何一条所打动。
与此同时，鲍尔斯在新闻界、党内和政府中的一些支持者（有些人管他们叫作：切特集团①）出于同样毫不相干的理由，开始向总统施加压力，要总统留住鲍尔斯。
鲍尔斯本人则不理睬各种暗示和机会去要求重新安排其职务，以表示对总统忠诚。
①切特是切斯特的昵称。
——译者肯尼迪让争吵自动平息下去，但是他开始较多地依赖鲍尔而不是依赖鲍尔斯。
虽然鲍尔同样没有多少时间或多大愿望担任国务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在重要间题上他却能给总统较为及时的帮助。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在赞扬鲍尔斯的同时，说明了他的意图，即为了使国务院的机构和人员效率更高些……如果我得出结论，鲍尔斯先生在另一个负责岗位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末我将毫不犹豫地要求他这样做。
到11月下旬，肯尼迪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作出一系列严守秘密、速战速决的人事更动，以便使人员与职务更为相称。
迪克·古德温在拉美问题上的干劲和沃尔特·罗斯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通盘规划，全属于国务院而不属于白宫的职权范围，而国务院在这方面也正好是薄弱的环节。
弗雷德·达顿在白宫没有获得一个一展所长的固定工作，这时接下了国务院内处理同国会的令人遗憾的关系这一工作（他在国务院干得很出色，尽管那些比较胆小的官僚继续按照一贯的做法，向控制着财政的议员讨好迁就）。
总统知道艾夫里尔·哈里曼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比约翰·昆西·亚当斯①以后的任何人都多，而他作为无任所大使的成就（等地抑制了傲气，带上一个助听器后）远远超出了总统的预料。
这时他同意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因为远东的老挝、越南、赤色中国和福摩萨②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
罗斯托将取代腊斯克派的乔治·麦吉的职位，麦吉去接替鲍尔的职位（后来他由哈里曼所接替），鲍尔接替鲍尔斯的职位，而鲍尔斯则将获得一个特别大使或巡回大使的职务。
①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
——译者②即我国的台湾省。
——译者很明显，这一连串人事变动全是因鲍尔斯的调动引起的。
总统担心鲍尔斯在辞职时会大吵大闹，于是吩咐我在腊斯克把这消息告诉他以后，稍许安抚他一下，就象一个\'自由派人士\'对待另一个\'自由派人士\'那样。
我喜欢切特·鲍尔斯和他对驻外机关事务局及其所需人员的看法。
自从1959年以后，我就一直与鲍尔斯保持联系。
向每个被调动职务的人宣布调动的消息是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日下午。
腊斯克由于对鲍尔斯的反应感到很关心，赶到我家里来找我——我一直在家等待着——他敦促我立即去见副国务卿。
在国务院那座几乎空荡荡的新办公大楼中，我找到了鲍尔斯，他郁郁不乐地独自坐在办公室里。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对肯尼迪、对腊斯克、对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愤怒。
他不打算再接受任何职务。
他说，他是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
他一直忠心耿耿，而人家却对他不忠实。
他要辞职并把自己的想法全讲出来。
我和鲍尔斯进行了谈话。
我代表总统对切特的心情表示同情。
我拒绝了他的种种威胁，分担了他的痛苦，我对他所作出的贡献表示钦佩。
天越来越黑，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站起来去开灯。
塞林格预先安排的在海恩尼斯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将开始。
在这次会上，人事变动必须在消息走漏出去之前予以宣布。
我们不停地谈了下去。
最后，我们终于谈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鲍尔斯将成为具有威信的白宫班子的一员，担任总统的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和顾问，具有大使的级别。
他的薪给将予以提高，以反映他的职责的提升。
他将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使用白宫的轿车并可在白宫餐厅用膳。
他将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
这不是一个实职，这一点后来大家全都明白。
鲍尔斯还是回到印度去当大使合适得多，在1963年中期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一退休，他马上就去接任了。
他在这个职位上忠于职守、声誉卓著。
但是在1961年11月他就任总统的亚非拉事务特别代表和顾问一职，毕竟保全了他的面子并防止了发生争吵。
鲍尔斯接受了这个职务。
总统将在次日的私人谈话中把这件事确定下来，他对此也很满意。
塞林格宣布了这个消息。
所有那些在几个月以前对可能调动鲍尔斯职务的前景进行抨击的人，也无法有力地反对这一安排。
总统颇感兴趣地看待我奉派到自由派人士那里去作说客的这一任务，他说：干得很漂亮，特德——这是自从你参加密执安州代表团以来干得最出色的工作。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