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并不喜欢数学，可是在我结识他的那些年里，他却花了大量时间从事计算。
1960年7月之前，他在计算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结果他以微弱的多数当选。
1960年7月至11月，他又在计算选票，并再一次获得微弱的多数。
1960年11月以后，他在计算国会的票数，但这次他未能使两院的总数对他有利。
他在第八十六届国会中的经验，特别是1960年8月全国代表大会后的那一届糟糕的会议期间，使他明白民主党必须在两院取得更大的多数，才能通过1960年被搁浅的一些法案（法案常常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就搁浅了，有时是使用了否决权的，有时则是威胁要用否决权）——包括住房、教育、最低限度工资、不景气地区、公民权以及医疗照顾等法案。
但在1960年的国会选举中，更大的多数席位并不是唾手可得的。
本世纪以来，一个政党获得了总统的职位，却未能在国会里取得优势，这种情况尚属初次。
在参议院，民主党只失掉了一席。
但是在众议院，共和党失去七席，同时却从民主党手中夺取了二十九席，而这二十九个民主党人全都属于肯尼迪的革新派。
于1958年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获得大胜期间，这二十九个选区中的二十个曾以不到2．5％的多数选票为该党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其中大部分地区里新教徒占绝对优势；这一次在本世纪最势均力敌的总统竞选中它们又为尼克松所夺走。
然而民主党在两院中的席位名义上仍占多数：众议院262对174，参议院65对35。
北部和西部赞同肯尼迪纲领的民主党人在他们党的席位中也仍占多数。
但在两院，特别是在众议院中，他们拥有的全部票数却居于少数。
在停滞不前的第八十六届国会中，他们在众议院的人数还是大大超过共和党人。
但在第八十七届国会中（这是自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的第八十三届以来最保守的一届国会），情况正好相反。
力量的对比看来决定性地倒向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结成的保守联盟一边，这个联盟自1937年后曾经有效地阻挡住四位总统所提出的许多进步法案。
当选总统在棕榈滩同林登·约翰逊和民主党国会领袖检讨了这些令人忧郁的数字后，决定在控制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问题上，同保守联盟立即进行实力摊牌。
从1937年以来，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就处于保守联盟的支配之下，特别是近年来为该会诡计多端的主席弗吉尼亚州的霍华德·史密斯所控制，这个委员会在8月间始终是肯尼迪一约翰逊法案的主要障碍。
除非史密斯委员会作出一项裁决，否则众议院委员会提出的法案就不能以正常形式由众议院全体会议加以考虑，而两院以不同形式通过的法案也不能发交两院联席委员会去加以考虑。
有许多法案根本得不到它的裁决，另有一些法案在长期延搁之后才得到一项已裁决，而且已附加上一些条件或作了一些修正。
虽然民主党在该委员会以八票对四票占多数，但不论是史密斯或密西西比州有地位的民主党人威廉·科尔默，他们都没有支持过肯尼迪的竞选运动，更没有支持过他的纲领，所以他们的两票加上保守的共和党成员的四对六名忠诚的民主党人在多数重要问题上形成了6：6平局。
用总统的话来说，这保证可以使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不至于提到国会的全体会议上去。
我们的整个纲领就会受到阉割。
这次摊牌已酝酿了多年，因为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感到同史密斯、科尔默和那几个共和党成员打交道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议长提请新总统不要介入这场斗争后，就从众议院自由派手里接过了控制权。
雷伯恩威胁要把科尔默从该委员会里清洗出去，因为科尔默在密西西比州支持反肯尼迪的选举团，由此雷伯恩便使南方人得到一个印象，认为他是当真会这样做的。
（对南方人来说，资历制度是实力的最神圣的源泉。
）温和的南方领袖要求雷伯恩给予妥协。
雷伯恩并没有把支持艾森豪威尔的黑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清洗出去，也没有把被判有罪的其他成员清洗出去。
如果他单单清洗一个科尔默，就会引起南方人的极大愤慨，这样往后肯尼迪的法案就没有一项会获得通过了。
雷伯恩本来深知这些情况，于是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暂时在规则委员会里增加两个民主党人和一个共和党人，这样就使得多数法案可以以8票对7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温和派欣然同意了，但这尚需全体议员来表决。
共和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宣布他的党对此表示正式反对。
战斗仍在继续。
雷伯恩运用了他所支配的一切力量。
肯尼迪几乎不能再不过问了。
在众议院民主党核心会议上，雷伯恩的提议得到了支持。
肯尼迪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虽然宪法规定这是众议院的事，但是尽人皆知，我坚信众议员们应该有机会……就我们所要提出的政纲进行表决，而不应只是规则委员会委员才可投票。
……但是责任在议员身上。
……我不过以一个关心此事的公民身份发表我个人的看法。
副总统、司法部长、商务部长、内政部长和其他内阁成员，特别是白宫助理拉里·奥布赖恩，运用了新政府所能施展的一切影响——封官许愿、笼络感情、实施竞选时的种种保证以及采取各式各样的联邦政府的行动。
雷伯恩和他的副手竭力争取表决时的每一张票，把这位深受尊敬的议长个人的威望都押到这次投票的结果上去了。
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农业局的院外活动分子发动了一场反对这一变革的信件攻势，劳工、自由派和民权运动的院外鼓吹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采取了行动。
这场紧张的明争暗斗越演越烈。
表决推迟到总统提出第一个国情咨文后的一天举行，指望总统的雄辩口才和克制精神能够把骑墙派争取过来。
他们还恳请南方的温和派和共和党人不要在总统刚要开始工作之际便来拆他的台，也不要在议长的最为重大的一次斗争中出他的丑，更不要在关键时刻使国家陷入困境。
总统在最后时刻打了好几个电话。
副总统则敦促得克萨斯人站在他们的同僚一边。
议长在投票之前发表了一篇罕有的情绪激昂的演说。
那项建议终于以217票对212票获得通过。
总统在尔后的几个月里多次指出，靠了支持我们的全部力量，靠了雷伯恩以他自己的声誉作为赌注，靠了一个新总统所能施加的全部压力和他所能发出的一切呼吁，我们才以五票之差取得了胜利。
你由此便可以看出我们顶的风浪有多大。
六十四个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他们的总统。
只有二十二个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他，其中有十七个人是来自他竞选获胜的那些州的。
要是没有南方民主党人三分之一以上的赞成票和共和党人八分之一以上的赞成票，总统本来根本不可能获胜。
道理是很清楚的。
除非设法从约七十名并非在各项问题上都不妥协的南方人或共和党人中获得四十到六十票，或他们两方合起来的四十到六十票，否则任何法案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参议院的情况比较好些，尽管进步的民主党人在那里所占的票数实际上还不到百分之五十。
总统和参议院领袖决定不干预一场限制议员阻挠议案通过的斗争。
阻挠议案通过者的主要损害仅限于民权法案，而这些法案看来无论如何是通不过的。
同时，新就任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也反对在那个时候进行这场斗争，因为他确信这场斗争不会获胜，而西部和南部的参议员反会对总统的干预产生反感。
总统在同两院保守联盟连续不断的对抗中，不能树敌过多。
他不能在每一次斗争中都施加他在规则委员会唱名表决时所施加过的同样压力。
正如专家们预言的那样，只有他的住房法案有希望通过。
靠了最后关头的七票的多数众议院才通过了他的紧急农场法案，但以一票之差否决了他的最低限度工资法案（这次失败他后来挽回过来了）。
共和党人嘲笑肯尼迪不会利用民主党的多数，但总统对于南方民主党人背离所造成的每次表决的紧张斗争的局面毫不隐讳。
总统说：你可以把法案内容冲淡，使它们通过，再不然你可以提出一些本身不会引起特殊争议的法案来……但是……对于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要获得可以使法案通过的多数，我们就遇到很大的困难。
然而，如同西奥多·怀特所指出的：实际上，获得批准成为法律的新法案，现在要比三十年代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候全多。
在三年里，区区几票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加速公共工程法案就是以一票之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
1962年的农场法案旨在扭转那种荒谬的（即便不是可耻的）增加农场津贴和公积金的问题（因为当时农场和农场主总数已日见减少），它在众议院表决时就因为仅仅少了五票而未获通过，只有一个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它（这个共和党人没有再次当选，后来奉派在农业部里工作）。
在所有因为几票之差而遭到否决的法案中，医疗照顾法案的失败最使肯尼迪沮丧。
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一项计划，旨在使美国男女工人在社会保险制度下，自己出钱参加老年健康保险，以免一旦失业，把积蓄花光后，不得不依赖公家或私人的慈善救济。
总统在竞选运动中曾大力主张通过这个法案。
他曾根据一个临时工作班子的报告把该法案重新改写了一下。
在一次早餐会上他对国会领袖们说，他自己父亲住院治疗的费用使他更加认识到，不太富裕的人要负担这笔费用是办不到的。
三年来，他一直在寻求多得到一、二票，使这项法案可以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通过。
三年来，他还一直钉着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但是威尔伯·米尔斯主席手头已堆满了政府提出的其他法案需要处理。
尽管他暂时反对这个法案，但在肯尼迪政府刚就任时他就对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说（麦考马克在早餐会上向总统作了如下的汇报），如果给他时间，可以想出一个办法来，最好由参议院将这项法案附加在众议院通过的某项法案中，然后在联席会议上提出讨论。
肯尼迪也希望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后，众议院就较有可能予以通过了。
由于把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作为目标，双方在医疗照顾法案的斗争中施加的压力都逐渐加强了。
由于1961年的国会议事日程上排满了反经济衰退的立法，这项法案成了1962年优先考虑的一个项目。
总统希望在秋季国会选举之前投票表决。
在多次记者招待会上和讲话中，他强烈地支持这个法案。
他嘲笑美国医学协会的攻击莫名其妙，并会见了一批支持他的立场的著名内科医生。
1962年5月20日，全国电视广播转播了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个规模盛大的老年公民集会上发表的演说。
这是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政治演说，说得响亮，掌声雷动。
但是总统忘记了在竞选中得到的教训，即在一个广阔的场所鼓动大群拥护他的人和说服呆在家里持怀疑态度的电视观众，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法。
他已经得到老年公民的支持了，这时需要取得呆在家里的电视观众更多的支持，但是这篇演说却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美国医学协会次日晚间作了猛烈的反击（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读了他们的声明，他们大概很反对这个法案），接着又以公开信方式作了进一步的交锋。
同时该会对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也施加了新的压力，希望它改变态度。
但是真正较量的场所则在参议院。
7月初，众议院通过的公共福利法案成了医疗照顾计划修正案的一个合适的媒介。
7月2日，参议院开始进行一般性辩论。
一连三个星期二的上午（7月3日、10日和17日），国会领袖和总统共进早餐时主要讨论的事项，就是有关这项法案的策略和对赞成票票数的估计。
在上届国会里，这项法案在参议院曾以51票对44票没有获得通过。
现在参议院里多了一个共和党人，少了一个民主党人，而且可以拉过来的票数又极少。
例如卫生法案的主要倡议者之一，亚拉巴马州的温和的利斯特·希尔就受到医生们极大的压力，他把他的温和的同事约翰·斯帕克曼也拉着和他站在一起。
总统个人的朋友，1953年总统结婚时的傧相乔治·斯马瑟斯则很明白美国医学协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势力。
（我在白宫的一个同僚评论说：自从杰克·肯尼迪结婚以来，斯马瑟斯就没有支持过他！）温和的俄克拉何马州的迈克·蒙罗尼觉得有责任同他的同事鲍勃·克尔站在一起，克尔是个权势恒赫的参议员，也是反对医疗照顾法案的势力在参议院的代理人。
尽管如此，7月10日奥布赖恩却报告说，清点人数的结果表明可以以51票对49票取胜。
至少有四名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和一名南方民主党人将改变他们在1960年所持的反对态度。
7月17日举行投票的那天，他又报告了新的估计：至多不过是50对50，因为参议员伦道夫有些顾虑。
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伦道夫的顾虑之一是，担心医疗照顾法案的争论会使公共福利法案遭到失败，而该法案中包含着与他的州有关的一些重要的规定。
同时，他还对反对医疗照顾法案的人承担了义务，说他将改变196o年支持这项法案的立场，以换取拨给西弗吉尼亚州更多的福利补助。
坚定地支持医疗照顾法案的有四十八票。
如果伦道夫也支持，那么卡尔·海登出于对党的忠诚也会支持。
这样，就有五十票，加上副总统约翰逊的一票，就可以打破僵局，使这项法案得以通过了。
总统找伦道夫谈话。
他还安排好同西弗吉尼亚州和全国的政党领袖、劳工领袖及福利团体领袖谈话。
压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并不成功。
伦道夫站在那些主张把医疗照顾修正案搁置起来的人一边投了票，参议员海登等到最后时刻也这样投了票，而且，除了五个联名提出修正案的共和党人以外，其余的共和党人也都这样投了票。
结果，这项法案以52票对48票未获通过。
总统立即走上电视台宣布，这个对美国所有家庭说来最严重的失败将成为秋季竞选中的关键问题。
（他还指示他的预算局局长通知伦道夫，伦道夫提出的一项代价高昂又有争议的计划已从预算中砍掉了，尽管我深信参议员克尔从其他渠道可以为西弗吉尼亚州弄到比我们所能另行安排的更多的经费。
）后来，第八十七届和第八十八届国会通过的卫生法案，比历史上任何两届国会所通过的全多，最突出的有关于精神病、精神迟钝、医学院、毒品安全、医院建设以及空气和用水的污染等方面的法案，但是总统对这次失败所引起的失望情绪始终未能释然于怀。
肯尼迪与国会对立还在规则委员会的那场斗争之前，以及在其后的医疗照顾法案和其他法案遭到挫败之前，总统和国会之间就相互猜疑了。
双方互不信任的根源不仅是票数和思想意识问题。
它还标志着政府的两个不同部门之间和两代不同的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
假使约翰·肯尼迪的公职生活一直是在众议院度过的，或者假使他在1960年以后还呆在参议院里，那么到1963年他本来会置身于那20％到25％的出人头地的民主党议员中的，这些人的年资通常使他们能在参众两院里担任有影响的职位。
可是他并未如此。
资历制度把许多对他的政纲的大部分内容很不友好，并且年龄和他父亲一样老或更老的人提升到两院中最有权势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去了。
众议员的平均年龄比总统大十岁，而参议员的平均年龄则更大。
他们大多数人全把杰克·肯尼迪看作是他们立法机构中的一个比较年轻、任职期较短的成员。
他们对肯尼迪并不象对他周围那些活跃的青年人那么猜忌，他们彼此之间争辩不休，把他的计划搁置一边也并不感到于心不安。
参众两院之间无聊的争执日益增多，拖延了法案的通过，并弄得大家疲惫不堪，其中最糟的一次就是八十四岁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海登和八十三岁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坎农两人之间的争吵。
他们为了由谁召集两院联席会议以及在何时何地召集该会议的问题吵闹不休，而把肯尼迪提出的1962年预算搁置了三个月。
肯尼迪是一百年里既在参议院又在众议院当过议员的第一个总统，这是他很有利时条件。
尽管如此，他（特别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里）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也许他对那些前一年地位还比他高的人太敬重了。
虽然他在就职后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把与会的议员称为他在华盛顿最老的朋友，但他知道，同他们比起来他自己终究资历太浅，太自由派，太直言不讳了，并且遇事也总操之过急，因此不可能被接纳进他们的核心圈子中去。
而他们也知道，总统与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并且同另一类朋友似乎比较合得来。
总统曾多次努力试图填平这种鸿沟，可是看来徒劳无益。
例如，作为一次不寻常的致敬表示，总统乘直升飞机去参加了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哈里·伯德一年一度的生日野餐会。
但这并没有能阻止伯德在下一年的野餐会上大声批评说，供总统使用的飞机和其他昂贵的交通工具数量太多，太铺张浪费了。
有一天总统沉思着对我说，假如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得在七十岁退休，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然后他便一口气列举出那些经常和他为难的国会领袖和外国领袖的姓名来。
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他对于艾森豪威尔根据葛底斯堡的那项保证①提出的改革建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任期应有限度——持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这类建议我在总统任满以后也会提出，但不会在现在提出。
①指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提出的所谓民有、民治、民享。
他知道他缺乏足够的票数以通过他的任何一项彻底改革的计划，因此无法在参众两院使多数党得以贯彻它的意志。
同时，过去改革的成绩并不理想，使他对大多数新的改革建议都抱怀疑的态度。
他的司法部确曾强有力地干预了最高法院处理的议员席位重新分配问题的案件，希望最终能削弱乡村地区的保守分子对众议院的控制。
然而，正如196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他办公室里谈话时他所说的，任何改革也无法结束当时存在于国会和白宫之间的根本敌对的状态。
他列举出的理由是：1．国会山上大多数民主党人以前当议员时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党在白宫执政。
根据惯例和宪法，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选区和州，而不是全国的利益。
他们没有在行政部门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却把你们这伙人看作是无能之辈，因为你们从未竞选过公职。
而且有些人还认为反对我要比跟着我走更能引人注意。
2．对党的忠诚和责任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首先必须顾到自己。
他们（众议员）今年都要竞选——就算我有这意思，我也不会去，也不可能去伤害他们大多数人。
他们大多数人在上次竞选中都跑在我的前面，并且大多数都是支持提名赛明顿或林登·约翰逊的。
他们以为我使他们在贸易、民权或教区学校等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又几乎帮不了他们什么忙。
3．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不象在艾森豪威尔时代那样重要了，参议院里尤其是如此。
公众的注意力目前大多已转移到了这里，他们自身根本没有得到多少声誉。
每当我要他们在援助、贸易或税收方面给我更多的权力时，他们便认为我侵犯了他们的特权。
（我插话说：他们也许是对的！）不久之后他公开地说：坐在这里（白宫）来看，国会显得比我当参议院中百名议员之一时权力更大了。
……从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端看到另一端，我看着国会的集聚起来的力量……那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科益和观点。
……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肯尼迪拒绝把立法工作交给立法部门单独去搞而使这种冲突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了。
他详细制订出自己的立法计划，并且鼓动公众和个人为他的立法计划施加压力。
没有一项重大的法案不是事先后到他同意后。
才由他的内阁向国会提出或由国会通过，送给他签署的。
他否决掉他不喜欢的一些次要的法案，扣住他所不需要的拨款，不理睬他认为违反宪法的那些限制性修正案，并且为通不过的法案临时采取行政行动。
例如，国会明文规定，联邦政府雇员不在1961年最低限度工资增加的范围以内，同时私商雇用的洗衣工人也没有列入这个范围，但是总统却指示行政机构各负责人务使联邦雇员，包括洗衣工人在内，全领取新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
例如，当国会把设置联邦艺术顾问委员会的一项议案打入冷宫后，他就下行政命令设置了一个这种委员会。
例如，他甚至在请求国会通过授权法案以前，就利用各种资金和权力以行政命令创设了和平队，结果当国会在大约六个月后通过该项立法时，和平队的工作早已全面展开了。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每二项重要的国际协定都送交参议院作为一项正式的长期的条约请求批准，从而冒不必要的拖延和可能遭否决的风险。
对于重大的外交政策的动议，他也没有遵照艾森豪威尔的先例，请求国会作出批准的决定。
他也没有经参议院确认就派遣私人和官方顾问到国外去执行重大的使命，他派卢修斯·克莱以大使身份在柏林驻了七个月，还把马克斯韦尔·泰勒安插在他本人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
他对应召就行政部门还未作决定的一项公务作证的一个职业官员说：告诉他们说你病了，下星期才能去出席。
他行使行政部门的特权，制止国会的调查人员对国务院和国防部文职人员就他们在誊清演说稿时所作的个别删改而纠缠不以他还抵制有权势的国会委员会主席在退伍军人年金、研究和防务等费用上，强行增加不必要的预算的尝试。
增加防务经费（特别是增加制造B-70型飞机经费）的争端，于1962年3月使这两个部门几乎正面冲突起来。
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赞同空军和工业界在制造新式的RS-70型飞机这一同样毫无把握的项目上所施加的压力，试图阻挠总统再次扣住超出其请求所拨出的款项。
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故意在这项车事授权法案的措词上做手脚，指示五角大楼在RS-70型飞机的项目上使用近五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总统要求的数目的三倍），借以反映出他们对于总统不重视有人驾驶的飞机和无视国会意志所感到的愤懑。
报告不仅指示，并且命令、授权和规定将该款全数用掉，同时还指出：如果本文措词构成国会是否有权如此授权的一次考验，那么就来考验一下……（因为）国会在决定国策、防务或其他方面的作用这些年来已经日益减退了。
麦克纳马拉敦促总统为反对这种措词而战斗。
民主党领袖们则敦促他不要与文森纠缠不清。
总统的法律顾问们告诉他，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他可以根据宪法上分权的原则，不去理会它的措词。
奥布顿恩劝他说，同文森在国会中进行任何战斗都会输掉的，并且在将来的斗争中代价也太大。
肯尼迪采取了他的顾问们认为是不可行的一条途径：由他去劝说文森撤回这段措词。
他邀请这个沼泽地里的狐狸在辩论前的那天下午到白宫来个别聊聊，并到花园里去一起散步。
卡尔大叔，他当时这么说，使用这种语言以及我对它采取不理会的态度，这只会伤害我们的感情，伤害我们的国家。
让我来写一封信给你，使我们俩都摆脱掉这一分歧吧。
那天下午，我和麦克纳马拉就起草了那封信。
随后，我和奥布赖恩立即把信稿拿到文森的办公室去。
我们无法知道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那封信强烈地重申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敦促删除指示字样，同时仅仅答应按照相互礼让的原则重新研究RS-70型飞机这一项目。
①但是文森却很喜欢这封信，正式信件当天晚上就送出了。
第二天，聚集起来准备在国会展开一场激烈的反行政部门斗争的议员们，听到文森及其委员会温顺地撤回那段考验云云的词句不禁大失所望。
总统不愿显得扬扬自得，只是说，如果每一部门都把自己的权力用到了极限，那就弄得乱了套了。
争取国会①政府对这个项目重新作了研究，但是始终没有在B-7O型或RS-70型飞机上使用额外的经费。
再者，文森是总统倚恃的主要的南方领袖之一。
规则委员会的斗争已清楚表明，没有南方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的大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在激烈争议的法案上取胜。
肯尼迪着手谋求双方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在每一个法案上建立他自己的不同的联盟。
南方民主党人比较关心他们的保守派主宰的预选，而对劳工问题和民权问题的院外活动集团，党的全国委员会，甚至对总统帮助他们竞选议员的诺言都视若等闲。
1961年以前，南方十一个州的九十九名民主党议员经常总有至少四分之三，往往是六分之五投票反对他们的党，但是通过众议院里文森和其他老朋友的工作，通过参议院里克尔和斯马瑟斯的工作，通过总统自己班子里奥布赖恩和亨利·威尔逊的工作，肯尼迪在五个重大争端中有四个获得了多数南方人的支持。
投桃要报李。
在1961-1962年间，肯尼迪集中精力采取行政措施以维护民权。
他增加了棉花、稻米、花生和烟草的价格补贴。
他对经济不景气地区法案和加速公共工程法案全增添上过分扩大了的农业援助条款。
《民主的熔炉》一书的作者以及华盛顿众议院事务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内尔·麦克内尔写信对我说：肯尼迪总统与国会打交道方面最使我惊讶的是，他竟能把那些在保守派阵营里彷徨了二十五年的南方人拉到他的阵营里来。
这方面的工作在1961年底就已扎扎实实地在进行了，到1962年那一届国会期间则大功告成，直到1963年争取民权的动乱开始吓坏那些南方议员以后，这种关系才遭到侵蚀。
我之所以谈及这件事，仅仅因为我们这里某些最有造诣的观察家现在全在说，肯尼迪不知道如何同国会打交道。
……这种话显然是胡说八道，这一点我相信你是深知的。
肯尼迪对民主党人的拉拢不可能只限于南方人。
他在他的演讲、旅行、邀请人到白宫赴宴和参加仪式、官职的安排以及邀请人到总统包厢里就坐等方面，都对他所赞赏或要争取的所有投票人，作出了优待的表示。
对于面临预选竞争的有助于他的议员，他不能公开有所偏袒，只好写一封信给他们表示赞赏。
他在办公室里与国会各委员会的民主党人主席交换意见，有时候还与某个委员会的全体民主党人交换意见。
一系列的白宫招待会五十人一批，接待了两院的全体民主党人。
在每届国会开幕和结束的时候，两院的所有民主党议员全应邀来听取总统鼓舞士气的谈话，谈话往往辅以图表来说明情况。
在个别会谈中，他并不擅长于大多数议员所爱好的闲谈，但有几个议员告诉我，他们对于总统熟稔某一法案的细节这一点感到惊诧不已。
总统坦率地说，任用权确实使我们拥有一些影响力，……可是没有许多职位可安排。
这里他也许可以补充说：头疼的事倒不少。
人事安排上的争执使他在好几个州里树的敌人比交的朋友还多。
七十五年以前，联邦政府每八千个职位中，有七千个不是按量才录用的原则任命的。
到了1961年，这种比例则是八千个中差不多只有二十个，而这二十个职位中仅仅有四个是由总统任命的。
而且，这二十个职位中大多数要的是受过训练的低薪的专家。
不过有的时候，不论同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打交道，在投票的紧要时刻，一个具体的人事安排可以使总统和某个关键的议员互相讨好。
但是肯尼迪在博得共和党人的投票支持，特别是在国内政策的投票方面，通常总没有取得成功。
1961年后，仅仅由于赢得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才使他能在参众两院五次点名表决中连续赢得了四次。
但是在外交政策、民权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他同共和党保守派领袖德克森和哈勒克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报酬。
肯尼迪喜欢他们俩，把他们看作同他一样的行家而加以尊重，并喜欢就他们的成败同他们一起开开玩笑。
事实上，到了1962年，他与德克森的关系极好——他一直认为德克森很风趣，而且通过爱国主义（或封官许愿）的召唤往往还可以改变其立场——以致他们俩都不得不向各自的党一再保证，他们彼此并没有过于亲密。
当总统出发到伊利诺斯州去帮助德克森的对手竞选时，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温和地断言，他并没有被肯尼迪主义软化。
每年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最能说明赢得共和党人的投票是多么必要和何等困难。
肯尼迪希望在1961年为重订过的国际开发署的计划取得长期贷款权，从而使一个新国家可以在较有条理的基础上去制订其发展计划，而不是每次仅安排一年的计划。
同时，这还便于较为精确地确定其他国家应当提供多少援助，受援国本身预期可以承担多少。
但是国会不仅拒绝长期提供资金——它只同意承担长期的义务，而没有拨出款项来作为后盾——而且迫使总统不得不每年进行一场大战，以防止对援助计划作出重大的削减。
为了谋求共和党的帮助，肯尼迪在举行对外政策的背景介绍会时把两党的国会领袖都邀请了来，他十分依靠他所任命的高级职位上的共和党人，他争取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对国际开发署的法案发表声明，同时还公开回顾他和他的党在早年给予艾森豪威尔的支持。
为了谋求民主党的支持，他通过电话或者在办公室里同一些主要成员谈话，就同他从前凑集代表那样拉拢人家投票：萨姆，我知道你的选区里的情况，这不会在那里损害到你……迈克，我很明白，对你来说，这可是一场硬仗，不过今年秋天我们会始终同你站在一起的……艾尔，遇到表决处于势均力敌的时候，请同我们一起投票赞成把议案发交委员会去重新考虑，然后在最后表决时你可以投反对票。
总统同意在他们所喜爱的项目上给予帮助，或者到他们的选区去发表演讲。
在到加利福尼亚去的一次旅行中，总统干脆不邀在委员会里讨论对外援助法案时一贯不支持他的当地的民主党议员上讲台。
另一个不顺从总统的民主党人发觉，原定在他的地区建造的新的联邦办公大楼的经费突然从预算中去掉了。
有天晚上，总统对我说，来访的新兴国家总理不止一个曾直率地表示，他们不能理解一位民主党总统何以无法说明一个民主党的国会在对外援助问题上会采取什么措施。
为了谋求公众的支持，他通过电视演说、记者招待会以及在全国各地发表的谈话一再促进这项计划的实现。
他说，反对外援计划的人，应当认识到，他们严重地限制了我捍卫美国利益的能力。
他们不是在省钱。
……由于我们的援助，三百五十万盟国军队只花掉维持一支数目相仿的美军费用的十分之一，便能驻扎在共产党国家边境沿线。
如果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突破成功，需要美国直接进行干预。
那么我们所花的费用就要比我们的全部对外援助多上好几倍。
他还说，同我们在马歇尔计划实施初期所作的努力相比，他的计划就所负担的费用而言，按比例只相当于当年的四分之一，但是需求方面却比当时更大了。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下子对此变得这样厌倦，他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国会有它的责任，但是……没有这项计划，我就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到我的责任。
但是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奥托·帕斯曼却认为，他每年要尽到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削减掉一些对外援助。
帕斯曼对总统个人的呼吁无动于衷，他并且在两党的北方和南方议员、保守派和自由派议员的支持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出外援计划中的一些浪费和错误的事例来。
由于国会经常挑剔、执行机构经常改组、拨款经常推迟，以及该计划的最热烈的拥护者经常改变重点，这项计划未能自始至终保持高效率和吸引力。
有势力的选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一个是支持对外援助的。
马歇尔计划至少对那些祖籍为西欧受援国的美国人具有号召力。
然而几乎没有什么选民同印度、哥伦比亚或是坦噶尼喀有密切的关系。
每一年肯尼迪总被帕斯曼弄得有所损失，每一年总统也总稍许更尖锐地抨击一下一些口头上反对共产主义蔓延……尔后又投票反对拨出必要的款项，以防止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产生动乱和共产主义危险的那种人。
他指定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保守的私人企业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审阅他的1963年国际开发署的要求，对此他私下承认，明知是冒风险的。
这个小组在卢修斯·克莱将军的领导下，建议在外援方面作一些削减，同时又为这个计划作了强有力的辩护。
但是帕斯曼一伙不理睬这种辩护，却接受了那些削减，于是作了更大的削减——这下子肯尼迪可真弄巧成拙了。
肯尼迪倒没有因立法上的挫败而怨天尤人。
在克尔、米尔斯或是德克森反对他的计划取得成功后的第二天，他毫无困难地总能同他们一起工作，正如他的政府里可以容纳那些反对提名他的人那样。
他时常以两句政治格言来提醒他的妻子和兄弟，不要对那些反对他和背弃他的人感到怨恨。
这两句格言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没有朋友，只有同盟者和要宽恕，但决不要忘却。
但由于他得的票数和他的对手相差不大，他不能心存奢望，想去攻击所有的共和党议员或南方议员。
他指着一份日益增剧的世界危机的清单对一个来访者说：我不得不拿国会当靠山，同他们疏远我可经受不起。
肯尼迪在立法上受到的挫败，以及通常随之而来的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百分比的下降，全被看作是政治活动中常有的情况。
他说，个人的生活，以及国家和国际的生活，都是有节奏的，时起时伏。
……如果在一届非常紧张的国会会期结束之后，我（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仍占百分之七十九，我会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1961年10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将以62：38击败尼克松时，我向他祝贺，他却回答说，在他重新当选之前，得票差距还会起落许多次。
他知道，他个人的斗志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百分比每逢国会冬季休会时期总上升，这绝非巧合。
但是政府提出的大批争执激烈的法案要求每届会期比前一届更长些。
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说：当国会不在市里开会时，我在多方面都轻松了不少。
可是……我们不可能全离开市区。
国会领袖告诫总统，他提交国会的法案超过了国会可以接纳的数目——三年里一总提交了1,054件——但是总统要想起引导作用，要想规定议程，要想开始干起来。
他们反正只打算通过我提交的法案的一部分，当我们在棕榈滩准备总统1963年的计划时，他对我这么说。
如果我在1961-1962年提交的重要法案只有原来数目的一半，那么他们也只会通过实际通过的一半而已。
除非一项法案完全被阉割掉……弄得貌似成功而实质却荡然无存，否则他宁可作出妥协，而不愿使法案完全被否定掉——在我们的某些政治立场上，而不是全盘作出妥协……在争端上，而不是在原则上作出妥协。
例如，他极不愿意从最低限度工资法案中涉及对象很广的条文里把洗衣工人去掉。
洗衣工人的困苦境遇是他在竞选运动中常常提到的。
但是不去掉这些条文就会全盘取消这个法案，从而使几百万其他工人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他亲自劝说参议员伊斯特兰将一项麻醉品改革法案提交大会并附审查报告，而这项法案中保护消费者的条款比凯弗维尔的麻醉品法案内容更为广泛。
这样，他使凯弗维尔和消费者都赢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凯弗维尔自始至终都受到咨询，但这个田纳西人的助手却指责政府没有把他们独特的建议列入法案，而那些建议要是列入的话，显然会使整个法案被搁置起来的。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