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与债务可是即使没有国际收支问题的压力，总统也不会感到可以把联邦预算的赤字定得象他那些自由派的批评者所乐意定的那样多。
他认识到向国会提出的行政预算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出政府所作的努力。
他知道在国家恢复它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全部潜力之前，需要有一个时期有相当大的预算赤字。
同时，他也日益看清，预算并不仅仅是一部帐目，而且是经济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虽然他把1961年国内开支的增加主要看成是某些特别计划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一般的预算所带来的利益，但是到了1963年，他就设法使开支和税收政策适应当时的经济状况，并能使全部开支对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收到效果。
不过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在全国人民和国会赞成政府有意识地提出一份有巨额赤字的预算之前，需要有一个逐步重新教育的时期，因为近十六年来，人民和国会已经听惯了白宫的说教，它一贯宣扬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坏事。
共和党人骂民主党人是挥金如土的败家子，会把国家淹没在债务之中。
总统感到，如果他要在国会和全国取得成功，就得使共和党对民主党这种老一套的指责变得软弱无力。
1960年，尼克松曾经谴责肯尼迪在财政上不负责任，说他是一个激进份子，提出的政纲会招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如果郊区的年轻稳健派和其他转向肯尼迪的无党派人士相信了尼克松的话，那末肯尼迪就会被击败了。
他感到，为了使他的政纲得以通过，他一定要摆脱掉大挥霍者的形象，同时也要有所节制，以便同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共和党人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因为在对外政策方面他需要他们的支持。
此外，人们普遍认为保持预算平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想在一夜之间使选民或国会转变过来，认识到赤字预算的好处，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甚至在1963年，当他采用减税与巨额赤字和扩大开支相结合的办法，表现出一代人中最大胆的财政行动时，他还是感觉受到国会和选民的意见的制约。
他知道，更多的钱可以花在国内的许多地区。
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但是这仍然是个庞大的预算，一个巨额的赤字。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以后几年里，我们也许还要做更多工作。
而在以后几年里，他希望公众和国会全会更好地理解做更多工作的想法是明智的。
他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办法来处理全国的财政上重新教育的问题。
1．首先，他一面悄悄地接受了赤字预算的必要性这个概念，一面又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挥霍者。
甚至当他造成相当大的赤字时，他还讲着平衡预算者的行话，这使自由派人士大失所望。
正如保罗·塞缪尔森指出的那样，这是肯尼迪平息对他增加预算表示无理反对的唯一手段。
他强调他的目标是使繁荣年代到衰退年代的整个周期的预算都能平衡。
他讲了关于要使我们所花的每一块美元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所有那些正确的话。
他在1961年强调指出，单是他的国内计划本身不会使他的前任留下来的预算不衡的，在1962年则强调指出，他所提出的预算是平衡的，即使在平1963年他也强调指出，虽然由于提出的减税以及军事和空间经费等项目而造成了赤字，但是他的预算还是减少了民事开支。
尽管这些声明没有一个是假的，但是它们比起现代史上任何其他的总统预算声明并不更为真实，没有半点虚假。
这些声明给我们这些为他准备预算和法案的人规定了最高限额，不过在这些最高限额内，有许多办法可以不必对主要项目作重大变动就可把数字配合进去。
预算仅仅是一系列估计数字，例如将征收到多少税款，在这一财政年度结束以前将包出多少合同，新的项目将在什么日期开始，哪些支付款项可以加速或推迟，以及其他许多尚未估计到的项目。
这些估计数字取决于一些其他的估计数字，如提供国家岁入的经济状况，影响收成的气候条件，以及改变国防开支的战争因素——而这些估计又是以其他更多的估计为根据的。
总之，低的预算限额仍然留有某些余地。
艾森豪威尔总统给肯尼迪的第一个财政年度留下的极端不平衡的全年平衡预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个预算在衰退时期设想有繁荣时期的收入。
它提出了一些没有落实经费的项目和方案。
它大反常规地假定，增加邮资的提案将获得国会的批准，并在十周内生效。
它大大地少算了对农产品价格补贴的拨款，对于一些尽人皆知国会将予以扩大的基本计划项目——如住房、机场和农村电气化管理等，它虚假地提出，国会将会停止或大大削减其拨款。
该预算还略去了联邦政府完全承担下的某些财政义务。
我可以老实说，肯尼迪的预算从没有采取过捏造财政上的偿付能力这种极端的手法。
但是使他任命的许多官员感到惊奇的是，肯尼迪总统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一个真正的节约者。
他就职后的两个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繁荣和维持国防开支。
这两项任务都不能通过乱砍一个完全不充足的预算来完成。
不过他认为，由于过多人失业而造成必要的赤字同无节制的花费所造成的赤字，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想允许后一种情况存在下去。
他说，在华盛顿，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比比皆是。
他们感到，政府的经费应该用在这个或那个目标上。
他打算弄明白这些目标是否就是他自己的目标。
他使大部分计划项目的经费基本上没有动用，他对所有有关人、事方面的要求全表示怀疑。
他乐意首先从白宫做起，削减庭园和勤务人员的费用，使开支降低下去。
（他读到托马斯·杰斐逊写的一封信，要求白宫的园丁兼任宴会的乐师，他对此感到很高兴。
由此看来，他心里可能也有同样的打算。
）他亲自用冷静的目光仔细审查政府机构的各项要求，并且鼓励预算局长不轻易批准。
总统和他的预算局长，在每项财政预算提交国会之前，总从各个机构的首长和各军种的首长所要求的总数中削减掉二百亿至二百五十亿美元之多（在削减各军种首长的要求方面，还由国防部长协助着）。
实际上，对于增拨经费给真正的社会和经济福利项目的问题，他比他的前任更为坚定些，但是，通过增加邮资来降低邮政赤字，通过使剩余谷物和棉花不致付出较高的储存费用，通过把抵押契据和其他联邦财政资产出售给私人债权人，通过在邮局和其他机构增加自动化，通过卡车和汽油的增税把州际公路计划置于自筹资金的基础之上，通过要求各个机构紧缩其他费用，以承担相当于联邦政府增加工资所付出的将近一半的费用，通过控制人员数字，通过废除不必要的办事手续和机构，通过节余国会的拨款，以及通过把新的国内计划的费用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等等，这样，到了1963年终于能够显示出，在他的三年任期内国内民事开支的累计增加数小于前三年艾森豪威尔的执政时期。
在增加了新的计划和扩大了老的项目的同时，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一大功绩。
实际上，1963年1月提出的削减国内开支的建议，在过去十五年间只完成过四次。
可是，他再一次懂得了多数国会议员只在不侵犯他们本身利益时才赞成节约措施。
在那些敦促他不断要求国会来提高人为的公债最高限额的人中，许多人更多地赞同增加军事或农业计划的不必要的经费，而不愿提高邮资，堵塞税收漏洞，征收大型游艇使用联邦政府拨款兴建的航道的费用，或者限制。
剩余农产品的数量等。
1962年和1963年的财政年度内都有赤字，而非原来估计的预算平衡，这主要是由于衰退时期的岁入停滞以及国防和空间开支的增加，但也由于国会反对肯尼迪的农业措施和岁入措施。
肯尼迪总统最大的、最有争议的节约问题是在支出增加得最多的领域里——国防开支。
据预算局估计，1963年我们全部新的立法计划第一年所需的费用，比五角大楼已经取得的年度节余还少一些。
这些节余是通过效率较高的后勤、组织和采购工作，通过把文职人员减少到朝鲜战争以前的最低水平，通过停止使用过时的或无用的武器体系和基地，而主要还是通过国防部长的管理才能以及支持他的这位总统的政治勇气，才取得的。
当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进入五角大楼时，他发现国防预算处于混乱状态。
事实上，每个军种都提出并获得了大多彼此无关的各自的预算，各军种对于实际需要多少人力并没有合理的分析。
他发现缺乏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可供使用的武装部队的实力状况并未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精心拟订的计划文件、同作战计划以及意外事变计划的要求互相配合，地面部队和空中支援之间或者使武器和人员之间缺乏相互联系。
他立即开始提出问题，进行研究和制定计划，并同时着手进行军事建设和削减开支。
有时，肯尼迪的预算、科学顾问和白宫其他问题的顾问极力主张削减的武器体系经费，甚至比国防部长愿意支持的数额还要多。
麦克纳马拉尽管承认在他的建议中毁灭能力和核武器摧毁力可能过大了，但他仍坦率地告诉总统，如果作出更多的削减的话，他们两人都不能指望各军种的领导会继续抱有信心。
事实上，空军、空军承包商以及空军在国会中的朋友都对削减B－70型轰炸机的经费，逐步淘汰B－4了型轰炸机和斯纳克导弹，以及撤销更多的大力神导弹、闪电导弹和核动力飞机的计划感到不满；陆军和他们的朋友则对限制奈基式1型反弹道导弹感到不满；海军和他们的朋友则对国防部长反对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感到不满。
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最大功绩之一是，他在告别咨文中警告过的那种军界-工业界集团。
这是为了这些军事建设项目的利益而把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的一种集团。
它通过工会、社团领袖、商人、科学家、政治家和杂志广告等经常对总统和国防部长施加压力。
1962年12月。
总统在电视讨论会中说，我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每当你取消一种武器体系时，就会影响到好几千人……它是与国会进行的一场很艰苦的斗争。
国会已两次（为研制B－70型轰炸机）拨出（额外）费用，而我们两次都未动用这笔经费。
不过今天我必须说，我并不感到对我们的压力是过分的。
几个月以后，参议院进行了一次调查，试图迫使麦克纳马拉把新的TFX战斗机的订货合同另包给一家公司，但没有成功。
这时，总统的感觉不同了。
在政府内部的一份备忘录中，有着这样一段话，在TFX战斗机问题的调查中，我们真正涉及到的情况是，一家大公司的触目惊心的景象，这个大公司由空军将领们支持着，利用国会的调查权力威胁文职官员，就因为该公司没有获得订货合同。
如果……得逞的话，那末任何文职官员……（不）衡量一下大公司对国会的影响就再也不能行使他们的判断力，或者控制理论上属于他们指挥的军事人员。
但是，大公司的努力失败了，而且对于麦克纳马拉下列改革的其他所有抱怨也失败了。
他的改革是。
（1）订货价格的五年有效期计划；（2）根据每种主要任务而不是按照各个军种来编制预算；（3）在每一个军种内对照比较各个系统和后勤情况，以消除重叠现象；（4）使用计算机和文职知识分子去分析军事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政府拒绝承诺：·再花几十亿美元去研制一架已经研究了十五年、动用了十亿美元而仍然不能起飞的核动力飞机。
·再在 B－70轰炸机上花一百三十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 飞机的名称暂时改为RS-70，为的是白费心机地试图为它寻找出一项可行的、必需的和用肯尼迪的话来说，值得我们为它花钱的任务。
·再花几十亿美元在闪电空对地导弹上，这种导弹仍然兼有发射它的B－52轰炸机的全部缺点（在地面上较易受到袭击，并且击中目标的速度很缓慢）和最蹩脚的导弹的全部缺点（准确性和摧毁力都较差）。
·再花一百十亿到一百二十亿美元在二十六个奈基式Ⅱ型反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上。
这种导弹最多只能保护我们三分之一不到的公民而且仍然不能把射来的导弹和伴随它的那批假导弹区别开来。
总统说，当然，完成导弹防御的第一个国家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会有巨大的优势。
但是，这将要花费数十亿美元。
在导弹防御体系变得完美以前，设置它是毫无意义的。
再者，这些计划的费用仅仅是估计。
历史告诉我们，在现代，获得先进武器体系的最终费用平均是原来预算的三倍。
约翰·肯尼迪认为这个国家或任何社会的经济健全与否不一定取决于过度的或不足的武器装备状况。
麦克纳马拉削减下来的钱被用来强化我们的剑和盾。
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国防费用增加了大约八十亿美元，成为他的预算增加的主要部分，但是这是花费在比较可靠的威慑力量上的，否则上述的武器系统就会把经费挪用掉了。
麦克纳马拉和肯尼迪也要查明，国防费用确实不是花在镀金的不必要地花哨和昂贵的项目上，①不是花费在多余的设备上，或者花费在＃分依赖的成本加固定费用的合同上和无竞争性的投标上。
他们成立了一个单一的国防情报署，每天写一份机密报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每天写十一份。
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单一的国防供应署，收紧了从各种皮带的带扣直到导弹这种种物资的采购办法，通知陆军直升飞机可以使用空军储存的那多余的一百万枚小火箭（可以节约四千一百万美元），取消了五角大楼的八十一种提货单，采用了一种标准的提货单，从而避免了其他几十种的重复单据。
他们对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进行了初步的改组，这些部队完全不适应现代的紧急事件，只不过是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州长的宠爱项目而已。
此外，他们还封闭、出售和削减了近三百种缺乏效率的设施。
肯尼迪说，国防设施必须是精干的。
①例如，用塑料成品代替不锈钢成品，涡轮机一个小轮子的成本就从一百七十五美元降低到两美元。
2．肯尼迪对公众进行财政教育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把理想的目标置于现实的前景之内，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连接起未。
那些希望预算平衡的人全知道，如果我们的人民充分就业，如果没有军备竞赛，或者如果应偿还的贷款和长期资本支出（私人企业预算则有不同的处理办法）没有全部列入预算内的话，肯尼迪的三个现金预算都会取得平衡的。
那些谈到膨胀的联邦工资支出的人获悉，在每一百个美国人中联邦政府雇员所占的比重正在下降，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联邦文职雇员都分布在三个机构里：国防部、邮政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
那些关心国家债务的人获悉，同我们的经济增长相比，债务正在下降到战后的低水平上。
总统说，联邦债务和开支数字一定要进行比较。
甚至一般的商人和房主按比例来讲所负的债务全比联邦政府为多，尽管人们说什么管理政府应当象家庭主妇或杂货店那样制定预算。
他特别喜欢拿联邦政府的卷宗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卷宗比较。
后者的工资总额，债务和民事开支比联邦政府的相应部分增加得更多更快。
他正在等待着有这么一天，参议员哈里·伯德会攻击他在财政上不负责任，因为这将给他一个机会拿伯德领导下的弗吉尼亚州财政记录与联邦政府的财政记录比较一下。
但是，不足为奇的是，他特别喜欢同他的前届共和党政府的财政记录作比较。
有时候，他会问一些来访者：考虑到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开支，如拿艾森豪威尔的八年预算同杜鲁门的八年预算比较一下，你有什么想法呢？没有一个人曾作出近乎正确的答复：艾森豪威尔比杜鲁门多花了一千八百二十亿美元。
当我第一次告诉总统这个数字时，总统对我说，在这一点上，你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酒吧间里打赌都会赢的。
他还会举出来艾森豪威尔在八年中有五年财政赤字的记录，包括和平时期的最高记录一百二十亿美元、艾森豪威尔增加的二百三十亿美元的国债以及他加到联邦工资名单上的二十万文职人员的开支。
肯尼迪然后会继续说下去，在一个不断成长、日益进步的国家里，所有的总统都会比他们的前任花的钱多些。
艾森豪威尔的预算局长曾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预料不管哪一党执政，预算都会不断地增加。
肯尼迪政府国内开支的增加占他的新开支的四分之一不到一些。
这听起来并不是十分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个数字显示出来比他的前任的最后三年开支都要小。
然而，尽管左翼人士的批评认为，总统必定比他的前任多花更多的钱，他却认识到，在那些担心花钱太多的选民和那些阅读抨击政府花钱太多的报刊的选民中，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他比艾森豪威尔更为节约。
他曾尽力设法来澄清这类问题。
他要求经济顾问委员会和预算局对《生活》和《读者文摘》上关于他的财政政策的不正确的评论准备一些详细的答复，并在一个星期日下午到沃尔特·赫勒的一个助手家里去访问他，对后者建议所作的答复每一点都加以询问。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批评新闻界对他的财政再教育计划没有加以协助，而且差不多所有的报纸都一直重复着那套陈词滥调，说开支、债务和工资总额全增加了，而不提这些数字同全国人口与产量相比则其比率正在下降。
他说，要使人们接受我们的开支和税收政策为何如此困难，就因为人们误解了统计数字，或是被报刊的报道引入了歧途。
3．使人们对债务和预算问题获得较为深刻的理解的第三个和最后的办法是最直截了当的：不用什么比喻也不用什么渲染就使公众得到一种印象，认识到不仅预算的增加而且赤字的增加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他的经济报告遵循着这种方针，一年比一年大胆。
1961年，我们得仔细阅读他的经济恢复的咨文，才能看到这样的结论，赤字伴随着——而且的确还帮助克服了——低水平的经济活动。
但是到了1963年，他抛弃了提出一个平衡预算的任何伪装，较为大胆地指出——甚至在对维护我们财政政策完善性的监督人全国报刊编辑的一次演说中也说到——经过仔细审查和选择的联邦开支计划，无论是单项地还是综合地，都能够起有益的作用；如果不是在私人经济繁荣的情况下，（从预算中）削减五十到一百亿美元……将会损害到这个国家和有代表性的邻邦的利益。
他在几次演说中都向听众提起艾森豪威尔1958年的经验——如试图削减支出以适应收入，这意味着取消合同、延期付款、停止发放补助金、解雇职工，因而减少了税收，增加了失业者的救济金，使预算的赤字更大。
他一再强调了这一点：造成收入减少和造成赤字的是失业和经济衰退。
他极力使人考虑预算是怎么回事，他们缴的钱是干什么用的。
他说，联邦政府是人民的……而不是一批漠不关心的官僚的。
预算就反映了人民的需要。
……如果从联邦预算中砍掉有关这些需要的开支，那不过是把这些需要推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身上——而他们的财政情况则更差。
1963年1月，在同国会民主党人举行的一次用图表说明的会议上，他指出，他的预算中增加的费用有五分之四是用于国防、空间，以及过去或未来战争上的——预算所表现的不是官僚主义的掠夺，而是给予农场主和小商人的贷款，拨给教育事业和资源保护事业的经费，拨给重建城市和重新开发地区的经费。
在对报刊编辑的一次讲话中，他用同样的图表剖析了一个任意选择的乡村，说明联邦计划如何使得所有的家庭都受益。
他同银行家、学生、劳工团体、商业团体、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士进行谈话，力图使人们接受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事实。
他还鼓励人们发表论述花钱的必要性的文章，并鼓励他的经济顾问、财政部长和预算局长直率地讲明问题。
赫勒在1963年作证时表明，民众反对减税，部分原因肯定是基本的清教徒般的伦理道德观念。
这引起了一个共和党人的逗乐的反驳，他说他宁愿做一个清教徒也不愿做赫勒。
上任仅仅五星期的新任预算局长戈登在作证时表明，过多地削减联邦的支出将会减少繁荣、利润和就业，而不会降低赤字。
这一来哈里·伯德马上提出要他辞职。
戈登苦笑着对总统说，我一定打破了某种记录，以致这么快就招来了撑他下台的要求。
但是，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总统的首席共和党顾问、财政部长狄龙就已经指出，需要用赤字财政来治疗经济萧条，这使他以前在共和党和华尔街的同事全感到惊愕。
这一实际情况甚至连以前的几任民主党财政部长都始终不愿意承认的。
1962年的经济呆滞1961年曾经生气勃勃地发展的经济，在1962年年中步子竟缓慢下来了。
增长虽在继续，但活力已经消失，而且有些数字也是令人不安的。
私人积存商品的速度——第一季度曾达到七十亿美元这一反常的高度，部分原因是预期钢铁工人将要举行一次罢工——在第三季度下降到十亿美元。
失业率稳定在5．5％这一令人不安的数字上。
消费者储存的钱多于花费的钱。
企业界对新工场和新设备的投资是低的，而纳税优惠的办法当时也还没有颁布。
最令人关心的因素是，股票市场价格的急剧下跌。
在1961年12月12日达到高峰以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买卖价格平均下降了约四分之一，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5月28日星期一那一天发生的。
这仅仅是股票市场历史上第二十四次幅度最大的下降。
但是这是从1929年经济崩溃以来股票价格指数下降点最剧烈的一天，于是恐慌和谣言立即四起——在有些地区是有意散播的——说这是1929年的重演。
〈时代》杂志推测肯尼迪将成为民主党的赫伯特·胡佛。
一些不着边际的传说散播说，这次下跌是企业界的一个阴谋，是为了想损害肯尼迪，又说这是由于欧洲人撤回资金，或者说这是由于肯尼迪攻击过大钢铁公司。
有人说，这是三十年一次的暴跌；有人说，这是由于来自欧洲的竞争加剧了；又有人说这应归咎于我们的萧条经济的过剩能力。
对许多商人来说，最简单的解释是，肯尼迪反对谋求利润和自由经营。
他收到的信件和报刊都充满了对肯尼迪市场的谴责，一年以后，当市场出现了破记录的高峰时，总统说，当1962年5月到6月间股票市场价格暴跌时，我收到了几千封谴责我的信，谈论到肯尼迪市场。
……现在股票市场价格既然突破了道-琼斯的平均数……我却没有收到一封信……谈论肯尼迪市场了。
头疼的证券经纪人发现他们的顾客把钱转到别处去，就忙于寻找一个替罪羊。
在金融界的偶像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甚至也称之为幼稚的行为中，许多经纪人和商人把它完全归咎于总统。
他们并没有什么事实来支持他们的看法。
把股票价格暴跌归咎于总统在4月初为钢铁价格进行斗争的那些人，忘记了价格在前一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下跌了，从前一年8月以后涨跌之间的比率就已经朝相反的方向变化，而许多基础工业的股票价格几年来都在下降。
把暴跌归咎于肯尼迪的政策的那些人，忘记下跌仅仅是使价格回到他当选的那天的水平。
那些说暴跌肯定是衰退的征兆的人，忘记了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十三次这样的下降甚至都不是发生在衰退之前，更谈不上会产生衰退了，而且恰巧相反，在1946年5月的一个比较短暂、比较急剧的下降之后，紧跟着出现了创纪录的繁荣。
那些把这次暴跌和1929年相比的人忘记了这一事实：早期的那次经济崩溃是发生在规模比目前小得多的国民经济中，而其崩溃的势头则比这次要大两倍和快两倍，而且在此以前，企业和建筑业就已经连续几个月出现了生产下降。
还有无法控制的投机活动、靠不住的经纪人的业务活动、欧洲发生的一次衰退以及联邦政府对诸如失业补助金和有保证的银行存款等没有规定最低限额等，这些全使情况更为严重。
虽然如此，大加渲染的股票价格暴跌，以及接踵而来的三天的螺旋形下降和四星期的连续下跌，似乎确实打乱了企业和消费者的支出。
总统于5月29日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可不是度过四十五岁生日的愉快的方式。
但是，使他感到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狄龙、赫勒、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和出席会议的其他经济学家普遍都很镇定。
他们说，公众是对市场严重丧失信心，而不是对国民经济，甚至也不是对政府丧失信心。
大多数金融分析家早就在预测，股票价格不可能长期继续地比可能获得的利润涨得更高、更快，使得票面价值超过收益力二十倍或二十倍以上。
但是过多的大大小小投资人竞相哄抬价格，不是由于想获得红利或者想获得企业所有权，而是由于期望在通货膨胀时期的经济中获得纳税优惠的资本收益。
现在，通货膨胀时期已经过去，撤销钢铁涨价可能会使某些人记起这一事实。
当投资人一旦开始衡量他们股份的实际收益力而不希望价格继续上涨时，他们当中许多人就认识到）他们把资金放在公债上和储蓄银行里所带来的收益，要超过把价格抬得过高和有风险的股票所带来的收益、人们告诉总统，这种早就料想到的价格下降的重新估价，虽然暂时由于投机和自身的势头而有所恶化，最终将使市场的基础比以前稳固。
①①一年以后,当行情再次上涨，人们普遍认为5月份的下跌是肯尼迪的钢铁之战所引起之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它对不老实的证券买卖活动所进行的详细调查，也受到某些人的非难——主办的一次专门研究提出的事实和数字，戳穿了所有的神话。
这不是专业人员反对肯尼迪的一次密谋。
虽然当公众抛售时，他们中有许多人全廉价买进，但却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有意操纵。
不过也不是肯尼迪导致了这次下跌。
在钢铁之战前很久，行情就在下跌，随时可换成现款的股票全在售出，有名的股票跌到了较为合理的收益比率，投资人正在从公债和银行中寻找比较有吸引力的安全保障。
某些评论市场行情的文章曾经警告说，价格抬得过高了，但是强行推销商品的手段继续推动着销售。
通货膨胀的结束不可避免地使实力薄弱的投机商遭到淘汰。
但是在我们的会议上，总统对市场行情继续下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恶化表示关心。
除了催促通过一些悬而未决的经济法案以外，我们基本上考虑了三个新的行动步骤：1．第一是总统作一次炉边谈话，使全国消除疑虑，把行情的下降置于正确的地位，回顾一下经济的基本实力，拿现状与192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号召公众保持镇静和信心。
但是正当一篇拟发表的谈话稿的准备工作在全面进行着时，这一步骤暂时又停了下来，决定只有在抛售完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才予以恢复。
股票价格正在螺旋形地反复上升和下降。
股票总数的不到2％，确实是由惊慌的或需要追加保证金的股票持有者卖掉的。
因此，发表一篇全国性的电视讲话可能只会把他们的惊慌传给别人。
总统通过不卷进去和保持镇定，希望帮助别人冷静下来，并且到时候把坚持下去的那98％的人的票面损失变为赢利。
他决定，作为低调的代替办法，仅仅在6月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先发表一篇对经济形势的全面看法，恰如其分地对股票市场作一次非常简短的分析，作为回顾他的全部政纲的开端。
2．第二个可能采取的行动是：考虑定于星期二降低应缴的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
除了修改一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条例外，不需要制订什么立法就可把这项现款保证金从当时规定的70％降低到50％，这样就鼓励更多的投资人能够购买更多的股票。
经济顾问委员会赞同立即降低应缴的保证金，部分原因是以此表明总统的决心（虽然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特殊地位，总统只能要求而不能命令委员会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上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别人则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的困难。
与此相反，大约六星期后，应缴保证金悄悄地降低到50％。
到了10月下旬，市场又开始繁荣起来，在5月恐慌的一年以后又回升到1961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上继续上升。
3．在5月29日的会议上考虑采用的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五十至一百亿美元，这个在那年夏天余下的时间里一直考虑着的方案主要是同总的经济情况而不仅仅是同股票市场有关的。
这个方案将应用于个人和公司，并将持续一年或更短的时间。
经济顾问委员会是赞成这个方案的，除非经济情况好转。
财政部长狄龙是反对这个方案的，除非经济情况恶化。
总统则暂时未作决定，等着看看经济情况向哪一方向发展。
一星期后计划再开一次会，而在整个夏天定期召开了几次类似的会议。
甚至在第一周内，压力就增加了。
参议院民主党督导汉弗莱要求临时减税。
商务部长霍奇斯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财政部长狄龙则在公开的听证会上向参议员伯德保证，没有打算作出任何这样的安排。
总统因为内阁成员在他作出决定之前就公开使他在两方面承担义务而感到恼火，同时还因为报界推测他已经私下决定暂时减税而感到不快。
在6月6日的会议上，赫勒对经济情况感到更为悲观。
他受到白宫外的顾问塞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支持。
这两个人使用的语言击中了总统的痛处。
他们尽管没有预见到1962年将有一次新的衰退，却感到：对可能出现一次所谓肯尼迪衰退的审慎估计，已经第一次不再是可忽视的了。
……肯尼迪政府在经济上的首次进展可能不会超过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一次历时二十五个月的恢复期。
……美国为什么不能采取防止不必要的衰退所需要的主动行动呢？……只有及早实行减税似乎才能及时给予经济以它所需要的刺激。
6月底，塞缪尔森已经把1962年出现一次衰退的可能性从20％提高到50％。
到7月中旬，塞缪尔森和索洛说，他们代表政府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①断言，如果不实行暂时紧急减税，1962年的利润、生产、就业和总产值的损失将成为正在形成的衰退的特征。
沃尔特·赫勒担心在融雪以前出现下跌的趋势（在他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雪融得迟些）。
洛克菲勒和劳工，商会和美国人争取行动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的经济学术顾问，都极力主张在1962年实行减税，虽然他们对减税的方式却分歧很大。
①虽然并不代表加尔布雷思，他在海外继续向总统提出意见，阐明增加公共开支的好处。
但是在那年夏天我们的每次会议上，道格拉斯·狄龙和别人都提出了与此相反的有说服力的主张。
如同总统描述的那样，经济指标是一个混合袋，有些下降，有些上升，有些平稳。
如果国会对已经提出的一些赋税法案立即采取行动——包括投资的纳税优惠、撤销路面运输税，特别是提供一项在紧急时期授予调整税收的预备权力的法案——那就足够了。
如果国会阻止这些法案通过，那末提出一个新法案来也无补于事，只会对已经提到参议院的纳税优惠法系造成危害。
此外，狄龙还争辩说，总统早在1961年就已经指出，在通过包括投资优惠在内的小的赋税改革法案之后将要提出的一项全面的赋税改革法案，应包括对税率作某种程度的降低。
有了这样一种希望应该就足够了。
这只要再等几个月；而且1962年所采取的任何减税措施，到1963年都不能再用来作为另外的令人讨厌的改革法案的糖衣。
事实上，立法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论点部分是一致的。
假如国会通过的一个临时减税法案证明还不够成熟时，那末总统对此作出的过度反应——他经常希望避免的一种姿态——就可能使他到了真正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更难办了。
针对1962年中期选举的那些政治辩论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不仅不愿意被人指控为出于党派动机，而且过去的记录也不支持这种动机：在战后实施的三次减税期间，不论当时是哪个党控制着国会，该党在下一次选举中就遭到失败。
他也不希望作一次大幅度的减税，使他的赤字超过他常喜欢援引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高记录。
但是奥布赖恩、狄龙和其他的人都报告说，更为可能的是，临时减税法案得不到通过。
反对这一步骤或者不相信这一步骤的关键人物太多了。
总统坚持认为暂时减税对健全我们的经济是必要的，而随后又把它否定的话，那很可能会恶化信任总统的气氛，使股票市场进一步萧条，并损害了1963年赋税法案的前景。
但是甚至国会和企业团体内支持暂时减税的人，也不能在减税的规模、范围、时间、性质或条件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由于肯定要提出的许多修正案，因此，该法案最好的前景是推迟讨论，最坏的前景是成为一个如此糟糕的法案以致总统非予以否决不可，而最为可能的是什么法案也不予通过。
参议员道格拉斯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贯主张用减税去对付衰退，可是1962年他在给总统的一份深思熟虑的备忘录中却也反对减税。
参议员伯德出人意料地竟然强烈反对，而最重要的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在总统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行动中，他应邀参加肯尼迪与他的经济学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仍然不相信减税是必要的，也不相信它可能获得通过。
其他的议员们仅仅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通过这一法案，即从预算中削减相当于因减税而投入国民经济中的款项，这一来就使减税变得毫无意义了。
总之，肯尼迪看得很清楚，在缺少十分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需要减税以防止衰退的情况下，国会不会在那一届会议期间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因为国会讨论他的第一个赋税法案就已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总统除了等待这种强有力的证据外，别无他途，而这种证据始终就没有出现。
肯尼迪在1962年真想实行国会没有让他实行的一次暂时减税吗？主张减税的人认为是这情形。
新闻界也这样说。
但是在参加了所有的会议以后，我自己的判断是，在缺乏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他也拿不准在当时作出暂时性的减税决定是必要的而不仅仅是有所帮助的。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一个提问的人说，在我们主张采取一种行动以前，我们先要确信我们主张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必要的。
尽管他周围的人向他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责怪他过于拖拉和犹豫不决，他仍然拒绝鲁莽行事，进行一场只会有损于他的长期经济目标和他同国会的关系的不必要和不顺利的斗争。
有一天，他说，威尔伯·米尔斯知道，在我进白宫之前他是筹款委员会主席，在我离开以后，他还将是主席——而且他也知道我了解这一点。
我对他没有任何支配力。
他在等待着出现支持减税的根据的同时，采取了一个替代的做法，即不动声色地用行政办法在一些领域内增加开支，公开地催促国会在纳税优惠、公共工程和其他经济措施方面采取行动，对跌价商品放宽税收条例，并且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说，我们将继续密切注意经济的发展。
最后，在审查了7月份的数字，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他和国会信服的衰退的迹象以后，他乃于8月13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
他在报告结束时保证，将在1963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的法案，并拒绝搞暂时减税，除非以后发生的事情说明有必要重新要求国会采取这一措施。
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减税是……在最为有利的时期才加以）发动的……一种强有力的有效武器。
……如果今晚就出紧急减税一这种减税理车段干然还明学丐学多也于成为法律——将会不必要地损害我们在国内外的信誉。
上面加着重点的这些有份量的话，使得他的意见对立的顾问们都感到满意。
那些反对暂时减税的人同意他的不可能证明减税是正当的论断，而那些赞同暂时减税的人接受他的减税不可能成为法律的论断。
1963年的赋税法案然而，这篇单调的演说，以及前面提到的6月7日新闻发布会开始时发表的关于赋税问题的声明，为历来最大胆、最有影响的国内经济措施之——-1963年减税一百亿美元的法案——奠定了基础。
通常减税总是在三种场合下实行的：预算盈余、开支缩减或经济衰退。
这次减税是在没有碰到或者甚至没有预示即将会发生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时提出来的。
宣称这个法案仅仅是肯尼迪总统想出来作为对财政隐士们的一个挑战，或者说这次为保持经济继续发展的大幅度减税早就放在他的1963年计划之中，这都是合适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这样有计划性。
这项法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总统就职前的赋税研究小组。
它是由当选总统委任、由斯坦尼·萨里教授领导的，萨里后来是财政部副部长。
那份报告同1961年4月总统关于赋税的一个全面的咨文一样，提出了一个简略的关于彻底和长期的赋税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将用堵塞漏洞的办法来扩大征税的基点，并废除对少数人有利的不公平条例，从而使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较低的税率。
这是一个赋税改革法案，不是一个减税法案。
虽然萨里和狄龙都同意，赋税改革将使低税率也可以征得同样数额的岁入，而且只有在增加这种甜头的情况下，才有助于使税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但是当时却没有提到或者打算降低政府的净收入。
事实上，总统还公开强调，鉴于预算问题那么棘手……我们不可能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实行减税。
他打算在1962年1月提出这个法案，使国会在1961年能够集中力量研究那个小的赋税法案。
这个法案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又不使国家收入受到损失。
他打算在预算盈余这种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既实行减税又减少债务。
但那个小法案直到1962年后期才获得通过，这使得在第二年1月之前不可能提出一个规模较大、争议较多的赋税改革法案来。
同时，总统拒绝了沃尔特·赫勒所主张的在1961年春天和1962年夏天实行暂时减税的办法。
但是总统一面拒绝了这种建议——特别是在他听取了反对在1961年柏林危机时暂时增税的议论以后——一面还是考虑了赫勒最爱提出的一个题目，即关于战时为防止通货膨胀而制订的联邦税率问题。
实行这种税率，使国家在经济恢复时期吸收了那么多的钱，以致使经济充分增长所必要的私人资金枯竭了。
赫勒想以暂时减税作为长期减税的先尸。
在1962年春末举行的两次关键性会议之间——第一次正好在股票市场行情下跌之后，第二次则正好在6月7日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之前举行的——道格拉斯·狄龙一方面知道赫勒的论据很有说服力，一方面又想打消暂时减税计划，以免妨碍1963年赋税改革法案的通过，于是，他接受了应该给1963年法案规定一个纯减税额的观点。
在6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那些改革将会全部或部分抵消1963年法案中的减税规定。
但是在我们6月6日的会议上，这句话却变成了部分抵消——这并不是因为他仍然主张大幅度地减税，而是因为他认为一个少量的纯减税将会有助于税收改革法案的通过。
为了在出现市场行情下跌和经济呆滞情况之后，试图提高全国的信心并试图应付公众要求在那年夏天减税的压力，于是次日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回顾经济情况的同时，提到了一个近乎隐蔽的诺言：第三，一个全面的赋税改革法案……将提出来，要求下届国会通过，并于明年1月1日生效。
这是一项对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率的全面削减，这个税率将不会被其他改革完全抵消——换句话说，这就是一次纯减税。
这里强调的仍然是赋税改革，但是也已作出了保证。
8月间关于经济问题的炉边谈话稍稍突出地谈到了减税问题，但没有涉及更多的细节：对公司和个人的所得税实行全面的彻底的削减……这项创造性的减税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而最终将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岁入。
谈话还引用了赫勒的理论：我们现在的赋税制度对经济复兴和经济增长是一块纬脚石，它严重地腐蚀着每一个纳税人和消费者的购买力。
然而，总统对于减税还是不够热情，如果不是对此抱怀疑态度的话。
他仍然从1963年改革赋税的角度而不是从实行减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他对数字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在中期选举期间。
他几乎没有提到减税。
而且，在政府内部和顾问之间，分歧还是很深的。
某些经济学家主张摒弃所有的赋税改革，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争议过多会使减税拖延不决。
某些部门的领导人主张减得少一些，以避免削减他们的各项计划在预算中的地位。
有些人主张把减税和赋税改革分成为两个独立的法案。
副总统认为防止石油枯竭的改革措施会不利于整个法案。
还有各种争议：减税是否应包括公司在内，是否应除公司外其他都不包括在内，是否应将减税过程延长到二、三年，还是立即全部实行，是否应集中减轻低收入阶层的负担，还是减轻高收入阶层的负担。
但是当这个法案首先在华盛顿，后来在棕榈滩度假时期召开的年度计划会议上最后拟定出来时，内部的争论大部分都消失了。
这是一个人人都有所获、没有人获得一切的典型事例。
大家都同意经济需要繁荣，许多赋税改革项目将有助于经济的增长，而税率的大幅度下降则是最好的改革。
由于总统坚持不能超过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百二十亿美元的赤字，坚持国内民事开支必须降低，坚持预算决不能超过一千亿美元而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因此，关于改变税率、改革赋税、制定预算和法定的负债限额等建议，都根据彼此之间的关系作了统筹的调整和修订。
他知道如果经济增长的话，预算一定也会增加。
但是他感到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说，赋税法案通过的问题比之他提出一个九百八十亿美元还是一个一千亿美元的开支预算问题要重要得多，而且一千亿美元这一数字也太引人注目，应该予以避免。
然而，当这些协议达成时，总统由于专心致力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整个秋天对赋税法案几乎仍然漠不关心。
借助于他新制定的刺激投资的纳税办法、继续放宽信贷以及增长的公共开支等因素，使得最初引起赋税问题讨论的经济衰退的乌云消散了。
股票市场的行情又在上升了。
经济的增长对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说，效果仍然太慢，但是据此还难以说服国会通过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法案。
直到12月，总统才变得十分积极起来。
这是由于他自己一篇讲话的有力效果也对说服他起了作用。
这篇讲话旨在把基本税和预算草案公诸于世，是向多数由共和党企业主参加的一个保守团体——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的。
总统认识到，经济已经重新开始增长，如果打算再利用任何反衰退的论点作为他提出赋税法案的理由会显得很勉强。
他打算改变一种说法，说，我们现行的赋税制度加重了私人收入的负担，妨碍了私人的首创精神……从而减少了私人投资、出力和甘冒风险等方面的财政上的推动力。
这听起来象是胡佛的声音，但实际上却是赫勒的说法。
在这个星期初，威尔伯·米尔斯接见一个杂志的记者时发表的讲话被解释为他是反对任何方式的减税，除非预算也跟着削减，而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总统保持密切接触的米尔斯所用的字句实际上是：加强对增加开支的控制。
总统在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透露了计划削减同防务无关的费用以及采取其他加强控制预算的办法。
当演说快要结束时，从印度回来的肯·加尔布雷思恰巧到白宫来访问，他把这篇演说称为自麦金莱以来最具有共和党人味道的演说。
他倾向于在正常预算增加预算之外再追加一百亿美元的联邦开支放到国民经济中去，而不是削减一百亿美元的税收。
但是总统感到，这种代替办法在第八十八届国会中是通不过的（并告诉加尔布雷恩，不管怎样，他通常总感到有这位瘦长的朋友站在对立面总是有帮助的）。
总统倚重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罗伯特·克尔在进医院前不久，也对演说提了些意见（他后来就没有出院）。
米尔斯看了这篇演说，没有表示赞同。
狄龙、赫勒和其他的人则都在里边补充了他们的看法。
但是最关心这篇演说的人还是总统。
他不象经济俱乐部的听众那么担心经济政策，他心里纳罕的是，在赤字、支出和经济繁荣都日益增长的时刻，他们怎么会轻易接受大量减税呢。
当我们在纽约旅馆内他的房间里检查最后一份讲稿时，他说，假如我能够说服他们，我就能够说服任何人。
他确实说服了他们。
这篇演说——《时代》杂志说，听上去很象全国制造商协会一个高级人员的演说——很受欢迎（部分原因是演说既没有提出赋税改革的细节，也没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细节）。
总统自己也变得更起劲了。
他开始把减税看作是对付仍然在折磨着他的持续不断的失业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会议上，在演说中，在预算、立法计划和国情咨文里，他开始把重心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当他谈到这个法案时，他所谈的主要内容是减税，而不是赋税改革。
但是公众一开始对此是漠不关心的。
尽管广大的企业界和劳工界表示支持，国会仍然一点也不热心。
如果说在前一年夏天经济有衰退的迹象而预算（如同所提出的那样）又是平衡的时候，国会尚且不愿意通过减税法案，那末到了1963年没有衰退的迹象，而预算既比前一年庞大又不是平衡的时候，肯尼迪何以认为他能够提出减税的提议呢？几乎每一个民主党人都有一个较好的降低税率的计划。
几乎每一个共和党人都抨击这个预算。
几乎每一个院外集团都攻击一项或几项改革方案。
1962年的小改革法案只限制滥用开支和制裁海外的逃税。
它所遇到的困难同新的改革法案所遭到的反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每一个议员所赞同的改革方案堵塞了另一个议员所喜爱的漏洞。
减税问题甚至使支持减税法案的人之间也发生了争吵；争吵的问题是究竟让企业界还是让低收入的集团享受这样大的减税份额。
国会议员完全乐于把农业、军事和其他政策交给更为内行的委员会成员去研究，而对于赋税改革却毫不踌躇地自认为是内行。
共和党人把减税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并且预测失业人数不会下降。
但是由于他们长期以来都谈到要取消政府的严密管制，所以他们不能对总统提出的减税理由进行挑剔，于是他们便对预算问题进行挑剔。
我们曾经煞费苦心、但终于成功地削减了预算，以适应上面提到的总统所规定的三项限制。
但是埃弗雷特·德克森称它为难以置信的，克拉伦斯·坎农称它为荒谬的，而查尔斯·哈勒克则说它成了政府的勇敢谈话的一个笑柄。
总统冷静地强调说，我们不是在预算赤字和预算盈余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赤字之间进行选择——一种是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和赋税收入迟缓所导致的浪费和软弱所造成的，一种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建立我们未来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
他说，等充分就业实现以后，我们就不会有赤字了，但是如果把减税推迟到开支的削减数字能与之相等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要一直等到我们的人口停止增长和共产党人停止威胁的时候才行。
这时，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加入了这场争吵，写了一封信给哈勒克。
他把庞大的赤字、大手大脚的新开支和大幅度的减税这种三结合称为财政上的盲动，到时候这不会通向一个充满大好机运的自由国家，而只会造成一个债务重重和财政混乱的大废墟。
他赞成从肯尼迪的预算中削减一百三十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
这位前任共和党总统在信尾对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领袖说，容我强调一下，这里所提的意见是毫无党派影响的。
总统没有作出直接的答复。
但几星期后，在回答全国报刊编辑的一个问题时，他回顾了他所制订的预算节约措施和预算主要增加部分的必要性，然后毫不带党派影响地补充说：我强烈反对有人谈论的那种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做法，削减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五十亿美元。
我想不出有什么措施会比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了。
而且我认为，主张这样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使我们陷入1958年的衰退，并导致1958年的一百二十五亿美元赤字，最大的……黄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问题的财政金融政策的设计者。
而我们希望做得比他们好一些。
另一方面，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则抱怨赋税改革不够彻底，富有的人和公司将得利大多，改革的时间太迟缓，数额也太少了。
劳工发言人比较赞成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项目，唯恐企业会利用减税所得仅仅去增加自动化。
新政人士比较赞成增加公共支出，认为总统的基本前提是与民主党三十年来的哲学相抵触的。
狄龙和霍奇斯手头的一些分析资料显示出，这项法案对企业有种种好处——对高收入阶层和公司的减税，再加上前一年给予企业的减税所得。
赫勒和劳工部长沃茨手头还有些图表向劳工和自由派人士说明，低收入阶层从减税中获得的好处最大。
两种说明都是对的。
不过总统强调，使用通常的阶级斗争滥调是不适当的，他的努力不是如何分割经济馅饼，而是如何为大家来扩大这块馅饼。
帮助企业增加利润，就导致更多的就业机会。
帮助消费者增加收入，就导致更多的销售。
众议院批准的关键在于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尔斯。
他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赋税改革，可是在没有衰退的迹象时，他对减税又有些怀疑。
总统慢慢地说服了他。
开始时，米尔斯同意一个以改革赋税为主要内容的法案，其中略加一些减税措施，以利其通过。
在法案提出时，它是一个赋税改革及减税的法案。
作证时，它却变成了一个减税及赋税改革法案。
而当米尔斯最后向众议院提出该法案时，总统得到的却是一个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法案，附带作了点赋税改革。
总统也认为，更多的改革措施是早该实行的，但是这种措施甚至在米尔斯的委员会里都不能获得通过。
威尔伯·米尔斯，如同前一年在处理贸易法小赋税和其他法案时所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极有帮助的伙伴。
他为他的同事们所尊重，他对自己的工作有很丰富的知识，并且是一个细心的有计算头脑的人。
没有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比他更牢固地控制着自己的委员会。
1958年他担任拨款委员会主席时提出的第一个法案遭到了失败，他为此感到很窘，从此，这位阿肯色州众议员在没有获悉他的法案会获得通过之前，就决不向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
他工作起来总是慢吞吞的，小心谨慎的，深思熟虑的。
有时，冗长的听证会和拖延时日使总统恼怒。
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对我说，英国人也有一个按比例来说比我们更大的减税法案，从准备、提出、通过到付诸实施，目前已在从中得到好处了，可是我们却还在举行什么听证会。
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总统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
这一次演说稿曾经再三推敲，使其简单明了。
有一份草稿是经济专栏作家西尔维亚·波特草拟的，因为总统很赞赏他的文章。
文章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缴纳的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总统喜爱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四十四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六十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将比五十年代多七百万。
演说还包括了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
肯尼迪的赋税法案，最后借助于他的继任人终于制定为法律，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的坚韧性的纪念碑。
对于曾经长期支配这个国家的那些最为顽固的财政上的神话和恐惧心理来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对它们的断然的否定。
虽然国际收支逆差和保守的国会阻止他过分倚恃民主党惯用的更低的利息率和更高的预算案这种补救办法，但是他还是摆脱了陈规，开创了新的途径，从而打破了战后经济衰退的趋势。
虽然我们不能说全国和国会在接受他的法案的同时也完全接受了他的哲学观点，但是他的行动比一代人的演说和讲学更能阐明一度被称为沉闷的科学的经济学。
在制定这项法案的过程中，肯尼迪自己的思想不久就很起作用。
他在一封给加尔布雷恩的信中要求就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个特别问题提供资料，他要求提供你认为适当的、尽可能多的技术性细节，而不要受到你在同一个非职业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可能感到的那种限制。
对此，他还草草地加上一句道：——但是，在哈佛大学拉斯·尼克松的指导下上过经济学A课程的人，对经济学知道的可也真不少。
不管他在经济学A课程中学了些什么，他在白宫却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
作为一个具有其他重任的人，他是一个好学生，而就整个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好老师。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1）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向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群众大声疾呼道：记住，如果你们希望通货膨胀，希望物价上涨，你们就投我们对手的票。
1961年，许多专家认为，副总统的推论是错误的，不过他的预测倒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设想随着经济的恢复，通货膨胀是肯定无疑的。
然而约翰·肯尼迪竟然表明，尼克松的预测也同样是错误的。
专家们对肯尼迪并非缺乏信心。
他们只不过知道，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物价通常总是上涨——肯尼迪增加国防、空间和反衰退等开支，就会造成据信将引起通货膨胀的那种庞大的预算赤字——民主党人对工农一贯的同情通常会导致较高的工资和粮食价格——民主党人对高利率和紧缩通货的一贯反对也会招致通货膨胀——而且总统无权阻止强有力的工业界和工会采取提高物价和增加工资的措施。
他们估计在致力于制止通货膨胀的共和党政府的连续任期内，物价上升了近百分之十，那末又怎么能希望致力于更大的经济增长的民主党人肯尼迪做得更好些呢？但是约翰·肯尼迪却决心要做得更好些。
党和历史上的种种先例没有能阻挡他这样做，因为他面临着一场世界性的对美元地位的威胁和经济上的长期萧条，而这种情况在现代也是没有先例的。
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产生了一种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如果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太高，这种危险就决不能避免。
如果物价上升得象收入一样快，那末他的整个经济增长的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如果社会保险、法定最低工资和福利津贴等的领受人用较多的钱购买到的东西不比过去为多，那末这些钱的增加也并不代表什么进展了。
如果国防部和其他采购机构不得不多付钱少买东西，那末他想使预算案显得精明节俭的努力，也就注定要失败的了。
如果通货膨胀开始螺旋形地上升，他想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长期保持低利息率的努力也就注定是白费的了。
而他要帮助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领养老金的人、领年金者和其他显然贫困的人——所作的努力将会象他的经济咨文所说的，由于对这些软弱无力者的冷酷压力而受到最大的挫折。
总之，除非打破这种惯常的通货膨胀，否则他的整个经济计划都会受到损害。
他并没有被通货膨胀问题缠住而置其他问题于不顾。
他并不重视有些人所说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经济比失业问题危害更大；也不重视另一些人的看法，即认为由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迫在眉睫，所以他们要反对增加开支和减税的一切提议。
但是他也不听从人们轻易作出的诱惑人的辩解，甚至包括象。
时代》杂志这种保守主义的堡垒的说法在内。
这个刊物在1962年6月1日曾经断言，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是不能并存的，通货膨胀长期以来就是经济繁荣的同路人，一个繁荣的、日益增长的经济的代价是，每年\'正常\'地或有控制地通货膨胀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而\'正常\'通货膨胀的替代物……是经济停滞或明显的衰退。
他不赞同使经济继续萧条，以便推迟反通货膨胀的斗争。
他也不愿意紧缩长期信贷或回避必要的开支，来对付通货膨胀。
同时，他也不赞成在和平时期实行管制或者实行管得很紧的经济制度。
挑战是明显的，答案却不明确。
但挑战一定得予以答复。
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倡议建立起一个现代的货币和银行制度，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倡议采用了一套比较现实的预算政策，约翰·肯尼迪也认识到，新的国际收支问题已不允许使通货膨胀的状况继续存在，于是断定，对于在一个自由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体制中物价仍不断上涨这个甚至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予以正视的时候了。
一旦他承担下了义务，他就不会回避。
他同钢铁工业巨头的这场战斗就是同这场通货膨胀作斗争的主要标志和主要转折点。
就象他在谈到这场战斗时所说的，大喊大闹之后不能取得成功是没有意义的。
拿总统职务去孤注一掷，然后败下阵来，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他成功了。
在肯尼迪政府期间，物价一直是稳定的，其稳定程度在其前任的任期内，或者在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工业国家内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战后从衰退走向复苏的过程中，生产和收入在增加，而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实际上却下降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在肯尼迪就职后三年，批发物价的指数比他就职时要低，而消费物价的指数则比较稳定，比每年2％一3％的正常通货膨胀要低很多。
国民产值、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都确实有了创记录的提高，而且也没有因为物价的任何引人注意的上升而有所减少。
这一成就虽然部分是由于自1958年以后物价一直都很稳定，部分是由于人力和物力持续有所剩余，加上国外的竞争日益增长，但多少也由于总统的坚强领导。
有一个观察家写道，自从格罗弗·克利夫兰时期以来，一个民主党总统成功地稳定了国内美元的价格，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成就不是通过强加上任何直接控制的办法来取得的，不是通过由政府代企业或劳工来规定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来取得的，也不是在没有给肯尼迪总统同企业界和劳工界的政治关系上造成某种冷淡的情况下取得的。
而这就是本章实际所要报道的事情。
正如大多数国会议员都赞同通过一些经济措施，只要这些措施是针对着别人的州的，大多数企业界领袖和劳工领袖都反对为了对方的利益使通货膨胀，而不反对为了自身的利益使通货膨胀。
总统运用自己职务上的威信和舆论的力量对劳资双方所作的决定施加了压力——他颁布了一些经济方针，使他们只能在这些方针所允许的范围内制订价格和集体议价——而且象肯尼迪1960年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所说的，他认为他的职责应是一个全国利益的积极维护者，而不是充当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的消极的中间人。
因此，劳资双方不时都对他表示怨恨，这是不足为奇的。
沃尔特·赫勒把总统控制工资和物价的办法称作利用职权施加压力的办法。
肯尼迪的办法不是以任何法令为根据，也没有任何制裁手段予以支持。
有一天，他几乎用忌妒的口气评论戴高乐在法国所使用的同上涨的物价作斗争的各种武器和控制办法——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权力。
这种权力使得那种认为欧洲的通货膨胀最终会使我们的国际收支相等的论点变成了问题。
但是他试图用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努力去弥补他所缺少的法律授予的权力。
肯尼迪所作的努力一部分集中于拟出各种不同的立法提案和行政措施，其中包括向国会提出的有关消费者利益和建立一个消费者特别委员会的第一个总统咨文。
政府提出的法案企图降低住房、运输、教育、保健、药物、信贷和其他项目的价格，并且通过加强反托拉斯法、降低关税和刺激小企业等办法来增强竞争能力。
司法部反托拉斯事务司以创记录次数的检举起诉特别成功地打击了定价的人，这不仅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而且也制止了其他的不轨行为。
有利于公平交易或维持转卖价格的法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至于刺激购买新机器的赋税规定，其目的在于促进较高的生产率，因为这样能够增加利润和工资，而不致抬高物价。
但是大部分努力并不是花在立法方面，而是花在运用没有先例的、始终不断的、孜孜不倦的施加压力的办法方面——这体现在对劳资双方发出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警告中，在总统咨文中、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发表的演说中，还体现在对劳资双方召开的会议所发表的讲话中、致劳资双方的谈判代表的信件内以及同他们的领袖私下举行的会议上。
肯尼迪的智慧大部分表现在两种新的手法上：第一是借助于总统的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它的成员来自工会、企业界和公众。
过去，这种三方组成的机构在和平时期一贯总是失败的。
这一次却成功了，它保持下来，成为在协调劳资关系和维持工资一物价稳定方面，通向总统和为总统利用的一个有用的渠道。
第二是阐明全国的工资一物价指导方针，它是经总统批准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拟定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宣布的。
这些指导方针是联邦政府提出一项总的标准的第一次尝试，公众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工资和物价的增加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
这些指导方针强调，不可能制订出十分严格的规章来，它们的基本原则是承认这一事实：即劳资双方应从较大的生产率中获得较大的利益；由于新的技术和机器使每一工人在每一工时内能为雇主生产吏多的产品，这项节约将使利润和工资都可以增加而不至于提高物价，甚至有可能降低物价；另一方面，用提高物价来支付高工资这种办法，只会将负担转嫁到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结果造成了对每个人的利益都有害的通货膨胀。
这些方针当具体应用到个别工业部门或公司时，引起的争议比解决的问题还多，不过它们是把公众利益的观念勇敢地注入了过去长期被忽略了的一个领域。
1963年，总统在对报刊编辑的谈话中驳斥了这样的见解，即认为有关私人工资一物价问题的决定根本与他无关。
他说，如果这些决定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突然罢工，那末根据法律，这就成了他的事情。
如果这些决定破坏了国际收支的平衡，那末维持我们海外的驻军也就成为他的事情。
他说，等到事情搞糟了……如果我们再发生一次经济衰退，美国总统就要受到责备，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事情。
劳工关系在他任职期间，这种施加压力的办法一直加以使用，并且取得了成功。
在肯尼迪的任期内，平均的工资增长率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任何可比时期相比是最低的。
这种增长率通常控制在指导方针规定的限度之内，并比我们的欧洲贸易竞争对象的工厂中当时的增长率要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工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日子很不好过。
生产率的提高使非通货膨胀性的增加工资成为可能的了，同时随着衰退的结束，每周的工作时间又恢复了正常。
因此，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第一次提高到每周一百美元，另外美国又增加了二百七十五万以上的男女工人，所以劳工的总收入上升到了创记录的水平。
然而，事实仍然表明，大多数工会领袖是听从肯尼迪的劝告的，他们的工资要求都比较适度。
在一次对美国汽车工人工会讲话以后，总统对我说，这部分是出于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
上周我到商会去，谈起我们为企业和营利正采取的各项措施——他们并不鼓掌。
我到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去，告诫他们必须有所节制，要遵循指导方针，不要提出不合理的工资要求，他们却为每句话喝彩。
这部分是出于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因素。
劳工领袖对于一位认为在和平时期可以大幅度增加工资的民主党总统是不太习惯的。
他们认识到劳工部长戈德堡有一句话是实在的，即如果劳资双方都认为肯尼迪政府是偏袒劳工的，那他们就错了。
他们认识到，肯尼迪在竞选运动期间曾强调指出，他的政府将不是一个企业主的政府，不是一个劳工的政府，也不是一个农场主的政府，而是一个代表全体美国人、并力图为他们服务的政府，这句话他是说了算数的。
但是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以被控告的卡车司机工会头子吉米·霍法为首），大多数劳工领袖都把肯尼迪看作一个朋友——不是偏袒他们，而是庄严地、平等地对待他们的一个朋友。
在立法过程中，他们与总统和总统班子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
总统在方针政策方面征求他们的意见，还邀请他们到白宫去参加各种会议和典礼。
他们的姓名出现在参加国宴的宾客的名单上，并被提名担任劳工部内外委任的职务。
一位工会领袖奉派做了大使。
另一位被提名为通讯卫星管理局成员，还有一位是住房管理署副署长。
一位前劳工事务的律师被任命为国家最高法院法官。
巴里·戈德华特曾加以引用的一份商会出版物对下列的情况表示愤慨：肯尼迪政府任用工会干部及其追随者当政府高级官员在历史上是人数最多的，该文并列举了商务部、国务院和内政部以及上文所列举过的部门任用工会干部的情况（可是没有提起也被任命为高级官员的企业主的人数）。
1963年，总统访问欧洲时曾应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的邀请去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
随后，他在访问柏林期间便带着米尼一起，接着又带他访问爱尔兰，并把他介绍给爱尔兰各地的朋友。
米尼回华盛顿后，始终没有忘记总统的这一姿态。
而在总统那方面也总感到同劳工听众相处更为自在一点。
1961年12月在寒冷的纽约向全国制造商协会讲话后的第二天，他到阳光明媚的迈阿密去向劳联一产联代表大会发表了演说，在讲话中，他不十分隐讳地评论说，今天这里的气候比昨天要暖和。
次年5月，在受到美国汽车工人工会极为热烈的欢迎后，他说，上星期在同商会和美国医学协会主席谈话之后，我开始怀疑我是怎样当选的。
现在，我记起来了。
但是劳工和肯尼迪也有他们的分歧。
劳工不喜欢工资一物价指导方针，经常抱怨政府在劳工争议中坚持国家利益，感到总统过分强调以国际收支作为一种限制，并且仍然要求一个三十五小时的工作周。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劳工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修改塔夫脱一哈特莱劳资关系法。
总统也希望修改它。
他坚信，在全国发生突然罢工时，除了一道禁令以外，行政部问的武库里应掌握更多的武器，虽然在必要时，他对于行使禁令的权力却是毫不踌躇的。
不过他也同样认为，根据他在参议院的经验——劳工慢慢地也会接受他的意见的——因此，在第八十七届或第八十八届国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来只会通过一个更坏的法律。
他宁愿利用现行的法律，他固有的权力，以及他自己职务的和劳工部长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有害的罢工次数减少并防止有害的立法。
戈德堡部长在这方面的活动——代表总统从通用汽车公司的厕所问题到大都会歌剧院的乐师这些劳工争端中提出调解建议——所受到的宣扬，引起人们更多的指责，说政府作了过多的干涉。
实际上，劳工部长和总统都不希望劳资双方在所有争端中全向华盛顿要求帮助。
他们的原则是，只有在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而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劳资双方仍然距离很远时，他们才采取行动。
他们鼓励双方采取新的办法来使劳资和好，更多地利用局外仲裁人和调解人，更多地安排经常的接触和研究（而不是仅仅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及更为自觉地认识到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焦虑）。
可是当所有别的办法都已失败时，总统便认为，在任何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劳资纠纷中，联邦政府积极地发挥作用是正当的。
大都会歌剧院是唯一的例外。
当总统接到歌剧院主要演员象蕾茜·史蒂文斯和利昂泰恩·普赖斯的电报后，他要求戈德堡予以干预，他在答复这位部长关于会受到批评的警告时说，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美国的资产不仅仅是砖瓦和泥灰。
戈德堡法官后来回想起来说，我经常被赞扬或批评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劳工部长。
可是实际上我只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总统的劳工部长。
这种活跃的精神起了作用。
它再一次得到行政部门采取某种创新和主动措施的帮助，这些措施中包括：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一个导弹发射场劳工委员会来避免限制性的立法；总统通过电报或亲自向劳资双方代表发出呼吁俩任劳工部长戈德堡和沃茨以及各种特别部门、委员会和专门小组进行仲裁和调解等等。
在肯尼迪执政的年代里，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时数是战后任何三个和平年头中最低的，不到过去比率的一半。
当然，公众是知道有纠纷的地区的。
但是尽管有几件罢工事件成为头条新闻，和平解决的次数却创造了历史记录。
这并不是说，劳工关系到处都是乐观的。
在海运业方面，劳工关系继续很混乱；在建筑业方面，则很不安定。
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斥责了纽约一个印刷工人工会和飞机机修人员工会的无理要求。
一个总统委员会在后一事件中终于成功地取消了某些不讲效率的工作条例——有时称为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因为他们查明商用喷气机的座舱里用不着四个雇员，只要三个就足够了。
当以机器代替人的自动化浪潮席卷全国时，有关工作条例的争端和关于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的叫喊，势将把劳资谈判中经常出现的经济争端淹没掉。
它们还以对劳工和平最严重的破坏行为和来自劳工运动的最难对付的挑战——铁路劳工纠纷——威胁着肯尼迪政府。
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其他各行业的劳工和平。
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工作条例和劳工使用问题，因为在这一行业中，严格的管辖权限和就业保证是从内燃机时代以前的岁月中就沿袭下来的。
代表全国铁路工人的五个工会，在就业人数与会员人数日见减少而内部关系又不断紧张的情况下感到心烦意乱，将近四年来，它们已形成了一道牢固的抵抗阵线，反对自动化所造成的对工作条例的必要修改。
这种修改是铁路当局提出的，并且由总统委员会、专门小组和劳工部长等一系列机构予以全部或部分批准。
劳资谈判完全失败了，双方都指责对方毫不妥协。
全国铁路当局准备并渴望使它们修改的条例生效，这包括减少内燃机的司炉工，改变司间手的任务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措施。
而如果条例修改的话，在工会这方面则准备停止所有的铁路运输。
有人说，让他们罢工吧。
工会谴责政府，说它明确宣布不准罢工，就助长了资方的抵抗。
资方则警告说，政府进一步延搁他们行使解雇工人的权利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双方起逐步走向最后的摊牌和罢工。
但是肯尼迪总统不肯抽手旁观让罢工发生。
有些人说一次罢工会使双方迅速头脑清醒过来，他对这种说法却感到怀疑。
他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折衷处理的纯经济问题。
这对双方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他们会长期坚持下去，达到国家不能容忍的地步。
二十万工会会员罢工，立即会使五十万其他的铁路雇员无事可做。
他的经济顾问估计，三十天后，受到波及的工业部门的瘫痪将使大约六百万非铁路工人闲着无事，这将是1930年以后最糟的失业情况。
因此，1963年6月，随着最后条例的最终修改和罢工限期的接近，总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要求双方再次探索解决办法。
劳工部长沃茨几个月来一直与副部长詹姆斯·雷诺兹一起，日日夜夜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象过去每一个公正无私的建议的实际结果那样，铁路当局接受了，但铁路的兄弟工会却不肯接受。
新的限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总统与当时的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就可以代替立法措施的各项办法进行磋商后，建议双方接受司法部门的仲裁。
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极端的行动。
我同在雅典出席世界律师协会大会的首席法官沃伦取得联系，他表示他一向不愿看到最高法院法官卷入其他事务中去。
总统也赞同这种见解，但感到在这一紧急时刻不得不干预。
铁路资方接受了这项建议，而工会却愚蠢地没有接受。
没有几星期后，一个工会领袖向我吐露，他们拒绝戈德堡的建议是错误的。
不过这个惹人注目的建议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使全国和国会注意到了行将把他们卷入的这场危机。
在内阁会议室同民主党国会领袖举行的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使总统确信，他们完全不愿大胆地提出任何阻止罢工的法案，而且那天显然也不可能通过什么法案。
那天下午，离开限期只有几小时，总统在与铁路的主要谈判负责人的私下会晤中取得了再一次的延期，使他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所属的特别小组委员会能就这些问题提出报告。
他希望在此期间有新的突破，主要的根据是，他任命了两个人参加该小组委员会，一个是没有卷入这次罢工的可以信赖的铁路工会领袖，一个是为某些同事怀疑为软弱的开明的铁路公司总经理。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有好几次都似乎即将达成协议，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最后，所有的延期办法，现有的程序和个人的呼吁都已用尽，对付灾难性罢工的唯一抉择就是采取立法措施了。
但是可供选择的立法措施看来都成问题。
有些立法仍然允许罢工，有些仅仅是维持现状。
有些要求对劳工进行惩罚，有些要求使他们受惠。
还有些人建议总统接管铁路，这个解决办法既不解决工作条例问题，也不对资方的合作态度予以肯定。
铁路工会的一个代理人要求由参议院劳工委员会予以仲裁，因为他曾给予该委员会的成员很多的竞选捐款。
有些资方代表要求对铁路劳工法作出永久性的修改，把强制性的仲裁写进去。
总统希望避免在铁路或其他任何工业部门中出现一个纯强制性仲裁的先例，所以最后决定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要求州际商务委员会通过争议中的就业保障条例，并权衡这些条例对劳资双方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
州际商务委员会已被授权对铁路合并后的就业保障安排作出判断。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有条不紊的解决办法，它满足了国会领袖们的要求，即我们不要把一个纯强制性的仲裁法案提交给他们。
但是，深信对州际商务委员会抱有成见的铁路工会，竭力展开院外活动反对这项建议。
最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特点被丢弃了，通过了一个完全强制性的仲裁法案，并由总统予以签署。
这是我国和平时期历史上的第一部这种法律。
没有一方感到满意，铁路工会也谴责总统——然而罢工却避免了，而经济则继续增长。
1962年的钢铁价格争端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反通货膨胀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危险的挑战，是来自1962年的钢铁工业方面。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那年4月份才达到了高潮，总统本人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对此感到关切了。
在他就职之初与戈德堡部长（他以前是钢铁工人工会的法律顾问）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就对钢铁价格的任何提高会影响到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的问题表示关切。
总统的关切是很有根据的。
钢铁工业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几乎对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它在美国经济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它的产品又是如此之多的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的高低长期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的前导。
钢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而来，这是长期以来正确地总结起这个国家价格动向的一句精辟的话。
1948年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曾责骂该工业部门提高价格，他预言这种增长会迫使其他物价上升，并鼓励劳工提出进一步的工资要求来。
他的责骂虽属徒劳，但他的预言却不幸而言中了。
在1947年到1958年间，钢铁价格提高了一倍多，比其他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要快三倍多。
经济学家估计，1958年以前，批发价格指数上升的最大一个因素就是钢铁价格的提高。
这一方面应责备劳工。
由于少数公司的支配性影响，参加钢铁劳资谈判的双方私下都认为，资方对谈判达成的任何工资调整，只要调整钢铁价格就可以支付。
结果，钢铁工业工资的增长在1947年和1958年间比生产率的增长还要快，而钢铁价格的上升甚至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要快。
从1958年以后，钢铁价格一直是稳定的，而批发价格总的说来也是如此。
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我们的国际收支和黄金储备则远远不是稳定的。
在以往几年中，美国钢铁价格上涨的速度远比我们海外的竞争者要快，我国在世界钢铁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于是不断下降，而外国输入我国的产品则增加了三倍多，这在1957年到1961年间几乎占我们国际收支逆差增长数的四分之一。
构成美国出口耐久商品极大部分的美制机器、机床、设备和车辆，也有赖于钢铁产品及其价格——正如我们出口的大部分其他重要商品一样。
1961年，肯尼迪总统看得很清楚，钢铁价格的另一次较大的上升很可能不仅会引起一次新的通货膨胀，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的外流。
那年，他眼前最关心的是，钢铁工人的工资预定在1O月1日将自动增加，而正如报刊上所报道的，钢铁工业界越来越多地谈论着届时钢铁价格将上涨的事。
10月1日增加工资一事是根据1960年的一项协议所允许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的增加。
那个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钢铁工人罢工。
在副总统尼克松赞助下达成的这个解决办法还带来了一个颇有根据的传说，说各钢铁公司已同意在选举之前不提高价格。
肯尼迪同协助拟订那份合同的戈德堡商量，是否应该请求钢铁工会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在10月1日提高工资。
但是这将给劳资谈判达成的合同的稳定性造成一个不可信的先例。
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资这一步骤是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的，能够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办到。
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出，每吨钢铁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比1958年为高，但钢铁界后来对这些数字表示了异议。
戈德堡部长告诫说，真正的问题将在于1962年一个新合同的谈判上。
9月6日，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十二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其后提高价格，详细阐明了更高的钢铁价格一般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指出了这些公司的股东已经获得的高额利润和收入的情况，同时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与金融措施将会推迟我们国家从衰退中恢复过来，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
接着，他提出了这一关键性的论点：钢铁工业提高工资就会加剧通货膨胀，我不想低估制止这种情况的迫切性……钢铁工业界人士曾经表示愿意制止价格-工资的螺旋形上升。
如果他们现在放弃涨价，那末到明年春天劳资谈判时，就保持了三年半价格稳定的记录。
到那时，劳工代表很明显地也应当把他们的工资要求限制在同价格持续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上。
明年春天，钢铁工业道义上的地位——以及它要求舆论给予的支持——将会由于它目前在价格方面的克制而得到加强。
有几个人的答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几个人的答复则是粗鲁的，没有人作出任何诺言——但是价格并没有调高。
一周以后，总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强调指出在1962年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需要在提高生产率和稳定价格的范围内签订一项劳资协议。
共和党人抗议说，总统应该关心通货膨胀问题，而不应该关心某些工业部门的涨价问题。
但是没有人误解总统的愿望：即他认为1962年谋求达成协议一事既没有必要，也不会导致价格上涨。
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罢工或大幅度的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总统通过戈德堡部长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
在总统同意之下，戈德堡部长先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拉德·库珀进行会谈，然后同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接着又同双方的其他人士会谈，其中包括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的一次电话会谈。
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戈德堡、布劳和麦克唐纳作了私人会晤，而早在前一年9月他也已经接见过布劳。
在所有这些会谈中，总统和戈德堡都强调指出，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要早日签订一项协议——协议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关心能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
说得更具体一点，肯尼迪总统对工会的巨大影响和劳工部长的斡旋都被运用来促成这样一项协议，如果劳资双方都同意的话。
假如总统取得了成功，就不再要求钢铁工业作出维持价格稳定的正式保证，而且也不会立即作出保证。
总统说，由政府出面要求作出这样的保证，那就变得很不得体。
虽然布劳和钢铁工业的其他发言人每次都抱怨成本增高和利润减少（这被认为是劳资谈判的开场白中惯甩的叹苦经），然而钢铁工业还是接受了政府的帮助，但他们对总统的唯一目的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做出不论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要提高价格的这种表示。
罗杰·布劳后来声称，虽然舆论界曾作出种种暗示，说价格即将上涨——钢铁工业和报界中的其他人似乎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些暗示的意义——但是他和钢铁工业的其他高级人员在同政府的直接接触中都无意利用这些机会通知总统要采取这一行动。
相反，钢铁工业界人士自愿参加了一项事实上是三方面的协议，这项协议显然是以总统的这一前提为根据的，即钢铁涨价是不可取的，除非工资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否则就不应涨价。
但这也不是消极地接受最小限度的帮助。
库珀在同他的钢铁界同事们讨论后，通知戈德堡说，他们同意不涨价。
直到这时，戈德堡才同麦克唐纳进行了商谈。
劳工部长代表总统打了一系列的电报、电话，并进行了一连串的访问，协助使谈判早几个月在2月便开始，等3月间谈判破裂以后，又协助使它们重新恢复，而最重要的是，他协助说服麦克唐纳接受战后历史上钢铁工业中最有节制的这一项协议。
总统后来总结说，他们同意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说过，我们经不起另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这将影响到我们在海外的竞争地位——所以他们签订了协议。
这项协议根本没有规定全面提高工资率，只规定每小时增加一角或百分之二点五的小额津贴。
这个全面解决的数目远比工会原来要求的一角七分为低，远比1960年的协议所规定的为低，也比二十年来钢铁工业协议中的平均成本的三分之一还低，并且是根据经济顾问委员会较早的分析拟定的。
戈德堡在3月6日与布劳私下会谈时提出了这一数目，认为这是钢铁工业在不涨价的情况下能够承担的费用。
布劳和钢铁工业的其他领袖对这一结论都没有异议。
后来，戈德堡在3月12日与麦克唐纳私下会谈时，也提出了同样的数目，认为对于稳定价格是适当的。
谈判在3月14日重新恢复，并在3月31日签订了协议。
1962年钢铁工业的协议，是1954年以后第一次没有发生罢工而达成的协议，是人们记忆中第一次明确地、完全地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达成的协议。
它得到了全国的欢迎。
总统在给资方代表和工会总部的同一份电话声明中，赞扬这项协议是负责的……有着高度的工业政治家风度……显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为继续保持价格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代表美国人民向你们致谢。
当他打完第二个电话之后，他对我说，工会会员为他们自己的牺牲欢呼喝彩，而资方代表却是冷冰冰的。
但是劳资双方对于肯尼迪就稳定价格所作的结论都没有任何异议。
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报纸和杂志都松了一口气，认为钢铁涨价不再是一种危险了。
下一周，当个别公司履行它们同工会签订的正式合同时，总统打电话给戈德堡说，查利·巴特利特从钢铁工业界中得到了秘密消息，钢铁涨价迫在眉睫。
戈德堡部长对这一消息付之一笑。
因为过去几个月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改变钢铁工业的成本情况。
相反，同外国低成本的生产者的竞争，同金属和其他原材料的竞争，以及由于更大的销售量和生产能力的利用都可能获得的较高的利润，这一切在正常情况下会使有竞争能力的任何工业部门在这个时候考虑降低价格。
废钢铁、铁矿砂和煤炭，钢铁工业使用的这三种主要原料的价格全比1958年为低。
根据7月1日才生效的新的劳资合同，每吨钢的雇工成本将继续下降。
在1958年开始的全面经济萧条的年代里，有几家公司的利润状况改善了，有几家则恶化了，这就不可能定出一个合理的一致同意的统一价格。
据说，伯利恒钢铁公司总经理埃德蒙·马丁在4月10日的年会上曾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设法降低钢价，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比以前多了，特别是国外的竞争对手。
4月10日星期二，最后一个主要合同签字了，总统惊讶地注意到，他的约会时间表上安排着下午五点三刻同罗杰·布劳的一次约会。
奥唐奈说，布劳那天下午提出了这项要求。
戈德堡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布劳想谈点什么，但他同意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
布劳想谈点什么很快就明白了。
他坐在靠近总统摇椅的沙发上，交给总统一份美国钢铁公司油印的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每吨钢铁涨价六美元，即四倍于新的劳资协议中规定的成本价格。
总统大吃一惊。
他感到他的反通货膨胀的全部计划，他的保护我们黄金储备的全部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钢铁工业是他作出了最大努力使价格稳定的工业，是受到外国竞争与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折磨的工业。
如果该工业可以对他发出的、为了国家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呼吁进行愚弄，那末国内所有的工业部门和所有的工会此后都会感到可以毫无约束地来向他挑战了。
最重要的是，他感到受愚弄了。
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曾亲自会意地接受他的帮助，同工人订立了一项不会导致涨价的合同。
总统的威信和权力被利用来帮助说服了钢铁工人工会，要他们为了稳定价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较低的工资。
如今签合同的墨迹未干，钢铁工业的资方却宣布所有产品大幅度的、全面的涨价。
正如总统后来说的，这牵涉到信用问题。
工会方面很有理由觉得，他们被引入了歧途。
——其他工会没有一个会再听从他发出的自我克制的呼吁了。
他很冷淡地对布劳说，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
布劳直到后来才认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重大的错误。
总统很恼火，但克制住了。
他把阿瑟·戈德堡请来了，戈德堡却没有他那样有克制。
当这位部长知道布劳已将他对报界的声明发给各通讯社和新闻广播网，准备在晚上七时公布时，他严厉地驳斥了这位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的辩解——即作为一种礼节性的行为，已向美国总统递交了有关这一既成事实的油印新闻发布稿。
戈德堡把这一行为称为耍两面派手法，是背信弃义的，违背了参加谈判各方所明白理解的原则，违背了国家和钢铁工业的最大利益，违背了戈德堡向总统作出的保证（说布劳和麦克唐纳两人都是信得过的）。
布劳表示遗憾，试图把他的行动说成是对股东很有必要的，随后就离开了。
后来，他相当软弱无力地说：他们不愿意接受我的解释。
总统下一个安排好的事项是为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是一次额外的招待会，定于早餐之前举行——检讨一些问题。
这是塞林格不在的时候由助理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安排的。
哈彻、沃尔特·赫勒、麦乔治·邦迪和我在总统办公室隔壁肯·奥唐奈的办公室里等待举行这次会议。
等布劳离开后，总统叫我们进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们。
他的怒火上升了。
他的职责遭到践踏，他的职权也被利用了。
他是得到钢铁工业界人士的同意才进行干预的，其目的明白无误，是为了保持价格稳定，现在这样一来，这种干预在工人和美国人民眼里至多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从最坏方面来说则是愚蠢的。
他回忆起他那位当过大使的父亲在钢铁工业界的短暂服务期间以及他在海运委员会同钢铁工业界领袖们进行的斗争时说：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钢铁界的人都是畜生，但是我直到现在才认识到他这句话多么正确。
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去互相责任，在这时和在那种情况下提高价格，不仅使经济受到挫折，而且是对总统职位和总统本人的公开侮辱。
他后来说，如果我不能使他们撤销的话，那将是美国总统蒙受的一个严重挫折。
没有一位总统会不进行一场斗争便接受这种做法的，也没有一个人竟会认为约翰·肯尼迪会接受得了。
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后来说：美国钢铁公司对总统耍两面派手法是看错了人啦。
然而，钢铁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视总统，他们对肯尼迪的挑战是在他没有什么回击的武器和毫无可资借鉴的先例的领域里进行的。
钢铁工业接受了总统的斡旋一随后又辜负了他的信任。
要不是因为除了在经济方面的挑衅外，还有这一事实，那末历史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总统在宣布这一消息后，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此有什么办法？我们主要的希望是要造成一种气氛，阻止其他公司跟着一同涨价，并且促使美国钢铁公司撤销涨价的决定。
我们认为，只要有一两家主要的公司拒绝一起涨价，那末市场上的压力就会迫使领先抬高价格的人改变态度。
我们主要的职责是要查明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自信能够不顾一切明显的经济压力悍然宣布不合理的涨价并坚持下去，我们主要的职责是要判断它的这种作为是否违背禁止垄断的法律。
总统心中考虑好这两种途径后，立即打电话询问司法部长和参众两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主席向报界发表声明的情况，同时又同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讨论政府准备如何应付美国钢铁公司，接着便指示戈德堡、赫勒和我为星期三下午的记者招待会准备一份声明。
他遗憾地说，那天晚上他不再同我们会商；因为白宫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全体国会议员招待会。
他回忆起前一年的招待会也因猪湾事件而遭到了破坏，不禁苦笑着说，我决不再举行另一次国会议员招待会了。
戈德堡、赫勒和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同事克米特·戈登全到我的办公室来，和我一起讨论了第二天发表声明所需要的材料。
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劳工统计局通宵搞出了必要的数据，说明钢铁工业何以不需要涨价，以及涨价会如何危害到全国。
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总统同来宾谈笑风生，握手言欢，在应酬的间隙中，他又同副总统、参议员戈尔以及随后到达的戈德堡和我商谈了行动步骤。
在这以前，他还通过电话几乎是道歉地告诉了戴维·麦克唐纳。
麦克唐纳向他保证，钢铁工会会员不会认为总统是故意欺骗了他们。
第二天，星期三上午的早餐记者招待会，几乎完全集中在钢铁涨价的问题上。
阿瑟·戈德堡也出席了招待会并告诉总统他打算辞职，他无法再对任何工会宣传工资要求应有所克制了，而且他希望公开承认自己失职，以致使总统遭到这样的侮辱。
总统压下了这个请求，他最后还同意延缓自己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措施的紧急咨文，而集中力量利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来动员舆论。
阿瑟·克罗克写道，总统一定要到他的职责、国民以及他本人受到根本性的触犯这种罕有的时刻，才会勃然震怒。
这一次就是这种罕有的时刻。
由于我面前摆了许多经济数据，由于其他钢铁公司把价格提高同样数目的消息不断传来，还由于总统和司法部长两人都作了大量的修改，那次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是写了又写的。
每一份新的修订稿却更强烈地反映出总统那种完全铁面无情的决心，即要使钢铁工业界和公众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这篇声明直到我们乘他的轿车前往国务院礼堂去时才完稿。
当他宣读这份声明时，他的声音是冰冷而镇定的，听起来很象当年罗斯福指控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冷静，而不象某些不在场的人事后所说的那样，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正当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个严重时刻——我们在柏林和东南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复兴和稳定，一连几个月我们都在要求后备人员离开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生命的危险，在过去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在我们正要求全体公民有所克制和作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济人员，竟然如此蔑视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情况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很难予以接受的。
我坐在听众席上，当总统继续讲下去时，我听到周围一些新闻记者倒抽了一口气。
如果钢铁工业的其他公司也效法它们提高价格，而不是撤销这一涨价，那末所有的美国家庭……企业主和农场主的……大多数项目……的费用都将提高。
这将严重地妨碍我们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而作的努力，……使美国商品更难在国外市场上竞争，更难抵挡外国进口货的竞争，从而更难改善我们的国际收支情况和制止黄金外流。
……在我们国家中，价格和工资的决定，除了在出现垄断和全国紧急罢工的情况下进行非常有限的限制以外，一向是而且也应该是自由地私下作出的。
但是美国人民有权期望，作为享受这种自由的交换条件，大企业对它们国家的福利应表现出比过去两天所表现的更大的责任感。
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
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上文中加着重点的话是总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加到声明中去的，或者是在发表声明时自行插入的。
他坚信，不那么尖锐的话只会为人们注意到、作出答复，随后便被忘却。
声明还列举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详细的事实，说明钢铁工业不涨价仍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地位，涨价将会造成广泛的损害，以及政府各部门全已经在调查这一事件。
接着，他用同样严厉的语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例如：……在过去几小时内所有的公司都搞突然袭击……几乎一致地提高了价格……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制度经常采取的做法。
总统甚至在回答有关军人家属和越南等与涨价无关的问题时，也把它们与钢铁公司的涨价行动联系起来。
从这次记者招待会以后，他在这场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但是当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局势时，一些公司接连不断地匆匆忙忙仿效美国钢铁公司的涨价，使撤销涨价的希望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他决心斗争到底。
他要我在第二天一早为他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一次会议，以协调需要采取的或已经采取的各种行动，其中有一些行动是在前一天晚上着手的。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2）若干天后，当这场斗争已全部过去，几个共和党人——他们在这场斗争期间一直谨慎地保持沉默，既不表示赞同涨价，也不表示赞同总统的反对涨价——把政府的这些努力称之为过分的反应，专横和行政上篡权的实例。
罗杰·布劳说到报复性的攻击，还说，在美国历史上，过去从未调动过这么许多联邦政府的力量去反对个别工业部门。
显然，当时是有一种动员和危机的气氛，但大都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它是以言论而不是以行动为基础的，是有意识地希望促使他们撤销涨价的决定。
但是一旦战火平息下去，大家应该全明白——正如星期四早晨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的那批人早已明白的那样——政府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只是两个相当温和的步骤，既不是非法的强制，也不是无节制的报复。
首先，国防部谋求履行它对纳税人的职责，按当时最低的价格购买钢铁。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
这并不如广泛报道所说的，仅仅是由于钢铁价格的上升——这在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
麦克纳马拉曾作出指示，为了使钢铁涨价对国防费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要研究利用代用材料，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向没有涨价的钢铁公司去购买国防生产所需要的钢铁。
任何一位谨慎的钢铁消费者都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在布劳晋见总统以后，总统召见了麦克纳马拉讨论这个办法。
国防部长强调了自己的这种意图，宣布同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
他注意到，美国钢铁公司和卢肯斯钢铁公司是这种高强度钢材的仅有的生产者。
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打算作出类似的声明。
但这不是一个强大的武器。
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足以说服少数没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公司不去加入涨价的行列，而且等他们一宣布涨价以后，这个武器就完全无用了。
事实上，给予卢肯斯钢铁公司的奖励是在这一斗争行将结束时才宣布的。
其次，司法部谋求履行它的执行法律的职责，要着手调查许多公司在完全不同的财务情况下，同时宣布作出一系列同样的涨价——这既非由于成本增加，又非由于需求增加——这是否反映出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还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共谋或垄断。
不论答复是什么，我很怀疑在钢铁工业长期密谋操纵价格的情况下，任何一届政府的任何有自尊心的反托拉斯司竟会袖手旁观。
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行业里，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提高价格时深信所有其他公司实际上都会紧紧跟上。
联邦贸易委员会曾于1951年命令钢铁工业停止某些垄断行为，这次它也宣布要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
一位著名的学者称赞总统的行动说：钢铁工业并非真正是个竞争性的市场，而是一家大公司。
反托拉斯法的一位主要教授写信给我们说：在严密的垄断组织里，领头定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露骨的。
它们习惯于共同行动，担心遭受歧视，同时又不存在潜在的新竞争者。
……法院行使谢尔曼法的潜在权力……有足够权限……改组钢铁工业的领导成分。
我们并没有试图进行这样的改组。
在随后的两年中，当反托拉斯部门控告钢铁工业密谋操纵价格的七份重大的控诉状都成立以后，对肯尼迪兄弟马上召集大陪审团进行调查一事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一个大陪审团于1964年4月就最大的一份控诉状作出了判决。
该陪审团是从肯尼迪兄弟组织的上一个陪审团那里取得情报的。
1962年4月，使反托拉斯官员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总经理马丁在布劳宣布涨价前不久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这时不是涨价的时刻。
但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是首先加入美国钢铁公司一起涨价的。
这是一种玩弄阴谋、实施垄断、蓄意欺骗的证据呢，还是象他们自称的那样，是对他们的讲话引用得不正确呢？反托拉斯司有责任予以查明。
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正常工作是为政府各个部门调查事实，他们不仅访问了所有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顾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同事太忙了，当时无暇与他们交谈），而且也访问了采访过伯利恒钢铁公司会议的三个新闻记者（他们都支持自己的报道）。
我为星期四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所草拟的文件中仅包括两个明确的项目：反托拉斯和国防部采购行动。
虽然这两个行动都助长了事情的重要性的总的气氛，但两者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
出席那天早晨八时五十分的会议的，除总统和我之外，还有罗伯特·肯尼迪先生，戈德堡先生，麦克纳马拉先生，霍奇斯先生，财政部副部长福勒先生，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狄克逊先生，沃尔特·赫勒先生，拉里·奥布赖恩先生以及几个次一级的内阁成员和助理。
大体上就是这一批人组成的战略小组在第二天又举行了会议。
看来唯一的其他切实可行的行动将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
尽管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很早就支持总统的立场，但总统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途径。
他回忆起杜鲁门强制铁路工人复工的倒运的行动，又回顾了一下他前一天早晨的处境，不想仓促行动。
钢铁工人工会已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总统不想采取同钢铁工业界对抗的行动——例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的建议——因为这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
正在佛罗里达州休假的财政部长狄龙，则反对目前对拟议中的投资纳税优惠办法和折旧提成改革作任何变动。
总统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并不是一项法令。
政府中的所有经济学家将合编一份《钢铁实况》或《钢铁白皮书》，广为分发。
我们还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行列。
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
在国会上，参议员凯弗维尔已对总统准备战斗的号召表示欢迎，并安排好由他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进行一次调查。
众议院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两院的小企业委员会，以及其他委员会和个别成员都对总统表示支持。
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众议员范·赞特和斯克兰顿电告罗杰·布劳，钢铁涨价对宾夕法尼亚州，对美国，对自由世界来说，都是错误的。
除了少数可以预料到的例外，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都拒绝支持涨价，而且绝大部分是支持总统的。
那天下午，布劳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温和的、采取守势的。
霍奇斯在答复中进行了猛烈的回击，他斥责有一小撮人实际上是把美国钢铁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利坚合众国放在第二位的。
他嘲笑了布劳的一种论点，即国外的竞争使涨价成为必要的事，他还驳斥了公司的一种托词，即提高别人的机器成本是美国钢铁公司可以获得足够资金来使其本身机器现代化的唯一办法。
可是当公众继续猛烈抨击时，总统却也在探索私下劝说的途径。
在这场战斗初期，他就曾要求他的政府中与企业界有联系的人员——包括霍奇斯、古德曼、赫勒、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福勒、狄龙、戈德堡、鲁萨等人——同那些仍然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考虑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与钢铁工业有联系的银行家、钢铁买主和钢铁业的律师等上述几方面人士中他们原有的熟人进行接触。
他们不用进行威胁，也不用提出什么引诱办法，而是向他们指明物价稳定和较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并且要在政府和钢铁公司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渠道。
这一分化瓦解策略的不少希望都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
该公司的总经理约瑟夫·布洛克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在总统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任职。
布洛克虽在日本，但政府还是连续不断地打电话给内陆钢铁公司的其他行政人员。
内陆钢铁公司认识到，制止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的恶化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认识到政府在帮助获得一个反通货膨胀的劳资协议中应起到作用，于是也认为1962年4月不是提高价格的时候，并于星期五早晨宣布它不涨价。
总统立即打电话给另一位朋友，凯泽钢铁公司的埃德加·凯泽，而这个小得多的公司也作了同样的宣布。
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也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些品种有选择地涨价。
星期五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上，出现了一种乐观的调子。
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还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根据他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的经验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
他们就不得不都把价格降低下来。
我们于是一致同意，主要的努力应该是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
阿瑟·戈德堡没有参加星期五的会议，他到纽约去参加与美国钢铁公司行政人员举行的三次秘密会谈的最后一次。
总统在开头的怒火消失后，对向他挑战的公司和钢铁工业都并不记恨。
他所寻求的不是报复，而是撤销涨价的问题。
那些以比较简单化的阶级冲突观点来看待大企业的人认为，钢铁业故意欺骗了他，应当予以惩罚，而不应当与之谈判。
但我自己的信念是，钢铁工业的错误行动——这种错误行动使美国总统误解了钢铁工业的意图，他很迟才知道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他们挑选的时间也使总统显得很不好——是缺乏考虑的结果，而不是恶意的产物。
要是理查德·尼克松①在白宫掌权的话，钢铁工业的大多数总经理可能多少会审慎一些，因为在1960年他们花了比这一次大得多的代价取得协议后才没有作出让步的。
虽然这样，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动机主要是基于狭隘的、目光短浅的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①在1951年的竞选运动中，他们给予尼克松的捐款比给予约翰·肯尼迪的要多二十五倍。
美国钢铁公司与仿效其行动的大多数公司不同，它虽然维持了正常的股息，事实上它的利润却下降了。
罗杰·布劳每年的薪金比美国人民付给他们总统的薪金要多好几倍。
肯尼迪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诚挚的人，即便多少有些呆板。
布劳在钢铁工业界的某些同事很可能抱着让我们给白宫那个人看看谁是主人的态度，而总统的反映似乎使布劳和另外一些人真正感到惊讶和关切。
当总统在星期三深夜通过查利·巴特利特渠道获悉也许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时，他指示他的劳工部长同美国钢铁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泰森进行商谈。
后来，考虑到戈德堡过去曾经是钢铁工业的对头这一点似乎会妨碍该公司屈从，肯尼迪便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一个不在政府任职的公司律师，也代表他参加。
在这以前，我们还要求同布劳友好的两个银行家向他指出他的错误行为。
受到钢铁工业界尊重的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打电报给布劳，要他撤销涨价的决定。
当泰森通过中间人提出他同沃尔特·赫勒的一场电视辩论只会使双方更加强硬时，总统便不要赫勒去参加辩论了。
星期四下午。
泰森分别会见了戈德堡和克利福德，与克利福德的会见地点是在华盛顿机场美国钢铁公司的私人飞机上。
两次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可是总统得到口信说，布劳希望谈判继续下去。
星期五预定举行一次有戈德堡、克利福德、泰森、布劳和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沃辛顿参加的午餐会。
同布劳后来所说的完全相反，戈德堡并没有发动这次谈判，不过他在两天里都强烈地敦促对方撤销涨价的决定和同意任命一个高级的总统审查委员会。
戈德堡和克利福德都强调指出，布劳并没有利用很多可以利用的机会把他的意图预先通知总统，因此，这一涨价时间的选择，不管是真是假，看来总象是在要两面派。
根据总统的指示，他们提出警告说，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有日见阴暗的趋势，对肯尼迪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他们还坚持说，总统可以接受的一项行动，也是唯一的一项行动，就是完全撤销涨价。
可是到星期五举行午餐会时，他们的争论基本上变得没有必要了，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了优势，在午餐时，布劳和戈德堡都接到电话，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钢铁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防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回到白宫后，伯利恒钢铁公司的通告带来了欢腾。
总统当时已经踏上了到卡罗来纳州海岸外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
他要我首先准备一个简短的声明，代表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主，对那些坚持不涨价的公司表示感谢。
其次，他要我同其他合作者确定一下，总统是否有必要发表一项声明。
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当我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通过安迪·哈彻向总统汇报情况时，新闻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从收报机上撕下一张纸片放到了我的面前：新闻简报——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自从罗杰·布劳到白宫晋见总统以后，大约过了七十二小时。
在这七十二小时中，总统不管是为来访的伊朗国王和王后祝酒，为他的记者招待会和视察作准备，还是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作主人和履行十多项其他的职责，他把睡觉以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费在深思熟虑或采取行动上，力求在这一斗争中，最有效地维护他的目的和政策。
甚至芝加哥。
论坛报。
也不能不称赞行政当局的果断。
国外报纸几乎一致赞扬他的胜利，不过共产党报纸却感到无法解释被垄断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怎么会制裁了它的一个主子。
罗伯特·弗罗斯特高呼道，哦！他不是个好样儿的吗？他不是显露出爱尔兰人的精神来了吗？但是他所显示的主要不是他的爱尔兰脾气，不是。
华尔街日报。
所说的赤裸裸的强权，而是有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
虽然1962年的钢铁事件是约翰·肯尼迪反通货膨胀战斗中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但是他的胜利与其说是同大钢铁公司较量的一次胜利，还不如说是维护美国总统职权的一次胜利。
同企业的关系象往常一样，总统在胜利中总是宽宏大量的。
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和解方面。
他不许政府的任何发言人扬扬得意，也不许谈论报复。
《白皮书》被束之高阁。
狄龙和其他人预定要举行的强硬谈话的记者招待会取消了。
大陪审团是召集了来进行合法和必要的调查的，不是进行威胁的，所以不能解散，可是在司法部长和我参加的一次简短的会议上，总统决定反对在法庭上谋求解散美国钢铁公司的意图，象某些人士向总统强烈建议的那样。
总统也不肯支持凯弗维尔的意图，即以藐视罪传讯钢铁工业中不愿透露成本资料的证人。
他花了较长的时间考虑是否要建立一个总统专门小组，就钢铁工业应否提高价格，以及提高多少价格的问题主动提出建议，但是最后认为这更可能损害相互的关系，而不是促进相互的关系，于是放弃了这个主意。
他对罗杰·布劳特别想显得宽容，因为他对布劳本无丝毫恶感。
几天以后，他邀请布劳到日宫去，此后便经常同他商谈企业界的信心的问题。
他还要求布劳负责主持企业理事会里为总统研究国际收支问题的一个谘询委员会。
虽然总统对于自己维护公共利益并没有感到后悔或抱歉，他却利用一切机会来表明：他一般无意干预物价和工资的决定；总的说来，只要考虑到国家利益，自由的劳资谈判和自由竞争就可决定工资和物价，正如在这次事件中最终出现的情况那样；这一工业和这一局势是独特的，它要求作出独特的反应，因为大钢铁公司行动的时机和意义不仅对他的经济政策，而且对他的职务和信用也都提出了挑战；最后，他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任何个人、任何工业、任何公司或美国国民经济的任何部门都不抱恶感。
既然错误已经纠正了，再进行公开的指责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肯尼迪的每一篇和解性的讲话都是口是心非的，肯尼迪的每一项讨人喜欢的行动都是一种威胁。
他们笼统地要他反对通货膨胀，但又要他不反对具体项目的涨价。
他们要他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不要采取控制海外逃税的办法。
他们要他削减津贴，但他们考虑的只是削减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津贴，而不是削减给予船主，造船商，出版商和食糖进口商的联邦津贴。
他们要他降低公司所得税，但不要减少投资的纳税优惠。
如果股票市场发生跌价时他保持镇静，他们便说，他对经济衰退漠不关心。
一如果他寻求新的反衰退措施，他们就说他是权力狂。
如果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劳工也同样强硬，他们又说他对私人企业干预太多。
如果他按照公正的联邦调解小组建议的解决办法削减了工会为火车司炉工或喷气机机械人员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说这只不过是主持正义。
如果协议在航空和宇宙航行空间工业中规定成立一个工会，他们就说这是肯尼迪有偏心。
密执安商会的头头说：不管他干什么，我都表示怀疑。
这些反对意见有不少是感情用事的、不合逻辑的、政治性的和不可避免的。
带头反对的主要是一些信念、习惯和交游属于共和党或右翼民主党的人。
任何进步的总统所能设想出的一切都不能安抚他们。
肯尼迪不仅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党人，而且他对收支平衡和市场情况都是外行，他是劳工的朋友——最糟糕的是——他是一个出身于哈佛的知识分子。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而不恰当的评论说：他攻击赫鲁晓夫、铁托或任何其他敌人，都不象攻击我们自己的钢铁工业界一半这么激烈。
这些怨气冲天的企业主大多数对具体的指控或建议并不能意见一致。
他们谁也讲不出他们要肯尼迪推行什么经济政策。
有些人要求在1962年迅速减税，有些人又不同意。
总统不顾商会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大胆推行的新的运输计划，要求少管制、多竞争。
铁路系统认为这个计划是有利于企业的，而卡车业主则认为是不利于企业的。
燃煤和纺织工业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但反对贸易法案。
其他部门则支持贸易法案，而不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的对企业界人士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赞同上述两个法案的，同时又都认为政府对企业界是敌视的。
当人们问到，这种明显的矛盾说明了什么时，总统说，它表明：第一、大部分企业主是共和党人；第二、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企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
在所谓信任危机的顶峰时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业界人士认为肯尼迪是反对企业界的。
然而，大部分共和党领袖和报纸却继续认为，企业界是反对肯尼迪的（这一点只有部分是正确的），而肯尼迪则是反对企业界的（这是不真实的）。
道格拉斯·狄龙说：我认为，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一个总统曾经为企业做过如此之多的重要工作……〔但〕企业界要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约翰·肯尼迪对企业界和对劳工界都是同样亲近的。
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讨好企业界需要暂停实行关于食品、药物和计时工资这几项法律，放任通货膨胀和逃税，或者取消他对股票交易的改革和取消他对企业界人士所重视的扣除旅行和娱乐费用后计税方法的改革，或者如果为了使他们不骂我们是反对企业界的，我们就应停止执行反托拉斯法，那末我认为我们的事业就完蛋了。
他比本世纪内以往的任何一个民主党领袖都更加客观、更无偏见地看待私人企业，认为私人企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建设性的部分。
他反复强调，他所希望的经济增长、设备现代化和政府岁入增加，都取决于丰厚的企业利润。
在他的任期内，公司利润提高了约百分之四十三，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高些和持久些。
在他的任期内，生产增长，设备利用率上升，而企业界的信心也不断有所加强——这些并不是反映在演说和报纸上，而是反映在实际的工厂扩充和投资方面。
为了使企业成本下降和市场繁荣，肯尼迪推行的政策旨在实现节制性的工资要求、竞争性的运输事业、低息信贷、较低的海外关税壁垒、大量的熟练工人、不断扩大的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低税率等等。
企业界人士经过一段时期的猜疑和批评以后，发现鼓励投资的纳税优惠办法使购买新设备所得到的好处比等量地减少公司所得税所得到的要多些。
他们发现，肯尼迪并不象他的前任，他乐于颁布他们长期以来所寻求的课税中的新的折旧计算办法，他乐于通过把公司所得税减少到百分之五十的水平以下，把政府在他们企业里的地位从高级合伙人降为低级合伙人，并且还乐于减少高工资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运输执照税等。
肯尼迪政府还有种种其他计划，如提供信贷和其他补助给小企业，给萧条地区或衰退地区的企业主，给银行家、营造商、铁路、出口商、纺织工厂、煤矿、小铅锌矿生产者、木材工业、捕鱼业和许多其他行业。
一个致力于大政府而不关心私人企业的总统，是不会下令大量削减国家的贮存，出售政府的剩余工厂和设施，也不会允许私人工业对联邦资助的新发明享有专利权，和由私营公司控制新的卫星通讯系统的。
关于新的卫星通讯系统法案，尽管它保护政府利益和保证公家参与这个系统而不允许由任何单独一家公司或股东来控制，但是就在企业界许多发言人正攻击肯尼迪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刻，参议院中的自由派人士却把该法案说成是对大企业的让步而阻挠其通过。
许多自由派人士劝告总统，对企业界的抱怨应比较不在乎。
在为报刊商业版编辑和发行人专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他的政府是否对企业界的所谓敌意过分敏感了，他回答说：我可以说，我们是——过分敏感的和有所谓敌意的。
但是他也承认，正如凯恩斯在1938年警告过罗斯福那样，企业界和白宫之间保持着极端敌视的气候——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不管多么不正确地认为他们的利润将受到约束，他们的发展将受到干扰——可能会减少他们投资和扩充的愿望，从而对经济、股票市场、国会和选举产生不利的影响。
1962年6月，当对他的攻击在某些方面差不多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时，他要我准备一份文件，分析他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提出改善关系的一切可行的办法。
由于反对的意见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而提出的办法也是如此——因为总统既不打算撤换受到攻击的人员，也不打算改变受到攻击的政策。
这份备忘录导致总统于下个月提出，要我主持同内阁成员一起召开的一次讨论会，研究政府在改善关系中应起的作用。
当时发给每个内阁成员的备忘录中，列举了拟提出的一些步骤，其中包括同各部门有来往的企业界人士举行非正式的午餐会和晚餐会，成立正式的企业谘询团体（如国防工业谘询委员会），对企业界组织发表更多的演说，暂时避免发表未经白宫批准的有争议的评论（如霍奇斯关于企业道德的演说和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关于工资-物价机构的演说），同企业界报刊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以及要求执法人员采取一种合理的、不加敌视的态度。
政府要派遣高级助理参加企业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其他企业组织也同样接待政府的高级发言人，他们所有人都应强调合作的必要性——就象1961年以后他们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同时还打算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一系列非公开的讨论会，使政府主要发言人和企业界领袖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增进了解。
其中在丹佛举行的第一次讨论会十分成功。
但竞选运动和古巴导弹危机使这些讨论会未能坚持到底。
到1963年初，随着市场繁荣、经济扩展和不久实行的减税，企业界态度方面的不少自私恶劣的气息减退了。
963年4月，上次斗争一周年的时候——总统怀疑这个日期是否是巧合——惠林钢铁公司带头作了一次幅度较小的有选择性的涨价，当时又出现了短暂的紧张气氛。
白宫就钢铁工业的经济状况准备了一些新的备忘录。
一些自封的调解人建议举行新的秘密会议。
政府官员又通过电话同其他公司进行了联系。
内阁会议室里举行了新的讨论经济危机的会议。
据新闻界报道，总统仅仅以最大的关心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当钢铁公司正在等待和观望时，他决定推迟一天启程去度复活节假期。
可是与前一年的情况不一样，这次并没有人故意触犯他的职责，也没有滥用他的信誉。
政府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辩，总统仅限于发表一个低调的声明，对于象前一年那种普遍的全面涨价表示强烈反对，但他承认：由于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有选择性的价格调整，调高或调低，这与总的物价稳定和铜价稳定的结构不是不相容的，这是任何健康的经济都有的特征，它和全面涨价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篇声明所讲的道理和所提出的警告，使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宣布了幅度更小的、更有选择性的涨价，而惠林钢铁公司和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又把价格调低到接近于它们的水平，结果使价格平均仅上涨了百分之一多一点。
这次涨价只涉及全部钢铁产品的三分之一，而几个月以前有选择的减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全面的影响。
总之，双方的行动防止了另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十二个月中政府与企业界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自从就职以后，他曾经反复谈论着融洽和合作这一主题：政府和企业决不是天生的敌人，而是必需的同盟者。
总统除了向主要的企业组织发表演说并专门为企业问题的作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外，还积极主持在白宫为一批批人数不多的企业界领袖举行的会晤、午餐会和招待会，对他们的问题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并使他们也更为充分地了解他所关心的问题。
他同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就国际收支问题公开交换的信件和1962年12月他就新的赋税和预算计划向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都得到了企业界的好评。
但是在所有这些呼吁和露面中，总统只是解释他的政策，而不是改变他的政策。
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时，一幅英国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标题是正确的。
他的确是在管理这个国家。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