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同他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
他在就任初期曾说过：一个议案遭到失败和国家遭到毁灭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
外交事务一贯远比国内事务使他感觉兴趣。
他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要多得多。
在了解外交事务的细节、拟订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及从提出到执行一项议案的过程等方面，总统倾注的注意力也要多得多。
外交事务远为严峻地考验了他的判断能力和执行能力，因为比较起来外交事务简直不大着重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方面的事，可是对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事件需要作出反应的情况却多得多。
作为总统，他试图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跟得上所有新的发展：空间探索、共同市场、新兴国家、科学革命以及共产党国家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
他坚持要作出仔细的区别——例如，对待不同类型的共产党国家，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拉美国家——而不能只看到它们表面上相似就一概而论。
正如下文就要讲到的，他认为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还没有正确的答案，只存在着待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待解决的问题。
1961年秋季在华盛顿大学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他讲话的调子已经远不象十二个月前当候选人时那样热情洋溢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国既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余94％的人类——我们不能矫正每一个错误，也不能扭转每一种逆境——因此美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作出选择的能力——这不是在赤化或死亡之间，也不是在大屠杀或屈辱之间，而是在发生侵略时从各种军事方案中进行选择，在运用外交手段方面，选择时机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错着防务和外交问题的危机中选择一种稳妥的处理办法。
他的这种态度在他爱用的一些对偶词句中得到了反映：我们决不要由于恐惧而谈判，但是也决不要对于谈判感到恐惧。
——1961年就职演说在总统的盾形纹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则抓着一束箭。
我们打算对两者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1961年第一篇国情咨文我们的政策必须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之达到为保护我们的重大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假如可能，便通过和平的手段，假如必要，则通过坚决的行动。
……我们既然不想看到自由世界认输投降，我们就应竭尽全力以防止世界遭到毁灭。
——1961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我们如果要维持和平，就必须勇敢地面对战争的危险。
……外交和国防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有抵抗暴力的意愿，而没有谈判的意愿，只会引起战争——有谈判的意愿，而没有抵抗暴力的意愿，只会招致灾难。
……我们虽然自由地进行谈判，但我们决不拿自由作交易。
……总之，我们既不是战争贩子，也不是绥靖主义者，既不强硬，又不软弱。
我们是美国人。
——1961年在华盛顿大学这种处事态度使得那些习惯于只会按非白即黑的思想方法去考虑问题的人感到不悦或迷惑不解。
一位编年史作者指责肯尼迪煽动冷战，另一位则说他闭眼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威胁。
有一个批评他的人说他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是危言耸听，另一个则说它幼稚无知。
有两个记者曾就外交政策问题访问了他一小时，后来他们核对了各自的记录后发现，一个认为他相当强硬、寸步不让，另一个却认为他颇希望达成协议。
还有些人把他八面玲珑的态度归因于他想取悦每一个人，归因于他的妥协倾向，或顾问太多。
一位专栏作家向他提出：你不能既当张伯伦，又当丘吉尔。
一位教会发言人——他对肯尼迪努力搞裁军感到高兴，但对他强调国防却感到不快——劝告他：不要同时去做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
对此，肯尼迪以心脏有规律的张缩作比方来回答道：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同心脏一样——有收缩，也有舒张。
他对战争和赢得胜利的态度约翰·肯尼迪无论是和父亲一起在英格兰时，同海军士兵们一起在南太平洋上，在为他的哥哥和妹夫举行的追悼会上或是作为国会议员出访亚洲和中东时，都看到过常规战争的丑恶一面。
但是核战争却是无法用相同的尺度去衡量的。
由于科学的创新以及人类不能控制彼此的关系，他说，我们恰巧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世界上通过武装冲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代早已过去。
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处在一个美国和它的主要敌手都能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社会的世界上，统治国家的责任何等重大。
他说：这一点使问题的性质改变了。
它改变了所有的答案和所有的问题。
我认为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个变化。
……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锋，那么末日就来临了，因为你们在谈论的是……在头十八小时里将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于非命。
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五百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因为这些死亡数字而感到烦扰。
他常常公开引用这些数字，不过这些数字也没有使他惊惶失措或丧失意志。
为了防止在核讹诈面前战败，他仍然愿意冒一场核战争的最后风险。
在这种风险面前，他既不畏缩后退，也不挺而走险。
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之后，他听取了一次绝密的、高阶层的关于核交锋种种后果的情况汇报，这一事实曾被人大肆宣传。
其实这次汇报是例行公事。
它显然正如人们所讲的，并不是肯尼迪早先关于建立放射性尘埃掩蔽所的决定的依据。
在汇报过程中，我就坐在他的对面。
据我看来，他并没有显得大吃一惊，也没有象某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有任何别的情绪紧张的反应。
然而，这次情况汇报却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这些冷酷事实：（1）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打赢（按本同的任何合乎情理的意义来说）一场核战争；（2）除了遏制苏联的全面进攻以外，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每个行动发出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不再是可行的了，因为现在它会招致我们自己的毁灭；（3）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预防性战争的政策，不再是任何一方所愿考虑的，因为甚至导弹的一次突然袭击在击中目标前便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报复，这是两国中任何一国都不愿冒险或不愿接受的。
同时，尽管双方都声称已经准备就绪，没有一方已经发展起一种能对付导弹的可靠防御，甚至连获得这种防御的前景都还没有。
总统指出，不管谁先打第一枪或不管谁最后被消灭，反正不会有\'胜利者\'。
所以在一个人类能毁灭自己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
从我同肯尼迪共事时起，我听到他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估计错误。
早在他阅读了巴巴拉·塔奇曼的。
八月的炮火。
之前——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助手们阅读——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曾选修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这门课。
他说，这门课使他认识到，那些相对地说来是不相干的国家多么迅速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被卷入了战事。
他又说，这些国家的领袖就象现在他们的继任人这样，也谈论着军事力量能维护和平，但是单靠军事力量却没有能维持住。
1963年，他援引了1914年两个德国领导人就那次大战的起因及其扩大的谈话，一位前首相问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他的继任者说：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肯尼迪总统说：如果这个星球受到核战争的毁坏，如果那场浩劫的生还者能经受住大火、毒气、混乱和灾难而幸存下来的话，我可不希望这些生还者中有人会问另一个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并得到这种难以置信的答复：\'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他还思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并且很钦佩英国史学家A·J·P·泰勒的著作。
肯尼迪说：希特勒以为他能夺取波兰，英国不会作战（或者）……在波兰战败后，不会继续战斗。
他又说，后来在朝鲜，北朝鲜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参战，而……当我们打到北部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介入。
因此，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对对方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破坏。
批评他的人指责这种讲法是奉行不求胜利的政策。
然而，肯尼迪认为，象无条件投降和没有代替胜利的结局之类的传统口号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他说：在核时代，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他甚至认为，冷战就其传统的意义来说，也不可能获胜。
他并不希望在冷战中战败。
他只希望加以抑制，让它持续地进行下去，使之有可能让自由和真理的持久力量自然地、和平地取得成功，并防止冷战吞噬掉我们所有的精力，从而损害到其他利益。
他说：用不上打一场核战争，我们想……让当今仍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地区感染上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自由病\'的那种疾病。
他认为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或者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
他说，这种竞争不会导致我们美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薰陶下期待的那种驰名于世的胜利，充其量也不过导致一个漫长而又缓慢地脱离共产主义，走向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演变过程。
……但是假如自由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争取人们的忠诚的话，那末我将怀着日益增长的信心展望未来。
他对共产主义和共处的态度如果那些指责他推行不求胜利政策的人说的是，他没有决心把抱着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人从地球上赶走，那末这种指责是正确的。
他谋求制止苏联政权向外的扩张，而不是制止它内部的哲学思想和发展。
他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共产党人的侵略和颠覆，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
1961年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说：贵国政府信奉的哲学是贵国自己的事，但贵国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则是全世界的事。
在他的任期中，没有什么事改变他关于共产主义具有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观点。
这些野心是他决心要反对的。
但是仅仅不同的思想意识并不构成危害我们共同的生物利益的理由。
赫鲁晓夫在第一封私人信件中把世界比作挪亚方舟，因为纯洁者和不洁者都要方舟漂浮不沉，不管一个人把自己列入哪一类。
肯尼迪回答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不管美苏两国的思想有何不同，它们的合作对防止爆发另一次毁灭一切的战争是必需的。
在每一次危机——在柏林、东南亚和古巴——的高峰或结束时，他都力求同赫鲁晓夫接触，以便回到协商的道路上去，并防止暴力和猜疑再度滋长。
从就职之日起，肯尼迪就不把共产党人称为我们的敌人，而称为那些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人。
他说，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说话温和但手执大棒，是我们大家奉行的一条很好的准则。
我产的言论只需要表达信念，不需要带来战争，1963年在达拉斯准备发表的那篇演说稿中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强大，我们的实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言论。
如果我们软弱，我们的言论也毫无帮助。
1963年，他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由古巴导弹危机中所显示出的实力作为后盾——向共产主义制度伸出了橄榄枝。
他说：我们认为共产主义非常令人嫌恶，因为它否定了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但我们仍旧可以为俄国人民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向他们欢呼祝贺。
……即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或社会制度极其邪恶，也不应就此认为它的人民缺乏美德。
……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爱他的邻居……只不过要求他们在相互容忍的情况下共同生存，使他们之间的争端得到公正与和平的解决。
1961年，他对《消息报》编辑的讲话更为大胆：如果各种观点都有机会公平地表达之后，有哪一国的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实行共产主义制度，那末美国将会接受这种局面。
我们所反对的……是一个小小的好战集团采用颠覆手段强制实行一种制度。
……如果苏联仅仅寻求……维护它自己的国家安全，并允许其他国家按照各自的意愿生存……那我相信，当今引起种种紧张局势的那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就西方的防御和外交能够影响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演变而言，他希望要防止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支配力量出现在北京而不是出现在莫斯科，要防止这种政策由斯大林的追随者而不是由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去制订，要防止这种政策谋求向外扩张而不是向内扩张。
他知道，莫斯科同北京一样，也相信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获胜，而且可以预料，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也会利用一切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这种野心。
但他希望美国和盟国的力量和政策到时候能说服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懂得：安全地或廉价地通向主宰世界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渠道都为进行真诚的谈判而敞开，引起苏联担心的任何真正的理由都可以和平地消除，而取得和解的现实、有效的步骤——这能使莫斯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国内——会增进双方的利益和安全。
和平的工具肯尼迪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他的办公室的地毯图案中编织的总统印信上，大鹰面对着和平的橄榄枝。
在天花板上那个较旧的印信图案中，大鹰面对着战争的箭。
下一章将叙述肯尼迪如何加强这些箭。
但是，正如前几页所明确阐述的，他的目标是和平，他致力于裁军、联合国、外层空间的探索以及援助不很幸运的国家的人民，使这个国家的橄榄枝变得有所加强。
一、裁军肯尼迪在竞选中曾抱怨说，政府中从事裁军工作的人员连一百名也没有，而且又分散在各机构中，因此他后来新设立了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世界上第一个这种全面的、专门的研究和计划机构。
这个机构经一个共和党人约翰·麦克洛伊筹备了一个时期后，于1961年成立起来，由另一个共和党人威廉·福斯特担任署长。
它闯过了国会的反对——以及为这机构名称的一些愚蠢的争论——体现了为提出具体裁军建议所需要的科学、法律、军事和外交等各种人才的大结合。
虽然该机构的工作并不十分成功，而且，同已采取的裁军措施没有多大关系，它对迫切的小问题（如防止突然袭击的联合措施）和长远的大问题（如所有军备生产停止时所必需作出的经济调整）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一位宗教领袖向总统抱怨说，该机构领导人中的一个有威望的企业家始终没有专门从事过和平运动的工作。
但总统指出，即使是老资格的和平信徒也不会改变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反对态度。
他还说：你相信赎罪，是吗？在赎罪这个问题上，总统本人倒有过一定程度的经历。
他原先在裁军方面的兴趣大多是出自宣传的原因——希望影响中立国和世界舆论。
当裁军计划的制订人员在为1962年春天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作准备时，总统告诉他们，要他们拿出不是十分复杂、十分谨慎以至完全缺乏力量和号召力的反提案，去对付苏联提出的笼统的、过分简单的提案。
不过他越来越认识到，在搞军备方面不存在最终的安全，甚至在我们储存的核武器有所增加时，紧张和危险也在增长。
他逐渐地、但仍然有点怀疑地开始认为，裁军是确实能实现的，他在军备竞赛方面花费的钱也总有一天能用到卫生和教育事业上去，而且这个新机构在白宫大力推动下为他的政府制定的计划，也是朝着他并不指望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能实现的目标前进的一个良好开端。
总统认为不应让俄国人垄断全面彻底裁军这块招牌，因而在自己的提案中也采用了这个不现实的名称，尽管有人担心，认为就连这个词也是共产党的花招。
美国的计划同苏联的计划大为不同——特别是美国要求检查每一国家可能保存的不论何种武器，而不只是检查它所销毁的武器。
美国计划还要求分阶段达成全面裁军，同时为了监视而建立起平行的维护和平的新机构来。
在这方面美国的计划也比苏联的现实和具体。
在日内瓦，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裁军问题举行的会谈，是他们最黯淡的一次会谈。
这部分是由于美国还没有订出自己的计划，而两人中看来也没有一个人对苏联的计划十分熟悉。
但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冠冕堂皇地大谈起全面彻底裁军——把它说成太平盛世，到那时监视将无关紧要，禁止核试验与之相比也已经无关紧要了——至于太平盛世怎样才会出现，他只字未提。
对于象苏联那样一个迷信保密的封闭社会的领袖们来说，外界对他们国家进行监视这个概念是不堪设想的。
一种极权制度不能接受那种确实是合乎需要的监视……因为（它）只能在保密中存在下去，总统在三人电视会见中这样直言不讳。
后来，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认为，照相机确实正在成为我们最好的监视员。
他也许是指U－2飞机对古巴的空中监视。
但公众也日益知道，尽管美国飞机不再侵犯苏联的领空，在高空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却监视着地球的每个角落。
从外层空间进行观察犹如从公海上进行观察一样，是合法的。
但是它要有效得多，而且使监视和保密的种种争议多少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使总统惊异的是，苏联谈判代表于1961年秋天同意把美国关于裁军的一项新的原则声明作为联合宣言，但是关于对保留的武器进行监视这一很童要的问题却不包括在内。
这样，他们便接受了他们长期加以反对的若干问题。
但是总统说：所有涉及原则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且单靠原则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向苏联提出挑战，目的不是进行一场军备竞赛，而是展开一场和平竞赛：一步一步，一阶段一阶段地共同前进，直到确实取得全面彻底的裁军为止。
……今天……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里斯的一柄核剑之下。
这柄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
……除非人类在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能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否则我们的巨大力量就会象恐龙一样，变得无法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人类也就会象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二、联合国以上的讲话是引自1961年9月约翰·肯尼迪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
当时正是该机构成立以来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是它十六年的历史中最为关键性的时刻。
苏联对联合国在刚果维持和平的行动特别感到恼怒，它正在从财政方面慢慢地扼杀这个机构，破坏它的发展，它还坚持设三个秘书长而不是一个秘书长，每一个代表一个不同的集团（东方，西方和中立国家），每一个有权否决其他两个的决定。
这个通称为三驾马车（由三匹马并排拉着的一辆俄罗斯运货马车）的原则如果付诸实行，那末联合国就会永久瘫痪。
赫鲁晓夫提出这个原则来是由于对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感到愤怒，指责他乔装成一个中立人士……。
他在维也纳对肯尼迪总统说，只有中立国家，役有中立人士，并说刚果事件给苏联上了一课——联合国竟然能够干出损害个别国家利益的行为。
他说，苏联并不谋求控制这个组织，但是也不希望美国来加以控制。
他继续说，美国在联合国掌握着多数，可是时代是会变的。
联合国不是一个议会，所以多数原则在那里是行不通的。
有了三个秘书长，那就谁也不能奉行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了。
那时，人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赫鲁晓夫主席能做到撤换哈马舍尔德和修改联合国宪章。
相反，哈马舍尔德正在一天天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有意义。
更有力量的工具。
但是1961年9月18日星期一早晨，正当肯尼迪在科德角乘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时，他接到了一份令人悲痛的电报。
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了。
总统同秘书长并不十分熟悉，但是他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干。
他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由于他的去世而压在我们肩上的重担。
仅仅三天之前，肯尼迪曾暂定在9月25日联合国大会开幕时向该组织发表演说。
这时，某些方面人士建议他等局势明朗以后再说。
联合国的气氛是沮丧的、混乱的。
苏联人坚持说，如果不设置三驾马车，他们甚至对推选一位代理秘书长也将行使否决权。
刚果行动处于搁浅状态。
最后一次会议由于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的滑稽动作，有时象在演马戏那样。
此外，世界许多方面——关于柏林、核试验、东南亚、比塞大等等——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这时也给联合国的前途蒙上了疑云。
但是总统相信，联合国必定有前途。
他希望自己能帮助重新燃起人们对它的希望。
他把演说中用来吸引人注意的内容，诸如人类的议事日程或世界人权法案等统统删去，决定就联合国大会和全世界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发表一篇强有力的讲话（他打破了人家告诉他的，通常发言以一小时为限的规定）：包括维护一个更强大的没有三驾马车的联合国、关于裁军和禁止核试验、关于外层空间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关于结束在西方以及在共产主义帝国中的殖民主义以及认清共产主义对柏林和东南亚和平的威胁等问题。
他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努力的方向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并把这些内容包括在他的演说中。
几天以后，我们在海恩尼斯港度过了一个紧张的周末，把这篇演说写好又一再修改。
我同总统一起在他的别墅里工作，通过电话讨论，最后又在他从科德角穿越浓雾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工作。
因为总统座舱和客舱里都挤满了人，声音嘈杂，我们便蹲在两舱之间没有人的通道里，边推敲边整理讲稿。
他建议我们俩各自写个结尾部分，然后把两者的精华综合起来。
在纽约，他把最后一份稿本朗读给腊斯克和联合国美国代表团听——这在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做法——然后当晚又作了最后的修订。
次晨，当他大步走上那间大厅的讲坛时，秘书长的席位空着，气氛似乎异常阴郁。
总统平静地开始讲话：我们是在一个悲痛和挑战的时刻开会的。
哈马舍尔德去世了，但联合国继续存在。
他的悲剧铭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但他为之牺牲的任务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居于首位……问题不在于一个人的逝世；问题在于这个组织的生命。
……因为在（它的）发展中……寓有代替战争的真正的、唯一的办法，而诉诸战争不再是一个可采用的合理的办法了。
……因此，让我们在这里作出决定，使哈马舍尔德不致为此白白奔波和白白死去。
让我们发出结束恐怖行为的呼吁。
总统说，联合国既是衡量人类最慷慨的意图的尺度，又是实现这种意图的工具。
它需要予以加强，而不是受到藐视。
不管填补哈马舍尔德先生的空缺会有多大困难，这个空缺由一个人来担任总比由三个人来担任好。
即使是三驾马车的三匹马，也并没有三个分道扬键的马车夫。
允许每一大国去裁决它自己的案件，那将使这个和平总部成为冷战的场所。
……作为大国之一，我们拒绝这样做。
因为我们认为在自决的时代维持世界法律，比在大规模毁灭的时代走向世界战争，不知要好多少倍。
他回顾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提案，接着他以一种流露出不寻常感情的语调结束他的讲话道：不管我们有时看来多么接近那个黑暗和末日的深渊，和平与自由的人们决不要灰心失望。
因为他们并不孤立。
……我们要么共同来拯救我们的星球，要么我们在它的火焰中同归于尽。
我们能够拯救它，也必须拯救它，这样我们将永远赢得人类的感谢，同时作为和平的缔造者，也将永远得到上帝的保佑。
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不能说是总统这篇演说的功效。
史蒂文森大使主要负责进行的巧妙的谈判，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总统在联合国的紧要关头给了它新的动力。
三驾马车的原则被排斥了，吴丹被任命为代理秘书长，而且他的职务的完整性也得到了加强。
尽管大会就印度占领果阿问题采用了双重标准，尽管大会中不负责任的大多数会员国（他们是没有参加宪章起草工作的新会员），造成了不断增长的危险，联合国还是很有活力，而美国在其中的影响也颇有活力。
苏联的倡议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反过来，我们的提议虽也遭到他们的反对，却常常仍能取胜。
事实上，由于已经作出决定：把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列为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这样接纳中国的问题——在北京态度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就变得更为困难了。
但是，联合国的一个新危机——财政危机，几乎立即便出现了。
为了缓和苏联、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拖欠对刚果和其他维持和平行动所应付的特别款项而造成的财政赤字，联合国决定发行一种临时应急的债券。
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承购多达一亿美元的债券。
他认识到，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这笔贷款将由联合国会员国正规缴纳的款项中偿还，共产党国家对那笔款项也是按比例交纳的。
如果由于联合国经济破产和分裂而在刚果这类地区造成真空，那么迟早肯定会导致大国的对抗，也就是说会迫使美国采取代价高昂得多的行动。
在总统对我国安全负主要责任的事务上，他并不认为联合国是个可以替代美国采取行动的组织。
在他看来，即使联合国有力量承担起管辖权，也不能依赖小国和中立国家去解决重大的争端，因为这些国家总是竭力想避免战争，常常容易上苏联那过分简单化的宣传的当（例如使西柏林成为没有西方保护的自由城市，或者把古巴导弹基地同美国的海外军事设施等同起来）。
大国自身的对抗必须由它们自己去解决。
联合国在制止共产党的颠覆和渗透方面也做不了多少工作，它也不能强制实行有效的裁军，或是对重大的侵略行动提供它自身的军事遏制。
但是，总统说，联合国主要是弱小国家的保护人，又是强国的安全阀门。
小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出气显然比它到别处去炸毁城市来出气要好。
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决议所采取的行动远比大会上喧喧嚷嚷的吵架更有助于解决、限制或冷却小国之间的灌木林火式的战争，防止它们燃成大火。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非当事者的政府能象联合国这样安全、公正和有效地进行干预的。
联合国在履行这个职能时——在西新几内亚、在也门、在刚果——肯尼迪愿意给予一切支持，包括军事运输在内。
他希望（但不寄予过大的希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后，联合国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安全体系。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