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肯尼迪喜欢引用的所有丘吉尔的名言中，他最喜爱的一句是：我们为谈判而武装。
肯尼迪认为，武装美国可以提供讨价还价的实力，并为裁军会谈和外交提供后盾。
他在1961年还认为，需要采取迫切的步骤以确保我们的武装肯定是足够的。
他的前任恰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认为我国的军备肯定已经足够了。
这就使肯尼迪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
我为此贡献了我毕生的精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0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防务方面的问题时大声疾呼地说，我认为，我几乎比国内任何别人更了解这个问题……防务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而有效的处理。
后来在1963年，当他抱怨肯尼迪的庞大的军费追加开支时。
他曾说，我任内所留下的防务预算已为我国提供了充分的安全。
但是约翰·肯尼迪则有着不同的看法。
1940年，他作为一个学生作家曾经写道：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军备永远同我们承担的义务相适应。
在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参议员，曾对我们是否已这样做表示极大的怀疑，同时他强烈反对实行削弱陆军兵力的新面貌政策和过分依赖大规模报复的方针。
1960年，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曾反复要求加强我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
1960年12月下旬在我们审查了预算和计划之后，他作为当选总统曾向他的新任国防部长连珠炮式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现在是否应该提出一项补充防务预算……是否应该为北极星、民兵和阿特拉斯导弹……防空警报体系……大陆防御……常规力量现代化……空运能力……等项目追加经费？〔我们）必须着手对我国的防御战略、目标和能力……由人驾驶的飞机的地位……航空母舰……目前的军队实力……国外基地……三军军种和军事使命的重叠……各种情报工作的协调……指挥和控制系统，特别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权力……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作用……重新作出基本的估计。
同时，他告诉了麦克纳马拉关于他在基本政策方面的第一项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提出事先确定的、武断的财政开支限额来规定战略或兵力的水平。
我们的战略将取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我国的兵力水平将取决于我国的安全和我们承担的义务的需要。
肯尼迪的预算局局长和白宫的助手们将与麦克纳马拉合作，以尽可能低的费用提供任何必须提供的军备。
就象任何其他的投资一样，肯尼迪在1960年谈到防务费用时说，这等于用我们的钱去下赌注。
不这样的话，就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下赌注了。
新政府就职后不到一周，麦克纳马拉向内阁作了汇报，然后详尽地向总统汇报了他在五角大楼所发现的情况：1．用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应付一切军事和政治侵略，是我们的朋友中很少有人相信，而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人相信的一种战略。
这一战略造成了我国常规力量的严重削弱。
2．对国家安全规定一个最高的财政开支限额，就使军事战略在事先确定的预算中居于从属地位。
3．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容易受到出其不意的导弹进攻，非核力量在战备师、空运能力和战术空军支持方面很薄弱，而一支切实有效的反暴动力量则根本就不存在，库存武器中某些主要武器完全缺乏，而其他的又超过需要。
4．不根据实际会出现的紧急状况而事先作出的无的放矢的决议太多，而五角大楼制订的应付各种突然事件的计划则太少。
陆军依赖空运，但空军却无力满足空运的需要。
空军储存了只够打几天仗的物资，而陆军的储存物资却能够维持一场为期两年的战争。
结果，这位国防部长汇报说，在作出某些基本分析之前，他无法回答总统提出的所有问题。
他要求对他本人提出的九十六个问题（这些问题震动了五角大楼，通常被称为麦克纳马拉的九十六只喇叭）作出详尽的答复。
但是这时候，无论是过分拘泥于形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还是内部倾轧激烈、一盘散沙的五角大楼都无法对这些问题提供确切的答复。
不过麦克纳马拉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足以支持总统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增加空运能力和加速生产北极星导弹的计划。
同时，他也很赞成这篇咨文所作的指示，即国务卿应重新估计一下我们的整个防御战略——我们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能力……以及我们现有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是否足够、是否已现代化以及是否具有机动性。
没有一个刚上台的总统曾经对防御设施进行过比他更为彻底的重新审查。
肯尼迪希望在一个月内便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正尽力把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压缩到二十天之内完成，麦克纳马拉说。
不过他把这项工作比作一个建筑师未研究房屋建筑的基本概念，便设计新的房屋。
这个月还未过去，报告就送来了。
总统在与他的白宫班子（邦迪、威斯纳、索伦森），国防部人员（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和负责审计的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希契）和预算局人员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几乎对国防预算的每一部分都仔细斟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改。
他增加了近三十亿美元的拨款，通过取消过时的或重叠的项目部分抵偿了增加的拨款。
阐明这些修改情况的3月28日总统致国会的特别咨文，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它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敌我双方拥有核力量的时期所要采取的前后一贯的国防原则。
1．我们军备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和平，而不是进行战争。
……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
无论是我们的战略，还是我们国民的心理，当然还有我们的经济，都决不能依靠永远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体制。
2．我们的军备决不会在任何攻击中用来发出第一次打击。
这样做并不是承认软弱而是力量的显示。
我们必须抵消任何可能会让侵略者得到的好处，办法就是……增强经过敌人第一次打击后依然存在下来的那一部分部队的力量。
3．我们的军备必须是充足的……不受强行规定的预算最高限额的约束。
4．我们的军备在任何时候，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必须受到文职官员的最终控制和指挥……其中包括有关使用核武器或使小规模战争升级为大战的所有决定。
5．我们的战略武器和防御力量必须足以阻止对美国或我们的盟国蓄意发动的任何核攻击。
6．我们的部队与盟国的部队联合起来的实力和部署，必须非常强大、非常有机动性，足以防止敌人通过有限战争不断侵蚀自由世界。
这种作用应该成为我国海外武装部队的首要使命。
7．我们的防御姿态必须既是灵活的又是果断的……我 们的反应……必须是适当的（和〕有选择的……。
在确定时机、范围和目标时，可以进行周密的考虑并辨别各种不同的情况。
……8．我们的防御姿态，旨在减少发生不合理的或事先未加考虑的全面战争的危险。
文官的控制总统的上述咨文和随后发表的有关军事政策的声明还具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反映了文官对决策的控制。
我和国防部长，总统在咨文中说，听取了我们的高级军事顾问的热诚意见。
……但是我没有把宪法赋予我的决策责任委托给任何别人。
在随后充满危机的岁月中，除了在猪湾事件这一章中已经提到的那一例外，他行使了他的总司令的全权。
防御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
总统对空军学院说，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中，没有一个问题是纯军事的或纯政治的。
我们在防务、裁军、外交和对外援助方面也没有单独的政策——它们全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政策。
为了解决五角大楼一场由来已久的辩论，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指示，要求他们提出意见不要光是立足于狭隘的军事考虑上面，还要以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根据。
在决定军事预算和战略时，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不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各军种所提要求的仲裁者。
他们成了组织者、设计者和分析者，组织起专门小组来，分发出各种征询意见表，坚持取得各种抉择方案、确切的事实和精细的比较。
虽然早经敦促，但由于受到激烈抵制，他们未曾把各军种统一为一个机构，只是把他们所作的努力统一起来。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使三个军种的预算、兵力水平和战略第一次有了密切的配合，并打破各军种传统的界线，根据战略报复部队、大陆空军和导弹防御部队、一般部队、空运和海运部队以及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职能来分别制订预算。
例如，新建立的联合进击司令部就是在一个陆军上将和一个空军中将的领导之下把战略陆军预备队、战术空军司令部以及支援的空运单位的作战部队合并起来的。
我们北极星导弹力量的大小不冉取决于海军造船预算的规模，而是取决于我们全面的战略需要和其他武装部队所作出的贡献。
例如，通过提供海军和空军都可以使用的新型的实验战术战斗机，我们便减少了重叠的武器系统的数目。
当战略重心从轰炸机转向了导弹，易受攻击的海外导弹基地由北极星潜艇所取代，而部署在美国的喷气式飞机空运的部队也被视为适用于国外战线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时，其他一些一向占支配地位的军事装备终于向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让路了。
有人抱怨说肯尼迪在作出这些重大的改革时绕过了他的军事顾问。
事实恰恰相反，他即使不是经常地，却是定期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晤的。
但是总统把军事决策集中在他的文职部长的办公室里。
麦克纳马拉不仅依靠各参谋长，而且依靠一大批卓越的文职助手。
这班年轻人摆脱了各军种之间的偏见，完全根据所需经费、可供选择的方案和便于管理等来考虑问题，这使军界的一些派系及其在报界和国会中专门为军方辩护的人感到失望。
这些神童——人们给他们起了这么一个绰号——用经济、政治和其他分析来充实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的军事经验。
在他留用的三军参谋长中，他最中意的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
肖普虽然不常讲话，偶然发表的评论却总是干脆利落、深思熟虑和胸襟开阔的。
总统在猪湾事件以后确信除了肖普外，邦迪的文官班子或留用的其他参谋长都谈不出他需要听的军事意见。
他在白宫的三位军事助理也起不到这种作用。
他们主要是按照白宫的规矩和程序办事，小心翼翼地相互监视着，以确保其他部门没有特别得宠。
切斯特，克利夫顿和泰兹米尔·谢泼德分别来自陆军和海军，他们是特别干练、有益而忠诚的助理。
不过正如空军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在1962年下半年所表明的，门户之见自然而然地渗人了白宫军事助理人员的心坎中。
总统在拿骚尽力使英国人对停止发展闪电导弹感到满意以后，正在棕榈滩度假。
当时华盛顿一个空军发言人却随即公开宣布，闪电导弹试验据说取得了成功，这使两国政府全感到窘迫和恼怒。
为了填补明显的空白，总统在1961年年中劝说最能干的军人政治家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参加了白宫班子，充当军事、情报顾问和代表。
泰勒的坦率而锋利的讲话，渊博的知识及其在各种军事能力方面的突出才干，完全符合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的想法。
总统在1961年之前从未会见过泰勒，但是事实上他早就考虑过邀他到政府中来担任好几个职务了。
军界集团的某些成员及其在国会和新闻界的朋友对于把一个新人物安插到参谋长和总司令之间并不感到高兴。
但任期结束，参谋长更迭了，泰勒本人终于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只有一个人是肯尼迪留用的上届政府内的军人，即戴维·肖普。
肯尼迪认为，正如任何文官部门的首脑一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总统的思想取得一致是至关重要的。
他强烈反对一项法案，它把所有参谋长的任期固定为四年，这就减少了总统的任免自由权。
任何总统，他说，都应有权审慎地挑选他的军事顾问。
他私下对我说，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他将予以否决。
为了显示他的信念和权力，他打破先例，没有再次任命海军上将乔治·安德森连任海军作战部长，并让空军参谋长李梅的任期仅仅延长一年。
安德森在不止一个问题上同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意见不一，他离职的意义引起了他的高级军事同僚的注意，但是当肯尼迪为了使用他的相当大的才能，任命他当驻葡萄牙大使时，国会中许多支持安德森的人未能弄明白这对安德森实际上是一种牺牲。
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决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必须坚持由文官予以控制。
为了减少发生未经批准的或意外的战争的可能性，为了能够作出那种考虑周密和有选择的反应，以便结束或限制甚至是一场核战争，为了保持一种能够在混乱时期向我国的公民、军人和敌人下达公认的文告的明确权力，他们逐步改善了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生存力。
在他们考虑采取的其他步骤中，还包括：制订一个比较保险的导弹计划，改进了的警报系统，更为明显地把权力集中在总统手里的制度，在战时更好地保护总统及其可能的继任人的办法，为总统和其他人设置的新的空中和海上指挥部，可供挑选使用的通讯联络渠道，对核武器的电子遥控装置，以及从白宫到B－52驾驶员机器发生故障和人体发生疾病的一系列改进了的检验装置等。
总统在他的办公桌边，或者在他对全国各地军事设施的多次视察中，有时会检查一下通讯联络网的速度与可靠性。
五角大楼作战办公室或某一遥远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官员们常会拿起难得使用的电话机，大吃一惊地听见总统说：我是肯尼迪总统。
我只是在检查一下通讯联络系统。
你那边情况如何？不过，他对所有这些专用电话的价值和用途依然有点怀疑。
核威慑力量肯尼迪在三年中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美国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军事力量，它一共花费了约一百七十亿美元的追加拨款。
正如他所指出的，这就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从最大规模的威慑力量到最微妙的影响的多方面的武器库。
最大规模的威慑力量是我们的战略核力量。
从1961年3月发表第一篇国防咨文开始，总统就急剧地加强了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和地下发射的民兵式导弹的生产和发展。
他在强调这些武器的幸存能力时，既强调了发现并摧毁这些武器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又强调了这些武器的第二次打击的、非挑衅性的、有充裕时间使用的特点（例如，它们与前几年部署在苏联附近的丘辟特导弹是截然不同的，丘辟特导弹易受攻击，是需要总统即时作出发射决定的易被摧毁的目标）。
在竞选运动中，他曾发出警告说，要防止引诱苏联领导人，使他们认为有可能在一次巨大的\'珍珠港式袭击\'中把我们的飞机和缺乏防护的导弹在地面上摧毁掉，所以这时他把更多的核武装的轰炸机——在远程导弹计划完成之前，这是我们的主要威慑力量——置于十五分钟内即可出发的戒备基础上。
比这些武器的增加更令人安心的是，对威慑力量的精确含意和需要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即：这是一支相当大的核力量，足以保证：（1）总的说来，通过使敌人看不到任何获胜乃至生存的前景，给予敌人营垒中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决策者以尽可能强烈的刺激，使他不致于发动进攻；（2）具体说来，按照最悲观的设想，使能够顶得住可能发生的最严重进攻的我们那部分武装力量，（a）倘有必要的话，能够摧毁侵略国的城市和人口；（b）能够摧毁其余下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同时仍然能保持我们自己的一定的后备力量，使敌人确信，他们既不能完全摧毁我们，也不能赢得战争。
怀疑论者问道，这种威慑力量怎样用具体数字来确定呢？所有各种因素都是变幻不定的。
但在合理范围内，麦克纳马拉第一次作出系统性的努力，即根据我们对苏联进攻力量的规模和性质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报复力量的作战能力作出最精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威慑力量的水平。
这些计算中所运用的估计是根据公开的报道、苏联变节者的汇报，以及现代化的和传统的情报方法作出的。
在我们的预算审查会议上，麦克纳马拉实际上承认，他同意使核力量超过纯威慑作用的水平，这样万一威慑失灵，限额以外的核力量便可以用来限制苏联作进一步破坏的能力。
不过，他和肯尼迪一致认为，如果走得更远乃至进一步去谋求第一次打击的能力——从理论上说旨在使敌人不能严重损害我们，这是空军某些部门所鼓吹的——不仅是不必要的浪费和挑衅性的，而且实际上也不是切实可行的。
敌人总可以保护或隐蔽起足够的导弹力量，使美国至少有三四千万人死亡，特别是使用更多的潜艇发射的导弹的话。
同时，当敌人看到我们增加军事力量时，他们也可能增加其本国的军事力量，从而轻易地便抵消了我们要超过他们的企图。
在认识到失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最大的反击力量的能力是不可取的同时，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一场无休止、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所带来的那种不安全感以及应各军种首长的要求不分青红皂白增加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核武器的浪费情况。
为了使威慑力量奏效……我们的需要应有了个限度，总统说。
当我们谈到能够在核战争中使用百万吨级当量的核爆炸力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谈到毁灭。
用核武器去打击目标，难道必须用上许多次才有效吗？他指望削减防御费用，以便把更多的拨款用于国内需要。
但是对威慑力量的这些估计也使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清楚地认识到，单方面裁军是愚蠢的，而那些人抱怨说我们已拥有足够的核杀伤能力，可以杀死好几倍苏联人的说法也是不恰当的。
因为作为一个第二次打击的国家，我们的安全要求有足够庞大的军事力量，可以经得住第一次打击而仍然能有效地进行报复，因为我们的战略需要有足够的武器来摧毁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威慑力量足够与否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了。
此外，威慑力量的概念不仅指的是要具有优势力量，而且要占有一定程度的优越地位。
当这种优势为人们所知道——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来使人们知道——就可以使所有的盟国和敌人都确信这一事实。
导弹差距同一个不开放的、侵略性的社会相比，需要多大力量才足以应付，为确定这个问题，产生了通称为导弹差距这一争论。
在1957年苏联导弹试验成功以后，这场争论便迅速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场争论：·与某些民主党人在1960年提出的指责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导弹前景所作的官方情报估计，并未因出于政治上或预算上的考虑而降低调子。
·与某些共和党人在1961年提出的指责相反，民主党人前几年就导弹差距即将到来发出的警告是诚恳的、很有理由的。
这种预测并不是骗人的政客或是那些明知自己是杞人忧天然而却渴望获得拨款的空军官员们虚构杜撰的。
这种差距预测之所以产生，大部分是由于军界和文官犯了过于老实的错误，而这种预测又被共和党官员们和民主党参议员以及不抱党派偏见的专栏作家宣扬开来了。
·艾森豪威尔在196O年贬低导弹差距的危险是正确的。
肯尼迪在1961年加强我们的导弹计划也是正确的。
事实上，两位总统在毫无根据的忧虑的促进下，着手集结起的具有高度优势的导弹力量，防止了出现任何差距。
许多争论是因为对同一个词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而引起的。
对某些人来说，导弹差距指的是各国当前所作的导弹努力的比较，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指的是未来所作的导弹努力的比较。
有些人只谈论洲际弹道导弹，而有些人则谈论所有的导弹。
有人拿导弹的绝对数字作比较，有人则提出一个包括技术、易受损害的情况、发射系统和侵略者所能占有的便宜等的较为现实的等式。
如果导弹差距这个词指的是1957年苏联在火箭和推进器方面的领先地位，指的是把这种领先地位转变成世界上第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能力，或者指的是苏美两方任何一方所拥有的各种大小和各种射程的导弹的总数，那么导弹差距显然在有一时期内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这个词指的是苏联以导弹为基础的全面的军事优势——通过第一次打击就能把美国的报复能力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而言，那么导弹差距显然始终就不存在。
然而甚至后一种差距也可能存在过，对这种差距的关注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苏联在1957年成功的导弹试验及随后的空间成就，赫鲁晓夫关于正在大批生产导弹的叫嚣，他的新的好战姿态及核讹诈的癖好，凡此种种似乎全证实了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情报专家们最大的忧虑。
这些专家认为苏联人将谋求建立一支占优势的第一次打击力量，因为他们拥有这样做的工业和技术能力。
一些毫无偏见的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的报告中全一再提到了这些忧虑，它泄漏给了一些专栏作家和国会议员，而在几位高级将领的证词中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几任国防部长都说，苏联在远程弹道导弹发展的某些领域中，至少在数量上领先是很可能的。
同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1959年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的意见之后指出，该委员会的情报预测是苏联到1962年年底可能以三比一领先。
但是在1960年5月1日U－2高空侦察机停止飞行之前，它们摄下的照片表明，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
显然，他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一种大量生产和部署的武器，代价太大、体积太笨重、太容易受到攻击。
因此，他决定只生产极少量这种导弹，而去抓紧部署以欧洲为目标的中程导弹，一面发展质量较高的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1960年是一个竞选年。
人们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共和党人贬低导弹差距问题的企图。
肯尼迪和他依靠的参议员所掌握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形势是危险的。
在预选和秋季竞选运动期间，肯尼迪很少提到苏联导弹的优势，即使谈到，大多也非常慎重，而且总避免举出确切的日期和数字，只引用无党派专家的看法，同时强调说，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仍然是强大的，虽然未来会有危险。
他说，日期和数字方面说法的矛盾，只是程度的差异，对此，他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是说证据是强有力的……我们无法把握我们未来的安全，正如我们不能确定未来有什么灾难一样。
……如果我们在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犯错误的话，我宁愿我们为安全而犯错误。
U－2飞机侦察来的全部证据，在肯尼迪-尼克松竞选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送进来了。
但是在为肯尼迪安排的中央情报局及军事情况的汇报中却始终没有向他提供过。
8月下旬，他飞往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听取政府安排的情况汇报。
他几乎立即便看出来，他得不到关于苏美导弹和轰炸机实力的全面的绝密材料。
肯尼迪多少有点生气地坚持认为，他过去仅仅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情报就比现在还多，如果空军那么傲慢，那么到明年拨款时他决不会忘怀这件事。
当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就职时，他们首次审阅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发现估计报告不只是一种而是几种。
就军事情报代表而言，这些估计报告很可能同他们各自代表的军种的战略观点和职责是一致的。
例如，空军对苏联导弹当时情况的估计远比海军的估计为高。
正在他们谋求得到较好的答案的时候，国防部长——他对华盛顿新闻界的危险还是陌生的——却在一次介绍背景情况的记者招待会上结结巴巴地解释不清导弹差距的含意，这就对于他是否认为不存在这种差距这件事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
但在夏末，局面就明朗化了。
1961年的新估计确实表明，我们在当时可用的弹道导弹差距从纯数量方面来说，苏联是占上风的，但是同我们的轰炸机力量相比，双方的远程导弹数量都太少了，因此这类。
差距并不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
可是就连这种估计后来也改低了，而肯尼迪政府着手建立起的军事力量也有助于保证往后不会再出现这种差距。
民防1960年，肯尼迪在导弹差距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是，公众对于他真诚地估计偏高的导弹差距危机知道得太少和太迟了（甚至已经肯定情况确凿）。
不过，1961年他在民防方面所犯的错误却在于（甚至在他的计划确定之前）公众对于他有充分理由加以低估的一种危险知道得太多、太快了。
同他平日和作为总统时的大部分观点不同，约翰·肯尼迪在民防方面的观点形成得太快了。
据我所知，他当参议员或总统候选人时都不曾谈及这个问题。
他在总统就职演说或国情咨文演说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他在3月28日发表的国防咨文中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尽管这篇咨文的重心集中在大陆防务上。
断断续续的、不可靠的报告传来，说苏联正在着手实行一个广泛的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体计划，但这并没有触动这个问题。
总统也没有被他的民防动员局局长弗兰克·埃利斯的热情主张所打动。
埃利斯在路易斯安那州对肯尼迪作出了有效的政治支持之后，终于被安排在民防动员局的工作上。
他指望使这项工作变得更有意义，公开要求取得比肯尼迪分配给他的更多的经费，并且拚命想方设法使公众注意民防的重要性。
总统在听到埃利斯打算飞赴罗马，谋求获得罗马教皇的一份证明书，支持他的在所有教堂的地下室设置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的计划时，婉言指出，在这时刻去打扰罗马教皇将是失策的。
但是更严重的错误还在此后。
常有人说，肯尼迪作出推进民防工作的决定，是柏林危机引起的。
事实上，这项决定是在4月间的猪湾事件和5月间他发表的第二篇国情咨文之间痛苦地进行重新估价的五周内所作出的。
白宫班子的成员卡尔·凯森的一份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当前的努力是以过时的概念为基础的，民防预算是一种浪费，美国要末认真地大胆面对这个问题，要末就忘掉它。
然而忘掉这个问题是不合乎约翰·肯尼迪的本性的。
正视这个问题是同他希望向国会发出的民防工作的迫切性有所增长的警告一致的。
他当总统的职责不允许他在保护我们作战武器的同时，忽视对人类生命的保护。
他并没有预料会发生进攻，但他始终认识到逐步升级、估计错误或突发战争的危险性。
他也没有不注意这一事实，即当时看来最可能在1964年成为他的竞选对手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批评肯尼迪政府在民防方面的自满情绪，他所用的话正如肯尼迪前几年用于导弹差距上的措辞一样。
因此，他在5月25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要求设置掩蔽所，作为防御放射性尘埃的危害的一种新的生存保险。
他把民防工作的管辖权由埃利斯手里移交给麦克纳马拉，这部分是由于要使政府的组织工作更为有效。
他们两人就移交条件进行了长期而困难的磋商，虽然在我协助下由预算局作了调停，但到总统发表这篇演说时，磋商尚未结束。
埃利斯只愿意将掩蔽所计划移交给国防部，而麦克纳马拉则希望要末担负全部责任，要末不负任何责任。
为了使这两人都同意肯尼迪声明中的语言，我对总统咨文的这一部分慎重地斟酌词句，使人看上去多少有点模棱两可：我正在把这个计划的责任委派给……国防部长。
他们两人各自认为，这句话意味着我已断定他是正确的。
但此后不久，所有民防职能都交给了国防部，民防动员局改组为紧急战备局，埃利斯辞去这一职位，当了一名法官。
与总统以往的声明相比，5月25日呼吁联邦作出新努力的讲话更为有力，不过措辞却是慎重的。
总统强调说，万一发生灾难，我们决不会因为没有做应做的事而原谅自己，这就是一种保证。
因此，一项新的加强民防的呼吁理所当然地列入了大约两个月后他就柏林危机发表的电视演说中。
但与5月的那篇演说不同，这篇演说是从明显地存在危机的角度谈论问题的。
它在焦虑的国民中引起了密切得多的注意。
它关系到那一年为柏林问题可能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危险，而不单是关系到在某一个推测的时间会发生一场突然袭击的问题。
这篇演说最后对民防工作提出的意见语调是特别不祥的：万一发生一次攻击，在核爆炸和巨火中未被直接击中的家庭仍然能够保全生命——只要他们听到警报后能进入掩蔽所，只要有那种掩蔽所的话。
……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在今后几个月内，我希望让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万一遭到攻击，他可以立即采取什么步骤来保护他的家庭。
我知道你们要求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
总统的目的在于使仍然沉睡未醒的公众振作起来。
他取得的成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和希望之外。
民防气球不仅飘到了空中，而且高飞得看也看不见了。
掩蔽所制造商报告说，他们按1，500美元一所售出了大批产品（有人还尽力把核恐惧一直保持在顶峰状态）。
地方民防官员受到洁问者的包围。
不使自己的家庭受放射性尘埃的影响这件事，已成为每个公民对外交政策发表意见的题目。
科学家和冒牌科学家互相争论，在一场核战争中，有多少人在有掩蔽所或没有掩蔽所的情况下能够幸存，这些人必须在地下逗留多长时间以及在他们走出掩蔽所后，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
牧师们争论说，人类的伦理观念究竟要求他们接受烧成灰烬的死亡呢，还是接受鼹鼠式的生活。
妇女版的专栏作家提出关于贮藏食品、携带衣服和阅读书籍等方面的可以采用的意见。
商人马上出售生活用具箱、口粮袋、沙袋、潜望镜和预防放射性尘埃的衣服和药膏。
为自身生存有所安排的人，能否开枪射击那些要求进入掩蔽所的不那么勤劳的邻居，那些被排斥在掩蔽所之外的人会不会把掩蔽所的通风口封闭起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全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父母提醒他们的孩子不要透露他们掩蔽所的地点。
依靠自己救自己成了不救别人，只保全自己了。
正当越来越多的讨论使人看得更清楚，任何计划都不能使人人得救的时候，对外交政策持强硬态度的集团，却利用讨论已经达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至少在国内某些地区是如此——而大捞一把。
某些拥有掩蔽所的人相信《生活》杂志和其他杂志提出的，掩蔽所能使90-97％的人口在一场核进攻中幸存下来的看法，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场战争罢了。
和平主义的组织攻击这些掩蔽所说，仿佛它们可以代替我们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似的。
地方民防官员则时而热情有余，时而不知所措。
肯尼迪政府缺乏一个全盘的掩蔽所计划，缺乏一个明确的掩蔽所政策，甚至缺乏正确地安排整个问题的权威性意见，这使混乱和惊慌的情绪更加剧了。
只有总统能提供这种权威性的意见。
但是总统举棋不定，而他的顾问们象全国一样，看法也不一致。
大家全同意，任何可以拯救数百万生命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但是家庭掩蔽所还是公共掩蔽所——在预算中处于特别优先的地位还是只接受较为有限的投资——应该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还是地方控制之下呢？总统曾谈到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但是核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却对他说，当苏联的武器日益庞大时，美国只要花五百亿美元，挖越来越深的洞，全国人民就能保护自身不受核爆炸的威胁。
各方面都有政治压力。
总统觉察到他本人的两篇声明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意识到他承担着在未来拯救美国人和在目前团结他们的职责，于是拒绝了关于再作一次新的炉边谈话的建议。
在我们把计划准备就绪之前他不打算再发表讲话，他要把计划仔细推敲一下。
他不愿意费力大而收效小，但他更不愿意让这一庞大的计划削弱他的全面政策。
政府内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建议通过设立掩蔽所的立法和建议向公众发行一本有关核防护知识的小册子。
后来，两个建议的调子都降得很低。
1962年的立法只要求制订一个长期计划，由联邦推动在学校、医院、图书馆和类似的公共中心建造公共掩蔽所，费用则由州和地方政府以及非盈利的机构分摊。
这些掩蔽所将补充国防部在一次悄悄而成功地进行的调查中核实过的可以容纳六千万人的现有的掩蔽所，但该调查报告并没有吹嘘可以容纳每一个公民或保护每一个公民防止核爆炸和由此引起的猛烈的大火。
政府内部对这项法案和这本小册子的辩论有助于澄清总统本人的想法。
正如他在5月间所说的，民防只是一个保险的问题，不是威慑力量的问题。
它同防务或裁军都没有直接关系，在冷战中也不是什么新武器。
任何合理的掩蔽所计划都不能有助于阻止敌人的一次进攻，防止惨不忍睹的生命损失或者在危机的顶峰或边缘增强美国的地位。
但是这种计划也不是挑衅性的、胆小的或不必要的。
他仍然在热核武器时代承担着保护一亿八千万美国公民并使这个国家完整地存在下去的责任。
核战争未必会发生，但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一天，他忧郁地对我说，我不愿意听到劫后余生的人——如果还有人活下来的话，一说，在仍然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警告过他们，或采取任何行动至少拯救他们中的某些家庭。
肯尼迪没有把掩蔽所法案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1963年把它从总统的重要咨文一级下降到部际要求一级——但他继续（徒劳无益地）推动这个法案。
由于注意到公众对这个问题兴趣的减退几乎就象它初起时那样突然，他在1962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太平无事时，谁也不感兴趣。
……随后，等战火迫近——（而）我们毕竟保证不了战火不会到来……人人又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多采取一些措施？我认为应当趁现在就采取措施。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