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9 年 2 月 23 日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动身，这是他当总统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那天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天下着雨。
人们花了半个小时，从市内赶来给他送行，不停的毛毛细雨浸湿了他 们的衣服。
内阁成员都在场，还有来自国会过道两侧的国会领袖们。
一群摄影记者在铁栏杆后面挤来挤去，想选一个好地方。
那时还是蜜月时期，那是尼克松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同情 和支持。
他对此非常高兴，就像一个穿过了荒凉沙漠的人到达了一个绿洲一样。
他很精明，不会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矛盾：与他的整个政治生活记录相 反，人们称赞他具有和解的品质。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今天的称赞，明天就可以变成诽谤。
但是现在，他却陶醉于一种很不习惯的赞誉之中。
尼克松和站在机场停机坪上的知名人士简短地、不自然地开了几句玩 笑，然后就大踏步走向麦克风去发表他的告别讲话。
这篇讲话是典型的尼克松讲话。
其中关于外交政策的部分是微妙的、谦虚的。
他到欧洲去是为了征 求朋友们的意见。
尼克松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次访问树立一条原则，那就是在和潜在的敌人谈判之前，一定要先和盟友商量。
还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新 总统并没有完全被越南问题缠住，同时要让国内的美国人明显地看到，尽管有人反对战争，他们的总统在国外还是受到尊敬甚至热情的接待的。
尤其重要的是，尼克松认为戴高乐总统的合作对于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打 算同中国开始建立新关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同越南和中国都有外交关系，巴黎将是和他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的最理想的地方。
但是，戴高乐在 最近几年变得和美国十分疏远。
1966 年他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迁离巴黎。
美国能否利用巴黎作为我们采取主动外交运行的场所，尼克松认为将取 决于能否克服他们之间的疏远以及与戴高乐建立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他的随行人员并没有听到他把这篇演说讲完，就被先遣人员匆匆忙忙弄 上了空军一号总统座机。
每一次总统出访时，都是按这样做的。
这种做法有两个理由，它的设计者要在总统一上飞机、机舱门一关上，飞机就立即 起飞。
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心要做到，在尼克松为了让记者摄影而站在舷梯上向群众挥手告别时，镜头上除了总统以外，别无他人。
在这次出访期间，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都是由约翰·埃科希 曼和先遣人员干的——把他们叫做先遣人员，是因为在总统要访问的每一站，他们这少数几个人要在总统到达前几天就先到达，以便安排好总统的每 一项活动。
在尼克松身旁工作，如果不装出一副刚毅的样子，是不能得到重用的。
开始时，作为权宜之计而摆出这么一副神态，到了后来，久而久之就可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埃利希曼的禀性实际上是很温和的。
他有一个十分可爱的 家庭，他很爱他们。
他本来是最喜欢制订一个向前看的国内计划的——而且最后，他也被赋与了这个任务。
但是他有野心。
他首先要人家承认他是白宫 的重要人物。
正因为这一点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他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可能表现得非常盛气凌人，有时甚至会使人不愉快。
他尊敬基辛格，他羡慕 基辛格，因为他认为——这一点从他的观点来看并不错——基辛格占有了权力和荣誉的精华部分，而他还得继续忍受由尼克松的老班底和华盛顿权势集 团之间的互不信任而产生的社会对他们的排斥。
他抓住了几个机会来找基辛格的麻烦，常常采用一种对泄露情况进行调查、旨在表明基辛格的工作人员不可靠的方式。
因此与基辛格常常有摩擦。
埃利希曼是鲍勃·霍尔德曼的朋 友和竞争对手。
随着埃利希曼在白宫活动的实质方面逐渐得势，而霍尔德曼对这一方面又是明显地不感兴趣，他们两人的关系改善了。
但是在这次出访 中，他们的关系又相当紧张起来，因为霍尔德曼决心要把先遣人员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他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次出访中，埃利希曼是最后一次担任 先遣人员，以后，这个责任就由霍尔德曼的副手德怀特·查平接管过去。
埃利希曼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总统出访，从后勤上说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单单是总统保镖就得超过 50 人。
然后还有总统的随身人员、秘书和管行李的人，一组一组的电讯工作者，因为无论总统走到哪里，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必 须能够通过电传或者电话，立即同世界上任何地方取得联系。
而且，只要总统出访，他就不能不带许多助手和各部门的代表，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跟随 总统出访就是一个为人所羡羡的地位象征，即使他们并不参加什么会议，而且几乎很少或者是完全看不到总统。
还有随行的新闻记者也常常有 300 多 人。
总的算起来，一个典型的总统出访班子，大概是在 600 人到 600人之间。
要在一个日程紧迫的访问中有条不紊地安排这一大帮随行人员的活动， 可不是一件小事。
单单是报界人员，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他们必须报道总统的到达和离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记者乘坐的飞机，通常是在空军一 号之后起飞（这样他们就能够采访离开时的消息），然后在飞行中要超过总统座机，先行着陆（这样他们才能够采访总统到达时的消息）。
此外，还 有四个到六个的少数报界代表乘坐空军一号。
记者必须出席所有的重要场合，但同时又得让他们有机会写消息，发消息。
被弄得有点晕头转向的正式成员处在这场奇妙的事业的核心。
每个人被发给一个小册子，上面记载着每一项活动和每一个行动，时间规定得几乎一 分不差，此外还画了一些图表，说明在举行仪式时什么人要站在什么地方，小册子上还记载了住宿、参加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事项。
奴隶般的服从是唯一 可靠的办法，虽然这样做对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对他的神经健全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个先遣班子，由于在竞选运动中的磨炼，正是锋芒毕露达到了 自信的顶峰。
他们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对总统的义务。
在竞选中，每到一个新站，就把头一站的主人抛在后面，所以，考虑这些可 有可无的陌生人的情绪，并不属于他们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
他们唯一的责任是：保证尼克松一切顺利，保证不让他面临他非常憎恨的意外情况。
他们 应当给他安排较长的休息时间——新闻公报中称之为工作人员时间，尼克松需要利用这个时间来集中精力，准备重要的面对面的会谈。
最重要的是， 先遣人员认为他们有责任保证，当尼克松在人们眼前出现时，总要给人以最好的印象。
他们在这方面有时做到了荒唐的地步。
1972 年到渥太华进行国事 访问时，一位先遣人员认为，皮埃尔·特鲁多办公室里的黄褐色家具在电视上不会使尼克松上相，因此自作主张，要用蓝色罩布的沙发，来重新装饰加 拿大总理的私人办公室。
特鲁多的一位僚属起先还不信真有此事，后来气得连话都说不清楚，在最后一分钟，阻止他这样做。
尼克松总统一上了空军一号，就埋头去阅读他那一些范围广泛、内 容详细的汇报文件。
演说稿当然是早就起草好了的。
无论用的是什么理由，当总统的总是没有时间起草自己的演说槁的。
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演说都出自 于同一个来源：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基辛格的监督下准备一个详细提纲，尼克松看过，也许还得作一点修改，然后就交给一个演说起草人撰写。
当他要发表一篇重要演说时，他可能亲自作大量的改写，特别是在开头和结 尾，任何政治上的含意他都尤其当心。
如果他认为基辛格会同意他在修辞上的改动，基辛格就可能看到最后文本，否则就看不到。
在进行一次动作迅速 的国外旅行中，不会有时间对演说稿作较大的删改，演说起草人爱怎么写就 怎么写了。
选择谁来起草演说稿，总是决定了演说的调子，而且往往也决定了一篇 总统演说的实质。
一般人都以为，演说起草人是被动的工具，他们温顺地把总统的政策思想巧妙地写成优美的文字，但是情况正好相反，绝大多数演说 起草人，自己就是一些失意的首长，他们想利用他们的特有地位，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
他们清楚地知道，总统的一句话，可能被官僚机构当作一个 宪章来使用，所以企图垄断起草演说的最后过程，把他们的努力说成是为了维护总统的灵魂而进行斗争。
尼克松的演说起草班子，是一些具有非常的才能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 的；每个人的专长细到这样的程度，他要拨什么样的弦，就有什么样的起草人。
在这次出访中，主要的演说起草人是比尔·萨菲尔。
他时而妙趣横生， 机动灵活，对公职方面的关系惊人地敏感，有时能写出一个句子来，用聪明的字首押韵法，来模糊句子的含义。
虽然他的文风是如此独特，以致尼克松 在想表现他自己的文才的场合很少使用他，但是萨菲尔是最不可能把他自己的实际思想塞到演说中去的演说起草人。
雷·普赖斯是演说起草人中资格最 老的。
他聪明、四平八稳，倾向于自由派。
当尼克松要想表达崇高的、多少有点带哲学味道的超党派精神时，就用上他了。
帕特里克·布坎南是一个住 在白宫的保守派，他深恐有一些人会诱使尼克松偏离他天生的右翼倾向，他相信有一帮知识分子，正在搅混总统哲学的质朴的本质，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即以不同的脸孔对待不同的人是我们的八面玲珑的首长的本性。
很少让他来写尼克松的外交政策的演说。
除了一大文件夹的演说稿之外，尼克松还要看基辛格的工作人员和国务 院为他写的成本大套的汇报，其中包括一份总的概念性文件。
这份文件是解释美国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战略以及这些目标与美国总的外交政策 的关系。
此外，还有在每个国家的谈话要点，其中讨论可能会提出的问题，还有关于他要会见的领袖的传记材料。
为了尊重总统的癖好，谈话要点设法 把每一次会见尽可能变成一次按计划进行的会见。
它们分成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领导人可能提出来的，以及建议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还提醒要避 免哪些敏感的问题。
与任何生人的会见使尼克松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紧张。
他害怕突然发生的 意外问题，某一个不是意料中的话题，或者是他没有准备应付的论点，而这种论点一经提出，就可能使他显得不像他的自我形象所要求的那样掌握着形 势。
因此，他坚持要有这样一些汇报文件，极其详尽地设想谈话的可能进程。
但是，因为尼克松不愿意承认他需要指导，因此他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非同寻 常的纪律，要把这些备忘录的内容都记下来。
并且为了表示他记得多么清楚，同时也是为了耍一些他自己非常得意的小花样，他就像滑冰一样，敢于滑到 人家告诉他去不得的地方的边缘。
有时，他表演一些惊险的镜头，他的顾问们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他却决不会从悬岩上掉下去。
在空军一号赴欧途中，总统除了要谙记这些逐点分析外，还忙着读 一篇关于戴高乐的长文。
这篇文章是参照基辛格写的一本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书《同床异梦》改写的。
尼克松逗留的第一站是布鲁塞尔。
尼克松在那里对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所说的话，为这次访问定了调子。
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不是为 了礼节；为了征询意见，不是为了坚持意见；为了协商，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为了倾听和学习，并揭开我所希望的经常交换意见和看法的新篇章。
从技术上说，访问布鲁塞尔是为了访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
但是， 比利时方面要来安排这天晚上的活动，所以，汽车把尼克松一行送到了市中心的巍峨的皇宫。
博杜安国王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告退了，剩下总统和比 利时首相加斯东·伊斯更斯、外交大臣皮埃尔·阿麦尔、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
比利时方面对基辛格的在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的礼宾条例没有接待 总统助理的规定。
基辛格的出席还打乱了外交官心目中十分重视的人数上的精确对等。
因为他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摆脱基辛格，所以，他们在自己方 面又加上了首相办公室的一个成员。
访问的所有领导人都把建立和尼克松的密切的个人关系——也许更重要 的是，让人看到是在这样做——当作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比利时的部长们也不例外。
在那时或以后，无论尼克松在美国可能引起怎样的憎恶，然而在欧 洲，同美国总统的友谊被认为是一笔政治上的资产。
而且，当尼克松还没有当总统时，会见过他的人对他的看法是好的，特别是他对世界问题的知识。
这种对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能力的尊敬，在他任职期间与日俱增了。
比利时领袖们关心的是国际关系的缓和。
像大多数欧洲领导人一样，他 们也认为尼克松有冷战战士的声誉，对他很不放心。
他们显然认为，他们需要力陈一下缓和紧张局势的好处。
他们说，苏联由于人民希望得到消费品并 且害怕中国，是需要缓和的。
比利时方面还断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强大的防御力量，是缓和的先决条件。
但是，他们也表明，要欧洲增加防务努力 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质上，他们是要求美国继续大量驻军欧洲。
他们还机智地暗示了越南战争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的国内问题。
这种正式的交换意见是尼克松的拿手。
他安静地解释了他要实现一个和 平新时代的决心；他同意和平，但只能建立在西方实力的基础上。
他强调他对大西洋团结的诚意，和他决心在作出重大倡议以前，先向盟国征求意见。
第二站是英国，尼克松受到英国政府的热烈欢迎。
因此，精神焕发。
他喜欢古老的仪式。
他上台不久，对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感到非常新奇。
乘 坐空军一号在外国的领土上着陆，受到一位国王、后来又是一位首相的欢迎，检阅仪仗队，访问契克斯——所有这些都是他年轻时的美梦的顶点， 是身居要职的理想，对于来自加利福尼亚一个小城镇里的一个多少有点愤懑的穷青年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一切使得尼克松表现了一 种近乎自发的欢欣。
很少看到他这样情不自禁地快活过。
虽然这一天的讨论没有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尼克松还是喜欢既不会发生对抗局面、又不纠缠细 节的哲学性的对话。
尼克松拼命希望听到人家说他干得多么好。
就像他后来在其他许多场合所做的一样，一再要基辛格复述他在这一天的各项活动中所 起的特殊作用。
那时他已经上床，就像在神经紧张时偶尔发生的情况一样，他开始说不清楚话了，或者是费了极大的劲才把话说清楚。
给他鼓气是容易 的。
这一天，虽然没有遇到什么棘手的挑战，他的行为举止都表现了他的尊严和才干。
第二天，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的官邸和办公的地方），威尔逊为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席间发生的事情显示了尼克松这个人身上鲜为人知的 一个方面。
在 1968 年春天，哈罗德·威尔逊犯了一个非常大的判断性的错误，他估计民主党会在选举中取胜，因而任命休伯特·汉弗菜的老朋友、约翰·弗 里曼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
这可能成为一个近乎灾难性的决定。
弗里曼属于工党左翼，曾经当过劳工大臣。
他在政府向人民索取保健费问题上曾与政府 发生争吵而辞职。
其后，他又当过电视记者，当过左翼《新政治家》周刊的主编以及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而颇负声誉。
在当《新政治家》主编时，弗里 曼曾为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失败而庆贺，他祝贺美国人除掉了一个毫无原则、只愿意为了迪克·尼克松的事业不惜牺牲任何东西的人。
弗里 曼被任命 7 个月后，尼克松竞选总统获胜了。
威尔逊对他这个别扭的任命毫无办法。
威尔逊拒绝更换大使，这是他的优点，但尼克松大发脾气。
从尼克 松政府开始工作之日起，他就发誓不和弗里曼打任何交道。
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支持他。
艾森豪威尔 1 月份对尼克松说，弗里曼的任命不仅是对尼克松个 人的侮辱，而且是对美国总统的侮辱。
但是，要美国宣布一位英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除了在弗里曼的大使任期内尽量给他 制造困难和别扭外，尼克松似乎也别无他法。
毫无疑问，尼克松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尼克松的先遣人员要求威尔逊从在唐宁街 10 号为总统举行的宴会 客人名单上除掉弗里曼的名字，但遭威尔逊勇敢地拒绝，大家都怀着惶恐的心情去赴晚宴。
但是，尼克松是可以出奇制胜的。
在宴会快结束时，他起立祝酒。
尼克 松看着坐在桌子正对面的弗里曼说：有些人说，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尼克松。
他们想知道是否有一个新的弗里曼。
我倒愿意把那些都看作是过去了的事 情。
毕竟他是新的外交官，我是新的政治家，我们都想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 争取世界和平。
这番话产生了电一般的影响。
威尔逊说这个祝酒辞是他在唐宁街 10 号听 到的最优美的祝酒辞。
他在他的菜单上给尼克松写了一个条子：你不能保证一生下来就是一位勋爵。
但是，生来就是一位君子却是可能的，你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
通常沉着冷静的弗里曼，这时都感动得快流下泪来。
这样后来就产生了一个证明——惊人成功的驻华盛顿使团。
尼克松和戴高乐一系列会谈，不论从尼克松个人来说或者从实质上说， 都是这次旅行的高潮。
当空军一号座机在奥利机场向终点滑行时，戴高乐站在舷梯旁，没有穿大衣，欢迎尼克松，尽管室外气温刚刚高于零度，但 尼克松还是立即脱掉了大衣。
握手的时候，戴高乐用英语向尼克松表示欢迎——这在他说来实际是一种破例的亲切姿态。
当天下午他们在爱丽舍宫单独会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苏联。
戴高乐说，对战后的欧洲来讲，最重大的生活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
他说，他们正在从可能与中国发 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同时与西方作战。
因而，我认为他们最后可能选择一种与西方和解的政策。
他觉得，不管俄国人当 前对缓和的倾向如何，由于他们对德国军队历来怀有戒心，他们希望缓和的 倾向只会增强。
就西方来说，戴高乐继续说道，我们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除 非你准备打仗或者把柏林墙推倒，别无其他合意的政策。
促进缓和是明智的：如果你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那就只有同对方言归于好。
如果俄国人开始采取行动，尼克松问道，你认为他们相信美国会 用战略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以大量常规地面部队来回击苏联人的袭击或袭击的威胁呢？我只能代表法国人回答，戴高乐说，我们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人 是不会容许他们征服欧洲的。
我们还相信，如果俄国人向前推进，你们也不会马上就使用核武器，因为这将意味着一种不留余地的努力，把对方所有的 人都消灭干净。
假如俄国人和美国人都使用战术核武器，欧洲就要毁灭。
西欧和联合王国将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所摧毁，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 匈牙利将毁于美国的战术核武器。
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却不受损害。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他们谈到了中国。
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戴高乐说，但是我认为，我 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
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 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尼克松点头表示同意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 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
极为重要的是， 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同意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 得好。
在法国的最后一天会谈中，美法讨论了越南问题。
美国曾经不顾戴高乐 的警告，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便深深陷入了越南。
因此，会谈一开始尼克松就问道，总统先生，关于越南问题你看该怎么办？他沉吟了好长时间才开口。
总统先生，你希望我干什么呢？他问道。
是否要我告诉你，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该怎么办？可是我并不处在你的地 位！戴高乐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是进行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谈判，而 直接和越南对话是取得进展的最好办法，尼克松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这个信息不久就传给了越南领导人，此后便开始了美越双方在巴黎的长期断断 续续的秘密会谈。
然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长期会谈却没有任何结果。
从 1955 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过 134 次会 谈，但却没有真正交换过意见。
双方交换的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谈判方案。
在最初几个月，充满着各种矛盾的倾向。
尼克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含糊 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
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 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愤怒的孤立这一词组使人回忆起他 1967 年在《外交季刊》 上发表的文章。
但是没有得到反应。
中国人没有被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
在就职典礼之后的第二天，新华通讯社指责尼克松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选定的新代理人，以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 的狼子野心。
据新华社说，尼克松的低调演说和就职时在华盛顿发生的反对他的示威，表明美帝国主义已深深陷入危机之中，面临着垂死挣扎。
《人民日报》1 月 27 日发表文章说，美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末日。
文章嘲 笑道：走投无路的尼克松竟说到了未来，⋯⋯快要进坟墓的人用幻想中的天堂来安慰自己，这反映了一种接近死亡的阶级的自我陶醉和绝望挣扎。
在最初的日子里，尼克松确是有些自相矛盾。
在就职五天之后，尼克松给基辛格和罗杰斯一封信，对美国驻欧洲一个国家的大使未能阻止那个国家 承认北京表示不满。
他说，这个大使是个灾星；要求他们马上撤掉他。
在尼克松1 月 27 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不是打算同中国 改善关系。
他在大量叙述了中国的敌对行动之后说：在即将举行的华沙会谈中，中国将有机会来证明它是否已改变了态度。
可是，在他们方面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认为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任何改变。
这同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苏联、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不扩散核条约时所用的更加和解的语气，也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前三天，由于发生了一个外交事件，2 月 6 日，中国提出了抗议。
2 月 18 日，中国取 消了预定 2 月 20日举行的华沙会谈。
为了不被中国占上风，尼克松在他 3 月 4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美重新接近的前景进一步浇了冷水。
他说：展望一下前面的道路，我们可能想同中国取得较好的谅解。
但是，我们是 非常现实的。
鉴于中国中断了计划中的范围非常有限的华沙会谈，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对在当前情况下在这方面取得任何突破抱乐观。
2 月 1 日，尼克松为了一则报道——该报道谈到某个东欧人士对中美可 能进行接触感到关切——给基辛格写了个备忘录，说：在你 1 月 31 日的报告中，我注意到来自（东欧）人士的引人感奋的评论。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原文如此）的可能性。
当然，这种试探应该私下进行，而且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
可是，在同你的朋友接触中，务必特别设法使这一点为该⋯⋯人士所知。
我将继续来传播这一 想法。
备忘录的确没有要求基辛格对中国人做任何事情，它只是嘱咐基辛格可 以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正在试探对中国的靠拢行动。
而且，基辛格不是要向中国的朋友，而是要向东欧人传播这种想法。
这样作的目的是要使苏 联人感到不安，而且几乎肯定——按照尼克松的设想——会激发他们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
基辛格利用尼克松的备忘录进行一次政策审查。
2 月 5 日，基辛格召开 了一次各机构间的联席会议研究对华政策，要求有关部门和机构研究下述问 题：一、美国同中国和台湾关系的现状； 二、中国共产主义对亚洲的威胁和意图的性质； 三、美国和其他有关大国对华政策的相互关系；四、改变美国对华态度的方案及其代价和风险。
尼克松从欧洲回国后，在宣布美国的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时，尼克松概述了与约翰逊政府 1967 年的哨兵反弹道导弹计划的主要理论相同的 反华意图。
两届政府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即看来取得某种保护以防较小的核国家的意外袭击或蓄意进攻是明智的，而不要企图建立一个防御苏联的庞大 民防体系，因为这将会引起武器控制问题和预算问题。
尼克松的声明说：中国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
批准这一计 划，就会使得在 70 年代发生中国的核进攻时，或者来自任何其他方面的意外进攻时，把美国遭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中国人看来问题更严重的是，尼克松进而暗示，在遏制中国方面，苏联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
他说：我可以想象，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意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潜在的中国共 产党的威胁之下。
因此，我认为，哪一国也不会赞同放弃这整个计划，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威胁存在期间。
对此荒谬的理论新华通讯社于 3 月 16 日谴责 这一反弹道导弹决定是美国同苏修勾结，共同保持对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核威胁、核讹诈。
这样，一直到 1969 年 3 月，中美关系看来实质上冻结在同 20 年来一样 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视状态中。
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但还不是一个战略。
当这种想法遇到机会的时候，政策就形成了。
这个机会发生在 苏联和中国军队在珍宝岛的武装冲突。
尼克松打算访问更多的东欧国家，在苏联所控制的范围内打进一个楔 子，并通过罗马尼亚来打开通向中美和解的道路。
还在 1967 年，尼克松就曾访问罗马尼亚，那时他还不是总统。
罗马尼亚领导非常尊重地对待他，而其他东欧国家对他的待遇则恰好相反。
尼克松是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种国家的。
但是他的主要理由是要刺激一 下苏联人，当时，他对基辛格说：等到我们完成这一旅行的时候，他们就将会因为担心我们玩中国牌而发狂了。
6 月 21 日，根据尼克松的指示，基辛格召见了罗马尼亚大使科内尔·博 格丹，向他指出，总统正考虑在 7 月下半月作一次环球旅行。
如果总统在 8 月2 日和 3 日在布加勒斯特停留的话，是否方便？在 48 小时之内，即 6 月23 日，基辛格得到正式答复：罗马尼亚政府欢迎这个访问——尽管这不得不 推迟早已定期的罗马尼亚党代会，这次党代会己邀请苏联领导参加。
没有任何比这更能证明罗马尼亚对于单独向华盛顿开放和对于总统访问的重视了。
6 月 28 日作了这个戏剧性的宣布。
一位美国总统将第一次访问东欧一个 共产党国家。
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温和地说，这不是一个反苏姿态。
总统对于他同罗马尼亚领导人的会见有着非常愉快的 回忆，他们曾对这位作为私人进行访问的公民给予热烈的接待。
美国对于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东欧国家打交道很感兴趣⋯⋯我们感觉，对主权国 家进行访问之前，没有义务同苏联一道进行审查。
很多人假定尼克松政府是无可救药地好战和反苏的，这种假定传播得如 此之广，以至于访问罗马尼亚马上就被谴责为鲁莽行动。
国务院有些人反对访问罗马尼亚（这是通过白宫渠道安排的），认为这是危险的挑衅；他们害 怕这会破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谈判。
各大报也抱同样观点。
罗马尼亚之行被攻击为捣乱，说它可能危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没有必要地招 惹苏联人的大错，它将没有必要地使苏联在东西方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而又没有必要地由美国给一个残暴的共产党专制唱赞歌。
苏联人也以一种表明他们懂得这次访问的意义的姿态作出了反应，勃列 日涅夫和柯西金原定要参加罗马尼亚的党代会，改期后这个计划取消了。
尼克松在 8 月 2 日到达布加勒斯特，受到了数十万挥舞旗帜的罗马尼 亚人的热烈接待，这次欢迎是他这次环球旅行中受到的最盛大、最真诚友好的欢迎。
他参观了一个当地市场和一所民间舞蹈学校，同罗马尼亚总统尼 古拉·齐奥塞斯库一道参加了一个舞会。
《纽约时报》这时才信服了，它在8 月 5 日发表社论高呼，那热烈的欢迎显示了美国在东欧所享有的巨大善意， 对于那些对侵略捷克记忆犹新的东欧人来说，总统关于和平、国家主权和和平共处的论点不是陈词滥调。
尼克松受到如此压倒一切的、盛大的接待，当然一部分是由于政府的鼓励和安排。
但是，即使接待是经过组织的，它还是不寻常地显示了罗马尼亚 对苏联的独立性。
而且要制造一种热情、愉快、富有人情味的公开表露的场面，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很困难的。
数十 万人仁立在布加勒斯特街道两旁，等待看一眼总统的汽车。
他们不仅沿着从飞机场出来的林荫大道，或只在总统下榻的宾馆附近呆着，他们还冒着下个 不停的雨，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尼克松在任何地方出现，哪怕只是看他一眼。
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欢迎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所 作出的热情洋溢的反应，实在是深为感人的。
在与齐奥塞斯库的会谈中，尼克松谈到了中国，表示美国反对苏联企图 遏制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并请齐奥塞斯库向中国转达他打算在总统任期内改善美中关系的愿望。
以前，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时，也对叶海亚·汗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 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已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宣布一次同中国和解的单方面行动。
从罗马尼亚回国后，尼克松让基辛格找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就中苏对抗问题举行一次无拘束的交谈。
谈话在圣克门蒂总统别墅举行。
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前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惠廷表示，他不同意华盛顿对中苏边境冲突作出的那种不大在乎的 反应。
美国情报机关知道，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兵力在 1965 年是 13 个不满员师；到 1969 年春天已经增加到 25 个满员师，而且还在增加。
然 而，政府中占优势的看法认为，苏联在那里集结军队是防御性的。
基辛格同许多政府官员一样，觉得中国进攻俄国比俄国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
即使最 近发生了冲突后，白宫也没有敲起警钟。
与此相反，惠廷却感到震惊，他把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归咎于俄国 人。
他提出了两个基本论点。
第一，他指出，俄国人很可能正在准备对中国的核力量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他们沿中国边境不仅集结了部队， 而且部署了导弹、飞机和坦克。
不是吗，就在一年前，勃列日涅夫为了向俄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他的有限主权论，曾命令苏军开进捷克斯洛 伐克，镇压了他所谓的布拉格自由化的威胁。
如果勃列日涅夫认为毛泽东主义对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是一个威胁，那么，中国那个方兴未艾的 核武库就可以看作是加强了这种威胁。
的确，在那年夏天，驻在一些国家的苏联外交官已经有所暗示，说俄国可能不久就要摧毁中国的核力量而为人类 造福。
像闪电战这种一提起便令人想到纳粹突袭俄国的字眼，竟也经常 使用了。
惠廷的第二个论点是紧接着第一点来的。
不管俄国是否真正发动攻击， 中国处在苏联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乌云笼罩下，总是感到受威胁的。
中国不能指望苏联采取克制或讲道理的态度。
突然之间，中国西面的当年盟国成 了比它东面的敌人更大的威胁了。
在惠廷看来，现在正是历史上的大好机会。
美国是理解中国所处的困境 的，它可以相隔 20 年以后第一次向太平洋彼岸伸出友谊之手；而中国则在文化大革命之余立足未稳，又惴惴于苏联重兵压境，因而很可能欢迎美国的这个姿态。
一时之间，太平洋大国可能来一个大改组的形势忽然变成了中心问 题——对基辛格来说，这个形势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
当时，基辛格对惠廷的分析显然十分重视。
几年后他承认，这个分析对 于他在中国问题上思路的发展很有影响。
别的学者，如多克·巴尼特、埃德温·赖肖尔、杰罗姆·科恩、卢西恩·派伊、亨利·罗索夫斯基、乔治·泰 勒、詹姆斯·汤姆森，以及中国问题学者的元老费正清等人，也都起了作用，但以惠廷的影响最大。
这时，基辛格才开始注意到：俄国人进攻中国人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 人进攻俄国人的可能性。
他后来承认，他过去认为中国人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过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
他开始了解，中苏争端包括两 个方面。
他领会了中国信息的微妙之处：言辞激烈，但行动沉着。
他认识到，通过中间人跟中国打交道是荒谬的。
在许多中国通看来，这个 看法毫无新鲜之处，只不过是过去那些令人沮丧的年代里老生常谈的东西；那时候，这些中国通曾设法使政府的高级决策人对中国采取比较现实的看 法，可是到头来发现政府却只顾安于那种过时的浅薄的观点。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些，却终于成了发现新中国的当代马哥孛罗。
尼克松自从那年春天以来一直向北京发出信号，可是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但意味深长的是，也没有挨到那种老一套的痛斥。
夏去秋来，基辛格先 后从罗马尼亚人和巴基斯坦人那里听说，中国人不久可能会有意于恢复华沙会谈。
于是他决定设法使中国人加快进度，要让北京看出尼克松是希望同中国对话的。
10 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当时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 特·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要在最近拣一个方便的外交场合，找到最高级的中国外交代表，向他建议恢复华沙会谈。
这种做法，即使双方关系再好，也 是十分出格的，何况当时中美两国人员在大庭广众之间见面也不答理，这种做法，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不用说，中国人一定会向 北京报告这件事的。
这个主意真是不可思议到了极点，所以就连斯托塞尔这位堂堂职业 外交官第一次接到基辛格这份指示电的时候竟也相应不理。
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出内容一样的指示电，斯托塞尔还 是置之不理。
这位大使是苏联问题专家，他没有向基辛格询问这件事，也没有要求对这件事加以说明。
如此又过了几星期。
基辛格虽然早已发现政府工 作人员自有其抵制总统指示的巧妙办法，但是直到那时，还不曾有过一个大使敢不理睬白宫打去的两份内容一清二楚的电报。
于是基辛格发出第三个电 报，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到 11 月下旬竟还是毫无动静。
基辛格火了，再拍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最后，到 12 月 3 日，斯托塞尔才被迫执行了这个任务。
在一次南斯拉夫人举行的招待会上，机会来了，他在那里认出了中国大使馆代办雷阳。
好几 次想去接近这位中国使节，却发现雷阳每次都故意转身躲开。
最后，这位中国外交官匆匆地向主人轻声道别后，迈步走向门口。
斯托塞尔这时只得急忙 飞奔下楼去追赶他的对象，这样才能像国务院发言人约翰·金第二天描述的那样，跟这位中国使节攀谈了几句。
那几句说的就是美国敦请中国人进行认真会谈。
12 月 11 日，斯托塞尔和雷阳在中国大使馆正式会晤了。
他们谈了 1 小时 15 分钟。
谈话的结果是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会谈。
中国人第一次对美国一长 串公开的、秘密的信号作出了反应，而且是善意的反应。
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评论说：中国采取这一政策的动机并非有爱于美国，而是有惧于俄国。
中国采取新姿态的直接原因是：在北京举行的中苏边界会谈已在 12 月初陷入绝境，莫斯科又报以破口大骂，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在以战争相威胁。
1970 年 1 月 8 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华沙会谈将在 1 月 20 日恢复。
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奉白宫的明确指示，修正了他的说法。
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始。
以前从来没有哪个美国发言人用这个正式名称来称呼过 1949 年成立的新中国。
麦克洛斯基说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为了保证使信号明白无误地传到太平洋彼岸去。
美中两国外交官按照预定计划于 1 月 20 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会晤。
这是两年多来的第一次。
会谈的气氛是实实在在的。
双方都提出了互派记 者、学生和科学家的新方案。
他们只达成了一个协议——2 月 20 日再度会晤。
基辛格对于这个虽然不大但是积极的成果感到高兴。
某种渠道总算重新建立起来了。
2 月 18 日，又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次是总统本人发出的。
尼克松向国会 提出了一个特别报告，题为《70 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
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充满着中国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有 天赋和有教养的人民之类的友好话，还强调了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好联系。
中国这部分是由基辛格本人起稿的，改了又改，文中保证美国要尽 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
尼克松没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正式名称，用这个正式名称，是那年后来的事。
2 月 20 日，以斯托塞尔为一方和以雷阳为另一方的美中两国外交官，在 两个月之内举行了第二次会晤。
据基辛格说，中国人一到美国大使馆，就做了一件使主人大大出乎意外的事：他们建议把会谈移到北京举行。
他们还暗 示，他们欢迎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代表团。
关于究竟是谁提出这一不寻常的建议的，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国务院的 中国问题专家们说，是美国方面带了使他们自己也感到意外的建议去参加 2 月 20日的会晤的，这就是，提出由美国派一位高级官员访问北京。
可是，基 辛格却说，那时美国并没有提出这种建议。
他承认，国务院可能已经在考虑这样做，但井未得到白宫批准，也没有向中国人提出过——至少那个时候不 曾提出过。
北京会欢迎美国派官方代表团到那里去，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从中国对 苏联的意图越来越有戒心这一点来看，中国向美国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说得通的。
然而，北京的措词却故意含糊不清。
中国方面并没有明确邀请美国派一 位高级人士去访问北京，他们好像是说，美国方面可以随便派什么人去，不论职位高低都行。
中国人平日办事是能够做到十分精确的，这次却甚至不说 明究竟是否要美国秘密派人去，也没有说明这个人的使命是否仅仅是把华沙的会谈换一个新地方继续举行。
不管怎样，美国没有立即接受中国的建议。
基辛格拿不准这项建议是否只是为了破坏华盛顿同台湾的关系，还是中国人确是想要进行更认真的讨论。
他也不能断定，北京是不是举行会谈的理想地 点。
国务院的专家也有他们担心的问题：中国人是否会给予到北京去的美国 谈判人员以外交豁免权？中国人是否会允许美国人建立跟华盛顿通讯的可靠渠道？日本人和台湾人是否会把这样一次北京之行解释为美国人向 中国人磕头？他们当中有些人还不服气地说，到头来，美国人为什么非得像过去的外国朝贡者那样跑到这个中央王国去呢？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吗？ 基辛格用了一两个月时间，集中研究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政府为了跟中国开始新的对话而作的努力，惊动了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
过 去他们对总统的罗马尼亚之行感到不安，现在他们对于同中国人突然热乎起来也感到不安。
这些专家认为，这种做法一时之间在外交上的好处十分有限， 但却可能得罪俄国人，因此而妨害进一步改善苏美关系。
他们还指出，如果演这出戏真是为了要利用中苏争端，那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基辛格倾听了 他们的意见，最后还是没有采纳，从大局出发，跟中国打开关系已是势在必行的了。
华沙中美会谈的第三次会晤原定 5 月 20 日举行，内容主要是为了认真交 换意见（也许在北京进行）提出一些原则。
但是，在两国使节会晤之前 24小时，北京声称由于美国在 4 月 30 日入侵柬埔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局势， 因此把会晤取消了。
于是，尼克松通过第三方的接触，向中国人保证，美军进入柬埔寨， 并不表示以往秘密转达的美国政府要退出越南并同北京改善关系的那个愿望有了什么改变。
人们认为，中国人直到 5 月 19 日，即美国对柬埔寨采取军事 行动已经差不多三星期之后，才取消 5 月 20日的会晤，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采取新态度的第一个信号，是在 10 月 1 日中国国庆节发出的。
这一 夭，在红漆巨柱耸立的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上，站着面带笑容的 76 岁的毛泽东。
紧挨着毛泽东站着的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他在 30 年代中期曾 跋涉长途前往延安窑洞里的共产党中央所在他，回来后写出了他的优秀报道《西行漫记》。
官方摄影记者把镜头对准这两个老朋友，闪光一亮发出了一 个清晰的信息：毛泽东许可了向华盛顿接近的行动。
基辛格不需要翻译也懂 得它的含义。
那天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事情。
毛泽东说，他不满意目前的情况， 很不赞成文化革命期间的讲假话和虐待党员。
他还对俄国人表示深切忧虑。
他强调说，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
北京和莫斯科之 间的论战可能要继续一万年。
当这位中国领袖谈到美国时，他用了斯诺多年没有听到过的同情的语调。
毛泽东说，中国很可能效法美国分散财富和 分散责任的做法，暗示中国这个继续革命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可以从美国这个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的国家有所借鉴。
尼克松和基辛格，已从晨报上看到毛泽东和斯诺的合照。
尼克松和基辛 格两人都认识到，是迈步前进提出大胆倡议的时候了。
10 月初，尼克松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 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 月 25 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尼克松，尼克松利用这个机 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 力。
叶海亚对尼克松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 何等困难。
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
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 的精神准备。
10 月 24 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暗示，美国对于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说：美国反对以驱逐‘中华民国’为代价来 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
换句话说，美国已采纳了两个中国方案。
这是朝着脱离美国官方原来认为只有台湾可以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的那个观 点迈出的一大步。
10 月 26 日，访问美国的齐奥塞斯库在白宫草坪上受到热烈而丰富多采的欢迎——有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两国国歌，有内阁成员， 还有用大轿车送来白宫参加盛举的中学生。
据两国的发言人说，那天下午，两位总统讨论了中国问题。
当晚，尼克松在祝酒辞中，指出了罗马尼亚同美 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良好关系的独一无二地位。
一位美国总统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 却不然。
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涵义。
基辛格幽默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 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台湾问题。
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 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这本来一直是北京的立场，而不是华盛顿的立场。
20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同华盛顿订有防务 条约的独立国家。
尼克松还表示，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
齐奥塞斯库答应把 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美国发出的新信号——其中有些是以外交文书的形式发出的——都在几 星期之内传到了北京的领导人那里。
从 11 月 9 日到 14 日在北京访问的叶海亚，是主要的捎信人。
叶海亚在 11 月 13 日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大大出 乎他的意料。
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访问了中国，他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12 月 9 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尼克松的代表到北京讨论 台湾问题。
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
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
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 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
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 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基辛格是美国信件的起草人，也是第一个看中国复信的人。
他常常感到俄国和中国的外交文书迥然不 同。
他后来回忆道，中国人比俄国人总是文明优雅得多⋯⋯在风格和行文方面也细致得多。
实际上，华盛顿和北京彼此都在演奏抒情乐曲，双方都 有意避免宣传中使用的那种刺耳的声音和越来越高的调门。
据基辛格说，过了一阵子，这种信件写得越来越热乎了。
双方一步 一步地向着改善关系前进，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有一个美国高级人士访问北京，也许甚至是总统去。
12 月 18 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 毛泽东。
在报道中，斯诺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样一段话：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
是否应当让代表垄 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据毛泽东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
毛泽东将高兴同他谈，尼克松作为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
斯诺接着说：毛泽东对我说，是的，他宁愿要尼克松而不要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 者来，那种人表面上说的是一回事，但上台后干的却是另一回事。
他接着说，尼克松也许骗人，但也许比另外一些人稍稍好一点。
尼克松 依靠硬的一手，但他也用软的一手。
是的，尼克松可以坐上一架飞机到这儿来。
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
如果他愿意来。
主席将愿意跟他谈谈，就是 那样。
不管他们会不会吵架，不管尼克松是作为旅行者来还是作为总统来，都行。
他相信他们不会吵架⋯⋯在谈论到尼克松可能访问中国时，主席随口 说，美国的总统选举将在 1972 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个使者来，他自己在 1972 年初之前不大可能来北京。
1971 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
齐奥塞斯库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 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尼克松捎一个口信，内容如下：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
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 美国对台湾的占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 15 年了。
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 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
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尼克松 1969 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1970 年访问过贝 尔格莱德，尼克松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个口信使尼克松受到鼓舞。
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 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尼克松尽力使 1971 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 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
尼克松在 2 月 17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
在北京，《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尼克松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 中国的大门之外，当然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据报道，当时中国令驻在同老挝和北越毗邻的云南省里的30 个师处于戒备状态。
尽管美国保证它在老挝的目标有限并且不威胁到中 国，但中国显然还是不放心。
偶尔充当中间人的挪威驻北京大使奥菜·奥尔高，对于中国的戒备状态 感到大惑不解。
他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说，中国想必不会认为在老挝的军事行动是一种直接威胁吧。
乔冠华回顾了朝鲜战争的一段往事，那 时社鲁门总统口口声声说美国的目标是有限的，但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却放手让美军向鸭绿江推进。
乔冠华对奥尔高说：我们相当相信尼克 松在老挝的意图是有限的，但很难说某一个将军就一定不会盘算向中国挑衅，或者用猛烈的升级行动来掩盖失败。
2 月 25 日，尼克松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二个对外政策报告中，用书面再次 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正式称呼。
2 月 26 日，基辛格在一次电视播送的答记者问中说道：尽管战火暂时又燃烧起来了，但那是同脱身的进程 分不开的⋯⋯基辛格接着重申了尼克松的保证：美国正在退出印度支那。
中国人在历史上看到过许多蛮夷来而复去。
美国人也不例外。
月哈 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教授的话来说，按照中国的标准，美国是在一夜之间暴发为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
它存在的时间也就是从 1945 年开始战战兢兢地运用强权起，到越南战争中取得了‘大国也无能为力’的教训 为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老挝采取军事行动遭到的失败却保证了打开 中国的局面。
到 1971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终于确信，美国在亚洲事务中代表一股退潮， 而俄国人则代表一种日益增长的威胁。
3 月 14日，周恩来就印度支那和中美 关系等问题同一位驻北京的欧洲外交官谈了一夜，内容非常广泛，其中说到，中国已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要跟美国领导人开始进行高级别的对话。
另一 位中国官员说：这次打开局面大有前途，将是一件大事。
两国首都之间的间接通讯几乎马上恢复了。
由突然被内战所割裂的巴基 斯坦转交的信件，在语调上发生了变化。
以前，信件是故意写得含糊不清的，几乎是富有哲学意味的。
如今，来信写得明确具体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 正因又一次发生反战的抨击浪潮而垂头丧气，看到这种变化是感到高兴的。
来往信件越来越表明，突破的形势已迫在眉睫。
到 3 月底，基辛格的估计是百分之七十。
这就是说，美国一位高级人士不久就到中国去这件事，已 有百分之七十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