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 4 月，正是华盛顿河滨公园樱花乍放的季节。
这一天是 4 月 6 日，北京也是春意盎然。
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办公桌上放着一份请示报告。
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 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 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是 4 月 3 日打的。
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已经在看过后用笔圈阅，把报告批了下去。
秘书已经对 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当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 进行。
4 月 6 日下午 4 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 后会有机会。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
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指示还 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 华。
毛泽东的眼光落在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上，登载的各国通讯社从 日本发出的电讯稿，纷纷报道我们的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嬉皮士科恩 交朋友的消息。
19岁的格伦·科恩，洛杉矶圣莫尼卡的一个大学生。
他说， 中国人让他从一个练习馆搭车到锦标赛体育馆去，大轿车上有 20 多名中国运动员。
世界冠军庄则栋对他很友好，他接受了庄送的一件礼物，一件漂亮的 中国山水织锦。
他甚至同庄照了相。
他也拍了一些中国选手练球的、打球的纪录片。
这个科恩还讲，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去。
他还回赠了一件 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给庄则栋，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
庄则栋接受了。
他说，中国运动员非常友好⋯⋯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 注，纷纷花了篇幅详加报道。
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毛泽东看着大参考，思考着。
他想起尼克松总统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一系列表示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主动行动。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
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 3 月 15 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
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 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
联系到 2 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的报告是正确的。
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 一个良好的气氛。
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第二天上午 10 点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宋中向美国乒乓球队的副 领队拉福德转达了正式邀请。
这时正是华盛顿的午夜。
这个消息使尼克松又惊又喜。
他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因此，尼克松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 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中国的邀请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实际上是向美国 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
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
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请示华盛顿，美国球队的护照去中国行 吗？马上就得到答复：行！当天晚上，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
他让基辛格就对华 新政策作了一个概述，但除国务卿罗杰斯之外，他没有把关于中国的秘密邀请和美国准备怎样答复的事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成员。
尼克松根据只 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的原则，决定其他人没有必要知道。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欢迎总统对中国采取主动的做法，阿格纽副总统却加以批 评。
他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的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
阿格纽的意见被否定了。
4 月 10 日，九位乒乓球运动员、四位乒协人员、两名家属和最后一刻才 得到签证的三名记者走过了香港通向中国的罗湖桥。
他们是自 1949 年共产党胜利以来进入这个历史古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美国代表团。
这批美国人受到了中国方面经过精心安排但令人十分满意的款待。
由于 他们是应中国的邀请前来为一项外交行动执行打前战的特殊使命的，所以受 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4 月 14 日，这天下午两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 见乒乓球代表团。
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座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 恩来注意。
罗德里克曾在 40 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 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
56 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 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总理的手直摇。
周总理盯着他：我认得你在 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 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
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 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得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
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拢周总理。
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罗。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
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 物。
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是可以容许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
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 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
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 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
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 确，那就应该改变。
你说是么？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
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
4 月16 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 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跟中国人的所 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
对这些美国青年的受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 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 国土。
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
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
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在同一天，尼克松宣布结束美中之间已存在 20 年的贸易禁令，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放宽对华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几天以后，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演说时，有人问到最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事件意义何在。
尼克松答道：我们正 在看到一个预定的政策进程开始产生效果。
如果编辑们寻求最新的头条新闻，我势必要使他们失望，而新关系的性质本身使这种新闻不可能出现。
最后尼克松讲了一番话，当时的许多听众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人的题外之言，实际上则是直接的暗示。
尼克松说，那天复活节星期天，我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娅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据我了解他们俩今年 6 月就要结婚——还有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谈话讲到旅行的事，当然还谈到蜜月旅行等等。
他们问我，你想到哪 里去？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旅行？于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 洲。
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我希望他们能去。
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
我在职的时候 能否做到，我没有把握。
我不想预测外交上的这两个问题。
谈承认问题，时机还没有成熟。
谈改变我们对联合国的政策，时机也还没有成熟。
这时候，突然有人出来就对华外交工作信口开河，大放厥词，此人就是 副总统特德·阿格纽。
他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去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半夜以后他在旅馆房间里和一批记者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他对记者说，新闻 界对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
他指出，有些记者对于北京居民的满足而丰富的生活发回了几乎是 歌颂的描写。
尼克松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叫霍尔德曼传话给阿格纽，叫他不要 再谈这个题目。
紧接着乒乓外交之后，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整个事情的曲折发展过程在 许多方面都是令人坐立不安的。
只有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才理解周恩来的举动的全部含义，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来往信息。
他们知 道，某种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事件将通过什么渠道表露出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却是感到捉摸不定。
每当重大事件即将 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的，他既有事情变糟的预感，又满怀希望，既抱有为国家着想的崇高目标，又夹杂着一些政治上和个人的考虑。
他担心中国会在最后时刻后退；同时，他对已决定了的事情——即在总统出访之前，先派一个下级使节访问北京——另有考虑。
他想省掉先派使节这个 阶段，以免使节的出使使他自己的中国之行为之失色。
尼克松对展现在面前的前景欣喜若狂。
但是，也因为老是担心他的事业得不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结 局而忐忑不安。
他找基辛格来商量。
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 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
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
要 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 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 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可是，他的焦虑着急的 心情有增无减。
4 月 27 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的时候，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 国大使黄镇。
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时间很长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
发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
4 月 27 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的口信。
口信说： 周恩来总理感谢叶海亚总统于 1971 年 1 月 5 日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信息。
周恩来总理十分感谢叶海亚总统；如果叶海亚总统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 转达给尼克松总统，他当不胜感谢：由于当时的形势，未能及早回答美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 信。
目前，我们正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联系的情况。
但是， 如果要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
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 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
因此，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 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会谈讨论。
当然，如果美国总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进行。
至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的形式、程序 和其他细节，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可能通过叶海亚·汗总统的斡旋作出适当安排。
1971 年 4 月 21 日。
周恩来的语气热情，使尼 克松用不着担心受屈辱；以前发来的信息的那种高傲的语气已经弃而不用了。
建议举行的会谈的题目仍然是台湾问题，但是重要在于撤走美国的军队 而不是放弃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中国谋求举行高级会谈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恢复和美国的关系。
他们特别向尼克松发出了邀请，不是随随便便口头提出事 后可以否认的，而是在正式的信件中提出的。
在尼克松看来，周恩来也不想冒险让下级人员在形式问题上争论不休。
他决定把技术上的安排保留在 巴基斯坦渠道内，这就保证了有取舍之权，可以进行高级审议并且可以迅速 作出决定。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台湾 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
而且，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
尼克松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 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
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尼克松花了以后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他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尼克松担心中国不满，反对他们派出一个和 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
尼克松与基辛格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同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尼克松问道。
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 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
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
尼克松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 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
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
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尼克松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基辛格反对说，他象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 不让人觉察。
尼克松说。
4 月 29 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 暗示。
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尼克松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尼克松只好自己问了自 己。
在回答一个关于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有人会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 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分——我不知道是什么身分——访问中国。
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
我希望能帮助制订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 发生新的关系。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 12 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 的《生活》杂志。
现在，毛泽东欢迎尼克松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 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
尼克松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5 月 10 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 致周恩来的口信。
口信说，由于尼克松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
并提议由基辛格在此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 意见。
木已成舟。
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
尼克松觉得，倘 若行动得过早，由于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全功尽 弃。
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于严重的国际窘境。
在焦急的等待中又过了两个星期，到 5 月 31 日，尼克松通过希拉利大使 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尼克松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
尼克松同客人在蓝厅喝咖啡以后，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
不到 5 分钟后， 基辛格跑着从西侧楼进来了，他交给尼克松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外交邮袋带来的。
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 都在发抖。
尼克松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
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 1971 年 4 月 28 日、5 月 17 日和 5 月22 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 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
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 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 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最好由基辛格博士在 6 月 15 日到 20 日之间选定一个到达中国的 日期；他可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
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听完了信，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又谈了将近 1 个小时，谈了对华主动行动——它对美国可能意味着 什么，以及必须如何灵活处理，以免失去主动。
快到半夜他们才注意到时间，基辛格起身告辞。
尼克松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 晚了。
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
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说完，尼克松起身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
在一顶橱里 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的矮脚杯。
在举杯时尼克松说，亨利，我们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 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
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 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两天以后，在 6 月 4 日下午，基辛格把给北京的回信交给希拉利。
在这 个信件里尼克松总统表示感谢他们对基辛格去访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
由于时间短，以及基辛格博士需要为他的旅行找个合适的借口，他现在发现在7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以前不可能离开华盛顿。
因此，尼克松总统建议基辛格 博士于 7 月 9 日到达中国，于 9 月 11日离开，他将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飞 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北京。
（后来是按照这个日程到达的。
）在信里，尼克松对中国人愿意保守秘密表示感谢，并再一次提出授权基辛格就不久以后发 表新闻公报事宜作出决定，如果有此共同希望的话。
之所以选定 7 月 9日这个周末是因为罗杰斯计划 7 月份再过些时候到伦敦去；基辛格不能在国 务卿正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宣布总统将访问北京。
6 月 11 日，周恩来写了一个简短的回信，同意接受 7 月 9 日这个日期。
尼克松后来才知道，这对他来说是相当不便和尴尬的，因为北朝鲜总理金日成原定在这几天访问北京。
叶海亚·汗当时正为处理东巴基斯坦的问题日夜 操劳，本来很不开心，但执行这个使命的精神却使他兴高采烈。
6 月 19 日，希拉利带来了叶海亚的一份书面照会：北京的上次那个信件似乎已最后把 事情确定了。
请我们的朋友放心，我们一定作好绝对可靠的安排，他在这方面不必有任何顾虑。
大局已定，剩下的问题是落实到行动上了。
第一个问题是使国务卿相信， 基辛格确实需要到亚洲各地去进行一次漫长的了解情况的访问。
这是基辛格作为安全事务顾问自己安排的第一次到国外去访问。
至于怎样把基辛格 的最后目的地通知罗杰斯，尼克松想了个很好的主意，他把罗杰斯请到圣克利门蒂去，在基辛格出访亚洲的大部分时间都把他留在那里。
这样，他就能 够在最理想或至少控制得最好的环境下把消息透露给他。
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就在基辛格预定要到北京去这个时间，美国政府 的全部高级官员似乎都迫不及待地要去漫游台湾。
首先，尼克松不得不劝阻副总统阿格纽，请他不要去作等待已久的对蒋介石的访问；而请他周游世界， 把重点放在中东和非洲。
还有梅尔·莱尔德也打算基辛格正好在北京那几天去视察在台湾的防务设施；他已经作好了计划要到日本和朝鲜去同盟国的国 防部长会谈。
莱尔德是个组织纪律很强的军人，他没有询问基辛格要求他改变日程的原因，便主动重新安排了他的日程。
而由于要安排这种种公费旅行的事，没有为基辛格出访留下一架总统座 机。
总统到圣克利门蒂去要用两架飞机；阿格纽又要了一架；还有一架政府要员的座机又给莱尔德要了去。
基辛格终于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架战术空军 司令部的指挥飞机，飞机上装满了电子设备，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那架飞机引擎太旧了，它要求很长的跑道。
在起飞的时候，它给人这么一种感觉： 好像它宁可取道陆路到达目的地似的。
正当各种技术性的和官场里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时，发生了一件事， 这在基辛格启程去执行任务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转移了的注意力：那就是公布了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
当他们奋斗了好几个月建立起一条通往北京的 秘密渠道，又克服了许多障碍和疑心之后，突然公布了七千多页的秘密文件，使政府受到很大震动。
当然，这些文件丝毫无损于尼克松的总统地位。
尼克 松当时感到十分担忧的是，北京可能得到出结论说，我们的政府太不稳定，太容易受干扰，太不可靠，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大量地泄露政府机密，必 然会引起其他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的政府对我们的可靠性的怀疑，甚至对我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怀疑。
经过情绪激动的几个星期以后，秘密出访的日期快到了。
基辛格选择了 他的伙伴：约翰·霍尔德里奇，他是职业外交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分工管东亚问题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斯迈泽，也是职业外交官，在 基辛格的工作人员中分工管越南问题的专家；温斯顿·洛德，以前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现任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主管最敏感的问题，他是基辛格 信得过的亲信和密友。
基辛格认为谈判的秘诀是做好过细的准备工作。
谈判代表不仅应当知道 所谈的问题的技术方面，而且应当知道其中的细微末节。
首先，他必须对他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他必须研究他的谈判对手的心 理和目的，并决定是否和如何把对方的目的和他自己的目的调和一致起来。
他必须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因为迟疑不定的印象会招致对方的含糊其词或寸 步不让；在谈判桌旁如果还需要经常去查阅文件就有损谈判的权威。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基辛格和他的伙伴们 6 月 19 日到 20 日跑到比斯坎岛去度周末， 以便熟悉介绍情况的文件，这些文件已经重写过许多次——在出发之前还要重写几次。
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研究了将在中国举行的秘密谈判中肯定会遇到的问 题，如：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问题，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美军撤出印度支那问题，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步调问题，等等。
两人共同起草了基 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还准备了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种不同的公报草案。
厚厚的一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参考材料 也搞出来了。
6 月 10 日，白宫公布了按照总统 4 月 14 日的决定从对华贸易出口管制 项目单上撤销管制的项目单子。
齐格勒所发布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正在使种类繁多的非战略货物从此以后可以向中国出口；20 年来，也是第一次许可 中国商品向美国进口。
这项公报指出，在对华关系上，我们以后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
本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以来对中国所施加的单 方面的限制现在已经大部分解除了。
发信号的时期正在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谈判了。
7 月 1 日那天黎明时分，基辛格的同伴们终于乘一架拥挤不堪、坐上去很不舒服的飞机动身去作一生中最重要不过的一次旅行。
基辛格先后访问了西贡、曼谷、新德里，每天六个活动，日复一日，始终守口如瓶，记者们的兴趣大大下降。
当他于 7 月 8 日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 斯兰堡时，跟前只剩下三个记者，没有谁再注意他了。
而现代外交史上最著名的遁身剧就要开演了。
首先公布一张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 48 小时，从 7 月 8 日到10 日，到达之后基辛格就声称肚痛，请大使馆诊所给他治病。
他要装得越痛 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会在晚宴席上邀他到位于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
以此为借口，他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有两天的时间， 可以暗中往北京一行。
但这样做还是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
如果基辛格病了，怎能阻止大使馆的医生赶来照料基辛格呢？又怎能限制经过多年外交工 作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听候基辛格的指示呢？美国驻巴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叶海亚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基辛格的计划。
基辛 格的肚疼成了大家的话题。
他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基辛格复原，他一定要基辛格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 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
当基辛格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其实这 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他说得恳切异常，以致基辛格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之后，立即派了他一个同事前往该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
到半 夜 12 点钟左右，这位特工人员打电话来，显得很狼狈，他已勘察过该处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
基辛格无法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 特工人员扣留在那蒂亚加利，直到他从北京回来。
在基辛格离开之前，从圣克利门蒂收到的最后的电报之一告诉基辛格， 尼克松终于在 7 月 8 日把基辛格的中国之行告诉了国务卿，说这次访问是基辛格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接到邀请临时决定的。
在基辛格起飞去北京之前几小 时，才通过秘密渠道告诉他，要 他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 7 月 15 日华盛顿时间下午 10 点 30 分是他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
7 月 9 日凌晨 4 点钟，基辛格和随员们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由外交 秘书苏勒坦·汗陪同驶往查克拉拉机场。
基辛格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过路的行人把他认出来，其实在伊斯兰堡那样早的时候，这种可能 性是极小的，而且在这里基辛格的名字也决非家喻户晓。
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波音 707 飞机停在机场的军用区等候。
这架飞机 7 月 6 日、7 日两天曾飞往北京，作为试验飞行，回程带来了几名中国领航员，他们要在7 月 9 日的飞行中共同操作；他们一直耽在机舱中，不让人见到，直到基辛 格一行到来。
飞机由叶海亚总统的私人驾驶员驾驶，这位驾驶员早已得到指示，要他注意有窃听无线电联系的危险，因而要特别小心。
基辛格自己那架 飞机则停在查克拉拉机场的民航区，刚好遮住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但如果有什么记者或外国大使馆人员偶尔路过这里，一眼就可看到 它。
基辛格登上飞机，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他是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 周恩来派他来护送基辛格到北京，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和他一起的有翻译唐闻生。
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 国英语。
章文晋一行的第三位成员是王海蓉，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
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像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
第四个人是礼宾司的唐龙彬。
基辛格以前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派来的特工人员也不曾见过；基辛格去什么地方不曾告诉过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一切时几乎惊呆了。
他们的指责不仅指的是基辛格乘坐了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违反他们平日训练的所有原则的——而且指责是一伙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带到一个没有先 遣人员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完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危险。
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严格执行任务，基辛格无论到哪里，都紧贴着基辛格身边， 如临大敌。
他们甚至在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也要在场。
他们看管两个装满了机密材料的沉重的文件包，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包括吃饭的时候和游 览的时候都不释手。
7 月 9 日上午 8 时，基辛格离北京已经不远，开始执行掩护计划。
一队 没有基辛格本人在内的伪装车队，花了三个小时，行驶 50 英里开到纳蒂亚加利。
这个车队的乘客有法国大使、基辛格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两个特工 人员，还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 M·M·艾哈迈德。
哈尔·桑德斯（他了解这个计划）留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们讨论双边问题，并处理紧急事件。
第 二天上午 9 时（那时基辛格在北京差不多已有 24 小时了），基辛格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伊斯兰堡，说基辛格要多休息一天，取 消一切约会。
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基辛格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
他还命令大使馆发电报到其余各站——德 黑兰（短时间停留加油）、巴黎、圣克利门蒂，还有华盛顿——告诉他们基辛格修改的日程表。
一个成年人很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 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件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
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
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简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多大差别。
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 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 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
当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基辛格的心情正是如此。
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 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
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 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飞机上，中美两国的官员围着一张桌子闲谈，好像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 绝过联系一样。
还只是在昨天，中美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
7 月 9 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 12 时 15 分，飞机在北京郊外的军用机 场降落。
叶剑英元帅、黄华、韩叙、此外还有一位译员冀朝铸，前往迎接。
叶剑英元帅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基辛格一行接进城去，车窗用帷布遮 起来。
基辛格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
最后到了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城的西部。
周恩来于 4 时 半来到。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
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呢服装，显得简 单朴素，却甚为优美。
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 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 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 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
基辛格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
周恩来立即微笑，和基辛格握手。
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在基辛格与周恩来相遇之初的半小时内，周恩来就已定了这次会谈的基 调。
基辛格在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想露一露口才，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 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
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猛然一愣，暗中承认周恩来讲的确是真话。
他们关 心的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
他们必须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
这是基辛格与周恩来的基本想法。
就这样，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的会谈，较之基辛格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 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会谈是唯一例外。
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他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 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
在基辛格第一次访问中，他和周恩来会谈用了 17 个小时。
基 辛格对周总理的印象显然十分深刻，他在回忆录中说：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时间 6 至 10 小时，除吃饭时间之外没有中 断过。
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这样建立起来的关 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伟大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
诚然，中美两国的接 近是由于客观的必要所使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而是由于双方有共同利益才使我到北京来的；不是由于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而是由于共同认识 到一种危险才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却是领导人在起作用，是双方的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可供选择 的余地。
中国和美国在 70 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
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 了不小的作用。
7 月 9 日下午，周恩来和基辛格就在所住的宾馆开始了第一次会谈。
他 们面对面地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旁坐下，坐在那种在旧式避暑山庄中见到的不太调和的大藤椅里。
在周恩来两旁是叶剑英元帅、黄华和章文晋，基 辛格的班子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他们全都在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的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
他们不想把基辛格丢给这些不明底细的外国人 不管，任其摆布。
在基辛格面前是那本厚厚的情况汇编，但自从开场白被周恩来打断之后，基辛格就不再翻它了。
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 行字，那是他要讨论的发言大纲。
双方一致同意，这第一次会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根本 目的。
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末促使他们会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将决定他们未来关系的方向，如果双方都不要求对方去做那些违背其价值观念或利 益的事情的话。
这样，会谈就开始了，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几乎掩盖了这场会谈的严重性质。
在基辛格 看来，如果会谈失败，一方将继续陷于孤立，而另一方将加剧其国际上的困难。
如果这次使命流产，那会增加中国的危险。
毫无疑问，苏联将受到鼓励。
美国现任政府在国内将声誉扫地；从印度支那的撤退将很容易变成一场溃败。
尽管双方都知道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尽管会晤的时间限制铁定为 48 小时——如果没有引起怀疑，基辛格要按时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但他们第一 次会谈都不接触基辛格此行成败之所系的这个关键问题：他们能否就尼克松的访问取得一致意见。
双方的表现都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 决的附带问题。
他们双方都把对方逼到墙角，企图表明他们都另有选择。
他们彬彬有礼，讲些颇有含义的题外话，间或开开玩笑，企图表明他们还可能 向后转。
然而他们始终都心里明白，事实上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
在会谈开始时，他们两人都曾简略提到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事，此后直到 第二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始终没再提到，那时大约再过 18 小时基辛格就要离开北京了。
然而，在他们第一次会谈中（包括晚宴在内，历时约 7 个小时）， 周恩来却花了一些时间表明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 7 月 6 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
7 月 6 日，尼克松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讲话。
尼克松对那个集会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 视或拒绝考虑。
虽然有最近这些匆匆的活动，尼克松并不认为中美关系有迅速发展的很大希望。
他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为旅行开了 门，为贸易开了门。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方面会不会另外开一些门⋯⋯大陆中国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而这种情况是 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
在对方作出响应的情况下，还必须很明确地、很审慎地采 取其他的步骤。
这件事以及演说的内容基辛格都一无所知；这证明，哪怕作了最周密的 准备工作，碰上意外事件也会猝不及防。
第二天早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英文演讲稿连同基辛格的早餐一起送来，不过 请基辛格看完之后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份。
7 月 10 日中午，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继续会谈，选择 这个厅、基辛格没能明白其中的深刻含义。
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前一天晚上的气氛很不相同。
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 就声色俱厉地谈了一套中国的观点。
周恩来不加掩饰地提出了他们经常提到的很多观点，这些观点是：天下大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支持 北越人的正义斗争；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还有军国主义的日本）；印度是侵略性的；苏联人贪得无厌，正在威胁全世界； 中国不是大国，也决不想作美国和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处于困境，因为手伸得太长。
周恩来把这些强硬的观点谈了一遍以后，最后提出了 一个难题：既然中美的分歧如此巨大，尼克松访问是否还有什么意义？基辛格则表示是北京首先提出总统访问的，他们不能接受任何条件。
他 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由中国领导人决定是否发出邀请。
然后他故意粗暴地逐点反驳周恩来的观点。
在基辛格说完了第一点后，周恩来说道：我们如不 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气氛变了，周恩来又恢复了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 度。
下午大约又会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于 1972 年夏天 来访问，倒似乎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剩下来的只不过需要讨论一下日程而已。
基辛格指出，如果在夏天举行最高级会谈，和他们的选举太接近，可能引起 误会。
周恩来改为 1972 年春天，基辛格同意了。
他们在下午 6 时暂停会谈，因为周恩来必须在一个宴会中做主人，招待北朝鲜的领袖金日成。
周恩来喜 欢从午后到凌晨工作。
他建议晚饭后 10 点钟再会晤，起草基辛格这次访问的联合公告。
较晚的时候，黄华带来了一个公报的草稿，这个草稿立即引起争 论。
草稿认为是尼克松要求中国邀请他来访问的。
草稿说，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以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奏，基辛格对这两点都拒绝了。
黄华作了一个明智、实际而又显示他个人风格的姿态，建议双方暂不讨论公报草稿，而互相坦率说明自己的目标。
很明显，双方都不愿显得是屈居 下风而不得不恳求对方；双方都盼望得到积极的结果；如果暗示会谈议程只对单方面有利，那对谁都是不利的。
他们花了两小时摆自己的情况。
基辛格 说明了他们所关心的原则和国内的要求；他们不愿表现得像是在恳求这次邀请；台湾不能作为唯一的议程。
黄华指出，这个公告对中国群众会引起极大 的震动。
像这样坦率的谈判是很少有的，与潜在的敌人这样谈判几乎是没有 过的。
约在凌晨1 点 40 分，黄华提议休息 30 分钟，好让他去考虑适合双方 的文字，于是离开了会议室。
基辛格他们又在那院子里走了一会儿，回来等 候黄华到来；凌晨3 时基辛格得知，他们已经离开，要到上午 9 时才能回来。
在星期天，7 月 11 日，9 时 40 分又重新会谈，在不可更改的必须启程的最后时刻之间，谈了三个半小时。
那天上午 9 时 40 分黄华提出的草案和基辛 格的要求异常接近，只须改一个字就可全部接受。
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周恩来立即出现，他原来就在附近房间等候。
周恩来与基辛格讨论了建立今后联 系地点的问题，结果选定了巴黎——由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黄镇接头。
双方初步交换了尼克松来华的想法。
这些事情都完了以后，周恩来 花了点时间告诉基辛格在他断绝联系的这两天内北京新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是他特有的姿态。
7 月 13 日星期二晨 9 时基辛格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空 军基地。
这次环球旅行共历时 12 天。
艾尔·黑格前来迎接基辛格。
然后乘直升飞机飞回圣克利门蒂。
理查德·尼克松早已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等候。
他已 知道基辛格此行获得成功，基辛格在飞往德黑兰的途中就用约好的代号告诉了他。
代号是尤雷卡（意即想出来了）。
他收到这个信号后异常激动， 一反原先的约定，要求立即用电报报告。
基辛格从飞机上向他发了电报。
他回电再三向基辛格表示感谢，并试图跟基辛格开玩笑，告诉他回来之后他可 以休假一天。
尼克松还对他们的保密工作大加赞扬。
回想那些电报联系，基辛格得说那纯粹是由于好运气；再有，那就是掌管通讯联系的中央情报局的 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7 月 15 日，太平洋时间下午两点 45 分（东部时间是 5 点 45 分），西部 白宫发出了一个闪烁其词的通知，说 5个小时之后总统要对全国的电视广播 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
大约过了 20 分钟，美联社就发了号外：尼克松 总统将于今晚 10 时 30分对全国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题目保 密，西部白宫拒绝事先透露。
太平洋时间下午 5 点 45 分，基辛格和总统坐直升飞机飞往洛杉矶。
尼克 松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出现在全国的照相机和麦克风的前面，他发表了 7 分钟的一篇简短演说：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 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 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
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 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 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 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 老朋友的利益。
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
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 人。
我这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 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
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尼克松一念完他这篇惊人的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了东场的评论员 们，让观众听取他们的反应。
这些人全都怔住了，萤光屏上出现一位编辑，他目瞪口呆、直愣愣地面对着全国电视观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全美国都 发愣了，全世界也是如此。
此后几天是群情激动、也是颇为可笑的几天。
世界各地纷纷打来贺电。
新闻界几乎是一片赞扬声。
也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评论，这类评论不仅来自保守派人士，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也来自极少数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他们担 心尼克松是在毫无必要地跟苏联对抗。
但是这一抓住全世界心灵的大事件把那些声音淹没了。
献计献策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要总统在一次出访中既访问 北京也访问莫斯科；每一类人都有自己最得意的方案要总统去执行，如结束越南战争，扩大贸易，等等。
这个问题说明了一种好现象：志愿支持尼克松 的政策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踊跃，令人简直应接不暇。
以前，内阁要员们很喜欢到台湾去旅游，但顷刻之间，他们说有重要公 务，迫不及待地要去访问北京了。
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的建议像洪水般地提了出来，要到北京去，要求基辛格利用新的联系同周恩来商定时间。
甚至还有 一位夜总会的歌垦，也请他的代理人想办法提出申请，要到中国各地的夜总会去巡回演出。
当有人告诉那位代理人中国没有夜总会时，此人嘟哝了一番， 不相信这是真的，竟然写信来把这说成是难以置信的借口，为白宫的盛气凌 人打掩护。
对尼克松来说，宣布访华是一大快事，他一下子就成了世界新闻中心人 物，夺得了政治上外交上的主动权。
而基辛格原来只是小有名气，如今一跃而成为全世界的大明星了。
因此， 他对于承担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是非常得意而又十分高兴的。